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文学史》第一部：狂飙突进运动简介

18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在德国有大批市民出身的青年作家登上文坛，在格廷根有毕尔格、福斯、赫尔蒂（Hölty）等，在斯特拉斯堡（当时斯特拉斯堡属德国版图，现属法国。）有赫尔德、歌德、伦茨、克林格、瓦格纳等，在士瓦本地区有舒巴特、席勒等。除此之外，在其他各地还有莫里茨（Moritz）、施托尔贝格（Stolberg）、雅各比（Jacobi）和马蒂阿斯·克劳狄乌斯等。

这些德国青年作家受到当时强大的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受到卢梭哲学思想的影响，主张“自由”、“个性解放”，热烈赞同卢梭“返回自然”（Zurück zur Natur）的口号，歌颂“天才”和“力量”。这些似乎抽象的口号，其实都是新兴市民阶层反对当时封建制度、封建统治的意志的表现，是他们不满当时的封建现实而提出来的，因此，这些作家是争取市民权利的斗士。他们的口号、他们的创作是当时德国思想解放的一次规模不小的展示。

当时的德国现实究竟是怎样一种状况呢？恩格斯在1845年给《北极星报》编辑部的第一封信中曾对此有过一段生动的描写：“这是一堆正在腐朽和解体的讨厌的东西。没有一个人感到舒服。国内的手工业、商业、工业和农业极端凋敝。农民、手工业者和企业主遭到双重的苦难——政府的搜刮，商业的不景气。贵族和王公都感到，尽管他们榨尽了臣民的膏血，他们的收入还是弥补不了他们日益庞大的支出。一切都很糟糕，不满情绪笼罩了全国。没有教育，没有影响群众意识的工具，没有出版自由，没有社会舆论，甚至连比较大宗的对外贸易也没有，除了卑鄙和自私什么也没有；一种卑鄙的、奴颜婢膝的、可怜的商人习气渗透了全体人民。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①

这些新兴市民阶层知识分子对于上述德国的情景，即政治上的四分五裂、经济上的落后、文化上的闭塞、诸侯的残暴统治和剥削……充满了不满和反抗情绪。这种不满和反抗情绪在他们的作品中具体表现为：用“天才”（与现实格格不入、站在时代前列的觉醒者意识）和“力量”来冲破束缚，冲破封建限制，要求人的自由和权利，做一个自然的人，反对封建统治扼杀人的才能和天性，窒息人的感情（因为封建统治者只有等级观念）。他们用奔放的感情来表达他们对现实的不满。他们反对等级偏见，反对封建社会“不自然”的生活和过时的传统见解，争取市民地位，要求祖国统一等等。因此，狂飙突进作家的作品的主人公往往是当时社会的叛逆者形象。他们的反封建、反传统的反叛态度正是他们的优点。狂飙突进作家的弱点是：他们只停留在不满现状之上，陶醉在他们自己的狂飙呼啸声中，而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如法国的“百科全书”派那样）。他们既不知道依靠什么去改变现状，也不知道如何去改变现状。这一弱点是和当时德国市民阶层的软弱性、妥协性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由于德国市民阶层的软弱和妥协，他们在政治上也缺乏斗争精神和争取胜利的信念。到了18世纪80年代中期，这些狂飙突进作家——市民阶层意识形态的代表已经步入中年，年轻人的奔放热情已经明显减退，面对强大的封建势力，他们深感自己无力改变现状，于是青年时代所发出的对封建现实不满的反抗也就渐渐淡薄，这就是狂飙突进运动比较快地消失的原因。正如恩格斯所言：“这个时代的每一部杰作都渗透了反抗当时整个德国社会的叛逆精神。歌德写了《葛兹·冯·伯利欣根》，席勒写了《强盗》一书……但是，这些都是他们青年时代的作品。他们年纪一大，便丧失了一切希望。歌德只写些极其辛辣的讽刺作品，而席勒假如没有在科学中，特别是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伟大历史中找到慰藉，那他一定会陷入悲观失望的深渊。用这两个人作例便可以推断其他一切人。”②

