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ebook：新新媒介（第二版）详解

第二章　Facebook

“倘若Facebook是一个国家，它就是世界上的第三大国，仅排在中国和印度之后。每个小时都有数以百计的新人加入。”萨利·迪南（Sally Deenan）在《成功》（Success）四月号上撰文如是说。这是名副其实的成功，2011年7月，其用户超过8亿，在人口上仅次于中国和印度，但这个人口数字只用了8年就达到了，而不是花了数千年。2010年2月，Facebook的首次公开发售（IPO）有望获得50亿美元的公众投资（Szalai,2012），这比G oogle 2004年首次上市斩获的17亿美元投资还多得多。Facebook是一个放大的社群，充分展现新新媒介的风格。

2011年秋，蒂芬妮·施莱恩（Tiffany Shlain）邀请粉丝到Facebook上而非到精致的电影网页上去看她执导的新纪实片。这一忠告凸显了互联网网页和Facebook网页的差异，无论互联网网页多么吸引人、多么详细，它都比不上Facebook网页，即使这个Facebook网页首次亮相，尚未打磨。互联网网页的影像更清晰，截取的片段更长，制作人的控制更广泛，但它缺乏Facebook的社群和构建社群的潜力。专业的互联网网页是比较旧的新媒介，而Facebook则是表现最为卓越的新新媒介。

社群主要表现人的关系：一群人有共同而持久的关系时，社群随之形成。两种最深厚的关系是家庭关系和朋友关系。两种关系都能从真实世界迁移到数字世界，我们离线的家人和朋友可以是我们网上社群的成员。然而，新新媒介发明了一种新的友谊，这种前所未有的友谊只存在于线上。唯有一点要说明的是，“存在”一词太弱，不足以表现这种现象，因为数字“朋友”像漫山遍野的鲜花，五彩缤纷，姹紫嫣红，或者说像四处蔓延的野草——如果你认为这种朋友比不上现实中活生生的朋友（我并不这样认为，我只认为他们不同而已）。没有任何线上环境比Facebook更有助于培养和界定数字友情。

2.1　“朋友”的吸引力难以抗拒

最早的社交媒介Friendster（2002），把“friend”一词融入其称谓。启动三个月之内，它就吸引了300万用户，今天，它仍然是社交游戏网站，在东南亚极其成功。一年以后即2003年，Myspace的网络门户洞开。和Friendster一样，Myspace也免费，其宣传口号是“朋友之家”（Place for friends）。2004年 ，Myspace的用户就超过了Friendster；同年，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启动Facebook。2005年年初，我加入了Facebook，不是去寻找老朋友，也不是去交新朋友，亦不是去推销我的科幻小说。之所以加入，那是因为我的儿子很早就成为Facebook的积极分子。他在哈佛大学念书，2004年马克·扎克伯格也在那里念书。彼时，只有拥有教育网电子邮箱的人才能在Facebook上注册，所以大多数用户都是大学生。我能在Facebook上注册，那是因为我是福德姆大学的教授，有教育网邮箱。但我很少用Facebook的账户。我的用户身份是家人推动、教师身份促成的。在线和离线的友谊和我的注册没有关系。

今天，我的Facebook粉丝将近5 000（5 000是该网运行的极限）。其中25人是亲友，100人是过去的学生，50人是德姆大学的同事；此外大约有75位生活中真正的朋友，其余的人最好是称为熟人，包括会晤过一两次的人，大约有250人；另外的4 750人多半是每周互动20—25次，另有75—100人每年互动一两次。我写这段文字的实践是2011年12月31日，谨在我的“状态栏”（Status）里祝人人新年快乐。在“喜欢”（Liked）（“喜欢”是Facebook、YouTube等社交媒介上表示赞赏的正式用语）的20位朋友中，我只面晤过两人，一人一次；两年前见过科幻小说家米歇尔·朗格（Michele Lang），交谈过；五年前见过电影制片人大卫·索贝尔曼（David Sobelman），在公映他拍摄的马歇尔·麦克卢汉的片子时。在未曾谋面的18人中，两人是网上密友。随着“喜欢”人数的增加，我希望这个比率向从未谋面、仅仅网上认识的那边倾斜。但所有这些人都是我Facebook上的朋友。

2.2　何谓网络“友谊”？

纯粹的网友，即使在网上互动，有所了解，与离线情况下亲自接触的朋友也只有一个共同点：有一两种相同的兴趣爱好。另一种情况的朋友另当别论。我记得2006年加入Myspace不久，我邀请一位和我一样对科幻小说感兴趣的人交朋友。他讥讽地回答说：“哦，我们要一道进进出出吗？”我向他道歉。看来，邀请人交“朋友”暗示的关系远远超过了对科幻小说的共同兴趣。除了一两种相同的兴趣爱好比如运动、饮食、购物等关系之外，你和离线朋友还有一点共同之处：你们熟悉彼此的音容笑貌。这些关键而印象深刻的特征毫不费力地集合成为“朋友”，这是你熟悉的血肉之躯的朋友，无论他是在街上或其他任何地方，但他未必在网上，他不必需要电池或任何电子设备。

Facebook上的“个人简介”（profile），这是Facebook或其他新新媒介上的名 片，含照片，还可能有音频链接提供说话的声音，但那不足以保证，照片和声音就与那个名字吻合。实际上，若要确认网友是否就是离线状态下那个名字的人，唯一的办法就是和网友见面（除了公共场所外，我们不推荐见网友，显然出于安全考虑，我们将在“新新媒介的阴暗面”那一章详细探讨）。

