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1970年：民主德国文学发展的第三阶段

1961年东德政府建造了旨在与西部柏林阻隔的柏林墙，由此而切断了原来在东、西柏林之间自由来往的通道。建造柏林墙的重要原因是：从1949年至1961年，从东德经西柏林出走去西德的居民已有250万人。

柏林墙的建造不仅对东德日后的政治、经济，而且还对日后的文化和人们的意识，甚至对语言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文学界这一时期的重要事件有：

（1）1962年东德第一次公开讨论F·卡夫卡，虽然在1957年东德文艺批评家保尔·莱曼（Paul Reimann）早已撰文对卡夫卡作了比较公允的评价。

（2）1962年另一件重要事件是：诗人兼批评家S·赫姆林在艺术科学院的一次晚会上带着肯定的态度介绍了一批年轻诗人，他们在诗歌中写了新的主题，采用了新的形式。在这些年轻诗人中有后来轰动一时的沃尔夫·比尔曼。

（3）为了加强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统一社会党中央批判了认为不同意识形态可以和平共处的思想倾向，并指出了有些人对批判个人崇拜理解错误。在这方面受到批评的作家有P·哈克斯、S·赫姆林、P·霍赫尔、贡特·库纳特、W·朗霍夫（W·langhoff）、H·迈耶尔、奥托·布劳恩（Otto Braun）等，甚至著名老工人作家勃赖特尔也遭到批评。

（4）1964年，举行了第二次别特费尔特会议。统一社会党中央认为第一次别特费尔特会议上所作决议在本质上已经实现，但指责一些青年作家（尤其是年轻诗人）过分专注于内心主观世界的描绘，还批评了文学上存在的自由化倾向。党中央为此号召作家对社会主义要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并再次强调别特费尔特道路是“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客观规律”。但事实上，别特费尔特会议后，作家们写“工农业题材”的作品远远不及写自我及伦理问题的作品多，甚至以工农业题材为外表，实质上写人的伦理道德等问题。

1968年的捷克事件在东德作家中所引起的波动并不很大。随着捷克事件的平息，统一社会党在意识形态上再次开展了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批判和“反教条主义”斗争。

以上是第三阶段的主要事件。现在按时间顺序简单介绍20世纪60年代东德文坛的变化和创作。

1962年对卡夫卡的讨论是在东德的文艺理论刊物《内容和形式》上展开的，这次讨论的目的是还卡夫卡以本来面目。为此，这家杂志刊登了萨特1962年7月在莫斯科世界和平理事会上有关卡夫卡的发言。后来《内容和形式》的主编霍赫尔为了这个缘故及其他问题而被迫辞职，关于这一点下文还将述及。

1962年12月赫姆林在柏林艺术科学院举办了诗歌晚会，出席晚会的诗人多数年轻而尚未出名，他们的作品在内容上也较多倾向于对现实的主观感受。

在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阿布施批评艺术科学院院长W·勃赖特尔，因为他对赫姆林举办的被认为有反党倾向的诗歌晚会态度不鲜明。同时阿布施也尖锐地批评了《内容和形式》的主编霍赫尔“滥用社会主义自由”。在这次党代表大会上，发言者普遍要求与“意识形态上和平共处”的倾向作斗争，并警告有些作家不要错误地理解“个人崇拜”。当时的文化部部长特别指出哈克斯的剧本《忧虑和权力》，并把此剧与苏联鲍哥廷在30年代的剧本《我的朋友》进行了对比，以说明这两个剧本虽都尖锐批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缺点，但在效果上迥然不同，原因是剧作者的立场不同。

为了加强政治思想领导及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斗争，统一社会党决定在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设立意识形态委员会作为党中央的检查机构。总之，这时的文艺政策表现出“收紧”的倾向。

此外，这次党代表大会涉及文化方面的是，调整了一些机构的领导班子：B·乌塞被委派去加强《内容和形式》这家杂志的领导，霍赫尔“辞去”该杂志主编职务，朗霍夫被免去德意志剧院院长之职，布劳恩被免去作协第一书记之职，而由汉斯·考赫（Hans Koch）接替等等。

