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一场革命的发生与发展

1917年初发生的文学革命，在中国文学史上树起一个鲜明的界碑，标示着古典文学的结束，现代文学的起始。然而，文学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又存在着紧密的承续关系，所谓古典与现代、新与旧，难于做一刀切的划分。近年来有的学者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试图涵盖百年中国文学的有机整体性特征，就更多注意到文学革命之前已经出现的某些向现代变革的趋向。^〔1〕事实上，文学革命的爆发确有其历史背景，并在相当程度上利用了晚清以来文学变革的态势与思想资源。早在19世纪末，在维新运动的直接促助下，就出现了突破传统的观念和形式，以适应社会改良与变革要求的尝试，其中包括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新诗派、让诗歌“适用于今，通行于俗”的“诗界革命”；将小说的政治宣传与思想教化功能极大提高，企求达到“改良群治”和“新民”目标的“小说界革命”；以及要求打破桐城派古文的藩篱，推广平易畅达的“新文体”的“文界革命”。虽然由于历史条件尚未成熟，这些由社会变革的热情所煽起的文学革新的尝试，只开出过炫目的花，未结出实在的果，然而其文学因时而变的信念和关注社会变革的使命感，其向传统文学观念与手法挑战的激进的精神，都为后起的文学革命所直接承袭。此外，在晚清就有裘廷梁等呼吁提倡过白话文。显然，要建立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实现“言文一致”的语言变革也是一个前提。晚清已经开始的白话文运动亦为后来文学革命大力倡导白话文造成一种蓄势。特别值得提到的还有清末民初域外小说翻译大盛，^〔2〕更是刺激和启迪了新旧时代交接中的中国作家，他们在借鉴与模仿中很自然地将本土的传统文学与世界性的现代文学做比较，从而打破思想封闭状态，开始参与世界文学“对话”，这又势必引起中国文学内部结构的变迁。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与新文学第一代作家，大都从晚清文学翻译中获益。晚清域外小说输入所造成的开放态势，也被文学革命所承续并拓展。

然而，近代的一系列文学变革还只能作为后来文学革命的序幕，其规模、声势、社会影响面及其对传统文学所构成的挑战的力度，都远不能与文学革命相比。近代文学变革总体上仍囿于传统文学内部的结构调整变通。因为在晚清和民初，毕竟还没有出现那种足以造成整个民族思想文化向现代突变的契机，社会转型仍未达到临界点。而这一切都有待于1917年前后，这时候才终于出现了对中国的命运影响极大的新文化运动。正是这场运动为文学革命提供了动力与契机。

1911年辛亥革命宣告了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结束，为中国社会的转型创造了基本条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列强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民族工业乘机发展，新兴的社会力量增长，又为新的文化与文学运动提供了物质的阶级的基础。更加直接的原因是，随着清末废科举、兴学堂，新式文化教育得以发展，造就了一大批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有自主开放意识的新型的知识者群体，他们成为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的生力军。而由现代印刷工业技术的引入促成现代出版业的发展，晚清大批报纸副刊与专门文学杂志的出现，导致现代文学市场的形成，现代稿费制度的规范化，为职业作家的出现提供了经济保证。在科举制度废除，终止了知识分子仕进之途之后，又出现了以“思想”与“写作”作为谋生手段、体现自身独立价值的新的选择的可能性。不可忽视的还有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辛亥革命后大约十多年时间里，封建王朝大一统的思想统治局面已经瓦解，走马灯似的军阀政权一时又无力实施严密的思想控制，这就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思想统治比较松动、相对比较自由的一段时期。既混乱而又比较自由的氛围，有利于突破常规的独立思想，有利于容纳多元的外来思潮，有利于对传统大胆的反省。知识分子的文化视野空前拓宽了，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的条件也就成熟了。

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企求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启蒙运动。在西方现代思潮影响下，先进的知识分子总结了晚清以来历次社会变革的经验教训，意识到中国要向现代社会转变，建立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制度，必须在意识形态尤其是价值观领域彻底反对封建伦理思想，击退在辛亥革命后愈加嚣张的尊孔复古逆流。和以往历次变革不同，新一代知识精英开始把思想启蒙作为自己的主要使命，他们相信只有国民精神的解放才会有社会的革新进化，而当务之急，要在传统文化的劣根上动手术，打破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专制主义文化的束缚。声势浩大而激进的新文化运动就是在这种精神启蒙救国的热望中掀起的。

