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媒介（第二版）：YouTube

第四章　YouTube

如果文字是最接近最古老的、人类传播的持久的形式，如果我们将阿尔塔米拉（Altamira）和拉斯科（Lascaux）的洞穴画当作象形的书写，那么，录音录像肯定是最新的“书写”形式了。

古埃及亚历山大城的人知道视觉形象的持久性，人类视觉的特征是能把眼前的形象保持一刹那，这使人形成移动画面的感觉成为可能。然而直到19世纪90年代，表现移动画面的电影才姗姗来迟。最初的电影是无声片。有声片到来的时间是20世纪20年代，与电视发明的时间大致相当。20世纪40年代末，商业电视开始产生强大的冲击。20世纪50年代末，90%的美国家庭在看电视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录像机问世，20世纪80年代初，独立的有线电视网开始播放自己的节目。换句话说，YouTube之前的视听媒介的历史不到一百年。

YouTube 2005年2月问世，创建者是查德·赫里（Chad Hurley）、陈士骏（Steve Chen）和约德·卡里姆（Jawed Karim），曾经是PayPal的同事。2005年11月，YouTube公开亮相。无疑，其兴旺仰赖网络电视和有线电视的剪辑，这是新旧媒介伙伴关系的突出例子。与其徽标同时推出的招牌用语是“播放你自己”。

我们来看看奥巴马女孩的故事，它已成为YouTube和新新媒介的经典。2012年1月，观赏它的人次已接近2 400万，观赏其派生视频的人次逾1.2亿，《新闻周刊》将其评为十年内的十大主题之一。

4.1　《奥巴马女孩》

《奥巴马女孩》（Obama Girl）的故事于2006年12月在一种旧媒介里露面。NBC电视网的《周六晚现场》（Saturday Night Live）播放了一段很搞笑的小品《魔兽礼品》（My Dick in a Box）。由于联邦通讯委员会的规定，NBC担心按原来的话《我的生殖器》（my dick）不雅，于是就用《特别礼物》（special treat）取而代之。

但YouTube把这个小品的歌舞和原话原滋原味地播出，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观众；从长远看，《奥巴马女孩》这个视频的观众人数可能会超过它那电视小品的观众人数。（国会尝试对互联网进行语言限制，比尔·克林顿还在1996年 签署了《联邦传播风化法》，但最高法院否决了这一法案。）

本·雷勒斯（Ben Relles）随即登场。他与词曲作家丽叶·考夫曼（Leah Kauffman）想到一个办法，解决《魔盒礼品》视频里不雅的嫌疑，把节目的名字从 “My Dick in a Box”改为《盒中盒》（“My Box in a Box”）。YouTube上回应的视频相当于博客上评论的文字，这是为自己的新视频吸引人的好办法，新视频的制作者可以把拥有大量观众的旧视频当作自己的附件。YouTube还有一个很兴旺的文字评论栏目。流行的视频产生数以千计的文字评论，能吸引的回应视频则寥寥可数。

2007年1月，福克斯公司的《反恐24小时》（24）推出了新的一季《第六天》（Day Six）。考夫曼的团队想作一段视频《我爱杰克·鲍尔》。她的歌词就是这样写的。2007年2月，奥巴马宣告参加总统竞选。这一宣告给雷勒斯一个更好的创意，他想搞一个胜过“鲍尔”的视频，他相信这更令人兴奋。于是，他聘请安珀·李·埃廷格（Amber Lee Ettinger）出演奥巴马女孩。2007年6月，《我爱奥巴马》这段视频上了YouTube。第一个月，这段视频就吸引了230万观众（Sklar，2007）；到2009年1月，它已经吸引了1 300万观众。“奥巴马女孩”就成了大众偶像。以“奥巴马女孩”为由头表现巴拉克·奥巴马的视频接踵而至，一连串表现其他候选人的视频也陆续登场，包括希拉里·克林顿和约翰·麦凯恩的视频。2007年9月，本·雷勒斯和安珀·李·埃廷格到福德姆大学来听我的“传播与媒介研究导论”课程时，全班120名学生没有一个人不曾看过他们的节目或听说过他们了（Levinson,2007）。

2012年，“奥巴马女孩”回到视频，有一段模仿她的视频《你是我想要的人》，取自电影《油脂浪子》（Grease），那是在《欢乐合唱团》（G lee）基础上的飞跃。“奥巴马女孩”告诉奥巴马，他要努力才能争取到她那一票（Hayes，2012）。2012年2月，上传YouTube一个星期之内，《油脂浪子》那段视频的观赏人次就达75 000（Polipop，2012）。

“奥巴马女孩”对2008年的总统大选是否产生了影响？谁愿意承认自己投票选一位总统候选人是因为一段搞笑的视频呢？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奥巴马很受30岁以下的选民欢迎——在初选和大选中都受欢迎。正是这个年龄段的选民2004年没有选约翰·克里（John Kerry），正是他们2007年最喜欢在电脑上看《奥巴马女孩》。这个视频播放的时间正是总统竞选初期的关键时刻，许多人刚开始了解巴拉克·奥巴马是何许人。那段视频至少显示，奥巴马是冷静、有趣、有吸引力的人。

琳达·韦特海默（Linda Wertheimer）在全国公共广播网（2008年6月24日）的报道里说，30岁以下的选民在参加全国初选和干部会议里的人数比4年前多了两三倍。这些选民中的58%自认为是民主党人。在佐治亚州，他们的投票使奥巴马胜出，奥巴马与克林顿的得票率为3∶1；在宾夕法尼亚州，他们的投票又使奥巴马以2∶1的得票率战胜希拉里·克林顿，而初选时奥巴马在宾夕法尼亚州却输给了她。

11月大选的趋势是，自1972年以来，至少50%的18—29岁的年轻人首次参与投票，其中的66%选奥巴马，“比2004年投票给约翰·克里的选民多12%，比2000年投票给阿尔·戈的选民多180%”（Grimmes，2008；Dahl，2008）。我们自始至终在本书尤其在第十章里看到，“奥巴马的竞选活动能调动许多新新媒介和社交媒介”（Baired，2008）。到2012年，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掌握了这样的技巧。

4.2　YouTube上的总统初选辩论

在2008年这一届总统初选的2007年，YouTube上首次出现了初选辩论，YouTube用户向YouTube提交视频，提出问题，请候选人回答。在CNN的主持下，候选人坐在一起回答视频播客提出的一些问题；问题是经过挑选的，所以这场辩论少了一丝完全是直接民主的色彩，然而这却是完全由新新媒介参与政治的一个例子。由于问题直接来自美国公民，相比由新闻评论员代表我们提问而 言，这是耐人寻味的进步。无疑，有些问题是在有人辅导的情况下提出的，有些甚至是由候选人的代理人准备的。然而，即使有这些难以避免的弊端，这样的YouTube辩论标志着向辩论的民主化迈出了重大的一步。

2007年7月23日，CNN—YouTube主持了民主党候选人的初选辩论；2008 年11月28日，CNN—YouTube又主持了共和党候选人的初选辩论。两场辩论刚刚结束，我立即发出了一些博文，现抄录如下：

首次YouTube/CNN主持的总统候选人初选辩论刚刚结束——这一场是民主党人的辩论。事前我就说要拭目以待，我说这是一场多么重要的革命。看完以后我想说，的确是一场革命。实际上，和1960年总统候选人的首次电视辩论一样，这是辩论和民主实践中伟大的跃进。

在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辩论里，我都从未见过如此风格清新、幽默、坦诚和犀利的问题。视频播客里那些提问人切中要害，远远胜过主持辩论的专家。

候选人应付自如，做出了坦诚而重要的回答。

有人问巴拉克·奥巴马，如果掌权，他是否是非洲裔美国人合法的代表，他俏皮地说，“你去问纽约的的士司机吧！”（遗憾的是，和高加索裔人相比而言，非洲裔美国人在纽约打的更加困难。我是白人，终身在纽约市生活，黑人打的的困难也许有所缓减，但依然存在。）

有人问希拉里·克林顿有关2000年布什当选的问题，她回答说，实际上布什并不是选举产生的总统。

谈到医疗保健问题时，约翰·爱德华兹激动地呼吁，让所有的美国人都享受医疗保健，他超过了限定的时间，主持人安德森·库珀（Anderson Cooper）试图打断他。

有人用视频播客问乔·拜登（Joe Biden）关于枪支管制的问题，他自称有一件自动武器，并称之为“宝贝”。拜登的回答是：如果那是你的宝贝，你就需要请人帮助……

只此一个样本，足以使人以管窥豹。

连主持人安德森·库珀的状态也很好，不过，他似乎不太公平，打断选情差的候选人的次数比较多，打断强势候选人的次数比较少。最后一位提问人请每一位候选人说一说偏向左翼的候选人，哪一点喜欢或不喜欢。库新尼奇（Dennis Kucinich）俏皮地说，没有人站在他的左侧（真的）。主持人库珀接着说，我们试图找一位你左侧的人，但没有找到这样的人……

民主的新风无与伦比，使辩论充满活力，给人民更清楚的选择。辩论之前人们的担心是，CNN在挑选问题时可能会施加过多的控制——我也有这样的担心，认为CNN不应该挑选问题，但我看不见还有比这些问题更好的问题。

