新新媒介：阴暗面披露

第九章　新新媒介的阴暗面

几十年来，我都在对历届学生作一个讲座，也在多种研讨会上作这一讲演：《枪械、刀子和枕头》（Guns,Knoives and Pillows），意在回答一个问题：是否有些技术固有的属性就是好的或坏的，在应用和对人的影响上就是非好即坏的。

我先讲枪械——它们杀人、伤人，是犯罪工具。事实上，枪械使有些重罪成为可能。可见枪械不好，对吧？枪械是武器；没有武器，我们的生活会更好。但如果有人把枪作为武器去制止犯罪呢？或者根本不把枪用作侵犯人的武器，而是用它来获取食物呢？或者将其作为运动的技术呢？再说它用作武器吧，我们用它来保卫祖国，抵御侵略该如何看呢？以上例子说明，虽然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枪械，世界总体上会更好，但我们不能只将其视为邪恶的设备。

那么，枪械的另一面如何呢？我们能够认为，一种技术始终好，只有好的一面吗？是否有任何丝毫坏效应的设施呢？枕头如何？它柔软、舒适、催眠。就此而言，枕头好。但枕头也可以用来使人窒息至死。这就是说，枕头可以用来干不好的事情。正如枪械不能只被认为是“坏”技术一样，枕头也不能被认为是纯粹“好”的技术。实际上，枪械和枕头有许多共同之处，那就是，它们都可能被用于或好或坏的目的。

也许，我们正在审视的两个例子是说服力比较差的例子吧？更加强有力的技术又怎么样呢？核武器、原子能一开始就名声不好——原子弹和核武器。然而，即使这一点也有道义上模棱两可的成分。史学家还在继续争论，杜鲁门总统是否有权向日本两次扔原子弹。另一方面，在接下来的冷战时期，核武器使世界很快就走向核毁灭的边缘。一方面，原子弹杀戮了很多无辜的日本平民。另一方面，日本政府顽固地坚持战争，那就意味着，如果不投原子弹，有些美国士兵就会战死。而且，首先是日本不宣而战突袭美国发动了战争，而不是美国发动战争。何况，除了上述伦理争论外，核能已经被用作能源发电，放射治疗已用于医疗卫生，这是不容争辩的嘉惠予人的用途。可见，与枪械和枕头一样，核能对人类也同时产生利弊两种结果。

我们能想到“好”技术的更有说服力的例子吗？医学如何呢？医学能治病救人，减少疾病对人的伤害。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一技术能够而且的确被变成武器，变成和核武器一样危险的细菌武器。第一次世界大战用了细菌武器，萨达姆·侯赛因也用细菌武器来对付伊朗人民和伊拉克人民。因为害怕细菌武器会被用来对付德国军队，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也忍住不使用这种武器。在这个意义上，医疗技术还是可以与枪械、枕头和核能纳入同一范畴：它们都可以用于好的宗旨，也可以用于坏的目的。

事实上，就技术或好或坏的可能性来看，一切技术最好是被当作刀子来描绘。刀子可用来切割食物，这是好，也可以用来捅无辜的人，这是坏。刀子和任何技术是被用于好的宗旨还是被用于坏的目的，其决定因素不是技术，而是人，是使用技术的个人或群体。

迄今为止，我们多半是审视新新媒介的好处；在这一章里，我们将考察这些“刀子”的另一面，看看它们如何在错误的人手里被用于坏的目的。遗憾但也不足为奇的是，证据显示，新新媒介可能被用于坏的目的。有恶意的人理解新新媒介的好处后，反而将其用来伤害我们，我们将考察这是如何发生的。

9.1　前新新媒介的滥用：欺凌、攻击与煽动

互联网生活的误用和滥用早在新新媒介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在比较旧的新媒介里，这种现象早已存在，而新新媒介就是从比较旧的新媒介里脱颖而出的。

与任何传播技术一样，电子邮件也可以用于骚扰和欺凌。洛丽·德鲁化名用Myspace发出欺骗人的短信，说“这个世界没有你会更好”。但这一短信用电子邮件也很容易。实际上，电子邮件就用来发送五花八门的垃圾信息和欺诈信息，无奇不有：如何轻易增强你的性资产；天涯海角一位绝望的寡妇委托你保管百万资产，其实是为了套取你的银行账号信息；接二连三敦促你立即链接到你的PayPal账号，旨在你不知不觉间暴露密码，结果却是他把你的账号储蓄洗劫一空。