1915年9月《青年杂志》^〔3〕在上海创刊（第二卷起，易名为《新青年》），新文化运动即以此为肇始。特别是1917年迁京后，《新青年》集结了一批推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先驱人物，并且在1919年借“五四”运动的大势，将整个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推向高潮。《新青年》集中代表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特色。其主编陈独秀在发刊词《敬告青年》中就鲜明地提出“人权、平等、自由”的思想，确认“人权平等之说兴”与“科学之兴”，“若舟车之有两轮”，是推进现代社会进化的基本条件。此后，《新青年》大力倡导民主与科学精神，提出要从西方请进德先生（即民主Democracy）和赛先生（即科学Science）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4〕在《新青年》阵地上集结的急进的知识分子主要从两方面推进思想启蒙运动。其一是重新评判孔子，抨击文化专制主义，倡导思想自由。易白沙、陈独秀、李大钊、吴虞等纷纷发文，猛烈攻击历代统治者独尊孔子一家学说来维护帝制，“易演成‘独夫专制’”^〔5〕，指出以“重阶级尊卑”的纲常伦理为特点的那种孔教思想在当今已经阻断了中国向民主共和迈进之路，所以反孔大有必要。^〔6〕不过，他们认为反孔并非掊击孔子思想本身，“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7〕希望作为反封建反传统的突破口，打破专制主义的思想统治，争得普遍的精神解放。斗争的焦点又在于反对封建纲常伦理。陈独秀、吴虞等揭露了三纲五常对人性的扼杀，指出从封建纲常派生的旧道德本质上是以己属人的“奴隶道德”，封建礼教把中国弄成了一个“制造顺民的大工厂”。^〔8〕新文化运动对传统采取猛烈攻击的态度，一时来不及分析传统文化（包括儒家学说）中合理的可供现代转化运用的成分，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冲破旧垒，开拓新路，显示价值观念的根本转变。在《新青年》的带动下，激进的知识者们纷纷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批判的眼光，围绕许多社会问题开展一系列的讨论，诸如宗教、劳工、妇女、教育、文学，乃至贞操，等等，从而在社会上形成广泛的文化批评和讨论的空气，使思想启蒙的课题具体化，思想自由的原则也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

新文化运动在思想启蒙上所做的第二方面的工作，是广泛引进和吸收运用西方文化。无论是陈独秀主张的“以欧化为是”，胡适提出的“输入学理”，还是蔡元培的兼容并包的主张，都以恢弘的气度、充沛的热情大力输入西方文化，最大限度地吸收新的信息，迎赶世界潮流。在《新青年》带动下，各种报刊和出版物争相译介西方从文艺复兴以来的各式各样的思潮理论，特别是人道主义、进化论和社会主义思潮，五光十色，刷新了中国人的思想，为批判封建专制文化提供了各式武器，而这本身也是进行思想启蒙。由于对西方文化径直急取，做整体性歧化选择，并对传统文化采取以批判为主的态度，这种做法也带来负面影响；但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处于受压制的状况，要冲破罗网，不能不立足于“破”而矫枉过正；况且这样的全面开放，为多种文化的比较选择提供了宽阔的余地，又是不可或缺的。新文化运动直接促成了文学革命，而文学革命又成为新文化运动最重要最有实绩的一部分，文学革命的性质与导向、成就与局限，都与新文化运动息息相关。

1917年初，陈独秀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随后迁京，并从1918年1月号起改为由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沈尹默、钱玄同等轮流编辑，周作人、鲁迅也给该刊撰稿，实际上形成了反封建的思想文化战线。由于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新旧思潮在北大讲坛竞争的结果，大大促进了“新思想，新学术”的发展，新文化运动也就借北大的学术自由空气而推波助澜，并终于导致了1919年的“五四”爱国学生运动。文学革命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认为对封建传统文化的总清算，必须同时去除那些作为封建载道工具的旧文学及文言文，于是，极力推动一场旨在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文学革命。这场革命的先驱者都一身二任，同时又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文学革命很自然就纳入新文化运动的轨道，成为新文化运动最坚实有力的组成部分，而且表现出浓厚的思想启蒙的功利色彩。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他从“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文学进化论角度，认为文言文作为一种文学工具已经丧失活力，中国文学要适应现代社会，就必须进行语体革新，废文言而倡白话。他提出文学改良应从“八事”着手，即：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此“八事”从不同角度针砭了旧文坛的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流弊，并粗浅地触及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文学的时代性与社会性以及语言变革等重要问题，初步阐明了新文学的要求与推行白话语体文的立场。胡适在文中提出要确认白话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正宗地位，宣称白话文取替文言文以建设新文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文学变革进化常常都是以形式语言的变革为突破口的，事实上，文白之争在当时已经成为新旧文学之争的焦点之一。胡适此文的发表适逢其时，虽然写得比较温和持重，但毫无疑问是文学革命发难之作，有突出的贡献。

