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瓦本浪漫派、柏林浪漫派和荷尔德林

在与海德堡浪漫派成员接近，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海德堡浪漫派作家中，著名的有艾辛多夫（Joseph von Eichendorff，1788～1857）。1809年阿尔尼姆和布伦塔诺到了柏林，在柏林组织了一个“基督教德国聚餐会”，克莱斯特、沙米索、艾辛多夫等都参加了这个聚餐会，所以在文学史上又把他们称为柏林浪漫派。柏林地处德国北部，故柏林浪漫派又称北浪漫派。与此同时，在士瓦本聚集了以乌兰德、豪夫为代表的一些浪漫主义作家，文学史家往往称他们为士瓦本浪漫派，因士瓦本地处德国南部，因此士瓦本浪漫派又称南浪漫派。不论柏林浪漫派或士瓦本浪漫派，在创作成就上都超过了耶拿浪漫派和海德堡浪漫派。

艾辛多夫出身贵族，与阿尔尼姆、布伦塔诺和格勒斯交游甚深。1813年他参加了反拿破仑的战争，后来在普鲁士政府的文化部供职，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艾辛多夫是德国人心目中出色的浪漫主义抒情诗人。他的诗作大多描写大自然、森林、月色、爱情、漫游，也讴歌宗教。他的创作明显受《儿童的奇异号角》的影响。艾辛多夫的作品缺乏深刻的思想，但他的诗作没有耶拿浪漫派或海德堡浪漫派那种神秘和阴暗的色彩或哲学说教。艾辛多夫的作品，尤其是诗歌，常带有一丝淡淡的感伤情调。由于他的作品文字浅近，内容常歌颂大自然，讴歌真挚的爱情，具有民歌风味，因此他的一些诗被著名的音乐家谱写成曲，尤其是他的《破碎了的小戒指》（Das zerbrochene Ringlein）谱写成曲后家喻户晓，几乎成了民歌：

In einem kühlen Grunde，
Da geht ein Mühlenrad，
Mein Liebste ist verschwunden
Die dort gewohnt hat.
Sie hat mir Treu versprochen，
Gab mir ein'n Ring dabei，
Sie hat die Treu gebrochen，
Mein Ringlein sprang entzwei.
Ich möchte als Spielmann reisen
Weit in die Welt hinaus，
Und singen meine Weisen
Und gehn von Haus zu Haus.
Ich möchte als Reiter fliegen
Wohl in die blutige Schlacht
Um stille Feuer liegen
Im Feld bei dunkler Nacht.
Hör ich das Mühlrad gehen，
Ich weiβ nicht，was ich will.
Ich möchte am liebsten sterben
Da wär's auf einmal still.

在一处阴凉的山谷中，
有磨坊的水车转动，
那儿住过我的爱人，
如今已不见她的芳踪。
她对我立过誓言，
而且送我一枚戒指，
后来却背弃自己的诺言，
我的戒指断成两半。
我愿做吟游的诗人，
漂泊到海角天涯，
歌唱我自谱的歌曲，
走过一家又一家。
我愿做一个骑兵，
走上血战的疆场，
在黑夜笼罩的战地，
躺在静静的篝火旁。
每当听到水车的转动，
我总觉得不知所措。
我情愿离开人间，
那就会永远静默无言。

再如他的《哀悼亡儿》（Auf meines Kindes Tod）也具这样的风格：语言简朴，感情真挚。

Von fern die Uhren schlagen，
Es ist schon tief Nacht，
Die Lampe brennt so düster，
Dein Bettlein ist gemacht.
Die Winde nur noch gehen
Wehklagend um das Haus，
Wir sitzen einsam drinnen
Und lauschen oft hinaus.
Es ist，als müßtest leise
Du klopfen an die Tür，
Du hätt'st dich nur verirrt，
Und kämst nun müd' zurück.
Wir armen，armen Toren！
Wir irren ja im Graus
Des Dunkels noch verloren—
Du fand'st längst nach Haus.

远远传来钟声，
茫茫夜色已深，
灯光十分暗淡，
你的床铺已经铺整。
只有阵阵的晚风
依旧在屋外悲鸣，
我们寂寞地枯坐屋内
倾听门外的动静。
仿佛你悄悄归来，
在轻叩屋门，
仿佛你只是迷途
现在疲倦地归临。
我们可怜的痴心人！
在这恐怖的深夜
又枉自迷惘了一阵——
你早已脱离了凡尘。

艾辛多夫除了写诗外，也写过小说，如长篇小说《预感和现实》（Ahnung und Gegenwart，1815）、中篇小说《大理石像》（Das Marmorbild，1819）、《迪兰德宫》（Das Schloß Dürande，1837）等。艾辛多夫最出色的、至今仍为德国人所爱读的小说是《一个废物的生涯》（Aus dem Leben eines Taugennichts，1826）。它叙述一个磨坊工的儿子青少年时代的漫游经历。不满周围的现实，然后漫游到遥远的地方去，这常是浪漫派作品主人公的一个特点。《一个废物的生涯》中的主人公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一个因为不满意周围的环境，环境也不理解他的才能而心生苦闷的人，在这个意义上他不是“废物”，但是他对环境无可奈何，无力改变世界，孤芳自赏，进而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在这个意义上他又确实是个“废物”。这部小说也把懒散、无目的性和随心所欲加以诗化，但它们其实表达的是主人公和环境的冲突中对环境的不满。

全书十章，用的是第一人称形式。主人公离别了家乡，带着他心爱的小提琴外出流浪，寻找幸福。他途经美丽的田野、村庄，怡然自得，忘却了人间的一切烦忧和倾轧。主人公热情地赞美自然：小鸟、古堡、朴素的人民。总之，他摆脱城市与市侩后见到了森林、溪流、月光……这一切都表现出宁静气氛，令他心悦。他最初在一个贵族宫堡里当园丁助手，后来又当了宫中的税务官，最后离开了地处维也纳的这座贵族宫堡，前去意大利寻找幸福，当他离开宫堡时这样写道：“我常回头看望，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一方面觉得感伤，另一方面又感到非常快乐，就像是一只从笼中逃出来的鸟儿一样。”他在宫中生活虽然很悠闲，但并不快乐，他认为宫堡犹如笼子，生活再好，他也不过是笼中鸟。可是离开又为什么要感伤呢？原来宫中有他爱的姑娘。

在去意大利的路上，他在古堡客栈里过夜，与两个画师同行，最后到了罗马。他在罗马也感到失望，因此仍然返回维也纳。在回维也纳的路上他遇见了一群大学生，听见他们有学问的谈话后，他“恨不得立刻去读书”。最后他坐了邮船返回家乡，又回到了他过去住过的地方，并且和他心爱的姑娘——一个可怜的孤女结婚。

主人公是个很有才华的音乐家，但在这个孜孜为利、不重视艺术和才能而重视金钱、门第的社会里，他被人视为废物，于是他浪迹天涯，避离世界，在大自然里寻找满足与快乐。因此他赞美田野、花朵、月光、飞鸟、古堡、流泉和朴素的百姓时充满诗情画意，只有在大自然中他才感到自在，但是尘世的孤独感仍不时向他袭来：“我是被世人嘲笑和遗弃的穷光蛋……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扑在草地里痛哭起来。”——“大家都快乐，但没有人关心我……”——“我忽然感到世界辽阔广大得可怕，而我在世界上孤苦伶仃；我恨不得从心底里哭出来。”主人公的心情正如他遇到的那个画师对他说的那样：“我们才子根本不理睬世人，而世人也不理睬我们。”主人公倾听了一群大学生的谈话后，又感伤起来：“不知怎的，在他们讲话时，我心里感到很悲伤，因为像这样有学问的人，在世界上竟是孤苦伶仃。我同时想起了自己也跟他们差不多，于是泪水夺眶而出。”可见主人公的悲伤和孤独感其实有它的社会原因。主人公与现实格格不入，因而把在自然中自我陶醉当做人生理想，可是人最终并不能生活在现实之外，因此这个理想又无法实现。

这部小说渗透着浪漫色彩，主人公被作者刻画得如同大自然一样单纯、朴实、可爱，他就是作者所否定的市侩习气的一个对立面。这篇小说有一定的社会价值，作者采取逃避现实的态度，让主人公耽于幻想，堕入想入非非之境，最后又给他安排一个美满的结局：和伯爵夫人收容的孤女结婚，伯爵夫人赠送他一座小宫殿，他还打算婚后去意大利过日子。作者这种“想入非非”就不足取了。

柏林浪漫派中成就最大的应该说是亨利希·冯·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1777～1811）。克莱斯特参加了阿尔尼姆和布伦塔诺在柏林举办的所谓“基督教德国聚餐会”，并在柏林创办《柏林晚报》。克莱斯特的作品具有浪漫主义色彩（指创作手法），但内容十分复杂，有浪漫的，有不满现实、揭露现实的，也有歌颂普鲁士至上的，有反对法国革命的国家主义，也有宣扬悲观的宿命论的……因此，我们很难给克莱斯特贴上一张简单的标签。

克莱斯特出身于没落贵族。克莱斯特家族是德国有名的军官世家，到18世纪末，克莱斯特家就出了20个将军，克莱斯特也在17岁时就入伍了。他对没落贵族表示过不满，有的作品揭露了宗教的伪善，但另一方面他从贵族立场出发，对市民阶层抱敌视、否定态度，他对法国及法国革命、对拿破仑都充满了敌意，他曾企图暗杀拿破仑。克莱斯特34岁时与其有精神病的女友自杀于柏林近郊的凡湖旁。

普鲁士鉴于拿破仑的节节胜利，自知不改革更不得人心，因此产生了哈登堡和史坦因的贵族改革，克莱斯特是这一贵族改革的激烈反对者。1811年普鲁士政府又与拿破仑的法国缔结联盟共同反对俄国，这激起了一部分极端仇恨法国的德国贵族的不满。普鲁士政府对这些贵族进行了严厉的压制，不准其发泄不满。克莱斯特也是这些贵族中的一员，他被迫停止他的政论写作和办报工作，因此他深感孤独。他仇恨法国的国家主义的观点没有得到普鲁士政府的赏识，普鲁士反而与法国结盟，这种政治上的失意和孤独是促使克莱斯特自杀的重要因素。

克莱斯特的戏剧作品生前很少被演出，而且即使演出也遭失败，因此他在生前既不为人重视，也不享有盛誉。他的才华未被承认，这使他十分苦恼，但晚年的维兰德对他十分赞赏，说他写悲剧的才能已集埃斯库勒斯、索福克勒斯和莎士比亚之大成。在克莱斯特死后，他的名声越来越响（这一点很像荷尔德林，也很像舒伯特）。20世纪以来，他已被人公认为德国杰出的戏剧家。在第三帝国时期，克莱斯特也被希特勒捧得很高，希特勒党徒惯于歪曲古典作家或古典名著为其法西斯政策效劳。他的剧作竟成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法国舞台上演出最多的作品。当今不少文学史家认为，克莱斯特在德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仅次于歌德和席勒。

克莱斯特从1801年开始写作，创作生涯不过短短十年，但给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学遗产。他既是戏剧家，又是小说家。

