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德国文学发展的第二阶段（1950～1961）概述

在本节中我们将按时间的先后，叙述1950年的欧洲及东德的重大政治事件，及在这些事件影响下，东德文艺政策的不断调整和文坛发生的各种事件，然后介绍这一时期东德的文艺创作，因为东德的文艺创作完全受着东德政治和文艺政策的制约。

在政治上，这一阶段是东德创立社会主义社会秩序的基础阶段。在意识形态上及在文学上，这一阶段的情况远比上一阶段复杂，因为不论在意识形态上还是文学上，问题已不再是单纯地反法西斯了。1953年斯大林逝世，使东德的文化政策作了些调整，随之1956年的波、匈事件及此后的批判“修正主义”运动等等都对东德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民主德国成立后不久（1950）统一社会党即号召反对文学艺术上的“世界主义”、“资产阶级客观主义”和“美国的颓废文化”，并号召作家写现实和关心现实。1951年终于展开了准备已久的所谓“反形式主义”运动。这一运动完全受苏联文艺界斗争的影响，因为苏联文艺界的领导历来把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之外的其他一切方法均视为形式主义，并视之为资产阶级文艺。

这次运动批判了从乔伊斯到萨特的西方现代派。统一社会党认为，妨害文学反映现实生活、使文学落后于现实的正是文学艺术中的“形式主义”。那么什么是统一社会党领导所说的“形式主义”呢？即艺术家只追求艺术形式的创新，脱离了古典文化遗产与文化传统，形式创新的“形式主义”使艺术作品不能为人民理解与接受。党的领导认为，这样的追求形式的“形式主义”将破坏民族意识和破坏建立新的民族文化，并认为，“形式主义”在本质上属于帝国主义文化。这场反形式主义运动追求的目标是：使东德作家和东德同呼吸共命运，促使东德作家吸取东德的现实题材，塑造东德的英雄人物，使文学成为国家建设中的助手，使文学成为为政治服务的工具。为此，党的领导还向作家们提出了题材的具体内容，如要求作家写人们如何为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如何为和平、为统一德国而斗争等等，即不仅规定了作家写作的内容，还规定了作家写作的方法和形式。

1951年东德的反形式主义和号召作家掌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运动使人自然地想到了1934年苏联日丹诺夫在莫斯科作家代表大会上对现代资产阶级文艺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倡导。统一社会党的领导要在这场批判形式主义的运动中证明：形式主义是帝国主义社会的产物。

这场运动产生的后果是：一些低劣的概念化的作品应运而生。此外，很多作家为了不致受批判而遁向历史题材与异国题材，或专注于儿童题材，或干脆什么也不写。有关形式主义的讨论因过多限制了作家的个性、创造性、艺术创新和幻想力，因而带来了消极后果。B·布莱希特对这场讨论颇有反感，他与德骚合作的《审讯卢古卢斯》（Verhör des Lukullus）在这一年被视为形式主义作品。在布莱希特的《有关形式主义讨论的笔记》中，布莱希特认为“形式主义”反对者的态度使人反感，因为他们口口声声说这个人民不懂，那个人民不懂，而从不说他们自己懂不懂，似乎他们不属于人民，其实正是他们低估了人民。布莱希特还在笔记中透露说，如果每个作家都按一个模式（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写作品，这个模式岂不也成了一个刻板的公式了吗？那么这难道不是一种新的形式主义吗？

为了促使作家写现实题材，作家协会把20个作家送到重点企业（附带说一句，东德文学上的重大决策均取决于文化部及统一社会党日后成立的意识形态委员会），并安排给他们具体的写作任务。此外，作协还组织成立作家学习班，每期20至30名作家，为期10周。这个学习班的目的是要作家掌握马克思主义原理，掌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使文学为政治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并写出时代的新人。当时的领导给作家们规定了三个主要的写作题材：（1）农村的新生活，（2）重点工业的建设，（3）柏林的重建。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统一社会党一开始仍基本上保持原有的文化政策不变，并让作家们讨论如下问题：对作家说来，首先是明确政治意识重要还是高度的写作技巧重要？可是后来的国际政治气氛起了变化，随着对斯大林的批评，那些原来不准讨论的问题渐渐成了内部讨论的对象，这是因为1953年前东德的许多政策（包括文化政策）都与斯大林有密切的关系。布莱希特在题为《我们应该怎么办》一文中不无讽刺地这样写道：“艺术不能把办公室里的人对艺术的想象转变为艺术作品。只有靴子人们才可以根据尺寸制造出来。”这句话表明布莱希特对用统一的方法进行艺术创作的反感，强调了艺术家的艺术个性和题材选择自由，批评了坐在“办公室里的人‘只会命令作家按尺寸’制造靴子”。

