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勒：德国文学史中的狂飙突进运动（1787-1805）

1787年席勒完成了他青年时代的最后剧作《唐·卡洛斯》，并于同年经歌德介绍前往魏玛担任耶拿大学的历史教授，脱离了狂飙运动，结束了他的青年时代。从1787年起席勒便一直居住在魏玛公国，直至1805年逝世。

1787～1796年这十年间（1796年席勒开始写《华伦斯坦》），席勒没有从事文学创作，而是沉醉于康德哲学，专注于历史和美学研究。席勒的主要历史著作是《尼德兰独立史》（Geschichte des Abfalls der Vereinigten Niederlande von der spanischen Regierung，1788）和《三十年战争史》（Geschichte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1792～1793）。这期间，席勒还钻研康德哲学。由于当时德意志政治、经济等方面所处的落后鄙陋状态，席勒对现状十分厌恶，但是软弱的德国市民阶级又无改变顽固的封建现状的力量，于是，作为市民意识代表的席勒便企图逃避现实，躲进一个“理想世界”中去，以此来摆脱鄙陋的现实。所以恩格斯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一文中批评席勒“到康德的理想里去逃避鄙陋……归根到底不过是用超越的鄙陋来代替平凡的鄙陋而已。”席勒钻研美学在一定程度上确有逃避鄙陋现实的目的。席勒钻研美学正好是在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党专政期间，也正是席勒从拥护法国革命（在抽象概念、理论原则支配下的拥护）到反对法国革命的时期。席勒这一时期反对革命暴力、寻求别的途径来实现自由和人道主义的理想，鲜明地表现在他的美学著作中。席勒最主要的美学著作是《论人的审美教育》（Über die ästhetische Erziehung des Menschen，1795）和《论素朴诗和感伤诗》（Über naive und sentimentalische Dichtung，1796）。《论人的审美教育》又名《论人的审美教育书简》（Briefe über die ästhetische Erziehung des Menschen），因为全书本是席勒给丹麦亲王的27封书简。席勒的美学著作同时也是他研究康德哲学的成果。在《书简》中，席勒的中心思想是：要达到自由的理性的社会就必须使人先成为自由的理性的人，而要使人成为自由的理性的人只能借助于审美教育。按此论点，审美教育便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使席勒得出一个结论，即审美教育成为改造社会的基础和必由之路。席勒认为一切政治上的变革和改善都是要人来进行的，而只有性格高尚、人格完善、精神境界崇高的人才能改善和变革不合理的政治。因此席勒的重要结论是：审美教育是改善政治的先决条件。可见席勒的审美教育首先以执政者（贵族）为对象，这无疑也体现了这一时期席勒反对革命暴力的态度。按照席勒的这一观点，大家只要通过审美教育便会成为人格完善、内心自由的人，社会也会就此成为完美而自由的社会了。席勒的观点一方面显示了他的唯心历史观和哲学见解，但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他研究美学的目的在于探讨社会前进的方向和社会改造的途径，探讨德意志解放的道路，因此带有政治的性质，而不是与政治无关的纯美学研究。他在《书简》的第二封信中明确地说：“通过美，人们可以走到自由。”

第二篇著作《论素朴诗和感伤诗》是席勒探讨文学问题的美学论文，在文艺理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这篇论文中，席勒把诗人分为素朴的诗人和感伤的诗人，把诗分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席勒在文章中说：“诗人或则就是自然，或则追寻自然……前者使他成为素朴的诗人，后者使他成为感伤的诗人。”所谓“诗人就是自然”意即诗人和现实（自然）一致，也就是说诗人所反映的是直接现实，诗人模仿了自然，反映了现实，是客观的。席勒又称这样的作品为“素朴诗”（这里“诗”应理解为“文学作品”），而所谓“素朴诗”按其含义即指现实主义作品，而素朴诗人也就是现实主义作家。“诗人追寻自然”意即诗人反映的还不是直接的现实，诗人描写的是追寻中的理想现实，是主观的。席勒称这种作品为“感伤诗”，按其含义即指浪漫主义文学，席勒说的感伤诗人也就是浪漫主义作家。席勒又在文中通过诗史的研究指出，古代的诗是素朴的（现实主义的），近代的诗是感伤的（浪漫主义的）。席勒又进一步说，在感伤诗中由于追寻中的自然与真实的自然有矛盾，因此感伤诗人往往要对现实进行讽刺、批评，甚至因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而感到忧郁。席勒还认为：在未来的艺术中，“素朴诗”和“感伤诗”是应该结合并可以结合的。可惜席勒在文中对这一点未有详尽发挥，未能指出两者如何结合。席勒在文中说他将另作专文探讨，遗憾的是后来他并未另作专文。