这样，在80年代之后，这些狂飙突进作家均各自退隐，而文学史家们便把七八十年代全国大批青年作家登上文坛，向封建意识形态发动猛烈进攻的文学运动称为狂飙突进运动。

“狂飙突进”这一名称是由克林格的一部剧本《狂飙与突进》（Sturm und Drang）的题目得来的。这一名称中肯地概括了这一文学运动的特点，即在这些年代里，充满了年轻人激烈的狂飙突进的反封建情绪，这一文学运动就其气势说，固然有如狂飙突进，而就其延续的时间来说，也像狂飙一样，来去倏忽。它的时间虽然短促，但在德国文学史上却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狂飙突进运动是新兴市民阶级知识分子所发动的一次广泛的反封建的文学运动。它不仅是欧洲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先导，而且也把德国民族文学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18世纪下半叶起，德国国内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封建势力的包围下已渐萌芽，特别显著的是棉纺织业和采矿业的发展，加上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和战后时期，各生产部门的生产由于战争的需要和战后经济的恢复都有一定程度的扩大，资本主义的这种发展便成了狂飙突进运动产生的内因。没有新兴的市民阶层也就不可能有新兴的市民知识分子。其次，狂飙突进运动的形成也受着英法强大的启蒙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受卢梭哲学思想的影响。这种外来的启蒙思潮促使当时德国新兴市民知识分子觉醒，这是狂飙突进运动产生的外因。

启蒙运动作家强调教育（附带说一句，启蒙运动哲学家在强调教育之外，还强调立法），主张用教育来启发人（包括贵族、统治者）的理性，再通过理性改变封建现实以建立合理社会。启蒙主义者在强调教育时又常把目光投射到道德教育上，因为他们相信人性本善，通过道德教育必然能恢复人的善的本性，所以启蒙作家往往怀着人道必胜的乐观信念。狂飙突进作家则不然，他们认为改变社会不能依靠道德说教或传播道德信条，而是要依靠反抗。他们又认为反抗的方式便是通过热情地抒发个人在社会中的主观感受（感情）来对社会进行揭露，而这样的揭露之所以有力量，就在于它用震撼人的心灵的感情激发人们与作者的共鸣，使读者去爱作者之所爱，恨作者之所恨。这种用情感来表达反抗和表明爱憎的方式符合狂飙突进作家——一些感情奔放的热血青年的性格特征。

狂飙突进作家对封建现实的不满和反抗，多半从他们自己在社会中的体验、经历、感受的角度加以表达，因此往往是从感性认识出发，所以言词激烈、热情洋溢、富有感染力，以感性体验为主。启蒙运动作家的反封建性表现在用冷静的理智去启发同时代人的道德觉悟，只是他们常把道德观点抽象化。狂飙突进作家却并不把道德抽象化，他们反对的是封建道德观念，他们有自己的道德标准（比如对私生子的看法，对恋爱自主的看法、对门第的看法等等）。

启蒙运动强调教育、道德和理性，而接着产生的狂飙突进运动却更多地注重情感，因为狂飙突进作家赞成卢梭的意见，认为情感比理性表达得更多，并且更强烈。正因为如此，过去有些文学史家断定狂飙突进运动是启蒙运动的反拨。但从德国启蒙运动与狂飙突进运动的反封建的本质来分析，后者不仅不是前者的反拨，而且还是它的继续和发展。这是因为狂飙突进运动发扬了启蒙运动以莱辛为首的反封建反专制主义的思想，狂飙突进运动对启蒙运动在思想上有着继承性，在反封建的本质上有着一致性，两者的不同只在于启蒙运动作家更偏重于冷静的理智，而狂飙突进作家偏重于情感的呐喊，为的是把年轻人郁积在心头的对封建统治的愤慨不满发泄出来，并感染人们，使人们与他们站在一起。因此狂飙突进作家在创作的形式、风格甚至题材上都具有与启蒙运动作家不同的特点。文学中的“理”与“情”的关系一直是诗学及诗论家（文艺理论及文论家）研究的内容，从古希腊到戈特舍德和瑞士人的“诗人之战”，再从19世纪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之争，直到20世纪的戏剧性戏剧（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共鸣表演方法）和叙述体戏剧（布莱希特突出理性思考的戏剧结构及表演上的“间离”）之争，其中心问题其实仍是应突出“情”还是突出“理”的争论。按笔者的看法：从认识论角度来理解和分析，两者不是断然对立的，而应是对立统一的、相互补充的、相辅相成的。

