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新文学助推旧派由俗未来方向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相辅的“文学革命”的兴起是激进的，它站在弱小的地位与庞大的旧文学对抗，也无法与开始有了一点“现代性”变动的旧派通俗文学共处。这样就有了新文学阵营从1917年开始的持续批判黑幕小说和鸳鸯蝴蝶派的时期。情况在第一章已有所交代。还要稍加提及的是，鲁迅一直支持这一场批判，他远在1915年担任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主任的时候，便参与查禁了32种鸳蝴小说，还主持拟定《劝告小说家勿再编黑幕一类小说函稿》，后来发表过《名字》、《关于〈小说世界〉》等杂文对批鸳蝴予以声援。这场批判的言词尖锐，新文学方面除大部分文章指出旧派的思想陈腐守旧，击中其要害“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3〕之外，胡适、茅盾两人还特别地解析了民国旧派小说在文体上的弊病。如胡适认为《广陵潮》等长篇结构，继承了《儒林外史》“体裁结构太不紧严，全篇是杂凑起来”的“坏处”，“却不曾学得他的好处”，即“不知道《儒林外史》所以能有文学价值者，全靠一副写人物的画工本领”^〔4〕。茅盾指出旧派小说只有“‘记帐’式的叙述法”，经过变动，“略采西洋小说的布局法而全用中国旧章回体小说的叙述法与描写法”，而且词语技法多循套路，“剽袭了旧章回体小说的腔调和意境”，“不知道客观的观察，只知主观的向壁虚造”^〔5〕。分析得比较深入。

现在看来，新旧文学的关键之一在于争夺读者。老牌的鸳蝴阵地《小说月报》自1921年1月（12卷1号）起革新，改由茅盾全面执编，紧接着停刊数年的《礼拜六》在当年3月便复刊了，以表绝不示弱。旧派并且利用自己掌握的小报领地，用抄袭外国和性欲描写等两项“理由”来反击新文学。但图书市场较量的结果是《小说月报》到第11卷，采取对新旧文学两面讨好的策略（已先期由茅盾编“小说新潮栏”，占刊物的三分之一篇幅，其余仍载礼拜六派小说），销数却逐月下降，至10月号仅印了2000册。茅盾接编后的第一期即印了5000册，马上销完，商务印书馆各处分馆纷纷打电报要求下期多发，于是第二期印了7000，到12卷末一期时已印10000。当然，新文学的胜利主要是在青年学生读者群中的胜利，在此时此后，都还不可能全部占领读书市场。而旧派小说在新文学的强大攻势下败退下来，失利后逐渐明白了自己的位置，被迫同新文学相区分，发挥所长去努力争取一般老派市民读者。旧派小说在越发向“下”、向“俗”发展的过程中，也艰难地试图加强自身的“现代性”。于是，中国现代文学雅俗分流、雅俗互渗的初步格局便形成了。

对峙时期的鸳蝴—礼拜六派文学转入了市民社会下层，仍然存在。据统计，自1917到1926年创办的此派刊物即有60种，小报40种。1922年间苏州的旧派文学家组成星社，上海的组成青社，都开展过一些活动。其时，社会言情小说的创作繁盛，到这一阶段的末尾，出现了现代通俗小说大家张恨水。武侠小说突起，出现了被称为民国武侠小说奠基人的平江不肖生。

社会小说沿了李涵秋《广陵潮》的路子发展的，有海上说梦人（朱瘦菊）的《歇浦潮》，1916到1921年连载五年，之后续作《新歇浦潮》。由无数短篇连缀而成，擅长从姨太太群的角度来反映社会全貌，全方位记录民国初期上海社会情状，揭露穷形极相，酣畅淋漓。另有毕倚虹所著《人间地狱》，1922到1924年连载，脍炙人口。此书借名士文人青楼妓女的交往，展开上海社会的人生相，包括官场和商界。柯莲荪和秋波的精神恋爱是书中主要故事，在暴露都市丑恶的同时有以道德来疗救人性的意图。全篇为第三人称的自叙传，显示了毕倚虹写实之外尚能写“情”、将社会言情熔于一炉的本事。包天笑的《上海春秋》也属于此类，铺写10年代到20年代的洋场逸闻。这三种小说将晚清以降的上海黑暗面做充分曝光，都将现代城市看作是藏污纳垢的显贵们的天堂和小市民的地狱。小说的时事性强，把近代的新闻采访和传统的史传笔调混合起来，留下一份初期上海的历史资料，但在通俗文学本身的演变上并无多少贡献可言。倒是李涵秋自己在1919年出版的另一部代表作《战地莺花录》里，仍能将军阀混战、社会腐败的内容和三对青年男女的婚恋命运串联在一起，笔法显得老练。据说，由于结末写到了要求归还青岛的情节，市民们刚刚看毕这部长篇，对上海于“五四”时期惟一地掀起商人罢市起了积极推动的作用。通俗小说的力量似不可小视。

