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2年(民国元年)到1917年这五年,是所谓“鸳鸯蝴蝶—礼拜六派”文学的繁盛期。鸳鸯蝴蝶派,指的是清末民初专写才子佳人题材的文学派别,所谓“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据说是他们常用的语词,故被用来命名。《礼拜六》是1914年开始办的一种娱乐消闲周刊,前后出满二百期。两者合在一起,很能代表这一类文学以言情小说为骨干,情调和风格偏于世俗、媚俗的总体特征。不过民国旧派小说的概念比它更大一些,气脉上是互相沟通的。
此时旧派小说的繁荣本有它的时代缘故。一是当时的北洋政府自顾不暇,晚清垮台后社会的文化控制力量减弱,给了文学以发展的良好机会。二是科举取消,文人失去了“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加上近代报刊业的发展,最早一批走不通“仕途”的文人成了报馆的主笔、记者、编辑,同时成为报纸连载小说的作者。通俗作品有了较雄厚的作者队伍。三是更重要的,这样,文人跌入了市民阶层,他们处于与普通市民同样的文化境遇并取得了相同的文化眼光,小说在他们手中回到了市民文化的本位。
旧派言情小说的代表,是1912年同年连载的徐枕亚的《玉梨魂》、吴双热的《孽冤镜》,还有李定夷的《霣玉怨》,三人被称为“三鼎足”。三部小说都写婚恋悲情,用的都是“骈四俪六,刻翠雕红”的文字,在现代白话小说未出现之前,为新旧交替中的文人读者所欢迎。它们的“通俗”主要在情调上。徐枕亚(1889—1937年)的《玉梨魂》写书生何梦霞教馆,与主人家无锡富绅崔姓的守寡媳妇白梨娘相恋,最后一殉情一殉国演成悲剧。小说中穿插两人的诗词酬答,缠绵悱恻,也合于当时文人读者的欣赏习惯。《玉梨魂》在《民权报》连载时即轰动一时,单行本再版数十次,发行达几十万册之多。徐接写《雪鸿泪史》,假托何梦霞的日记,细加安排,进一步扩大了《玉梨魂》的影响。《玉梨魂》用骈散结合的文体来叙事,居然一纸风行,此前此后都是不可重复的文学现象,主要是它在旧的诗文体中融进一点新的东西,让旧读者感到既熟悉又新奇。男女婚恋在旧的婚姻制度下左冲右突没有希望,这已经是许多人切身感觉得到的,所以有人评价:“近时流行的《玉梨魂》虽文章很是肉麻,为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祖师,所记的事,却可算是一个问题。”〔2〕由于小说有作者的自叙成分,叙述中情感的作用前后贯穿,加上受林(纾)译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的显著影响,描写高洁的女性,结尾用日记交代故事,用“后记”的形式写叙述人事后的“凭吊”,渲染了感伤苍凉的氛围,这一切都是在一个旧框架里纳入的,因而不动声色。骈体小说搭上了古典诗文传统和现代技法两头,这预示了民国旧派小说一开始就具备的过渡性地位。(www.xing528.com)
晚清的谴责小说本来发达,民国旧派小说以李涵秋(1874—1923年)的《广陵潮》为代表,形成较大声势的社会小说是可以理解的。《广陵潮》从1909年动笔,到1919年历时11年写毕,计一百回百万字,白话章回体,随写随在报纸发表,是典型的这一派的写作方式。它以扬州为背景,用云麟、伍淑仪两家的人物为线索,编织起庞大而松散的结构。这种写法没有超出《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范围,囊括了从戊戌变法到“五四”前夕抵制日货的学生运动这一段时间的重大历史事件,罗列社会丑闻、街谈巷议、遗闻轶事,进行暴露。但在围绕云麟与几个女子私情的描写上,吸取了《红楼梦》的技法,把“情”写足,反封建意识和封建意识杂陈。这部小说的最大贡献便在于开创了社会言情长篇的体例,以至带出不下数十种什么什么“潮”为名的小说,如海上说梦人(朱瘦菊)写《歇浦潮》、网蛛生(平襟亚)写《人海潮》,都很有名气。社会小说影响较大的,还可提到包天笑(1878—1973年)1910年左右译述的“教育小说”《馨儿就学记》等,1909年发表的短篇《一缕麻》,后者揭露指腹为婚的野蛮性,曾被梅兰芳搬上京剧舞台而风行于世。到平江不肖生(向恺然)1918年出版《留东外史》专事暴露留日学生丑态,暴露国民劣根性,虽属实人实写,但已成为后来“黑幕小说”始作俑者。纯社会小说从观念到写法,已经走不下去了。
旧派小说其时尚有相当的读者。这些旧派小说一律显示了某种过渡的性质,在表达“世变”、“人情”和运用小说形式方面,都显得滞后。而在发挥文化消费功能的同时,又暗暗地为新文学的产生准备了一些条件。比如在作品里输入要求婚恋自主的民主思想、个性主义因素(常与世俗的理解相混合);部分地吸收外来文学技术。《玉梨魂》接受了《茶花女》的影响,也十分明显。周瘦鹃在《礼拜六》杂志上介绍大仲马、莫泊桑、狄更斯、托尔斯泰等世界名作家的短篇小说,到1917年结集出版了《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只是这些小的变动,不足以在旧文学的基地上自发地经过调整产生出新文学。中国的现代文学要在引进外来思想和文学的强刺激下,才会发生根本的变革。这同时也是现代通俗文学的刺激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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