你甚至可能收到并非真“人”的请求。我就收到过《广告狂人》的主角“唐·德雷珀”（Don Draper）和连续剧《迷失》的主角“凯特”（Kate Austen）的请求。几位名叫苏格拉底的“人”都是我的网友（苏格拉底本人早在公元前399年就去世了）。我不仅收到这类人的邮件，而且还创作过这样的网络人物。

“茜拉·沃特斯”（Sierra Waters）是我的两部小说《拯救苏格拉底》（The Plot to Save Socrates,2006）和《不燃烧的亚历山大城》（“Unburning Alexandria”，2008）里的女主人公。2008年，我在Myspace和Facebook上用她的名字开户。从她的履历一望而知，她是我小说里的虚构人物。然而，我在Myspace上不止一次收到男性署名的电子邮件——向“茜拉”求欢。

由此可见，Facebook和其他新新媒介上的网友可能会对应离线人物的一个连续谱：网友可能是离线朋友（或家人），离线朋友的朋友，也可能是和你认识的人毫无关系的人，还可能是历史人物的名字，甚至就是虚构的人物。

Facebook尽力应对网络友谊复杂的特性，它试图尽力细调网络友谊，使之更好地对应离线的现实。在这个方面，它比其他任何新新媒介都更加努力。

2.3　细分网络友谊

到2012年1月，Facebook提供三种网友选择：“朋友”（Friends）、“密友”（Close Friends）、“熟人”（Acquaintances），以及无人称的“订阅”（Subscription），用户有机会设“网页”（Pages）（或请人代劳），身份可以是作家、公众人物、政界人士，甚至可能是书名、电影名等。Google+也提供类似的选择：“朋友”（Friends）、“家人”（Family）、“熟人”（Acquaintance）以及“跟随”（Following）（相当于Facebook的“订阅”[Subscription]），这些是网友“圈子”（Circles）的选择，还可为行业、书籍等设网页。而Twitter只提供“跟随”的选项，在这一点上，三者不尽相同。

上文业已提及，Facebook把“朋友”的上限设定为5 000（这个总数里包含用户“喜欢”的“朋友”和“网页”），这是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没有人能在真实世界里能拥有超过5000位朋友。相比而言，一个人拥有的“订阅”数是不设限的，喜欢“网页”的人数是不设限的。如此，“订阅”和“网页”就为朋友的建构设定了边界——“友好”的区域，用户能与共同兴趣的人或“跟随”他们的人建立联系，不必维持虚幻的网络友谊。

另一方面,Facebook上的“密友”、“熟人”将网络友谊分析或划分为比较小型而适当的小组。就像真实生活里的朋友一样，有人是密友，有人是点头之交，更恰当的称谓是“熟人”。Facebook用这三个词描绘网络友谊的深浅程度，和真实生活里的划分一样。

再者，Facebook提供广泛的隐私条款，使用户明确区分“密友”、“朋友”和“熟人”，以及“家人”（只为真实家人提供），各类人所看见的照片、时间轴和其他网上活动不一样。然而，由于任何人能从Facebook的“个人介绍”里去抓取照片和信息，随心所欲地广泛散布，这种隐私条款漏洞甚多。

2.4　Facebook小组及其变化

社群需要一些个体组合成小组，朋友的共同兴趣在一对一的基础上分享、讨论和增进，小组的许多成员或全体成员参与其中。

Facebook小组聚集于人类所知的大多数兴趣，如对流行文化的激情，比如对电影、电视节目和音乐的兴趣，对前沿的社会政治问题的兴趣。

Facebook小组“巴拉克·奥巴马（百万拥趸者）”在2008年11月的总统大选后继续发展，到2009年11月5日，该小组已超过一百万人。到2012年1月，“巴拉克·奥巴马（百万拥趸者）”的小组以被“巴拉克·奥巴马（政界人士）”的网页取代，“喜欢”（Likes）他的人超过2 400万。“米特·罗姆尼（政界人士）”的网页有不止一百万“喜欢”者。“喜欢”里克·桑托罗姆（Rick Santorum）的有55 000人（他在艾奥瓦选区以8票之差输给罗姆尼，稍后，桑托罗姆又险胜）。罗恩·保罗（Ron Paul，艾奥瓦选区排名第三）有24 000位“喜欢”者。

Facebook为何用“网页”取代“小组”（Group）？“网页”意在更好地界定“小组”；同样，Facebook尝试更加精确界定和完善网络“友谊”。小组的含义是，小组成员想积极参与推进小组的兴趣和宗旨。不过，小组大多数成员只不过表达对本组的主题和宗旨的浓厚的兴趣。“喜欢”网页是这种消极参与更准确的反映。

Facebook早就不只是仅限于美国的社交媒介了，其小组业已成为世界各地社会行动的载体。2008年12月1日，福克斯新闻网的埃里克·肖恩（Eric Shaw n）报道，2008年2月，世界各地190座城市有1 200万人上街游行示威，抗议哥伦比亚的恐怖组织哥伦比亚革命军（FARC）。他们响应奥斯卡·莫拉莱斯（Oscar Morales）在“百万声音，抗议FARC”的小组里组织的抗议活动。回头来看，这场风暴无疑是“阿拉伯之春”和“占领华尔街”的先驱。美国国务院的贾雷德·科恩（Jared Cohen）对肖恩说，在Facebook上，“你可以在卧室里成为积极的活动分子”。但这句话忽略了一点：新新媒介的活动分子有一个无缝对接的界面，街头和电脑显示屏是连为一体的。2012年除夕夜2011年12月31日），我观看了蒂姆·普尔（Tim Pool）发布的纽约市警局在曼哈顿拘捕抗议者的视频流。他在街头，我在家里，我们都成了“占领华尔街”共同体的成员。

