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开创新的革命现实主义

茅盾（1896—1981年）原名沈德鸿，字雁冰。出生于浙江桐乡一个古老的文化气息浓厚的水乡乌镇，因地处杭嘉湖平原，距上海仅半天的路程，稻桑兼作，颇得近代经济发展的风气之先。“茅盾”，是他1927年发表第一篇小说《幻灭》时开始使用的，后来成为他最主要的笔名。

茅盾是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里极具代表性的作家。在小说领域内他将“五四”时期文学研究会“人生派”的现实主义精神接过来，加以发展，建立起在当时来说属于全新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模式。这样就把“30年代”与“五四”划分开，成为另一个文学时代。“五四”文学的激情、它的张扬个性、离不开个人性的见闻感受的特质，被茅盾的大规模地、全景式地反映刚刚逝去不久的、甚至是正在发生中的社会现实，表现各种矛盾斗争中的阶级和人的创作气魄所代替。历史性的巨大内容、宏伟的结构、客观的叙述，以及不断创造时代典型的努力，都是建筑在他的精细观察和运用一定的社会科学思想对社会生活进行分析之上的。由于这种依靠理性分析来开拓形象思维的深广度的创作方法，从典型环境来解释并塑造典型人物，在戏剧性强的情节中突现人物性格及其成长史的写法，逐渐成为“左翼”文学公认的主流，因而影响深远。以茅盾为首的这一类小说，近年来被称为“社会剖析小说”。

茅盾能够担负起开创新的文学范式的历史任务，绝非偶然。他是在有了理论、生活、文学修养上的充分准备之后才开始创作的。在“五四”时期，茅盾已经积极从事外国文学介绍工作；改革老牌的《小说月报》，使其由“鸳鸯蝴蝶派”的大本营转化为新文学的重要阵地，给他带来很大的名声。在文学理论批评方面，他在一个时期内主张采自然主义之长来改造旧文学的概念化、公式化描写，提倡法国泰纳关于文学的时代、环境、种族三成因的学说，这是他以后形成的现实主义观念的起始。他在中国现代作家中较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并亲自参加建立中国共产党、促进国共合作和大革命的政治实践活动。他的深厚的社会科学理论修养，开阔的思想、生活、艺术视野，对他开创“社会剖析小说”起了绝大的作用。叶圣陶曾说：“我有这么个印象，他写《子夜》是兼具文艺家写作品与科学家写论文的精神的。”^〔1〕茅盾正是这样一位具有社会科学家气质的小说家。(www.xing528.com)

同时，茅盾在运用思想对社会现象不懈的理解和分析中，构思长篇巨制。他是彻底改变“五四”中长篇小说的幼稚状态，使之走向完善的最突出的小说家。他的中长篇小说从《幻灭》、《动摇》、《追求》（《蚀》的三部曲）到《子夜》，标志着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长篇艺术所达到的高峰。茅盾在本时期初所写的《读〈倪焕之〉》一文中曾说到，“《呐喊》所表现的，确是现代中国的人生”，不过只是“受不着新思潮的冲激”、“难得变动”的“老中国的暗陬的乡村，以及生活在这些暗陬的老中国的儿女们，但是没有都市，没有都市中青年的心的跳动”。到这时，就要求文学不仅能够表现古老乡村的一隅，还能表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冲击下，处于急剧变动中的、正在走向现代化的都市生活。这是生活本身向文学提出的任务。这个任务，“五四”作家未能完成，正是由茅盾及其同时代的作家巴金、老舍等完成的。当中国在东南沿海一带的社会经济结构逐渐为现代化生产、商业所代替的时候，这巨大而复杂的生活内容，就提供了文学形式相应改变的可能性。茅盾的贡献之一便是适应了30年代生活内容的变化，对鲁迅所开创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文体作了新的拓展，向中长篇延伸，大大提高了中国现代小说反映生活和人的心灵深广度的可能性。

茅盾是由“五四”育成的一代具有世界眼光的作家。他借鉴、译介外国文学范围十分广泛，希腊、罗马、文艺复兴时代各大师，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是他尤为喜欢的。特别是对19世纪的欧洲长篇小说作家，吸收时的注意点很能显示茅盾自己的特色。他说过：“我更喜欢大仲马，甚于莫泊桑和狄更斯，也喜欢斯各德”，“我也读过不少的巴尔扎克的作品，可是我更喜欢托尔斯泰”^〔2〕。这是因为如他盛赞托尔斯泰的作品时所说的那样，托尔斯泰“以惊人的艺术力量概括了极其纷繁的社会现象，并且揭示出各种复杂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提出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托尔斯泰作品的宏伟的规模、复杂的结构、细腻的心理分析、表现心理活动的丰富手法以及他的无情地撕毁一切假面具的独特手法，都大大提高了艺术作品反映现实的可能性，丰富和发展了现实主义的艺术创作方法”。^〔3〕这实际正是茅盾小说所追求的目标。一直到写出《霜叶红似二月花》，他虽然注意减弱自己小说的欧化成分，但也只是更将法国、俄国的小说形式与中国固有的世态伦理小说相结合而已，他始终坚持“中国文艺形式一定也得循着世界文艺形式发展的道路而向前发展”^〔4〕。茅盾就是这样以自觉创造革命文学的理论和实践来建立、发展、完善中国现代小说，而且绝不割断它与世界文学的联系，从而显示出他的独特的文学史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