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文学史：自然主义的特点和意义

自然主义和印象主义是19世纪9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德国的重要文学流派。自然主义的产生不但受当时哲学思潮的影响，而且也受当时的科学，特别是生理学、遗传学和心理学的影响，并以这些科学为其理论基础。自然主义产生于法国。19世纪60年代以后，法国的科学技术发展比较迅速，科学界倡导用实验的方法研究自然科学，特别是用实验方法研究生理学与心理学。法国自然主义理论奠基人左拉认为：既然用科学实验的方法可以认识、研究物质世界，那么必定能用同样的方法认识、研究精神世界——社会现象。为此，左拉认为，文学家必须是“科学”实验家，必须以科学家的纯客观态度去对待社会和研究社会；因此，在写作前，作家必须像科学家一样研究搜集材料，对材料进行考证核实，从科学（生理学、生物学、遗传学）的观点来分析人及其行为，而在写作时又要像科学家一样冷静客观、精微细致。这样，所谓“自然”就是极端客观，所谓自然主义就是像科学家一般精确、客观、毫无遗漏地描写和反映现实。左拉自己说过，他不愿做一个文学家、政治家、道德家，而只愿做一个科学家。可见自然主义强调两点，即“客观”和“科学”。

德国的自然主义理论家博尔舍（Wilhelm Bölsche）说过类似的话。他在《文学的自然科学基础》（Die naturwissenschaftlichen Grundlagen der Poesie，1887）一文中说：“自然科学构成了我们整个当代思想的基础。”可见自然主义理论家完全把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于文学创作。正如自然科学家把自然当实验对象一样，自然主义作家把人当做文学家的实验对象，并认为人本身便是自然的一个部分。这就是左拉的自然主义理论，也是他创作所谓“实验小说”的由来。左拉要用“实验小说”来证明人由环境和遗传所决定，证明某种生物学或遗传学的原理。

左拉的理论受了文艺理论家泰纳的影响。泰纳强调人受制于客观条件，提出了精神文明（包括文学艺术的创作）受“种族、环境和时代”三要素所决定，这就是泰纳的所谓决定论，决定论又是左拉自然主义的出发点之一。泰纳片面强调了人受制于环境和客观，无视人对客观现实的能动作用。泰纳的决定论影响了左拉，左拉的自然主义理论同样片面强调客观而忽视了人对现实的主观能动作用，这样就势必把人物写成逆来顺受的忍受者、无可奈何的可怜虫，势必只能写人怎样经历苦难，而写不出人为什么要经历这种苦难，怎样才能避免或战胜这种苦难。左拉的这种“科学”态度还势必把人生物化或抽象化，从而抹杀了社会中人的思想意识有不同阶层的不同属性。这样的“实验”和“科学”最终会歪曲现实，更谈不上用文艺去影响现实了。自然主义作家“实验”的对象常是贫困的劳动者，因此自然主义文学最具积极意义的地方是它对劳动人民苦难的同情。所以梅林说过，自然主义是“日益壮大的工人运动在艺术上的返照”。自然主义这样详尽地描写细节的结果，是让读者得到对劳动人民所经受的苦难有更具体的感受。

自然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是孔德的实证主义。实证主义哲学攻击科学抽象，反对理论思维，认为描述事物的现象就足够了，因为在孔德看来，人只能认识事物的现象，而无法认识事物的本质，并认为，只有观察到的，即人感觉与经验到的东西才是“实证”的，而只有“实证”的才是“确实的”。这就是自然主义强调只写现象的哲学根据。但是自然主义理论家左拉在深入社会进行调查研究后，在后期创作中却违反了自己的创作理论和创作目的（做一个科学家，用“实验小说”来证明自然科学原理），而是细致地反映了19世纪下半叶法国无产者的贫困和受剥削压迫的现实，正像德国的自然主义代表作家豪普特曼在创作实践中也从自然主义走向现实主义一样。

德国的自然主义先驱者是克雷策尔（Max Kretzer，1854～1941）。他先是工人，后来做画家助手，因摔伤成了残废，丧失了劳动力，才献身于写作。他最初的中短篇小说多半反映大城市生活，极其同情无产阶级在工业化后的处境。他的作品专写当时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写工人的困苦，80年代才开始写作长篇。1881～1883年他连续发表三个长篇，即《同志们》（Die Genossen）、《被骗者》（Die Betrogenen）和《沉沦者》（Die Verkommenen）。这三部作品都写底层人民的生活。《被骗者》描写无产者妇女的命运。克雷策尔细致地写了一个出身工人家庭的姑娘的遭遇。她先失身于一个纨绔子弟，后来被他遗弃，最后在大城市沦落为娼。《沉沦者》描写了无产者艰难地为每天的面包而苦斗的情景，但小说的主人公——一对工人夫妇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丧失了斗争的勇气，听天由命，最后主人公借酒浇愁，渐渐成了一个酒鬼。工人阶级的这种处境和小说所精心刻画的环境与人物性格使人联想起左拉后期描写工人生活的作品。1888年克雷策尔写成的《廷泼师傅》（Meister Timpe）写的是一个手工业者的遭遇。它描写廷泼师傅如何顶不住企业的相互竞争最后终于破产的过程，反映了进入垄断时期手工业者普遍的带有典型意义的命运。破产后的廷泼像《沉沦者》中的主人公一样，最后也企图用酒来摆脱生活给他带来的苦恼。克雷策尔的作品多半写劳动者及其遭遇，以及他们嗜酒的原因。他的另一部长篇《女账房》（Die Buchhalterin）写的是妇女问题，描写妇女如何为争取自身的平等而斗争。小说主人公被聘为一家大公司的职员，可是公司里的人都对她不信任、不友好，甚至嘲讽耻笑，因为她是一个女性，但她却坚定自信，沉着冷静，最后竟博得经理的爱情，做了经理太太。这样的结局不免庸俗。克雷策尔在当时相当有声誉，是德国文学史上以自然主义风格描写工人阶级生活的重要作家，但克雷策尔并不是德国自然主义的奠基人。

德国的自然主义真正成为一个文学运动则应从哈特兄弟在柏林出版《批判的战斗》（Kritische Waffengange）开始。亨利希·哈特（Heinrich Hart，1855～1906）和尤里乌斯·哈特（Julius Hart，1859～1930）于1882年在柏林出版这一文集，在文集中声明了左拉的自然主义创作原则。他们声称要与传统的道德观念、国家、社会关系决裂，当然首先要与传统的写作方法决裂。与此同时，在德国的南方慕尼黑，由作家康拉德（Michael Georg Conrad，1846～1927）于1885年创办了杂志《社会》。当时有一大批青年作家在柏林和慕尼黑以《社会》为基地发表文学观点和创作，这两个城市也就成了自然主义的中心，《社会》尤其成了自然主义作家的创作园地。自然主义作家反对用古典的或浪漫的创作方法反映现实，因为他们认为当前的世界无法存在于古典主义时代的理想和浪漫主义时代的幻想之中，他们要观众和读者正视现实：赤裸裸的人民贫困。因此他们主张彻底的写实——自然主义，认为自然主义才是现代化的方法，只有这种创作方法才能反映高度工业化时期大城市中工人的苦难、心理、为生存的斗争等问题。德国自然主义早期重要作家霍尔茨（Arno Holz，1863～1929）在一首诗里宣告说，当今的世界已不再是古典的，也不再是浪漫的，而是现代化的。他认为创作方法的现代化（自然主义）是适合现代化社会的。自然主义作家大抵是青年一代作家，他们同情无产者，他们要与社会的传统决裂，也要与创作上的传统决裂。这些青年作家与传统决裂的气势大有18世纪下半叶狂飙突进运动的规模。德国自然主义最重要的文章，是霍尔茨写的具有理论纲领性质的《艺术，它的本质和规律》（Die Kunst. Ihr Wesen und ihre Gesetze，1891）。霍尔茨的理论观点已经大大地超越了左拉。他甚至提出，描写事物要精确到以分秒来计算。比如说过去的艺术写一片树叶从树上落下，最多只写它在风中飘旋而下，而新的艺术（自然主义）则要写树叶从树上飘落的每一秒钟的情境，应该描写树叶的正面如何洒落着阳光，背后又如何暗淡无光，树叶如何先是垂直飘落，后又为风吹动飘向一旁……要精确地描写每一点声音和变化等等，他认为这才使“艺术又成为自然”。文学史上称这种显微镜式的自然主义为“彻底的自然主义”或“分秒风格”（Sekundenstil），它走向如此极端，其缺陷与弊端自不待言了。