任何用户都能创建一个小组、设置一个网页，免费，一两分钟就可以搞定。你想出一个主题，写一篇简短的介绍，也许一两个小段，谈动态，上传一幅图，开始邀请朋友。为了解这是轻易之举，无论什么话题都行，请考虑以下情景：

2008年感恩节的星期五晚上，我回家时，已经是印度孟买恐怖袭击危机的第三天，我急于在我喜欢的MSNBC全新闻电视台寻找最新的报道。我看到的却是“节目集锦”（Doc Bloc），那是几年前汇集的“镜头掠影”（Caught on Camera）。

于是，我就这个问题在“无穷回溯”博客上发布了几篇博文，标题是“孟买燃烧时，MSNBC播‘集锦’”（Levinson,2008）。我发现，许多人用粘贴评论或来电子邮件的方式表达同样的感受。我们都想要MSNBC每周7天、每天24小时播新闻；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的时代和世界都希望这家新闻网不打折扣。（第九章“新新媒介的阴暗面”，将讨论Facebook和Twitter如何抢先提供孟买恐怖袭击的报道及其后果，在这一点上，新新媒介与MSNBC这个旧媒介形成强烈的反差，请读者参见。）

微软一国家广播公司（MSNBC）创建于20世纪90年代，成为互联网和电视的最佳组合，由旧媒介（NBC）和新媒介（Microsoft）联姻。我决定尝试，看看我是否能利用新新媒介的社会力量来影响电视的节目安排。2008年12月1日，我在Facebook上建立了一个小组，评论MSNBC,名为“停止播放‘集锦’”，小组的介绍词与上文差不多，开篇是“我星期五晚上回家……”结尾是：

我们在Facebook上相聚，也许我们能迫使MSNBC做对观众和它自己都最好的事情——停止播放集锦——还我新闻！向你喜欢新闻的朋友介绍我们这个Facebook小组！

我在Facebook上共有1600个朋友，我邀请的人数接近1500。Facebook规定，用户最多只能参加300个小组，所以我其余的一百来位朋友收不到我的邀请函。我下载了一个红色的“停止”徽标，用免费的GIMP程序（与图像处理软件Photoshop类似），在DOC BLOCK那个徽标下写上“STOP”，把这个图像上传到 小组里。不到两个小时，小组就有了50个成员。不到24小时，小组就有了150人，至少15人不在我起初邀请的名单上。

这是病毒营销原理在起作用——在这里是为了共同的事业而奋斗。每当 Facebook用户加入一个小组时，他的网页上就公布一个“通知”，这一“通知”就自动发给他所有的朋友，朋友就会看到这一通知。如果他的朋友对这个话题感兴趣，他们就会加入。于是，这个兴趣小组又一轮的发展就启动了。

截止到2009年5月，“停止播放‘集锦’”的小组已经增加到300人，MSNBC被迫对其周末节目做了一点小小的调整。到2012年1月，这个不活跃的小组缩 小到265人，最后一个帖子是2010年10月发布的。但MSNBC的“新闻集锦”大大削减，星期五尤其大大瘦身，它现在的直播节目一直进行到晚上10点钟。但并非每个小组都能完全成功，或部分成功。

然而，Facebook小组的力量不可否认，而且很大，所以旧媒介及其支持者也利用Facebook小组来推进自己的事业。马克·亨特（Mark Hunter）在他的社交媒介播客（2009）中，针对Facebook上的“不要让报纸死亡”小组，不无讥讽地说：“买一份报，拯救一位记者。”他采用一种最新的新新媒介来推进“不要让报纸死亡”的事业，的确有一丝讽刺意味，因为这一新新媒介的目标就是要让你的报纸歇业。不过，究竟有多少人在Facebook上得到了他们传递的信息，并不清楚。

另一方面，Facebook上的这个小组还是有益无害的，这反映了报纸提倡者对新新媒介力量的理解。截止到2009年5月，“不要让报纸死亡”的小组拥有8万多成员；截止到2012年1月，这一口号和事业又在另一个新新媒介上栖身，其名字是恰如其分的“事业”（causes.com），其成员增加到十万余人。至于这一事业是否成功，局势尚不明朗。（见第六章“Blogging”，看数字时代报纸存活的前景。）

再介绍Facebook小组推进社会政治事业的最后一个例子。2011年11月，福德姆大学的同事马克·内森（Mark Naison）邀请我参加一个刚创建的小组，名为“福德姆99%俱乐部”，我和他面熟。创建人是内森的同事依拉·斯科尔（Ira Schor），其意图是创建一个虚拟的“场地”，让不能亲临现场却又想参加“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福德姆大学的师生有一个活动场所（这个例子再次说明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在新新媒介里的混合）。2012年1月，小组成员接近200人，开始接收校外人士，小组不仅成为论坛，而且提供纽约市及市外“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信息。

2.5　Facebook网友和小组是知识资源库

和Twitter一样（见第三章）,Facebook有“状态栏”（status bar），以告诉网络世界你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感觉如何。这个状态栏提醒你“你在想什么？”“状态栏”还可以用来提问，寻求出版信息和正在发生的事情。和Wikipedia一样，它不断更新，不可能用一篇文章或文章的某一部分来回答一切问题，因为问题既可能是有关突发新闻的，又可能是有关历史秘闻的。2008—2011年运行的问答网（Aardvark）是完全用于问答服务的新新媒介，引导用户去请教自封的“专家”用户，问答网被谷歌收购，已停止运作。

