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王朝的教育比过去任何时代都发达,这是士大夫努力推广的结果。犹如基督教牧师认为有义务把耶稣的福音传播给大众一样,士大夫也认为有义务把儒家学派的思想传播给中国人民。
在政府系统中,仍以国立大学(国子监)为最高学府,设于首都开封。国立京师大学校长,最初称“判国子监事”,后来才恢复古老的称谓“祭酒”。国立京师大学包括两个学院,“国子学”和“太学”。国子学是贵族学院,七品官职(如县长)以上官员的子弟,才有资格入学。太学则不同,八品以下低级官员的子弟或平民子弟,也可以入学。本世纪(十一)七十年代,王安石当宰相时,把太学学生依他们的程度,分为三个学级,即“外舍”、“内舍”、“上舍”。外舍考试及格,升为内舍。再合格,升为上舍,上舍考试及格,即行毕业,由政府授予官职。州政府所在地有州学,县政府所在地有县学。各乡镇有人民自费设立的小型学校——私塾。
除国立大学外,社会上还有私立大学(书院)。国立大学仅首都一所,私立大学为数很多。规模的宏大,有时还超过国立大学,而以下列五所,最享盛誉:
它们因是私立的,所以毕业生不能像国立大学的毕业生一样,有法定的地位。但它们却全由政府官员创设,几乎全靠政府的支持。石鼓学校成立最早,应该是中国最早的私立大学。其他四个学院也都成立于上世纪(十),只是到了本世纪(十一)才开始显示出它们的影响。而白鹿洞书院,到了下世纪(十二)时,学生将近一万人,竟成为儒家学派主流——道学(理学)的大本营。
和学校教育配合的是图书,中国历代政府都设有藏书机构。宋政府的藏书机构是崇文院,即国立图书馆。国立图书馆包括四个单位,称为“四馆”,即“昭文馆”、“集贤殿”、“史馆”、“崇文院秘阁”。昭文馆负责搜集和保管图书,集贤馆负责对藏书校正错误,史馆负责搜集史料和编写史书,崇文院秘阁负责保藏特别珍贵的书籍和名画。图书最多时达七万三千卷,约七亿三千万字,比唐王朝略少。它的流通量当然很小,不过非法外流的数目很多,如管理人员私相授受,甚至偷窃而去,但对知识传播,却有贡献。
国立图书馆在宋政府另有一种特殊地位,它是政府高级官员(包括宰相)的候补人才储备所。“四馆”里的供职官员,在术语上称为“馆职”,全由具有儒书丰富知识的人选担任。一旦担任馆职,就等于确定了他光明的前途,因之成为新进知识分子最重要的追求目标。(www.xing528.com)
然而,国立图书馆最大的贡献,是它编纂了下列四部巨大的“类书”。类书,是中国特有的一种丛书,即把千百种图书所包括的相类似的事件,编纂在一起。读者如果需要某一类的资料,可免去翻查千百种图书的艰苦。
四大类书除了能够提供学者同类事件丰富的资料外,还为中国保存大量古籍。像《太平御览》所引用的原书多达一千六百八十九种,其中百分之八十八,即一千五百种以上,都已失传。完全靠这部类书,才知道那些古籍和它们的内容,这是文化史上最大的勋绩。——
文化普及有赖于图书普及,图书普及有赖于进步的印刷术。古代图书,都靠手抄。到了七世纪,木刻版兴起,寺庙和尚最初用来雕刻佛经——宗教信仰始终是文化传播的主要动力之一。上世纪(十)时,士大夫才用来雕刻儒家学派的经典。到本世纪(十一),雕刻技术突飞猛进,业务蒸蒸日上,遂发展成为一种大规模的手工艺行业,大小工厂林立。杭州(浙江杭州)、成都(四川成都)、洪州(江西南昌)、泉州(福建泉州),都是重要的出版中心。遇到篇幅巨大的图书,像上述的四部类书,就要送到这些地方雕版。除了政府刊行图书外,因印刷的方便,民间也大量刊行图书,书店业由是应运而生,图书由珍藏秘宝,逐渐变成普通商品。
——本世纪(十一)四十年代时,最伟大的雕版家之一的毕异,曾发明活字版。他在胶泥上刻字,用火烧铸,使它变硬,形状跟近代的铅字一样,排版的方式也相同,这是中国最早的活版印刷。但不知道什么缘故,并没有推广,只昙花一现便消失了。可能是农业社会的静态需要量,还没有多到手刻版来不及供应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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