1953年6月17日，东德首都发生了工人冲过勃兰登堡大门向西柏林拥去的游行，布莱希特在致当时统一社会党总书记乌布利希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当情况变得清楚，工人的游行被利用于战争目的时，我在6月17日上午表达了我与统一社会党的一致。我现在希望煽动者得到孤立，他们的联系网遭到粉碎，但是不要把出于合乎情理的不满而上街游行的工人看做是煽动者，这样不致一开始就使有关方面所犯错误的必要讲话的内容遭到干扰。”

从1953年6月17日事件后，统一社会党虽仍坚持原有的文化政策，但已强调耐心，强调要使作家理解党的文化政策，并强调不允许用行政命令手段把党的意见强加于作家。

从1953年斯大林逝世到1956年波、匈事件前夕是东德文学界思想比较活跃、民主气氛和自由讨论比较多的时期。

1953年东德出版了东德作协机关刊物《新德意志文学》（Neue Deutsche Literatur），以繁荣创作。

在50年代中叶有关政治意识的明确和艺术技巧的娴熟的那场重要的讨论中，多数东德作家认为：意识的明确还不能使一个作家（甚至一个有才能的作家）成为大师，刻板划一的创作方法更无法诞生大师，而仅能产生公式化的无生气的作品而已。

为了培养新一代作家，1955年9月在莱比锡创办了一个文学院，它的建立是以莫斯科的高尔基文学院为榜样的。在这个文学院里作家们进修一至三年。到了1958年，这个文学院已与民主德国的其他艺术高等院校平级，即学历受到政府公开的承认。1959年5月这个学院更名为贝歇尔文学院。1959年后，这所文学院也为有写作才能的工人开门了。截至1965年，这所文学院的30个毕业生获得了不同的文学奖，其中四个甚至还获得了东德最高奖——国家奖。

培养有写作才能的工人成为作家，这一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东德文学后来的所谓“毕特费尔特道路”（Bitterfelder Weg）。

尽管统一社会党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创作上没有带来当代题材的作品的丰收。因此，在1956年1月召开的东德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统一社会党继续强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再次强调文学、艺术为政治和经济建设服务，强调“工具论”。

但是尽管如此强调，有的作家出于害怕写现实不当会遭到批评，因此仍小心翼翼地避开，所以有关当代题材的作品仍然为数很少。

在这次（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上，A·茨韦格的发言不无代表性。他说：“你们大家知道，我们中的有些人，这中间也包括我，根本不同意召开一次作家代表大会。我们赞成在小范围内，甚至在孤独中让作家们理解自我。”接着茨韦格针对西方国家称东德作家为“听莫斯科话的人”而反驳说：“我们是自由的作家！自从1910年以来我就是一个自由的作家，我们只接受我们自己的命令！”他还坦率地说道：“我们准备好加入最前列的斗争，随时准备用我们整个身心为无产阶级的发展和为新一代人类的成长而奋斗。但是我们并不准备为‘害怕’所吓倒，同时，我请我们中的每一位，尽可能地有敢于坚持真理的勇气。”

在茨韦格热诚坦率的发言的鼓舞下，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赫姆林要求在东德出版西德作家的作品及出版西方作家如萨特、福克纳、海明威、斯坦贝克等许多已在欧美为人熟知但在东德还鲜为人知的作品。

东德的作家们愿意为建设新的民族文学、为社会主义新文化而写作，但作家们要求自己有权选择题材和决定人物、风格和创作方法。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及个人迷信，这对东欧的政治、文化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二十大后，东德领导机构渐渐出现观念的更新。比如当时的文化部长A·阿布施代表官方提出了新的观念。他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能完美地表达一个艺术作品的社会主义思想内容的方法，但“在我们时代，真诚地努力为人民服务的进步艺术家也有别的创作方法”。这里，阿布施已不强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社会主义国家作家们的惟一创作方法了。同年，他又在党报上撰文道：“我们应比过去更加坚持这一观点：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目的，在艺术中有成千条直接的或间接的道路。同时艺术必须广泛地满足人们对生活中的欢乐、美和轻松愉快的真正多方面的需要。”这些话都表明了文化政策有了一定的松动。