现举一例说明“状态栏”如何在Facebook上运行：

2008年11月17日那一周，基斯·奥尔伯曼（Keith Olbermann）和雷切尔·麦道（Rachel Maddow）没有在他们主持的全国广播公司的“倒计时”（Countdown）述评和“雷切尔·麦道新闻述评”（Rachel Maddow Show）节目中露面，他们没有给予任何说明。奥尔伯曼的缺席找不到任何解释。大卫·舒斯特（David Shuster）说，由他来顶替奥尔伯曼的空缺。每次节目开始时，麦道都会通报即将顶替她的主持人，第一天晚上是娅莉安娜·哈芬顿（“赫芬顿博报”的创始人），第二天晚上是阿里森·斯图亚特（Allison Stew art）。顶替者在节目结束时都说，雷切尔·麦道“很快”就回来主持节目。

不仅全国广播公司的网址上没有通告，我在互联网上也找不到多少信息，只找到另一位在提相同问题的人（Arnold,2008）。他也不知道这两位主持人怎么了。我猜想，他们是在度假，但……

我在我Facebook的“状态栏”里贴上一个问题，果然，我一位聪明好学的学生迈克·普鲁夫（Mike Plugh）立刻就回答了我的问题（见Levinson,“Where Have Olbermann and Maddow Disappeared To？”,2008）：

度假。他们在大选期间没有休息，我想，雷切尔正在乘美利坚航班飞行，同机的乘客正有幸听她说话。奥尔伯曼可能在地下室里重放“SNL”乐队的光碟，欣赏本·阿弗莱克（Ben Afleck）的表演。

迈克不仅解答了我的问题，颇有品位，而且为新新媒介的价值提供了重要的一课。当旧媒介不能提供信息、老式的网上搜索不能解答问题时，新新媒介使读者成为作者并提供信息的原理就能发挥作用、能提供我们寻求的答案了。在这个意义上，Facebook比Wikipedia深入了一步，它把新新媒介这个世界变成一部宏大的百科全书，你的任何网友都可能解答你的问题。

Facebook小组可用“状态栏”提示成员“写东西”——“写帖子、传照片/视 频、提问题”。小组“状态栏”的好处是向有学问的成员提问题，他们成了更明确的目标受众。

2.6　Facebook网友和小组是实时的知识资源库

网络传播始于20世纪90年代。从一开始，它就提供即时或实时信息交换渠道，以及非同步的或延后的信息传播。数字媒介之前，除了电话交谈和面对面会话之外，一切传播都是不同步的；或为单向，或为双向如写信——从发信到收信再到回信，有一个延后的问题。机印书可以被视为非同步媒介的原型。有时，机印书传递的是千百年前的信息。唯一的实时传播是面对面交谈（一些烟火信号、旗语和递给身边人的字条是少许的例外）。

Facebook和一切新新媒介都提供两种选择：实时的和非同步的。但新新媒介上的大多数传播是非同步的。无疑，YouTube上的视频、Wikipedia上的文章和博客是非同步的，唯有其评论（以及Wikipedia交谈）部分是实时的信息交换。（Twitter和博客的实时性是名副其实的，但那仅仅一定程度上的同步——读者刚好在博主写Twitter和博客时在线。）然而，Facebook确实含有重要的实时成分，其功能多种多样，从闲聊到严肃的知识追求都有。

2008年11月21日我开始上Facebook。未曾谋面的Facebook网友詹姆斯·温斯顿（James Winston）询问，他是否可以就正在撰写的论文提一两个问题。他是北伊利诺伊大学的传播与媒介研究专业的研究生。

他就有关“信息超载”的问题询问我的意见：互联网是否造成信息超载？高等教育在教导学生对付信息超载方面做得好吗？

我的回答是：我认为，“信息超载”不是我们面对的问题；我们面对的挑战是如何对付“信息欠载”，换言之，我们缺乏足够的信息帮助我们最有效地在互联网上航行。再说到今天的世界和媒介，我们可以说，我们所需的一切是正确航行的信息。我们走进图书馆或书店时，虽然藏书多得大大超过了我们的阅读能力，但我们并不感到压抑得不知所措，其道理就在这里。自童年时代起，我们就学会了如何在图书馆和书店里航行（关于“信息超载”实际上是“信息欠载”，详见Levinson，1997，pp.134-135；Levinson，“Interview by Mark Molaro”，2007）。

至于高等教育，我告诉他，我认为已经做得不错，向学生提供了一些有关新新媒介的信息，但学习使用新新媒介的最佳办法是自己实际使用新新媒介（据Dewey,1925，又据本书第一章“新新媒介”）。

在回答詹姆斯问题的过程中，我意识到我们在Facebook上的一问一答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新新媒介不仅是一个互动的知识库，而且是一个实时的知识资源库。我告诉他，我可能会把我们的会话放进这本书，他说那太好了。这一切问答和交谈就发生在我写这段话之前的分秒之间。

我还告诉詹姆斯，我会送他这本书（稍后他收到了）。你读到这里时，詹姆斯可能已经收到我这本书的第二版，可能它正在你的手里，在你的显示屏上。詹姆斯可能正在读这一段呢。

他又追问：我是否认为，互联网的长处和内容对年轻一代更有用。我告诉他，我所谓“媒介之媒介”（medium of media）（“Digital McLuhan”，1999）的互联网有适合一切年龄段的内容。

詹姆斯感谢我回答他的问题，感谢我在这本书里的“呼叫”（Shout-out）^[1]，又问他将来是否还可以向我提问。我说当然可以。

会话结束。我的知识很容易就成了詹姆斯的资源。他在伊利诺伊，我在纽约，我们甚至可能相隔天涯海角。这样的会话同样很容易在任何两个人之间进行，詹姆斯和任何一位教授、任何一位学生和我、任何两个人都可以进行这样的会话，无论他们是教授、学生，还是其他人。新新媒介的世界使知识的获取前所未有地容易。(www.xing528.com)