《论素朴诗和感伤诗》是欧洲文学史上第一篇系统地总结从古希腊到18世纪末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创作方法的论文，第一次提出了这两种创作方法可以结合的观点。

在介绍席勒结识歌德后的戏剧创作之前，还须介绍席勒的诗，特别是他的叙事诗。席勒的许多诗是所谓的“哲理诗”或“思想诗”。哲理诗不像一般的诗那样，从诗人的体验、经历、感受出发，而是从思想、概念出发写成的诗。这样的诗常表达一个哲理或一个思想。不过，席勒的哲理诗并不都枯燥乏味、缺乏感情，诗中表达的人道思想同样在感情上激荡着读者的心灵，不论是早期的《欢乐颂》（An die Freude，1785）还是后期的《大钟歌》（Das Lied von der Glocke，1799），都气势磅礴，且具有深刻的感染力。

《欢乐颂》以作者崇高的道德境界呼唤人类相亲相爱，勾销彼此的仇与恨，以善良制服邪恶，提倡人与人之间真诚相待与宽容和解，让人们同声歌唱欢乐。席勒渴望这样一个人与人不是狼而是兄弟的世界，表达了他崇高的人道主义思想，反映了他的理想主义。由于贝多芬把《欢乐颂》的开头部分用于他的第九交响乐第四乐章的合唱部分，使得这首名诗更加响彻人间，传诵后世。

《大钟歌》的主题是歌颂劳动和劳动者，全诗描写铸造大钟的过程。大钟和时间相连，时间又与人生相连，人生经历的各个阶段（诞生、洗礼、结婚、死亡……）与教堂相连，教堂又与大钟相连。因此，作者把描写铸钟和描写人生各阶段的经历交织起来。席勒从铸钟联想到人生。诗的后半部又从铸钟时铜液的外流联想到革命的暴力，作者惊呼暴力的可怕和暴动者的毫无节制。但是，这首诗的主要倾向还是歌颂劳动和劳动者。

席勒一生写了不少出色的叙事诗，特别是在1797年的所谓“叙事诗年”中，写出了他的叙事诗的代表作。席勒叙事诗的特点是把叙述性、戏剧性和抒情性融合在一起。他的叙事诗多根据古代传说或神话改编，著名的叙事诗有《手套》（Der Handschuh）、《潜水者》（Der Taucher）和《伊壁库斯的鹤》（Die Kraniche des Ibykus）等。《潜水者》叙述一个勇敢的侍童如何从深不可测的大海中取出国王掷入大海的金杯，可是国王把捞出的金杯重又掷入大海并命侍童再次下海去取，并且以取回金杯即招为驸马作诱饵，可是这一回侍童却再也回不来了，他已在大海中丧生。

《手套》叙述一次斗兽表演时，一位贵妇人把自己的手套掉入斗兽场，她命一名钟情于她的骑士去取，要他用这一行动来表示他对她的忠诚。骑士冒着生命危险取回了手套，但是他把手套掷给贵妇人后说，他并不希冀她的爱情，随即离开了她。骑士冒生命危险去取回手套是要向人们证明他的勇敢，可是他并不想以此求得贵妇人的爱情，因为他明白，拿他的生命取乐的妇人对他绝不会有爱情。

《伊壁库斯的鹤》叙述公元前6世纪希腊名诗人伊壁库斯在林中被强盗杀害，遇害时恰好有一群鹤从林中飞过，成了凶杀的见证。后来这群鹤飞翔到正在举行盛大竞技大会的古希腊露天剧场上空时，在剧场中的凶手不禁心虚地大叫：“是伊壁库斯的鹤来了！”凶手这才被群众识破和捕获。