当然，欺诈游戏在互联网之前就已经存在。也许，有些克罗马农人就能用自己的魅力骗一些幼稚的猿人献出自已最珍贵的贝壳和皮毛吧。不过，由于电子邮件能让人不露容貌和声色，所以它特别适合各种欺诈。

也许，史前的克罗马农人里就有恃强凌弱的现象——这显然是我们青少年学生令人沮丧的特征。网络上无面孔、无声音的名字使欺凌更容易实施了。

但校园里或其他物理空间里的恃强凌弱比网络欺凌更危险，因为动拳脚的恫吓可能升级为“打翻在地”。我们在第四章看到，遗憾的是，YouTube给欺凌提供额外的诱因，欺凌者把打人的视频上传到YouTube上，让满世界的人都能看到。

2008年3月，佛罗里达州雷克兰有一位16岁的少女维多利亚·林赛 （Victoria Lindsay）被人打伤住院。六位少女把她打得鼻青脸肿，而且将其录像。她们在警方做笔录时说，她们要报复她在Myspace的帖子里写的“垃圾”。据里奇·菲利普斯（Rich Phillips）报道：警方说，六位少女准备把打人的视频放到YouTube上（2008）。他指出：“这六位少女想痛打人并把视频放到网上，这个念头使人震惊，但这一现象正在日益成为司空见惯的一幕，这是专家们和新闻界人士共同的看法。”2008年11月，检察官和法庭允许她们认罪协商减刑（Gear，2008）。

可见，YouTube这种新新媒介可能会加速古已有之的欺凌现象。有一点对欺凌者不利，对潜在的受害者、实际的受害者和世人却有利，这就是：欺凌者一般容易被认出来。然而，这一点显然不足以阻止欺凌者，他们想在YouTube上看见自己打人，但视频却有助于警方抓捕嫌疑人。法哈德·曼约（Farhad Manjoo,2008）撰文指出，潜在的欺凌者可能会想到，警方可能在目击者制作的YouTube视频里看见他们，这可能会对他们起到威慑的作用（详见第四章中YouTube可能的有利效应）。遗憾的是，打人、网络欺凌、欺诈和一切恶习不仅上了YouTube视频，而且在网上长期存在，在匿名和化名的掩护下反而有泛滥之势了。

网上攻击（aming）可以回溯到20世纪80年代网络传播滥觞的时候。1984 年9月，我在西部行为科学研究院开学的网上第一课就注意到这样的攻击。学生是商界主管和公职人员，还有几位将军。我们都用凯普罗Ⅱ型（KayproⅡCP/M）的计算机以及300—1200比特/秒的调制解调器。这个班的同学都用真名交流。几个月前，我们见面开过一次讨论会。由于没有匿名的掩护，网上的攻击就受到了遏制。尽管如此，攻击并未绝迹。动怒的评论一般是在深夜发生，深夜时批评同学的调子要严厉得多。也许，这些商界主管、公职人员和将军多年前与同学面对面交流时从来没有如此严厉过；也许，他们深夜时比在网上上课时要严厉得多。那时我就意识到，用手指头敲键盘时，从怒动于中过渡到怒形于外的导火索显然要短得多，怒火爆发要快得多；相比而言，面对面交谈时，怒形于色的表现就不那么容易了（详见Levinson，1997；Strate et al.，2003；Barnes，2012）。

当真名和真实身份不明时，动怒并攻击他人的导火索就更短，抨击就更严厉。试举一例说明网上攻击。2008年11月，一位网民注意到网民众多的“密谋理论”（conspiracy theory）网站上匿名攻击的现象，并作了这样的评估：“你掩盖你的平常身份，在匿名的掩盖下发泄怨恨，你抨击/指责/怒骂一个人，如果他用同样的伪装，他肯定会让你狗血喷头，体无完肤。”这段分析网络攻击的话赋予匿名的煽动性以双重的意义：为攻击者壮胆；使受害者克制，受害者难以以牙还牙（因为受害者没有“同样的伪装”）。这一分析很有道理，事实的确令人遗憾。攻击者和被攻击者没有面对面，不在拳脚可达的攻击范围之内。这个距离对攻击者起到鼓动的作用，他可以大胆发泄怒气或怨气。相反，被攻击者用的是真名，所以他的评论或回敬就格外小心，因为他的话记录在案，可以直接追溯到他的真实身份。