特别是彼得·霍赫尔任主编时期的《内容和形式》，被指责为“自由化”的温床。有关领导批评这家杂志追求形式主义和现代主义，拒绝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并认为该杂志要求知识分子来领导一切，否定工人阶级领导，还指责它反对别特费尔特道路等等。当时的文化部部长认为《内容和形式》作为德国艺术科学院的机关刊物没有完成它应完成的任务。这位部长指出，在政治上可以执行“和平共处”政策，但在意识形态上，跟资产阶级各种不同表现形式的意识“是不能和平共处的”。

统一社会党六大后，赫姆林在党报《新德意志报》上作了自我批评，承认1962年12月他主持的诗歌晚会上犯有错误，认为他的错误在于没有注意到创作与时间和地点的紧密关系。但赫姆林在自我批评文章中，要求党保护有天赋的诗人比尔曼。他写道，这位比尔曼在赫姆林写这篇文章的几天前身为统一社会党的候补党员已被开除出党了。

除赫姆林之外，霍赫尔、迈耶尔、库纳特、哈克斯等受到批评的作家都未作任何检讨。

1963年在捷克举行了卡夫卡讨论会。与会者很多是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文艺评论家。在会上奥地利共产党中央委员恩斯特·费舍尔（Ernst Fischer）提出了如下见解：

在社会主义国家像在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人并不能理解社会和认识社会。因此，卡夫卡的“荒诞”和“象征”同样适合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因此，卡夫卡在社会主义国家依然不失其重要的价值。

费舍尔还认为文艺家常是现实的揭露者，他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可能是一种创作方法，而仅仅是艺术家对社会的一种态度而已。

东德的与会代表则认为卡夫卡对东德说来早已成为历史人物，他的作品也同样已成为历史内容。东德代表认为卡夫卡批判了资本主义弊端，因此卡夫卡对日益向社会主义迈进的东德来说已无现实的意义。两种看法可谓针锋相对。

东德的建设出版社后来虽然出版了卡夫卡的作品，但发行量很小。

这之后，东德官方负责人继续强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家汉斯·考赫甚至提出这一论点：谁用卡夫卡或其他诸如此类的作家来攻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便无异于攻击东德社会本身。考赫认为，在东德，人既没有为国家、社会所“异化”，有的充其量是人与社会间的非对抗性的矛盾。

第二次别特费尔特会议于1964年4月在别特费尔特电化学联合企业（总厂）的文化宫举行。会议组织者是政治局的意识形态委员会和文化部，参加大会的有近千人。会议的组织者（当时的文化部部长）先组织了大批作家以书信形式来确证第一次别特费尔特会议5年以来的作用，并论证别特费尔特道路的正确性。尽管如此，仍有不少作家提出了许多不满。这些不满集中表现在指责批评界批评水准不高，批评界常用死板的标准去衡量文艺，似乎文艺是可用科学加以测定的对象。此外，许多作家还提出了要了解外国文艺的要求。他们抱怨说，他们甚至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文艺也并不了解。安娜·西格斯等作家则要求领导阐明民族文化、世界文化、文学遗产间的关系。有的作家还要求出版机构的负责人提高素养等等。

在会议召开前，汉斯·考赫在《新德意志文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别特费尔特五年》的文章。文中他列举了五年来别特费尔特道路的成就。但他指出，在创作上反法西斯英雄仍然是作家偏爱的主人公，除斯特列特马特的《蜜蜂脑袋奥勒》之外，尚缺少新时代的新英雄人物形象。此外，1959年别特费尔特会议后，虽有不少工人作家涌现，但从中尚无真正有成就的作家诞生。这些具体结论实际上并未肯定这一道路的成功。

在这次会议上，勃赖特尔带了西德工人作家麦克斯·冯·德尔·格吕恩（Max von der Grün）与会。勃赖特尔要以格吕恩为例，说明别特费尔特精神已越过了东德的国界，已对西德发生了影响。