席勒的叙事诗往往用对比手法，一方面歌颂爱情、勇敢、道德；另一方面暴露虚伪、残忍、阴险。

自1794年席勒结识歌德后，由于歌德的再三敦促，席勒终于从“理想的王国、美的王国”返回到中断十年的文学创作上来。1766年席勒重新开始戏剧创作。从1796年至1805年去世，席勒写的著名剧本有《华伦斯坦》三部曲（Wallenstein，1799）、《玛丽亚·斯图亚特》（Maria Stuart，1801）、《奥尔良的姑娘》（Die Jungfrau von Orleans，1802）、《墨西拿的新娘》（Die Braut von Messina，1803）、《威廉·退尔》（Wilhelm Tell，1803），还有一部未完成的戏剧的断片《德梅特里乌斯》（Demetrius，1804）。这些戏剧表明了席勒在最后十年主要从事历史剧创作。席勒晚年肺病缠身，他身患沉疴却不顾病魔，仍勤奋写作，几乎每年写出一部剧本。

《华伦斯坦》是一部取材于德国17世纪三十年战争的历史诗体戏剧。在创作这部剧本之前，席勒已经著有历史专著《三十年战争史》，对三十年战争已进行过详细的研究。这部诗剧包括《华伦斯坦的军营》（Wallensteins Lager），《皮柯洛米尼父子》（Die Piccolomini）和《华伦斯坦之死》（Wallensteins Tod）三部。《华伦斯坦》中的主人公华伦斯坦是三十年战争时期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席勒笔下的华伦斯坦也比较忠实于历史。华伦斯坦是三十年战争时期皇帝方面的统帅，他希望德意志能结束这场宗教战争，赶走外国侵略者，实现国内和平，使德国成为法国那样强大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从历史的观点看，这一愿望符合当时德意志人民的利益。但是另一方面，华伦斯坦却又是一个野心家，他企图推翻皇帝，篡夺皇位。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甚至不惜与外国侵略军——瑞典部队相勾结，答应事成之后割地给瑞典。从华伦斯坦企图用勾结外敌来夺取皇位的目的来看，他又是一个反面人物。华伦斯坦企图在自己称帝后进行中央集权，建立强大的军队，统一德国等等（在哈布斯堡王朝执政时期由于诸侯的反对和皇帝的无能，这些计划都未能实现）。但是华伦斯坦还没有实现他的计划就被他的部下杀死了。由此看来，华伦斯坦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作品中的华伦斯坦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艺术形象，诚如席勒自己所说，历史上的华伦斯坦并非一个英雄，他不能因为华伦斯坦是剧本的主角便把华伦斯坦理想化，所以席勒最后放弃了要把华伦斯坦写成统一德国的英雄人物的计划。

剧情发生于1634年，地点在波希米亚的皮尔森和艾格尔。第一部《华伦斯坦的军营》描写了三十年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以及华伦斯坦的部下对华伦斯坦的忠诚和拥戴，说明了华伦斯坦成败的关键在于他的部下。第二部《皮柯洛米尼父子》描写华伦斯坦部下的分裂。首先是华伦斯坦手下的一员大将奥克泰维奥·皮柯洛米尼，被皇帝派来与华伦斯坦筹划军事的钦差大臣奎斯顿堡（Questenberg）拉拢，奎斯顿堡向华伦斯坦提出种种削弱他军权的要求，向皮柯洛米尼私下出示皇帝要贬黜华伦斯坦并让皮柯洛米尼来指挥华伦斯坦全军的手谕。奥克泰维奥·皮柯洛米尼用挑拨离间等方法笼络了华伦斯坦手下几员大将，如依索朗尼（Isolani）和布特勒（Buttler）等，这样便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孤立了华伦斯坦。这一切都是在华伦斯坦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进行的。另一方面席勒在第二部中还描写了华伦斯坦已经风闻皇帝要贬黜他的消息，因此他采取了对付措施。他的对付措施便是准备叛变国王，把他的军队交给瑞典人，并与瑞典人共同行动。因此，在第二部中戏剧冲突已在暗中酝酿，皇帝方面和华伦斯坦方面都在暗暗地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华伦斯坦和皇帝派的矛盾已日益尖锐。

第三部《华伦斯坦之死》描写华伦斯坦在皇帝的压力下以及在他的亲信伊罗、泰尔茨基和泰尔茨基夫人的怂恿下，最后决定把他的部队交给瑞典人。正当瑞典人节节胜利，华伦斯坦在艾格尔等待瑞典军队到达的某个晚上，随从布特勒为了发泄未能升为伯爵的私愤而把他暗杀。