煽动（trolling）也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网络传播滥觞之时，出于同样的原因，煽动者一般匿名。当然也有用真名进行煽动的人；政治煽动者的目的是要激怒政治意见向左或对立的人。2008年，我写了许多博客，支持巴拉克·奥巴马，就遭遇到许多共和党或保守派煽动者的刺激，他们骄傲地用自己的真名。

但煽动者的评论与真诚的不同意见包括政治的和其他的意见有何不同呢？有时，两者是难以区分的，但煽动者的言辞有一个区别性特征，那就是意在激起对方愤怒的反应，而不是提倡对话。“奥巴马将与伊斯兰恐怖分子的宗教联手，以摧毁美国”，这样的话就像煽动者的话。马塔提亚·施密兹（Mattathias Schwartz）在《我们中间的煽动者》（“The Trolls Among Us”，2008）一文中指出：煽动者早已被人清楚界定为“故意在网络社群里制造混乱的人”。与此相反，“奥巴马坚持认为，在伊拉克投入的增加没有发挥作用，这使他完全不适合当总统”，这可能就是试图发表意见继续对话的例子。

真诚对话者试图邀请理性的回应，希望回应者用逻辑或证据支持自己的观点，他们建议理性地回应不真实的煽动。许多网友在网上讨论时建议，“不要给煽动者提供炮弹”，意在使制造混乱的评论者无话可说。既然煽动者的目的是搅乱网上讨论，使人的注意力脱离对话、转向煽动者，所以用“饥饿法”对付煽动者使之无人注意，这样的建议有道理（关于网络煽动尤其网络煽动在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详见Sternberg，2012）。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人在对话中发脾气时，攻击也可能在真诚对话的尝试中产生。相比而言，煽动是故意埋葬或搅乱对话，煽动者比攻击者更难以救药。我见过有些煽动者道歉，他们对引起和追求的煽动表示后悔，以后却不辞而别了。然而，皮尤研究中心发现，“至少对85%社交媒介的用户而言，负面行为比如煽动似乎是可以容许的例外”（Northendom,2012）。换句话说，至少85%的用户觉得，煽动不扰乱令人满意的新新媒介体验。

9.2　网络流言与网络欺凌

网络流言（gossip）扎根于早期的数字媒介和网络媒介，我们充分接触这样的事例则要等到新兴的社交媒介领域。网络欺凌往往由网民“结帮”欺负一个人，他们散布“流言蜚语”，或者讥笑并骚扰受害者，网络欺凌为网上的闲言碎语提供谈资，网络攻击可能会煽动网络欺凌。梅根·梅尔案子其实不是网络欺凌，而是网络盯梢。媒体对这一案子做了广泛的报道，将其当作网络欺凌，所以我在本书里和网上写东西时也按惯例称之为网络欺凌。但更准确地说，这个案子是网络盯梢而不是网络欺凌，是一位成年人对一位少女的盯梢。下一节“网络盯梢”将予以辩证。

网络流言之根源五光十色，在报纸里萌生，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沃尔特·温切尔（Walter Winchell）等人的专栏。与新新媒介里的一切事务和现象一样，温切尔的闲话专栏与导致网络欺凌的网上流言是不同的。温切尔起初在《纽约每日画报》（New York Daily Graphic）开闲话专栏，后转战《纽约镜报》（New York Mirror）。与埃德·沙利文（Ed Sullivan）和卢埃拉·帕森斯（Loue a Parsons）一样，他的专栏向读者和盘托出名流的流言蜚语。相反，网络流言常常是学童散布同桌同学的闲言碎语。2007年至2009年运行的“校园汁味”网站（Juicy Campus.com）吹嘘，其“帖子100%是匿名的”，鼓动用户“给我们原汁原味的东西”，即校园里原汁原味的小花絮。2008年一天，我在该网站首页上看到关于一个名校学生的帖子：“彻头彻尾的水性杨花。”搜索另一所大学的帖子时，我看到一条几天前的流言蜚语：“这个女孩如何？听说她在内裤裤脚处文了一只猫咪。”有7人参与这个帖子的投票，47%的人投赞成票表示帖子真实。

