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散文成就不低，他也有理论阐释的文字，用的也是散文笔法。尤其是抗战时期在大后方的西南联大，他的文论结集为《烛虚》、《云南看云集》等，里面所收的《水云》、《绿魇》、《潜渊》各篇，简直就是一篇篇散文诗，谈的都是美学、哲学。在这个时候，沈从文越发向“纯”生命的文学的思路发展，即不断探讨文学和生命的关系，而不是强化文学和社会、和时代的关系。他明确表示文学的意义不仅仅在“社会道德一方面”，而要使“读者能从作品中接触了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示，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至于通过文学达到对“生命的明悟”，他又分成两层：“消极的使一个人从肉体理解人的神性和魔性如何相互为缘，并明白人生各种形式，扩大到个人生活经验以外”（这似乎是他一部分作品的功用）。而更“积极”的是，“激发生命离开一个动物人生观，向抽象发展与追求的欲望或意志，恰恰是人类一切进步的象征”。“我认为推动或执行这个工作，文学作品实在比较别的东西更其相宜。”〔14〕
沈从文的散文比起他的小说来，更能表现他这“乡下人”自闯入文坛以来执拗走过的个人道路以及所遭遇的孤独感。他的自传体散文《从文自传》，时间上是从出生叙述到他离开湘西为止近二十年的人生经历，但家庭和生平的许多情况语焉不详，那只是他艰难历程中的一段心和梦的历史。这当然比《记丁玲》、《记胡也频》这些记述性文字更能表现和解剖他自己的灵魂。更重要的散文精品当数《湘行散记》、《湘西》两书。这是他抗战前后两次还乡的产物，等于是他的自传，尤其是关于他与故乡的文学感情生活的一个传记性的延长。这又如一个山水长卷，画出一条包括了五条支流、十个县份、百个河码头的湘西之源：沅水流域。《湘行散记》是循了由下游至上游的回乡路程，边回忆、边对照地写下来的；《湘西》是按代表性的地方和事物，并插入抗战期间发生的对故乡的议论合成的。两书的共同特点是：第一，将湘西的人生方式，通过景物印象与人事哀乐一一传诉，比小说更集中。如写常德的船，实写湘西的人情、物产、风习。写辰河小船上的水手，便是曾经当过土匪的，也是那样憨厚，把嫖妓的钱买了桔子飨客。对沅陵的描写穿插了神话传说，对凤凰女子的放蛊、行巫、落洞的风俗加以现代的解释。表现湘西人生活的严酷，及对待如此严酷生活的自在态度，写被激流带走的水手一刹那间交代“遗嘱”的情景，写老年纤夫长相如同托尔斯泰，“看他那数钱的神气，人快到八十了，对于生存还那么努力执著”〔15〕。而作者又有意无意地将散文的描写，和他的小说相关联，点出了他的人物在湘西活生生地存在着：《鸭窠围的夜》里像“柏子”的水上人；《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里“我”想象自己如“柏子”一样上岸，走向有吊脚楼人家的河街，同时遇到了五年行踪不明的“虎雏”，后来索性写了篇《虎雏再遇记》；《老伴》交待了泸溪县城绒线铺女孩是《边城》翠翠的原型；《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里的观音般的妓女居然叫夭夭；《沅陵的人》讲述周家菜园的四女儿，人称夭（幺）妹或周家夭夭。正如沈从文经常说的，人物和地方都美丽得使人悲伤，“我心中似乎毫无渣滓，透明烛照，对万汇百物，对拉船人与小小船只，一切都那么爱着，十分温暖的爱着！”〔16〕他写作小说时的感情，在散文里找得到实实在在的线索。
第二，比小说有更直接的历史感受，因此有更多的感慨和议论。沈从文在散文里说过“‘时间’这个东西十分古怪。一切人一切事都会在时间下被改变”〔17〕。而他实际在重返湘西时所看到的，往往与此相反，时间仿佛凝滞了，不动了。绒线铺女孩的女孩和妈妈当年一样出现在作者眼前，“十七年前那小女孩就成天站在铺柜里一堵棉纱边，两手反复交换动作挽她的棉线，目前我所见到的，还是那么一个样子”〔18〕。这就是沈从文关于历史的变数和常数的观点。对于湘西，似乎这种“常数”，这种历史的循环形态，更具典型意义。这是“落后”，然而是谁使得他们“落后”？这是美，又是谁使得他们长久保持如此美的生命形式？
沈从文的散文进而提出了两种历史——统治阶级的书面历史和人民的无言历史的观念。尤其是湘西人被排除在正统的历史之外，几千年过着原始自足的生活。所以，“从他们应付生存的方法与排泄感情的娱乐看上来，竟好像古今相同，不分彼此”〔19〕。“百年前或百年后皆仿佛同目前一样。他们那么忠实庄严的生活，担负了自己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世界中活下去。不问所过的是如何贫贱艰难的日子，却从不逃避为了求生而应有的一切努力。在他们生活、爱憎、得失里，也依然摊派了哭，笑，吃，喝。对于寒暑的来临，他们便更比其他世界上人感到四时交替的严肃。历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意义，然而提到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却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20〕他的小说凡是挖掘湘西的“常”态的，都能用这段话来加深认识，体会其深度。而关于衰败、保守的一面，散文中对湘西的批评又要比小说触目得多。他批评“湘西人负气与自弃”〔21〕。甚至发问：“浦市地方屠户也那么瘦小，是谁的责任？”〔22〕因湘西的屠户历来都是胖子，民族败落、人种萎缩到如此程度，作者要讨论个究竟。