在这部结构宏伟、大部分忠于历史的作品中，奥克泰维奥·皮柯洛米尼的儿子麦克斯·皮柯洛米尼（Max Piccolomini）与华伦斯坦的女儿泰克拉（Thekla）之恋是席勒杜撰出来的。麦克斯非常信任和崇拜华伦斯坦，他完全把华伦斯坦理想化了，因此当他得悉华伦斯坦将投敌的消息时，心情十分沉痛，他企图说服华伦斯坦而未能成功，后来这位青年在与瑞典人的战斗中阵亡。泰克拉得知麦克斯沙场阵亡后悲怆万分，前往麦克斯的坟墓凭吊，并为麦克斯殉情。这段悲惨的爱情插曲更使《华伦斯坦》增添了悲剧气氛。

《华伦斯坦》是一部现实主义诗剧，也是德国乃至欧洲戏剧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作品，因为它真实地反映了三十年战争时期德国的社会面貌。席勒在剧中指出三十年战争给德国人民带来的只是灾难，战争双方都是为了捞取自己的利益，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席勒还通过华伦斯坦部下（如布特勒）为财而战、为财而死的剧情，指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尚不存在真正为统一全国、为民族利益而战的军队。席勒并没有根据当时德国的实际，去考察当时德国由于历史原因，还缺乏统一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基础，他把德国的统一寄托在个别有才华和魄力的军事领袖（如华伦斯坦）身上。席勒从唯心历史观出发，认为华伦斯坦的失败乃是由于他个人道德上的缺陷（有野心）以及迷信星象、动摇等性格因素，这使剧本不免有些缺陷。在人物塑造上，麦克斯这个心地单纯的青年体现出许多优秀品质。他忠实于华伦斯坦是因为他把华伦斯坦的一切行为看做是为了德国，为了德意志，甚至是为了欧洲的和平，为了人民的幸福。他把华伦斯坦当做心中的崇拜偶像。其实“偶像”在世上是不存在的，是人为的。因此崇拜偶像最终都给人带来失望，甚至悲剧。麦克斯的悲剧实在可以使人从狂热的偶像崇拜中清醒过来。

麦克斯是愿意为正义献身，为德意志的和平与统一流血的。正因为麦克斯把华伦斯坦理想化了，就像他自己所说，他把华伦斯坦看做是指导他生活道路的北斗星，所以他对华伦斯坦的忠诚并不意味着对华伦斯坦个人的忠诚，而是对祖国的忠诚。同时，把华伦斯坦理想化又成了麦克斯的悲剧的根源。麦克斯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华伦斯坦身上，因此在华伦斯坦投敌这一赤裸裸的残酷事实面前，麦克斯的一切理想和希望就都成了泡影。当他听见父亲说华伦斯坦已派人去与瑞典人联系时，他不信他崇拜的英雄会投奔敌人、背叛祖国，于是他决定亲自去向华伦斯坦问明究竟，第二部《皮柯洛米尼父子》至此结束。

残酷的事实使麦克斯的理想和希望完全破灭，这说明在当时实现一个正义者的合乎民族利益的进步理想还不可能，这也是麦克斯的悲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麦克斯是席勒的理想形象，这一形象也体现了作者的思想方法。麦克斯的品质使他成为这部作品中唯一为作者肯定和歌颂的英雄人物。全剧的中心人物华伦斯坦是全剧最复杂的形象，有人说他的性格的复杂性可与浮士德和哈姆雷特相比。他最后因个人野心而叛国投敌的行动使他成为一个反面人物，但华伦斯坦采取这一步骤似乎是在皇帝方面的步步紧逼下，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下无可奈何地作出的，是不得已的。此外，剧中的华伦斯坦与瑞典人也并不是毫无矛盾，比如他不同意瑞典人以占领布拉格为条件之一。这样，华伦斯坦心中似乎存在着目的与手段之间的矛盾。华伦斯坦的目的是复杂的，他的性格的复杂性正体现在他的目的的复杂性中，目的的复杂性又体现在他的内心矛盾上。华伦斯坦显然看到：统一德国可以满足他的个人野心和权势欲，而民族利益和民族统一是他实现个人野心的主要工具。因此他在最后以通敌手段来达到目的就不难理解了。这就使他成为性格上基本统一的人物。归根结底，华伦斯坦的道德并没有超越当时一般权贵诸侯、王公贵族的范畴。席勒曾经想把华伦斯坦写成一个结束封建割据和宗教分裂、把外敌驱逐出去的民族英雄，这样一个英雄自然能获得席勒和观众的同情，也是席勒希望的，然而作为历史学家的席勒忠于历史，他并没有这样来塑造形象。