克莱斯特早期的三部爱情戏剧被一些文学史家们称为“命运剧”。这些剧本中的主人公都具有纯洁的感情和本能的情欲，可是这种感情和情欲又常在命运面前（其实常常是在现实面前）遭到毁灭，造成悲剧，它们宣扬了人受命运支配，人软弱无力，无能力摆脱命运安排的思想。这三部剧本是《施罗芬史泰因一家》（Familie Schroffenstein，1803）、《海尔布隆的凯蒂欣》（Das Käthechen von Heilbronn，1820）和《彭提西丽亚》（Penthesilea，1808）。在这三部爱情剧中，女主人公都完全为感情所控制，狂热的情感已发展到几乎变态的程度，她们完全为感情所支配，做了情欲的奴隶。

《施罗芬史泰因一家》明显地受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影响，叙述中世纪两家有世仇的贵族中的一对情侣不幸的爱情悲剧。

《海尔布隆的凯蒂欣》讲的是在中世纪士瓦本的海尔布隆，一个名义上是铁匠的女儿，实际上是国王私生女的凯蒂欣对一位伯爵如痴如醉的爱情。凯蒂欣见到伯爵后一见倾心，爱得发狂，到了几乎失去理智的地步。她到处跟踪他，并为此甘愿忍受伯爵的凌辱和折磨。伯爵曾做过一个梦，梦境告诉他，天使将把一个国王的女儿给他做妻子。最后，当事实证明凯蒂欣的公主身份后，凯蒂欣爱的渴望终于成了现实。剧中穿插了托梦、神的审判（国王通过神的裁判证实自己在一个风流之夜与一村女生下了凯蒂欣）等神秘主义的情节。克莱斯特借此说明，忠实的爱、痴心的爱能否实现还要靠命运的安排。

《彭提西丽亚》和《凯蒂欣》相反，是一部悲剧。作者自己也说，《彭提西丽亚》是《凯蒂欣》的反面，是“另一个极”。这两部戏写了处于爱的狂热中的不同类型的女性心理。

《彭提西丽亚》的情节根据的是神话传说：远古时埃塞俄比亚部落曾侵入斯克什尔，杀死了那儿所有的男人，并强占了他们的妻子。这些女子为了报仇，一个夜晚杀死了入侵者，并建立了一个妇女国。为了使这个妇女国能继续存在，他们有时派出一批女子与别的部落打仗，然后俘虏一批青年男子回到她们的阿玛佐能王国举行盛大的欢宴，在这些女子怀孕后，再把这些俘虏释放回国。阿玛佐能人（神话传说中以剽悍著称的女性民族）的女王彭提西丽亚参加了特洛伊战争。一天，神托所向她预卜说，她未来的情人将是希腊英雄阿契里。但是根据阿玛佐能人的规矩，女子不得自选情侣，只有自己剑下的败将才能成为对象。彭提西丽亚在与希腊人的战斗中一直寻找阿契里，阿契里在战场上与彭提西丽亚相见后，也为她的美貌所动心。彭提西丽亚希望生俘阿契里，但是在一次战斗中，彭提西丽亚反被阿契里俘虏。彭提西丽亚昏迷不醒，彭提西丽亚的挚友波洛托埃（Prothoe）说服了阿契里，要使彭提西丽亚在苏醒后相信自己是战斗中的胜利者，而不是阿契里，这样女王便能把阿契里占为己有。阿契里因为爱彭提西丽亚的美貌，也答应这一计策。可是彭提西丽亚被俘后，阿玛佐能人前来攻打以解救她们的女王，女王这才明白是阿契里俘虏了自己，而不是相反。这时，阿契里为了能与女王结合，假意提出与女王再进行决斗，他将佯败，以便按阿玛佐能人的规矩与女王结合。可是彭提西丽亚误解了阿契里的意图，认为自己受到了阿契里的嘲笑与鄙视。这样，她对他的爱竟转化成对他的恨，于是在比武时，她一箭射中阿契里的脖子，还唆使她的狗把阿契里的胸膛咬得粉碎。彭提西丽亚把阿契里杀死后才明白真情，这时她悔恨交加。然而已酿成悲剧，于是她也跟着自杀，她的死既表达了她狂烈的爱情，也表达了她的绝望与悔恨。

克莱斯特在他的命运悲剧中表达了这样的见解：人的情欲与本能决定一切，情欲和本能会使人发狂，如痴如醉，以致有时会误解对方的行为动机，但爱的愿望能否实现最终还要靠命运的安排。克莱斯特曾深受康德不可知论的影响，认为人的理智最终不能认识真理。既然事物本质不可知，就势必导致悲观的宿命论，所以康德的不可知论是克莱斯特命运剧的哲学基础。克莱斯特不像席勒那样能在美好的理想中找安慰，克莱斯特写的常常是美在赤裸裸的现实中毁灭，这一点在他的小说中可以继续找到证明。

克莱斯特晚年的剧本被有的人视为国家主义剧作，因为它们宣扬了普鲁士国家主义。所谓国家主义剧作主要指的是克莱斯特的《赫尔曼之役》（Die Hermannschlacht，1809）和《弗里德利希·冯·洪堡亲王》（Prinz Friedrich von Homburg，1810）。称它们是国家主义剧作恐怕是简单化的结论，因为这两个剧本渗透着爱国主义的内容。

《赫尔曼之役》是一部历史剧，但它并不反映真实的历史。剧本写公元9年在条顿堡森林中，罗马国王奥古斯都的瓦鲁斯军团被日耳曼人的联合首领赫尔曼几乎全部消灭的事迹。有关条顿堡森林一役在塔西陀的《日耳曼志》中曾有记载。赫尔曼此役的胜利粉碎了罗马人想奴役古日耳曼人的企图。这个剧本的创作意图完全在于“古为今用”：瓦鲁斯指的是拿破仑，赫尔曼指的是普鲁士国王。克莱斯特想说明：古日耳曼人与罗马人的斗争就是日耳曼民族和拉丁民族（法国属拉丁民族）斗争的根源。克莱斯特号召日耳曼人去消灭日耳曼人自古以来的敌人，尤其是法国人。这部剧本有宣扬日耳曼至上的成分，因此受到希特勒分子吹捧，称为“真正德国”艺术的古典作品的范例。

克莱斯特另一部被称为“国家主义”的剧本，也是他的最后一个剧本，即《洪堡亲王》。它取材于17世纪勃兰登堡（即后来的普鲁士）的历史：

洪堡亲王患有梦游症，他爱着普鲁士勃兰登堡选帝侯的侄女娜塔丽（Natalie），但他的求爱被选帝侯粗暴地拒绝了。一天，娜塔丽的一只手套偶然落到他的手中，于是他更加朝思暮想，心不在焉。次日清晨，普鲁士发动对瑞典的战争，当陆军统帅向将军们解释作战方案时，亲王仍在想入非非，梦幻般地设想着他与娜塔丽的结合，这使得他没有完全了解作战计划。洪堡原应接到使者的命令后才能进入战斗，可是战斗的胜利及幸福的狂想使他勇气倍增，于是亲王并未按命令行事。然而，他对瑞典部队的进攻却使得勃兰登堡赢得了辉煌的胜利，这就是历史上1675年的费尔贝林之役。勃兰登堡选帝侯认为洪堡亲王虽然获得了胜利，但是破坏了他完整的作战计划，洪堡亲王过早地发动了袭击，违反了军纪，于是决定将洪堡亲王提交军事法庭审判，军事法庭判处洪堡亲王死刑。当洪堡亲王得悉选帝侯决意执行军法判决时，他便决定去向选帝侯夫人求情。在路上，他看见人们正在准备处死他后埋葬他的坟墓，他的精神感到异乎寻常的震动。对死亡的恐惧促使他不顾一切地向选帝侯夫人及娜塔丽求情，以便让选帝侯免他一死，他甚至愿意为此放弃他与娜塔丽秘密的婚约而只求活命。娜塔丽为救情人一命进行了一切尝试。选帝侯被说动了，准备宽赦他，但条件是：洪堡亲王必须自己宣称军事法庭对他的判决是不公正的。军官们站在洪堡亲王一边，集合起来要求选帝侯宽赦洪堡亲王。可是最后洪堡亲王终于克服了天性中的软弱，在军官们面前公开承认军事法庭判决的合法性与正确性，并且向军官们宣告，现在他已准备为自己违反军令而赴死，以他的一死来维持军队中严格纪律的尊严。这一举动使他由懦夫变成了“勇士”，这一勇敢行动又使得选帝侯有了足够的理由宽赦洪堡亲王。洪堡亲王重又获得了荣誉与生命，选帝侯也防止了由于不公正判决而可能引起的暴乱。剧本最后一场是洪堡亲王的梦幻变成了现实：他不仅获得了荣誉，选帝侯还许配娜塔丽给他为妻，使他如愿以偿。

剧本的结局使一出悲剧急速转化为一出喜剧。普鲁士军官出身的克莱斯特态度很明确，他赞成严格的军纪和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主张为了巩固普鲁士的统治放弃个人的一切。剧本的主旨是：只有勇敢地捍卫军队纪律，甘心情愿地服从国王和上级，才会给普鲁士及个人的命运带来转机。剧本也婉转地批评了普鲁士政府对下属军官的不公正态度，因此这个剧本一度曾在普鲁士被禁演。此剧于20世纪中叶曾被拍成电影。除了悲剧外，克莱斯特也写过喜剧，其中最出名的便是他的独幕剧《破瓮记》（Der zerbrochene Krug，1808），至今仍在舞台上演出并拍摄成电影。克莱斯特受了海德堡浪漫派吸取民间文学的影响，也从民间文学中吸取营养，作为自己创作的素材。这方面的代表作除了独幕剧《破瓮记》外，便是他的著名中篇《马贩子米歇尔·科尔哈斯》（Michael Kohlhaas，1810）。这两部作品是克莱斯特创作中最有现实主义色彩的作品。和克莱斯特的其他剧本不同，《破瓮记》轻松活泼，饶有风趣，充满民间幽默。1808年歌德曾在魏玛剧院把这个作品搬上舞台，由于歌德把这出必须一气呵成的独幕剧改成了三幕剧，致使演出失败。作者在剧本的开头自称，他写这出喜剧根据的是几年前在瑞士游历时看到的一幅铜版画。这幅铜版画上画的是一个法官严肃地坐在法官席上，在他面前站着一个老妇，手里拿着一个打破了的罐子；被告是一个年轻的农民，法官把他当做罪犯，正在声色俱厉地申斥他。青年农民想辩护，可是没有力量。还有一个姑娘则站在母亲和青年农民——她的未婚夫中间，搓弄着围裙，情绪沮丧。这幅画的标题便是《打破了的罐子》。

