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小说艺术探索：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茅盾独特的小说艺术探索，首先表现在题材的选择与主题的开掘上。他的小说注重题材与主题的时代性与重大性，要求创作与历史事变尽量地同步，自觉地追求“巨大的思想深度”与“广阔的历史内容”，能反映时代全貌及其发展的史诗性。这与鲁迅努力发掘平凡的日常生活的悲剧性与喜剧性显然不同。茅盾从一开始写小说便感觉构思的容量偏大。他说当时“我觉得所有自己熟悉的题材都是恰配做长篇，无从剪短似的”，“一九二八年以前那几年里震动全世界、全中国的几次大事件，我都是熟悉的，而这些‘历史的事件’都还没有鲜明力强的文艺上的表现……我以为那些‘历史事件’须得装在十万字以上的长篇里才能够抒写个淋漓透彻”。^〔5〕这便写了《蚀》。后来，在谈到写作《子夜》的创作意图时他又说：“我有了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的企图”^〔6〕，“打算通过农村（那里的革命力量正在蓬勃发展）与城市（那里敌人力量比较集中，因而也是比较强大的）两者革命发展的对比，反映出这个时期中国革命的整个面貌”^〔7〕。

这种意图在完成的《子夜》中虽没有得到完全的体现，但从他创作的整体进行考察，却是基本上实现了的。如果把茅盾的作品按其反映的历史时代先后排列起来看，“五四”运动前后到40年代末近半个世纪内现代中国社会风貌及其变化、各个阶层的生活动向及彼此间的冲突，都得到了充分的艺术反映。可以说，茅盾为我们提供了一部20世纪上半时段中国社会的编年史。

写于1942年初的《霜叶红似二月花》揭开了本世纪初、“五四”运动前夕中国社会的一角：中国早期民族资产阶级代表惠利轮船公司经理王伯申、封建没落地主代表赵守义之间的勾心斗角，青年地主钱良材改良主义的努力及失败，以及围绕着他们的家庭生活的变迁及各成员感情世界的微妙变化，都显示出了中国社会巨大变化之前的种种征兆。这部“本来打算写从‘五四’到1927这一时期的政治、社会和思想的大变动”^〔8〕的作品，40年代只写出了第一部，成为残稿。直至1974年由作者试图续写，保留了张婉卿形象的重要地位，表现中国旧式女性的现代蜕变，完整地表现了北伐战争中国共合作以及国民党左派青年的矛盾、斗争的历史性情景。续稿继续发挥第一部原来便有的对浙江富裕家庭内部琐屑事故的如实描写和对男女两性婚姻关系的细致刻画风格，于宏大布局中融进了中国言情小说描写人物服饰、环境场面的纤细的笔调。^〔9〕写于1929年的《虹》，通过时代女性——梅行素从“五四”到“五卅”的时代大波澜中的种种挣扎、反抗，写出了中国知识青年从单纯反抗封建婚姻对个人的压迫到投身群众斗争行列的曲折历程。写于1927年、1928年的《蚀》，以广阔的场面，宏大的气势，迅速、真实地反映了刚刚过去的大革命的历史和正在发生着的大革命失败后的社会心理，正像叶圣陶所说，在此之前，中国的“小说哪有写那样大场面的，镜头也很少对准他所涉及的那些境域”^〔10〕。三部曲第一部《幻灭》女主人公静女士，怀着小资产阶级的天真幻想向往革命，身临革命实际，幻想破灭，即由失望、空虚而退出革命，回到个人恋爱的小天地；《动摇》中的知识分子方罗兰，身处革命与反革命势力的严重冲突中，既不敢打击敌人，又不敢依靠工农，在动摇、妥协之中葬送了革命与自己；《追求》中的男男女女在大革命失败后，既看不见光明和希望，又不愿苟活沉沦，只能盲目地挣扎而终不免失败。《蚀》从在中国革命中具有特殊重要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心灵历程的独特角度来反映大革命，丝毫不回避其中包含的深刻的历史教训，显示了茅盾对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的深刻认识、把握，以及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虽然受到了来自“左”的方面的责难与批评，但却由此而证明了茅盾正是由鲁迅所开创的“五四”现实主义传统发展而来的，一开始就有别于其他脱离中国现实生活的“革命文学”。