许多恶意的短信瞄准选定的对象，而受害者又认为它们有恶意时，或者一帮人联手有意无意地攻击一个人时，网络流言就恶化为网络欺凌。伊-塞弗（I-Safe，2009）报道，在2003—2004学年里，42%的中小学生遭到网络欺凌。在2007—2008学年里，网络欺凌的也达到这个数字。全美预防犯罪研究中心的数字显示，在那一年，40%的上网青少年报告曾遭遇网络欺凌（Cyberbully Alert，2008）。2003年10月，13岁的赖安·哈里根（Ryan Halligan）自杀，他受不了一连串当面和短信的欺凌（美联社，2007）。既然Myspace 2003年8月才问世，Facebook 2004年2月才开张，而2003—2004学年和2007—2008学年网络欺凌的受害者长期稳定的40%，这就意味着，这两个网站继承了早些时候社交媒介比如短信和聊天室的网络欺凌。实际上，伊-塞弗在2004年的调查中就指出，“耍小聪明的学生用即时通讯、电子邮件、聊天室和自建的网站等网络工具去羞辱同龄人”。2008年的“网络欺凌警报”（Cyberbully Alert）还包括Myspace；“聊天室、Myspace、电子邮件、即时通讯和其他网络工具都助长了网络欺凌，使之成为流行病。”这种流行病很快举要传播到其他新新媒介中。

2010年1月，15岁的菲比·普林斯（Phoebe Prince）自杀，她遭到无情的欺凌，即使去世以后，她的Facebook网页上还留着大量冷嘲热讽的评论（James，2010）。2010年9月，Twitter和视频流上的欺凌导致另一场自杀，罗格斯大学18岁的新生泰勒·克莱门蒂同性恋邂逅被人偷拍上网，在Twitter和视频流中传播（Pitts,2010）。克莱门蒂的室友达伦·拉维（Dharun Ravi）被判有罪，罪名是侵犯隐私，带偏见的恫吓（Allen＆ Ali,2012）。

伊-塞弗提出的补救措施与对付传统校园欺凌的忠告无异：受害者要向学校负责人、家长或他们信赖的成人报告；如果受到人身威胁，你就要报警。他还提出特别适合网络欺凌受害者使用的其他手段，那就是封杀欺凌者的账号，保存一切骚扰短信。但泰勒·克莱门蒂根本就没有时间报警，视频一流动，损害就造成了。新新媒介世界的即时性利弊同在，大有裨益；但对利用其干坏事的人而言，即时性也助了一臂之力。

回应网络欺凌的目的之一是制止它，使之不至于升级为网络盯梢，因为网络盯梢可能把虚拟校园里的恶习带到危险得多的地方。以凯西·西埃拉（Kathy Sierra）为例，她在“培养热情的用户”（Creating Passionate Users）网站上的博客收到骚扰评论，起初的骚扰“从老一套贬低人的话到露骨的性垃圾”，然后就升级为暴力，这类帖子有“……我希望，有人会割你的喉咙……”（Walsh，2007）西埃拉停止写博客，“取消一切面谈的约会”，而且接着说，“我害怕走出校园”（BBC,2007）。她被迫终止写博客。“培养热情的用户”继续运行，上面对还留着对她博客的评论（Sierra,2007）。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案例，不仅有欺凌人的沉渣泛起，而且表明，网络欺凌还可能瞄准成年人和专业人士，而且升级为网络盯梢，使受害者不敢离开自己的家园。

9.3　网络盯梢

网络欺凌通常是一帮人所为，网络盯梢通常是一人单干，就像在真实世界里的精神病人、偏执狂或心理失调者的盯梢行为一样。“互联网词典”（Net Lingo，2009）的定义是：“网络盯梢指的是，在网上对一个人死缠烂打，尤其是出于痴迷或错乱的纠缠。”就像真实世界里的盯梢比传统的校园欺凌危险得多一样，络网盯梢比网络欺凌的影响严重得多。洛丽·德鲁实际上在跟踪梅根·梅尔——开始用假装的温情，接着用凶恶的评语，她逼迫梅尔走上自杀的绝路（见第六章“Myspace”）。

更常见的网络盯梢是真正的单相思，狂热的钟情。美国司法局在2009年的报告中披露：“在2005—2006年的12个月里，大约340万人自认为是网络盯梢的受害者。”“在被盯梢的受害者中，每四个人里就有一个人报告，骚扰者用上了网络盯梢比如电子邮件（83%的网络盯梢受害者受到电子邮件骚扰）、即时通讯（占35%）。”这一年的网络盯梢出现时，Myspace和Facebook才一两年的历史。与网络欺凌一样，网络盯梢从即时通讯和聊天室迁移到了高效、知名度高的社交媒介中了。