克莱斯特的剧本《破瓮记》发生在尼德兰的一个村庄里，村子里的法官亚当仗势欺人，胡作非为。他看中了农民鲁布莱希特的未婚妻夏娃，一直在动坏脑筋。一天，亚当对夏娃说，她的未婚夫将去东印度服兵役，但亚当又说，他可以帮助夏娃开一张假疾病证明，这样她的未婚夫便可以不必去东印度，而只需在国内服兵役。亚当利用夏娃不愿未婚夫远去东印度服役的心情，在某夜谎称要替夏娃写好那张假证明来到了夏娃的房间，于是“诸位先生们，他就乘机向我要求一个姑娘说不出口的那种可耻事！”（夏娃语，第十二场）。正当亚当要对夏娃强行非礼时，夏娃的未婚夫来找夏娃，亚当仓促越窗而逃，碰碎了夏娃母亲珍爱的一只盛酒罐子。当亚当越窗时，夏娃的未婚夫在黑夜中向他的头上狠击了两下，因为他认为这个男子想必是夏娃的情夫。次日一大清早，夏娃的母亲来法官处告状。她一手拿着一只破罐，一手拉着鲁布莱希特，硬要告他打碎了自己心爱的罐子。可是法官亚当昨晚仓促越窗时丢掉了他的假发套，一时要“升堂”却又借不着假发套，于是他只好光着脑袋来办案。亚当的脑门上还因为挨了两下重击，鼓起了两个大包。凑巧这一天上级法院派了一个视察员来巡视地方上的法院工作。亚当自知罐子是他打碎的，证人夏娃又在场，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行，于是亚当便想尽一切办法支持对鲁布莱希特的指控，要把打碎罐子的人判定是鲁布莱希特。鲁布莱希特却在法庭上指控夏娃不忠，另寻新欢，要求法院解除婚约。夏娃因为怕亚当事后报复，怕鲁布莱希特日后去东印度，因此不敢当面揭穿真相。最后，当夏娃得知去东印度服役一事纯系亚当凭空捏造后，便大胆地把前一夜的经过在法庭当众揭露，邻居又把亚当仓皇越窗时丢落窗外的假发套送到法庭，于是人证、物证都在了，加上昨晚曾下过一场大雪，跳窗者的脚印一直通到法官的住处。亚当至此已无法狡辩。这样，审判者在审判过程中一步步成了被审判者。真相大白，鲁布莱希特愤怒地抡起大棒猛打审判席上的亚当，亚当狼狈不堪地逃出法院，有情人也终于消除了误会，和好如初。

剧本嘲笑了当时普鲁士司法制度的腐败及官官相护的作风，后一点特别表现在上级视察员见亚当的丑行行将败露，曾力图帮助亚当“过关”，企图令鲁布莱希特服从亚当判决，劝他以后再上诉。剧本歌颂了农村青年男女的纯朴可爱。在编剧技巧上，作者把夏娃在法庭隐瞒真相的原因一直放到最后一场才揭示，形成强烈的戏剧悬念（因为一旦夏娃说出真相，也就无戏可演了）。此外，亚当狼狈地在法庭掩盖真相（如编造自己没有假发套、头上起包和脚部受伤的原因），不禁使观众发笑。亚当由审判者变成被审判者的过程是全剧的主线，写得十分生动自然。这是一出成功的喜剧，亚当这个角色也成了德国戏剧中的重要喜剧人物。德国文学史上喜剧较少，这部喜剧是其中出名的一部。

克莱斯特不仅是个戏剧家，而且也是个出色的小说家，不过他没有写过长篇小说，最长的便是中篇《马贩子米歇尔·科尔哈斯》。此外，克莱斯特还写过许多短篇，这些短篇的情节都十分精彩。除短篇外，克莱斯特还写过有趣的轶事。克莱斯特的散文作品在语言上具有自己的特色，即句子长，从句套从句，如《马贩子科尔哈斯》中有的句子竟长达25行，共300多词，他的散文中的长句犹如康德哲学著作中的长句。

《马贩子米歇尔·科尔哈斯》的素材取自中世纪的民间编年纪事，所以作品的故事有事实根据。

16世纪勃兰登堡地方有一个贩马商人，名叫米歇尔·科尔哈斯。他为人耿直，生活规矩，是一名教师的儿子。一天他赶着马匹到邻国萨克森的市场上去卖。半路上经过大地主特龙卡（Tronka）的领地时，他的两匹良种黑马被大地主手下的人强夺去。科尔哈斯先是通过法律手续向萨克森邦法院起诉。但是官官相护，法院袒护了大地主，由于法院、官方与大地主有亲戚关系，科尔哈斯到处碰壁。科尔哈斯通过亲身经历体会到世上全无丝毫正义可言，有理在手的人申诉无门，缺德无理的人反而趾高气扬。他被逼得走投无路，便带了几个人，放火焚烧了大地主的城堡和田庄。从此他成了“强盗”，专打大地主，专抢有财有势者。他“揭竿”而起之后，响应者云集，不久，他手下竟聚集了四五百人。这支造反队伍多次击退前来镇压的官兵，声势日盛。这使得萨克森首都莱比锡等地的统治者心惊胆战。科尔哈斯张贴布告，坚决要捉拿大地主归案，以便伸张正义，报仇雪耻。他警告各地政府不得藏匿大地主特龙卡。因宗教改革闻名的马丁·路德见人民的势力日益增强，便想凭借他的影响帮助统治者平定造反者。于是路德也出示布告，警告科尔哈斯不得越轨，并表示能帮助他用和平手段，即通过正当法律手续解决纠纷，为他恢复权利，伸张正义。路德这一举动完全是害怕科尔哈斯把事态进一步扩大，害怕他进一步破坏统治秩序。幼稚的科尔哈斯竟轻信了路德，真的放下了武器，并解散了他的队伍。科尔哈斯重新去德累斯顿提出申诉，不久便被官方软禁，最后被引渡到勃兰登堡的柏林最高法院受审，最后被判处死刑。临刑前，官方判大地主两年徒刑，并将黑马归还科尔哈斯。科尔哈斯虽被判死刑，但他看到大地主受到了应有的惩罚；黑马也物归原主，便认为勃兰登堡法院已为他伸张了正义，他的愿望已经实现，于是他心甘情愿地引颈就戮，死而无憾。勃兰登堡选帝侯对科尔哈斯说：“科尔哈斯，马贩子，现在你的损失已得到了赔偿……你破坏了国内的治安，现在你准备好赔偿皇帝的损失吧！”科尔哈斯愿意“赔偿”国王的“损失”，因此甘愿就刑，这在客观上等于承认自己无权破坏国王的“治安”，也就是说，他的揭竿而起是不合法的，这样就是自己否定了自己。因此，这篇小说的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都同样鲜明。小说似乎只否定萨克森诸侯不伸张正义，而勃兰登堡——克莱斯特所属的普鲁士的前身，却是主持公道的。尽管有这样一些问题，这部小说还是很有说服力地写出了封建压迫逼民为“盗”的过程，并且科尔哈斯揭竿而起后响应者云集，也说明当时封建压迫的严重。克莱斯特在小说一开头便开宗明义地表明了自己对科尔哈斯的态度。他这样写道：“如果他在德行方面不曾逾轨的话，世人想起他来，必然会对他祝福的。”可见作者认为科尔哈斯的行动是“逾轨”的。科尔哈斯并不是一个觉悟了的反叛者，他看到大地主被判两年徒刑，黑马已经归还，自认“正义”已得到伸张，于是“引颈就戮”，这说明科尔哈斯的“造反”只是为了个人雪恨，而不是改变封建秩序。克莱斯特的这个作品与其他许多浪漫派作家一样取材中古，但克莱斯特并未美化中古，他在现实主义的描写中揭露了中古封建社会，中古德国决不像有些浪漫派作家所写的那样，是一个和谐宁静、田园牧歌式的诗意盎然的社会，而是真诚的感情（如科尔哈斯的正义感）到处碰壁的社会。

科尔哈斯实有其人，他与大地主冲突的原因也与小说中所写的一样。1540年3月22日科尔哈斯被处死刑，事载勃兰登堡的编年纪事。《马贩子科尔哈斯》是一部复杂的作品，科尔哈斯最后甘愿被处死说明了克莱斯特对封建秩序的看法：人们应该服从它，伸张正义只需依靠贤明的君主，而不必个人大动干戈。

克莱斯特的许多剧本和小说写那些生活在真实的感情世界里的人，写他们在并不讲究真情实感的现实世界里的悲剧，写有美好感情的“我”和不要美好感情的世界的冲突。因此他的不少作品常从美好感情被粉碎这一角度来批判社会本身。克莱斯特还写过一些很出色的短篇小说，名篇有《耶洛尼墨和约瑟弗》（Jeronime und Josephe，1807），又名《智利地震》（Das Erdbeben in Chile）。

耶洛尼墨是智利圣地亚哥某贵族的家庭教师，他为贵族女儿约瑟弗上课，天长日久，他们竟相爱起来。由于门第不当，贵族对此十分不悦，遂把耶洛尼墨解雇。但这一对恋人依然私相往来，贵族不得已把女儿送进了修道院。可是修道院的围墙也挡不住忠贞的爱情，他们依然亲密地相会，就这样，约瑟弗怀了孕，并在修道院里生下一子。这在封建礼教社会是件罪大恶极的事，按当时的习俗，私生子的母亲应处以火刑，后经总督开恩改判斩首。在行刑的那一天，耶洛尼墨也在狱中服刑。他在狱中伤心欲绝要上吊自尽时，也正是约瑟弗去刑场的途中。正在这个时刻突然发生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剧烈地震，时值1647年。地震造成了无数人的死亡，楼屋尽毁，连牢门也震开了。耶洛尼墨在这突如其来的天灾后竟然未死，于是他走上大街，希望找到约瑟弗。约瑟弗也在地震爆发的一瞬间得以逃生，并从修道院中救出了生下不久的儿子。两人在仓皇逃命中偶然相会了，他们喜不自禁。在天灾面前，人们似乎忘却了彼此等级的差异，相互帮助，共克难关，几乎活着的每一个人都做了侠义的事。读到这里，读者以为这对可怜的恋人劫后余生，也许有个好的结局了。然而，幸存的人们听到唯一没有倒塌的大教堂作弥撒的钟声，不约而同都前去教堂感谢上苍的保佑。大主教亲自主持隆重的弥撒，他痛斥有一对男女私相往来，结下了恶果，他要求活着的人们不要姑息这种伤风败俗的丑事，并煽动说，地震是上帝为这种丑事对我们的惩罚，干这种丑事的人如今正夹在人群中听道。愚昧的信徒被煽动了起来，人群中有人认出了约瑟弗和耶洛尼墨，这对大难不死的情侣当场在乱拳中被活活打死。

这篇动人的小说揭露了教会的虚伪与罪恶。教会成天喊着人道、慈悲，但正是教会犯下了最不人道最不慈悲的罪恶，教会是这对青年男女悲剧的制造者，这样的事难道不是很发人深省吗？这篇小说虽然十分感人，可是克莱斯特却叙述得不动声色，似乎在说一件平淡无奇的事，然而在字里行间充满了感情，让读者悬念不断，一直关心着这对情侣的命运和结局。这是一曲人道主义的颂歌，这对男女不幸的结局引起了人们对人道的强烈要求。小说还让人看到，愚昧的群众，迷信、偶像崇拜的群众如何成了教会的工具，他们打死了无辜的人，成了凶手，可是自己还认为是做了一件大好事，这一可悲的事实难道不值得人们深思吗？

