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十年的文学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17年1月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是文学革命初期，新文学创作还刚刚萌芽，除了鲁迅的几篇小说外，一般还很幼稚，旧文学的胎记较为明显，新文学作家多是为了反对文言文才去尝试写白话作品的。实际上这是一个准备阶段。“五四”到1926年“三·一八”惨案，这一段思想最解放，创作也最活跃。鲁迅的《呐喊》、《彷徨》和郭沫若的《女神》中的大部分诗作，都是在这期间写成的，新文学第一代重要作家大都在这时期登上文坛，一些创作流派开始形成，各种文体也有了较大的发展，新文学初步站住脚跟，显示了声威。“三·一八”惨案到1927年“四·一二”事变，革命形势急剧发展变化，许多新文学作家投身到南方革命阵营和北伐战争中，创作一度沉寂，但这一时期开始的对于“革命文学”的理论提倡和创作的最初试验，都为下一时期无产阶级文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第一个十年，特别是“五四”时期，是历史大变动大转折时期，新旧思潮的激烈交战，东西方思想文化的融会撞击，造成了纷繁多变的文学现象。但纵观这一时期的创作，也可以发现某些共同的文学兴趣与归趋，或者说是与“五四”新思潮相关的体现在创作上的时代品格，这不但与传统文学根本不同，而且也区别于现代文学史上其他时期的文学。
一是理性精神的显现。
从《新青年》鼓动“文学革命”开始，新文学的先驱者们就主张文学服膺于思想启蒙，注重将文学作为改造社会人生的工具，强调以现代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去指导新文学的创造，使第一个十年的现代文学具有了强烈的理性批判的色彩。鲁迅的《呐喊》与《彷徨》等作品贯穿着如何疗救社会病苦、改造国民性的思考，重在对封建制度的彻底揭露与批判，以及对农民和知识分子在反封建思想革命中所面临的矛盾与危机的考察，其理性色彩体现为清醒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在鲁迅的影响之下，标榜“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研究会，更推出一大批执著于反映社会人生的作家，他们的创作也大都执意探察人生社会的究竟，对传统的思想文化进行价值的重新估定。就是倾向浪漫主义的创造社作家，他们也往往在表现自我的同时，用批判的眼光探求人生社会。所以郭沫若的《女神》中有“泛神论”的哲学思考，郁达夫的小说中有对道德及心理范畴的严肃探索。以这时期创作题材而言，不管哪种流派作家，大量描写的都是婚姻爱情与个性解放。而这种“题材热”的产生，主要也是由于“五四”新思潮唤起了作家们对人的生存价值以及种种人生观问题的思索，表明中国新一代作家开始有了现代意味的自我认识。他们摆脱传统的思维方式，力图借助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去观察与思考生活。可以说，“重新估定价值”的理性批判精神与由于“人的发现”、“文学的发现”引起的理性探索精神，是贯穿于第一个十年的几乎所有的作品中的。
这种理性的追求对各种文体的发展都有过直接的影响。“五四”的作家自觉地寻求能够包容更多的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哲学，以至政治学内容的“边缘”性质的文学形式。如1921年前后出现的第一个小说创作浪潮，就是带浓厚理性色彩的“问题小说”热。年轻的小说家们只是试图通过小说来提出问题，讨论问题。虽然由于理性的过于浅露而造成艺术上的幼稚生硬，但总的来说，问题小说的重理性顺应了“五四”时期“思考的一代”探究人生社会的风气。初期新诗也是“有意为之”的，由于说理和写实的成分太重，诗味往往不足。而“五四”后冰心、宗白华等人提倡的“小诗”，更是在抒情之中时常揉入哲学的联想。从《新青年》“随感录”的作者群开始的现代散文，也是重议论，重批评的。特别是鲁迅的《随感录》，一出手就充满理性的战斗的锋芒。这条线一直贯穿下去，在第一个十年以至整个现代文学史上，始终有重议论的、批评人生的杂感式散文。鲁迅的《野草》虽然重在抒情和表达内心，处处蕴涵着生命的体验与追寻，哲理味也是很浓的。就是当时提倡的以抒情写景为主的“美文”，如冰心、许地山、朱自清和周作人的一些缜密、漂亮或冲淡的小品，许多也还是探讨人生社会究竟，不乏理性色彩的。