德国的早期自然主义代表作家还有康拉弟（Hermann Conradi，1862～1890）和施拉夫（Johannes Schlaf，1862～1941）。

法国自然主义的主要成就是在小说领域，而德国自然主义的主要成就却是戏剧，不过施拉夫与霍尔茨合作写的短篇小说集《哈姆雷特爸爸》（Papa Hamlet，1889）则被称为自然主义文学的“样品”，在德国的自然主义形成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这个短篇集也可以说为德国的自然主义定下了基调。他们两人合用的笔名是勃雅尔纳·P·霍尔姆逊（Biarne P. Holmsen）。小说集除《哈姆雷特爸爸》外，其他两篇是《死》（Ein Tod）和《第一个上学日》（Der erste Schultag）。《死》竟以长达28页的篇幅，对两名大学生守护在决斗后受重伤的朋友床边的情景和濒死者的幻觉加以详尽的描写，这无疑是典型的“分秒风格”。《哈姆雷特爸爸》叙述一个演员的落魄生涯，它描写一位过去出名而如今落魄的演员潦倒之后的心理状态和生活遭遇。主人公与生肺病的妻子和患病的婴儿贫困地住在一间肮脏的阁楼里，经受着饥饿与寒冷。可是曾几何时，他和妻子一个演哈姆雷特，一个演奥菲丽亚，又是何等荣耀！老演员照顾一个婴孩，自然困难重重。一天，他为了使吵闹的孩子平静下来，一怒之下竟把孩子闷死。从此以后，他借酒浇愁，饮酒成癖，最后酒精中毒而死。这个短篇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不在于它的情节，而在于小说用的语言技巧。作者在详细地描绘人物心理和可怕的生活处境时，用了大量的方言土语和日常生活中的习惯语，比如不完整句、叹息等。自然主义作家认为现实中的人怎样讲就该怎样写。此外作者还以大量对话来烘托环境，表现心理，力图用极其“自然”的语言和对心理、环境的细致描写来尽可能忠实地反映一个局部的生活。至于这一作品内容上的意义，则在于它描绘了过去德国文学比较忽视的城市贫民和无产者的贫困，以及德国资本主义进入垄断时期两极分化后的社会阴暗面。

1890年霍尔茨和施拉夫合作写的剧本《赛利克一家》（Familie Selicke，1890）是一部典型的“分秒风格”作品。作者在剧中生怕导演、演员破坏他的意图，因此规定了一切详尽的导演指示、布景、语言表情色彩、演员姿势及步伐等，唯恐演出者破坏“自然”。这部剧本几乎没有什么情节的起伏，只写了一个孩子在圣诞节前濒临死亡和母亲守在一旁等候父亲归来的情景。全剧八十分钟，照相一般忠实，既不注重戏剧的规律，也不注意舞台的语言艺术。当然，这种“彻底的自然主义”是不可能成功的。

霍尔茨还主张诗歌“革命”。1899年他写的《诗歌革命》（Revolution der Poesie，1899）就是试图建立一种新理论，他的诗集《幻想者》（Phantasus，1898～1899）就是他的诗歌理论的实践产物。霍尔茨诗歌理论的中心是：诗歌应强调自然的节奏，诗歌的中心不是勉强的韵脚和格律，总之，他强调“自然”。

施拉夫除了与霍尔茨合作外，主要作品有三幕剧《欧茨师傅》（Meister Oetze，1892）。施拉夫在创作上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很深。这一剧本描写的是谋杀者的心理状态，叙述木匠欧茨与他母亲共同谋杀继父以剥夺继父生的妹妹的继承权。可是在这桩谋杀案后，欧茨生了肺病，母亲也因经常想着这一谋杀而神志错乱，妹妹虽心有疑窦，却无法诱使其兄说出真情。欧茨充满了苦恼，因怕败露真情备受精神折磨，后来还是死亡解脱了他的苦恼，欧茨最终并没有说出事情的真相。这一剧本既不从道德角度也不从社会批判的角度来描写犯罪、犯罪感和精神解脱，而纯粹描写了犯罪心理。这部作品是典型的“彻底的自然主义”，用的是图林根方言。剧中还有多处妹妹和欧茨之间的“沉默”，作者称它为“间接对话”，“地下对话”。这部剧本在当时就是一个失败的作品。德国的自然主义如果没有后来的豪普特曼和苏德尔曼，恐怕在德国文学史上便真的要不值一提了。

德国自然主义的代表作家是具有世界声誉的剧作家豪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1862～1946）。豪普特曼生于德国东部的西里西亚，祖父在普鲁士军队中当过兵，还参加过19世纪初的民族解放战争，父亲是旅馆老板。豪普特曼自小学习并不出色，可是耽于幻想，并写得一手好文章。他最初喜欢雕塑，并进入布雷斯劳的艺术学院，后又去罗马短时期学习雕塑。1884年他返回德国到柏林和耶拿学习历史和自然科学，到了柏林后，他决定他的前程应该是文学创作。在柏林，豪普特曼与克雷策尔和批评家汉斯泰因（后来豪普特曼传记的作者）交往，并参加了当时柏林青年自然主义作家的“通过”协会。这个社团是由一个名叫克斯特的医生建立的，他一直研究社会问题和教育问题，哈特兄弟、汉斯泰因等都是“通过”的成员。这个时期的豪普特曼还与倍倍尔有过接触。在柏林时期，豪普特曼写下了他的第一篇有影响的小说《道口工蒂尔》（Bahnwärter Thiel，1888），发表于慕尼黑的《社会》上。1889年著名的“自由舞台”在柏林建立，建立者大都是豪普特曼的朋友，剧院的宗旨是：反对过去千篇一律的有关王公贵族内容的剧本，反对矫揉造作的表演和不真实的虚假激情，提倡自然的表演，提倡反映时代问题的戏剧。1888年豪普特曼的戏剧处女作《日出之前》（Vor Sonnenaufgang）便是在这座剧院上演的。《日出之前》演出的成功为豪普特曼赢得了文学家的声誉，奠定了他的自然主义领袖的地位。“自由舞台”在德国自然主义运动中无疑起了重大的作用。

继《日出之前》之后，豪普特曼又写了一系列成功的作品。他的大多数有影响的名作，如《织工》（Die Weber，1892），《獭皮》（Der Bibelpelz，1893），《弗洛里昂·盖耶》（Florian Geyer，1896），《沉钟》（Die versunkene Glocke，1897），《大老鼠》（Die Ratten，1911），《车夫亨舍尔》（Fuhrmann Henschel，1899）等都创作于30～40岁之间，这是他创作力最旺盛、成就最大的创作丰收时期。由于这些作品，1912年豪普特曼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莱比锡大学和牛津大学也都先后授予他荣誉博士的称号，成为本世纪上半叶德国文坛的代表人物。希特勒上台时，他已经是71岁的老人了。第三帝国时期他没有流亡国外，蛰居家乡写他的回忆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二年，即1946年6月6日，84岁的豪普特曼逝世于西里西亚老家。他的遗体按照他生前的遗言，在“日出之前”安葬于希登湖畔。

豪普特曼的创作道路并非单一地遵循着自然主义，他的创作从19世纪末的自然主义开始，最后走上了现实主义道路。这中间，在象征主义流行时期，豪普特曼还写过象征主义甚至神秘主义的作品（如《沉钟》，《汉奈蕾升天记》等），但是即使在这一时期，他也写了一系列富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剧本，如《车夫亨舍尔》等。