我期盼这场高质量试验的共和党版本，时间定在9月份，我希望这种辩论成为标准的规范。

7月27日，我添加了一篇链接到一个新b log地址的帖子：共和党人鄙视YouTube和渐进的改良。

最后这行字是2007年7月27日补充的。到2007年9月，只有约翰·麦凯恩和罗恩·保罗两位候选人同意参加由CNN—YouTube主持的共和党候选人的初选辩论，因此，CNN不得不取消预定的辩论。后来，共和党人终于豁然顿悟，同意在YouTube上辩论，这场辩论定于2007年11月28日举行。辩论一结束，我立即在我的博客里发出以下帖子：

我发现，今晚共和党人的YouTube/CNN辩论不那么清新宜人、令人兴奋，赶不上几个月前民主党候选人的那场辩论。可能YouTube的花朵业已凋谢吧，更大的可能性是，他们收到的问题不如民主党人得到的问题那么幽默、刺激。

除此之外，这是一场不错、有力的辩论，展现了对候选人最有利的趋势。麦凯恩尤其辩才突出，言词有力，胜过他过去支持战争和谴责酷刑时的表现。麦凯恩咄咄逼人，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疲于招架。罗姆尼常常退守到他那典型的让专家进行判断、应付了事的立场。但罗恩·保罗在回答麦凯恩的问题时，表现出色，他的解释富有说服力，他分辨孤立主义者和非干预主义者的区别（他自己是非干预主义者）。罗恩·保罗还说了实话，在解释伊拉克南部的暴力为何减少时，他说，减少的原因是英国人撤离了南部。

罗姆尼击败鲁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的攻击，很出色。朱利安尼指责他雇佣非法移民，他回答说，他是签合同让一家公司修葺房子，并没有直接雇佣非法移民。

然而，我必须指出，虽然我钦佩罗姆尼回敬朱利安尼的辩才，但我认为，大多数共和党人和许多民主党人在非法移民illegal aliens）的问题上小题大做（aliens这个词并不是那么重要，但每当我听见别人用它时，我禁不住要联想到外星人）。美国最强大的力量之一始终是向外国文化的人们开放。

在这个问题上，辩才最出色大概是迈克·赫卡比（Mike Huckabee），他坚守为非法移民孩子提供教育经费的立场，不退缩。

除了在雇佣非法移民的问题上与罗姆尼互有攻防外，朱利安尼在博弈中处于上风。弗雷德·汤普森（Fred Thompson）今晚比平常更有活力。

于是，我们就看到这样的局面：赫卡比很有风度，民意调查在上升，可能会在艾奥瓦州翻盘。即使他差那么一点，他做朱利安尼的副手也很不错。我要说，无论从现在起说什么、做什么，麦凯恩和汤普森都为时已晚。罗姆尼是朱利安尼的主要竞争对手。

罗恩·保罗还是遥遥领先，占位最佳。在共和党人的候选人中，他是唯 一继续在战争问题上讲真话的人。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这一优势会在初选 中转换成多少选票。

赫卡比在艾奥瓦州胜出，麦凯恩赢得共和党的提名不会太晚。虽然Digg每天都把支持罗恩·保罗的文章“挖出来”（Dugg up）置于首页，虽然看完辩论后的听众在热线中常常断言他会获胜，然而实际上他在初选中得票不多。我们在第八章关于“Digg”的部分里将探讨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为何在新新媒介里的表现超常，而初选的得票却不多。

与其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奥巴马在新新媒介里的表现很好，并最终当选总统。部分原因是，奥巴马在比较陈旧的电视媒介上形象也很好。

4.3　电视上好看+YouTube=网络上好看

2008年6月，保罗·萨佛（Paul Saffo）撰文称，巴拉克·奥巴马在“网络上好看”（cybergenic）。2008年8月，马克·雷伯维奇（Mark Leibovich）在《纽约时 报》上借用了这一观点。这种描摹的逻辑是：就像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是驾驭无线电广播的大师一样（关于罗斯福、希特勒和斯大林等人政治上使用广播的详情，见Levionson,1997）、肯尼迪（JFK）总统天生就适合上电视（与尼克松相反）一样，奥巴马是完美的网络用户，他与对手约翰·麦凯恩相比尤其适合网络。如今我们不妨说，他是理想的互联网总统。

然而，历史的比拟并不完全合适。罗斯福及其谋士理解并掌握了广播的力量，而肯尼迪仅仅是在电视上更上镜、更好看而已。另一方面，肯尼迪及其谋士在辩论后才知道，他在电视上表现出色。大多数听广播的人认为，尼克松占上风；相比而言，大多数看电视的人喜欢肯尼迪（见McLuhan,1964,p.261）。电视直播的新闻发布会成为肯尼迪政府的标志。事实上，就历届总统在记者会上的表现而言，肯尼迪仍然是热情洋溢、风度翩翩的高水准。不过，史家可能会断言，奥巴马可能接近于罗纳德·里根。

但更重要的是，说奥巴马在“网络上好看”，并使之与“电视上好看”（telergenic）相对，那就忽视了一个关键的作用：候选人在电视上好看、好听对其在网络上好看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实际上，旧媒介和新新媒介有一种互相协同、互相催化的作用；在聚焦新新媒介的革命冲击时，我们很容易忽略两者是相互促进的。在上一章“Blogging”里我们已经看到这个道理。旧印刷媒介的调查性报道给新新媒介的报道和评论提供了大量的“燃料”，例子有《赫芬顿邮报》和《每日科斯博报》（见第六章“Blogging”）。另一方面，成功的电视剧如《迷失》又利用富有活力的互联网来传播。至于使候选人“网络上好看”的政治播客，大多数都来源于传统的有线电视，无论它们是上传到YouTube的还是直接从MSNBC等新闻网截取下来的片断。

这就是说，候选人必须在“电视上好看”才能在“网络上好看”。无论我在电视上显得多有魅力——这要感谢专业的打光，我都不可能比得上乔治·克鲁尼（George Clooney）那样的帅哥。与此相似，奥巴马在YouTube上胜过麦凯恩，那是因为他在电视上比麦凯恩的外形更迷人、讲得更动听。无论YouTube有多么大的魔力，它都不可能在电视上把猪耳朵变成新新媒介上的丝钱袋。

新媒介与旧媒介的关系、新新媒介与真实世界的关系将是本书的重点。其要旨是，新新媒介里的成功是不够的，换言之，除非获得旧媒介的帮助和推动，除非成功反映在离线的真实世界里，在新新媒介里的成功实在说不上成功。

4.4　YouTube上永不磨灭的印记和民主政治

在专业生产范围的另一端，我们看见的YouTube视频不是从电视脱口秀、新闻节目里截取的，甚至不是由非网络生产者比如本·雷勒斯（Ben Relles）^[1]制作的。我们看见的是手机和轻便的DV抓拍的……这是人人都可能制作的视频。

虽然这些匆忙抓拍的视频制作人选择匿名或完全不为人知，视频的主体却是我们在传统的电视上看到的政界人士和名流。

2006年8月15日，弗吉尼亚州的共和党参议院乔治·艾伦（George Allen）不知为什么因一桩公共事件向一位拷问者喊话，并称其为“马咔咔”（Macaca，意为猕猴）。这一绰号在有些地方有种族主义的色彩。艾伦否认说过这样的话，说记不清用过这个词。但清楚记录在案的YouTube跳出来伺候他了。一段艾伦说“马咔咔”的视频上了网，全世界都看见了。那一年，爱伦谋求连任参议员遭到失败，还丧失了2008年争取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题名的地位。事件刚过，《滚石》（The Rolling Stones）就刊发一篇文章《YouTube的首次选举：乔治·艾伦与“马咔咔”》（“The First YouTube Election： George Allen and‘ Macaca’”），诚哉斯言。文章的副标题是“21世纪的嘴里长出数字时代的臭脚”（Dickinson，2006）。

在《宋飞正传》（Seinfeld）里出演克莱默（Kramer）的喜剧演员迈克尔·理查兹（Michael Richards）也发现，手机拍摄的视频及其在网络上的传播绝不是可以一笑置之的小事。2006年11月16日，在好莱坞的“笑工厂”（the Laugh Facto）回应一位提问者的骚扰时，他称其为“黑鬼”（nigger）——而且重复了6次（TMZ staff,2006）。事后他道了歉，但在公众的眼里，他就不仅是一般的笑星了，他将永远打上这次事件的烙印。

《新闻周刊》（Newsweek）的乔纳森·奥尔特（Jonathan Alter）评论基斯·奥尔伯曼（Keith Olbermann）2008年6月9日在MSNBC主持的“倒计时”节目（Coutdown），他抓住了YouTube革命的一个重要层面：对任何政界人士以及任何公共领域的人而言，YouTube革命意味着什么后果。奥尔特说，在2000年，一位政界人士谈话的录像带播放以后，会存放在某一家电视网的库房里（2004年的情况也是如此）。然而如今，从2008年起，任何政界人士说的任何话几分钟以后就可能上了YouTube，网络和政客都无法掌握、鞭长莫及了。

奥尔特指的是约翰·麦凯恩的一段话。麦凯恩说，他从未说过媒介对政治和选举的影响。其实，此前几天他的话就是对他自己的驳斥。他说，媒体对希拉里·克林顿争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努力不公平：“媒体常常忽略，她谈到千百万美国人的关切和梦想时很激动”（2008），这段视频在YouTube上广泛流传。