从写成于1931年至1932年的《子夜》开始，茅盾更自觉地展开了对于自己所处的时代“全方位”的正面描绘。这里有：在帝国主义侵略下30年代经济大崩溃中的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生死搏斗，农民的破产与暴动，中小城镇商业的凋残，市民阶层的破产，知识分子的苦闷与毫无出路，以及面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民族意识的初步觉醒与爱国抗日运动的最初发动。通过民族资本家吴荪甫的悲剧命运，作家准确地把握了30年代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人的思想、性格、心理、命运及其历史纠葛和流动，力求完整地反映出整个大时代的全部丰富性与复杂性，发表后轰动社会，三个月内重版四次，成为革命现实主义的里程碑式作品。瞿秋白说：“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一九三三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11〕。不久后写出的重要的短篇小说《春蚕》（与另两篇短篇小说《秋收》、《残冬》，被合称为“农村三部曲”）、《林家铺子》等，同样具有鲜明的30年代的时代特征，不仅显示了茅盾自身创作的趋于成熟，而且集中体现了30年代中国现代社会历史小说的主要特色与主要成就，由此形成了中国现代社会历史小说的基本格局，并起着长久的支配作用。

抗日战争爆发不久，茅盾即创作了他的长篇“急就章”《第一阶段的故事》，1943至1944年又在重庆《文艺先锋》连载中篇《走上岗位》，1948年在此基础上创作了长篇小说《锻炼》第一部。上述作品以上海“八一三”事变至上海陷落时期的社会生活为背景，广阔地反映了抗日战争初期各阶层人民生活和思想的剧烈变化与复杂动向：全民族抗日情绪的普遍高涨；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自觉反抗力量；民族资本家的犹豫、动摇，最后在人民（尤其是工人）斗争的推动下加入爱国抗日的行列；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态度及幕后投敌卖国的勾当。在抗日战争中期，随着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内阶级关系发生局部变化，国民党政权与人民的矛盾日趋尖锐，1941年茅盾又以特有的胆识，及时发表了长篇小说《腐蚀》，以国民党政府发动“皖南事变”为背景，以一个失足的女特务的日记的形式，暴露了国民党大后方酷烈的特务统治。由于茅盾丰厚的生活积累，以及他对人物（特别是女性）内心隐秘世界的敏锐观察力，充沛的艺术表现力，因此，即使是处理这样一个具有尖锐政治性和及时性的题材与主题，仍然显得充裕自如，并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1945年，茅盾创作了他的惟一的剧作《清明前后》，在这个小说化的戏剧里，通过女性民族资本家赵自芳和丈夫林永清在兴办民族工业中的种种艰辛曲折，形象地展现了抗日战争后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挣扎、苦斗，剧本最后写出林永清、赵自芳夫妇的初步觉醒，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只有在争取建立民主、自由、独立的新中国的斗争中才有出路。实际上这也是对作家在其全部作品中所展现的20世纪前半世纪中国社会历史的艺术总结。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茅盾小说以社会斗争为故事的轴心，必然显示出题材的强烈政治性。他的爱情描写，也是从属于青年知识分子阶层的表现，是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小说叙述者的身份，与“五四”时期大部分的叙事作品以个人立场叙述不同，所持的是社会化的、集体化的立脚点。这样，茅盾的小说叙述人，显出个人化体验的缺乏，更多以历史代言者的面目亮相了。

其次，适应以长篇小说为主的小说艺术发展的需要，在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茅盾也有着与鲁迅不同的艺术追求。不同于鲁迅抓住人物性格主要特征予以传神的勾勒的白描手法，茅盾更注重表现人物性格的多面性与复杂性，将人物的行为、情感、心理、个性诸点，加以展开，追求“立体化”的油画效果。对于茅盾的文艺观念来说，人物是小说的中心，而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历史客观条件、客观环境造成了人，所以，他总是从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及其变化中来突出人物性格及其发展。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又特别注重人物的经济关系及经济地位的变化，这也有别于鲁迅往往着重从人物精神状态去展现人物性格、命运。而这种注重点的转移，与第一个十年强调文学与思想革命的关系、第二个十年更强调文学与无产阶级政治、经济革命的关系的文学思潮演变，有着内在的联系。在这个意义上，茅盾的性格塑造是更能显示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的文学时代特征的。而最能体现茅盾上述艺术追求，并最能代表其艺术成就的，无疑是《子夜》中吴荪甫形象的塑造。