实际上，我就成了彼得·马克（Piotr Mach）的实时知识库资源，2010年1月10日，他给我写信说：

我是华沙大学政治学学生，专攻政治营销，我的硕士论文是写巴拉克·奥巴马2008年的总统竞选，此刻，我正在读你的《新新媒介》……因此，我想听听你对mybarackobama.com网站的意见，请你说说它在为奥巴马募款时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你会把它放进新新媒介的范畴还是新媒介的范畴？之所以问这个问题，那是因为其用户通常是被动的——他们可以捐也可以不捐。另一方面，他们能把个性化的募款工具放进自己的简历并鼓励朋友们捐款。

显然他读的是《新新媒介》的第一版。我回答说：

我说mybarackobama.com是过渡性媒介，2007—2008年间正在变形（就像蛹化蝶），从新媒介变为新新媒介。正如你说的，是被动捐款，是新媒介。但代表着用户成为募款人，这又是典型的新新媒介之举（相当于自己制作视频）希望对你有所帮助，祝你学业进步。

如今，Facebook使这种知识获取比2008年容易多了。Facebook上的聊天和短信系统2011年开通，其内容自动出现并载入用户的通信历史，使以后的查检容易。彼得和我在聊天室结束会话。我告诉他，我正在修订《新新媒介》。他说很凑巧，他正在读《新新媒介》。我告诉他，我将把我们的会话写进第二版，作为Facebook实时国际知识资源的例子。新新媒介在这方面的演化中，同步性和非同步性正在整合。

然而，万一由于无知或恶意我给詹姆斯·温斯顿和彼得·马克提供的信息是错误的呢？但即使他们有理由这样想，他们也很容易在互联网上去核查我的其他著作。我们将在第五章Wikipedia里看到，新新媒介不仅提供知识资源，而且提供了核查和矫正所需的任何知识。

2.7　在真实世界里会网友

Facebook起初的双重逻辑是：进一步了解同班同学，注意你不认识但在Facebook上见过其面孔的人。其中含有一个假设、一种期待：人们喜欢从网上友谊和关系转入面对面的友谊和关系。在校园里，安全并不是重要的关切。你可以会见在Facebook上看见过和认识的同学，你可以与一两位活生生的朋友一起去校园里的自助餐厅或公共场所聊天。校园环境过去和现在都不同于Myspace网友面对面会见的情况。这是因为两位会见的网友并不来自同一校园。他们在网上“认识”，然后才在真实世界中会面。这样的会见危机四伏，我们将在第九章“新新媒介的阴暗面”里详细考察。

Facebook大大超越校园以后，其性质和诱惑都更像Myspace；无论危险或益处，Facebook网友在真实生活中的会见都像Myspace了。如何避免危险呢？与过去从未谋面的网友会见时，安全的办法是在公共场所，如果符合两人身份，那就选择一个专业环境。餐馆是很好的公共场所，业务办公室是很好的专业环境；办公室面晤是网上交流后决定求职的好地方。

除了安全考虑之外，网上关系变成面晤、数字代码变成血肉之躯以后，网上关系会发生什么变化？我在《软利器：信息革命的自然历史与未来》（The Soft Edge：A Natural History and Future of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2007）一书里已对此做了详细的介绍。人们在网上相会相恋的历史可以回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电子和谐网”（eHarmony）、“红娘网”（Match.corn）、克里斯琴·敏格尔（Christian Mingle）和JDate Friendster等是当前正在运行的例子，其服务是启动真实世界里的恋爱关系；还有人在网上相会并走向成功的业务关系。

我多次参与过两种始于网上、终于面晤的业务关系或专业关系。

从1985—1995年，我与妻子蒂娜·沃齐克创办了并一同管理“联合教育公司”，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个网上媒介研究教育计划，授研究生学分和硕士学位。来自40多个州、20多个国家的数以千计的学生在这个网站注册上课挣学分；授予学分的学校有：纽约市的社会研究新学院和理工学院、英国的巴斯学院等大学。在这些学生中，注册前我就认识的不到5%，在网上认识但从未谋面的学生也不到5%。十年间，我在美国各地开会认识的或因这样那样的原因来纽约面晤的还不到10%。

与网上认识的人初次面晤时，我注意到一种情况，差不多每遇见两个人就有一次这样的感觉：刚见面总是一愣，但至多持续几分钟，当网上那人坐在桌子对面时，总还是能辨认。实际上，从1985年到21世纪初的几年里，大多数网上交流用的是文本，没有看见过对方的形象或照片。所以，会见网上认识的人时，你总有双重异样的感觉。以前只有文字之交，如今看见了面孔、听见了声音、面对着一位活生生的人。你还有可能做这样的预判：桌子对面或屋子里的这个人与你网上了解的人迥然不同。但结果与你的异样感觉截然相反。

20世纪90年代中期和后期，另一种专业会晤的情况兴起。有许多人是先在网上认识的，大约50%网上认识的人有机会见面。科幻小说的作者和出版社开始在网上交谈，我们用过的网络系统有电脑信息服务公司（Compu Serve）和通用电气公司信息网（GEnie）（Levinson,1997）等。我那时开始写科幻小说，1998年到2001年又担任美国科幻小说协会会长。此间以及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会见过数以百计的作者、数以十计的出版商。与他们面晤时的感觉和看见我的学生时的感觉一样，面孔、声音和人格都与我网上的印象吻合。