接着在1956年7月的统一社会党中央全会上又有了更进一步的提法，提出要为文学艺术生动有力地描绘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条件，但“这一条件的创造应该在耐心地、不懈地交换意见中、在克服教条主义的和僵化的形式下加以实现。”这是在党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反对“教条主义的僵化”。但与此同时，统一社会党指出：题材和表现方法的多样性并不是意味着对反动意识形态的有害影响作出让步。

1956年10月波、匈事件爆发。不久，波、匈事件虽然平息了，但意识形态问题并未解决。此外，波、匈事件的国际影响也并未因此而消除，因为人们对斯大林时期一直认为正确的许多观念产生了动摇和疑问。为此，统一社会党中央在1956年11月6日的文件中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些地方可以听见大声的意见，这特别来自大学生和作家圈子。他们肆无忌惮地煽动人们反对党和政府。他们看见的已不是什么个别的错误，他们已经在攻击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了。”统一社会党中央为此号召人们警惕“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接着，作家赫姆林、贝歇尔、马希维察等也立即撰文谴责“反革命分子”。不久，匈牙利纳吉政府的文化部长卢卡契成为大家齐声谴责的对象，而这位卢卡契不久前还一直被官方看做是东德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权威。1956年后，人们批判他沉醉于古典文学，轻视无产阶级文学，批判他把资产阶级的批判现实主义理解为全部现实主义。人们还指责他不相信阶级斗争学说，而相信“中间道路”或“第三条道路”，批评他错误地理解“民主”，错误地理解“民主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等等。

人们还指出，卢卡契在政治理论上也有错误观点，比如他认为东德必须经历魏玛共和国那样充分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才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

此外，东德的官方批评家还说，实际上，1931年卢卡契便已走上了错误的道路了，等等。

1956年对卢卡契的批判，在学术上并非是讨论式的，而是讨伐式的。在同年11月21日统一社会党报《新德意志报》上，负责东德国家安全的一位部长直言不讳地说，在东德自然不会容忍和不可容忍进行所谓“自由的讨论”。

1956年11月29日，统一社会党党校讲师、卢卡契和哲学家布劳赫（Bloch）的学生、《德国哲学》杂志的主编沃尔夫冈·哈利希（Wolfgang Harich）因“组织反政府的阴谋小集团”而被捕。

1956年初到1956年10月爆发波、匈事件为止，民主德国曾一度出现过的正常讨论，随着形势的变化而遭中止。紧接着的便是1957年广泛的批判“修正主义”运动。统一社会党中央讨论了“修正主义”现象，并认为这一现象的代表人物便是卢卡契，认为他完全混淆了甚至抹杀了批判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间的根本区别。党中央再次号召作家们和知识分子深入工农生活，加强反对资产阶级的“创作自由”和出版自由，认为“自由”不是抽象概念。

1957年2月在作协的代表会议上讨论了党中央的指示。在这次会议上，阿布施和阿·库莱拉（Alfred Kurella）这两位代表文艺界贯彻中央意见的主要人物和莱比锡大学日耳曼学教授汉斯·迈耶尔（Hans Mayer）进行了辩论。接着，迈耶尔在《星期日》周报上发表题为《我们文学的现状》一文。文章认为，当前东德文学比之于20年代魏玛共和国时代的成就远为逊色。阿布施等人指责迈耶尔过高评价和估计了魏玛共和国时代的文学，而过低估计了东德文学，并认为迈耶尔比较了两种不可比较的对象，这是因为东德的社会主义文学和魏玛共和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学云云。阿布施指责迈耶尔离开了现实主义，无批判地追随资产阶级颓废倾向，批判迈耶尔无视社会主义民族文学的新的“质”。

随着在意识形态上对“修正主义”批判的展开，1957年3月遭捕的哈利希被判十年徒刑，其他被捕的人有判四年、两年不等的。判刑的具体理由是：这个集团参与了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的活动，并说它与西德社会民主党有秘密联系。此外，还有建设出版社的领导、《星期日》的主编和柏林电台的编辑都因与“哈利希集团”有牵连而分别被判了刑。