吴荪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民族资本家的典型形象；而作者是十分自觉地把他置于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来加以刻画的。这主要是吴荪甫与官僚资本家赵伯韬的关系，与工人的关系，与中小资本家朱吟秋等的关系。围绕着上述三方面主要社会关系，又展开了更为错综复杂的关系：吴荪甫与作为没落地主阶级的象征的吴老太爷的关系，与其亲属的关系，与其精干的亲自提拔的下属屠维岳的关系，与同伙王和甫等的关系，与双桥镇农民的关系等等。所有这些不同的社会关系如同一面面镜子，从各个侧面照出了吴荪甫多方面复杂的性格。茅盾笔下的吴荪甫性格的基本特征是似强实弱、外强中干。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吴荪甫性格中强与弱两个方面不断进行搏斗，其发展趋势是前者不断地让位于后者。吴荪甫是中国现代社会出现的“新人”——与旧的封建地主阶级完全不同的民族资产阶级，他在精神上无疑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兄弟。茅盾称他为“二十世纪机械工业时代的英雄、骑士和王子”，他有着发展中国独立的民族工业的雄才大略，有着活跃的生命力，刚毅、顽强、果断的铁腕与魄力，更有现代科学管理的经营之才，他确实应该是时代英雄传奇理所当然的主角。然而茅盾通过小说告诉我们：他生不逢时。他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而且是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帝国主义经济大肆侵入中国的30年代中国社会的民族资本家，他有着种种不可克服的矛盾：他自身所具有的封建性（这突出地表现在他的家庭生活及与部下以至工人的关系中的封建专断性质，以及他依靠剥削农民作为积累资金的手段）使他在包括妻子在内的周围人的关系中经常处于孤立地位；作为民族资产阶级，他在与背后有着帝国主义撑腰的厚颜无耻的买办资产阶级的搏斗中，不能不感到自己政治、经济上的软弱无力。这种软弱性投影在他的心灵、性格上，就形成了他本质上软弱的一面，在表面的果决善断背后是他的狐疑惶惑，在充满自信的背后是悲观绝望，在遇事胸有成竹的背后是张皇失措，最后导致了精神上的崩溃。吴荪甫性格的复杂性，主要集中于他包含的极其深刻的社会内容，表现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而吴荪甫的悲剧命运正是说明了：在帝国主义统治下，中国民族工业是永远得不到发展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永远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这是《子夜》的主旨所在。吴荪甫这个人物引起读者的感情也是复杂的：他的自私、贪婪、专断与残酷，以及他内心深处的平庸面，都会引起读者的反感，然而，他那强悍的生命力量却是我们柔弱的民族性格中所缺乏的，我们的民族可以说自本世纪以来就在不断呼唤着吴荪甫这样的“铁腕人物”出现，以他的雄才大略、经营之才与大刀阔斧的魄力打破沉滞不前的局面，实现中国工业的现代化。因此，吴荪甫落入中国现代政治、经济、社会关系网中，困兽般挣扎，终不免失败的结局，能够引起读者（包括今天的读者）的同情。正像作者在《再来补充几句》中所说：“吴荪甫的悲剧中是带有某些悲壮性的。”茅盾对吴荪甫等复杂性格的刻画对于以往文学单一化的性格描写无疑是一个新的突破，但对这个人物性格复杂性的过于明确化与理性化的把握与表现，却仍然未能摆脱把无限丰富的人物与生活加以简单化的历史局限。这表明：茅盾对人物塑造“立体化”的努力及成就，只是现代小说人物刻画艺术所能历史地达到的一个阶段，但其积极意义及影响仍是不可低估的。(www.xing528.com)

茅盾人物刻画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他进行了“人物形象系列”的自觉创造。作为一个有着鲜明的艺术个性的自觉的长篇小说艺术家，茅盾创造了自己的艺术世界。对于进入他的艺术视野的人物的性格与命运保持着持久的热情与关注，这些人物在他的写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小说中不断出现，形成了形象系列，各自构成了某一类型人物思想性格的发展历史。在茅盾的作品中，主要创造了民族资本家与时代新女性两个形象系列。从本世纪初与地主阶级顽固派相对抗的轮船老板王伯申（《霜叶红似二月花》），到30年代既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买办资产阶级斗法，又疯狂镇压工人运动的吴荪甫，处于各种矛盾关系之中的二老板唐子嘉（《多角关系》），到抗战初期被人民斗争所推动，终于加入爱国斗争行列的何耀先（《第一阶段的故事》）、严仲平（《锻炼》），直到抗战中、后期在人民民主运动中找到出路的林永清夫妇（《清明前后》），十分清晰地勾勒出了20世纪前半世纪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所走过的历史道路，既写出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总体历史特点与发展趋向，又展示了现代史发展不同阶段的不同特点，具有了历史的具体性。中国民族资本家是颇能显示中国现代社会与革命的历史特点的新的阶级、新的人，本应当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角色，由于种种原因，在现代文学的人物画廊里民族资本家形象始终是一个薄弱的环节。茅盾的独特创造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具有特殊的历史的、美学的价值。