一位政界人士的话不仅几分钟以后就会传到YouTube上，而且那一视频会多年留在YouTube上——实际上永远存在那里了。YouTube视频里的话不仅无法否认，而且无法抹掉。YouTube上的灯不仅闪亮，不停止闪亮，而且永远闪亮。他们的视频和其他任何视频都可以从YouTube上删除，但那些灯不会自动熄灭。电视广播节目可以用TiVo或DVR录像机制作，超越一时的存在，而YouTube的固有属性是处在长寿区。

难以抹掉的性质产生的政治后果不但影响到生活里的事件，比如乔治·艾伦不当言论，而且影响到YouTube上的电视截屏。2008年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萨拉·佩林（Sarah Palin）接受“CBS晚新闻”的主持人凯蒂·库里克（Katie Couric）的访谈时，库里克问她读什么报纸，佩林语塞，连一种报纸都说不出来。这次访谈在2008年9月30日的“CBS晚间新闻”中第一次播出，很快就上了YouTube。到2008年11月底，看过那段视频的用户已逼近200万人次了（到2012年1月已超过250万人）。

难以知晓这样的视频对2008年的总统竞选究竟产生了多大的冲击，但肯定无助于共和党人。在2011—2012年的总体初选中，五六位共和党人一波接一波冲击，一个又一个垮台，米歇尔·巴克曼（Michele Bachmann）、里克·佩里（Rick Perry）、赫尔曼·凯恩（Herman Cain）、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里克·桑托罗姆（Rick Santorum），推波助澜的显然是YouTube那些令人尴尬的、有损形象的言论。2011年11月，里克·佩里一时语塞，在电视辩论中说不出他想要废掉的三个联邦内阁部门；到2012年年初，这段视频的点击率仍然很高，他的几个视频累计的点击人次已达到S0万。

任何视听设备记录的任何东西都可能在YouTube上传遍世界，长期保存。这里所谓任何东西不仅包括政界人士和名流现在说的任何东西，而且包括任何人说的话、唱的歌或用其他方式传播的任何东西——凡是19世纪80年代电影和1877年摄影术发明以来用电影或摄影记录的东西都永不磨灭了。如今（2012 年1月）,YouTube网上记录在案的有美国总统本杰明·哈里森（Benjam in Harrison,1888—1892）、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1892—1896）、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1896—1901）的录音（关于YouTube永存性，见本章4.13节“《我的吉他温柔地哭泣》穿越千秋万代”）。

4.5　YouTube篡夺电视的功能，成为公共事件的信使

根据一切记述包括我个人的记述（如Sullivan,2008；Suellontrop，2008；Levinson，“Superb Speeches by Bill Clinton and John Kerry”，2008），2008年8月27日在丹佛市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2004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约翰·克里的讲话是2008年最精彩的讲话之一，而且可能还是他生平最精彩的讲话。令人难解的是，三大全新闻的电视网（MSNBC、CNN和FOX新闻）都没有全文播放这一讲话。相反，它们都让自己的评论员照常出镜。正如安德鲁·沙利文（Andrew Sullivan）所言，“那三大电视网认为，他们的评论员比克里的讲演更有趣。他们误判了”。

也许，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三大电视网剪掉了克里的讲话。它们需要最大限度地吸引观众，从广告商那里争取最大限度的收入；在这种需求的驱使下，编排节目的主管觉得，克里并不是那种令观众受到“电击”的讲演者，如果转播他的讲话，那就可能把观众赶向其他“闪亮”的频道。也许，这三大电视网还觉得，自己的主持人克里斯·马修斯（Chris Matthews）、沃尔夫·布利策（Wolf Blitzer）和布里特·休谟（Brit Hume）不像克里那样使观众厌烦吧。

有线卫星公共事务网（C-SPAN）、公共电视台（PBS）不受广告商约束，它们从头至尾直播了克里的讲话。我和妻子在电视屏幕上为C-SPAN开了一个小窗口，我们看MSNBC的节目，注意到C-SPAN直播了克里的讲话后，我们就转向克里，直至他讲话结束。

于是非商业电视台就成了约翰·克里招之即来的信使，从而拯救了电视。此外，不到一个小时，这篇讲话就上了YouTube，而且几个小时之内就吸引了数以千计的观众。由此可见，在短期、中期和长期运行的媒介中，电视日益沦为立即播放但短期运行的媒介，相反，YouTube却成了永久记录的媒介。

在报道公共事务中，YouTube与电视的关系补足了博客与报纸的关系，有助于精确标定新新媒介在我们文化里的位置。博客提供评论的速度大大超过报纸专栏新闻的速度；YouTube记录并保存了电视上的视听材料，否则电视播出的事件刹那间就荡然无存了。以克里2008年这篇讲话为例，即使电视转播，也要给它掐头去尾，而且电视有可能根本就不转播。当然，电视可以重播，但电视节目的重播不可能一天24小时进行，世界上大多数地方都做不到，而YouTube的视频则是24小时都可以看到的。固然，电视上的任何节目都可以用硬盘数字录像机和微型录像机来截取，但那样的记录是私密的，公众不可能获取。由此可见，在新新媒介的信使中，博客的速度更快，YouTube则更可靠，故新新媒介的信使功能都胜过旧媒介。在目前和近期内，报纸会继续存在，因为读报不需要电池；电视也会继续存在，因为它仍然是能在第一时间内最轻松获取信息的媒介。然而，新新媒介是更好的信使，它们可能会继续挤压甚至取代报纸和电视。这是因为无论新旧，过去的媒介比如报纸、博客、电视、视频都可以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上显示。如此，从旧媒介到新媒介（如从电视到YouTube）的迁移就容易多了。

4.6　YouTube不仅使用户能随时看，而且对制作者免费

2008年总统大选投票前一个星期，几大主要电视网都直播了巴拉克·奥巴马一篇30分钟的讲话，为此他支付了500万美元（Sinderbrand ＆ Wells，2008）。大约2 300万人收看了他的电视讲话（Gold，2008），可见这笔钱值得花。

但在YouTube上传视频却是免费的。乔·特里皮（Joe Trippi）说得好：奥巴马“可以每周六在YouTube上向数百万人发表30分钟的讲话。电视网绝对不可能每周给总统那么多时间，但新闻界仍然不得不报道他在YouTube上发表的讲话”（Fouhy，2008）。在网络电视上，总统候选人肯定不可能每周六免费向全国发表30分钟的讲话。特里皮说得很精辟：总统也不可能获得这样的礼遇。今非昔比，广播媒介更加严格地保护自已出租时间所获得的收益，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那样的风光不复存在；从1933年到1944年，罗斯福总统能够在广播黄金时段向美国公众发表“炉边谈话”（Dun lop，1951）。

特里皮著有《一场不会制作成电视节目的革命》（The Revolution Will Not Be Televised：Democracy，the Internet,and the Overthrow of Everything）（2004），他最早引人注意是因为他2004年负责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霍华德·迪恩（How ard Dean）造势。该书记述并评估了迪恩的竞选活动。迪恩被称为“互联网候选人”，特里皮则是互联网的策划人，但那时的新新媒介不如今天发达：博客很兴盛，而Facebook才刚刚创建，YouTube和Twitter都是过了一两年才问世。

4.7　奥巴马是新新媒介时代的罗斯福及其新政的再现

2008年11月24日的《时代》杂志著名的封面故事把奥巴马描绘为新罗斯福。这位当选总统戴眼镜，着灰色套装，头戴礼帽，坐在汽车里，嘴里的雪茄向上翘，显得很乐观，照片的配文是“新新政”（The New New Deal）。

当然，这个比方指的是，罗斯福和奥巴马都是在金融危机和灾难的阵痛中就职的，同时又指奥巴马规划的公共工程（用21世纪的话说叫“基础设施”），以帮助美国人民就业，并为更加有效的商业奠定基础，这些举措都像是罗斯福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里推行的新政。

那篇封面故事是在2008年11月13日提前发布的。第二天，奥巴马的团队宣告，当选总统2008年11月15日的广播讲话将在YouTube上播放。这说明，奥巴马这位新罗斯福不仅表现在经济政策上，他还用新新媒介与美国人民交流。

罗斯福的“炉边谈话”利用了他那个时代的新媒介即广播，他直接与美国人民交流，以前的总统没有此举。罗斯福及其谋士了解新媒介无线电广播的优势：任何人包括总统都可以利用这一媒介讲话。广播使他听上去像是在直接对美国人讲话；在起居室里、卧室里，凡是有收音机的地方，他们都觉得总统在直接和他们交谈。

“炉边谈话”影响重大、史无前例、深入人心。我的父母成长于大萧条时期，他们常常告诉我，罗斯福就像父亲，这有道理。经济危机和接踵而至的战争使人像无助的孩子。如果不是这样，他那雄浑的声音怎么会深入你家人最隐秘的心扉里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我的父母将近20岁，罗斯福的声音尤其使他们感到安慰。他们觉得，只要罗斯福在与他们和所有的美国人交谈，那就会国泰民安。（关于广播和罗斯福，又见我1997年的《软利器》[The Soft Edge]。）

20世纪50年代，电视成了主要的政治传播媒介，电台的广播成了摇滚乐的载体，美国人不再以听“炉边谈话”那样的心态去听广播。1960年，在电视上看肯尼迪一尼克松辩论的人会认为肯尼迪将胜出，相反，在广播上听这场辩论的人却觉得尼克松将胜出，如前文所示（本章4.3节“电视上好看+ YouTube=网络上好看”）。而事实对尼克松会很遗憾：1960年，87%的美国家庭都有了电视（Roark etal.，2007）。到2008年总统竞选及其余波中，YouTube取代了电视，成了主要的政治视听媒介。不过，正如“网络上好看”那一节所示，这并不表明，电视在政治事务中已经不重要。相反，YouTube上的许多视频来自电视。

