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的“第二个十年”（1928—1937年）是国民党政权由建立到相对稳定，同时又危机四伏的历史时期，为维持思想统治，国民党政府曾做过建立党制文化与党制文学的种种努力。1929年9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召开全国宣传会议，提出“三民主义文艺”的口号，并由宣传部出钱，在南京办起中国文艺社，刊行《文艺月刊》；在上海则有《民国日报》的文艺周刊与《觉悟》副刊，以及《絜茜》杂志，公开宣言打倒“革命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建设三民主义的新文学”〔3〕。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成立，更引起国民党宣传部门的恐慌。于是由潘公展、朱应鹏等召集了王平陵、黄震遐、范争波、傅彦长等发动了“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出版《前锋周报》与《前锋月刊》，在《宣言》里提出要铲除“多型的文艺意识”，而统一于“民族主义”的“中心意识”。上述“运动”虽凭借政权的力量，在各地办有十多个刊物，却始终未形成中心的理论，也未出现比较像样的创作；所谓“民族主义文学”也只有黄震遐诗剧《黄人之血》、小说《国门之路》这类政治宣传品。这样，就形成了30年代政治、经济、军事与思想文化的不平衡现象：尽管掌握着政权的国民党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占有绝对优势，但在思想文艺领域却未能形成具有影响力与号召力的独立力量。在30年代决定着文学的基本面貌的是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及其文学和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作家的文学运动及其文学。前者一般又称为左翼文学运动。以“左联”为中心，拥有一批发表园地，包括“左联”成立以前的《创造月刊》、《文化批判》、《太阳月刊》和“左联”成立前后的《拓荒者》（蒋光慈主编）、《萌芽》月刊（鲁迅、冯雪峰主编）、《十字街头》（鲁迅主编）、《北斗》（丁玲主编）、《文学月报》（姚蓬子、周起应主编）、《光明》半月刊（洪深、沈起予编辑）等刊物和秘密发行的《文学导报》（创刊号名《前哨》），形成一种声势。这一时期的“左联”之外的作家无论在政治上与文艺上都具有不同倾向，本身也处于不断分化中：有的民主主义作家受到“左联”巨大影响和帮助，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同盟军；有的自由主义作家则在不同程度上倾向于国民党（但又不同于专门致力于国民党党治文学的作家），与无产阶级文学存在着矛盾与斗争。这些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作家没有“左联”那样共同的严密组织，未形成统一的文学运动，也没有像前一时期一样，组成众多的文学社团。他们往往由于文学见解比较一致而出版刊物，编辑丛书，由此集合一批文学好尚相近的作家，共同开展活动。其中著名的刊物有《文学》（傅东华、王统照主编）、《文学季刊》（郑振铎、章靳以主编）、《文学月刊》（巴金、章靳以主编）、《文丛》（巴金、章靳以主编）、《论语》（林语堂等主编）、《骆驼草》（周作人、冯文炳、冯至等编辑）、《文学杂志》（朱光潜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沈从文、萧乾主编）、《水星》（卞之琳、沈从文、李健吾等主编）、《现代》（施蛰存等主编）、《新月》（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罗隆基等编辑）。此外，开明书店（叶圣陶、夏丏尊等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吴朗西、巴金等主持）、生活书店（邹韬奋等主持）等也是文学活动的主要园地；其中开明书店的《开明文学新刊》、生活书店的《创作文库》及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文学丛刊》等，都有广泛影响。无产阶级文学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文学的各自发展、演变，构成了30年代现代文学两条基本历史线索，他们之间文艺思想上的斗争、文学创作上的互相竞争，共同活跃着30年代的文坛。(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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