“加强儿童安全工作与网上技术：最终报告”是由互联网安全技术行动小组（Internet Safety Technical Task Force，2008）提出的。工作小组由Facebook、Myspace、林登实验室（Second Life）、Google、Yahoo！和及其他25家公司组建。报告突出说明，社交媒介容易诱发网络盯梢：“与普遍的假设相反，实名身份信息的帖子本身似乎不加重风险。相反，风险与互动联系在一起。”（p.20）网络盯梢的对象求助的办法与网络欺凌的受害者相同：如果受到人身威胁，那就要让负责任的、可以信赖的人包括警方知道真相。

遗憾的是，Foursquare为那些想把网络盯梢带进真实世界的人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工具。谷歌地图也可能是这样的工具，只是方式略为不同而已。许多人的住址一旦进入谷歌地图就会弹出一张照片，显示街道、门牌和门前车道等丰富而详尽的信息。所幸的是，并非每一幢住址都伴有一张对应的照片，然而凡是伴有照片的住址都暴露在全世界的众目睽睽之下，连他家的草坪是否有人修剪都看得清清楚楚。

而且，谷歌地图还可能会被恐怖分子利用……

9.4　Twitter与恐怖主义

我们先不看新新媒介如何有助于恐怖分子，而是看其如何有助于我们反恐，有助于我们在真实世界里报道恐怖活动以及新新媒介的报道产生的影响。(www.xing528.com)

在2008年11月26日孟买惨案的最早报道中，新新媒介起到了辅助的甚至关键的作用。CNN的亚德里安·菲尼根（Adrian Finnegan）在第二天一早的报道中说，他在自己的Facebook账户里听见一位孟买的朋友报平安，这位朋友详细讲述了自己目击的情况。11月26日，我的Facebook朋友詹姆斯·温斯顿（James Winston）用即时通讯告诉我，他“最好的朋友几个星期前迁往孟买，现在住在离泰姬饭店两英里的地方。Facebook上的信息告诉我，他平安无事”。同时，菲尼根也报告，Twitter不断嗡嗡响，饭店附近的人们不断发出短信。

约翰·里贝罗（John Libeiro,2008）也提供类似的新闻报道：“Twitter也被用来传递信息，并表达对恐怖袭击的情感，有时对印度电视网对危机报道的不足表示不满。”这进一步证明，新新媒介提供了旧式的广播媒介所缺乏的一个维度。在这里，新新媒介对恐怖分子的屠杀提供了直接而个人的信息，让全世界和大众媒介都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如此，Twitter和Facebook提供了亟需的窗口，让世人了解孟买发生的惨案。

在历时三天的危机中，电视这种旧媒介有时不提供任何新闻。2008年11 月28日，即危机的最后一天，泰姬饭店还在燃烧，印度突击队还在作最后突击的准备，MSNBC却仍然在按部就班地播放其“集粹”，那是它几年的节目里积累起来的老掉牙的东西，与当下的危机毫无关系。福克斯新闻网在报道危机的过程中插播苏斯特伦（Greta Van Susteren）主持的“纪录”（On the Record）和奥雷里主持的“奥雷里脱口秀”。只有CNN一家提供不间断的直播（详见我2008年11月28日对MSNBC播放其“集粹”的评论；又见本书第二章对　Facebook上小组“停止播放‘集粹’”的讨论）。所幸的是，对孟买危机感兴趣的人可以上Twitter,现场目击者每分钟都在上传更新的帖子。

2008年11月28日纽约时间的清晨，我注意到一些微博帖子，它们彼此相隔的时间只以秒计：“印度官员屁话冲天，结果很糟”……“我们的突击队用的什么枪支？？？”……“100人困在三叉戟饭店……”“整个事情搞得很臭，我们的政府使我们坐以待毙，推翻团结进步联盟（UPA）政府”……“日本过去有恐怖袭击，中国有我们这样的邻国很幸运，我们不如中国幸运。”我浏览上述帖子花了30秒钟，Twitter显示的信息表明，216个新帖子上传所花的时间只有30秒钟。当然，谁也不敢肯定这些帖子是否都来自孟买——虽然Twitter上有其IP地址的记录。

然而，世间没有任何系统是完美无缺的。正如斯蒂芬尼·布萨里（Stephanie Busari）所言（CNN.com/asia,2008）：“一人发一条新闻标题，朋友看见后就回帖，于是就启动（Twitter上）无穷无尽的信息的反复循环。”