克莱斯特的另一个著名短篇《O侯爵夫人》（Die Marquise von O，1808）1978年在联邦德国搬上了银幕。它叙述意大利北部某个城市里一个寡妇O侯爵夫人的奇异经历。O侯爵夫人一向品德端正，声誉极好。可是她在丈夫去世后，感到身体情况异样，医生诊断她怀孕了。侯爵夫人非常惊讶，连她自己也不知道，这将要出世的孩子的父亲究竟是谁。为了全家的荣誉与体面，也为了洗刷自己蒙受的委屈，并保护以后出世的孩子不受人歧视，她决定在一张知识分子看的报纸上刊登一则求夫广告，说明情况，并甘愿与能使她怀孕的男子结婚。这便是小说的有趣的开头。作者在一开头便提出了一个谜，这篇小说便是在慢慢地揭开谜底，这样的开头使小说充满了戏剧性。原来俄国人在占领北意大利的城堡时（时值俄国出兵与拿破仑进行战争之际），一群俄国士兵试图奸污城防司令的女儿——寡妇O侯爵夫人，恰被一位叫做F伯爵的俄国军官发现。经这位军官大力保护，侯爵夫人始免于难。他还把侯爵夫人转移到一间安全的小室，这时侯爵夫人由于惊吓已经昏厥过去，失去了知觉。等她醒来要感谢这位天使一般的恩人和保护者时，军官已经不见了。不久这位夫人便身感不适，身体里有了一个妇女所特有的变化。过了不久，F伯爵打听到侯爵夫人的情况，竟突如其来地向她求婚。侯爵夫人早就决定今生再不结婚，但军官诚恳的求婚也不免使她感动，便答应他在打仗回来后举行婚礼。日子一长，侯爵夫人越发感到身体不对头。医生检查后断定她已经怀孕。父亲得知这一消息后极为愤怒，怒斥女儿道德败坏，执意要把她赶出家门。侯爵夫人深感委屈，可又有口难辩，这才决定要找到那个把自己推落深渊的人来拯救自己。为了她那尚未出世的孩子在这个社会里不留下任何耻辱的污点，经过内心激烈的斗争，她决定刊登广告寻找这未出世的孩子的父亲。不久，在广告栏里出现了一个匿名的回答，说在某一天，这将出世的孩子的父亲会出现在城防司令家里。正像读者所预料到的，孩子的父亲不是别人，正是F伯爵。第一个谜解开了，紧接着作者安排了第二个谜。和父亲重新和好的侯爵夫人见到这孩子的父亲原来是F伯爵后，坚决拒绝与他结婚。她当着他的面说：“我准备与一个有罪的人结婚，而绝不准备与一个魔鬼结婚。”但侯爵夫人不能违约，于是声明说，结婚要有一个特别的附带条件，即伯爵必须放弃作为丈夫所具有的一切权利。伯爵表示接受这一苛刻的条件，因此在结婚典礼后，伯爵仍搬回自己的住宅，一直未进城防司令的家。后来新生的孩子洗礼命名时，伯爵把他的全部财产转入孩子和侯爵夫人名下。伯爵依然不放弃用他真实的感情作为无言的证明来赢得侯爵夫人的爱情。一年之后，侯爵夫人受到感动，终于与他进行了第二次真正的婚礼。克莱斯特把第二个谜的谜底一直放到小说最后才揭开。一天，伯爵问夫人：为什么她当初把他当一个魔鬼来拒绝？侯爵夫人回答说：如果他第一次对她说来不像天使，那么她在后来见到F伯爵时，也就不会把他当魔鬼，即一个心目中的恩人原来是一个恶棍时，那么她心中的这个恩人便成了魔鬼。

这个短篇出色地描写了一个妇女一方面爱自己尚未出世的孩子，一方面又不愿与这孩子的父亲结婚这一矛盾心理。小说从一个侧面写了当时妇女的无权，反映了妇女常常成为传统观念的牺牲品这一社会现象。侯爵夫人为了维护家庭与孩子的荣誉，不得不与社会妥协。当夫人认为F伯爵不但不是拯救的天使而是害人的魔鬼时，她坚决拒绝结婚，但当F伯爵用行动改正他过去的罪过并证实自己感情的真挚时，她才与他进行真正的婚礼。

克莱斯特是个出色的作家，他的作品具有两重性，既有揭露封建社会黑暗和教会虚伪等等的一面，又有叫人安分守己不要反抗的另一面。此外，他的作品对勃兰登堡和普鲁士处处加以吹捧。对于他晚年的两个所谓国家主义剧本，应该加以认真的分析研究，不能因为曾被希特勒利用就全盘否定它们（希特勒也赞美过贝多芬）。克莱斯特这两个剧本虽有排外情绪，有日耳曼至上的色彩，但它们写于反拿破仑的民族解放战争时期，不无反抗异族压迫的爱国因素。

克莱斯特是个值得研究的作家，对他的公正的评论需要避免绝对化或简单化的倾向，而应实事求是地从他的作品本身出发来分析研究。

沙米索（Adelbert von Chamisso，1781～1838）也是一个柏林浪漫派作家，他同样不是一个狭义的浪漫派作家。在他的作品中，尤其是在诗歌中，有许多现实主义因素，表明他是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者。

沙米索出身法国贵族，1789年法国革命后，他作为法国贵族的后裔随父母逃亡到了普鲁士。他从十多岁起就充任普鲁士皇帝的侍童，后在军中服役多年。退伍后，沙米索在大学专攻植物学，还作过全球航海旅行，旅行结束后回柏林植物园任负责人。沙米索最受称道的是童话体中篇小说《彼得·施莱米尔的奇异故事》（Peter Schlemihls wundersame Geschichte，1814），这一中篇使沙米索成为世界知名的作家。除了这一名篇外，沙米索还写过不少诗歌，他的诗歌主题大略有这几方面的主题：（1）表达他对劳动人民所受苦难的同情；（2）对封建黑暗的痛恨；（3）关怀和歌颂当时的民族解放运动，如描写希腊人民反对土耳其的统治等；（4）反对当时的殖民者，如描写美国统治者如何压迫土著印第安人等。此外，沙米索还写了不少叙事诗。

《彼得·施莱米尔》是他的代表作，这部作品在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经过中国化的处理后曾搬上过银幕，并把片名改为《出卖影子的人》。小说叙述施莱米尔的一段奇异的经历。彼得·施莱米尔是个很穷的人，经人介绍到某地寻找富翁约翰。在约翰豪华富丽的家中，施莱米尔遇见了一个“穿灰大衣的人”。他能从自己的口袋中掏出各种奇妙的东西：高头大马、土耳其金织巨毯……这使施莱米尔不胜惊讶。这个穿灰大衣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一个魔鬼。魔鬼看见施莱米尔有一个很美丽的影子，便与他商谈，愿以一个黄金、金币取之不竭的口袋交换他那美丽的影子。穷人施莱米尔于是便把自己的影子出卖给魔鬼，换得了魔鬼的神奇口袋。回到旅馆后，施莱米尔立即从口袋中掏出一把又一把的黄金、金币，屋内顿时黄金成山，他也在金币堆成的小山上呼呼入睡了。自从他有了数不清的金币后，他一面感到满足，一面却感到痛苦，因为当人们发现他没有影子时，都恐惧地逃开了。他最害怕阳光，因为有了阳光或光亮，他没有影子的致命弱点便会暴露。为了避免阳光，他要住朝北的房间，他也不愿在晴天外出，甚至月光皎洁的夜晚也躲在家里。总之，他想方设法掩盖他没有影子的缺陷。不久，他在一次盛大的宴会上结识了当地森林长官的女儿米娜（Mina）。他们产生了爱情。可是当森林长官夫妇发现施莱米尔是一个没有影子的人时，他们十分害怕，只得与他解除了婚约，并把女儿嫁给了施莱米尔的管家拉斯克尔。拉斯克尔从取之不竭的口袋中盗走了无数的金银财宝，购买了土地，成了大富翁，然后向主人的未婚妻求婚。这是作者要否定的欺骗者的典型。施莱米尔在这样一个人人害怕他、个个逃避他的人间痛苦之极。为了摆脱这巨大的痛苦，他决定去见魔鬼，归还他的口袋，换回自己的影子。可是魔鬼对他说，他愿意归还他的影子，但要与他订下出卖灵魂的契约。施莱米尔经过没有影子的痛苦生涯后已十分后悔，因此他断然拒绝向魔鬼交换灵魂。他为了解脱痛苦，扔掉了他的“口袋”。他重新得到影子后，在举行集市的一个村子里买了一双破靴子。他穿着这双靴子走遍乡村田舍，行走之快使他惊讶，这才发现他买了一双神奇的“七里靴”。施莱米尔穿着这双神靴走遍地球的南北两极，跑遍了世界各大洲，研究大自然成了他的人生方向，也给了他生活的力量。研究科学成了他的最高生活目标，他在科学研究中感到了安慰和满足。于是他在埃及附近一个人迹罕至的洞穴里定居下来，做一个隐居的科学家，研究大自然、地球及一切生物现象，著书立说，并写下了这部回忆录《彼得·施莱米尔的奇异故事》（所以这篇小说用的是第一人称）。小说的最后一段这样写道：“我敬爱的沙米索，我已经选定你作我这部奇史的保管人。在我离开世界之后，这本书也许能够给人们提供有益的教训。但是你，我的朋友，要是你打算生活在人间，那么你首先要学会重视影子，然后再重视金钱……”

这篇小说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十分明显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金钱有无上权威，占有金钱便是占有幸福。施莱米尔在小说开头时也是这样一个人，但是当他有了数不尽的金钱后，他并没有感到幸福。作者由此说明，金钱并不能决定人是否幸福。施莱米尔最后把神奇口袋掷下山崖，说明他由小说开头身无分文的金钱崇拜者变成了金钱厌恶者。当他决心与金钱统治的罪恶世界断绝关系时，他也获得了新生。小说的最后结局反映了作者逃避现实的态度。作者认为，这个金钱的罪恶世界是没有能力加以改变的，人们只能去追求自己认为崇高的事业（如研究学问），以此来摆脱丑的现实，摆脱小市民的庸俗习气。理解全书的关键在于理解“影子”的象征含意。小说中的“影子”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过去的传统分析是，影子象征着当时德国社会的礼节风俗、社会常规和与他人的一致，也有人认为，“祖国”像影子一样，是人天生具有的，失去“影子”即象征失去“祖国”，因为作者是从法国流亡来的，因此他深感失去祖国之苦，并分析说，施莱米尔在研究学问中度过一生与作者本人的经历也相似。还有人认为，失去影子象征有了金钱但失去人们的信任和同情，成为孤独者的痛苦。作者在小说中表明：在处处讲金钱的社会里无法存在真正的感情，它只会制造出像拉斯克尔这样的奸诈之徒。

E·T·A·霍夫曼（Ernst Theodor Amadeus Hoffmann，1776～1822）是德国最有影响的浪漫派作家，他也属于柏林浪漫派。霍夫曼是一个全才，既是作家，又是画家、音乐家、作曲家、指挥、导演和律师。因为他钦佩莫扎特，所以他在自己的姓名里加上了莫扎特的名字阿玛第乌斯。霍夫曼不仅对本国作家，而且对世界上许多文学家都产生过影响。(www.xing528.com)

霍夫曼是律师的儿子，大学毕业后在普鲁士的司法机构供职，自己也做过律师。当他在普鲁士当法官时，为官清廉，常为自由民主人士辩护。霍夫曼生活放荡，传说是当时柏林最能喝酒的人。他的业余爱好是作曲，而且他写的曲子旋律相当丰富好听，配器也很协调。