然而，奥巴马在YouTube上的演讲并没有获得罗斯福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炉边谈话”那样的成功——至少在他2012年争取连任的前景并不是那么十拿九稳。罗斯福是第一位而且是最后一位连任四期的总统（美国宪法第22条修正案对总统任期做了限制）。相比而言，在2012年年初，奥巴马还在第一任期时，民调上受欢迎的程度如同过山车。罗斯福和奥巴马受欢迎的程度当然不止媒介的原因，比如，如今的参议院要60%的多数才能立法，这比20世纪30年代要困难。而且，YouTube未必使21世纪的观众觉得很舒适，不像广播之于20世纪30年代的听众那样舒适。罗斯福的声音在家里回荡，使人觉得他像慈父一样亲切；而奥巴马上YouTube更适合当代的世界，美国人想要与总统接触，至少想要在自己挑选的时间而不是在总统挑选的时间里听见、看见他讲话。YouTube在流动的社会里向移动中的人播放视频；在这个社会里，总统和国会的一切言行都受制于高度的怀疑。如果说新新媒介促成了“占领华尔街”运动和直接民主的复兴，随之而来的另一面是对一切政党当选官员反弹的不满意情绪。实际上，YouTube让全世界目睹了“占领华尔街”运动，而且，它释放出实时观看正在发生的事情的需求，实时播放的新新媒介比如美国流视频网站（UStream，2007）也应运而生；在表现新闻的锋芒上，UStream比YouTube还略胜一筹（又见第十章）。

4.8　YouTube的业余明星和视频制作人

凡是有摄像机和拍相手机的人，都可以给YouTube上传视频，所有视频截图里的人既可以是无名之辈，也可以是大名鼎鼎的人。业余和默默无闻的视频制作人可以把摄像机指向任何人，包括他自己、朋友、公众或名人，拍摄起来几乎一样方便。

《科尼2012》（Kony 2012）是一段30分钟的纪实片，拍摄对象是乌干达的叛军首领科尼，2012年3月上传到YouTube，成为点击率增长最快的一段视频，第一周就达到7 500人次。此前，制片人杰森·卢塞尔（Jason Russell）有一点专业 经验，但并不为众人所知。他向史蒂芬·斯蒂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售出一部舞蹈片，为“科尼2012”筹措经费（Greene，2012）。这部纪实片具有YouTube成功视频的一些标准元素，包括卢塞尔5岁的儿子、用行动号召使得科尼臭名昭著（批评见Vamburkar,2012；捍卫见我的“In Defense”,2012）。

2012年4月，贾斯汀·比伯的《宝贝》（Baby）在YouTube上创历史新高，点 击人次达7.25亿，“科尼2012”的点击人次逾8 500万。《查理又咬了我的手指》排名第六（曾排名第一），点击人次逾4.4亿（关于YouTube的历史，见MacManus，2012）。《宝贝》和《查理》的共同点是，它们的明星都是在YouTube发现的，比伯是他的经理人2008年发现的，查理和他哥哥是其父母发掘的，2007年父母把他们的视频上传到YouTube。在YouTube之外，比伯成了音乐世界的流行偶像。试比较YouTube和电视网明星对公众的吸引力：2012年橄榄球“超级碗”的电视直播吸引了史上最多的公众，计有1.113亿人，而两个纯业余的新手（小查理兄弟）吸引的人数却相当于“超级碗”观众人数的4倍，尚不出名的比伯视频吸引了“超级碗”观众人数的6倍。（但“超级碗”创造了每秒钟最多推文的记录：10245推文，此乃新旧媒介协同的范例，详见Horn，2012。）当然，“超级碗”时长只有几个小时，而YouTube视频的观众人数是几年的积累。因而两者观众人数的比较并非完全等值。YouTube和电视都处在观众人数众多的范围，你在YouTube上玩却不必是超级明星。2009年4月，默默无闻的歌手苏姗大妈（Susan Boyle）上英国达人秀一举成名，一个月之内，她在YouTube的视频点击就超过一亿次。这个例子再次证明，和电视相比，和YouTube与电视的共生关系相比，YouTube的吸引力更大。苏姗大妈的盛名是在电视和YouTube的协力推动下完成的。

与此同时，克里斯·科洛科尔（Chris Crocker）2007年上传视频《还布兰妮自由》（Leave Britney Alone）时，完全默默无闻。到2012年1月，这段令人捧腹的视频已获得了4 200万的点击率；它表现对象布兰妮·斯皮尔斯（Britney Spears）已成为大明星。《奥巴马女孩》（制片人是默默无闻的本·雷勒斯，表现对象是巴拉克·奥巴马）是一举成名的又一个例子。

《食物大战》（Food Fight）这个例子说明，全然默默无闻的身份不会对红透YouTube构成任何障碍，跟查理兄弟俩那段视频一举成名类似，只不过前者的艺术性略强。这一视频从美国人的视角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食物短缺而引起的国家冲突。撰稿、制作和动画由史蒂芬·纳德尔曼（Stefan Nadelman）独立完成。此前，他完全是无名之辈。实际上，上YouTube之前，人们对这一作品一无所知，其中没有明星，没有配声，只有动画。2008年2月上传到YouTube，到2009年2月，点击的观众人次已经超过360万，到2012年2月，其点击次数已超过700万。

无论这一视频多么完美，既然其制作者默默无闻，它为什么能吸引数以百万计的观众呢？我初看《食物大战》是有人介绍的。我的同事和朋友、兰斯·斯特雷特（Lance Strate）教授是我在Myspace上的“朋友”。他在我的Myspace上贴上了他对这一视频的评论。这种偶尔为之、非专业人士的宣传的点点滴滴都可能和数以百万计美元的宣传造势媲美。实际上，今天大多数的公共关系和公关公司就大笔花钱，以刺激这种口耳相传的营销，这就是用社交媒介造势。

这种手法叫做病毒式营销（viralmarketing）。在新新媒介的时代里，这是难以逆料、大获全胜的造势引擎。《查理又咬了我的手指》和《食物大战》是YouTube上原滋原味的病毒视频原型。

4.9　病毒视频

病毒式营销、病毒视频——一切与通俗文化相关的产品或活动都以这样的机制运行：有人喜欢互联网或其他地方的一首歌、一段视频或其他什么东西，他想法让人人分享自己的快乐。当数以百万计的人让另一些数以百万计的人了解这段视频时，它可能会大受欢迎，可能会与旧媒介的广告宣传所推广的视频一样大行其道，甚至会略胜一筹。

这样的传播一向称为“口传”。但“病毒”式传播不止于此，数字的“口传”能在刹那间通达任何人、任何地方和数以百万计的人。相反，旧式的口传只能通达你身旁的人，在固定电话的岁月里只能通达电话另一端的那个人（如今的手机通讯尤其发短信在一定程度上是“病毒”传播）。

为何叫“病毒”？在我们生存的生物界里，病毒在宿主细胞上搭便车或使之感染；细胞每次分裂都带走病毒。病毒式视频的运行大致相同，凡是看这一视频的人，其脑子都受感染，病毒都要在他的脑子里搭便车。这些人能用上新新媒介时，就会交谈、了解、链接甚至编辑视频，于是，病毒的传播就可能成为流行病。换句话说，无论是在生物界或通俗文化里，病毒或病毒式视频都推销自己。

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率先把病毒的比方用于研究人的思想。1991年，他在《思想病毒》（“Viruses of the Mind”）一文里介绍了文化基因，并称之为“模因”（meme）。人成了思想的宿主，无论高兴与否、自觉与否都是“模因”的宿主。人们说的语词、作家写的作品和文章、记者写新闻、b logging写的帖子都把这些思想即“模因”传给别人，就像病毒把基因素材从一个细胞传给一个细胞一样，就像DNA通过有机体的繁殖使自己永存一样。他在此批评萨缪尔·勃特勒（Samuel Butler）1878年的名言：鸡是蛋生产更多蛋的方式。道金斯描绘的图式是：生物有机体是DNA用来生产更多DNA的机器。1976年，他在取得突破性成就的著作《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里，首次提出这个DNA视角。到他1991年提出“模因”（即感染式思想）等于生物病毒的方程式时，时间大约过去15年了。现在我们可以说，DNA、“模因”和病毒视频都劫持宿主运行；生物病毒对宿主有害，却能改善宿主的DNA，结果的好坏端赖具体的“模因”或病毒视频。

道金斯1991年撰写的《思想病毒》发表之前，在网络成为生活的重要事实之前很久，病毒的比拟在电脑时代已经普遍使用开来，用于指称破坏性的计算机程序——“计算机病毒”。在这篇1991的文章里，道金斯高调认可并发挥了这一计算机病毒的比方。病毒附着在计算机程序或代码上，本义是让其合乎人的心意，却可能干扰正常的工作，删除文档，甚至可能会使电脑停机。显然，计算机病毒的类比和生物病毒有大量相似之处，而且比病毒式营销里的病毒比方更富有感染力。因为两种病毒都会使宿主瓦解崩溃——人和动物可能生病甚至死亡，计算机就不能正常运行而变得一无是处了。