在结构上，三部曲的第一部是导引，第二部是两个阵营各自谋划并进行暗斗，因此第一、第二部情节不多，第三部才见双方行动，情节十分紧张。

《玛丽亚·斯图亚特》以16世纪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杀死苏格兰皇后玛丽亚·斯图亚特为历史背景，但是剧本的戏剧情节却是文学性的。英国当时正处于宗教改革时期，伊丽莎白女王代表新贵族和新兴市民利益，推行新教；苏格兰的玛丽亚·斯图亚特则为了维护封建主利益反对新教，推行天主教。为此，苏格兰的新教徒以苏格兰国王（玛丽亚·斯图亚特的丈夫）死因不明为由，把玛丽亚·斯图亚特视为嫌疑犯而加以拘禁。她逃出牢狱，来到英国寻求庇护。而伊丽莎白女王却以玛丽亚·斯图亚特企图篡夺英国王位为理由（当时信奉天主教的英国贵族企图推翻伊丽莎白，让玛丽亚·斯图亚特登位），判处她死刑。全剧五幕，时间跨度却只有三天，即从玛丽亚·斯图亚特被判死刑到执行死刑的三天。在这三天里有人要用暴力救她出狱，但玛丽亚却指望过去追求过她、如今是伊丽莎白宠臣的雷切斯特（Leicester）伯爵挽救她的生命。雷切斯特安排了两位女王会见，想使她们和解。这次会见是全剧的高潮，所以席勒把它放在第三幕。可是两位女王相互的蔑视和侮慢（玛丽亚怒责伊丽莎白是贵族和平民的混血儿，没有真正的贵族血统），加上雷切斯特的背叛，使玛丽亚最终被执行了死刑。最后玛丽亚怀着崇高的感情，战胜了死亡的恐惧，把死亡看做是对她过去的错误的惩罚，英勇赴死。全剧交织着王位的继承权、出卖、嫉妒、复仇、宗教信仰、爱情等道德因素和其他因素。席勒在剧中为玛丽亚的无辜辩护，揭露伊丽莎白的滥用权力和虚伪阴险。虽然伊丽莎白代表了历史的进步力量，而玛丽亚则正相反，但是席勒并不从这个角度来塑造人物，道德家席勒完全从道德的角度来刻画两人的性格，从而使读者同情玛丽亚·斯图亚特。作者最后让伊丽莎白在权力上战胜了玛丽亚（杀死了她），但玛丽亚却在道义上战胜了伊丽莎白。

《奥尔良的姑娘》取材于欧洲中世纪法国抗英女英雄贞德（1410～1431）的故事。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是英国想夺取法国的领土以及英法争夺富有的弗兰德引起的。当时的法国，皇室昏庸加上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削弱了一致对外的力量，跟皇室不和的布艮第公爵甚至勾结英国反对法国皇室，使英国在15世纪初占领了法国北方领土和首都巴黎，并威胁通往法国南部的门户奥尔良。奥尔良一失守，法国南方就有全部沦陷的危险。这时的法国实际上已经是被侵略国，因此抗英战争具有民族解放战争的性质。在这国家存亡的危急关头，农家出身的青年牧羊女贞德挺身而出（贞德在剧中化名约翰娜，代表爱国的人民群众），她率领士兵冲锋在前，法军士气大振，一举解救了奥尔良，击退了英军，保住了南方，并陆续解放了许多被英军占领的北方城市。后来在一次战斗中，贞德被布艮第军队俘虏，后以一万金镑卖给英国，统治阶级坐视不救，因为统治者害怕贞德在人民中的影响不断扩大。后来贞德由教会法庭审判，以女巫罪名被英国处以火刑。

