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德国文学的发展阶段及历史概述

到了20世纪70年代，东德在政治、经济上已趋巩固，它的国际地位亦已受到了普遍的承认。在这样的形势下，东德的文化政策除继续强调与西方意识形态划清界限外，对文艺工作者已采取了比较宽松的态度，这主要表现在对作家几乎不再作直接的点名批评，而是让作家们自己及让作家们和读者们共同去探讨创作与创作中的问题。

但是，1976年发生了两件事，第一件是莱纳尔·孔策被开除出作协，第二件事是当比尔曼在西德演唱期间，由于比尔曼演唱的内容问题，东德政府宣布不准他再入境，开除了他的国籍。这两件事顿使文艺界的气氛重又变得严峻起来，而对这两件事的严重反响实大大超过东德党政及文艺界领导的估计。除了10多位有声望的作家联名写信抗议政府开除比尔曼的国籍外，自1976年后，一些作家和艺术家纷纷离开了东德迁往西德；还有些作家则在西德报刊上及杂志上发表他们在东德不能发表的东西。此后不久，东德领导采取强制的行政措施，不允许再在报刊上自由讨论比尔曼事件。在对待开除比尔曼国籍这一事件上，恰恰是东德声望卓著的一些作家呼声最高，并强烈主张对此展开自由评论。

在这样比较对立的气氛中，东德领导不得不再次强调党和知识分子间的关系，但又认为，正是“严重的个人主义”及追求“实现自我”等口号成为政治上的危险因素。

当时的文学创作对主观世界的描绘继续加强，作家们进一步探索新的写作方法和形式。此外，作家们利用和翻译古代题材这一文学现象亦比前更为突出了。

在70年代，党的领导一如既往，继续要求作家在描写新旧意识的冲突中塑造新时代的先进人物形象。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有监管文艺的所谓文艺政策，而在资本主义国家并不存在“文艺政策”一说。

1971年统一社会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后，在文化政策上、在做法上明显与此前的不同之处是：作家、评论家和读者三者之间的相互讨论加强了。党的领导希望通过这种完全自由的讨论来明辨是非，以促进创作的繁荣。

70年代初读者曾热烈讨论康德的长篇小说《报头》。1972年诗人兼评论家阿道尔夫·恩特勒尔著文认为：文学评论家不懂创作，而制定文化政策的人却又支持文学评论家，这助长了文坛不良现象。恩特勒尔认为，在诗歌领域里，那些评论家和批评家视野狭窄、死守住海涅—维尔特—赫尔威格—魏纳特这条“社会主义路线”或传统路线，为此恩特勒尔指责这些评论家为“蛮横的教条主义”，与此同时还严厉地批评了文化政策本身。

恩特勒尔发起的这场争论延续了一年左右（直到1973年）。这场争论促进了文学家和文学批评家之间的相互了解。

1972年在东德戏剧史上的一件重要事件是乌利希·普兰茨道夫（Ulrich Plenzdorf）的《青年W的新烦恼》（Die neuen Leiden des Jungen W.）首次演出。青年观众与读者在这部戏剧中的主人公身上看到了自己，因为它反映了东德青年人的苦恼，写了他们的孤独与寂寞。

1973年5月，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昂纳克批评了当时的一些新作，因为他认为这些新作贬低了东德的成就。昂纳克甚至直接引用了布劳恩《翻斗车工人》中的台词，说在这个剧本中，布劳恩竟称东德为“世界上最乏味的国家”。不过这句台词在剧中并非出于正面人物之口，所以也可以认为，这并非作者的观点。普兰茨道夫的《新烦恼》虽受到了批评界的指责，但在1973年东德第七届作协代表大会上，昂纳克却与他合了影，并在党报上刊登了这幅照片，这意味着党的领导对这位作者及其作品并未持否定的态度。

1974年在文学理论上的论争继续进行。F·费曼反对文学创作从观念——主题出发，他认为衡量文学作品的尺度应该是文学作品本身，而不应该是某项政策和政策规定的主题与号召。

在1974年的《内容与形式》上，有关H·米勒改编古典、古代题材的作品的论争也在继续进行。

在1974年3月国际莱比锡书展中，自1968年以来就不允许在东德发表诗作的R·孔策应一家出版社之邀在那里朗诵了自己的诗篇。

上述一切说明：70年代初东德文坛讨论的气氛增浓，也呈现了一些活跃的景象。在这样的气氛中，东德诗坛尤为活跃，因为诗是最能无拘束地直接表达作家自己思想的一种手段。除诗歌之外，在小说方面重要的有C·沃尔夫的《菩提树下》（Unter den Linden），S·海姆的有关拉萨尔的小说5年前在伦敦、慕尼黑发表，终于也在70年代在东德获得出版。小说创作方面还有库纳特、毛尔格诺尔（Morgner）、诺伊奇及B·莱曼的长篇遗作《法朗切斯卡·林克汉特》（Franziska Linkerhand）等。