霍夫曼一生创作极丰，代表作有童话与短篇小说集《谢拉皮翁兄弟》（Die Serapionsbrüder，1819～1821）、未完成的长篇小说《雄猫穆尔的生活见解，附音乐指挥约翰内斯·克莱斯勒传记断片》（Lebensansichten des Katers Murr nebst fragmentarischer Biographie des Kapellmeisters Johannes Kreisler in zufälligen Makulaturblätter，1820）。像多数德国浪漫派作家一样，霍夫曼也偏爱童话体裁，他的著名童话有《金罐——一篇新时代的童话》（Der Goldene Topf. Ein Märchen aus der neuen Zeit，1814）、《跳蚤师傅》（Meister Floh，1822）等。此外，霍夫曼还有一个著名长篇《魔鬼的长生汤》（Die Elixiere des Teufels，1815～1816）。他的很多作品如今都已有了中译本。

《金罐》是霍夫曼的早期作品，收于他的短篇小说集《卡罗特式的幻想故事集》（Phantasie in Callote Manier，1814）。《金罐》叙述一个荒诞不经的故事，主人公是一个名叫安泽尔穆斯（Anselmus）的大学生，他在日常生活里十分笨拙，但他的内心有儿童般纯真的诗一样的境界。他凭借这种幻想能力摆脱市民社会日常生活中的庸俗追求，找到了诗意的魔境。有一天这位大学生出游，在抽烟时，突然树上的树枝变成三条小蛇跳起舞来。这三条金黄色的小蛇一边跳舞，一边讲着人话，其中一条有蓝眼睛的小蛇对他表示出特别的热情。大学生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视觉，以为自己是喝醉了或者病了，或者甚至是疯了。之后，他在偶然的机会里认识了城市里的档案保管人，并应邀到档案保管人的家里做客。档案保管人家里有一个奇妙的花园，他有三个女儿。保管人告诉他，他的三个女儿都会变成蛇。大学生在那里重又看见了那三条蛇，特别是那条有蓝眼睛的小蛇，一下变成姑娘，一下又变成蛇。在保管人家里，大学生还看见一只金罐，在金罐上能映出各种各样的人的形象。这个金罐将成为保管人的女儿塞彭蒂娜（Serpentina）——蓝眼睛的小蛇日后的嫁妆。三个女儿中有一个爱上了这位大学生。她告诉他说，他的父亲——档案保管人其实是一条大蝾螈，因为他在很古的时候犯过罪，这是上天给予他的惩罚，只有三个女儿找到像这位大学生一样天真、具有诗的境界的人结婚，才能结束这一惩罚。于是大学生向塞彭蒂娜表白了他的爱情。可是这时却出现了一个妖婆，她从中破坏，并盗取了金罐。这个妖婆有一面魔镜，人们只要望它一眼，就会立刻从幻想世界回到现实世界。大学生因为望了魔镜一眼，于是他立即回到了庸俗的现实中，因此爱上了大学副校长的爱慕虚荣的女儿维洛尼卡（Veronika）。大学生一下子失去了已经为他打开的幻想世界，幻想中的宫廷花园也突然变成了现实中的图书馆。由于魔法的作用，图书馆中的棕榈树突然变成了巨蟒。它口中喷出火来，这火又变成了一个大水晶瓶。大学生竟被囚禁到这个水晶瓶中。他看到在五个类似的瓶子中另有五个人也被囚禁，可是那五个人在瓶中不感到自己被囚，反而感到十分自在。由于大学生到过幻想世界——宫廷花园，因此他在这狭隘的水晶瓶中感到窒息。最后档案保管人终于战胜了妖婆。档案保管人后来搬到阿特兰底斯小岛的田庄上，在那里金罐保护着他们的幸福。大学生至今生活在这个岛上，找到了他的诗境生活。尘世中副校长爱虚荣的女儿维洛尼卡后来与枢密顾问结了婚，她也认为自己实现了最美丽的梦想。从这部作品可以看到霍夫曼小说的基本风格。

这篇小说表明了霍夫曼对市民庸俗追求的厌恶。为了反对现实中的丑，作者幻想出幻境中的美来与之对比。作者的许多小说都写了这两种世界。霍夫曼认为现实世界是庸俗的，人们在那里追求的不外是名誉、地位、金钱和权力，这是一个“有限”的世界，生活在这“有限”世界里的不过是些“庸俗人”，他们超脱不了“有限”的视野，在“有限”中自满自足。作者又创造出一个“无限”的世界，超尘世的世界，这是一个幻想世界，诗的世界，只有“热情人”（脱去了社会庸俗习气的人）才能幻想出的世界。“热情人”有理想，追求真正的爱情和真正的幸福，因此，他们在现实世界里感到憋气。这两种人和这两个世界常常在霍夫曼的一篇小说中同时出现。此外，他小说中的“热情人”往往是有学问的人，是艺术家、音乐家或诗人。

霍夫曼这一“两个世界”的对比手法决定了他的作品的思想特色。他描写现实世界时（也常带幻想色彩）充满讽刺，具有现实主义因素；他描写“无限”世界时常苍白无力，具有虚妄怪诞的色彩。此外，他的作品中经常出现鬼怪，这些鬼怪不仅出现在幻想世界，也出现在现实世界，例如一件东西中了魔便成了鬼怪。正因为他的作品中鬼怪很多，他的作品的情节多半很荒诞离奇，因而也有人称他为“鬼怪霍夫曼”。

霍夫曼的主要代表作是他的长篇小说《雄猫穆尔的生活见解，附音乐指挥约翰内斯·克莱斯勒的传记断片》（已有中译本），全书三卷，第一卷1819年完成，第二卷1821年完成，第三卷只是计划并未写成，所以这部小说只是一部未完成作。小说内容由两部分交错组成，一部分是雄猫穆尔自叙它对生活的观感。这种写法在霍夫曼时代颇为流行，许多作家常以《某某的生平和见解》作为自己作品的标题。另一部分则是与此完全无关的音乐指挥克莱斯勒的传记断片。雄猫穆尔把克莱斯勒写的传记断片的稿纸反面当做自己写作的草稿纸，而排字工人无意中也把传记断片排印了，所以小说才包含这两部分交错的内容。

穆尔是一只有学识的博学的雄猫，它自称蒂克笔下“穿靴子的猫”乃是它的祖先。这只雄猫住在一个叫阿伯拉罕（Abraham）先生的家里。雄猫穆尔随时作些笔记，记录下它在庸俗社会里见到的一切，并努力想把自己造就成一名作家。穆尔所记的这一部分实际上描写了它所看到的庸俗人的有限世界。小说的另一部分是与穆尔笔记交叉在一起的乐队指挥克莱斯勒的传记。克莱斯勒从一个公爵的宫廷流浪到另一个公爵的宫廷，为诸侯服务以维持生计。他便是霍夫曼心目中的所谓“热情人”。于是穆尔讽刺的“庸俗人”的社会和“热情人”克莱斯勒的世界便起到了对比作用。这部小说并没有严格的情节线索，故事发生在公爵依伦乃乌斯所管辖的一块站在露台上便能望得到边的非常小的领土上。雄猫穆尔原来的主人是阿伯拉罕，后来阿伯拉罕把穆尔托付给了他的朋友克莱斯勒。克莱斯勒又通过阿伯拉罕的介绍，从他所讨厌的大公爵的宫廷来到了依伦乃乌斯的小公国的宫廷，可是，克莱斯勒的兴趣爱好与这里的宫廷趣味依然格格不入。克莱斯勒和穆尔交叉地记叙依伦乃乌斯的公国所发生的事。穆尔写了自己的自鸣博学，它的哲学探讨，它与狮子狗彭托（Ponto）的友谊，与雌猫米丝米丝（Miesmies）的爱情，以及它自身庸俗却又反对庸俗的本性……作者写依伦乃乌斯小公国的主旨在于讽刺当时德国知识分子贫乏狭隘的生活。穆尔的札记讽刺了狂飙突进分子，因为他们虽不满现实，最后却都销声匿迹，不但追求未获成果，追求的勇气也没有持续多久。克莱斯勒在宫中无法施展才能，勉强以他的艺术投合宫廷趣味。公国和公爵实际上听命于依伦内乌斯的情妇本聪（Benzon）。本聪一心想升为贵族，并想把自己的女儿尤丽阿（Julia）嫁给公爵低能的儿子。公爵也有他的计划，他想使他的多愁善感的女儿海德维加（Hedwiga）与富有的海克托（Hegtor）亲王联姻。不料尤丽阿和海德维加这两个女性却都对乐队指挥克莱斯勒钟情。克莱斯勒在心里更倾向于尤丽阿。专程来到小公国的海克托亲王却并不爱海德维加，也追求尤丽阿，于是造成了两人之间的争风吃醋。海克托的副官甚至对克莱斯勒进行暗害，克莱斯勒在自卫时刺中了这名副官，于是不得不逃亡到修道院去。后来阿伯拉罕写信叫他的朋友克莱斯勒回去，说本聪已晋升为贵族，并且告诉他，宫中不久将举行海德维加和海克托、尤丽阿和公爵儿子的婚礼，阿伯拉罕自然想帮助克莱斯勒……小说写到这里中断了。第三卷估计是写克莱斯勒和尤丽阿之间的爱情不得不因屈从于宫廷的阴谋而无法实现。小说描写了艺术家与狭隘的社会的矛盾，抨击封建宫廷及德国的市侩习气，作者特别揭露贵族对艺术的敌视和他们对真正的感情的摧残，以致克莱斯勒和尤丽阿的爱情只能以毁灭告终。克莱斯勒通过自己在宫中的经历体会到：在现实生活中真正的艺术和纯真的爱情都没有立足之地。霍夫曼的小说经常写艺术家的理想和丑恶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以及艺术家在这种矛盾中的苦恼。《雄猫穆尔》也是如此。

1816年霍夫曼与作家富凯等在柏林每周聚餐一次，席间他们朗诵自己的作品，交流自己的思想。这个聚餐会成立之日恰值宗教圣徒谢拉皮翁的纪念日，于是他们自称谢拉皮翁兄弟。霍夫曼又以此命名了他的小说集。

短篇小说集《谢拉皮翁兄弟》收集了霍夫曼最出色的一些短篇小说。小说集的结构模仿薄伽丘的《十日谈》：四个爱好艺术的青年定期碰头，大家互相叙述有浪漫主义风格的故事来消磨时间，并以此躲避到幻想世界中去。这四个青年就是霍夫曼心目中的“热情人”，他们自称谢拉皮翁兄弟，企图超然物外，脱离现实。小说集中的《斯居德丽小姐》（Das Fräulein von Scuderi），可以说是德国第一篇具有文学水准的侦探小说，此小说今已有多个中译本。