然而这个类比迁移至通俗文化时，“病毒”未必意味着不好。毕竟，一段病毒视频给人教益，又幽默风趣。“食物大战”即为一例，并未造成伤害，除非它落到“战争贩子”的手里。即使这样，感染电脑病毒的宿主也能获得一些教益。顺便可以指出，“病毒”一词用作形容词的扩大趋势就具有病毒的感染力，但绝不是负面意义上的感染，因为这个词的确有助于我们理解：在21世纪，为何YouTube、新新媒介和通俗文化越来越普遍地使用它。

尽管如此，YouTube上的滥用正与日俱增。有人把殴打与虐待人和动物的视频上传，以满足制作者的怪癖心理和观赏者的反常“乐趣”。

4.10　病毒视频的弊端

一切开放系统都有难以避免的不足之处，它们向“坏蛋”开放，这就是一切新新媒介民主的好处换来的弊端。以Wikipedia那一章为例，败事有余的写手和编辑可能会损害其中的语词即网上文章。不过，这样的损害容易发现、删除或矫正。

YouTube打人或“痛殴”人的视频也容易删除。但由于被打的是真人，其损害就大大超过单纯信息造成的伤害。即使被删除，它造成的损害或其他伤害也难以抹掉了。(www.xing528.com)

这种四处流传的视频有利的一面是，留下永久的犯罪记录，使犯罪人容易被绳之以法。但YouTube和类似的视频库必然会带出一个问题：只要握有适当（即非常吸引人）的病毒视频，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明星，由此而创造的通俗文化是否太容易引诱心态失衡或伦理空白的人呢？

总体上看，每当新技术赋予人强大的力量时，都会冒出这个问题。但新设备本身造成了嗜好并实施破坏的倾向，罕有其例。我记得，在20世纪50年代我读书时，那些被老师称为“恶棍”的家伙经常打同学。有人把婴儿从屋子这一端扔到另一端（O’Brien，2008）、把宠物狗扔下悬崖（Wortham，2008），拍成视频欣赏。然而，如果没有YouTube，难道这些家伙就不会干类似的坏事吗？

本书第九章“新新媒介的阴暗面”将更详细地研究用YouTube等新新媒介表现诸如打人事件的种种弊端。曼约（Farhad Manjoo）在沙龙网（Salon）上发表的一篇文章（2008）里说“：有人认为互联网使青少年对打人的劣行麻木不仁，Myspace导致青少年的暴行，这样的看法极端令人生疑……虽然有人高调报道这样的新闻，但没有证据显示，那就是事实；没有证据说明，在Myspace时代，欺凌、斗殴或少年帮的现象恶化了。而且，如此大势报道的事件难道不会震慑、反而会刺激青少年的暴力吗？”

曼约的最后一点意见暗示，凡是有一点头脑的孩子都明白，拍摄自己打人的视频，就会提供自己被指控的刑事证据，并将成为抹不掉的羞耻。这一点是否能遏制一切渴望借此出名的歹徒，我们不清楚。但我们可以假设，无论是否有YouTube，这些施暴者早晚会干出一些可悲的事情；何况YouTube对公共利益的贡献还大大超过了其可能的危害。在以下的几节里，我们将继续考虑YouTube的裨益，但我们不会忽视其弊病，我们将时刻警惕，寻求减少或革除弊端的办法，同时卫护并增加其裨益。

4.11　通俗文化里的YouTube革命

马歇尔·麦克卢汉灵感的源头之一是哈罗德·伊尼斯（1951）。按照他的论述，一切媒介都具有时间约束力（time-bind）或空间约束力（space-bind）——或者使跨越空间的传播容易（如罗马驿道上传递的文书），或者使跨越时间的传播容易（如刻在石头上的象形文字），或者使跨越事件和空间的传播都容易（如印刷机印制的书籍）。麦克卢汉指出（1962,1964）,19世纪和20世纪的新技术继续促进了这样的“延伸”，或穿越空间，或穿越时间，或穿越时空。电报和电话是具有空间约束力的延伸，照片是具有时间约束力的延伸。

到了我们的21世纪，一切新新媒介都具有时间约束力（time-binding）和空间约束力（space-binding），这是因为在互联网上，一切信息都具有穿越空间的速度和穿越时间的可检索性。在超越时空两方面，YouTube尤其卓尔不凡。

几年前，我看了马丁·斯科西斯（Martin Scorsese）（2005）介绍鲍勃·迪伦（Bob Dylan）之伟大的纪录片《迷途之家》（No Direction Home）。片子里有一段迪伦与琼·贝兹（Joan Baez）携手唱《上帝与我们同在》（With God on Our Side）的镜头，那是1963年他们在纽波特民俗文化节高歌的一幕。

看过这部片子后，我在YouTube上搜索贝兹和“上帝与我们同在”，发现了他们1966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演唱的完整版。我将其嵌入我自己的YouTube视频，挂在我的“无穷回溯”网页上，又将其推荐给竞选总统的那些候选人。我特别推荐“如果上帝在我们身旁，他将阻止下一场战争”。

YouTube上有很多这种带音乐的视频，它们把每一台电脑和越来越多的手机变成了24小时待命的电视，使你很容易获取超越时空的窗口。倘若伊尼斯和麦克卢汉在世，正如他们所言，这些视频已成为容易接入的跨越时空的窗口了。

4.12　洛伊·欧比森的吉他

我个人以及许多批评家和粉丝（比如Gill，2007）都一致认为，“巡游的威尔伯里人”（The Traveling Wilburys）是有史以来最优秀的超级摇滚乐队。1988—1990年，鲍勃·迪伦、乔治·哈里森（Harrison，George）、杰弗·林恩（Jeff Lynne）、汤姆·佩蒂（Tom Petty）和洛伊·欧比森（Roy Orbison）是这个乐队的成员，他们在其名义下录唱片。它们最著名的歌有《小心轻放》（Handle with Care）和《网线的尽头》（End of the Line）

洛伊·欧比森1988年12月去世，终年52岁。乐队录制《网线的尽头》时，把他的吉他放在一把摇晃的椅子上，1分44秒时，椅子开始摇晃，那是欧宾森领衔演奏的时候。在视频的结尾，你又看到摇晃的吉他。

在Wikipedia的“巡游的威尔伯里人”词条里，你可以读到以上全部信息。

任何时候，你都可以到YouTube上去看那段视频，及其向欧比森致意的令人感动的一幕，想看就看，任何地方，在家里和办公室里都行；只要有可以接入YouTube的移动手机比如iPhone，你就可以在任何地方登上YouTube去看那一段视频。

换句话说，YouTube使死亡的某些意义荡然无存，至少就通俗文化而论是如此。在YouTube上，视听通俗文化网线的末端是永生不死的。

2012年2月11日，我听说惠特尼·休斯敦（Whitney Houston）去世，旋即上YouTube去看《保镖》（Bodyguard,1992）专辑里的《我永远爱你》（I Will Always Love You）。在过去的几年里，数以百万计的人回头看了这一视频。2012年2 月29日，我听说大卫·琼斯（Davy Jones）去世时，也去看了《群猴》（The Monkees）乐队的视频《白日梦信仰人》（Dayd ream Believer）（又见我Levinson，2012，“Why The Monkees Are Important”）。

4.13　《当我的吉他温柔地哭泣》穿越千秋万代

洛伊·欧比森的吉他并不是YouTube上唯一不朽的吉他。超级摇滚乐队“巡游的威尔伯里人”的另一位乐手乔治·哈里森（George Harrison,1943—2001）也去世了，他留下的吉他也继续在YouTube上弹奏。在一定程度上，这清 楚说明了YouTube的另一个典型特征：YouTube可以展现同一真实生活事件的略微不同的场景或者同一首歌、同一部作品的许多不同的版本。

同一事件略微不同的视频可能是许多人的作品，因为手握照相手机和其他便携式摄影机的目击者选择了不同的镜头，同一首歌的许多不同的版本可能是过去几十年里由不同的专业乐队录制的。

在YouTube上，乔治·哈里森演唱的《当我的吉他温柔地哭泣》至少有十来个版本，首先是他1971年在孟加拉国音乐会的表演，里面还有埃里克·克拉普顿（Eric Clapton）弹吉他的镜头；接着是埃里克·克拉普顿和保罗·麦卡特尼（Paul McCartney）于2002年为他举行的纪念音乐会上演唱的版本，继后是2004年汤姆·佩蒂和杰弗·林恩的演奏（我最喜欢这个版本），录音师普林斯（Prince）也热情洋溢地拿起吉他演奏，这是为了庆祝哈里森身后进入摇滚名人堂而举行的“哈里森作品”演唱会。

在这些视频里，我们目睹哈里森20年间前进的足迹，克拉普顿30年里的进步，他们演唱的《当我的吉他温柔地哭泣》在他们身后继续流行。

我们看见有人在演唱会上偷拍的模糊不清的视频，我们看见最高端电视网播放的视频。我们看见一所藏书室，聆听其中一个历经沧桑的专辑，我们可以随时增减其内容，如果我们曾给它录像，我们还可以加上我们自己制作的视频。