1957年秋天，作家艾利希·刘斯德（Erich Loest）作为修正主义者被捕，次年因煽动与组织“反动小集团”的罪名被判八年徒刑。但是哈利希等人拒绝承认自己有反党和反共和国的言论、行动与企图。顺便在此提一笔，1957年至1958年被判刑的东德文化界人士在刑满出狱后，虽不再担任原来的工作，但仍然继续在东德的文化部门任职。(www.xing528.com)

在1957年的“反修运动”中，连当时声望卓著的文化部长贝歇尔也受到了一定的批评，理由是：文化部对迈耶尔的理论反应不够敏锐，相反地，贝歇尔还赞美迈耶尔为“我们最好的文学批评家之一”。有关领导还指责一些作家，企图用“现代”这一概念作掩护，妄想把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颓废意识偷运入境。

在这一批判声浪中，著名批评家康特洛维奇（当时他是柏林洪堡大学现代德国文学教研室主任及德国艺术科学院文献档案部主任）出走西柏林。

1956年波、匈事件后，统一社会党中央加强了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为了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中央决定在政治局设立专管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一个委员会，其领导人便是A·库莱拉。1957年，在东德文学史上可称为批修年。是年的下半年，批判修正主义的运动继续深入。党报上有人撰文激烈批评作协机关刊物《新德意志文学》不扶植社会主义文学，太少刊登和评论有关当代题材的作品，批评这家杂志缺乏明确鲜明的社会主义色彩。

东德的文化领导为此认为，东德在文学上的成就落后于它在经济与政治上的成就，认为东德文学没有充分反映东德的政治与经济成就，并指出一些作家和艺术家在苏共二十大批判了个人迷信及斯大林的错误后，思想上至今仍处在迷乱状态。总之，当时的文化领导在研究了作家队伍中的“自由”倾向后，竭力主张清除波、匈事件对作家的思想影响，及苏共二十大对作家的思想冲击，以便把所有作家都引导到该党所指引的道路上来。

为了克服创作上的所谓形式主义和意识上的“修正主义”，1958年东德展开了一场文化革命，并认为这是一场意识形态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它的目的是为创立民族文化和社会主义民族文学创造条件。与此同时，党的领导指出了创作中有关东德现实的题材太少，而历史的、异国情调的、消遣性的题材又太多，还指出：作家对西方文学的偏爱导致了创作上的这些缺陷。

1958年，在统一社会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有这样一段话：“……社会主义文化革命是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然的组成部分。……现在首要的事情是克服至今尚存在的艺术与生活的分裂，和艺术家对人民的不熟悉感。”这段话向作家和艺术家提出了深入生活的要求。此后，有些作家，其中包括勃丽吉特·莱曼（Brigitte Reimann）响应号召，深入基层，主动下厂矿企业去了。

1959年，统一社会党中央在1958年意识形态革命的基础上提出了“别特费尔特道路”。这条道路根据党中央的方针，自上而下加以贯彻。

它形成的具体过程是这样的：

1959年1月别特费尔特地方电化学联合企业铝厂的尼古莱·玛玛伊青年联合生产队号召东德工厂企业所有的生产班组为“社会主义劳动生产班组”的称号而奋斗。党中央认为：党的路线、民族文化和尼·玛玛伊生产班组（即工农劳动组织），这三者应该加以有机的结合。恰在这时，哈雷市的中德出版社要举行一年一度的邀请它的作家出席座谈会来共同讨论出版规划。正好统一社会党在哈雷市的机关刊物、一家音乐出版社、化学工会及几家化工企业要联合举行有奖征文竞赛，这次竞赛要求应征的工人和作家用文学创作塑造“我们时代的伟大事件”。中德出版社打算在1959年春天与该出版社的作家讨论这次征文竞赛。奥托·歌切——既是作家又是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秘书，本要在讨论时作主要报告。歌切向乌布利希汇报此事后，乌布利希认为这是一次在文化领域里开展革命的极好机会。为此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即建议中德出版社扩大会议规模，并邀请写作的工人也一起参加会议。