小说的时代背景是1680年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巴黎，当时朝廷官吏和豪门贵族常在巴黎最著名的金匠卡第拉克（Cardillac）处加工名贵的首饰。可是当这些大臣、贵族带着这些雕刻精致的首饰前去幽会，并把首饰送给女友时，他们的首饰常常被盗走，并且人也被暗杀。尽管进行了最细心的搜捕侦察，珠宝盗窃犯、杀人犯依然逍遥法外。斯居德丽小姐长期居住宫中，这位年已六十开外的小姐在宫中以其优美的诗章和小说著称。一天，路易十四问她对于暗杀与盗窃珠宝案的看法。斯居德丽以一句诗回答了国王的问题。她说：“害怕盗贼的情人，实不值一爱。”这句诗客观上在国王面前袒护了盗窃者和杀人犯。就在这一天晚上，一位神情失常的青年突然带给她一只小盒子。她打开盒子一看，里面放着一件制作精美、十分漂亮的首饰，还附着她的即兴诗。这精制的首饰一看便知是金匠卡第拉克的作品。于是金匠被召进宫，金匠说这件作品确是他所作，并声称，不久前它突然不知去向，金匠请求小姐接受此件首饰作为赠品。不久，那位带来首饰的陌生人突然写信给小姐，诚笃地请求她第二天务必把首饰归还卡第拉克。但是这位小姐却没有在限期内归还，当她后来赶到金匠的工场时，发现金匠已被人杀害。金匠的助手奥利维·布鲁松（Brusson）最有杀人的嫌疑，尤其是他涉嫌被捕后，夜间的珠宝偷盗和暗杀便不复出现。因此，他更被人疑心是杀人凶手。这个布鲁松近来正与金匠的女儿玛德龙（Madelon）由恋爱而订婚。玛德龙深信她的未婚夫是无罪的人，于是便去求宫中能言善辩的斯居德丽小姐帮助。布鲁松深爱金匠的女儿，因此觉得有责任对可怕的杀人真相保持沉默。原来布鲁松早已知道谋杀豪富顾客的真正凶手乃是金匠本人。一种难言的动机促使金匠去夺回他精工制作而由别人用纸币买去的饰物，夺回的办法只能靠暗杀占有者。金匠为了感谢小姐在国王面前保护性的回答，特派布鲁松把他的最名贵的饰物送给斯居德丽小姐。不久布鲁松便看见金匠失去自己的精品后的疯狂状态，于是布鲁松赶紧写信给这位小姐，命她立即归还，以免丧命。可是除了布鲁松知道金匠杀人的动机和事实外，还有一个叫德·米松（de Miossens）的军官也知道此事，因为他是金匠的直接受害者。一天，当金匠潜伏某地意欲杀害这位军官以夺回他制作的饰物时，军官由于自卫杀死了这位金匠，至此案情大白。斯居德丽深信布鲁松是无罪的，求国王赦免。

这篇小说结构不平铺直叙，以布鲁松去访小姐并送上一件金首饰开场，然后交代赠首饰的人和赠首饰的原因，情节曲折，悬念不断，而真正的凶手到最后才交代清楚。这篇小说不仅很具消遣性，而且艺术性也很高超。

德国文学中的优秀艺术童话《胡桃夹子和老鼠国王》（Nußknacker und Mäusekönig）也收集在《谢拉皮翁兄弟》之中。俄国音乐家柴可夫斯基据此童话改编成芭蕾舞剧《胡桃夹子》。这篇童话同情正义、善良，作恶的鼠王最后被主持正义的胡桃夹子刺死。

两卷本的长篇小说《魔鬼的长生汤》也是霍夫曼的代表作。小说用的是第一人称，叙述一个修道士的奇遇。修道士梅达杜斯（Medardus）是一个有才华但生性软弱的人，在他的修道院里像保护圣物一样保存着十分神秘的魔鬼长生仙汤。一天，梅达杜斯屈服于长生仙汤的诱惑，竟偷偷地把它喝了。喝了这魔汤后，他就与魔鬼结了缘，这魔汤驱使他做出种种道德败坏的恶行，使他身上所有阴暗的潜在的丑恶都发泄了出来。在魔汤的作用下，他狂热地爱上了一个名叫奥莱丽（Aurelie）的美丽姑娘，这位姑娘是罗马一位男爵的女儿。梅达杜斯是因宗教使命由修道院派往罗马的。他在罗马破了自己的宗教誓言，过起了世俗生活，寻找恋人，离开了教规，走上了邪道。吃了魔汤的修道士梅达杜斯在与奥莱丽相恋的同时，还与奥莱丽的继母发生不正当的关系，后来修道士梅达杜斯怕事情败露，便把她杀了。他与奥莱丽的相爱遭到奥莱丽兄弟的阻挠，修道士梅达杜斯竟把他也杀了。两件命案后，修道士从罗马出逃。在出逃的路上，他在一片森林的小屋里遇到了一个“疯和尚”，这个“疯和尚”和他面貌酷似，即所谓“同貌人”。从此以后，同貌人就常在他生命的重要时刻出现。不久，修道士来到一个诸侯的小朝廷中，又遇见了已在此任宫女的奥莱丽。修道士这时虽化名为莱翁那特（Leonard），穿上了世俗的服装，可奥莱丽还是把他认了出来——此人便是杀死她兄弟的修道士。于是修道士被捕下狱。就在这时“同貌人”突然出现并救了他。“同貌人”声称，杀死奥莱丽兄弟的是他。这样，“同貌人”被关进了牢房，梅达杜斯则放回宫中。奥莱丽不久便爱上了“莱翁那特”（实际上的梅达杜斯），向他表白了自己的爱。但是她内心一直恐惧着，因为这张脸与杀死她兄弟的那个修道士实在酷似。过不多时，梅达杜斯与她结婚，就在结婚的那一天，梅达杜斯在路上遇见一辆囚车，车上的“同貌人”正被绑赴刑场处决。在一种可怕的冲动下，修道士对奥莱丽道明了真相，并且在疯狂状态下试图把未婚妻也杀死，但最后只使她受了重伤，接着梅达杜斯逃出了宫廷。他像醉汉似地失去了理智。后来他到了一所罗马的修道院里开始修身苦行，进行内心忏悔。在这所修道院里，他读到了一位家乡人熟知的神秘老画家的笔记。从这本画家的笔记中，他才知道：原来他和他生活中的其他重要人物都是一个有罪家族的成员。这个家族犯下了谋杀、私通、乱伦等各种罪行，这个家族的祖先便是这位画家。不久梅达杜斯从罗马回到家乡。一天，正当他在主持奥莱丽出家修行的仪式时，“同貌人”又出现了，原来他已从绞刑架下逃命出来。他闯进教堂，把奥莱丽杀死在祭坛旁。梅达杜斯为清洗自己过去的罪孽，在修道院记下了他的一生。在奥莱丽被害的周年纪念日那天，他也死在修道院院长的怀中。

小说中的修道士最初一心修道，摆脱尘世罪恶，这本系“好事”，不料他经不起魔鬼的诱惑（“仙汤”），从此作“恶”，并为“恶”所控制，进入尘世后便做尽坏事。他内心分裂，最后重回修道院进行真诚的忏悔，复归到避离丑恶现实的生活中。小说的主题是：“恶”是破坏人内心的宁静、使人在现实生活中作恶的根源。小说中第一人称的叙述带着忏悔的口吻，可是小说里中了魔的“我”却又处处背道而驰，这种内心分裂的心理描写是霍夫曼特别擅长的。此外，小说富神秘色彩，情节也具幻想性。

过去，特别是苏联的文学史对霍夫曼基本上否定的，但霍夫曼是一个复杂的文学现象，他的作品有荒诞不经的内容，有感到生活空虚的情调（因此，霍夫曼曾被评为颓废派和神秘主义的始祖），但他的作品表达了对现实的不满，漫画式地揭露了现实中的丑并渴望崇高的美。此外，我们还应看到他的作品的艺术成就，如心理刻画、幻想性、叙述才能、幻境制造以及现实和梦幻的内容相互交织的艺术手法等等。霍夫曼是19世纪德国有欧洲影响的作家，果戈理、巴尔扎克、波德莱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美国作家爱伦·坡等都受过他怪诞风格的影响。霍夫曼对同时代的音乐家也有过影响，例如舒曼根据他的长篇小说《雄猫穆尔的生活见解，附音乐指挥克莱斯勒的传记断片》写过著名的十三首套曲《克莱斯勒阿那》，奥芬巴赫也根据霍夫曼的作品写过著名歌剧《霍夫曼故事》。霍夫曼在人物刻画上爱用“热情人”与“庸俗人”对比，还爱写“同貌人”。写同貌人的目的在于刻画人的内心分裂及内心的善恶斗争。在善恶斗争中，恶常占上风。霍夫曼认为，这是因为现实中丑与恶常占上风的缘故，因此要行“善”，只能去修道院修行。

在柏林的浪漫派作家中，霍夫曼的好朋友富凯（Friedrich de la Motte Fouque，1777～1843）也是一个颇有影响的浪漫派骑士文学作家。富凯的作品多系以中古为背景的骑士或有关英雄传说的小说，他也写过一些剧本和诗歌。富凯至今还没有为人遗忘，主要是因为他的童话体小说《温蒂娜》（Undine，1811）。富凯像沙米索一样，祖先是法国人，也像沙米索一样，在法国大革命时随自己的贵族家庭流亡到了德国。富凯当过教授，曾在普鲁士军队里作少校军官，1813年还参加过作战。他的代表作便是《温蒂娜》。《温蒂娜》全书19章，已有多个中译本，叙述一个水妖的爱情故事。水妖温蒂娜非常美丽，她有人的外表，但没有人的灵魂，不过只要水妖与一个凡人结婚就会有一个灵魂。不久，水妖在人间爱上了一个年轻的骑士，这位骑士也爱上了这位在人间以孤儿身份寄养在老渔民家的温蒂娜，两人终于结了婚。天真无邪的温蒂娜从此有了灵魂，但同时她也有了人间的痛苦和烦恼，她也就不复为“仙”，成了一个在爱的同时受着苦难的人间妇女。这一变化体现了浪漫派的自然哲学观，即认为自然是美丽的、无邪的，不过大自然没有人所特有的灵魂，而人是有灵魂的、有思想的，但却已没有自然的特点。因此温蒂娜在获得灵魂的同时也获得了尘世的烦恼。小说《温蒂娜》描述的也是温蒂娜在人间尝受精神痛苦的故事。结婚之后，温蒂娜告诉骑士，她原是一个女妖，她们的世界有自己的规矩，温蒂娜的叔父曾警告她不要与凡人结婚。结婚后，温蒂娜十分幸福，可是不久后骑士遇到了一个更加美丽的姑娘贝尔塔尔达并且如醉如痴地向她求爱。温蒂娜的叔父也无法施展本领来解救纯洁的温蒂娜被人抛弃的命运。水妖世界有一条规矩：水妖结婚有了灵魂后，只要在水上受到其丈夫的侮辱，便又重新失去灵魂。一天，骑士在多瑙河上侮辱了温蒂娜，于是她立即在如泣如诉般潺潺而流的水中消失。此时骑士完全忘却了他那返回水妖国的前妻，而要与贝尔塔尔达结婚。但是骑士也没有获得幸福，温蒂娜重新以她的美貌出现，她拥抱她的不忠的骑士丈夫，并给他一吻，这一吻竟使骑士窒息而死，温蒂娜自己也从此化成一泓清泉，围绕着她丈夫的坟墓，以表示她纯真不变的爱情。

富凯认为，人间有着精神痛苦，有了灵魂也必然有烦恼，不如化身自然，倒落得无忧无虑。小说的动人情节吸引了好几位作家的注意力，霍夫曼和洛津都曾把它改成歌剧，甚至被人改成芭蕾舞剧和话剧。洛津的歌剧《温蒂娜》至今仍在歌剧舞台上经常演出。