从题材上分析，豪普特曼的作品既有反映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民苦难的现实的题材，又有宗教神秘的题材、童话题材和关于古代希腊神话的题材。从语言上分析，他的创作既有诗体的，又有散文的；既有用标准语的，也有用方言的。从文学样式上分析，除戏剧外，他还写了诗歌、散文、小说、回忆录、游记等。戏剧方面，他还使用了各种各样的形式，如悲剧、喜剧、悲喜剧、历史剧、宗教神秘剧等。豪普特曼的创作极为丰富（45部剧本，18部中、长篇小说，6部史诗，3部诗集和大量回忆录），所涉及的面也极广。现在我们根据创作顺序对他的作品加以重点介绍，以探讨他的创作道路的发展历程。

《道口工蒂尔》是豪普特曼的第一篇有影响的自然主义风格的作品。小说的情节很简单：铁路道口工蒂尔婚后不久，身体衰弱的妻子便病故了，留下一个没有母亲照应的孩子托比阿斯（Tobias）。蒂尔为了这个他极为钟爱的孩子，决定续弦。可是后母对托比阿斯却并不爱怜，后母自己也生了个孩子后，她非但对托比阿斯不加照料，还把这个自小多病的孩子当差役使唤。一次由于后母不当心，托比阿斯被疾驰而过的火车轧死。蒂尔见到了托比阿斯的尸体后，神志失常。一天夜晚，他在疯狂中杀死了妻子，并用斧子劈死了她的初生婴儿。经医生诊断，蒂尔患了精神病，于是蒂尔被送进精神病院。这一小说用心理学家的手法、科学家的精确，极其生动、具体、形象、出色又客观地描绘了蒂尔的喜怒哀乐，突出了环境如何决定着蒂尔的性格。作者对大自然的描绘尤其具体入微，观察细致，如微风的吹拂，森林的呼啸等。蒂尔第一次知道妻子如何虐待托比阿斯时的心理反应，他的克制，他梦见前妻时内心活动等都写得十分细腻。这一作品已充分显示了豪普特曼的叙述才能。自然主义者爱写劳动者的苦难以及他们在苦难中的心理状态，从中表现出自然主义作家对劳动者的社会同情。在这篇小说中蒂尔的苦难还只具有个人色彩，比较狭隘，它只是写了他的爱子、失子、孤单寂寞中对前妻的思念、对后妻的容忍、对她的异性魅力的屈服等，并没有写出工业化时期工人受剥削而经历到的社会苦难。

1889年发表的五幕社会剧《日出之前》，奠定了豪普特曼自然主义戏剧家的声誉。《日出之前》的情节是这样的：克劳塞（Krause）本来是一个农民，后来发现他的田地下面蕴藏着丰富的煤，他便把田地卖给了煤矿，从此便富有起来，并且成了大资本家。克劳塞成了富翁后，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每日沉湎酒色，甚至他的妻子也在他影响下成了酒徒，后来四岁的儿子也嗜酒成癖。克劳塞的大女婿霍夫曼（Hoffmann）是一个工程师，也是矿上的资本家，但也是个大酒徒。后来克劳塞为第二个妻子所欺骗，他竟无耻地追求起自己的女儿来，克劳塞前妻所生的小女儿海伦（Helene）想要摆脱这道德败坏的酒徒之家的环境，可是无计可施。就在这样的环境气氛下，霍夫曼青年时代的朋友阿尔弗莱特（Alfred）来到了矿上，他此行的目的是写关于西里西亚煤矿地区矿工贫困与资本家暴发户财富积累的调查研究报告。他在矿上调查到的一切使他深感社会的不公平，并认为这个社会必须改革。海伦自从在矿上认识了阿尔弗莱特后，便钦佩他的思想与见解，爱上了他。但是克劳塞要把女儿嫁给一个富有而粗俗的富农，而正是这位富农和克劳塞的第二个妻子有暧昧关系，因此海伦在这个家庭里深为苦恼，她把阿尔弗莱特的来到看做是她今后生活的希望，看做是能把她从这一堕落家庭中拯救出来的救星。大女婿霍夫曼知道他们两人的爱情关系后从中阻挠，但海伦的态度坚决，使家人被迫让步，可是阿尔弗莱特顾虑重重，他怕克劳塞的嗜酒成癖会遗传给他的后代，也害怕克劳塞一家的道德败坏，最后他决定不娶海伦。海伦在阿尔弗莱特离他而去后，失望至极，便在日出之前自杀。就在她自杀的那一时刻，她的父亲哼着小调从酒店喝得烂醉地归来。

这一剧本的社会批评性质是很明显的，它揭露工业化时期的贫富两极分化，指出颓废、道德沦丧、酗酒等等社会现象正是现代化、工业化后不健康的产物。这个剧本是德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自然主义戏剧，被誉为德国自然主义戏剧的范本。霍尔茨称赞它是“用德语写的最好的剧本”，冯塔纳也对它热情赞颂。这是一出悲剧，但已非传统意义的悲剧。阿尔弗莱特不是战士，而是一个耽于幻想的人，海伦也不是英雄，而是牺牲品，剧本受了左拉小说的影响，把嗜酒解释为环境的产物，是一切不幸和堕落的根源。海伦的自杀表明作者面对现实环境感到毫无办法。作者对海伦极表同情，认为她只能受制于环境。她的自杀又表明：人无法摆脱环境，这是自然主义作家及当时知识分子面对社会现实的普遍态度。《日出之前》这一剧名的含义是：当时的人们正处在黑暗与光明的交界处。

豪普特曼1892年写的剧本《织工》是他最成功的作品，也是德国第一部控诉资本主义剥削罪行和表现无产阶级群众斗争的作品，是德国戏剧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当时豪普特曼正好30岁。为了创作此剧，作者到实地考察并利用了历史学家齐默尔曼和沃尔夫记录1844年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的历史资料。从创作方法上来分析，这部剧本已不是自然主义性质的作品了。从题材上看，这部剧本写的是阶级冲突，已经突破了作者过去只写家庭问题的范围。豪普特曼是1891年从柏林回到西里西亚故乡的，他收集了1844年起义的资料。豪普特曼的祖先曾经是织工，祖父在青年时代也当过织工。这个剧本最初是用西里西亚方言写成的，为的是使环境与气氛显得更自然与真实，后来作者自己又把它译成标准德语。由于剧本表现出明显同情劳动者和反对剥削者的倾向，最初曾遭禁演，后经豪普特曼的斗争，才获得了演出的权利。