1964年，东德和西德相互间都出版了对方作家的作品。在西德出版了东德阿皮茨、鲍勃洛夫斯基（Bobrowski）、布莱希特、哈克斯、库纳特、孔策（Kunze）、西格斯、沃尔夫、A·茨韦格等人的作品；在东德则出版了西德作家伯尔（Böll）、博歇尔特（Borchert）、德布林、克彭（Koeppen）、克罗洛（Krolow）、里希特（Richter）、沙吕克（Schallück）、魏劳赫（Weyrauch）、魏森博恩等人的作品。

在创作上，1964年E·诺伊奇的长篇小说《石头的痕迹》的发表曾引起很多争议，但事实证明，这部小说成了东德60年代的重要创作收获。

1965年底的中央全会批评了在一些知识分子中存在的自由主义和怀疑主义、虚无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倾向，还批评了最近一个时期文学艺术创作中的性描写和暴力描写。昂纳克代表政治局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强调东德是一个“体面规矩的国家”，它有自己的伦理道德标准，有良好的风尚习俗，因此要坚决抵制帝国主义的道德败坏。在报告中，昂纳克点名批评了米勒根据诺伊奇的《石头的痕迹》改编的剧本。为了防止“西方影响”，1962年后，《内容和形式》已不刊登西方作家的作品，1965年后，《新德意志文学》也不再刊登西德作家的作品，而在这之前，该杂志刊登过伯尔、魏斯、瓦尔泽等人的作品。(www.xing528.com)

这一年东德还不准许S·海姆出版描写1953年6月17日事件的小说《某一天》（Der Tag X），领导认为这部小说歪曲了6月17日事件的真相，比尔曼则被认为是东德文学反对派的旗手。

可是安娜·西格斯及沃尔夫起来为一些被批评者辩护。

1966年东德公布“保护著作权”法，其中规定东德作家和东德出版社不经批准不得与境外出版社订立合同。这样，东德作家在西德的出版物便可得到有效的检查，东德作家批评本国社会的、不能在本国发表的作品也就不能任意在境外发表了。这一切措施都旨在限制作家的创作自由，害怕作家对政权的批评。在这一年东德作家协会再次写公开信给作家们，号召作家向怀疑主义作斗争，号召作家与中央在思想、政治上保持一致，并号召作家批判恩斯特·费舍尔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异化理论和自由化主张。

在东德文学史上，1966年的一件大事是有关诗歌的讨论。这次讨论在《论坛》（Forum）杂志上展开，这家杂志是“自由德国青年”（FDJ）组织（相当于我国的共青团）为大学生出版的双周刊。

讨论的起因是：米凯尔（Mickel）等人编辑出版了至今尚未发表过的布劳恩（Volker Braun）、萨拉·基尔希（Sarah Kirsch）及莱纳尔·基尔希（Rainer Kirsch）、卡尔·米歇尔（Karl Michel）等人的现代诗歌。这本诗集名叫《在这块更好的土地上》（In diesem besseren Land），在其前言中已经述及，希望这部诗集的出版引起大家的争议。诗集共收集了出自36个诗人手笔的161首诗。

有关这部诗集的讨论没有任何其他背景，纯粹从文学本身出发，并且在讨论结束后，人们仍能从书店中买到这部有争议的诗集。这在过去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次讨论表明，东德的新一代诗人不再把贝歇尔的诗歌视为楷模，他们认为贝歇尔更多地已属于过去时代的形象，他们认为在内容与形式上更具榜样价值的是布莱希特。

新的诗人在追求形式过程及开拓思维空间的过程中，不免有模糊和朦胧之处，为此，麦克斯·齐姆林（Max Zimmering）提出：诗歌的语言及其形象不应成为谜，因为诗歌的任务正在于解开现实之谜。

1966年的诗歌讨论显示了新老两代人、作家在内容与形式的理解上与追求上已有明显的分歧。有的人指出，东德文学发展的主要障碍是：已不适应于文学发展的过时的文学传统，这种传统简而言之，便是坚持自然主义式的现实主义。

1967年4月举行的统一社会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著名女作家C·沃尔夫未被选入中央委员会，东德文艺界的领导人主要已是阿布施、库莱拉、库巴和歌切。作家中的候补中央委员仅有齐姆林及萨可夫斯基（Sakowski）等。