除了上述作家外，还有一位在文学史上并无突出地位的诗人缪勒（Wilhelm Müller，1794～1827）这里应该一提。缪勒是一位抒情诗人，他的诗歌语言简朴得如同民歌，作品有较浓重的感伤情调。缪勒是裁缝的儿子，由于他写诗歌颂过希腊人民反抗土耳其异族统治的诗篇，因此得到了“希腊人缪勒”的美名。1813年他以志愿军身份参加过反拿破仑的民族解放战争。缪勒的创作以组诗《冬之旅》（Winterreise）和《磨坊工之歌》（Müllerlieder）最为出名。舒伯特的两部出名的声乐套曲《冬之旅》和《美丽的磨坊女》便是根据缪勒的诗谱写而成的。《冬之旅》中的《菩提树》（der Lindenbaum）更是家喻户晓，缪勒的诗名也因为舒伯特的谱曲而流芳百世。这两组诗都是叙述一个流浪者对童年的回忆，述说爱情的烦恼，对家乡的怀念等等，感伤色彩浓烈，曲折地表达出诗人对现实的不满。缪勒还写过一些叙事诗。大诗人海涅在韵律方面，甚至在抒情内容的表现方面，都曾受到缪勒的影响。

与柏林的浪漫派作家同时，在士瓦本还有聚集在诗人乌兰德（Ludwig Uhland，1787～1862）周围的一些浪漫派作家，文学史上称他们为士瓦本浪漫派。这一派作家在组织上更加松散。

乌兰德是个出色的叙事诗人，也写过不少优美的抒情诗，他的诗同样被不少作曲家谱成了歌曲。乌兰德的叙事诗可与歌德、席勒的叙事诗媲美。但乌兰德的叙事诗完全在于叙事，所以题材常常是古代传说或神话，而不像席勒的叙事诗那样富于哲理性，也不像歌德的叙事诗那样把大自然加以人格化。

乌兰德早年在斯图加特当律师，后来到图宾根大学任德国语言文学教授，专攻中古高地及低地德语文学，尤其研究福格威德的诗歌创作。乌兰德有民主思想，1805年士瓦本国王擅自非法地解散士瓦本州议会。他为了捍卫民权，曾表示抗议，并拒绝对国王宣誓效忠。1819～1825年，乌兰德曾任符腾堡王国国民议会议员。他生前即驰名文坛，他的诗歌在当时已印行43版。乌兰德不仅是诗人，还作为政治家而著名。1847年德国的一艘远洋海轮曾以他的名字命名。在他死后，纽约的德国侨民曾组织乌兰德协会。

作为抒情诗人，乌兰德的诗歌描写普通人的苦难与欢乐，描写漫游的快乐和分离的痛苦。他的诗歌朴素而晓畅，显然受了《儿童的奇异号角》的影响。他著名的诗篇有《春天的信念》（Frühlingsglaube）、《投宿》（Bei einem Wirte wundermild）、《女店主的女儿》（der Wirtin Töchterlein）、《好战友》（Ich hatt' einen Kameraden）等。从这些诗中可以欣赏到他诗歌的优美和朴实风格。《春天的信念》在淡淡的感伤中满怀着对未来的新的希望，而不仅仅是一首描写大自然风光的诗篇。

乌兰德的叙事诗中著名的有《齐格弗里德的剑》（Siegfrieds Schwert）、《歌手的诅咒》（Des Sängers Fluch）、《艾登哈尔的幸福》（Das Glück von Edenhall）。

《歌手的诅咒》叙述一个残暴的国王请两名歌手（父子二人）去宫中唱歌取乐，青年歌手用竖琴奏出极其哀怨动人的曲调，使在场的大臣们都低头不语，深受感动，连皇后眼眶里也充满了眼泪。这时国王反而大怒，认为青年歌手诱惑了他的大臣，迷惑了他的皇后，于是以利剑刺死了歌手，青年在他父亲的怀中断了气。白发的老歌手走出宫门，摔碎了他心爱的竖琴，向上天呼喊出心中的不平，诅咒国王的宫殿和花园，诅咒这残暴的刽子手国王。上天对老人深表同情，于是天崩地裂，宫廷倒塌，国王当然也难逃一死。这就是歌手诅咒的结果。这首叙事诗谴责了统治者的残暴。

《艾登哈尔的幸福》中的艾登哈尔系传说中的一英国古城，在这个古城中某个贵族有一件传家宝——一只高脚水晶酒杯。这只酒杯上刻着字，说它如果破碎，这个家族便会遭到不幸。一次，这个家族的青年贵族在宴会上用这只酒杯碰杯狂饮，终于震碎了这只杯子。宴会大厅立即猛然炸裂，裂口喷出火焰，这时强盗又来抢劫，青年贵族被强盗杀害。次日该家族的老佣人来看现场，只见被刺死的青年贵族手里仍执着破杯躺在废墟里。这首诗纯系叙述，给读者讲一个离奇的故事。

施瓦普（Gustav Schwab，1792～1850）作为诗人并不出名，他主要的文学成就是他的《希腊的神话与传说》（Die schönsten Sagen des klassischen Altertums，1838～1840）。此书在世界各国流传，在中国早已有译本，并于近年有了新译本。它系统而生动地叙述希腊神话与传说，对希腊神话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此外，施瓦普还著有《德国民间故事书》（Die deutschen Volksbücher，1836）。

豪夫（Wilhelm Hauff，1802～1827）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士瓦本浪漫派作家。他在文学上的贡献主要是他的15篇出色的艺术童话。此外，他还写过一部描写士瓦本地方宗教改革的历史长篇小说《利希滕施泰因》（Lichtenstein，1826）其写作风格模仿英国历史小说家司各特，因为成就不显著，如今几乎已为人遗忘，唯独他的15个童话几乎成了德国民间故事书，至今仍有顽强的生命力。其中著名的《小穆克》（Der kleine Muck）和《冷酷的心》（Das kalte Herz）等早已在民主德国时期被搬上银幕。

豪夫1802年生于斯图加特，他曾在一个男爵家里当过家庭教师，给男爵的孩子讲故事，后来他把这些故事整理成文，写成了童话集《骆驼商队》（Die Karawane）。然后他在德国、法国旅行，25岁时在蒂罗尔染上流行病而亡。豪夫的创作生涯只有短促的三年，他的15个童话分别收录在三个童话集中，即：《骆驼商队》，这一集包括《鹳鸟哈里发》（Die Geschichte von Kalis Storch）、《小穆克》等；《亚历山德里亚的酋长及其奴隶们》（Der Scheich von Alexandria und seine Sklaven），这一集中有著名的《矮子鼻儿》（Der Zwerg Nase）；《施佩萨特客栈》（Das Wirthaus im Spessart），这一集中收有名篇《冷酷的心》。

豪夫的童话在形式上模仿《十日谈》，故事由书中人叙述，故事与故事之间的纽带由作者穿连。例如一个商队过沙漠，大家在晚间讲故事消遣；或奴隶主释放奴隶，由奴隶讲故事等。《施佩萨特客栈》则是说在一个客栈里，旅客在夜间轮流讲故事。豪夫的童话引人入胜，曲折离奇，比民间童话更富幻想与离奇色彩。他的童话有的取材于《一千零一夜》或民间传说（如《冷酷的心》）。在思想内容上，豪夫的童话有的写剥削阶级对劳动者的欺压（如《小穆克》和《矮子鼻儿》等），有的嘲笑统治者，例如国王、大臣的愚蠢（如《鹳鸟哈里发》），也有的描写在金钱主宰一切的社会里，金钱如何使人冷酷（如《冷酷的心》）。这里介绍他的两则童话《小穆克》和《猴子当人》（Der Affe als Mensch）。

《小穆克》中的主人公小穆克出身贫穷，身材矮小，故名小穆克。自从父亲死后，他不得不外出谋生，后来在一个老太太家里打杂，可是这老太太对小穆克很不友好。一天，小穆克无意间发现，在老太婆总是关着的房间里有一双拖鞋和一根拐杖。小穆克发现穿上这双拖鞋后便能行走如飞。于是他带着这两件东西离开了老太婆的家，去寻找幸福。他做了一个梦，梦里有人告诉他，穿了这双拖鞋在后跟上转三下就能到他要去的地方。那根拐杖则是根魔杖，在有金子的地方它会自动打三下，有银子的地方打两下。梦醒后，他来到市场上寻找职业。正巧宫廷要在市场上找健步如飞的奴隶，小穆克当场表演，并且毛遂自荐。小穆克就这样进了皇宫，成了国王的亲随飞奴。他颇受国王恩宠，因而遭到其他宫臣的嫉妒。一天小穆克进御花园，发现魔杖在某个地方自动敲了三下，穆克便知地下有金，挖开一看果然发现了金坛，原来这是先王避难时埋在这里的黄金。穆克掘出了一些金子并在宫中分送，这引起了宫廷里人们的嫉妒，后来他们趁小穆克在园中掘金时。当场把他逮住，并诬告穆克盗窃国库财宝后把黄金埋于园中。昏君不问青红皂白，听信大臣们的告发，判穆克死刑并立即执行。穆克只得如实相告，并在国王面前现场表演魔杖的本事，还向国王说出了他行走如飞的秘密在于他的拖鞋。国王于是决定没收这两件宝贝并驱逐穆克出宫。穆克只得流浪于森林之中，肚子饿极时便以无花果充饥，不料吃完一只无花果后立即长出了驴耳驴鼻，穆克苦恼极了。他饥饿难耐，只好再吃无花果，吃完第二只后一切又恢复如常。穆克这才知道无花果的秘密，于是便采集了一大袋进城去，适逢宫廷厨师在市场采购，见此时鲜就买了一大堆给皇帝大臣吃。皇帝大臣吃后一个个长出驴耳驴鼻，变成了驴头驴脑。这时小穆克化装成外国大夫进宫。说擅长治怪病，并当场给每个大臣吃一只无花果，使大臣恢复如常。国王打开宝库让穆克取宝以作报酬，穆克看见自己心爱的拖鞋和魔杖，便抢步上前穿上了拖鞋，取走了魔杖，脱去化装，现出穆克的本相，并当面指责国王的不仁不义，说他活该有一副驴头驴面，说罢便飞奔而去。从此他定居在一个城市，在那里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这篇童话描写了统治阶级的愚蠢、贪婪及他们对百姓的欺压。

在豪夫的童话中社会意义最强的是《猴子当人》。在这篇童话中，作者已经完全扯掉了童话的外装，直接说故事发生在当时的德国。在某个落后偏僻的诸侯小国的一个小城市里，居住着一个外乡人，他从不与这个落后城市的居民往来，居民们对他也有种种猜测。一天，这个城市来了个马戏团，外乡人便买了马戏团的一只大猴子，每天对它进行训练，使它的行为能随套在它脖子上的绳子而变化，脖子上的绳子抽得越紧它便越听话。训练好以后，外乡人便带着猴子去出席这一城市的社交活动，人们竟把这只猴子当做年轻的英国人，甚至盲目崇拜它的一切举动，认为这才是外国的摩登风尚。不久，外乡人应邀出席音乐会，他避而不去，却命猴子扮作外乡人前往并参加演出，事前他又告诉主人，他的“侄儿”如不听话可放松脖子上的绳子。在音乐会上猴子果然不听话，于是主人吩咐放松绳子，结果猴子随着绳子的放松大发猴子脾气，最后真相毕露，让大家看到它不过是一只猴子而已，这时许多盲目模仿它的人都羞愧得无地自容。外乡人捉弄了这个城市的社交界后，留下了一张条子，内容是叫他们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这篇童话的寓意是一目了然的。