剧本是作者献给他的父亲的，献词中说：“我的祖父在年轻的时候像本书中所描写的工人一样，也是一个穷织工。这个剧本就是萌芽于您所讲的那些关于他的故事。”《织工》的主角不是某一个织工，而是织工群众。当然，其中与工厂老板德莱塞格尔（Dreißiger）正面斗争的名叫白克尔（Bäcker）的织工，作者着墨较多，但白克尔也并不是贯串全剧的中心人物。剧中的工厂主是一个唯利是图、毫无人性的资本家典型，他的剥削阶级的典型性格在第一幕里已展示得十分鲜明。剧中另一个重要人物是第五幕才出场的老织工希尔塞（Hilse），他与反抗性强烈的白克尔形成鲜明的对比。希尔塞是一个虔诚的宗教徒，相信只有上帝能救助一切，他把希望只寄托于来世。因此，当邻近的织工们不堪饥饿，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起来暴动捣毁工厂和工厂主的家时，他坚决反对自己的儿子儿媳也去参加织工起义的队伍。他认为上帝会安排一切，起义是无济于事的举动，因为老板的势力大得多。可是他虽死守在家，不去参加起义，镇压织工起义的统治者的流弹却正好打中了他。这一情节表明豪普特曼对希尔塞的批判态度，指出无产者应该起来斗争，否则只会在家中坐以待毙。作者在剧中塑造了各种类型的织工，有怕事的，有容忍的，有主张与资本家和平协商的……还刻画了织工出身但后来做了老板狗腿子的织工叛徒，但织工的主流却是反抗的，豪普特曼把这次起义真实地描写成自发的斗争，它没有良好的组织，更缺乏政治纲领，剧本最后以反对武力反抗的老织工希尔塞在自己家里中流弹而死亡结束，并不以织工起义的失败作为结束，这说明作者不只是同情无产者，而且想借此说明：哪里有残酷的压迫，哪里必有愤怒的反抗，不反抗就只能坐以待毙，被压迫者必须起来。正如第三幕中一个铁匠所说的那样：“人家在法国是和和平平地干的吗？罗伯斯庇尔对富人是亲亲热热的吗？绝不是！是这样：叫他们滚蛋，一个不留！叫他们上断头台去！”这一反抗的呼声便是作品的主题。剧本在遭到官方禁演时，作者曾辩护说，他这一剧本的用意在于告诫资本家对劳动者应有同情心，而不能不顾他们的死活。剧中豪普特曼特别描绘了贫富的对立，以激起观众对劳动者的同情。剧本的情节依据的是德国工人运动史上著名的1844年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的历史资料，情节发生的地点在西里西亚的奥伦山区。那里的人多数是织工，他们从老板那里得到棉纱，然后在家纺织，加工成布匹，最后将成品交给老板，由厂主按斤支付工资。由于纺织机械的采用和英国纺织品的输入，老板为了竞争并维持利润，就降低工资，加强对织工的剥削。这样，本来就贫困的织工便更加贫困了，但铁石心肠的老板及其狗腿子哪管织工的死活。在忍无可忍之下，织工们破坏机器，捣毁老板住宅，数千名织工构成了起义队伍，向邻村拥去，破坏那里有机器设备的工厂。老织工希尔塞则反对“无法无天”，他不参加起义队伍，但是政府军队镇压职工的子弹还是打死了他。剧本在希尔塞饮弹毙命和织工起义队伍击败政府官兵的欢呼声中结束，这就暗示了只有斗争才是被压迫者的出路，容忍和听天由命只会带来死亡。

剧本的结构是非传统的，它没有高潮和起伏，五幕只是并行的五个场面，贯串于全剧的只有一种气氛和情绪：织工起义为什么会成为必然。正因为整个情节不是围绕某一个人，所以观众也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个别人物的命运上。

《织工》是德国文学史上自毕希纳的《沃依采克》后第一部强烈地描写社会矛盾的剧本。在思想上，它比《沃依采克》更进一步，因为它直接写了劳资的对立以及无产者与资产者面对面的冲突。剧本表明，豪普特曼不只是劳动者的同情者，而且还是他们的代言人。

1893年写的四幕剧《獭皮》同样是豪普特曼的代表作。它是德国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成功的喜剧作品之一，因为在德国文学史上还没有产生像莫里哀那样专写喜剧作品的剧作家。

剧本的情节发生在19世纪80年代柏林市民沃乐夫的家中和警察局局长冯·魏韩（Von Wehrhahn）的办公室里。洗衣妇沃尔夫（Wolff）太太声誉极好，大家都喜欢她来家里洗衣服，警察局局长魏韩也不例外。沃尔夫太太除了洗衣之外，还悄悄地做些买卖。她丈夫是施普雷河船上的木工，由于日子过得艰苦，她女儿也不得不在退休金领取者克留格尔（Krüger）家里帮佣。即使如此，他们家里还是负了债。一天，沃尔夫太太听女儿说，克留格尔先生最近为他太太买了一块高级獭皮。施普雷河上的船夫伍尔可（Wulkow）因患有严重关节炎早就想要一块獭皮保暖，愿出60塔勒购买。沃尔夫太太为了生计，决定去偷这块獭皮，因为60塔勒至少可以还清她家所欠的大部分债款。克留格尔在獭皮被偷后立即去警方报案，可是警察局局长魏韩认为，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也来惊动他，感到十分讨厌。他认为自己作为局长的任务乃是保护普鲁士帝国的安全，追捕政治上反对国王的可疑分子，这才是他的“神圣职责”。他对克留格尔和某博士一向不放心，一直把他们看做是帝国的危险分子。他曾获悉，这位博士订了20种报纸。经常在自己家里会见有自由思想的文学家，为此魏韩一直派密探盯睄克留格尔和这位博士。正是这位博士来向他报告说，施普雷河上一个收入微薄、衣衫邋遢的船工竟披着一件獭皮，认为形迹可疑。可是局长拒绝他所怀疑的人提供的线索，却偏偏让船夫伍尔可来证明说，现在施普雷河上收入不错，连船工也能买獭皮，比如他就买了一块。局长魏韩要以此证实，博士的检举不合情理。魏韩不追究窃贼是谁，沃尔夫太太本来名声不错，也就无人认为她有盗窃的嫌疑了。最后，剧本以警察局局长证明沃尔夫太太是个诚实的妇女结束。

这一剧本并不宣讲“道德”，沃尔夫太太虽为窃贼，却是观众同情的对象，观众并不希望她被人揭发。剧本的主旨在于讽刺普鲁士帝国的统治机构。80年代普鲁士实行“反社会主义者法令”时，普鲁士警方机构加紧控制和镇压民众，当局还经常疑神疑鬼，认为到处有帝国的危险分子在活动，结果闹出了把窃贼当诚实的模范，把被窃者当做嫌疑分子的喜剧，而事实上提供线索的博士或失窃的克留格尔都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者。豪普特曼自己说过，他在柏林时就有过受警方暗中监视的经历。《獭皮》由于语言生动、人物性格鲜明，至今仍在经常演出，沃尔夫太太一角也尤为喜剧女演员所爱演。

1896年完成的五幕剧《弗洛里昂·盖耶》是豪普特曼的第一部历史剧。它反映16世纪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时期德国人民的反封建斗争。盖耶是16世纪骑士出身的农民领袖，在历史上，他是极少数忠于农民起义队伍的骑士之一。豪普特曼为了写这一剧本，像写《织工》一样，亲自去实地调查，并阅读大量文献资料，了解当时的农民运动，还钻研齐默尔曼的名著《德国农民战争史》。他的剧本的一些情节也取材于此书。剧本有46个人物出场，其中不少是历史人物，如盖耶、葛兹、康拉德大主教。这一剧本在柏林的著名剧院“西方剧场”首演失败，今天已从演出剧目中消失。剧本描写了农民包围维尔茨堡后，主教如何逃跑，农民如何为占领维尔茨堡而战斗，也描写了盖耶和葛兹的夺权斗争。由于农民运动的不统一，盖耶没有被选为农民起义部队的领袖，尽管他事实上是最合适的人选。盖耶在争夺领导权的关键时刻表现出寡断与软弱，最后他被人暗算，农民军也以失败告终。

剧本失败的原因在于豪普特曼想用自然主义式的忠实来反映16世纪广阔的农民战争，要巨细无遗地反映出外在的历史真实，因此对素材没有取舍，使得剧本头绪纷繁，情节拖泥带水，结构松散，语言上还用了不少16世纪的方言，这一切都使19世纪末的观众感到难以接受。剧本的失败也说明自然主义创作方法在处理题材上，特别是处理广阔历史题材上的局限和软弱无力。

1893年，豪普特曼创作了一部梦幻剧《汉奈蕾升天记》（Hanneles Himmelfahrt）。自然主义一般着重描写现实的苦难，缺乏幻想，而在这一梦幻剧中，作者却要创造“幻想”。

《汉奈蕾升天记》是一部回避现实的作品，这说明一个大作家在他的整个创作道路上也会出现创作上的曲折。这种曲折常常是社会上各种不同思潮影响的产物，常常是工人运动、民主运动和社会革命的发展出现曲折的结果。从19世纪90年代的《汉奈蕾升天记》开始到20世纪初，豪普特曼写了一系列的梦幻剧、童话剧、中世纪传说改编剧、异国情调剧……这一时期的创作，豪普特曼显然受了当时兴起的象征主义（或称新浪漫主义）的影响，脱离现实的倾向十分突出。但即使在这一时期，豪普特曼还是写了反映社会现实的优秀剧本。这说明一个伟大作家世界观的复杂性。