还有两位作者给社会小说增加了滑稽体式。一是徐卓呆，被誉为“文坛笑匠”和“东方卓别林”。他重视写短篇，如《浴堂里的哲学家》、《小说材料批发所》等。1924年发表的短篇《万能术》，融哲理、科幻、寓言于诙谐滑稽的笔调之中，是一部奇作。他在三四十年代仍不断有优秀作品问世。另一位是程瞻庐，他1919年发表的《茶寮小史》、《葫芦》等，以插科打诨的俏皮笔法，嘲笑科举制度废除后的文人嘴脸，也颇不凡。

此时，张恨水出现了。张恨水（1895—1967年），原名张心远，祖籍安徽潜山，读过私塾和苏州的“蒙藏垦殖学校”。23岁时，于芜湖任报纸主笔。1919年在报纸连载第一部长篇《南国相思谱》。“五四”运动后赴北京任几家报社的记者、编辑。1924年始到1929年，在《世界日报》连载《春明外史》而一举成名。长篇《春明外史》写报人杨杏园和青楼女子梨云、才女李冬青的故事，由此展开当时社会上层下层各种纷繁的生活画面。这显然是继承了《广陵潮》、《战地莺花录》传统的以“社会为经，言情为纬”的体式，可上溯至清末谴责小说、狭邪小说和《儒林外史》。《春明外史》虽没有像下一时期张恨水的更成熟作品那样席卷中国南北市民社会，但已经预示出作者能在章回体小说内部进行部分革新的潜力。第一，男女主人公已贯穿故事前后，初步将小说编织成一个整体（游离的情节仍有），不再形同长篇，实为短制；第二，视点纯是城市平民的，道德评价也是平民的，充满了对平民阶层的同情关爱，因此赢得广大平民喜爱，看成是他们的代言人；第三，反“大团圆”的模式，增加通俗小说的悲剧感和反映社会的深度；第四，虽有报界拾闻的痕迹，已加强了虚构性，描写略略超出了讲述。张恨水的创作前程更在以后。

武侠小说的渊源是在古代的传奇、公案和清代的侠义小说。正当茅盾1921年大刀阔斧革新《小说月报》的第二年，《红杂志》创办，再一年《侦探世界》创刊，两本通俗杂志在1923年的1月和6月，几乎同时开始连载写过《留东外史》的平江不肖生的两部武侠代表作《江湖奇侠传》和《近代侠义英雄传》。平江不肖生（1890—1957年）湖南平江人，原名向恺然，名逵。1907年和1912年两度赴日浪游，曾入东京中央大学，在日本期间开始写作。《江湖奇侠传》流传日广，1928年上海明星电影公司将其一部分改编成武侠神怪片《火烧红莲寺》，极为轰动，由1集一直到1931年拍成18集，反过来推动武侠小说的写作发行。《江湖奇侠传》全书160回，前106回是不肖生撰，未及写完，1932年回湘，由也是小说家的编者赵苕狂用“走肖生”的名字续完。此书以湖南平江、浏阳农民争夺交界地引起械斗为线索，带出昆仑派、崆峒派的剑侠争雄。《近代侠义英雄传》虽不如前者出名，实际比前者更完整，思想性也略优。这部书写京城大刀王五与戊戌六君子的谭嗣同的情谊，及霍元甲以中华武术为国争光的事迹，侠义、爱国交相辉映。尤其写霍元甲反帝却并不排外的行动，显得格外可贵。这是二三十年代通俗文学作品中现代性颇强的一部书。从武侠小说的发展看，《江湖奇侠传》里面的武技，已经由棍棒拳术发挥到呼风唤雨、吞吐飞剑，武术拳师已然变化成神魔一类的人物，幻想丰富。在表现生活方面，把武侠的世界和民间亚社会结合，小说中利用民俗和传说的部分都很富生气，只是消化民俗材料的功力尚不足。结构上，两部作品十分散漫，表彰侠义时不免掺杂了不少的封建思想，但已基本脱出了明清公案小说的框子，侠客有了一定的独立地位，不再为清官做忠仆，做捕快。这样，民国的武侠小说便取得了独立的品格，平江不肖生的奠基之功正是在这里得以显示。

其他的武侠小说有赵焕亭的《奇侠精忠传》、《大侠殷一官轶事》、《马鹞子全传》等，作风峭拔，注重继承讲史传统而发挥之，从清代故实中杜撰出侠义情节，描摹世态人性皆入情入理。当时便与不肖生并举，世有“南向北赵”之称。还有姚民哀的《山东响马传》、《盐枭残杀记》。前者取材于当时轰动全国的山东临城劫车案，时效性强，又是用第一人称来叙述的，可称绘声绘色，写的是“匪”。《盐枭残杀记》写两伙盐枭之间的火并。这只能是姚民哀日后“党会武侠小说”的雏形。