1968年评论家英格·冯·瓦根海姆（Inge von Wagenheim）在《新德意志文学》上撰文提出了新的文艺创作原则，即：在文学艺术中，只要能揭示现实，一切都应加以允许，在文学艺术中不论形式和内容都不应该受到限制。但是，当时人们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敢怀疑，因此，有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讨论由于并无真正的对立面，这次讨论并未形成和展开。

1968年捷克事件后，东德文艺界领导坚决批判“意识形态的和平共处”，并批评了那种认为有朝一日知识分子将领导社会主义国家的观点。当时东德的文化部部长基希（Gysi）认为，捷克在意识形态及文化上是右倾和软弱无力的。他认为1962年萨特在莫斯科世界和平大会上要求两个社会制度的作家团结、要求双方“文化裁军”（即在意识形态上和平共处、双方不要争论）的发言，及1963年捷克的卡夫卡会议对捷克和东德文化界都产生了消极影响。

1963年《论坛》上曾发表过一篇题为《无边的现实主义》的文章。这篇文章认为，艺术总是现实主义的，也就是说艺术总与现实有关，脱离或处于现实之外的艺术是根本不存在的。到了1968年，同样在这家杂志上，人们对该文进行了批判，认为该文作者混淆了批判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界限。这次批判意味着东德领导要开始进一步加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它预示次年的“反修斗争”要进一步深入展开了。

1969年，东德在意识形态上继续展开对“新修正主义”的斗争，因为领导认为正是这种“新修正主义”导致了捷克事件，并认为这更加说明意识上展开斗争的必要。

为此，东德文艺界在1969年重新批判了费舍尔的在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与资本主义社会一样的异化现象的理论。

这一年，人们还批判了结构主义及认为现代工业社会有复杂的结构，以致艺术家、文学家无法认识它的理论。人们指出，这种理论的本质在于否定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认识能力。不仅在理论上，还在创作上，东德文艺界领导在1969年都展开了强大的批判攻势。在创作上，批判了沃尔夫1968年发表的小说《追忆克丽斯塔·T》（Nachdenken über Christa T），认为此书具有悲观主义的基调（此小说内容见后文），是与别特费尔特道路唱反调等等。此外，库纳特的散文集《抽屉里的破烂》（Kramen in Fächern），克劳迪马斯的《不平静的年岁》（Ruhelose Jahre）等也受到了批评。

文艺界的领导对东德文学作品一个时期以来的“内化倾向”（即不写客观现实而着重于写内心生活、人的内心异化感受等倾向）提出了批评。在1969年5月举行的东德第六届作家代表大会上，文艺界的负责人指出，别特费尔特道路的原则尚未为所有作家所接受，文艺界领导再次要求作家创造出社会主义新人形象。这一年，R·孔策在西德汉堡出版的诗集《敏感的道路》（Sensible Wege）同样受到了批评，认为它具有个人主义和反共产主义色彩，歪曲了东德的现实。孔策在当时虽已是个有名诗人，却并不能出席第六届作家代表大会。大会同样批评了C·沃尔夫，但在批评的语气上与用词上要比对孔策温和得多，只是说她写了一部令人失望和对东德不利的作品。

这次大会在批评了孔策和沃尔夫后，对大批正待出版的作品重新进行了审查。由上叙述可见，东德执政党始终不断地在干预东德的文艺创作，监督着文艺家为执政党的政策服务，要使文艺改造成为执政党的工具和听使唤的“仆人”。

60年代结束之后，古典题材大复兴，米勒、哈克斯、稍后又有C·沃尔夫等都以古代希腊罗马的故事为题材进行写作，如米勒出版了《暴君俄狄浦斯》（Ödipus Tyrann）、《普罗米修斯》等等。与此同时，西德作家在题材选择上也有这种倾向。这究竟是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自然值得人们好好思索。

但东德这一阶段的创作，证明新的一代作家已日趋成熟。

在这10年中，老一代作家也用他们的作品繁荣了文坛，虽然他们的创作多半还涉及历史的题材和1945年前的历史，但其中有些也已有了反映东德现实的内容，如西格斯的长篇小说《信任》（Vertrauen，1968）。