《汉奈蕾升天记》叙述一个名叫汉奈蕾的14岁穷苦女孩的故事。她由于不堪其嗜酒成癖的养父（一个泥工）的虐待，跳进冬日的池塘自杀，被人救起后，送进贫民院去医治。在神志昏迷的高烧中，她产生了一系列的幻觉，现实世界和童话的梦幻世界交错出现在她眼前，护士变成了她久久思念的已死的生母，村子里的裁缝给她带来了雪白的新嫁娘礼服，她尊敬的老师变成了陌生的游人过客，救世主和天使飘然而至，黑衣死神也溜进室内，最后是救世主自己把她从人间的苦难中拯救出来，并把她带上天国。可是正在这时梦境消失，观众看见的又是现实生活中的病院，医生诊察了女孩，断言这个可怜的女孩现在已经脱离人间苦海——死了！

汉奈蕾在高烧中的梦幻构成了全剧的中心内容，法朗兹·梅林曾严肃地批评了豪普特曼这部逃避现实追求梦幻的作品。这一作品也遭到了自然主义者的反对，因为它写的是梦幻而没有写“自然”。它也遭到教会的反对，因为豪普特曼“不严肃地”让耶稣出现在舞台上。不过这出戏在维也纳演出时竟大获成功，奥地利还为这一剧本授予作者格里尔帕策奖。心地单纯的汉奈蕾渴望得到人间的温暖而不能，这一温暖她只能在幻觉中得到。同情受难者，这正是自然主义的常见主题。当然，在表现形式上，这出戏不是典型自然主义的。

诗体童话剧《沉钟》是作者在瑞士卢加诺河畔开始创作的，这是一部用象征主义风格写成的一个艺术家的悲剧。铸钟者亨利为基督教教堂所铸的大钟被不信基督教的异教山神沉入海底，于是亨利离别妻子儿女，到一位独居山顶的仙女那里（象征艺术家与大自然力量的结合，并象征超脱现实世界），决意铸造一口能敲醒人对生活的欢乐的新钟。可是新钟铸成之后，却不能敲出声音（象征脱离生活制造出来的作品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而这时海内的沉钟却突然响了起来。原来亨利的妻子被亨利抛弃后，怀着对生活的绝望跳水自杀了。正是她的手触动大钟发出了响声。这水底的钟声使亨利从脱离人间的林中仙女处（亨利在她那里铸造了大钟）重返人间。冯至等人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建立的文学团体“沉钟社”及其杂志《沉钟》即取名于这部剧本。

剧本的象征主题是艺术家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之间的矛盾，并且指出艺术家的创作不能脱离生活。

《车夫亨舍尔》和《罗泽·贝恩特》（Rose Bernd，1903）说明作者又回到了社会题材。这是两部社会剧，但它们的主题已经不是遗传和环境，而是描写普通人的命运，并着重写人物的心理状态。

《车夫亨舍尔》是用西里西亚的方言创作的。故事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的西里西亚。车夫亨舍尔的妻子临死前要求丈夫决不在她死后娶风流的汉娜为妻。可是妻子死后，亨舍尔经不起汉娜的引诱，又由于经常出车远行，家中体弱多病的幼女需人照顾，于是便违背了对前妻的诺言，与汉娜结了婚。婚后汉娜禀性难移，欺骗丈夫，与别人私通。不久亨舍尔钟爱的女儿病死，亨舍尔遭到非议，说他不关心前妻之女，再加上他又得知汉娜另有外遇，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下，他后悔自己没有信守对妻子的诺言，在精神上经受不起这一切刺激，便上吊自尽了。

这个剧本在技巧上着重描写普通人的心理（心理自然主义），突破了“彻底的自然主义”只写外部“自然”的局限；它在内容上虽然也反映了社会中的一部分现实生活，但思想深度尚嫌欠缺。(www.xing528.com)

《罗泽·贝恩特》叙述的是狂飙突进作家爱写的母亲杀死自己非婚生婴儿的故事。故事发生在20世纪初的西里西亚农村，弗拉姆（Flamm）的妻子久已瘫痪在床，弗拉姆虽然爱她，但情俗驱使他与美丽健康的村女罗泽·贝恩特悄悄地往来。罗泽虽已由父亲做主，将嫁给诚实而体弱多病的钉书工人，但她是个浪漫成性的女子。一天，弗拉姆与罗泽在树丛中幽会私通时，被品德恶劣的机械工发现。他早就觊觎罗泽，便以此为要挟，对罗泽说，只要她也委身于他，他才不把这件事张扬出去。罗泽严正拒绝，但机械工竟奸污了她。不久罗泽怀孕，而真正的父亲乃是弗拉姆，罗泽为此急着要和钉书工结婚，并向他坦白了一切，祈求他原谅。可是流氓成性的机械工却不断地纠缠罗泽，并公开侮辱她，这导致了他与钉书工的搏斗。机械工身强力壮，在搏斗中，钉书工一只眼睛被打瞎。为此老贝恩特向法院控告机械工用言语侮辱女儿并打伤女婿。机械工则宣扬罗泽和弗拉姆的私通，罗泽出于羞耻，作了伪誓，否定了这一切。好心肠的钉书工已经看出真情，了解罗泽的内心痛苦，便决心与罗泽远走他乡，到一个无人知道这一切的地方去。在法庭要正式开庭受理此案之前，罗泽在痛苦中扼杀了自己的新生儿。

作者在剧中突出刻画了罗泽的内心活动。他敢于打破过去文学的传统禁区，正面把情欲主题搬上舞台。作者认为罗泽是过分的情欲诱惑的牺牲品。这一剧本和《车夫亨舍尔》一样都写了过分的、不当的情欲会给人带来灾难。

1906年出版的《碧芭在跳舞》（Und Pipa tanzt）是一部四幕童话剧。这是作者自己最喜爱的一个剧本，并被个别评论家称为“杰作中的杰作”。它是一部象征剧，并不容易理解。情节发生在西里西亚的山区。碧芭是从威尼斯来到德国的制玻璃器皿的技师的女儿，如今住在西里西亚偏僻的山村。碧芭极其温柔，像仙女一般美丽，尤其是她跳舞时，会令所有的人迷醉倾倒。有一天，身强力壮的吹玻璃老工人霍恩（Huhn）在酒店里对碧芭手持小鼓婆娑起舞的舞姿着了迷，便乘酒店里因打牌引起殴斗造成混乱的时候，把碧芭抢到自己的林中小屋。屋外狂风怒号，大雪飞舞，碧芭无法逃出。正在这时，当时也在酒店喝酒的青年手工业工人米歇尔（Michael）也尾随到了霍恩的小屋。他一进门，只见屋内一片漆黑，原来霍恩听见外面有人声，已持棍在屋外提防。于是米歇尔吹起了他的笛子，碧芭立即闻声起舞，并求米歇尔把她从霍恩手中救出来。米歇尔同样为碧芭的天真美丽和舞姿所打动，他们逃出了霍恩的家，艰难地来到了居住在深山老林的瓦恩（Wann）的林舍。瓦恩是一个智者，明白大自然的神秘力量。他让碧芭触动一只威尼斯的玻璃杯，米歇尔就看见了他渴慕已久的意大利南部的湖海和大理石宫殿，瓦恩答应米歇尔保护碧芭。不料这时霍恩也追踪而至，霍恩想冲进碧芭的居室，被米歇尔挡住，又被瓦恩的魔法困倒在地上。瓦恩命米歇尔到外面取一桶冰来，把这桶冰放在霍恩的胸前，霍恩慢慢地苏醒过来。瓦恩警告碧芭决不能与霍恩跳舞，可是碧芭被一种神奇力量引诱而无法自制，米歇尔也渴望看到碧芭跳舞，他甚至吹起了笛子，听到笛声，碧芭立即起舞，霍恩则打起鼓来做节拍。这时霍恩不小心压碎了瓦恩的一只珍贵的杯子，碎片落地，就仿佛碧芭也被打碎了似的，倒在地上，霍恩则狂喊一声倒地死亡。米歇尔在取冰时，曾见到冰魔，并被刺伤眼睛，碧芭倒地时，他已瞎了眼睛。剧终时瓦恩伤心地看着已死的碧芭。