“阿拉伯之春”之初，我们感觉到，Twitter将发挥重要的作用。2009年伊朗不成功的绿色革命中，美国国务院要Twitter推迟几个小时关机维修的计划。在下一章里（第三章已有讨论），我们将进一步探讨Twitter在有些国家民主化里的作用；Twitter 2012年1月宣告，它将在有些国家里对推文进行审查。

回头说Twitter这种新新媒介被用于邪恶的目的，这是本章的主题。Twitter也可能成为恐怖分子的有效工具。布萨里指出：“有人在Twitter上说，恐怖分子在用我们Twitter获取印度安全部队的动态。”布萨里这段话并没有回答新新媒介被利用的可能性——实际上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Twitter和其他社交性新新媒介完全有可能被恐怖分子用来策划和协调他们的袭击。

事实上，2008年10月16日的美国陆军的报告就担心，从理论上说，“Twitter可以被恐怖分子用来确定袭击目标”（Musil,2008）。然而，这个报告并没有指出，Twitter并没有提供以前的群发邮件、即时通讯和聊天室所不能提供的数字信息。不过毫无疑问，Twitter之迅捷，它创建事实上的“跟帖者”群体之高效，都使它动员和部署任何群体容易得多——其中自然包括恐怖分子群体。文明的光明面不仅在于执法和安全部门同样可以利用Twitter，而且即使恐怖分子可以利用Twitter，他们的通讯都记录在案，事后的追剿和定罪也有根据了。

如上所示，新新媒介可能被滥用，从虚拟校园的欺凌到世界范围的恐怖主义都包括在内。下一节将审视，新新媒介如何用于教唆一种比较常见的犯罪。

9.5　利用克雷格分类广告招募人打劫银行

这一节的标题像是电影名字吧？但这是真的，虽然克雷格网站并未直接参与打劫银行，但它被用来雇佣“五六个毫无戒心的受害者”（见Kings.com，2008），这些无辜者被用来掩护真正的大盗，并使其逃之天天。这一劫案在2008 年9月30日上演，被打劫的是美国银行的华盛顿州门罗县分行。

我和妻子常用克雷格分类广告（Craigslist）购物。上星期，我们就按图索骥买了一只乐至（La-Z-Boy）品牌的双人沙发，名牌，才75美元。不过，就像一切媒介都是刀子一样，这家无成本广告公司的经营范围无所不包，不仅包括双人沙发，而且直到不久前还在“拉皮条”（见Lamport,2007；Abelson,2009），在那桩银行打劫案中，它还给劫匪介绍走卒马仔。

劫匪的策划相当精明。他们雇佣五六个就像你我的人，让受雇者站在银行外面。这就“稀释”了目击者证词的价值。一位被雇的无辜者在金五网站（King5.con）上解释说，“我看到一则广告，工资相当高，每小时28.50美元。”对他的要求是穿“黄背心，戴护目镜、呼吸面罩……可能的话，穿蓝色衬衫”——和劫匪的穿戴一模一样，所以劫匪很容易就从附近的小河湾逃遁了。

劫匪几个星期以后落网——DNA让他无处遁形（详见Cheng,2008）。我猜想这说明，生物密码比数字密码的力量大吧。我1999年的科幻小说《丝绸密码》的主人公是纽约重案组的侦探菲尔·达马托博士，他说：DNA是终极的档案。《纽约时报》很喜欢这句话，杰拉德·乔纳斯（Gerald Jonas）1999年的书评引用了这句话。

在新新媒介阴暗面这一章里插入这一可笑而真实的故事，使我们喘口气。但难以改变的、严峻的事实是，新新媒介被用于犯罪会增加死亡与毁灭。2009年4月，“克雷格广告杀手”菲利普·马科夫（Philip Markoff）落网，罪名是谋杀一位女按摩师，他也是通过克雷格分类广告网站雇佣按摩师的。这件谋杀案充分说明新新媒介危险可怕的一面。然而，莱斯莉·哈里斯（Leslie Harris,2009）指出：“如果该罪犯是用报纸上的广告引诱受害者上门的呢？我们该不该叫他《波士顿环球报》杀手呢？”她的观点有相当说服力：杀人犯在媒介中搜寻受害者，这很难说是新手腕，也很难说是新兴社交媒介独特的后果。尽管如此。新新媒介的弊端，独有的也好，与旧媒介相同的也好，我们都必须要研究、理解，并尽可能防范。