总之，我们看见了YouTube和新新媒介的实质。

在YouTube上，乔治·哈里森的作品《万物终将消逝》（All Things Must Pass）也有十个版本，包括哈里森去世后保罗·麦卡特尼演唱的那个版本。这是我最爱的版本，是保罗·麦卡特尼在乔治·哈里森纪念音乐会上的表演，那是2002年11月29日纪念哈里森去世一周年在伦敦皇家阿尔伯特宫举行的音乐 会。2008年11月，我在YouTube上寻找，发现它已经被删掉，原因是侵权。关于侵权，我们将在本章“YouTube的阿喀琉斯脚踵”那一节里考察。实际上，2012年年初，我检查YouTube上我喜欢的100首歌里，发现7首歌已经被删掉，原因是侵权，包括滚石（Rolling Stones）、大卫·鲍伊（David Bowie）、兰霍恩·斯利姆（Langhorne Slim）的视频。关于侵权，我们将在本章“YouTube的阿喀琉斯脚踵”那一节里考察。

《万物终将消逝》里一句突出的歌词是“日光准时降临，使人感觉真好”。好事不能永存，坏事也不能永存。

万物终要消逝。但我们禁不住想给哈里森感情丰富的抒情曲加上一句：例外是制作成视频并上传到YouTube的表演，YouTube可能因此而永存。虽然按照目前的形态，YouTube可能会消逝，或者转换为另一种东西，或者被纳入另一种东西，但我们没有理由认为，目前YouTube上的视频会消逝；如果YouTube之后兴起的媒介不纳入披头士乐队和“巡游的威尔伯里人”乐队演奏的视频，那是没有理由的；如果不收录迈克尔·杰克逊或任何当代艺术大师的视频，也是难以想象的。即使在YouTube上删除了，那也是可以恢复的。那样的删除不可能抹掉已下载到用户计算机、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中的视频。不过，2009年，Amazon把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小说《一九八四》从Kindle的书单中删除了，下一章将讨论这个问题。

4.14　YouTube再现音乐电视

1979年，英国的新潮乐队“巴格斯”（The Buggles）的推出《录像带杀死广播歌星》（Video Killed The Radio Star），人人都能听到这首歌，“巴格斯”乐队预示20世纪80年代MTV录像带的成功。1981年MTV到来时，这个作品是制作成MTV的第一支歌。事情是这样的：

首先，电视机在20世纪50年代大发展时，许多观察家就认为，这意味着收音机的末日。1955年有一期《纽约客》（The New Yorker）的封面是佩里·巴罗（Perry Barlow）的漫画，配文是“又一台收音机扔进阁楼了”；一台破烂的收音机形容枯槁，躺在尘封的旮旯里，旁边是一台老掉牙的维克多牌留声机，收音机仿佛是一件远古遗存的文物。与此相似，在卡尔·罗斯（Carl Rose）1951年为《纽约客》作的一幅漫画里，一位小姑娘在阁楼里指着一台收音机问妈妈：“妈妈，那是什么？”彼时，电视业已吸收了广播电台富有创意、极其成功的网络节目比如肥皂剧、系列剧和新闻。

然而，广播非但没有消亡，反而大有兴旺之势，并成为最赢利的媒介，它会花钱，也会挣钱。电台播放摇滚乐，唱片由唱片公司提供，免费，有时甚至还送钱给电台。美国政府很快就出手镇压，说唱片公司付钱播唱片是“贿赂”（Payola）。广播利用了有声媒介的性能：人们可以一边听一边做其他的事情，比如开车、起床、穿衣等。摇滚乐和广播容许同时完成多种任务的特性推进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40张顶尖唱片排行榜，使调频广播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得到大发展（详见Levinson，1997）。

MTV在20世纪80年代初登场，在一定程度上，MTV把广播享受的聚光灯转移到电视屏幕上。但MTV很难“杀死”广播或广播明星。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CD光盘以及更重要的MP3扭转局面，使通俗文化的注意力和重点又回归有声媒介。

2005年，YouTube把虚拟之门向音乐视频开放。从几十年积累的节目中撷取的音乐视频在YouTube上唾手可得，反而在通俗文化里为视频打开了别外洞天。视频没有扼杀广播明星。到20世纪80年代，YouTube使音乐视频成了主要的音乐播放器，地位超过了80年代的MTV。这个例子说明，一种新新媒介（YouTube）对还有几分新颖的旧媒介（MTV或有线电视）起到了替代的作用。

4.15　YouTube将使iTunes退出市场吗？

我们已经看到，新新媒介（博客、YouTube）不仅与旧媒介（报纸、电视）竞争，而且与网络上的新媒介竞争；网络上的新媒介的运作方式是：收费提供信息，严格编辑控制，采用旧的大众媒介的其他程序。

在YouTube免费竞争的压力之下，收费的iTunes又能维持多久呢？到2012 年1月，其收费标准是每支歌69美分、99美分或1.29美分（Mintz，2009）。iTunes、Amazon以及《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的网络版收费，这是“新”媒介与“新新”媒介反差的典型例子。

旧媒介存在于离线世界里。新媒介存在于网上，但维持旧媒介的经营方式。新媒介维持旧经营方式的程度各有不同。iTunes收费（但对播客不收费），并严格控制其网页上出现的东西。《赫芬顿邮报》可以被认为是介于新媒介和新新媒介居中的位置，它是免费的，但实施严格的把关和编辑控制。新新媒介在网上与新媒介共存，但它们粉碎了旧媒介要收费并由编辑控制的一切约束。

然而，与YouTube相比，iTunes播放器并非没有优势，其主要的优势在于它提供更多的歌曲，而且其歌曲容易被排序和分类。iTunes播放器出售的音乐的品质胜过YouTube上的大多数视频的音乐，但YouTube上高品质的视频也越来越普遍，两者在音质上的差异有可能消失。再者，用iPhone手机也容易接入YouTube并获取其视频，比在ipod上播放MP3音乐更有竞争力；颇有一丝讽刺意味，因为iPhone和ipod都是苹果公司制造的。实际上，“听优视网”（Listento）之类的网址“掠夺”了YouTube上的音乐、将其转换为MP3，使人能在电脑、ipod 和iPhone上欣赏。这就意味着，无论新新媒介这块饼如何脆裂，苹果公司都赢了。但媒介演化太快，不会不推动同一公司内部不同部门产品的竞争。

2008年10月，iTune的开发商曾忧心忡忡地说，如果艺术家和唱片生产商提高歌曲的版税，他们就不得不关门大吉（Ahmed，2008）。华盛顿特区的版税局认为，iTunes开发商反对提高版税的主张有道理，支持其立场；于是，每次下载音乐的版税就维持在6美分，而不是提高到16美分了（Frith，2008）。

到头来，无论音乐版税提高与否，苹果公司都会赢。即使iTune停止生产，苹果公司的iPhone和ipod也会卖得很好，这两种产品使接入YouTube越来越容易了。与此同时，iTune的生产继续增长，2010年，披头士的作品最终上了互联网就是证明。

4.16　YouTube批驳刘易斯·芒福德，并把视频转换为文本

1970年，在《权力的五边形》（The Pentagon of Power）里，刘易斯·芒福德^[2]把看电视比喻为“大众精神病”（p.294）。这是许多电视批评家的典型态度。芒福德反感电视，他认为，电视不给人提供过去和未来的感觉，看电视连续剧或新闻节目的人没有办法回头看或向前跳，不如看书报时那样容易前后跳着看。

早在1976年，录像机技术就使电视观众对过去的节目有了一定的控制。硬盘数字录像机DVR和TiVo把这一控制力从过去延伸到未来，使人可以提前几个星期规划要录制的节目。

YouTube使观众的控制力向前跨出了一大步，使人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看YouTube，只要有iPhone或其他便携式移动媒介和互联网接入设备就可以观看。YouTube与移动媒介结合以后，视听形象终于可以由观者来控制了，就像读者可以控制书本的页码一样。关于媒介移动性的历史和当前的冲击力，请参考我的著作《手机：挡不住的呼唤》（Levinson，2004），关于智能手机和其他移动通信媒介对互联网的冲击力，详见本书第七章“‘Foursquare’定位与硬件”。芒福德的夸张首先就不对。YouTube已经断然抛弃芒福德的错误判断，将其扔进昔日思想史的阁楼里了。

实际上，YouTube使网上的视频既容易获取，又容易“阅读”，对观者而言，网上的视频就像网上的文本和手里的书籍一样。文本的读者可以停顿、返回、向前、重复读某一段；同理，YouTube视频的观者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去“阅读”屏幕上移动的形象。从新新媒介使用者的观点来看问题，网上的文本和视频的确没有多大的差异，唯一的差异是：文本读者要识字。我们可以作这样的类比：手中的文本、书籍或报纸与光盘的关系就像网上文本或书籍与YouTube视频和其他网上视频的关系。一切新新媒介的目标是使其全球范围的内容都容易被人获取，就像手握的书籍一样；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这就是新新媒介所谓的“终极事业”。

4.17　蒂姆·拉瑟特（1950—2008）

YouTube还使刚刚过去的事情难以忘却，人人都可以回头看。NBC“与媒体见面”的主持人和华盛顿新闻部的主任蒂姆·拉瑟特（Tim Russert） 2008年6月13日意外去世。美国三大全新闻有线电视网（MSNBC、CNN和福克斯新闻网）全天和周末的大部分时间都报道了他去世的消息。YouTube则扮演了另一种角色，在他去世后的24小时里，YouTube上关于他的视频就增加了500种。汤姆·布罗考的电视新闻报道拉瑟特的YouTube视频点击四年后超过了70万。