这篇童话以犀利的笔调揭露德国市民阶层的庸俗及盲目追求外国风尚的习气，使人感到这些社会“名流”的可鄙可笑。这些人自作风雅，把可笑的东西当可敬的东西，这篇童话至今还能给我们以启发和教育。

除了上述南北两派的浪漫派作家外，还有一个不属于任何派别的带浪漫主义风格的作家荷尔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1770～1843）。荷尔德林的创作活动结束于19世纪初，是席勒、歌德的同时代人，一般文学史家常把荷尔德林和让·保尔等列在一起，归为浪漫派和古典作家之间的作家。

荷尔德林的作品在他生前并不受重视，一直到20世纪初，他才越来越受到尊重，得到了极高的评价，尤其是民主德国的著名诗人贝歇尔评论说，荷尔德林的创作使德国语言达到了一个高峰，并称颂他是伟大的爱国诗人和抒情诗人。

荷尔德林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开始创作，他对德国的落后闭塞和人民的不觉悟深感痛心。当他目睹德国的分裂、君主专制和市民的鼠目寸光时，痛感法国革命的理想在当时的德国无法实现，于是他把美好的理想和朦胧的憧憬寄托于未来，并把古代希腊加以诗化，把古代希腊人加以理想化。像席勒和歌德一样，他把诗化了的古希腊看做他的理想社会图景，这诗化的古希腊即共和制度的雅典。荷尔德林拿不出什么来和现存制度对抗，他只能描绘出一个脱离实际和生活的浪漫主义幻想，追求人类、自然、上帝的和谐一致，并陶醉在这一幻想之中。但因为他的理想并不是对中古的美化，而是积极向上的，因此他的作品具有反对当时封建现实的色彩。

荷尔德林的父亲是个修道院教师。他早年丧父，后来在图宾根的教会学校里读书，曾与德国的两位著名哲学家谢林和黑格尔是同学，而且一度还同住一室，十分接近。由于荷尔德林不想从事神职人员的工作，因此他中途辍学，经席勒介绍当了家庭教师。后来为了能在大学听课，他又放弃了家庭教师职务，随后又不得不在法兰克福银行家贡塔特处当了三年家庭教师。这期间他对银行家夫人苏赛特产生了很深而绝望的爱情。这位苏赛特后来便成了他的信札体抒情小说《许佩里翁》中女主人公的原型。由于荷尔德林对女主人的爱情，银行家贡塔特不得不把他解聘。后来他定居耶拿，并一度想筹办一份杂志，失败后便浪游到法国。在种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打击下，三十而立的荷尔德林出现精神病症状，但他仍致力于创作并翻译希腊文学，还一度担任过图书馆管理员。1806年他终于被关进了图宾根的精神病院，在那里经受了野蛮的治疗。一年后经友人安排，他被一对图宾根的木匠夫妇收留，这时他的精神失常已十分严重。在这位好心肠的木匠家中，荷尔德林又度过了将近40年的漫长岁月，但他已经不可能有任何创作了。荷尔德林的生活悲剧是一个有才华的人在黑暗社会里遭受种种磨难酿成的悲剧，他的一生可谓贫病交迫，既没有财产，也没有家庭，既没有生活保障，也没有社会地位，他的才能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便被无情的现实环境窒息了。

荷尔德林受席勒和克洛卜施托克的影响，写了不少颂歌，如《自由颂》（Hymne an die Freiheit）和《人类颂》（Hymne an die Menschheit）。他的中期作品最为成熟，形式上有严格的格律，内容上常交织着人道主义思想和对祖国深沉的感情。这方面的代表诗作有《人》（Der Menseh）、《涅卡河》（Der Neckar）、《海德堡》（Heidelberg）等。诗歌《为祖国而死》（Der Tod fürs Vaterland）和《德国人的歌》（Gesang des Deutschen），表示了他对祖国的爱和为国牺牲的决心，《橡树》（Die Eichbäume）、《日落》（Sonnenuntergang）等诗又写出了他对大自然的热爱。《希腊》（Griechenland）一诗表达了他对古希腊的向往，对人类理想社会的憧憬。《狄奥提玛》（Diotima）一诗则写了他充满痛苦的绝望爱情。他的诗歌十分优美抒情，感情深沉，有时充满痛苦之情。

《许佩里翁或希腊的隐士》（Hyperion oder der Eremit in Griechenland，1797～1799）是荷尔德林的代表作，1794年首先在席勒主办的杂志《塔利亚》上发表了片断，即《许佩里翁断片》（Fragmente von Hyperion）。我们现在读到的是作者1797～1799年完成的两卷本。此书已有中译本。小说是一个叫许佩里翁的希腊人写给他的德国朋友的自述，这部信札体小说在形式上与《维特》并无二致，只是在情节上，《维特》叙述的是刚经历的事，《许佩里翁》叙述的则是往事。小说的故事并不复杂，可以说是长篇抒情独白，它发生在1770年希腊人民武装反抗土耳其异族压迫的时期。许佩里翁是一个希腊青年，本性多愁善感，在好友的鼓动下，他参加了希腊军队反抗土耳其的统治。这支队伍为本国的自由而战，本应由优秀的人员组成，可是许佩里翁却发现这支军队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崇高伟大，因为他看到了军队中军官士兵的自私和他们的抢劫行为。面对这一切他感到惶然、失望，由此他得出结论：美的理想并不能通过武力来实现。后来许佩里翁认识了一个名叫狄奥提玛的姑娘，深深地爱上了她，他把她看做美的化身，只有这样的“美”才能使他忘却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差距。这部小说主要描写的便是许佩里翁对狄奥提玛的爱情，而狄奥提玛也就是作者所钟情的苏赛特，许佩里翁实质上是作者自己。许佩里翁见到了生活的不如意后曾想在战争中一死以摆脱苦恼。不久狄奥提玛病故，这使许佩里翁更感到生活的孤独。最后，连他的一个挚友也死了。许佩里翁便浪游到异乡——德国。可是他在德国看到的是同样鄙陋的现实，因此他深深感到，他只有在大自然中才能找到慰藉。作品最后几章描写18世纪德国现实的部分写得比较具体，并具有控诉力量，前半部分则带有较浓厚的梦幻色彩。主人公的真正理想并没有表达清楚，他只是希望希腊人民能通过反对土耳其的异族统治建立起一个独立国家，这个国家又能以古希腊为榜样，在那里产生艺术的新繁荣，给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以广阔的空间。这个朦胧的理想和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的理想十分接近。

小说中穿插的《许佩里翁的命运之歌》（Hyperions Schicksalslied）是荷尔德林最著名的诗篇。这首诗曾由好几个作曲家谱写成曲，尤以勃拉姆斯所谱的合唱曲最为出名。全诗开头描写许佩里翁仰望希腊的蔚蓝的天空，歌颂不受命运支配的、在极乐世界的仙人生活，然后又回到现实，描写了在人间受命运支配的凡人生活，并把仙人的生活和凡人的生活作了鲜明的对照：凡人盲目地生活着，痛苦地生活着，因为他们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今天不知明天将遭遇到什么，最后只能听任命运的摆布，被命运抛到无底的深渊。全诗情绪压抑，充分表达出当时的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深沉的苦闷心情。

Ihr wandelt droben im Licht
Auf weichem Boden，seelige Genien！
Glänzende Götterlüfte
Rühren euch leicht，
Wie die Finger der Künstlerin
Heilige Saiten.

Schicksallos，wie der schlafende
Säugling，atmen die Himmlischen；
Keusch bewahrt
In bescheidener Knospe，
Blühet ewig
Ihnen der Geist，
Und die seeligen Augen
Blinken in stiller
Ewiger Klarheit.

Doch uns ist gegeben，
Auf keiner Stätte zu ruhn，
Es schwinden，es fallen
Die leidenden Menschen
Blindlings von einer
Stunde zu andern，
Wie Wasser von Klippe
Zu Klippe geworfen
Jahr lang ins Ungewisse hinab.

你们在上空的天光里遨游，
踏着轻软的云毯，极乐的精灵们啊！
辉煌的神风
轻轻地抚摸着你们，
就像是女艺人的手指
抚弄神圣的琴弦一样。

超脱命运的摆布，那些天仙们
像酣睡的婴儿一样透着呼吸；
神的精神
纯洁地保存在他们那
朴素的蓓蕾之中，
开着永不凋谢的花朵，
那极乐的眼睛
在静静的
永远的澄明中张望。

可是，我们已被命运注定，
得不到休憩的地方，
忍受烦恼的世人
每时每分
盲目地
消逝、沉沦，
好像飞瀑被抛下
一座一座的悬岩，
一年年坠入渺茫。

《艾姆佩道克勒斯之死》（Der Tod des Empedokles，1797）是荷尔德林未完成的诗体悲剧。艾姆佩道克勒斯是公元前5世纪生活在西西里岛的一位哲学家、政治家、医生和巫师。他的政治宣传及建立一种更好的宗教的主张使他受到人民的信任，人民拥戴他为国王，但是他拒绝皇冠，他说皇冠的时代应当成为过去，人民应该自己解放自己。盲目的群众后来被一个狡猾的教士蛊惑，他离间人民和艾姆佩道克勒斯的关系。艾姆佩道克勒斯在得不到人民理解的情况下，投入艾特那火山口自杀。他并不怕死，认为人死后复归于自然，与自然一致，另一方面他企图以他的死唤醒人民，他相信他的死是他个人和他的人民新生的开始。作者用艾姆佩道克勒斯自杀来说明爱好自由者、觉醒者即使在孤独中也应该用一切手段唤醒人民，并认为在违反自然的社会中的生实则意味着死，而意识明确的死则意味着新生和永生。艾姆佩道克勒斯是一个不为人民所理解的反叛者的形象。在这部作品中，荷尔德林无论在诗律或风格方面都尽可能地模仿希腊作家。

19世纪初叶德国文坛除了上述浪漫派作家外，在1813年前后的反拿破仑统治时期，还出现过一些解放战争诗人、爱国诗人，其中著名的有阿尔恩特（Ernst Moritz Arndt，1769～1860）、申肯道尔夫（Schenkendorf，1783～1817）和克尔纳（Theodor Körner，1791～1813），后者仅22岁即战死沙场。他在战场上牺牲后，人们在他怀中还发现一本日记本，日记本中写着一首诗，表明他为祖国而战死的决心。当他饮弹毙命时，这本日记本和这首诗都被鲜血染红，后来这本日记被当做烈士的珍贵文物保存起来。特奥多尔·克尔纳是席勒的朋友戈特弗利德·克尔纳（Gottfried Körner）的儿子，他的诗极富少年人的激情，朋友们后来把他的遗诗整理出版，收集于诗集《琴与剑》（Leier und Schwert，1814）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