9.6　网络垃圾

在本章巡视新新媒介阴暗面行将结束之际，我们介绍对网络系统破坏力最小却最普遍的劫掠者：网络垃圾（spam）的传送器。最常见的垃圾形式是：闲扯有关珠宝的废话，说的是与主题完全无关的东西，这些垃圾就像网上的蚊叮虫咬、数字涂鸦，它们分散读者的注意力，甚至使人厌烦，但其他的危害倒是没有。

实际上，网络垃圾的主要负面影响是，博客人和网管被迫做额外的工作去清除垃圾；博客人不得不采取阻遏与防止的措施，但这些措施却妨碍无垃圾的评论。我们在第六章里已经看到，反网络垃圾的常用措施是验证码（CAPTCHA）,但验证码使合法的评论者不得不绕道发表评论。对无约束的政治讨论感兴趣的博客人也许宁可不监管自己的博客，以鼓励直接键入的评论和迅速的回应，但这种敞开大门的办法又可能招来与他的博客无关的评论。

Facebook、Twitter和一切社交媒介都可能有类似的烦恼：垃圾Twitter可能闯入任何人的网页，兜售可疑的产品和服务。Twitter容许用户报告这样的垃圾，自动删除垃圾，封堵垃圾客。Facebook也允许用户带上标记，也就是说，用户的名字可以和任何文本、图像或视频链接。带标记的用户也可以删除标记，删除标记留在时间轴上的导航的痕迹。Facebook的隐私设置允许用户标记“朋友”包括亲友，但这样的设置又可能使你无法接触你想要联系的人。Myspace的用户简介网页允许评论，容易遭受入侵，但标记为垃圾的评论可以删去。YouTube也设置了类似的评论网页，但视频上传者也可以选择不允许评论。

如果是攻击个别博客的垃圾帖子，只要这一博客不处在系统的核心位置，垃圾对系统本身并不构成危害。垃圾帖子对系统造成危害并使之脆弱时，Facebook和其他网站可能而且的确要吊销含有垃圾的账号。开新账号很容易，但垃圾携带者至少被堵截一阵子了。

“博客垃圾”（blog spam） 与上述的夹带垃圾有所不同。总体上说，“博客垃圾”是对博客帖子价值的贬义评估。至少在评估人眼里，这一帖子的目的是为了引诱读者，以便让发帖人靠广告圣和其他链接的广告挣钱，所以评估人才将其斥之为“博客垃圾”。Digg还把另一种帖子称为“博客垃圾”，从已经发过的帖子里拼凑出来的一则新闻，目的是吸引读者看新帖。这可以称为剽窃，不过新帖还要恬不知耻地感谢它“引用”的老帖子。

如果退后几步拉开距离以审视更加广阔范围里的人类传播，我们将会看到，网络垃圾只不过是“噪声”的数字对应语，是影响一切媒介的最常见的例子。在报纸之类的旧媒介里，“噪声”就是报纸刊印的错误信息。油墨污迹是“噪声”，电视屏幕上的“雪花”也是“噪声”。博客里、Wikipedia上的错误信息同样是“噪声”（关于香农-韦弗的通讯模式和噪声，见Levinson，1988），网络系统或笔记本电脑遭遇到技术困难时，那也是“噪声”。Podcasting上和Wikipedia的错误信息同样是“噪声”，网络系统或笔记本电脑遭遇到技术困难时，那也是“噪声”。然而，新新媒介赋予其消费者力量，使其成为生产者，那也可能产生“噪声”，即用户故意制作并上传的“噪声”。

在旧媒介世界里，实际上在物质世界里，人们早已承认，“噪声”是不可能完全压制、彻底根除的。你发明MP3，这是改进音乐储存和传送的新系统，但这带来了新的知识产权问题。每一种矫正“噪声”的手段都为系统遭遇新的“噪声”敞开大门。网络垃圾是新新媒介“噪声”的新形式，也可能难以根绝。所幸的是，博客垃圾的代价一般并不高。

换句话说，新新媒介里一种新形式的垃圾尤其难以绝杀，甚至难以有效地控制，这就是数字垃圾的入侵。这是因为，如果要真正有效地根绝垃圾，新新媒介就必须要接受严防死守的控制，如果控制到那一步，新新媒介就不成其为新新媒介了（关于新新媒介识别和删除“噪声”的固有能力，见第五章“Wikipedia” ）。