1974年孔策被开除出作协。同年11月，诗人兼剧作家、歌唱家沃尔夫·比尔曼获得东德官方批准后在西德演出期间被剥夺了国籍，理由是比尔曼在西德时有反东德的敌对情绪。东德多位著名作家公开联名上书反对政府对比尔曼采取的这一行动。这10多位作家是：艾利希·阿伦特（Erich Arendt）、尤莱克·贝克尔（Jurek Becker）、福尔凯尔·布劳恩、法兰兹·费曼、斯蒂芬·海姆、贡特·库纳特、海奈尔·米勒、洛尔夫·施奈德（Rolf Schneider）、克丽斯塔·沃尔夫和盖哈特·沃尔夫。此外，还有许多作家、艺术家也予以声援。为了这一抗议行动，贝克尔和盖哈特·沃尔夫被开除了党籍，其他签了名的党员及支持者也都因此程度不等地受到了党内批评，因为党组织认为他们的签名客观上助长了国际上的反共产主义思潮。贝克尔、布劳恩、贡特·德·布鲁因（Gunter de Bruyn）、萨拉·基尔希、普兰茨道夫、迪特尔·舒伯特等也因对比尔曼事件的态度问题被开除出东德作协柏林分会的理事会。

比尔曼事件所引起的反响甚至波及在瑞士的东德作家。1976年11月，正在瑞士的伯恩特·延奇（Bernd Jentzsch）写了一封给昂纳克的公开信，信中抗议开除孔策出作协及比尔曼被开除国籍。延奇此举自然使他归国产生困难，后来他便逗留在瑞士了。

继比尔曼事件之后，库纳特在1977年也被开除出统一社会党，C·沃尔夫亦受到了严厉批评。在同年统一社会党政治会议的文件中提到：“毫无疑问，我们将坚决击退在文化旗帜下传播反社会主义的敌对意识的各种尝试。”

在东德受到批评的作家在西德受到了欢迎。1977年西德西南电台选出10名最佳作家，其中5名是东德作家，C·沃尔夫、孔策和赫姆林均在其中。

1977年4月孔策移居西德，他说：“作为一个作家，我不能违背我的良心而写作。”

同年5月，J·贝克尔被开除出东德作协并出境。8月，萨拉·基尔希申请出境。显然，政府放宽了对比尔曼同情者的出境条件。可见，比尔曼事件后，一些作家有了移居西德的要求，这一事件的反响过了一年左右后才趋向平静。

1978年第八次作家代表大会开幕，但有大批知名作家未出席大会，如E·阿伦特、F·费曼、S·海姆、G·库纳特、U·普兰茨道夫、R·施奈德、沃尔夫夫妇等。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出于健康原因的考虑，A·西格斯辞去了担任多年的作协主席职务，H·康德被选为新的主席。(www.xing528.com)

在创作上，70年代的东德作家对历史和传说题材及幻想题材的爱好增加了。到了70年代后期，那些为文化界领导一再称赞过的知名作家在创作上日益显露出不写客观而更多地写人的主观世界的倾向。

老一代作家中有一些人虽在垂暮之年仍努力执笔，但70年代的创作成就已主要体现在后辈作家身上。第三代作家亦在70年代初露锋芒，有的甚至一鸣惊人。在文学的结构形式方面，这一阶段的作家也愈益受欧洲现当代文学的影响，日益突破小说、戏剧和诗歌的许多传统模式，有了不少形式的创新。70年代写到妇女解放、青年问题（多半由青年作家自己写的）和涉及社会道德与日常生活的作品（如爱情、友谊、职业等）比60年代大大增加。

70年代的反法西斯作品在风格上与内容上也与60年代前后大为不同。这不同主要是：70年代的反法西斯主义小说不重在叙事（情节），而着重于写人物心理和人性（为法西斯）的麻痹及人性的觉醒等人的内在方面。

在小说创作中，这一阶段最活跃的仍是第二、第三代作家，其中特别是康德、E·诺伊奇、C·沃尔夫、斯特列特马特和布莱昌（Brezan）。

康德在继60年代第一个长篇《大礼堂》后，70年代又发表了两部长篇：《报头》和《逗留》（Der Aufenthalt，1977）。诺伊奇自60年代发表名作《石头的痕迹》后，70年代写了以描写他同一代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生活、思想及对社会主义的态度为题材的长篇系列《东方的和平》（Der Friede im Osten），至1978年已发表了两卷。此外，70年代他还创作了另一长篇《寻找加特》（Suche nach Gatt，1973）及探讨对青年一代教育的中篇《两把空着的椅子》（Zwei leere Stühle，1979）。