这个剧本带有神秘色彩，碧芭和她的舞蹈在剧中象征人们所渴望的一种美的理想。整个剧本的故事发生在冰天雪地里，它的寓意是：这是一个“寒冷的”世界，而碧芭是“寒冷世界”里人们心中唯一的火焰和温暖。不论年龄和性格，例如霍恩年老、粗暴，米歇尔年轻、温和，瓦恩稳健而具智慧……都为碧芭所吸引，都把她当做理想的美和追求的目标，但是对她的追求最终都成了泡影。1937年霍普特曼对于这一剧本曾经说过：米歇尔代表天真、童稚与纯洁的因子，霍恩则是粗野的原始欲力，瓦恩则代表超越一切的诗人自己。

在剧本的最后，米歇尔由于瞎了眼睛，并未看见碧芭的死，因此，也许只有他心中还盲目地、天真地怀有一个美的信念！

1911年出版的《大老鼠》，标题是有寓意的，即舞台上出现的人物都如同大老鼠一般可怜，他们都是在夹缝中求生。豪普特曼的作品情节大多发生在他的故乡西里西亚或柏林，剧中也经常出现这两个地方的方言。《大老鼠》的故事便发生在1910年左右的柏林，地点是在过去的兵营——现在的一所简陋公寓里。在这儿居住的有贫困的艺术家、城市贫民和无产者。总之，都是些穷“耗子”。波兰籍的女佣保丽奈（Pauline）在泥工依翁（John）的妻子家帮佣，依翁则在外地做工。依翁夫妇自从他们幼小的孩子死后，一直没有再生孩子。女佣保丽奈怀孕后被男友遗弃，想寻短见，依翁太太劝慰她，说生下的小孩可以交给她抚养，因为她丈夫正渴望她再生一个孩子。不久，依翁太太买下了保丽奈新生的孩子，并作为自己生的孩子向户籍登记处申报了户口。可是保丽奈后来害怕官方追究，又去户籍登记处声明，说依翁太太只是孩子的养母。不久依翁高高兴兴地从外地回来，这才知道他的太太并没有真的生孩子。警方要求把这孩子交孤儿院收养，可是依翁太太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孩子。正在这时，依翁太太得悉她的弟弟布鲁诺（Bruno）打死了保丽奈，因为布鲁诺曾受姐姐之托，威胁保丽奈不得说出卖孩子的真相。保丽奈被打死后，警方正在追捕布鲁诺归案。依翁太太则向丈夫承认了自己的欺骗，感到自己对弟弟的杀人也负有责任，她说完了这一切后便跳窗自杀。

这个剧本描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底层人民的生活，这个简陋破烂的公寓及其居民的贫困生活似乎象征着帝国即将临近的灾难。剧本结构上的失败在于作者把两个不相干的故事硬凑在一起，另一个故事是具有喜剧色彩的——穷艺术家的女儿和神学院的大学生的恋爱，穷艺术家自己和一个女演员的幽会。

豪普特曼晚期的剧本在思想性、艺术性的成就上显然不如早期，表现出创作上的衰退。值得一提的是1928年写的《日落之前》（Vor Sonnenuntergang），这一标题使人想起了作者的处女作《日出之前》，两者都是写家庭题材和家庭悲剧。《日落之前》叙述的是工业资本家、大出版商、70岁的克劳仁（Clausen）和一个20岁的少女英肯（Inken）的爱情悲剧，作者着重写了克劳仁的心灵创伤。克劳仁丧妻后，心情一直忧郁，他的园丁的侄女英肯像照料父亲一样时常安慰他，渐渐地克劳仁对她产生了爱慕之情。丧妻三年之后，这种感情更为强烈。他们的亲密关系引起了除小儿子之外所有的子女和女婿、媳妇的一致反对，可是他们对父亲无计可施。于是便把他们的恨集中到天真无邪的英肯身上。长女认为父亲这一爱情对不起已故的母亲，其他的子女反对父亲则出于对遗产的继承欲。克劳仁深感自己遭到了子女们的离弃，但他还是决定和英肯订婚，这一举动终于导致了两代人之间公开的决裂。当克劳仁带着英肯回家时，在团聚的餐桌上，在女主人的席位上，子女们故意不放上餐具，让它空着，目的是示意英肯，在这个家庭里没有她的位置，表示出他们不承认父亲和英肯的关系，不承认英肯是女主人。克劳仁内心受到沉重的刺激，欢庆的订婚礼最后不欢而散。克劳仁只得带英肯前往瑞士，不久他在瑞士收到来信说：子女们已经向他宣布了“禁治产”，即克劳仁被法庭判为丧失了正确采取行为能力的人。这样，克劳仁也就无权处置自己的产业。克劳仁深受刺激，顿时倒在英肯的怀里。克劳仁对于子女们的行径既愤怒又伤心，随即从瑞士返回他在德国的另一处田庄，但全家仍然不断地用“禁治产”从心理上来迫害他。克劳仁心绪沮丧，在日落之前，被逼服氰化钾自杀。

70岁的老人和20岁的少女恋爱，在读者心目中也许会引起一定的不快情感，有人甚至可能会想到这个小女子看中的是老头子的财产。其实她不是因为财产才看中老头子的。读者是同情这个老人的。父母不应该干涉子女的婚姻，同样，子女们也不应该干涉父母的再婚，特别是父母（或子女）出于对金钱的贪欲而干涉子女（或父母）的婚姻，更会引起人们的反感。豪普特曼选择这一社会生活中常见的现象作为他的社会心理剧的题材，是为了揭露20世纪20年代德国资本主义社会中，在资产者的家庭里，主宰着一切的并不是亲属的爱，而是金钱和财产。豪普特曼出色地描绘了克劳仁受子女迫害后的心理状态，及其子女反对父亲婚姻时的心理及社会原因，英肯则被描绘为对失去妻子的老人十分同情的天真无邪、内心纯洁的少女。由于《日落之前》深受广大观众喜爱，它曾多次被摄成电影，由赖因哈德导演的这部影片尤其出色，极富感染力。

1933年后的第三帝国时期，豪普特曼除写自传外，还创作了《阿伽门农家族四部曲》（Atriden-Tetralogie，1941～1948）。这时，在法西斯统治下的德国生活的豪普特曼只能用古希腊罗马传说作为他的创作题材。

豪普特曼在漫长的一生中经历了德国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从俾斯麦统一德国一直到希特勒的覆灭。在这个历史时期里，工人运动受到过各种挫折，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哲学思潮。这一切对豪普特曼的创作都产生了影响。一般说来，在人民革命运动顺利发展时，如非常法被废止前后，他的作品大多富于战斗色彩，而在民主运动受挫折时期，他的作品往往富于象征色彩，甚至神秘色彩。

《阿伽门农家族四部曲》是豪普特曼的最后剧作，它包括《奥利斯的依菲几妮》（Iphigenie in Aulis，1944），《阿伽门农之死》（Agamemnons Tod，1948），《埃勒克特拉》（Elektra，1948）和《德尔斐的依菲几妮》（Iphigeniein Delphi，1941）四个剧本。

古希腊悲剧家埃斯库罗斯著有《奥瑞斯忒亚》，欧里庇得斯著有《奥利斯的依菲几妮》，索福克勒斯则著有《埃勒克特拉》，即这三位大悲剧家都写过阿伽门农家族这一古希腊神话题材。歌德也用这一题材写过《陶里岛上的依菲几妮》，以表达他美的理想和人道主义思想。但是，《德尔斐的依菲几妮》的题材却是豪普特曼首先采用的，而且其情节与古希腊神话并不相同。