9.7　旧媒介对新媒介的弊端反应过度：图书馆VS.博客人

本书自始至终追溯旧媒介与新新媒介既对立又依存的关系。敌视者认为，新新媒介没有资格与旧媒介竞争，也不应该替代旧媒介。报界和广播界非难博 客，矛头不是指向博客的内容，因为其内容是公平竞争，而是指向博客程序本身。这是旧媒介敌视新新媒介的最典型的例子。第六章曾讨论守旧者对“穿睡衣的博客人”的批评，批评者的讥讽表明，播客人被当成替罪羔羊，那样的批评已超乎理性了。此外，新新媒介也有类似的内讧，第二章所述Facebook禁止妇女哺乳照的规定即为一例。

然而，新旧媒介深层的紧张关系很严重，所以每当新新媒介有任何不当之举时，这种紧张关系都会冒到表层。网络欺凌和网络盯梢在一切媒介里都是轰动新闻，旧媒介、新媒介和新新媒介都不例外，这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些弊端都可能造成生死攸关的严重局面，所以人人都必须了解这些弊端。但新新媒介并无不当之举时，这种紧张关系也可能爆发，只是因为人们的错觉而已。

在纽约市公共图书馆曼哈顿中城区分馆里，特瓦娜·海因斯（Twanna Hines）用笔记本“苦干了一天”。她在博客里写了这样一句话：“我是作家，我不是儿童色情作家。”（Hines,2008）她喜欢在这里写作。可是她发现，自己的blogging被禁了。理由呢？她在博客里写“约会、性与关系……穿丁字裤的男人、技术与性”。图书馆的“读者须知”规定，描写“对儿童有害的”色情、虐待儿童和题材的网址可以被封杀。

海因斯的网址上没有任何诸如此类的描写。实际上，一个人向图书馆抱怨不能上海因斯的网址以后，图书馆就解禁了，不再封杀她的网址。但她的网址曾经被封杀这一事实本身说明，图书馆在新新媒介世界里起什么作用呢？

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人批评个人电脑（见Levinson,1997）。批评之一是，用电脑的人切断了与他人“真实的”、面对面的互动。比如，这种批评今天声称，在传统的巴恩斯-诺布尔书店（Barnes and Noble）购书比在Amazon网站上购书更好、更健康，因为在巴恩斯-诺布尔书店里购书时，你与活生生的售书人打交道，而不是与像素打交道。这些人认为，Myspace和Facebook使他们感觉到的问题日益严重，因为这些网络提供替代面对面交流的社交方式。（实际上，正如第四章所示，梵蒂冈在教皇开通YouTube频道时发表声明，表达对这类社交媒介的关切。）

如果把海因斯这一个案例放进虚拟互动与面对面互动相对的语境中去考察，我们就可以看到，她在用新新媒介的博客技能时，正是在公共图书馆里寻求与血肉真人的互动。由于其博客内容，图书馆感到不舒服，这显然是因为，她没有用图书馆的电脑，而是用自己的电脑无线上网。如果我们同意图书馆的判断，认为海因斯的博客不适合儿童，保护儿童的更好办法难道不是预防儿童上她的网址，而不是封堵每个人包括成人和作者本人用这个网址的措施吗？难道要求特别密码上这个网址、只允许有成人身份证明的使用者不是更好的办法吗？

我们希望，这些措施是图书馆将来采取的解决办法。但在目前对新新媒介充满误解和怀疑的时代里，不仅旧媒介采取防范的姿态，而且自由社会里旧媒介令人尊敬的安身之地比如图书馆干脆就禁止和封杀新新媒介。遗憾的是，这是最简单易行的矫正办法。

至于海因斯，她说她仍然热爱图书馆，并引用T·S·爱略特一句话抒怀：“图书馆的存在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据，足以说明，我们对人类的未来仍然抱有希望。”层出不穷的新新媒介日益与馆藏图书及其精神财富展开竞争，并有取代馆藏图书的趋势。有鉴于此，如果图书馆表现出对新新媒介更好的理解，它们的前途就会要好一些。

要让人去电影院而不是待在家里看电视，上餐馆而不是待在家里吃饭，电影院和餐馆就要有吸引人的地方。同理，图书馆的终极命运在于它拥有家里没有的社交好处，同时又提供家里所拥有的一切信息渠道，以便让“读者”带着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上图书馆。图书馆将是任何可以舒舒服服坐下来看书的地方，可以是咖啡店或公园里的长排椅。

下一章是最后一章，我们将考察美国和世界各地的政治进程，看看新新媒介的优势与离线世界那种难舍难分的互动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