狂飙突进作家的作品一般都有比较鲜明的反抗性，揭露性比较强。在题材方面，他们敢于接触当时的社会现实问题（如私生子，妇女自由恋爱和婚姻自主，家庭教师的社会地位，统治者的卖壮丁罪行等等），尤其敢于去写市民与封建贵族的冲突。在风格上除了奔放的感情外，也夹杂着比较浓厚的感伤色彩，也许当时德国市民的软弱性是这种感伤色彩的社会原因。

在文学样式上，狂飙突进作家喜爱戏剧，因而在这方面的成就也比较大，其中突出的作家是席勒。一般狂飙突进作家几乎都给后世留下了一个或多个剧本，所以狂飙突进时期是德国文学史上一个创作丰收的时期。

必须指出的是，德国当时的社会现实状况不可能使狂飙突进运动像法国的启蒙运动那样，成为政治革命的先导。

狂飙突进运动正式开始的标志是理论家赫尔德1770年在斯特拉斯堡与歌德的结识。

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只比歌德大五岁，却是歌德文学上的启蒙者，他给了青年歌德的文学发展以极大的影响。像狂飙突进作家多数出身于市民家庭一样，赫尔德也出身于市民家庭，父亲是个教师。赫尔德早年在柯尼斯堡学习神学和哲学时曾是康德的学生，与当时著名的哲学家哈曼为友，并受到哈曼的哲学思想的影响。哈曼认为：人们必须用感情去改变世界的现状。赫尔德在青年时代还阅读了莎士比亚和卢梭的作品，这两位作家对赫尔德的深刻影响以后又从赫尔德扩大到了青年歌德身上。1764年至1768年，赫尔德在里加当牧师，在那里他开始了他的文学批评生涯，写下了他最初的两本重要著作，即《关于当代德国文学的断片》（Fragmente über die neuere deutsche Literatur，1766～1767）和《批评之林》（Kritische Wälder，1769）。赫尔德后来去巴黎，在巴黎与法国文坛泰斗交往，尤与狄德罗结下友谊，赫尔德在世界观上也受到了他的影响。1770年赫尔德去斯特拉斯堡医治眼疾，认识了正在那里学习的青年歌德。半年左右在斯特拉斯堡逗留期间，歌德几乎每天去拜访赫尔德，赫尔德引起了歌德对文学的兴趣（歌德在斯特拉斯堡学的是法律），引导歌德去熟悉莎士比亚和卢梭，这促进了歌德的精神发展。当赫尔德在斯特拉斯堡采集民歌时，歌德还做了他的助手，接触到朴素的民间创作。赫尔德推崇“自然”，他认为最自然的东西存在于底层人民之中，所以民歌便是自然诗歌。这就是赫尔德推崇民歌、搜集民歌的动机。民歌的收集对歌德早期的诗歌创作很有影响，使他的诗风起了变化，扫除了华丽纤巧而缺乏真情的洛可可风格，树立起朴素自然地表达真实情感的诗歌风格。歌德的著名诗篇《野玫瑰》（Heidenröslein）就是根据他在斯特拉斯堡搜集的民歌改编的。不久赫尔德到一个小城市去任牧师长之职，一直到1776年，其时歌德已于1775年去魏玛宫廷供职。1776年，歌德荐举赫尔德前去魏玛就任教会总监和宫廷首席牧师之职，当时赫尔德才32岁。他从此在魏玛任职将近30年，一直到去世。赫尔德1776年魏玛之行也标志着他从此脱离了狂飙突进运动。从1776年至1790年，赫尔德创作旺盛，声誉日隆，但从1790年至1803年逝世，他各方面的创作大为衰退，与歌德也日益疏远。在德国文学史上，哈曼、赫尔德及克洛卜施托克的思想和创作，影响了整个一代德国的新兴市民作家群。如果没有他们，便不可能产生以歌德和席勒为代表的新一代作家。(www.xing528.com)