他没有从社会革命和阶级解放的途径来追寻原因，却从改造民族的角度寄托他的文学理想。他要人们由他的小说、散文等全部作品里去认识我们这个民族。那种向善和向美的文学理想，使他对城乡世界的美丽和丑陋特别敏感，企图用湘西世界保存的那种自然生命形式作为参照，来探求“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23〕，探求人的重造这一过于沉重的题旨。对都市的批判也是属于一种使文明趋于健康的文学警示。正是对中国社会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民族品德的消失”、“人性”的堕落、人类“不可知的命运”的忧患意识，及“重造”民族的不懈追寻，构成了沈从文创作的内在动力与思想内核。这可以上溯到“五四”文化运动中关于“人的文学”和“国民性改造”以至“美育代替宗教”的传统，两者的合流，即沈从文的文学的人性立场。不进入革命性改造中国的一途，而主张经由文化改造人、改造生命、改造民族。沈从文离开30年代主流文学的道路，就是这样形成的。此种文化理想面对当时中国现实生活不得兑现，因它主要是从乡村中国产生，是由世俗的世界，由沉落的地区来观察世界的。它能从一个角度说明民族沉沦的根由，却无法化为实际的文化改革行为。沈从文的文学不属于当时中国的城市文化，也不属于革命文学，因此难于被当时现实所理解是自然的。所以他是寂寞的。
抗战时期，京派文人风流云散，布不成阵了。到了1947年6月，朱光潜将《文学杂志》复刊，标志着京派的复出。编者在《复刊卷头语》里明确表明其主张，说文学“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完整生命的表现”，“文学上只有好坏之别，没有什么新旧左右之别”。这种要建立一种纯正的民族文学的理论，与沈从文的一贯思想相符合。以沈从文创作成就为标志的京派，就这样脱出了三四十年代文学的主流，成为一支具有独立的文学观念和对一部分人民生活方式进行独特的艺术体验的作家群体。最后一个京派作家汪曾祺到了80年代复出，以与沈从文有前后继承关系的小说《受戒》、《大淖纪事》引起人们的广泛注目，沈从文自己的作品一再地出版并受到研究，证明了历史上曾经冷落过的文学现象不一定永远地遭受冷落。
注释
〔1〕〔2〕〔3〕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选集》第5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9页、231页、228页。本章沈从文引文，版本下同。
〔4〕沈从文：《从文自传》，《沈从文选集》第1卷，第126页。
〔5〕汪曾祺：《又读〈边城〉》，《汪曾祺文集》文论卷，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00页。
〔6〕沈从文：《〈边城〉题记》，《沈从文选集》第5卷，第226页。
〔7〕苏雪林：《沈从文论》，《苏雪林选集》，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456页。
〔8〕〔9〕沈从文：《美与爱》，《沈从文选集》第5卷，第178至179页、第181页。(www.xing528.com)
〔10〕沈从文：《水云——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沈从文选集》第1卷，第361页。
〔11〕沈从文：《八骏图》，《沈从文选集》第3卷，第360页。
〔12〕〔23〕沈从文：《〈长河〉题记》，《沈从文选集》第5卷，第235页、237页。
〔13〕沈从文：《情绪的体操》，《沈从文选集》第5卷，第39页。
〔14〕沈从文：《小说作者和读者》，《沈从文选集》第5卷，第118至119页。
〔15〕〔16〕〔20〕沈从文：《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沈从文选集》第1卷，第160页、161页、162页。
〔17〕沈从文：《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沈从文选集》第1卷，第223页。
〔18〕沈从文：《老伴》，《沈从文选集》第1卷，第207页。
〔19〕沈从文：《箱子岩》，《沈从文选集》第1卷，第189页。
〔21〕沈从文：《〈湘西〉题记》，《沈从文选集》第1卷，第244页。
〔22〕沈从文：《辰河小船上的水手》，《沈从文选集》第1卷，第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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