通俗文学在近代由外国引入英美的各种“探案”之后，增加了一个“舶来”的新品种：侦探小说。这类作品先是翻译，如清末《新民丛报》里就译载过《福尔摩斯探案》，1916年周瘦鹃等用文言译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计12册。英国柯南道尔的影响似乎要比世界侦探文学的鼻祖美国爱伦·坡大得多。然后是蜂起模仿，在一切消遣的通俗文学刊物里，“侦探”总是跻身其间。中国原来也有公堂破案像包拯的故事，但不会如此曲折，如此逻辑推理，并广泛利用新兴科技，所以非传统的侦探小说也隐藏着一种对现代技术好奇、玩赏的市民心理（“奇技淫巧”也属小道）。当时写过侦探的鸳蝴作家不下五十多人，其中最早取得成就的是程小青。程小青译创并重，他由模仿福尔摩斯，化出了中国的侦探形象，1914年起就写开了“霍桑探案”系列。1919年该系列中的《江南燕》曾被搬上银幕。比较出名的有《神农》、《活尸》、《新婚劫》、《案中案》等。霍桑是一私家侦探，是智慧、正义的化身。他也有助手包朗作陪衬，以包朗为叙述人，犹如福尔摩斯之有华生医生。但逃不出福尔摩斯的阴影，也是他最大的局限。

历史演义本是旧文学惯用的体式，现在成了较小的品种。这是因为通俗小说与报纸的关系日益密切不可分，小说史笔的即时性、当下性越来越盛，便掩去了一部分“回顾”的兴味。不过传统深厚，佳作还是有的。叶小凤1914到1915年连载的《古戍寒笳记》，用明末来喻清，改造了一般历史演义的“纵式”结构，把二十年的抗清历史“横向”地压缩到数年时间去展开。历史的回叙与个人的身世、经验两相融合，小说充满悲凉气度。从1916至1926年，蔡东藩以一人之力、十年的时间，将前后汉到民国的史迹用“通俗演义”的形式写了一遍，总题《历朝通俗演义》，11种，计600万言，称得上宏伟。而所用多为正史材料，客观记述，与《古戍寒笳记》的取材和叙述情调正好相反。这套书现在还有人当作历史辅助读物来用。包天笑1922年写的《留芳记》等于是一部长篇民国开国演义，将刚逝的事件写成“野史”，用梅兰芳做贯穿人物，记录袁世凯称帝前后的内幕，夹杂了不少轶闻笔记材料。三种历史演义，显示了各有短长的写法。(www.xing528.com)

大约从近代以来，旧派文学为了迎合市民读者的趣味，作者和编辑便联成一气，不断使用花样翻新的方式给小说制造名目，以至打开当时的旧派文学刊物，扑面而来的往往是五花八门的叫法，如政治小说、哲理小说、科学小说、冒险小说、心理小说、战争小说、学校小说、地理小说、法律小说等等。有了言情小说不够，还要造出苦情小说、奇情小说、侠情小说、痴情小说、艳情小说、忏情小说、哀情小说、丑情小说、喜情小说等不一而足的名称。但经过一段混乱，到了这个时期，终于沉淀为社会言情、武侠、侦探、历史这四种通俗小说的基本类型。它们有的是历来传统所固有，在古典文学时代已有相当的经验积累和延续性。有的是新兴的，是中西文学结出的果实。三十年通俗小说的发展，后来就稳定地沿袭了这样的小说类型。

这时期的另一个特点是南派通俗小说占据上风。由于经济发达和现代出版业、书店业、新闻业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繁荣，清末的小说就以上海为中心。到了新文学于北方诞生前后，旧派文学作“战略撤退”，它更要依赖江浙城镇的市民读者。苏州有包天笑、周瘦鹃等，扬州有李涵秋、毕倚虹等，他们又都在上海活动，南派的力量雄厚是显然的。以后，张恨水从北方打回南方，北派武侠崛起，更有复杂的原因。南北竞争，给通俗文学带来的地域特色也不容忽视。

整个通俗文学在放弃部分读者市场，面向民间之后，受新文学先锋作品的压力，在小说文体上一直围绕如何改造传统的“章回体”而发生变动。包括用不用白话叙述？在普遍采用了白话后，要不要章回的固定格式？能不能用旧的章回，是消除说书人的讲述口吻，或者打开章回，依然是一派笔记的笔风呢？纪实性和虚构性两者又该怎样搭配？这些无疑都是通俗小说内部矛盾运动需具体解决的。当通俗文学进入下一阶段，向着新文学渗透并进行吸取时，它面对的就是如此的文体上的问题。

注释

〔1〕范伯群：《〈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丛书〉总序》，《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丛书》（1—12），南京：南京出版社1994年版，第1至2页。

〔2〕周作人：《中国小说里的男女问题》，《周作人集外文》（上集），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第302页。

〔3〕〔5〕茅盾：《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茅盾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33页、229页、228页、232页。

〔4〕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胡适文萃》，北京：作家出版社1991年版，第36至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