2.8　与旧友在网上恢复联系

与面晤网友相反的另一端，是在网上与昔日友人恢复联系。十多年来，我屡屡有这样的经验：老朋友、老同学和学生在电视上看见我后用电子邮件与我恢复联系。2000年元旦，我以嘉宾身份在福克斯新闻网出席特别节目：“新千年：科学，小说，科幻”。不久，我收到几封电子邮件。一封来自费力克斯·波尔兹（Felix Poelz），他是我的中学同学，1963年以后未曾见面；一封来自彼得·罗森塔尔（Peter Rosenthal），他为我1972年的唱片辑《双重押韵》（Twice Upon a Rhyme）弹吉他，我们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失去了联系。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我收到一些学生的电子邮件。这些通信都说明，在21世纪社交媒介出现之前，赛博空间（Cyberspace就已经具有消除时空距离的力量，使我们与老友隔绝的时空距离不复存在了。

有了Myspace以后，与老友恢复联系的速度加快了。2006年年初，我成了Myspace活跃的网民。但Facebook使网上的重逢跃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大概是由于它起源于大学社群吧。我在Facebook上有5 000位朋友，至少有100位是多年未通音信的学生和朋友。每周大约有两次老友来信。你很容易在Facebook上找到中学同学和大学同学，从毕业年限就容易分清楚。费力克斯不在1963年哥伦布中学的毕业生名录中（他没有上Facebook），在这个名录中，有一些名字 很熟悉。

与未曾谋面的“网友”会见有潜在的危险，且这被认为是新新媒介的缺陷和潜在的弊端，那么，通过新新媒介与长期失去联系的旧友恢复联系必然就是其巨大的好处与恩泽了。如果我们赞同卡尔·萨根（Carl Sagan,1978）的观点——我们是宇宙赖以审视自己的物质材料，那么，旧友凭借新新媒介实现的重逢就是宇宙缝合自己裂缝的机制了。

2.9　保护“隐蔽的一维”：清理你的网页

一切新新媒介都有自生产（self-production）的机制，这是一个“隐蔽的维度”；我们书写和创制的一切都会长期在互联网上存在。“隐蔽的维度”借自爱德华·霍尔^[2]。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很久，他创造了这一术语，将其作为1966年的专著《隐蔽的一维》（The Hidden Dimension）的书名。该书论述的是人际关系里的人际距离和空间，它们强有力地形塑我们面对面交谈的走向和结果，但我们一般将其视为理所当然。与此相似，我们常常不注意，我们的博客、YouTube视频、Facebook简介和网页会长期存在；我们的帖子传上网以后很久，人们还会读到上面的语词和图像，这些帖子就有可能产生我们起初不打算传达的意思或没有料到的后果。

我2006年才开始写博客，但我十多年前写的东西却在今天的谷歌搜索里出现。所幸的是，我写的一切主要是专业性的，我在网上包括Myspace和Facebook上创建和留下的一切首先都是专业性的，不带有个人的私密性。所以，我20世纪90年代初在通用电气公司信息网写的评论不会使我尴尬，因为那些评论一般说的是科幻小说（Levinson,1997）；就像我1976年的论文不会使我尴尬一样，那是发布在《媒介环境学评论》（Media Ecology Review）上的文章《互动媒介冷与热的重新界定》（“Hot and Coo l Redefined for Ineractive Media”）；同理，我1972年的密纹唱片《双重押韵》也不会使我难堪（2008年，它重新以光碟发行，2010年，它又以唱片发行）。我为此而感到自豪。

但大多数Facebook的网民将自己的网页视为个人性的而不是专业性的。如今，上Facebook的学生尽人皆知的危险冒出来了：你网页上贴的照片，聚会时烂醉如泥的形象早已忘记得一干二净了，却会在网上冒出来，其他类似的不雅照可能会冒出来。你一两年后求职时，老板一看见那些照片，就决定不要你了——醉酒的照片使你的工作泡汤。实际上，虽有争议，但雇主和潜在的雇主喜欢要雇员提供Facebook密码和Twitter账号，以便不仅看到员工公开的帖子，而且要看到他们私下传播的讯息（Madrigal,2011）。

在一个理想化的世界里，老板不会计较你两年前甚至两天前聚会时的举止。重要的是你在工作岗位上的表现（2004年，我上福克斯新闻的《奥雷里脱口秀》[O’Reilly Facto r]时，就捍卫当地一位新闻节目主持人的权利，她在度假时参加过脱湿汗衫比赛留下了“不雅”照）（见Levinson,2004）。或者，在理想化的世界里，唯有你的友人才能看见你的照片。Facebook提供一些选择，使你的账户里的内容不能完全让人看到。但好意的朋友可能重贴你的照片，因为网上的一切包括音乐、视频和照片都是很容易复制的，所以这第二重的保护就不太管用了，因为人的天性往往会在你进行第一重保护时就加以阻拦。

由此可见，防止照片和其他新新媒介产物使你难堪的最佳补救手段是：首先就不要贴上网。如果要贴，一旦你不再乐意让其暴露在公众视野里，你就要记住将其删掉。醉照的帖子不等于醉照的保存。但你永远要记住，网上的任何东西和一切东西会像病毒一样扩散，你在Facebook上删掉的东西有可能在别人的网页、电脑中长期存在，也会在任何与互联网或云计算中心相连的设备上长期存在。换句话说，即使你清理自己的网页，也还有这样的可能：至少一些清理工作是白费力气，徒劳无功。在Twitter上，众议员安东尼·维纳（Anthony Weiner）贴了一张照片，稍后曾几次予以删除，但为时已晚，已经有人看见了。这就引爆了一连串的事件，最终使他被迫辞职（请看下一章“Twitter”及该章第六节“沉迷Twitter的议员，再添一例）。”

