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随感录作家群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现代文学中率先兴起的散文作品，是议论时政的杂感短论，统称杂文。1918年4月《新青年》第4卷第4号起设立“随感录”栏目，专门刊发杂文。稍后，李大钊、陈独秀主持的《每周评论》，李辛白主持的《新生活》，瞿秋白、郑振铎主持的《新社会》，邵力子主持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都开辟了“随感录”专栏。此外，还有不少进步报刊的“杂感”、“评坛”、“乱谈”等栏目也发表过很多杂文，各自拥有一批撰稿人，形成颇有声势的杂文创作浪潮。杂文一般短小精悍，易于出手，多在报刊上应时刊发，适合作社会批评的武器，所以先驱者最先广泛使用，“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4〕而且又都倾注了探求新的社会理想的激情。杂文是最早显示白话文艺术特质的文体之一，社会影响也就格外大。最引人注意的还是《新青年》“随感录”作家群。他们大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其中有李大钊、陈独秀、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等，而以鲁迅的杂文最具代表性。这个作家群奠定了杂文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地位，而且影响所及，自《新青年》到《莽原》、《语丝》，直至30年代以后的《萌芽》、《太白》、《中流》，可以找出一条发展轨迹。而《新青年》、《语丝》分化后，在周作人麾下聚集的自由主义作家群，所谓“言志派”散文流派，以后发展到《骆驼草》、《水星》、《论语》等，与前一派自是路向不同；不过，在“五四”初期，大体上还是取同一创作立场的。《新青年》上的杂文，大都以随感形式对现实做敏锐的反应，不见得如何缜密漂亮，却是充分体现“五四”的青春精神，而每位作者又都保持着鲜明的个人风格。李大钊较早发表有《青春》一篇，便发出时代的振聋发聩之音。他的《今》、《新的！旧的！》、《新纪元》等，都进发着昂扬奔放的改革激情，抒发追求新世界的理想。他还有《政客》、《太上政府》、《宰猪场式的政治》等短小的随感，燃烧着讽刺的火焰。李大钊将宣传鼓动性与散文诗的艺术两相结合，形成他的特色。陈独秀也是“随感录”文体的开创者之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首倡者，他在“五四”初期写的杂文，几乎每发表一篇都有影响，《新青年》、《每周评论》上多有他的充满战斗意气的呼声。他的《偶像破坏论》写得气势轩昂，与封建主义思想势不两立；“随感录”《下品的无政府党》、《青年底误会》和《反抗舆论的勇气》，鲁迅曾给予“独秀随感究竟爽快”^〔5〕的赞语。和陈独秀杂文的激烈畅达较相似的是钱玄同，鲁迅也曾以“颇汪洋，而少含蓄”^〔6〕概括其文风。他是当时提倡白话，批评儒家思想的一员猛将，其《随感录四十四》、《随感录四十五》，是痛快淋漓的文字，颇适合当时激进的阅读心态。刘半农也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他的《奉答王敬轩先生》、《作揖主义》、《悼“快绝一世の徐树铮将军”》，等等，以及稍后所写的一些论争文章，都坦诚爽快，寓庄于谐，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他的风格是善夸张，富想象，好用反语，讽喻性强，读起来畅快轻松，对论敌能加以不容置疑的驳难。他的杂文显然要比前几位写得更有艺术气味。“随感录”作家群的杂文大都是应时的急就章，论战色彩浓厚，只有联系当时特定的时代氛围来阅读，才能更好理解其价值。

鲁迅是《新青年》作家的主将，又是《语丝》派的坛主之一。中国的现代杂文，基本上是由这两个前后承接的流派开辟的，鲁迅正是这种文体的奠基人。(www.xing528.com)

鲁迅又是现代散文诗的鼻祖。早在1919年8月和9月间，他就开始尝试这种以散文体式表现诗意题材的艺术形式。此期间写下的《自言自语》、《古城》等篇什，意境深远而美丽，是现代散文诗最早出现的精品。然而引起文坛普遍注意并长久被视为散文诗经典的作品，还是20年代写的《野草》。而写于1926年的《朝花夕拾》则表现另一种优美余裕的风致。鲁迅不愧为散文巨匠，他对现代散文多种文体的创造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鲁迅这方面的贡献，在《鲁迅》专章里已有详尽论述，此处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