茅盾笔下的时代新女性形象系列比之民族资本家形象系列较少理念化的痕迹，取得了更大的成功。这显然与作家对时代新女性更为熟悉，并倾注了更多的主观情感有关。茅盾说过：他的作品中的“女子虽然很多，我所着力描写的，却只有二型：静女士、方太太，属于同型；慧女士，孙舞阳，章秋柳，属于又一的同型”^〔12〕。前者和谐、匀称，与传统的东方女性有更多的精神联系；后者代表热烈、狂欢，则从道德伦理观念、生活追求到性格、气质都迥异于传统东方女性，是受着欧风美雨的新思潮直接影响而产生的西方型女性——这也是中国现代社会出现的“新人”。她们声称“既定的道德标准是没有的，能够使自己愉快的便是道德”，她们是真正的“现代”人：“既不依恋感伤于‘过去’，亦不冥想‘未来’”^〔13〕，反对克己的清教徒生活，崇尚享乐，厌恶灰色的平庸，追求刺激，有着活跃的生命力，强悍的泼辣的个性，她们在精神实质上与民族资本家的男“英雄”们是相通的。她们本来都不是革命者，但是，“只要环境转变，这样的女子是能够革命的”^〔14〕。在茅盾二三十年代的作品里，显然对于这一类现代女性有所偏爱，无论是《蚀》里的慧女士，孙舞阳，章秋柳，《虹》里的梅行素，《子夜》里的张素素，作家对她们的趋于极端、易于动摇虽有所批评，但主要着力点却在肯定她们思想、性格的反封建的叛逆方面，真实地写出了她们尽管有动摇，却可能并终于走上了革命道路。作家反复强调：“如果读者并不觉得她们可爱可同情，那便是作者描写的失败。”^〔15〕但在《子夜》林佩瑶的身上，已经透露出了这些时代新女性的悲剧性结局，作者的笔调中批判性因素逐渐加浓。茅盾写于40年代的《腐蚀》的女主人公赵惠明，就其追求的性格，应该是30年代梅行素们的精神姐妹，但她已不再是作家倾心的“英雄”，同情中含有更多更严峻的批判。赵惠明的利己主义、追求享乐、刺激，不再具有反封建的意义，而成为她堕落为国民党特务的内在原因。对于西方型时代新女性的政治、道德、审美评价的上述转变，与对东方型女性的传统美德的再发掘、再肯定（主要表现在《霜叶红似二月花》中的张婉卿塑造上）的文学潮流是同时发生的，它深刻地反映了40年代民族解放运动热潮中，社会文化心理、观念的变化。

茅盾的这两种文学人物，主要生活在都市里。茅盾的小说也是30年代都市文学最早的代表作品。与中国都市文学其他的两种表现形态相比，即与用城乡对照表现乡村的善良人性和都市的罪恶人性，或用现代人的感觉来体验都市这些方式来比，茅盾属于历史斗争模式，以都市中阶级的对峙、人与人的斗争作为主线来表现一个亢奋、变化的贫富差别显著的城市社会。茅盾为首的这一派都市文学也自有它的位置。

此外，作为一个自觉的长篇小说艺术家，茅盾对小说结构的极大注意，也是他的显著特点。他追求宏大而严谨的布局，他的作品总是人物众多，情节复杂，线索纷繁交错而又严密完整。这种结构方式是更适合于长篇小说的，而不同于鲁迅的短篇小说单纯而严正的布局的追求：作品通常规模不大，人物不多，故事情节不太曲折，矛盾冲突也不复杂，大抵有一个中心人物，配上少量陪衬人物，借助一件事或几件事的发展而组成全篇。从鲁迅到茅盾，可以看到我国现代小说结构艺术的发展。