席勒的剧本情节大体上依据这一段历史事实，但这是一部“浪漫主义悲剧”，因此剧情富于传奇和神话色彩，并具有浪漫主义风格。剧情发生在法国节节败退、巴黎沦陷之时。当时的法皇腐败昏庸，只知成天迷醉在情妇怀中，而根本不管抵御外敌。剧中主人公约翰娜（即贞德的形象）奋起抗敌，使战局转危为安，约翰娜英勇杀敌的事迹感动了闹内讧的布艮第公爵，使他决定与法皇联合起来共同抗英（这与历史有出入，历史上的布艮第公爵是贞德死后在人民的压力下才与法皇签订和约的）。正当法国庆祝抗英凯旋之时，约翰娜的笃信宗教的父亲不相信自己平凡的牧羊女儿会创造出如此的奇迹，认为必是魔鬼附身，必定是她把灵魂卖给了魔鬼以求得世上的功名。当父亲指责她为女巫时，她的内心深感有罪，因此沉默不语。原来，约翰娜在一次战斗中将要杀死一个英国青年将领，当她揭掉这将领的金属面具，看到了他的美丽英俊的面庞时，约翰娜竟突然对他产生了爱，于是便把他放了。所以当父亲指责她为女巫时，她想到了战场上的这一场面。约翰娜面对指责沉默不语，使人们（甚至国王）都确信她为女巫，于是决定放逐她。在放逐的路上，她被英军所俘。这时法军因失去约翰娜被打得一败涂地。囚在英占区的约翰娜得知法国大败、国王被俘的消息，便挣脱枷锁飞奔战场，使法军大胜，解救了法皇，但自己却在战斗中身负重伤而死（这也与历史不符）。

剧中，约翰娜是人民力量的化身，哪里出现了她，哪里就获得胜利，因此剧本在开始与结束时，约翰娜都使战败了的法国转危为安，反败为胜。这说明席勒深信抗击外敌的真正伟大力量是人民。席勒除了歌颂人民的爱国主义，歌颂民族统一外，还竭力赞扬外敌当前团结一致的精神，反对内部分裂。

剧中的约翰娜是传奇的、浪漫的，甚至可以说具有宗教色彩。例如她一见国王便占卜出了他夜间祈祷的内容；又如她在战场上遇到“黑骑士”（魔鬼）时，黑骑士警告她当心不日将临的灾难；再如约翰娜被囚时能顺利地挣脱枷锁，似乎她处处有神的帮助。不过这一切只是给这部取材于中古事迹的剧本增添了一些传奇气氛，所以席勒自己称这是一出“浪漫主义悲剧”。

席勒创作《奥尔良的姑娘》时，也正是德国浪漫主义作家流行取材于中古之时。但是同样取材于中古，德国浪漫派美化中古，把中古理想化，而席勒却赋予所选择的题材以爱国主义的主题（如《威廉·退尔》也是中古传说），引导人们前进。这是对待中古题材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

席勒在剧中没有描写约翰娜怎样组织和率领民众抗英，剧中的约翰娜给人以相反的印象，即她依靠着神奇的力量而制胜。席勒没有写约翰娜与群众的关系，因为剧中的约翰娜已象征人民群众。

约翰娜被英军俘虏后，在英占区又遇到了被她在战场上释放的英国青年将领。青年将领知道约翰娜释放他的原因后，对她表示了好感，但她却说：“你是我的敌人，是我的人民所憎恨的敌人，我是不能爱你的。”从而表现出法国古典主义常有的主题——职责应该战胜个人的感情。

《奥尔良的姑娘》语言热情洋溢，充满激情，特别是约翰娜的对白和独白，使人又看到了青年席勒的影子。有些评论家认为，席勒笔下的贞德（约翰娜），言语与行动都过于崇高庄严，因此令人有不自然之感。其实席勒这样写，与传说中有“圣女”之称的贞德的身份正相符合。(www.xing528.com)

剧本所写的法国与席勒创作此剧时的德国十分相似。1801年正是拿破仑所进行的战争开始显露出侵略性质的时候，因此这一剧本在当时显然有现实意义，即号召德国民族统一起来，抗击敌人。

席勒在他晚年的悲剧《墨西拿的新娘》中，运用了古希腊戏剧的合唱队形式，希望以希腊文学为楷模，创造自己的悲剧来丰富德国的民族文学。但是，民族的文学只能植根于民族的土壤之中，决不可能产生于纯粹的模仿。

