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故事：诗人的叙述和歌唱

京派代表作家沈从文（1902—1988年），原名沈岳焕，生于荒僻而风光如画、富有传奇性的湘西凤凰县。他身上流着苗、汉、土家各族的血液，这给他带来特殊的气质，带来多彩的幻想和少数民族在长期受压的历史中积淀的沉忧隐痛。从少年时期起，他就熟读社会这本大书，生命的智慧多半直接从生活中得来。高小毕业14岁即按当地风习进入地方行伍，先后当过卫兵、班长、司书、文件收发员、书记，看惯了湘兵的雄武，以及各种迫害和杀戮的黑暗（在芷江的乡下四个月看杀人一千，在怀化镇一年多看杀人七百）。过早面对社会的残酷和周围生活的愚昧，使他以后将“残酷”、“愚昧”写入作品时消除了任何炫耀猎奇的可能，反形成了一种追求美好人生、善良德性的品格。他自小谙熟川、湘、鄂、黔四省交界的那块土地，谙熟那延绵千里的沅水流域及这一带人民的爱恶哀乐的鲜明生活样式和吊脚楼淳朴的乡俗民风，因此形成对民间的、世俗的东西具有特殊敏感的审美情趣。以后接触了“五四”新文学，发生憧憬，1923年独自跑到北京，读书不成，决心学习写作。其生活的窘困景况，一如郁达夫在《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中所描述的。自此，他开始用“休芸芸”等笔名，在《晨报副刊》、《现代评论》、《小说月报》、《新月》上发表作品，渐渐闻名。沈从文这种少有的经历，如少年流浪，自学而达到能在大学任教席，占有一份无可替代的乡土生活，使他的走上文学之路也充满了传奇色彩。30年代起写出他的“湘西”主题的代表作，并执编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成为北方京派作家群体的组织者之一。他的创作终于走上一条独特的道路。

沈从文的主要文学贡献是用小说、散文建造起他特异的“湘西世界”。而这一文学世界是用“湘西人”这个主体来叙述、观照的。沈从文一生都自命为“乡下人”，他一再地说：“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诡诈。他对一切事照例十分认真，似乎太认真了，这认真处某一时就不免成为‘傻头傻脑’。这乡下人又因为从小飘江湖，各处奔跑，挨饿，受寒，身体发育受了障碍，另外却发育了想像，而且储蓄了一点点人生经验。”^〔1〕沈从文当然不可能是个原生态的“乡下人”，实际上从进入北京城之后，他就拥有了一个具“乡下人”眼光的都市知识者身份，时时来看待中国的“常”与“变”了。只有这时候，他才深切领悟了宗法农村自然经济在近代解体的历史过程，接受“五四”启蒙思想，了解西方文明，动用丰富的乡村性生活积存，来充当现代中国文化的批判者角色。沈从文的这种文化立场，在当时便显出不同一般。他不是从党派政治的角度来写农村的凋敝和都市的罪恶，也不是从现代商业文化的角度来表现物质的进步和道德的颓下，他处于左翼文学和海派文学之外，取的是地域的、民族的文化历史态度，由城乡对峙的整体结构来批判现代文明在其进入中国的初始阶段所显露的全部丑陋处。由此，沈从文的作品丰富了30年代中国文学的多样、多元的特征。(www.xing528.com)

沈从文创作宏富，作品结集约有80多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个。早期的小说集子有《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等，基本主题已见端倪，但城乡两条线索不够清晰，两性关系的描写较浅，文字的纯净度也差些。30年代之后，他的创作显著地成熟了。主要成集的小说有《龙朱》、《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如蕤集》、《八骏图》、《从文小说习作选》、《新与旧》、《主妇集》、《春灯集》、《黑凤集》等，中长篇《阿丽思中国游记》、《边城》、《长河》，散文《从文自传》、《记丁玲》、《湘行散记》、《湘西》，文论《废邮存底》及续集、《烛虚》、《云南看云集》等。从作品到理论，沈从文后来完成了他的湘西系列，乡村生命形式的美丽，以及与它的对照物城市生命形式批判性结构的合成，提出了他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本于自然、回归自然的哲学。“湘西”，所能代表的健康、完善的人性，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2〕，正是他的全部创作要负载的内容。如他所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3〕。湘西人的文学才能也在这里得到再好没有的体现，好像天然是艺术型的：关切俗世的情趣，情绪记忆的高度发达，把握生活的细节，“时时刻刻为人生现象自然现象所神往倾心”^〔4〕，将生命形式和生活形式高度统一。这就是“抒情”。沈从文有一篇未完稿的题目叫《抽象的抒情》，其中说到可把文字、语言的表现“当作一种‘抒情’看待”，“因为其实本质不过是一种抒情”。沈从文充满了湘西精神的文学，也就是抒情的文学。湘西这块神奇的土地，因有了沈从文而以一个无比淳朴的、自由的、满溢了生命力的王国出现在世人面前。他成为湘西人民情绪的表达者，他本人即是湘西的魂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