在这一阶段，东德继续失去了几位老作家，他们是乌塞（逝于1963年）、W·勃赖特尔（逝于1964年）、H·马希维察（逝于1965年）、库巴（逝于1967年）、A·茨韦格（逝于1966年）及彼得森（逝于1969年）。此外，较年轻的诗人鲍勃洛夫斯基也过早离开人世（逝于1965年），格奥尔格·毛莱尔也在1971年英年早逝。

东德第三阶段的10年创作成就更主要地体现在跟东德一起成长的新一代作家身上。如麦克斯·华尔特·舒尔茨（Max Walter Schulz），他1962年所写的小说《我们不是风中的灰尘》（Wir sind nicht Staub im Wind）受到舆论广泛的赞誉。还有康德（Hermann Kant），1962年他初露锋芒，发表了小说《一点点南海》（Ein biβchen Südsee），接着更显示了他才华的有长篇《大礼堂》（Die Aula，1965）、《报头》（Das Impressum，1969）等。此外，C·沃尔夫、D·诺尔、H·米勒等都是在这一时期稳步登上了东德文坛。C·沃尔夫在1963年发表《分裂的天空》（Der geteilte Himmel）后，又发表结构新型的《追忆克里斯塔·T》。这10年中创作上丰收的还有斯特列特马特，他除1963年的《蜜蜂脑袋奥勒》外，还有几个短篇小说集。这一时期的重要创作还有诺伊奇的《石头的痕迹》、鲍勃洛夫斯基的第一部小说《莱文的磨坊》（Levins Mühle，1964）。

戏剧创作方面，除哈克斯外，米勒是这阶段最突出的剧作家。除《暴君俄狄浦斯》外，他在这一时期还有《工地》（Der Bau，1965）、《赫勒克勒斯》（Herakles，1966）、《菲洛克泰忒》（Philoktet，1965）、《妇人喜剧》（Weiberkomödie，1971）等。《工地》是据诺伊奇的小说《石头的痕迹》改编的，《菲洛克泰忒》是据索福克勒斯同名剧本改编的。布劳恩在1967年所写的《翻斗车工人》（Die Kipper）则是这时期描写建设的重要剧作。

这10年中，东德的诗歌创作尤为丰收。东德可以说是诗歌创作的王国。除鲍勃洛夫斯基等继续在这一时期发表诗集外，这10年中东德涌现出许多新诗人。他们是：（1）格奥尔格·毛莱尔（Georg Maurer），他的诗有《在年迈者的目光中》（Im Blick der Uralten，1965）、《圆圈》（Kreise，1970）等。（2）贡特·库纳特（Günter Kunert），他的诗集有《不受欢迎的客人》（Der ungebetene Gast，1965）、《大自然的无辜》（Unschuld der Natur，1966），还有散文集《抽屉里的破烂》。（3）福尔凯尔·布劳恩，他的诗集有《对我说来是挑衅》（Provokation für mich，1965）、《暂时的东西》（Vorläufiges，1966）、《战争声明》（Kriegs Erklärung，1967）、《是我们而不是他们》（Wir und nicht sie，1970）等。（4）萨拉·基尔希，她的诗集有《村中逗留》（Landaufenthalt，1968）。（5）莱纳尔·孔策，他的诗集有《敏感的道路》（Sensibile Wege）等。

除了上述诗人及诗集外，这十年中还涌现了不少其他年轻诗人。

对于上边提到的诗人和诗作的评价，争议颇多，尤其是对库纳特、S·基尔希和孔策，这将留待下文再述。

这十年的创作表明，东德作家对现实已不像50年代那样：着眼于新旧对比，从而更多地看到、更多地描绘和反映光明面，而是与此同时不掩饰社会矛盾，更注视到现实中的阴暗面。除此之外，在写作内容方面，这一时期的东德作家、特别是年轻一代新秀，更注重于内心生活与主观世界的描绘，他们取材日常生活，从中反映人的道德精神面貌并揭示社会矛盾，而诗歌正是这方面最好的工具。德意志民族的历史上有优秀的诗歌传统，加上德意志民族是一个注重思考与内省、重主观世界的民族，因此，东德60年代诗歌的繁荣并非偶然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