C·沃尔夫在70年代的小说创作在手法上不断创新，她采用了无情节贯串的非电影化的写作技巧，把作者自己（通过作者对事件的主观反映）融合到作品中去。在小说的时间结构上她不平铺直叙，而是用交叉结构，把回忆、倒叙、现在和作者的写作时间都交错起来，以研究不同的两代人的思想与感情，把自己一代人的过去放到现在来研究。这特别体现在她1977年发表的长篇《童年的楷模》（Kindheitsmuster）中。1979年她发表的幻想性中篇《并没有这个地方》（Kein Ort，Nirgends）描写一位女作家和19世纪德国著名作家克莱斯特的会晤。小说的中心思想是个人对社会的不适应及个人的解放问题。1974年她还发表了中篇《菩提树下》。

E·斯特列特马特在70年代完成了《奇迹创造者》三部曲的第二部（第三部到80年代完成），并创作了一些中短篇。

少数民族索尔本作家布莱昌在1976年根据索尔本的民族传说写成了长篇《克拉巴特或世界的变化》（Krabat oder die Verwandlung der Welt）。

60年代末后，东德文学中写日常道德问题及青年问题、描写社会主义内部的人际关系的作品显著增多。这方面B·莱曼的最后一个长篇《法朗切斯卡·林克汉特》（1974）是其代表。此类作品中著名的还有贡特·特·布鲁因的长篇《授奖》（Die preisverleihung，1972）。

伊尔姆特劳特·毛尔格纳尔（Irmtraud Morgner）在70年代发表了两部具有幻想色彩的长篇：《周游世界者古斯塔夫的奇妙旅行》（Die wundersamen Reisen Gustavs des Weltfahrers，1972）及《根据女秘书劳拉的见证所撰写的特拉芭多拉·贝阿特里齐的生平和经历》（Leben und Abenteuer der Trobadora Beatriz，nach Zeugnissen ihrer Spielfrau Laura，1974）。在这两部小说中作家把神话、幻想与现实相结合，内容是阐述社会主义社会妇女的平等权利问题。

70年代还出现了一批有关妇女解放的小说，如盖尔梯·泰茨奈尔（Gerti Tetzner）的长篇《卡伦W的不宁》（Die Unrast der Karen W，1974），及青年作家写青年恋爱、婚姻、职业的作品。

70年代的戏剧创作，除哈克斯及米勒外，V·布劳恩推出了著名的有浮士德式主题的《辛策和孔策》（Hinze und Kunze），此外，重要的还有普兰茨道夫的反映年轻人的问题和矛盾的《新烦恼》。

70年代的诗歌创作也同样体现在第二、第三代诗人身上。库纳特发表了诗集《开着的出口》（Offener Ausgang，1972）。70年代库纳特还发表了中短篇集《秘密的图书馆》（Die geheime Bibliothek，1973）。格奥尔格·毛莱尔著有诗集《经历了的世界》（Erfahrene Welt），萨拉·基尔希著有诗集《咒言》（Zaubersprüche，1973），孔策著有诗集《盖着蓝色图章的信》（Brief mit blauem Siegel）。此外，V·布劳恩、J·盖拉哈（Jens Gerlach）、H·卡劳（Heinz Kahlau）等都在70年代出版了诗集。

70年代去世的作家有G·毛莱尔、齐姆林，还有小说家B·莱曼等。

综上所述，20世纪70年代东德文学既有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品，又有反映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的社会矛盾和揭示阴暗面的作品。作家们既有肯定社会主义的一面，也有对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问题表示不满和批评的一面。新生的第二、第三代作家大多不像第一代老作家那样只肯定社会的光明，他们常常要批评社会的阴暗。作家通过文学作品批评现实时，不能像写教科书或写论文那样面面俱到，而总有所侧重，这侧重之处便是对现实中的阴暗面的批评与揭露。因此，当东德60年代起这类作品开始问世后，它们便成为有争议的作品。

50年代的第一代作家以否定旧社会、歌颂新时代和新现实为主，因为那时新社会刚刚建立，许多新社会的矛盾还并不突出。而第二、第三代作家生活与成长在新社会，他们不作“新旧对比”、“忆苦思甜”，相反，他们亲身感受到新制度中的不足之处和不完善之处，所以他们的作品在内容上不同于第一代作家也是容易理解的。其次，在形式上，第二、第三代作家不墨守成规，多有所创新。艺术的价值本在于不断创新，形式的创新和变化正是社会变化的结果。

文学艺术的发展不取决于造音乐厅、剧场等文化设施，而是取决于有否创作出优秀的能传之后世的作品，这样的优秀作品不是“制造”、“宣传”出来的，而是优秀作家和艺术家有了充分的创作自由后和题材选择自由后才会产生的。我们从东德的文学发展史中鲜明地看到了这一点。

我们从东德这几代作家的发展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东德文学从内容到形式的种种变化。

我们还能从东德文学的发展中看到东德的文化政策总要使文艺成为执政党的工具，制约监管控制文艺，这就阻碍了文学的发展。总之，东德执政党的文艺政策对东德的文学创作起着根本性的影响。

下面我们分别介绍东德几代作家的创作。可以说，上述种种方面在他们的作品中都得到了具体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