赫尔德虽然写过一些诗，但并非诗人。他主要的是学者和理论家。赫尔德一生涉猎的面非常之广。赫尔德自称《关于当代德国文学的断片》这一著作是对莱辛的《关于当代文学的通信》的评论。《批评之林》是部美学著作，它对莱辛的《拉奥孔》提出了异议。赫尔德把文艺分为时间艺术（如音乐）、空间艺术（如造型艺术）和力的艺术。他认为文学是力的艺术。此外，他还赞同温克尔曼的观点，即认为希腊艺术的美学特点是“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表现永恒的一瞬，他认为希腊艺术如同大海一样，外表平静，却具有内在的激荡。赫尔德认为文学是力的艺术，因为文学虽通过感官，却对人的心灵起作用，而这对心灵起作用的力量才是文学的本质。莱辛的《拉奥孔》的目的是分清诗与绘画表现方法上的界限，因此才定为文学（诗）是时间艺术，绘画是空间艺术，莱辛并没有去谈这两门艺术的美学教育作用和功能。如果涉及美学教育作用和社会职能，那么任何艺术的最终目的都对人的心灵起作用。这样，按照赫尔德的说法，一切艺术都属于“力的艺术”了。

《论语言的起源》（Abhandlung über den Ursprung der Sprache，1789年第二版）是赫尔德著名的语言学方面的论文，这篇论文反驳了当时流行的语言起源于上帝之说（请见圣经中有关人类建造巴比伦塔的传说）。赫尔德认为语言起源于人的精神本性，这种本性使人区别于动物。赫尔德虽没有真正说清语言的起源和发展、语言的职能等问题，但他肯定了语言现象只是人类才具有的现象。

在1773年写成的《论莪相和古代民族的诗歌》（Ossian und Lieder alter Völker）和《莎士比亚》（Shakespeare）两篇文章中，赫尔德提倡打破旧格律和旧形式的束缚，以适应自由表达思想的需要（文学史上的新文学运动常以破旧形式开始）。新兴阶级总要提出改革旧文艺形式的要求以适应表现新思想的需要，实际上是为了破旧形式，以适应新内容的需要。赫尔德又在文中指出：伟大的作家的创作都是一定时期和一定环境的产物，因此他反对盲目模仿，并认为德国文学的革新必须从德国人民生活中、民间文学中去求得自己的灵感。这实际上指出了新的文学应有民族的形式和民族的内容，只有有了民族的感情才有可能去建立民族的文学。因此，赫尔德是莱辛之后德国文学史上第二个民族文学的促进者。

赫尔德在文学上的一大功绩是他对德国民歌和欧洲民歌的收集整理。他对民歌的收集始于1770年，1778年出版了他整理的《民歌集》，1807年再版时改名为《民歌中各族人民的声音》（Stimmen der Völker in Liedern）。这个集子是赫尔德对欧洲民歌的一大贡献。

从历史上看，16世纪在德国文学史上简直可称为民间文学的世纪，可是17世纪的巴洛克诗人和学者诗人轻视甚至蔑视民间文学。即使启蒙运动时，作家们对民间文学的传统也不予重视。一直到赫尔德才对德国的民间文学加以整理，这一工作后来又被浪漫主义作家所继承。

赫尔德的《民歌中各族人民的声音》共收集162首欧洲和德国的民歌。这之后又有缪勒于1807年从赫尔德的遗稿中整理出了几十首民歌补入其中。

这些民歌（它属于民间文学）多半是德国、法国、西班牙的，也有一些是英国、希腊、丹麦、苏格兰的，甚至有美洲的秘鲁、非洲的马达加斯加等国的。奇怪的是赫尔德把莎士比亚著作中的一些片断（如《奥赛罗》、《暴风雨》中的个别场面）以及莪相、德国当时的诗人克劳狄乌斯等人的诗也都收录在内。这些民歌的内容大体上有下述几方面：歌颂忠贞不渝的爱情，描绘美丽的大自然，同情民族解放战争，控诉封建统治者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等。