自觉地在创作中追求理性的精神，是“五四”时期科学民主思潮的一种反映。不过作为文坛主体的知识分子，当时没有也不可能形成自己独有的哲学思想，急剧变化的时代很快就将他们抛向严酷的现实，不允许他们坐而论道，讨论比较抽象的人生问题，所以他们的创作即使接纳了西方近代思潮的影响，有追求理性的一面，终究不同于欧洲启蒙时期文学那样具有纯粹的思辨色彩。
二是感伤情调的流行。
在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笼罩于整个文坛的空气主要是感伤的。新作家们很少不曾表现苦闷感、孤独感、彷徨感。以小说而言，初期最有影响的“问题小说”，如冰心的《超人》、许地山的《命命鸟》、王统照的《沉思》、叶圣陶的《隔膜》、庐隐的《海滨故人》等等，在追求探讨人生究竟时，也都诉说着感伤的情怀。后起的“乡土小说”如彭家煌、许杰、蹇先艾、许钦文、王鲁彦等人取材故乡生活的作品，虽然偏于写实，但也都无不隐含着乡愁。以郁达夫为代表的“自叙传”抒情体小说，如《沉沦》，以及冯沅君（淦女士）的《隔绝》，王以仁的《孤雁》等等，表现当时知识分子精神的追求与痛苦，更是不厌其烦地咀嚼伤感。相对地说，新诗较多地体现了“五四”时代精神和情绪昂扬向上的方面，像郭沫若的《凤凰涅槃》、《天狗》那样意气磅礴的作品，就唱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湖畔诗人天真的爱情歌唱，也充满了清新明快的青春气息，迥然不同于后来的情诗。但即使《女神》中也仍有不少篇章带有感伤情调。哲理小诗作者对宇宙人生的深沉思索，以及早期象征诗派转向表现内心微妙的感情，都普遍涂上了感伤的色彩。前期新月派理论上是反对“过了头”的“感伤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他们主张“理性节制感情”。然而在闻一多的《红烛》和《死水》中，对美好理想的追求仍然伴随着沉郁感伤的情绪，徐志摩诗作潇洒空灵的另一面也时时不脱惆怅与凄清。同样，这一时期的散文（特别是写景抒情为主的小品文）和话剧（如田汉的早期剧作），也常常流露出感伤的情调。
感伤成了这时期新文学的一种精神标记，映照着“五四”历史转折时期普遍的社会心理。新思潮唤醒了广大青年，但多数人觉醒之后又一时找不到出路，在十字街头彷徨；现代意识促使他们追求人生价值和美好的理想，而黑暗现实的压迫又往往使他们感到苦闷与失望。当然，这种文学上的感伤情调，跟新一代知识者自身的脆弱性及传统文人柔弱心理的习染也是有关的，但作为一种普遍的文学现象，却主要反映着中国知识者艰难地追求新生的精神历程。正如鲁迅在《随感录·四十》中所说，“这是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它与一代人最深刻的焦虑与思索联结在一起，预示着一个新的历史的巨大起步。因此也可以说是现代中国民族和文学进入历史青春期时必有的感情标记和心理气氛。
三是个性化的追求。
因为“五四”时期是提倡个性解放，鼓励个性发展的年代，自然为创作的多方面个性化自由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我国文学史上很少有哪个时期的文学像“五四”时期文学这样，出现那么多“个人”的东西。写个人的生活，个人的情绪，是普遍的现象。在以创造社为代表的浪漫主义一派作家中，“表现自我”成为自觉的文学追求。郭沫若的《女神》喷发着个人的郁结，民族的郁结，时代精神与诗人创作个性达到了统一。郁达夫、淦女士、王以仁、郭沫若等人的“自叙传”抒情小说往往直接表现个人的生活经历，宣泄个人的思想情绪，即使不是直接表现作者个人的生活，也明显渗入了作者的心理、气质和情感，以至作品中的某些知识者形象，与作家个人形象往往难于区分。像浅草社等浪漫主义团体，也是孜孜于“向内，在挖掘自己的魂灵”〔28〕。