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炎帝陵-探索发现炎帝陵

大型炎帝神农陵庙皇城遗址

据张文秀回忆儿时所见，钟、鼓楼间有“山门”，门南为广场，正南是“演奇楼”，楼东是“魁星楼”，再东有文昌阁，乾隆十一年文昌阁改药王殿至今尚存。

“演奇楼”西为“应声庙”。问及何为“应声庙”，张文秀告知，陵庙西南二里是长畛村，是炎帝神农氏第二位夫人的娘家，娘家有事呼唤，炎帝神农氏要答应并帮助办事，“应声庙”就是便于与长畛村相互呼应，娘家来人可以在此居住，为此便利而建。真是应了一句古话，“事事有源头，字字有出处”。

按照《改修炎帝行宫碑记》记载，“陵之上即艺谷圃也”，据笔者精确测量，炎帝神农殿坐东北向西南的走向，一般说的东厢房即炎帝神农氏陵墓为座东南向西北。“《经》云：奎壁角轸，天地之门户也”。即二十八星宿之奎、壁二宿在西北，角、轸二宿在东南。“伏羲六十四卦之图，以乾居西北，坤居东南，正合天门地户之义”。炎帝神农氏陵墓中轴线因此面天门而背地户，与太原纪念晋国开国诸侯唐叔虞的晋祠的中轴线方位完全一致。位列三皇的炎帝神农氏是“通天”的，方位选择当然极为讲究。

那么，这“陵之上”的“艺谷圃”，即陵墓背后的高处，现在仍在耕种的田地，称种谷为“艺”，就是农艺。后来有了园艺、文艺、演艺直至工艺，不论多么高雅，“艺”还是“艹”字头，繁体字是“藝”，下边是“执”与“云”，“云”代表雨水，“执云”就是手持器物浇水，都是始于农耕的造字。而最初的艺术还是炎帝神农氏在此的农艺，艺谷圃就是最初的五谷种植实验园圃。

除了陵庙本身范围之外，正殿之后地名为“神岭”，再后是“换马岭”，换马岭北面有永惠桥，唐代修建时名“大桥”，证明那里曾是一条大河。

演奇楼南为“神西河”，再南是“龙王道”、“马场”，河东为“赛场”，西面是“神操”等等，都是与一般民居村落无关、而与陵庙之“神主”有关的地名，这一带过去无疑是大片的炎帝神农氏陵庙区域所属。碑刻记载与知情者回忆，再现了这一带旧时的神圣风貌。

炎帝神农氏陵墓周边有着众多的地名，常常长宽数米至数十米的地方都有地名，这不仅在今日难以想象，其他地方亦罕有所闻，构成高平羊头山地区一种极为罕见的原始地名文化现象。如庄里村的“卧龙湾”不过十几平方米，一辆轿车都难以掉头，却有古地名。由此可以窥见，古时取名不仅仅是一个村镇，一个区域“需要”有个称呼，而是它具体“有”什么事迹、“有”什么功能就直接呼之。一个村落周边有十数个地名说明什么，非“因需要而取名”，而是“本身就有故事而因此称呼”。那是历史流传，是口传历史数千年传承，不是我们简单想象“需要不需要”的问题。

这个问题简单地用西方思维的“符号论”难以解释，而以强调文化内涵的“文化论”则用之皆准。

例如山西太原自古至今有大夏、夏墟、平阳、并州、晋阳、大卤、大原、太原八个名称。如用符号论则认为只是个记忆符号，称呼什么不重要。非也，否则用一个即可，何用八个？其实每个名称都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依据。

庄里村周边的地名，也同样都包含着世代传承的文化信息，绝非为了有个称呼便于什么户籍邮递等而为。

访谈了解村民建房时掌握的地质特征，陵庙区域靠东与东南面的土壤是坚实的硬土，靠西与西北面则夹杂残砖碎瓦，即为后垫的松土。由此可知目前庄里村的地面，是陵庙建造时为了平衡原来陵庙东高西低的地形，取土垫平形成的平坦地形。近年修缮五谷庙正殿时发现，正殿五间的几根立柱柱础下边，都各埋有一米高的方形石柱，比地面上的立柱粗一些，抹棱，底部另有柱础。按其风格似为北魏至北齐时期的建筑材料。因此应该是元初迁建炎帝神农庙时，为取平地面而垫高。新垫的土壤松软，因此新建筑的承重立柱就选择了原来祭祀建筑的地基和下半截立柱，统一凿齐至一米处作为新建筑地平线，在每根半截的立柱上设置新柱础和新立柱，支撑了后建的炎帝神农殿。