2.10　新新媒介里的主客观差异

我们即将结束Facebook这一章并转向新新媒介排行榜上的下一个媒介Twitter。一个问题自然跳出来：Facebook和Twitter相比，哪一个更好？答案并 不像表面上看那样一目了然。更好的提问方式是：对某一种应用或功能而言，哪一种媒介更好？

但即使这个问题也没有简单的答案。这是因为媒介或活动在争夺我们的喜爱和惠顾，而我们对这一媒介或那一媒介的偏爱取决于许多主客观因素的组合。

主观因素或标准来源于我们使用那种媒介的经验，这是我们独特的经验，其与我们的关系胜过与其媒介的关系。比如，我们可能对Facebook的喜爱胜过 Twitter，因为我们在Facebook上结识了一位好朋友，或者产生了浪漫的兴趣，或 者Facebook的关系帮助我们找到了工作。如果你想在Twitter上保持联系的网友有200人，显然你会觉得Twitter更好，或更有价值，而我在Twitter上只有几个感兴趣的朋友，那么，你就比我更喜欢Twitter。换一种方式说，如果一种系统的网友更令人满意，对你的帮助更大，对你更重要，即使它速度较慢、效率较低，你也会更喜欢它。

本章稍早时我提到，我2004年加入Facebook，因为我的儿子很早就在那里注册，这是一个强大、亲切、诱人的因素，使我喜欢Facebook。相比而言，2005年加入Myspace时，我没有熟悉的网友，只有一位建议我加入的学生。2006年我回到Myspace去宣传我的最新的科幻小说《拯救苏格拉底》，我立即搜索有同好的人，包括喜欢“科幻小说”甚至“时光旅行”的人。几天之内，我就有了20来位朋友，我在离线状态的真实世界里对他们一无所知。我们共同的兴趣爱好使我们阅读彼此的网页和blogging。到2007年，我已有1 000位Myspace朋友，约有40人买了我的书，但那已不是我珍视他们友谊的主要原因。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我们成了一个共同体：评说政治，议论看过的电视和电影，我们在新年、万圣节和生日时彼此祝福。虽然除了少数例外，我们未曾谋面，但我们仍然是一个社群。

彼时，我很少用Facebook。那是因为与儿子联系打电话、用电子邮件很方便，学生用电子邮件也很方便，课堂上也能见面，此外，从2005年到2007年，Facebook上再也没有兴趣相同的交流。那时我认为，Myspace更好，更适合我，而不是Facebook。但到2008年，Myspace式微、Facebook崛起，我的新新媒介主观价值的支点发生变化。许多Myspace上的朋友继续在Facebook上与我联系，Facebook既是我的专业港湾，也是我的亲切港湾。我在此重申，任何社交媒介主观感觉的利弊都和一个因素相关：在你的数字生活中，那里的人对你很重要。

主观因素还包括我所谓的“一见钟情综合征”，这种综合征不仅见于我们喜欢的网络系统，而且见于我们喜欢的电影、电视剧和小说。其原理是，我们多半喜欢我们首先接触的经验。先读《指环王》（Lord of the Rings）三部曲小说后看《指环王》电影的人也许会喜欢电影，但总觉得小说更好，因为小说把这一史诗演绎得最完整。另一方面，先看电影的人可能却觉得，小说固然好，但有时太迂回曲折。一些先看电影的人甚至从未看完小说。我没有做过正式的调查，但多年来与人聊天时询问过，他们更喜欢哪一种：同一故事的小说还是电影、电影还是电视剧；交谈的结果使我相信，人们最喜欢他们首先接触到的那一种形式。

那么，Facebook和其他新新媒介有什么客观的差异呢？

一些客观差异与用户对自己的网页的控制力有关系。Myspace允许用户通过超文本链接标示语言用色彩、图像和声音来装点自己的网页（颇像独立的博客网页）。Twitter允许用户上传图像，将其用作网页的背景。相比而言，Facebook只允许纯文本、链接（图像和视频可以传到自己的网页上）和较小的照片（不占据整页）上网页。

Facebook起初是大学生“会晤”的方式——看网友的样子、兴趣，却不必见面。这就形塑了它的发展势头，赋予它更宽厚的基础，使它在真实世界里胜过竞争对手。起初，Facebook社群主要是学生，若想要见面很容易，因为他们就是哈佛大学的学生。不久，它欢迎其他学校的大学生，先在线相遇后离线见面、先面对面会晤后网上会晤的模式继续下去。后来，家人开始现身，Facebook社群进一步转向真实世界。再后来，Facebook胜过并遮蔽了Myspace；从起家到扩张的 年代里，Myspace一直没有Facebook那种宽广的真实生活基础，没有Facebook典型关键的特征：真实世界里的那种关系。

和其他系统相比，这个特征始终是Facebook的界定性特征。下一章考虑的Twitter用户的确有真实生活里的朋友和家人。但拥有数以百万计拥趸者的Twitter账号被名流、政客和电影明星垄断了。他们认识的跟帖者屈指可数。相 比而言，本书稍候介绍的Foursquare本质上是“基于位置”（place-based）的系统，“签到”（check-ins）的用户来自四面八方真实的场所。

2.11　Facebook的时间轴

Twitter、Myspace等新兴媒介靠朋友和拥趸推动。相比而言，Facebook略胜一筹的特征是，用户有机会阅读你和你的朋友多年前论公共空间的帖子。这个公共空间有一个著名的名字：“墙”。其历史不容易存取，直到2011年年底它更名为“时间轴”（Timeline）。