这个四部曲叙述的是：阿伽门农率领希腊联军出征特洛伊以夺回阿伽门农之兄——斯巴达国王梅纳劳斯之妻海伦皇后。一天，由于阿伽门农射杀了狩猎神阿泰米斯的鹿，因此阿泰米斯十分愤怒，便把希腊联军困在奥利斯港，并使海上平静无风，这样希腊联军便无法快速前进。阿泰米斯说，只有杀了阿伽门农的女儿依菲几妮来献祭，才能让联军前进。阿伽门农为了全军的胜利，便派人从希腊把依菲几妮诱来奥利斯港。依菲几妮在得知事情真相后，为了大局而甘愿就戮。这一行动深深地感动了狩猎神，所以当痛苦的阿伽门农命令祭司祭杀依菲几妮时，狩猎神突然用牝鹿来替代，救出了依菲几妮，并把依菲几妮救到陶里岛上。在岛上，狩猎神有一个自己的神庙。按陶里岛国王的命令，依菲几妮后来在岛上作了狩猎神庙的女祭司，而希腊人则无人知道依菲几妮的生死与去向。按陶里岛国王的命令，凡登上该岛的外乡人一律由依菲几妮处死，用以祭奠狩猎神。这是第一部的情节。

阿伽门农的妻子在阿伽门农出征十年期间，对丈夫不忠，与情夫阿基斯特同居，并与他一同统治米凯纳，而阿伽门农本是米凯纳的国王。特洛伊被征服后，阿伽门农历尽艰辛返回本国，却在放下武器去洗澡时被妻子及其情夫所害。阿伽门农的女儿埃勒克特拉和12岁的小儿子奥莱斯底决意为父报仇。这是第二部的情节。

又过了若干年，寄养于他人之家的奥莱斯底终于成年，并找到了仍活在人间的姐姐埃勒克特拉，姐弟二人内心都燃烧着复仇的火焰，他们终于找到了机会，一起用当年母亲杀死阿伽门农的利斧砍死了自己的母亲及其情夫，为父亲报了仇。在砍死母亲之前，豪普特曼写了母亲如何像野兽似的向儿子袭击，呈现出一幅亲人互相屠杀的疯狂世界的画面。这是第三部的情节。

奥莱斯底杀母后，虽因是复仇而未被判死刑，但法庭命令他，把野蛮人居住的陶里岛上的狩猎女神像盗回到希腊的德尔斐神庙里来。人们还警告他说，该岛的一个女祭司将会杀死任何一个走上该岛的外乡人，并说许多希腊人已经被她杀死在狩猎神的祭坛上了。奥莱斯底终于冒险登上了陶里岛。依菲几妮在处死他之前，通过对话知道了这个从希腊来的人竟是她的亲弟弟，还通过弟弟的叙述，了解了家中的一切和弟弟到陶里岛来的目的。于是依菲几妮欺骗陶里岛的国王，设法使狩猎神像、奥莱斯底和自己一起上了去希腊的船，从陶里岛脱逃了。

返回希腊后，原本十分善良的依菲几妮多年来已习惯于血腥的杀戮与祭奠，因此在光明、人道的希腊反而不习惯了。姐弟三人（依菲几妮、奥莱斯底和埃勒克特拉）虽然幸福地相会，依菲几妮认为她还是得回到那黑夜的国土，那里才是她的归宿，因为她对这光明的故国如今已感到陌生。剧本以依菲几妮从岩上跃入海中死亡结束（在古希腊神话中无此情节）。

这个四部曲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人是无能的，人的命运、遭遇、祸福都不掌握在自己手里，因为主宰着一切的是神。阿伽门农一家人骨肉残杀象征着人类大家庭内的互相残杀（战争），在这样一个到处以残杀为乐的疯狂世界里，连本性善良而高贵的依菲几妮也已经习惯于残杀，而不习惯于人道和光明了！这和歌德的《依菲几妮》在主题上恰好相反。

豪普特曼用四部曲表达了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人类前途的悲观失望，阿伽门农家族的悲剧象征人类的悲剧。在剧中曾多次出现这样的台词：“疯狂统治着这世界！”“从前有一个叫希腊的国家，现在它已经不再存在！哪儿还能看得见希腊人呢？我的四周已经一个也看不到了！”“你们习惯于可怕的事吧——世界不是早已经习惯于此了吗？”“自卫吗？——那只不过是徒劳！”四部曲中随处都反映了作者这种绝望的情绪。

豪普特曼除了写剧本外，还写了小说、诗歌等，但成就都不如他的剧本。总的说来，豪普特曼一生的创作发展，体现了他早年的探索追求、中年的徬徨和晚年的忧虑。他的戏剧作品的积极意义在于他对劳动者所受苦难的同情。

苏德尔曼（Hermann Sudermann，1857～1928）是小说家、戏剧家，但并不是严格意义的自然主义剧作家。他出生于东普鲁士一个商人的家庭，曾做过药店学徒，后在柯尼斯堡和柏林的大学攻读语言学和历史。19世纪80年代开始文学生涯，1881被聘为《德意志帝国日报》主编，后成为专业作家。1887年发表的《忧愁夫人》（Frau Sorge）是他的第一个重要长篇。这部作品可以列为富有教育性的性格发展小说，它描写一个能干而受尽命运折磨的主人公从童年到结婚的生活经历。苏德尔曼的第一部戏剧《荣誉心》（Die Ehre，1889）是他的戏剧成名作。1893年写的《故乡》（Heimat）则是他的戏剧代表作。

《荣誉心》讽刺资本主义社会“以财取人”的现象：门当户对的婚姻才算体面，才有荣誉，而门当户对的标准实际上就是钱财的多寡，与一个出身低层的人结婚便是失去荣誉和体面。剧本揭露了“上等人家”所谓的荣誉不过是可以用钱买到的一种商品而已。它的情节简单说来是这样的：在一所大宅里，前屋居住着富商一家，他有一儿一女，后屋住的是一家工人。由于富商开车不慎，造成了这个工人的残废，为弥补这一损失，富商给了工人这间后屋作住宅，并在经济上照顾这位工人的儿子，儿子后来成了富商公司里的帮手，并被派到东亚为他料理商务。不久，工人儿子在东亚为老板赚了大钱，并与一个没有子女而富有财产的伯爵成了好友。数年之后，工人儿子返回柏林，伯爵也随行。这时，工人儿子才知他的妹妹爱上了富商的儿子，并已与他有了关系，这在19世纪末乃是一件丑闻。工人儿子既愤怒又失望，愤怒的是妹妹为富人所引诱，失望的是名誉损失无法弥补，因为门第不当，两者无法成婚。富翁遂支付工人家四万马克作为损失费，工人接受了这四万马克，并应富商之命迁往别处居住。旁观者说：在前屋（指资产阶级家庭），为了维护“名誉”常常流血（如决斗）；在后屋（指劳动者家庭），金钱却可以弥补“名誉”的损失。这实际上是对工人接受四万马克的批评。于是工人儿子向伯爵借了四万马克归还富商儿子家。凑巧的是富商的女儿勇敢地爱上了工人儿子，并向全家宣告，她要做他的妻子，富商不禁大怒，斥骂女儿竟爱上一个穷人的儿子。可这时富有的伯爵对富商说：“你的女儿并没有选错对象，这个青年人是我的合伙人，我没有子女近亲，他将是我的全部财产的继承人！”富翁一听高兴万分，对女儿的选择也就不加反对了，工人儿子终于用金钱迫使富翁同意他的婚姻，从而进行了报复。

这个剧本触及了当时德国的社会问题，即两代人对婚姻的不同看法，批评了德国当时根深蒂固的封建门第观念，并且向人们指出：金钱成了转动一切关系的轴承，名誉或者婚姻不过是可以用金钱来购买或弥补的商品。