这出剧本的副标题是《敌对的兄弟》（Die feindlichen Brüder），其情节模仿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故事发生在诺曼人统治时期西西里岛上的墨西拿，时间在公元10世纪。有一天，墨西拿的公爵做了一个怪梦，圆梦家解释说：如公爵日后生女，她将杀死她的两个哥哥，并给全家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后来公爵果得一女，公爵害怕，命人杀之。母亲不忍，遂将女儿暗送至修道院抚养。若干年后，两兄弟中的长兄一次因追捕小鹿而至修道院，长兄与小妹相遇，两人彼此竟一见钟情，却不知相互的血亲关系。后墨西拿公爵病故，母亲差人将女儿（女儿并不知道彼此的关系）接来参加葬礼。在葬礼上第二个兄弟也情不自禁地对她产生炽热的爱情。不久，长兄与小妹在墨西拿公爵的花园附近幽会，长兄准备把她以未婚妻的身份向自己的母亲引见。正在幽会之际，被寻来的第二个兄弟撞见，他为嫉妒所驱使刺死了自己的兄长。事发后，母亲痛苦地将女儿的身份向次子宣布，次子得悉真情后也忏悔地自尽，圆梦家的预言果真应验。

这出戏神秘的命运主题（人掌握不了自己及自己的命运）显然受了当时德国浪漫派思潮的影响，也受了当时十分流行的康德的不可知论的影响。此剧本并非成功之作，说明一个伟大的作家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写出伟大的作品的，巴尔扎克、果戈理等都不能例外。

1803年席勒完成了《威廉·退尔》，这是他最后一个完整的、最具人民性的剧本。《威廉·退尔》取材于14世纪关于瑞士猎人、神箭手退尔的传说。14世纪时，瑞士正处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异族统治之下，瑞士各州的农民起义终于促成了瑞士的统一，但尚未正式脱离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威廉·退尔》所反映的就是这一时期瑞士的历史。

席勒从《强盗》开始，到《退尔》结束，其戏剧创作的发展通路体现了作者的思想发展历程。席勒在他的戏剧创作中一直在寻求德意志人民推翻封建势力的解放道路。在《强盗》中，卡尔企图以单枪匹马、劫富济贫的侠盗方式来与封建势力较量，这当然只能以失败告终。在《强盗》的最后一幕中，卡尔面对改造社会的失败，认为只有神的意志才有改变社会的力量。后来席勒把人民的解放寄托在对统治当权者的道德教育上（如《唐·卡洛斯》），希望统治者能对人民施仁政。晚年的席勒还曾探索过，德国的统一是否能依靠有魄力的军事将领（如《华伦斯坦》）。最后，席勒在他的《威廉·退尔》中宣告，人民的解放只能依靠人民自己的力量。像任何一位古典作家一样，席勒也是一位内心十分矛盾的人物，他一方面在生活中和一部分创作中（如《大钟歌》等）反对革命暴力，另一方面又在他最后的剧本中歌颂了人民刺杀暴君，进行武装抗暴。在《退尔》的第五幕中，席勒已经通过退尔之口表达了这一点，即杀人或流血是不能抽象而论的。第五幕第二场中有一个插曲，从艺术性分析，它写得十分勉强，并且含有浓厚的道德说教，应该说是不成功的，但可以看出席勒对待暴力、杀人这样的手段已经从具体环境和条件出发了。在这一插曲中，退尔为了保卫自己的生存权利，为了正义，被迫杀死了盖斯勒（Geißler），而公爵约翰为了权势，暗杀了他的伯父——德国皇帝阿尔布莱希特一世。当约翰畏罪逃亡到退尔家请求庇护时，退尔严加拒绝。退尔对他说：

噢，不幸的人！

你怎敢将贪心的杀人

和一个父亲的正当自卫相混？

……

我的复仇，只为了那神圣的天性，

你却把它亵渎，我和你毫无共同之处，

你杀父弑君，我却保护我的至亲。

席勒已经认为人民有权利为自己的生存而起来杀死暴君，这是符合人性而并不违反道义的。歌德和席勒的同时代人以及后来的梅林都对这一段插曲有过非议。它在艺术上虽不足取，但却在思想性上加强了主题。