于是在1959年4月23日，在别特费尔特（Bitterfeld）这个属于哈雷管辖的有3万居民的小城的电化学联合企业（总厂）的文化宫里，坐着150个作家和300个写作工人和“人民通讯员”了，要作主要报告的也不再是奥托·歌切，而是文化方面的最高领导阿·库莱拉了。库莱拉在会上再次要求大家写当代题材，而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及战后阶段的题材已不属于“当代题材”的范围了。库莱拉说：写当代题材是时代的要求，为此作家必须适应、理解、熟悉新的现实。库莱拉在他报告的最后提出了一个对德国（东德）文学发展有影响的口号：“伙计们，拿起笔来，社会主义民族文化需要你！”这个口号可以理解为工人们应把自己培养成作家，也可以理解为工人们应帮助作家创作。当然，前一种的理解更合乎实际。

乌布利希也在这个会上讲了话，他接过了库莱拉的口号，号召工人们和作家联合起来攻克“文化高地”，使文化具有社会主义内容。他认为，许多老作家不太熟悉社会主义生活，而许多青年作家则还不敢大胆从事当代题材的创作。乌布利希在报告中还表扬了米勒（Müller）夫妇及赫尔穆特·巴埃尔（Helmut Baierl），认为他们所写的有关当代题材的戏剧是成功的作品。

别特费尔特会议后，表现当代题材的作品显著增多，有20个作家下去生活了。著名作家勃赖特尔和以写农村题材见长的斯特列特马特（Strittmatter）进一步主张不应走马看花和下马看花，而应长期在工农中落户，以便扎根开花。

这次会议对作家提出的口号是：作家们深入工农生活，理解当代现实，反映当代现实！

总起来说，所谓别特费尔特道路不外包括两个方面，即：（1）培养与扩大工农作家队伍，（2）号召作家深入生活，深入工农，创作出反映现代题材的作品。会议的总目标是，使文学艺术接近生活，促使文学家深入生活，以便克服艺术生产与劳动生产之间的脱节与分离，并缩短劳动者与作家、艺术家之间的精神距离。

为了实现这两方面的目标，党的领导、出版机构、文化基金组织等各方面都采取了相应的具体措施。如出版社优先出版工农作家及反映当代题材的作品，文化基金也优先提供给这样的作家，贝歇尔文学院还制订了新的深入工农的教学计划等等。

从东德文学的历史发展来观察，别特费尔特道路并非完全新的道路，而是继承了和具体发展了1949年以来统一社会党一贯的文化政策。

当然，别特费尔特道路特别是针对着几年来东德文学与现实生活较不相干的现象而提出来的。别特费尔特道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工人创作对专业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产生了一些工人作家。二是专业创作工作者写出了一些反映当前现实的好作品，这些好作品中著名的有：E·斯特列特马特的小说《蜜蜂脑袋奥勒》（Ole Bienkopp），艾利克·诺伊奇（Erik Neutsch）的《石头的痕迹》（Spur der Steine），法兰兹·费曼（Franz Fühmann）的《缆绳吊车和蓝色的彼得》（Kabelkran und Blauer Peter），西格斯的新小说《决定》（Die Entscheidung），勃赖特尔的《新的一章》（Ein neues Kapitel），彼得·哈克斯（Peter Hacks）的剧本《忧虑和权力》（Die Sorgen und die Macht），S·海姆（Stephan Heym）的《阴影与光明》（Schatten und Licht），D·诺尔（Dietel Noll）的《维尔纳·霍尔特的冒险经历》（Die Abenteuer des Werner Holt）等。这些作品并非歌颂现实的完美，它们中的多数作品都是揭露了工厂与农村中存在的阴暗面。

20世纪60年代初柏林墙的建造对东德的政治、文化、经济，甚至语言等各方面都有深刻的分裂性影响，这些影响在文学上同样得到了反映。

1961年建造柏林墙之前，出走西德的东德作家有R·胡赫、H·卡萨克（Hermann Kasack）、A·康特洛维奇、G·茨威伦茨（Gerhard Zwerenz）、H·基普哈特（Hainer Kipphardt）、乌韦·约翰逊（Uwe Johnson）等。柏林墙建造后紧跟着出走的有H·迈耶尔、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作家海尔加·M·诺瓦克（Helga M·Novak）、彼得·霍赫尔、H·朗克（Hartmut Lange）、C·莱因聂希（Christa Reinig）等。