紧接着，在同年二月号《新青年》上，陈独秀发表了措辞强烈的《文学革命论》，表明了更坚定的文学革命的立场。文中提出“三大主义”作为“文学革命”的征战目标：“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陈独秀从内容到形式对封建旧文学持批判否定的态度，并从启蒙的角度抨击旧文学与“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主张以“革新文学”作为革新政治、改造社会之途。

胡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主张提出后，得到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响应。钱玄同是语言文字学家，他在致《新青年》的信中，从语言文字进化的角度说明白话文取替文言文势在必行，指斥拟古的骈文和散文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态度甚为激烈。刘半农则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提出改革韵文、散文，使用标点符号等许多建设性意见。傅斯年也围绕“文言合一制定国语”提出一些设想。但文学革命的主张，在思想禁锢的“无声的中国”一时还没有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发难者们甚至有点寂寞。于是钱玄同和刘半农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双簧信”，即由钱化名王敬轩给《新青年》写信，模仿旧文人口吻，将他们反对新文学与白话文的种种观点、言论加以汇集，然后由刘半农写复信，逐一辩驳，因而引起广泛的社会注意。1918年4月，胡适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以“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来概括文学革命的宗旨，意在将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结合起来，扩大文学革命的影响。同年12月，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提出以人道主义为文学之本，试图将19世纪欧洲文学发展中起过重大作用的人道主义直接移用于中国新文学，使文学革命内容更加具体化。1918年冬天，陈独秀、李大钊又办了《每周评论》杂志，同时，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办了《新潮》月刊，也都致力于提倡白话文，提倡反映现代生活的新文学，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介绍西方文艺思潮，文学革命的影响就越来越大。

文学革命先驱者们表现出强烈的历史主动性和批判精神，先集中力量摧毁当时在社会上较有影响的旧文学阵地，把批判“黑幕派”和鸳鸯蝴蝶派以及旧戏曲，作为一场“硬仗”来打。周作人写了《论黑幕》，剖析了晚清以来那种专门泼污水、揭阴私的“黑幕小说”的社会根源，指出其与封建复辟思潮同气相求的本质。钱玄同则指出当时“黑幕小说”的提倡，是北洋军阀政府以“复古”达到“愚民”的一种手段。沈雁冰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等文章中，指出“鸳鸯蝴蝶派”“思想上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鲁迅则写了《关于〈小说世界〉》等文，指出“鸳鸯蝴蝶派”借白话和通俗刊物流布，不过是“旧文化小说”的“异样的挣扎”。此外，对于那些专门宣扬封建思想道德的旧戏曲，以及团圆主义的文学观念和模式，也曾展开批判。这些批判深挖“文以载道”的、游戏消遣的种种传统文学观念的根源，为新文学创作与理论建设扫清了道路。(www.xing528.com)

文学革命为新文化运动的激流裹挟而下，摧枯拉朽，势不可挡，虽然也遭到旧文学势力的一些抵抗，但相对而言，文化保守主义的声音是比较微弱的。最初有林纾（琴南）出来正面迎击文学革命。这位古文家在晚清曾用古文翻译过大量外国小说，影响和贡献甚大，如今他极力反对以白话文取替文言文，写了《论古文白话之消长》、《致蔡鹤卿太史书》，对白话文运动大张挞伐，攻击北京大学的新派人物“覆孔孟，铲伦常”，“尽反常轨，侈为不经之谈”^〔9〕。北大校长蔡元培在致林纾公开信中则重申“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10〕。李大钊、鲁迅等也发文谴责“国粹家”历史倒退行为。《新青年》还将林纾含沙射影诅咒文学革命领袖的小说《荆生》全文转载，逐句批驳。林纾所代表的守旧派对新文学的反攻，并没有什么理论力度，只停留在人身攻击和政治要挟的层面，反而激起了新文学阵线义无反顾的抗争。

1922年，又发生了与“学衡派”的论辩。此派以1922年9月在南京创刊的大型学术性杂志《学衡》而得名，其同仁梅光迪、胡先骕、吴宓都曾留学美国，寝馈西洋文学，多受当时带保守和清教色彩的新人文主义的影响。如果说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是相信启蒙的理性可以导致重大的社会变革的，那么像“学衡派”这样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则更相信靠伦理道德的理论来凝聚中国，所以他们对“五四”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的激进行为甚为反感。他们试图以学理立言，在中外文化比较中坚持一个宗旨，即“昌明国粹，融化新知”^〔11〕，着手整理研究和维持传统文化，对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某些偏激的弊病不无中肯的批评。但保守立场使他们看不清历史变革的趋势，他们认定学术文化的进步只能依赖少数精英分子，因而学究气地指责新文化运动所主张的平民主义，同时反对包括文学革命在内的一切急剧的社会变革，站到时代主潮的对立面上去了。梅光迪写有《评提倡新文化者》，吴宓有《论新文化运动》，胡先骕有《评〈尝试集〉》，对新文化运动与新文学有较为系统的批评意见，代表文化重构过程中的另一种趋向稳健的文化抉择，从文化积累与学理建树的角度看，也确有一些独立的见解，但其基本点是否定文化与文学转型的突变形式，否定革命的逻辑的。他们也甚为激烈地贬斥新文学提倡者无非是“政客诡辩家与夫功名之士”，“标袭喧嚷，侥幸尝试”，“提倡方始，衰相毕露”。^〔12〕对此，鲁迅发表了《估学衡》，抓住一些实例以揭破此派“学贯中西”姿态下的窘迫。此外，有许多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拥护者先后写文迎击，批驳“学衡派”的保守立场。