《爱的飞翔》（Der Flug der Liebe）是集子中的一首很著名的民歌，它又名《假如我是一只小鸟》（Wenn ich ein Vöglein wär）：

Wenn ich ein Vöglein wär，
Und auch zwei Flügel hätte，
Flög ich zu dir.
Weils aber nicht kann sein，
Bleib ich allhier.

Bin ich gleich weit von dir，
Bin ich doch im Traum bei dir
Und red mit dir，
Wenn ich erwachen tu，
Bin ich allein.

Es vergeht kein Stund in der Nacht，
Da nicht mein Herz erwacht
Und an dich denkt，
Daß du mir vieltausendmal
Dein Herz geschenkt.

假如我是一只小鸟，
也有两只翅膀，
我就要飞到你那里；
可是因为这不可能
我只得仍留原地。

我虽然离你遥远，
梦中却在你身边，
和你谈心，
可一旦醒来，
我依然孤单一人。

夜里没有一刻时光
我的心不是醒着，
不是在想着你，
想到你曾经千百次
送给我你的心。

《自由之歌》（Lied der Freiheit）是一首希腊民歌，它歌颂抗暴斗争。赫尔德在当时曾经反对英国、法国、西班牙的殖民战争，同情美国独立战争，反对黑人买卖，对于法国革命也不像其他作家那样先拥护后反对，而是始终拥护，因此赫尔德是一位具有强烈民主主义思想的作家。

《控诉农奴主》（Klage über die Tyrannen der Leibeignen）是一首爱沙尼亚民歌，当时爱沙尼亚是普鲁士的殖民地。这首民歌控诉德国诸侯对当时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农民的剥削与压迫。赫尔德对被压迫民族十分同情。梅林曾经说，没有赫尔德的这一民歌集，也就不会产生浪漫派的著名民歌集《儿童的奇异号角》以及其他一些浪漫主义诗人，可见赫尔德这部民歌集在德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赫尔德最为庞大但没有完成的巨著是《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Ideen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1784～1791）。这部著作涉及许多知识领域，诸如许多国家的历史、地理、文学、艺术、风俗人情、科学技术、哲学思潮等都包括在内。作者企图通过对各国人民上述各方面的研究得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结论。他的结论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历史乃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他又认为人类历史发展的最高阶段是人道主义，到那时人类的一切天赋和能力便能得以充分发展。赫尔德的人道主义指的是没有任何形式的压迫的社会。他认为人类的历史便是不断向这种人道主义的过渡。他又说，人类之所以能达到这一人道主义境界，是因为人天生有着这种人道主义的禀赋。这一见解直接继承了法国启蒙哲学家的思想。赫尔德的历史哲学是为反对封建主义服务的，因为在赫尔德的时代，他所希望的人类人道主义境界并没有达到，这就意味着封建社会必须由另外一种社会来代替。

梅林在他的论赫尔德的文章中曾经比较了赫尔德和莱辛的文风，他说莱辛的文章雄辩：“无论题目是多么艰深费解……我们读起来总觉得心旷神怡，精神振奋。”但赫尔德的却不然，他的文章“哪怕谈论的主题至今还使我们深感兴趣，但我们读了几页，就会感到疲惫不堪。倒不是文章里面那种令人生厌的侃侃而谈使人厌烦，而是思想过于繁多，它们不受控制，杂乱无章地任意倾泻”。也许可以说，德国或欧洲其他国家对于赫尔德的研究都远不如对其他德国著名作家的研究那么细微和深入。

赫尔德的民主思想，他对青年歌德的影响以及他对情感的崇尚，在18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他对德国民族文学的形式和内容所表达的意见，这一切使赫尔德成了狂飙突进运动的一位理论家和指导者，甚至可以说他是狂飙突进运动的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