新柱础是“鼓”形，却比现在所有古建筑的鼓形柱础高出许多，而且鼓还坐于莲花座上，显然是更为古老的特殊形制，是高平炎帝神农氏陵庙久远历史传统的一个重要印记。

由此可见，元初迁建神农庙之前，这里就已经有更早年代的祭祀建筑。这也是炎帝神农氏陵庙一个历代沿革标志的重大发现。

炎帝神农殿旧基础之上的新柱础

由此可知，元初羊头山迁来炎帝庙之前，是东偏南高、西偏北低的自然地形。根据垫起的范围与方位测量推断，原始自然地形是背向东南、面向西北的典型“罗圈掌”地形，又有北面“大桥”下的大河，东、南神河，背山傍水，是炎帝神农氏陵墓最初选择之典型的好风水地貌。

曾有一位老红军焦根红，回忆起曾有一位四川籍战友，听说其是高平人，就问起高平炎帝陵所在是否是一座五谷山。显然，元初陵庙迁建至此，为建庙而取平了地形，形成现在适于村民居住的地面环境。那么五谷山之名，必然渊源久远，一定在元初之前无疑。(www.xing528.com)

为此取指北针测量，正殿是与正北方位夹角30°的北偏东北、面向南偏西南，非民居常选的朝阳方向。而庄里村现在的民居方位都是以此方向为正方向，与炎帝神农殿平行一致，显然是后来所建民居皆依形就势，依傍陵庙方位而建。村民俗传这里是“皇坟”就是一个重要佐证。由此看来，庄里村最初的居民应主要是守陵户后裔无疑。

古代曾有护陵监的机构，职责是专门保护和管理陵园。历代帝王都把保护祖宗的陵墓作为一种特别重大的事情来办，第一是相信祖宗有灵，还在保佑他们的江山社稷，永远统治着他们的天下。第二是对祖宗的感恩报德，因此不惜付出很大的代价，花费很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来保护。担任护陵任务一般都是具有很高威望的亲王大臣。

护陵护墓的传统建筑同样很早就有，只是很简单。相传孔子去世后，他的弟子们就曾分别到他的墓地守墓，居住就是搭一个简单的房子。一般的坟墓不一定专门看管，也不一定常住，而帝王陵墓几千年来盛行“厚葬”制度，殉葬品极多，就必须要设立一个护陵的机构，以防盗掘和破坏。护陵监的外面也有城墙，里面有“衙门”、“街市”、住宅等，设置了陵令、属官、寝庙令、门吏等专职管理人员。西汉武帝的茂陵采取了将文武大臣，豪绅富户迁居陵区的做法，以加强保护，并把原来的茂乡升格为县，当时迁到茂陵的官宦富商很多，人口达27万，使当时的茂陵县有富甲长安之称。有了这样多的护陵人员，就得有更多的为他们服务和供应的人员，据记载，当时茂陵仅在陵区负责浇水，打扫的人员就5千多人。这样，处在荒郊僻野的一个陵区很快就繁荣发展起来了。西汉长安的汉高祖长陵，惠帝的安陵，景帝的阳陵，武帝的茂陵，昭帝的平陵就先后分设了5个陵县，使这里都成了富庶之地。河北遵化的清东陵，除设置了护陵监外，还专门修了一座“新城”作为护陵之用。

米东明、程原生在炎帝神农氏陵庙皇城遗址

看来已经没有什么疑问，今日庄里村村址，正是一个建成近千年，现在却鲜为人知的，占地25亩以上、城墙周环、护城河围护、专职守陵人住持、载入国家祀典保持祭祀的，国家级大型炎帝神农氏陵庙皇城遗址。至此，一座国内唯一的“大型炎帝神农氏陵庙皇城遗址”终于被发现，终于被考证出来，这是继米东明发现炎帝陵事迹并通过山西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日本NHK电视台报道以来，最重大的探索与发现的成果。

这个发现的意义，或不亚于最初发现炎帝陵碑。遗址的规格与规模，因其炎帝神农氏的“炎黄”始祖身份，无疑在建造时属国内之最。如此上古帝王陵庙大型国家级工程，不可能建造的比附近普通庙宇逊色，假如那样就完全失去了迁移建造的重大意义，失去了展示尊崇炎帝神农精神的目的，失去了劝农重农、鼓励耕织、增强国力的垂范表率作用。而这一点，在元朝是不可能被忽略的。