文学研究会那些倾向于现实主义的作家，如叶圣陶、王统照、庐隐、许地山等，他们这时期的作品也有很强的主观性。鲁迅的《野草》是抒发主观情怀的，即使在鲁迅那些冷峻写实的小说中也常常可以感觉到作者强烈的个性的表现。读者不难从鲁迅《呐喊》、《彷徨》对封建主义的尖锐批判以及对农民、知识分子历史道路的苦苦探求背后，感觉到作家内心世界的巨大的感情波澜与复杂万端的心理过程，从而构成一条属于鲁迅个人的独特感情发展线索。这时期散文小品的成功，之所以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散文小品是一种不拘形式的文体，最适合于充分表现作家个性。即使是杂感政论中，也往往跃动着作者个性。新文学作家们在形式上也没有什么框框，他们大胆尝试着最足以表达自己所要表现内容的各种角度和方式；标新立异，突出个性，是每一位作家的艺术追求。这一时期各种文体的发展还不太成熟，但作家的创作风格却是千姿百态的。如鲁迅的冷峻犀利，郭沫若的雄奇豪放，郁达夫的袒露自怜，叶圣陶的平实冷静，许地山的隽永奇趣，庐隐的激切质直，王统照的宛曲纡徐，冰心的明丽晶莹，周作人的冲淡自然，朱自清的精美秀雅，闻一多的浓烈沉郁，徐志摩的潇洒空灵，冯至的幽婉舒展，废名的古朴朦胧，李金发的幽微象征，等等，每位作家都有自己的风格，而每种风格又都浸润着作者的个性。多种创作个性的充分自由发展，其本身就是一种“五四”时期的突出的文学时代性格。“五四”时期文学创作总的给人以活跃、单纯、亲切的感觉，是跟文学个性化的追求有关的。当然，这时期的文学毕竟刚破土而出，多数年轻的新作家还来不及融会与吸取消化外来的与传统的写法，加之生活圈子狭窄，纯粹的个人经验也束缚了创作的更大发展，所以这一时期的作品内容仍比较狭窄，题材、情节、形象也都有许多类似和重复。
四是多样创作方法的尝试。
新文学对时代现实的关怀、其所担负的思想启蒙的任务，以及19世纪欧洲特别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决定性影响，使现实主义成为“五四”时期乃至第一个十年最有实力的创作方法。而鲁迅小说创作的极大成功，将“五四”新文学现实主义提高到一个足以与世界文学对话的高水平，这也是现实主义被众多新文学作家所认同，并逐步成为主流的原因。但在“五四”时期，并不存在现实主义独尊的现象，现实主义与其他思潮、方法多元并存，形成了非常活跃的创作局面。
在“五四”时期，虽然鲁迅成熟的现实主义创作已经出现，但一般作家更加向往浪漫主义，各种文体的创作中都充溢着强烈的主观情绪与抒情色彩。从郭沫若《女神》为代表的自由体诗，“湖畔”诗人的爱情诗，到冰心、宗白华的哲理小诗，风格各不相同，但注重情感的自然抒发流露，注重艺术的想象，却又是共同的，都表现出浓厚的浪漫主义特征。“问题小说”许多也是从内心的角度反映生活的，它的作者提出和探究人生社会问题时，常常真诚、勇敢地袒露自己的内心世界，浪漫主义的主观抒情性也表现得很普遍。而以郁达夫为代表的“自叙传”抒情小说将“大胆的自我暴露”推向极致。同样，在同时期田汉等作家的话剧创作中，也可以看到秾丽的浪漫主义色彩。“五四”时期新文学创作普遍倾向浪漫主义，也是一种历史转变时期社会心理的反映。觉醒了的青年一代追求个性解放，他们痛恨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朦胧地预感到新时代的来临，在新旧思潮交战、理想与现实冲突中，他们是特别渴望能将自己的苦闷、伤感和希望充分表达出来的，以主观性和抒情性为特征的浪漫主义，就必然成了他们最适用的方法。然而“五四”又是一个“收纳新潮，脱离旧套”〔29〕的时代，一般青年作者在倾向浪漫主义的同时，还把19世纪末、20世纪初广泛流布于欧洲的新浪漫主义——也就是现代主义，作为最新的先进方法来介绍、尝试和仿效。现代派所强调的转向内心，寻求自我，探究人生的主题，以及追求象征、怪诞、神秘的种种手法，对各种流派的作者都有程度不同的影响。创造社一派作家和诗人，注重表现病态心理和潜意识，李金发等象征派诗人注重暗示、联想与怪诞的表现，甚至鲁迅《野草》在发掘、表现幽微的灵魂深处时，显然也都接纳了现代主义特别是象征派的某些手法。现代派手法的运用，对于突破传统文学的框架，以及扩大新文学艺术表现的深度等方面，是起到积极作用的。