此刻，2012年1月，我正在我的“时间轴”上看我2005年刚上Facebook的记录。

只需点击“2005”，我就可以在我的电脑上看到我在“墙”（The Wall）上三条记录：

2005年4月17日，戴安娜·里克特（Diana Richter）来信：“‘我总是喜 欢把自己对生活的观点表现得清清楚楚。这就是我为什么不吸毒，不带墨镜’。——保罗·莱文森”

2005年5月2日，米歇尔·帕斯特（Michelle Pastor）来信：“不可思议，难以置信的你！”

2005年12月10日，洛妮·里克特曼（Loni Lichtman）来信：“墙！！！！”

戴安娜一直是我女儿莫莉的朋友，她引用的话是我对女儿说过的话，女儿把我的话转告她。

米歇尔选修了我讲授的“传播与媒介研究导论”课程，是福德姆大学的本科生。她引用的话是我写的歌词，这首歌（1968）由The Vogues乐队演唱并录制，从我的网页（http://paullevinson.info Web page）上还能检索到。

洛妮选修我的“定向写作”（Targeted Writing）课，她赞扬“墙”的话显示，当时的“墙”在Facebook上是多么重要，那还是我们课堂讨论里重要的话题。

总起来看，我2005年Facebook“墙”上的这三个帖子概括了本章的要点。当时，Facebook远不如今天用得多，你的朋友是你在真实世界里认识的人。这些帖子使人深感网上帖子的长寿——Facebook的时间轴使琐细的东西有了深度，至少在超越创作时间的持久性上有了深度。

还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些日子里，人们很少在自已的墙上粘帖子。相反，到了2012年，实际上在此之前的几年里，大多数墙贴粘在自己的墙上，人们把自己喜欢的事情、自己的活动贴在自己的墙上。

洛妮2005年在我的“墙”上发出的惊叹对我的时间轴也有一丝讽刺的意味，因为到2011年“时间轴”取代了“墙”。这就凸显另一个要点。新新媒介的演化风驰电掣，不仅如此，可以说，新新媒介演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它超越了人的控制力，是消费者/生产者不能控制的。我们能在“墙”上和“时间轴”上随心所欲地写，但Facebook有权用“时间轴”取代“墙”，它也能“随心所欲”。Facebook这一举措可以是突然的，也可以是渐进的。到2012年1月，从“墙”走向“时间轴”仍然是自愿的（但在向强制性过渡）——然而，Facebook手握所有的牌。

Facebook并不反对审查内容。2008年年底，它发起清理色情照片的运动。首先，黄色照片从来就没有得到过鼓励或允许。但没有任何集中的系统能管制每一张上传的照片。

“令人反感”的照片内容包括妇女袒露的乳房。但正如莉萨·克里杰（Lisa M.Krieger）在《圣何塞信使报》（San Jose Mercury News）上详细描绘的那样，这一政策的后果是，母亲哺乳婴儿的照片也被删掉了，因为它们被评估为“色情、黄色或性露骨”。反过来，这场运动引起了网上世界和真实世界对Facebook的抗议，Facebook上的讨论小组和事业小组也随之猛增，支持和反对哺乳照的小组都有。Facebook人员告诉记者莉萨·克里杰，为捍卫自己的立场，大多数哺乳照没有也不会被删除，只有那些露出乳晕的照片才删掉。

我们将在本书看到，不同的新新媒介以各自独特的方式演绎了新旧媒介的冲突——旧威权主义的媒介和新的民主的媒介的冲突。相比而言，Wikipedia比Facebook和Myspace更容易进行删除，在这一点上，Wikipedia远不如Facebook 和Myspace作风“旧派”。然而，如果另一组人多势众的读者/编者认为不恰当，Wikipedia仍然可以删除你我书写或上传的语汇、文章和照片。换句话说，在一定程度上，Wikipedia已经用民主的小组控制取代了威权主义的、专家驱动的控制，但Wikipedia绝对没有消除或减轻对个人表达的控制。实际上，Wikipedia要求至少鼓励人人参与编辑，这就增加了群体的控制。

然而，新新媒介对内容的控制政策说明，它们限制了消费者转化而来的生产者实际的产出，但并不最终摧毁用户对新新媒介的控制，并不都像Facebook等媒介突然改变基本的结构。对研究新新媒介的学者而言，这个故事的寓意是：无论我们认为新新媒介在多大程度上是我们人体、生活和欲望的延伸（根据麦克卢汉的观点，一切媒介都是人的“延伸”,1964），就其核心而言，新新媒介并不是、至少不完全是我们的延伸，不受我们控制。我们可能觉得，新新媒介是我们的延伸，因为它们赋予我们非凡的生产能力和个人投射能力；但无论我们这种感觉是多么强烈，新新媒介都不完全是我们的延伸。以Facebook为例，它既是我们的延伸，又属于它自己，这一点耐人寻味。在这个深刻的、深层的、不可改变的意义上，旧媒介、新媒介和新新媒介都没有区别。由此可见，我们业已辨认、正在本书考察的新新媒介和较早媒介的区分并非新新媒介的全盘故事。

我们应该记住一切新新媒介这个坚如磐石的底层，它绝不因用户而改变。我们在下一章着手考察Twitter无与伦比的飞跃时，请不要忘记这个道理。

【注释】

[1]Twitter中“Shout-out”功能的目的是特地地对某个人或组织说的话。

[2]爱德华·霍尔（Edward T. Hall,1914—2009）,美国人类学家，跨文化传播（交际）学祖师，著有《无声的语言》、《隐蔽的一维》、《超越文化》、《生活之舞蹈》、《空间关系学手册》、《建筑的第四维》、《隐蔽的差异：如何与德国人打交道》、《隐蔽的差异：如何与日本人做生意》、《理解文化差异：德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日常生活里的人类学：霍尔自传》、《三十年代的美国西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