YouTube在这次悼念中的贡献很能说明新媒介（有线电视）和新新媒介（YouTube）的另一个重大差异。虽然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可以收看到CNN（MSNBC和福克斯在国际上的覆盖范围远不如CNN），但在拉瑟特去世后的几天里，CNN转向报道其他新闻。相反，在YouTube上，有关拉瑟特的视频片段立即扩散到世界各地，在未来的岁月里，这些视频仍然是瞬间就可以看到的。或者正如上文怀念奥比森和哈里森时所言，原则上，纪念他们的音乐视频将永生不死，除非这些视频侵犯了版权。

4.18　YouTube的阿喀琉斯脚踵：版权

许多博主都有过不愉快的经验。你写了一个很好的帖子，介绍一支歌或一场音乐会，却遇到麻烦。实际上，我在2008年6月就写过这样一个帖子，评论保 罗·麦卡特尼对乔治·哈里森《万物终将消逝》那首歌的演绎，那是麦卡特尼 2002年在皇家阿尔伯特宫哈里森的纪念会上的演唱。我用一段视频充实帖子 的内容，视频是从YouTube上撷取的。这个帖子看起来听上去都很棒。我把我写的帖子链接到Digg、Facebook、Reddit和其他一切妥当的地方。我得到恭维我的评论。但几个月后，一位读者失望地来信说，你那段视频“找不到”了。

我上我的博客和YouTube去查，果然，YouTube已经删除了我的视频，因为它违背YouTube的“服务条件”，质言之，某人或某公司通知YouTube，那段视频侵犯版权了。旧媒介版权之手虽然乏力，但并非没有力量，它釜底抽薪，使你用新新媒介创作b logging的乐趣荡然无存。再打个比方，你被YouTube的阿喀琉斯脚踵踢了一脚，它要执行版权法。

YouTube有一个瑕疵，它不能保证，今天可以观赏的视频明天是否还在，连五分钟以后是否还在它都不能保证。这就意味着，它不能保证其他的网络接入以及嵌入的视频会继续保存。

另一方面，在达成稳定性和持久性方面，互联网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胜过许多纸煤。这就是我们通过“永久链接”而获得的“可靠定位”（Levinson，“The Book on the Book”，1999；“Cellphone”，2004；“The Secret Riches”，2007）。但“永久链接”的文本和视频也是可以拿掉的。首先，上传者自己可以拿掉他制作的视频，此外，YouTube在执行版权上是不堪一击的，这都是向旧媒介方向重要的倒退。YouTube和新新媒介的伟大财富是人人可以成为生产者，人人可以永远看见生产的成果。现在却发现，它是有局限的，每一位生产者都可能删掉他上传的视频。

有些软件不仅使人能链接或嵌入视频，而且使人很容易下载视频。结果，使用者可以把下载的视频放在自己的网页上，而不必借助YouTube或类似的视频储存和传播网站，比如照片共享网站Blip.tv、视频共享网站Metacafe和微米奥（Vimeo）视频网站。

但这可能是侵权。虽然这样的侵权可能永远也不会被发现，但它可能使我们永远处在媒介交战的第一线，旧媒介和新媒介是交战的一方，新新媒介是交战的另一方，我们就处在知识产权交战的夹缝中了。

“copyright”（版权）的直解是“righ t to copy”（复制的权利），起源于欧洲王室的“特许”，那是在16世纪中叶印刷机发明之后。君主授权印刷商复制一些书籍，借以将书面信息的产量控制在自己的王国里。但到1710年，英格兰议会制定了《安妮法》（Statute of Anne），使作者拥有版权，并让政府代表作者保护版权（见Kaplan，1966；Lavinson，1997）。

今天的版权就植根于这一法律。它从三个方面保护作者的权益。版权拥有者决定谁能：（1）复制作品，（2）从复制中挣钱，（3）将部分作品用于新的创作，即不同于原创者作品的著作。

版权使用的细节相当复杂，也经历了一些变化。在20世纪初，作者不得不自己去争取版权。到20世纪末，版权被认为属于作者，它寓于作品的署名中。版权在政府登记，这使版权的实施较为容易，但作者不必登记也有权拥有版权。100年前，美国的版权期限是28年，可以续期一次。如今，作者终生拥有版权，去世后继续享受75年的版权。《伯尔尼公约》略有不同。美国和163个签约国保护版权的期限是作者终生再加50年，但签字国有权提出更长的保护期。法庭支持“合理使用”，允许作品的小部分用于教学或类似的用途，不必获得版权人的同意。但版权衍生出来的权益可以转让、买卖。

某人从YouTube下载别人的视频，并将其嵌入自己的网址时，他心里可能完全没有想到有关版权的规定。互联网上数以百万计嵌入的帖子如雨后春笋，上传者根本不注意YouTube上有关遵守版权的公式化文字。这等于高声宣示已然的事实：到了新新媒介时代，传统旧媒介的版权模式必然要被打破。

《防止网络侵权法案》（Stop Online Piracy Act/SOPA）引起争议。美国众议院于2011年10月通过这一方案，次年1月被搁置。法案激起网上的抗议，Wikipedia和Reddit还为此关闭了一天（见我的文章《Wikipedia有错吗》[Is Wikipedia Wrong？],2012）。这显示，版权面对的前景并非一帆风顺。法案的拥护者想要防止网上窃取知识产权的行为，矛头指向YouTube上的电影和音乐。法案强硬的条款不仅要上传者为盗版的内容负责，而且要互联网上的系统比如YouTube负责，因为它们把那些内容提供给网民使用。

好莱坞制片厂高调拥护这一法案。新新媒介的主要推手YouTube、Twitter 和Wikipedia实事求是地指出，管制网站上侵权的内容会瘫痪它们的运作。《第一修正案》的支持者，包括我，也认为：“防止网络侵权法案”违反《第一修正案》。国会通过的《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任何法律……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1997年最高法院就裁定《联邦传播风化法》[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违宪）

但版权是否就完全被粉碎了呢？如果可能的话，版权的部分内容是否值得保护并应用于YouTube或新新媒介呢？基本的“复制的权利”似乎已经丧失了，那可能是最佳的结果。但版权人分享作品产生的收益，版权人决定另一人或公司可用其作品挣钱，这似乎是必须要坚持的合理权利。再者，与作品被嵌入互联网相比，作品的收益是比较容易追踪的，版权用于商业经营的这个方面并非不能追踪，也并非难以执行。

剽窃也应该防止和惩罚。最严重的剽窃形式不仅把别人的成果冒充为自己的作品，而且用别人的成果来挣钱。在这里，互联网并非剽窃者最好的朋友。因为人人均能上网，人人均能从网上获取一切，这就意味着，总有熟悉原作的人会遇见剽窃者的版本，并能向作者或版权人报告剽窃的情况，剽窃被发现仅仅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

底线是：作品副本的传播，在新新媒介的范围内，无论音像制品的MP3或YouTube视频都是难以防止的，大概也不应该防止，除非当事人用其赚了钱，或者他那个副本是剽窃的（掩盖原创者作品的事实）；如果是为了挣钱或者是有意剽窃，那就要尽量阻止。

实际上，美国唱片业协会（RIAA）防止MP3的传播，但从长远来看，分享而不是赢利的MP3是难以防止的。RIAA因坚持版权而使部分热爱音乐的公众感情上疏离（见Marder，2003；Levinson，2007,“RIAA’s Monstrous Legacy”）。同理，美联社试图在免费的blogosphere（博客世界）里收取引文使用费的尝试也不会成功（见Liza，2008）。至于版权的未来，其演化结果必然会是接近某种“知识共享的领地”（Creative Commons）；在这里，原创者明确宣告，他们把某些权利让渡给了世人，比如复制的权利而不是商业经营的权利——如果版权真能永世长存的话（见creativecommons.org）。

这是对待知识产权的后谷登堡、后马可尼、后大众媒介、后旧媒介的路径，“网络中立”（net neutrality）和“开放源码”（open source）系统与这一路径是一致的。“网络中立”者主张：互联网的数字构架、操作系统和小配件等资源都容许任何个人电脑系统使用，非专卖的、非商业的系统都可以使用这些网络资源；除了微软、苹果等系统，凡是不受版权和专利保护的资源，任何个人电脑系统都应该能使用。“开放源码”让人人看见网页运行的源码。于是，观者可以掌握和使用这一源码去制作新的网页。“网络中立”和“开放源码”这两种路径尚未普遍实现和执行，但它们使业余的、非专业的网页制作者和程序员成为生产者，也就是使人人都能制作自己的网页，就像新新媒介赋予一切读者、听众和观众创作的能力一样。或者我们可以说，这两种路径与新新媒介结构的关系就像YouTube和其他一切新新媒介与其内容的关系，就像新新媒介与其内容的生产和接受的关系。

4.19　YouTube上的评论起矫正的作用：以弗利特伍兹组合为例

和一切新新媒介一样，YouTube公开邀请人人将视频上传，这本身就意味着，伴随的信息连题名都可能出错，有意或偶然的错误。如果初始的视频制作者允许别人评论，那么，人人都可以上传自己的评语。这样的评论提供了纠错的机制，就像针对博客的评论可以为博客纠错一样。