只是到了第一个十年的后期，一般新文学作者在进行了各种创作方法的尝试之后，逐渐都转向现实主义。这种转变，对于小说创作来说收获更大一些。如偏于客观写实的乡土小说的兴起，作品表现的角度从个人圈子转向社会底层，从提问题或重抒情转向人物形象的刻画，艺术上显然更加成熟了。诗歌的发展路向比较复杂。第一个十年中期出现的新月派对诗歌艺术美和形式美的强调，后期蒋光慈等人关于革命现实主义诗歌的提倡，以及李金发等人象征派诗歌的理论提倡与艺术试验，都预示着在第二个十年诗歌艺术将有一个更加多元的发展。
注释
〔1〕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在《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提出了这一概念，见《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2〕从1896年《时务报》开始译介外国小说，到文学革命发生之前，翻译出版的域外小说约有800种。
〔3〕第1卷刊名《青年杂志》，第2卷起易名《新青年》。
〔4〕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第1号。
〔5〕易白沙：《孔子评议》，《新青年》第1卷第6号和第2卷第1号。
〔6〕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新青年》第3卷第3号。
〔7〕守常：《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1917年2月4日《甲寅》日刊。(www.xing528.com)
〔8〕吴虞：《说孝》，《吴虞文录》上卷第14—15页。
〔9〕林纾：《致蔡鹤卿太史书》，1919年3月18日《公言报》。
〔10〕蔡元培：《答林琴南书》，1919年4月1日《公言报》。
〔11〕《学衡》每一期都标明其宗旨：“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
〔12〕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运动者》，《学衡》1922年第1期。
〔15〕胡适：《谈新诗》。
〔16〕胡适：《历史的文学观念论》，《新青年》第3卷第3号。
〔17〕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1917年第2卷第6号。
〔18〕《文学研究会简章》，《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
〔19〕《文学研究会宣言》，《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
〔20〕成仿吾：《新文学之使命》，《成仿吾文集》第91页，山东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21〕胡适：《逼上梁山》，《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第10页。
〔22〕胡适：《介绍我的思想》，《胡适文选》，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版。
〔23〕周作人：《平民文学》，《每周评论》1919年第5期。
〔24〕周作人：《谈虎集》上卷，北新书局1928年版。
〔25〕鲁迅：《渡河与引路》，《鲁迅全集》第7卷第35页。
〔26〕李大钊：《什么是新文学》，1919年12月8日《星期日》社会问题专号。
〔27〕郭沫若：《印象与表现》，《时事新报》副刊1923年12月30日。
〔28〕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鲁迅全集》第6卷，第142页。
〔29〕鲁迅：《未有天才之前》，《鲁迅全集》第1卷，第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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