《故乡》写的是一位中校施瓦茨（Schwarz）的家庭故事。施瓦茨有两个前妻所生的女儿，但他是个有典型封建家长制作风的家长，看到他就会使人想起赫勃尔的《玛丽亚·玛格达莱娜》中的木匠安东。施瓦茨要求他的女儿对他绝对服从。在婚姻问题上，他强迫17岁的女儿与牧师结婚，女儿不肯，施瓦茨便把女儿赶出家门。女儿在无可奈何之中流落到了柏林。后来她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学习音乐，因为她天赋聪明，人又勤奋，最后成了一个歌剧演员，并与一个放荡大学生相爱。一天，大学生突然在柏林失踪了，并且没有对她说一声再见，他更不知道她已经怀孕。自此之后过了若干年，施瓦茨患了中风，右臂麻痹，不得不从军中退役，住到一个小城市里，并成了那里的保守派政党的头目。一天，城内举行音乐演出，有一位在国外也享有盛名的女歌唱家将登台演唱。这位名歌唱家正是他的女儿，不过她这时已经有了一个艺名。演出时，女儿当然被家人认出，但是封建透顶的施瓦茨当女儿站在自家门口的时候，继续不认亲生女儿。正巧引诱过他女儿后来又在外地青云直上当上政府顾问的那个大学生，当天也在施瓦茨家。他竭力请求她不要说出她与他过去的关系，以免影响他日后的前程，但这件事最终还是让施瓦茨知道了。施瓦茨于是要求这位政府顾问与自己的女儿结婚，但他女儿严词拒绝，并说，他不是她的丈夫，因此他对她毫无权利可言，再说，与她有过这种关系的人，他根本不是唯一的一个。施瓦茨听了女儿这番直言后勃然大怒，因为他想不到自己的女儿竟是一个如此的风流情种，他抓超手枪要打死女儿。可正在这时，施瓦茨的中风病突然复发，跌倒在地，动弹不得，死了！玛格达也因此重获自由。

这个剧本描写了19世纪末两代人的“代沟”，女儿代表当时“解放型”的自由女性，施瓦茨代表封建型老朽一代。前者要冲破封建道德传统，后者要死守传统的道德规范，这两者的思想差异构成了戏剧冲突的基础。把《故乡》和赫勃尔的《玛丽亚·玛格达莱娜》加以对比，我们有趣地发现，在赫勃尔的剧本中，死去的是女儿，而在苏德尔曼的剧本中，死去的却是父亲。在这两个剧本之间已过去了半个世纪，苏德尔曼也许要用父亲的死暗示时代的变化和人们对封建道德见解的变化。作品把施瓦茨描绘成封建老朽，但苏德尔曼笔下的女儿形象绝不是19世纪末的时代新女性，因为她并没有从更高的思想境界去反对封建道德，而只是要成为一个无拘无束的浪漫女性。由于苏德尔曼擅长组织剧本结构，制造戏剧性，因此这一剧本在欧洲至今仍能赢得读者和观众的喜爱。

托玛（Ludwig Thoma，1867～1921）也可以列入自然主义作家之列。托玛在大学毕业后，曾在慕尼黑做律师，后来他的短篇小说得到发表并获得成功，于是他放弃律师职业，开始文学创作，不久便担任了著名的慕尼黑政治讽刺杂志《西木卜里切西木斯》的编辑。

托玛曾多次因对皇帝不敬和类似的政治问题被投入监狱，但帝国政府的这种政治迫害，反而提高了托玛作为反专制、要民主的正义作家的声誉。晚年他避居慕尼黑附近的泰根湖畔，专事写作，并在那里辞世。

托玛的作品既有长篇和短篇小说，还有戏剧。由于他的作品具有浓郁的巴伐利亚农村生活气息，加之他喜欢用巴伐利亚方言写作，因此往往被当做巴伐利亚乡土文学的代表，但托玛实际上是德国文学史上一位有真正讽刺才能的作家。这方面的代表作是他杜撰的漫画式的讽刺性作品《一个巴伐利亚邦议会议员的通信集》（Briefwechsel eines bayerischen Landtagsabgeordneten，1909）。《奖章》（Die Medaille，1901）和《道德》（Moral，1909）则是他的两部讽刺喜剧。

托玛的代表作是悲剧《玛格达莱娜》（Magdalena，1912）和喜剧《道德》。《玛格达莱娜》是用巴伐利亚方言写成的一部巴伐利亚农村悲剧。它情节集中，结构严谨，叙述一个年幼无知的“失足”少女如何成了当时狭隘的道德意识、封建伦理观念的牺牲品。剧中的“玛格达莱娜”名叫莱尼（Leni），是达豪地区农民托马斯的女儿。莱尼由于年幼无知，在城里被一品质恶劣的青年引诱，并被他骗去了钱财，最终被遗弃。意志薄弱的莱尼被人送回到为人忠厚老实的双亲那里。家中有个“失足”女儿，不仅家里不体面，连同村的人都因此而失去声誉。有个帮工也不愿再在他们家干活，免得给“正派人”说闲话。村长则假惺惺地要买托马斯的房子，目的是把他们和他们不正派的女儿赶出村庄。莱尼感到是她给全家和全村招来了耻辱，于是想离家离村出走，可是身无分文毕竟无法上路。一天晚上，她让一个小伙子进了自己的房间，为的是向他借些盘缠。不料全村人知道此事后，以为她又惹了祸，准备用村规村法处治她，因为姑娘与小伙子幽会未尝不可，但为此而索取钱财，那真正是恬不知耻。托马斯为了惩罚女儿过去的失足，对她已经十分严厉，几乎不让她走出家门，而今他看到，不仅女儿，连他自己都成了全村人恼火的根源。一大批气愤的年轻人在村长的带领下来到他家，要把莱尼逐出村庄，于是托马斯刺死了自己的女儿，因为他不愿人们用“道德”来指责他，想以此说明他是维护“道德”的，正像莱辛笔下的迦洛蒂的父亲为维护“道德”刺死自己的女儿一样。

这个剧本抨击了特别落后的巴伐利亚农村狭隘的观念。我们在不同时代的作品中，经常看到这一主题在以不同的形式不断地翻新，主人公常常成为陈旧的传统道德的牺牲品。

这部作品常常被人称为“豪普特曼式的巴伐利亚版本的自然主义”作品，这主要是指《玛格达莱娜》一剧对环境和性格描绘的精确性。但托玛和豪普特曼不同的地方是托玛写人物与情节极其冷静，并无感伤色彩，对剧中人并不表现出豪普特曼的浓烈的同情心。

托玛的三幕讽刺喜剧《道德》揭露了上层阶级所谓道德的虚伪性。养老金领取者皮尔曼（Beermann）是保守的帝国议员候选人，平时满口仁义道德，还担任道德协会的主席，但正是他私下和一个不道德的妇女关系暧昧。这位名叫尼侬（Ninon）的风流女人因有伤风化罪而被人告发。在她被捕时，搜查出她的一本日记，日记上详尽地记下了谁与她往来等等闺房秘密。尼侬虽被捕下狱，却有恃无恐，并威胁警察当局说，他们不但得马上释放她，还要向她道歉。负责此案的推事对于她的无视法律和傲慢极为气愤。但尼侬被捕之事立即传到了皇储的耳朵里。原来皇储与这位风流女子也有不道德的关系，于是他的副官即来到警察局长处。局长训斥推事胆大妄为、做事莽撞，责令他立即释放尼侬，并强调要体面地放掉她。这位风流女子不仅是情场老手，还深谙政界内情。她知道当局绝不敢审问她，因为一审问的话，那些“要人”必得到庭，而“要人”们是不敢到庭的。因此她要挟推事说：若要放走她，必须偿付精神损失费一万马克，否则她甘愿受审。皇储的副官表示：他的主子不出这一笔钱。于是名字在这位风流妇女的日记中一再出现的“道德协会”主席皮尔曼，不得不要协会付出这一笔钱，以便维护“道德”的尊严。

这个三幕剧语言简练、幽默，生动地讽刺了那些高高地打着道德旗号的人其实最不道德，他们专门用冠冕堂皇的道德辞藻伪装自己、对付别人，而自己则依权仗势，违他们自己制订的法，乱他们自己规定的纪。这个剧本情节生动，结构精巧，是德语文学中最好的喜剧之一。

除了上述几位之外，这一时期出现的重要的自然主义戏剧作家还有哈尔勃（Max Halbe，1865～1944）和豪普特曼的哥哥卡尔·豪普特曼（Carl Hauptmann，1858～1921）。自然主义小说家的主要代表则是波伦茨（Wilhelm Polenz，1861～1903）和女作家维比希（Clara Viebig，1860～1952）等。到了20世纪的20年代，自然主义在德国文坛已经成了强弩之末，不复有昔日的光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