民以食为天，元世祖忽必烈懂得这个道理。他深为蒙古民族多年来东征西战，军队和百姓饱尝风餐露宿之苦所困扰，也为统一中原后增强国力、笼络民心，维护统治而思考。因此大局一定，他就高度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即位不久就成立劝农司，重用汉人有识之士姚枢为大司农。以陈邃、崔斌等8人为劝农使，分赴各地考察农业生产情况，招集流亡之民回乡生产，还组织编写了适合当时农业生产的书籍《农桑辑要》。为了稳定政治，尤其是安抚汉民族知识官僚阶层的情绪，蒙古统治者引经据典，在考证了历代耕祭神农的情况之后，于至元九年（1273年）始祭神农，“命祭先农如祭社之仪”，后在大都东郊选地千亩作为裸田；至大三年（1311年），建先农坛，“从大司农请，建农、蚕二坛”（《元史》卷76）。

国家级大型炎帝神农氏陵庙皇城的迁移建造，标志和展示着元初统治者以农兴国的基本国策。由“至元九年（1273年）始祭神农”，“元成宗大德九年（1305年）亦尝遣祭”可知，“遣祭”即派员祭祀的时间是成吉思汗1206年建国开始计算的百年之际（1305年），是元朝百年国庆大典。那么此前应该已经做好了祭祀的所有准备工作。而32年前的“至元九年（1273年）始祭神农”，那时能够“开始祭祀”，应该正是完成羊头山炎帝神农氏陵庙皇城迁建的时间。而且曾“至正十年修”，那么迁建68年后需要维修的可能性大于36年就维修，1273年迁建无疑。此说更正了“元初迁建”之说，是一个重大发现。

由于元代统治者的励精图治，元代初期的农业、科学技术、商业和文学都有了长足的发展，较之辽、金和南宋时期，可谓繁荣昌盛，因此蒙古民族才能在中原维持12代王朝的统治。

虽然目前尚未考古发掘，但仅以元代国家级大型炎帝神农陵庙皇城遗址说来，它也完全应该具备申报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格。

高平炎帝陵最初发现、报道之际，每天来此参观、焚香祭祀者络绎不绝，尤其以长治、晋城居多。外省来人最早的，当数湖南、湖北两省，河南、陕西、黑龙江、山东、内蒙等也连连光顾；北京市人大领导是开小车来的。长治郊区一位老农专程来这里，捐献了一块精心制作的黄布幔，悬挂在炎帝陵碑上方，以表一片虔诚之心。中央电视台的大型制作，当属《寻找炎帝遗迹》，成为迄今为止最深入挖掘炎帝神农氏文化内涵的电视代表作。

《泽州府志》记载：高平每年四月八日祭赛炎帝大会十日，九月十三日祭赛关帝于炎帝庙。诸货骈罗，远近士女云集。

1995年农历四月初八，借着高平炎帝陵等文物古迹在电视上频频报道的东风，米东明周密策划，高平市文化局与团池乡联合举办了解放以来最隆重的“中华民族祖先炎帝祭祀大会”，木框架制作带有彩色图标的大型旅游图版，将团池乡炎帝遗迹景点一一标出。

当时因本省和中央电视台刚刚播出发现庄里村炎帝陵碑的新闻不久，慕名而来赶庙会的人流猛增、熙熙攘攘，成为近几十年最盛大的一次炎帝神农庙会，半个世纪以来，庄里村没这么热闹过。米东明最初为羊头山公园设计的极具特色的门票，已经成为收藏者的热门品种。自首次大型祭祀活动创建开始，现在已经发展为每两年一次山西省最大型的祭典活动。当时米东明以一乡领导之力“重在参与”的指导思想，十五年来，已经连续不断放射出璀璨的光辉。一个小村庄里的一个并非旗鼓张扬的发现，却开创了中华农耕文明弘扬光大的崭新篇章。万里长征跨不出第一步，就永远不会名扬天下。

2008年5月8日，马来西亚旅行团专程来五谷庙焚香祭祀，随后用食品袋装满院内的泥土和香灰。他们告诉五谷庙管理人员，在马来西亚他们居住的地方也有五谷庙，他们也是炎黄子孙，与我们是同一个老祖宗，此行就是特意前来认祖归宗。而2009年5月22日举办炎帝神农氏祭典时，笔者结识的台湾“大中华炎帝文化研究会筹备处”召集人姜兆佳先生告知，台湾也有五谷庙一百多所，祭祀的是“神农氏”，而且在1949年蒋氏政权进入台湾之前，早已形成传统。

这就展示了炎帝神农文化的重大意义，展示了炎帝神农文化在中华民族海内外华人之中的巨大凝聚力和感召力，展示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独特价值。虽然远年的辉煌今天只能依稀想象，但在未来世界人类文明史的久远价值，未来历史文化发展的广阔前景却无可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