与此同时，从西德出走到东德定居的有W·比尔曼（Wolf Biermann）、彼得·哈克斯、A·恩特勒尔（Adolf Endler）、J·盖拉哈（Jens Gerlach）等。

从1949年到1961年这一阶段的创作来看，从整体上分析，前半期似不如后半期。在这一阶段文坛的创作题材上仍有不少作品继承了反法西斯文学传统，如歌切的《黑夜与黎明之间》（Zwischen Nacht und Morgen，1955）、费曼的《同志们》（Kameraden，1955）、B·阿皮茨（Bruno Apitz）的《祼身在狼群中》（Nackt unter den Wölfen，1958）等。从50年代后半期开始，创作题材已涉及民主德国的建设。这一阶段的“建设文学”中，著名的有：E·克劳迪乌斯（Eduard Claudius）的《我们这一边的人》（Menschen an unserer Seite，1951）、蒙托斯托克（Montstock）的《明亮的夜》（Helle Nächte，1952）、马希维察的《生铁》（Rohreisen，1955）等。此外，还出现了描写新的一代劳动者生活中的欢乐、烦恼及在日常生活中成长的作品，如B·莱曼的小说《生活的归宿》（Ankunft im Alltag）。后来文学史家把这类描写在日常生活中已“到达”、进入社会主义的新一代劳动者的成长的文学称为“归宿文学”（Ankunftsliteratur），这种“归宿文学”与“建设文学”（Aufbauliteratur）——即着重描写社会主义建设的文学，两者不同之处在于：后者侧重描写生产建设，主要写客观世界的变化，而前者侧重于写劳动者到达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观精神世界的变化。当然，写客观世界为主的作品也不可避免地要写人物的主观世界，无非侧重点不同而已。

在这一时期登上文坛的、并且创作丰富、其主题又多半涉及当代题材的作家当推E·斯特列特马特。1950年他发表的《牛车夫》（Ochsenkutscher）是他的第一部重要长篇小说，也是东德文学史上第一部不写第二次世界大战题材的作品。接着他创作了反映东德农村面貌的著名戏剧《猫沟》（Katzengraben）、儿童题材的小说《丁柯》（Tinko），后来又创作新型的流浪汉小说《奇迹创造者》（Der Wundertäter），这些作品使斯特列特马特在东德文学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这一阶段（1949～1961）还有一位作家可称得上一鸣惊人，他就是B·阿皮茨。1958年他发表揭露法西斯罪行的《祼身在狼群中》成为当时最畅销的文学作品。1960年，这部小说的发行量已达40万册。

这一阶段崭露头角的作家中重要的还有H·巴埃尔，他的处女作是剧本《确证》（Die Feststellung），此外还有剧作家米勒夫妇。

从50年代末期开始，东德文学除反映反法西斯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作品外，已产生了反映东德社会现实的作品，这些作品中有的也是第一代东德作家的创作。其中著名的有安娜·西格斯的《决定》、勃赖特尔的《新的一章》等。

这一时期产生较大争议的反映当代题材的作品是彼得·哈克斯1958年写的剧本《忧虑与权力》，争论的原因是：作品揭露了社会中的阴暗面，于是有的人就怀疑作者的立场。

这一时期当然还有不少有才华的作家登上文坛，正是他们构成了东德的第二代作家群。在这一时期（1949～1961）他们中有的发表处女作，有的发表重要作品。这些作家中的主要代表是康德、C·沃尔夫（Christa Wolf）、B·莱曼（Brigitte Reimann）、库纳特（Kunert）、费曼、巴埃尔、蒙托斯托克、诺尔等。

大多数已负声望的老作家，即东德的第一代作家，有1949～1961年间发表的多半仍是反映流亡时代的经历，写第二次世界大战或甚至更早的时代的作品。其中重要的有马希维察的《库米亚克一家的归来》（Die Heimkehr der kumiaks）、勃赖特尔《亲戚与朋友们》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孙子们》（Die Enkel）及A·茨韦格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停火》（Die Feuerpause）等。

从1949～1961年间，东德不少著名作家相继谢世。根据去世的先后，他们依次是：B·凯勒曼、F·沃尔夫、E·魏纳特、魏斯柯普夫、布莱希特和费伦贝格（Luise Fürnberg）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