茅盾小说的结构方式本身也有一个发展过程。茅盾的第一部创作《蚀》即采取了“三部曲”的形式：各部的结构自行独立，而章法各异，连贯起来，反映一段时期的生活，这在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新的开创。“三部曲”的每一部结构也各不相同：《幻灭》所取的就是一种单线结构，以静的经历为主线，人物和事件都随着静的故事或出现，或消失。第二部《动摇》则是以胡国光和方罗兰为中心形成两条并行线索，虽时有交叉，但并未纠缠为一体。第三部《追求》又是以王仲昭、张曼青、章秋柳对生活的两种不同追求为主体，形成虽有联系却又独立的三条平行发展线索。以后的《虹》则是按女主人公梅行素“成都——泸州——上海”三大段生活，以时间、空间的转移为发展线索。以上的结构形式都比较简单，是中国早期现代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共同采用的结构方式。作家在总结《蚀》的创作经验时，明确地指出：“这结构上的缺点，我是深切地自觉到的。即在一篇之中，我的结构的松懈也是很显然。”^〔16〕从《子夜》开始，茅盾把小说结构的精心构制作为艺术构思中的重要一环，追求与纷繁复杂的生活更加适应的蛛网式的密集结构：“把好几个线索的头，同时提出然后来交错地发展下去……在结构技巧上要竭力避免平淡。”^〔17〕小说匠心独运地以吴老太爷“因为土匪实在太嚣张，而且邻省的共产党红军也有燎原之势”而来到上海起笔，不仅巧妙地将小说即将开始的30年代民族资本家的故事置于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背景下，而且以吴老太爷的猝死而象征封建地主阶级旧的一章已经结束，开始了中国新兴资产阶级新的历史悲喜剧。这一章实际起了序幕的作用。第二、三章通过吴老太爷的丧事，小说的主要人物全部出场，小说各种矛盾全面铺开；第五章到第八章写吴荪甫三条战线同时作战，最后以胜利告终，出现了情节上的一个“松弛”。第九章至第十二章，写吴、赵斗法，第十三章至第十六章写工人运动，把吴荪甫置于两面作战的困境之中，充满了外在的紧张，逐渐推向高潮；第十七至第十九章，写吴荪甫背水一战，着重写吴荪甫内心活动，充满内在的紧张，最后以吴荪甫失败结束。小说情节安排有张有弛，很有节奏，多种矛盾的同时出现、互相纠缠，既有利于多侧面地展开主人公的多重性格，又便于揭示生活中各种矛盾的内在联系和相互影响，使小说的结构形式与所要反映的纷繁复杂的内容取得了某种一致性。在《子夜》之后，茅盾对结构艺术的创新始终保持着热情，他的部分短篇小说就采取了一种开放性结构，即作者并不交代出事件的最后结果，留下更多的空白让读者进行艺术的再创造。

在小说艺术表现上，茅盾特别注重于细腻的心理刻画，他追求着社会历史的剖析与社会人的心理剖析的统一。在他的艺术创造中，不仅努力挖掘与揭示人物心理活动的深刻的社会历史的内容，而且注意把人物置于广阔的社会历史运动中，展现人物心理发展的历史。同时，他又十分注意调动一切心理描写的手段，加以综合地运用，以表现人物心理活动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茅盾的创作实践提高了心理刻画在我国现代长篇小说艺术中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在认定茅盾小说社会历史性质的主要方面之后，我们也不应忽略他的特异侧面。如《霜叶红似二月花》中描写婉卿对待性无能丈夫的那些场景，流露母性的温柔胸怀，是很能揭示人性的美丽的。短篇《烟云》所写的家庭关系，女人对丈夫的一次无意背离，与社会阶级无涉，更多的是把笔触伸向纯伦理的层面。特别是《水藻行》，在解释民间存在的半公开的两性关系时，作者指出他所写的与侄媳妇同居的男主人公财喜，“热爱劳动”，“蔑视恶势力”，“不受封建伦常的束缚”，“是中国大地上的真正主人”^〔18〕。这一类小说，显然都有作者的城乡生活见闻做基础，有体验，有实感，对人物的刻画往往突破社会剖析的思想意识依据，更趋向生活原型，人性的挖掘更深。从这里，可以看到革命小说家茅盾不拘一格的阔大风格，看到他艺术的丰富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