退尔的性格在剧中是不断发展的。在剧本一开始时，退尔仗义救人，在风雨雷电交加的危难状况下不顾个人安危，把一个受追捕的百姓摆渡到对岸，使之脱险，观众对退尔的侠义行为表示钦佩。但是正像一些评论家正确指出的那样，退尔是一个安分守己、胆小怕事的猎手，是一个规规矩矩的顺民。他对统治者的态度是：你不犯我，我不犯你，我只顾自己打猎为生，只求能让我活下去。因此，他没有参加三个州有觉悟的农民、牧人、猎人举行的宣誓推翻各州总督、约期起义的大会，虽然他是出众的猎手，又是爱打抱不平、仗义救人的侠义之士。甚至当退尔被总督盖斯勒抓获，责问他为什么不向木杆上的总督帽子鞠躬时，退尔也并没有反抗，反而有点奴颜婢膝地答道：

宽恕我，大人！

我实在是一时大意，岂敢藐视大人。

根据退尔的性格，这绝不是一句谎话，如果不是大意，他是会对帽子鞠躬的，因为他并没有过反叛念头。可是盖斯勒步步紧逼，用退尔儿子的生命残酷地戏弄退尔，并且在退尔用他的箭术拯救了儿子后，盖斯勒依旧要把他囚禁在暗牢里。只有当这一幕幕非人道的行为接连发生，最后他又亲眼看见盖斯勒纵马踩死一个向他恳求赦免丈夫的妇女及其小孩时，退尔这才忍无可忍用箭射死了盖斯勒。

退尔杀死了总督，但这只是吹响了瑞士人民起义的号角，还不是起义本身。退尔是剧中的主角，但不是领袖，剧中真正的主角实际上是民众，退尔只是其中的一分子。

席勒在剧中肯定了人民有自卫的权利，但是席勒把推翻异族统治作为人民起义的最终目的，也就是说作者只认识到了民族矛盾。但是，一个剧本并不是一部教科书，也不是一篇面面俱到的政治宣言。剧本在拿破仑的法国军队驻扎在德国时曾到处流传，深入民心，这就足以见到这部剧本对德国民众的精神影响。

席勒在剧中把瑞士的贵族描写成完全与人民站在一起反对异族入侵的人，把贵族理想化了。特别是鲁登茨这个人物写得不现实。他本是一个民族败类，主张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归顺哈布斯堡王室，只是在看到退尔射苹果的场面后，才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作者不仅让他参加了斗争，而且在剧终时还把最后一句台词让给了他。这句台词是：“我宣布我的奴隶从此全体解放。”

本剧尽管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存在一定的缺陷，在席勒的创作道路以及世界观上却有着总结性的意义：席勒已经由害怕民众转而信任民众了。

席勒的历史剧常取材于人民要求自由、反对异族侵略的史实，反映了作者反对国家分裂、要求团结对外的立场。这一立场也体现了他要求祖国统一的愿望。在《奥尔良的姑娘》中，席勒希望人民的爱国情绪能促成诸侯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在《华伦斯坦》中，作者幻想德国能有一个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军事统帅来统一德国。

席勒在他的历史剧中努力寻求祖国统一、人民解放的道路。他的历史剧的主人公，从唐·卡洛斯、波沙侯爵、玛丽亚·斯图亚特、华伦斯坦等帝王将相到约翰娜、退尔等普通民众，反映了作者把希望从寄托于贤明的君主和将领逐渐转移到寄托于人民自己的过程，这就是他的历史剧创作的发展通路，也是他的思想不断进步的标志。

不论席勒取材于中古的历史剧，还是取材于外国的历史剧，都企图反映本国的实际问题。席勒的历史剧往往取材于民族压迫、民族矛盾激化的时期，这反映了席勒在法国军队占领德国时的爱国情绪，但他在注意民族矛盾的时候，并没有足够地重视国内的内部矛盾，这成为他晚年历史剧的一个缺陷。

席勒历史剧的另一特点是经常赋予主人公以深刻的道德冲突，或让剧中人物进行道德说教，如《退尔》第五幕中退尔对约翰·巴里奇达公爵的说教、《奥尔良的姑娘》中约翰娜在父亲指责她对女巫时的内心冲突、《华伦斯坦》中华伦斯坦的自我斗争等。这说明席勒喜欢把剧场当做道德教育场所，不忘戏剧的道德教育作用。

席勒的戏剧至今仍在德国的舞台上十分活跃，席勒和莎士比亚是今天德语国家剧院最愿意演出的古典戏剧家。在我国的抗日战争时期，席勒的《退尔》曾在国内演出，鼓舞了我国人民的抗日斗争；1949年建国后，《阴谋与爱情》也被搬上我国舞台，并改成地方戏曲，受到观众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