1925年还发生过与“甲寅派”的论争。当时任北洋政府司法与教育总长的章士钊复刊了《甲寅》周刊，发表《评新文学运动》等文，试图从逻辑学、语言学、文化史等角度论争白话文不能取替文言文，说什么“吾之国性群德，悉存文言，国苟不亡，理不可弃”，甚至断定“白话文学”已成强弩之末，要重新提倡“读经救国”。新文学阵线全力反击，撰写了许多批判“甲寅派”的文章，从不同角度批驳了“甲寅派”阻挡新思潮的本质。在与守旧派反复较量中，新文学运动的理论循导更明晰有力，脚跟也站得更稳了。新文化运动是在艰难的条件下发生的，要冲决旧思想的束缚，势必采取激烈彻底的姿态，在那种激进而浮躁的历史氛围中，难于认真思考文化转型与选择的复杂性，也难于接受论争对立面的某些可能合理的意见。

文学革命发动后，很快便形成规模和声势，产生广泛的社会效应，取得重大的实绩。

首先是白话文的全面推广。“五四”后，各地爱国学生团体纷纷仿效《新青年》、《每周评论》，创办白话报刊，仅1919年就出版400多种，到1920年，连那些最持重的大杂志，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等，也都采用白话文了。1920年1月，依当时的教育部颁令，凡国民学校低年级国文课教育也统一运用语体文（白话）。“‘文学革命’与‘国语统一’遂呈双潮合一之观”，“轰腾澎湃之势愈不可遏”。^〔13〕文学革命促成了言文合一的“国语运动”，又为新文学的语体变革拓展了广阔的天地，并迅速扩大了新文学的影响。1924年出版的中学语文课本，已经收有一些新文学作家的作品。

第二，是外国文学思潮的广泛涌入和新文学社团的蜂起，呈现出我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思想大解放的局面。

第三，是文学理论建设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关于第二、三点，后文将有专节论述。

第四，创作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实绩。1918年5月，鲁迅发表了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借“狂人”之口，控诉了封建制度及其伦理道德“吃人”的本质，并采用了现代意味的手法与样式。随后，鲁迅又连续创作了《孔乙己》、《药》等小说，都显示了深切的思想和完整的现代小说特色。鲁迅的小说一出现，艺术上就很成熟，使得新文学的创作有相当高的起点。除鲁迅外，《新青年》、《新潮》、《学灯》等报刊上陆续推出一些新文学作家及其作品。其中小说如叶绍钧的《这也是一个人？》、杨振声的《渔家》、冰心的《斯人独憔悴》、许地山的《命命鸟》、王统照的《春雨之夜》、郁达夫的《沉沦》，等等。诗歌如胡适的《尝试集》、郭沫若的《女神》、汪静之的《蕙的风》，等等。这些作品大都是1919—1922年间发表的，不够圆熟，却都充溢着个性解放、民族解放的精神，从内容到形式都追求现代性品格，给文坛带来青春气息。

文学革命是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伟大而彻底的文学革新运动，不同于历史上包括近代产生过的文学变革或文学改良，它所带来的是文学观念、内容形式各方面全方位的大革新、大解放。在文学观念上，将“文以载道”、游戏消遣等种种传统的文学思想作为封建制度及其思想体系的产物加以否定，表现人生、反映时代的积极的文学思想，成为一般新文学作者的共同倾向。在文学内容上体现着现代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思想，充溢着觉醒的时代精神。在语言和形式上，摒除了文言文和僵化的传统文学格式，用白话写作，广泛吸收运用外国多样化的文学样式、手法，促使文学语言和形式更加适于表现现代生活，接近人民大众，创造了既与世界文学发展相联结，又具有民族特色的崭新的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在文学世界化与民族化的矛盾对立统一运动中，实现文学的现代化，从而揭开了现代文学光辉的第一页，把中国文学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