我们来考虑弗利特伍兹组合。20世纪50年代，这个加利福尼亚的三人组合有两张荣登排行榜首的唱片：《轻轻地来到我身边》（Come Softly to Me）和《忧郁先生》（Mr.Blue），这一组合嗓音圆润，和声曼妙，其组成略有异常：一男两女：加利·特罗克塞尔（Gary Troxel）、格雷琴·克里斯托弗（Gretchen Christopher）和芭芭拉·埃利斯（Barbara Ellis）。

YouTube上有一段极好的视频，表现该组合1959年在“美国音乐台”（American Bandstand）演唱的《轻轻地来到我身边》。我记得小时候看过他们的演出，由迪克·克拉克（Dick Clark）主持。他们一直是我喜爱的组合之一。

YouTube上还有五六段弗利特伍兹组合的视频，包括2007年8月公共电视台上的特别节目和2007年11月在拉斯维加斯的演出。仔细一看，这两段视频里的乐手不完全是原来的组合。在公共电视台的那次演出中，加利·特罗克塞尔以他圆润的声音领唱，但两位女歌手换了人。在拉斯维加斯的演出里，格雷琴·克里斯托弗是原组合里唯一出场的歌手。

但看这些视频的人如何知道其中的差异呢？从题名或介绍词是看不出差异的，因为其中的信息仅限于组合、歌曲和场地的名字。所幸的是，精明的观者留下的评论澄清了细微的差别。

当然，全部或任何一条评论都不能保证，有错误信息的视频会得到准确的纠正。但依靠数以百万计的观众的聪明才智，这些评论的确能纠正视频里的错误。这个例子说明，新新媒介具有自我纠正的特点，Wikipedia的自我纠正尤其突出，下一章将考察这个特点。

2008年，YouTube增加了“注释”（annotation）一栏，上传视频的人任何时候都可以再插入文本（注释）。这种注释还有助于澄清视频中的人是谁，内容是什么。

4.20　教皇的频道

2009年1月有这样一条新闻：“教皇本笃十六世在‘视频共享’YouTube上开通了自己的频道。”（BBC,2009）美联社稍后的一篇文稿（Wineld，2009）写道：“与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和伊丽莎白女王一样，教皇也开通YouTube频道了。奥巴马总统就职当天就在白宫开通了官方的YouTube频道，而伊丽莎白女王在2007年12月就开通了其皇家的YouTube频道了。”

据温菲尔德（Winfield）报道，梵蒂冈接受我们所谓的新新媒介，绝不是没有条件的，也绝不是没有争议的。一方面，“在他每年一度的‘世界交流日’讲话中，教皇本笃十六世赞美Facebook和YouTube这样的社交网站，说它们是‘给人类的礼物’，能缔造友谊和理解”。另一方面，教皇“又警告说，网络交流又可能与真实的社会互动隔绝，使数字沟加剧，使人进一步边缘化”。

2012年，教皇本笃十六世重申并阐述了这样的辩证分析——这一次谈的是 Twitter。他说：“用简要的几句话，篇幅不必超过《圣经》一首赞美诗，就可以表达深刻的思想，只要参与会话的人不忽略心灵的修养。”

我们在本章第10节“病毒视频的弊端”里已经看到，在Myspace和Facebook那两章里也看到，而且在本书第十章“新新媒介的阴暗面”里将要进一步看到，社交媒介肯定有危险：从网络骚扰、网络欺凌到被恐怖分子利用的危险都是存在的。然而，担心社交媒介取代真实生活里的互动也好，担心它们使人隔绝不进行面对面的接触也好，都不是新鲜事；人们不仅对新媒介和新新媒介有这样的担心，而且早在20世纪初电影问世时就有这样的担心（McKeever，1910）。况且，这样的担心还是对“书虫”表示担心的基础；所谓“书虫”就是花过多的时间读书的人，他们在“真实”的“血肉”世界里花的时间反而不够（关于虚拟互动与真实互动的关系，详见Lev inson，2003）。没有证据说明社交媒介取代真实生活的有害影响。在“阿拉伯之春”和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中，人民用Twitter和其他新新媒介结成大大小小的群体，这就有力地驳斥了社交媒介妨碍真实生活里的会见与互动的论点，社交媒介干扰意义深厚的关怀的说法也站不住脚了。“阿拉伯之春”和“占领华尔街”运动还否认了“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正在兴起的观点；“数字鸿沟”说认为，低收入的社会经济群体被锁在社会进程之外。毕竟，YouTube、Facebook、Twitter、Wikipedia和一切新新媒介都是免费的，任何电脑或智能手机都可以链接这些网站，老牌、廉价的手机上也可以上网。

实际上，罗马天主教会对同时代新媒介的接受总是忧喜参半的，至少早在15世纪50年代印刷术在欧洲兴起的时候就持矛盾的态度。虽然文字被认为是“笔头的传道”，一些早期教父还是认为，印刷词是手稿书的降格，因为写字的手是由灵魂驱动的（详见Eisenstein，1979）。1519年新教革命依靠印制的《圣经》，这就证实了教会对印刷术的担心是不无讽刺意味的（见Levinson，1997）。但耶稣会的反宗教改革运动很快就认识到印刷术的教育和宣传价值。在20世纪后半叶，教会在承认电视的力量时再次表现得动作缓慢，但1962—1965年的梵蒂冈第二次公会议（Vatican II Council）纠正了这一倾向。像耶稣会认可印刷术一样，梵蒂冈第二次公会议赞同单向的电子大众媒介。教皇本笃十六世的YouTube频道显示，虽然教会有一些不必要的顾虑，但为了在21世纪有效地传播教义，正确的做法是利用当代的新新媒介。如果利用YouTube，那就能随时随地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上网看视频讯息，想看时就能看。

4.21　YouTube是国际信息解放者

在美国，国家领袖和普通民众都可以使用YouTube，他们既是YouTube的消费者，又是其生产者；同样，YouTube是国际范围内可兹利用的资源，使用YouTube的不限于英国女王和教皇了。

24岁的尤利娅·戈罗波科娃（Yulia Golobokova）生在苏联，目前是俄罗斯国籍。在我2008年12月的研究生课程“媒介研究方法”最后一次上课的时候，她做了十分钟的报告，谈媒介和传播研究的心得。她讲的是YouTube。她谈到许多重要的问题，多半是我课堂上和本章讲的一些问题，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说自己在莫斯科生活时，YouTube使她获知了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使她获知了真相。YouTube不像国内的电视，它不受政府控制。

YouTube之美在于，它不受任何政府控制，美国政府或俄罗斯政府都不能控制它。我过去就知道这个事实，但我们容易视其为理所当然。而当一位来自俄罗斯的学生上课时站起来谈YouTube时，我更加深切地感到它和一切新新媒介的价值，这就不再是一个理论问题了。

我第一次见到尤利娅是2008年9月，第一次上课前几天，她走进我的办公室，做了自我介绍，说很高兴会见我，我的相貌和声音都和她期待的一样。

“怎么会呢？”我问她，心想她怎么会了解我的音容笑貌呢？可能是有什么先入之见吧。

她回答说：“我在莫斯科看见过你的视频，好多次。”在新新媒介领域，纽约和莫斯科的电脑屏幕没有区别，从技术上说，看YouTube时，它们是一样的。

当然，政府可以尝试禁止YouTube，比如巴基斯坦在2008年8月至少就禁了两个小时，因为其中有“反伊斯兰的内容”（Malkin,2008）。显然，这次禁止使人看到YouTube服务的世界问题，说明其系统远并非不脆弱的；实际上，它与各种各样的系统和服务器链接，所以就存在潜在的虚弱或脆弱的链接。一切新新媒介都有这样的弱点。获悉巴基斯坦国外“错误的互联网协议”造成了那种内容时，巴基斯坦就解除了禁令。

所幸的是，独裁者政府控制媒介的企图都不太成功，比如，纳粹德国对付反纳粹的“白玫瑰”复印机（Dumbach＆ New born，1986）和苏联对付“地下出版”的录像带（samizdat video）（Levinso，1992）都不太成功。至于巴基斯坦，佩尔韦兹·穆沙拉夫（Pervez Musharraf）总统2008年8月辞职以后，民主就得到恢复了。读者可以参见上一章中独裁政府与革命媒介在20世纪和21世纪冲突的时间表。

在我们这个YouTube和新新媒介的时代，无论是对政府当局或媒介权威的抵抗一直都不是件轻松的事。在下一章里，我们将要检视，Wikipedia如何推翻了专家的暴政，至少就我们期待百科全书的信息和智慧而言，Wikipedia是成功了。

【注释】

[1]本·雷勒斯（1975—　），是Youtube现任的规划策略总监，负责帮助视频内容创作者建立他们的观众群及发展他们的Youtube策略。雷勒斯自己制作的视频内容已被观看过超过15亿人次，著名的“奥巴马女孩”即出自他手。

[2]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1990）,美国社会哲学家、大学教授、建筑师、城市规划师、评论家，主要靠自学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奇才，著作数十部，代表作有：《技艺与文明》、《城市文化》、《历史名城》、《乌托邦的故事》、《黄金时刻》、《褐色的几十年：美国艺术研究》、《人必须行动》、《人类的境遇》、《城市的发展》、《生存的价值》、《生命的操守》、《艺术与技术》、《以心智健全的名义》、《公路与城市》、《机器的神话之一：技术与人类发展》、《机器的神话之二：权力的五边形》、《都市的前景》、《解译和预言》，获美国自由勋章、美国文学奖章、美国艺术奖章、英帝国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