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的洛可可文学

“洛可可”风格原发端于法国，这一文艺风格产生于巴洛克和古典时期之间。它本质上是宫廷文艺和贵族文艺，因为它的内容和形式主要适应了宫廷贵族的需要。在内容上洛可可文学描写饮酒与爱情，描写贵族的悠闲生活和谈情说爱以及他们如何沉溺于享乐等，形式上讲究语言的雕琢纤巧，具有华丽香艳的贵族气派。洛可可最早出现于建筑、绘画领域，后来延伸至音乐、文学领域，并由法国蔓延至欧洲其他国家。

欧洲各国由于历史情况不同，因此各国洛可可文学的内容也有所不同。此外，虽同属具有洛可可风格的文学家或艺术家，但各人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观念亦有差异，比如法国洛可可画风奠基人华托就与宫廷画家布歇不一样。前者所描绘的宫廷生活表明画家是一个旁观者，后者所描绘的却证明画家是参与享乐者，后者的画要比前者“香艳”得多。

德国18世纪中叶的洛可可文学的积极面在于把情感从长期严格的宗教桎梏下解放出来，并把现实生活，包括生活享乐当做理性的内容。德国洛可可文学把情欲、享乐、饮酒、爱情、友谊、社交生活及大自然等内容都作为文学描写的对象。有的洛可可文学作家在歌颂欢乐与享受的同时，还歌颂理智，因此德国洛可可文学除了一部分适应宫廷需要外，还有一部分却是市民阶级为自己创作的。

德国洛可可文学的代表人物是维兰德、青年歌德、诗人哈格道恩、盖勒特、格莱姆和盖斯纳等，主要代表是维兰德。维兰德是个比较复杂的作家，我们不能因为他是洛可可文学的主要代表而鄙薄他，因为他的小说的主要内容表达了启蒙思想。歌德在莱比锡求学时代的创作亦属于洛可可风格，这方面的代表作是他的《情人的脾气》（Die Laune des Verliebten，1767）。洛可可文学的形式一般比较小巧，如诗体故事、田园诗、牧童剧等。由于洛可可文学经常歌颂饮酒与爱情，这是古希腊诗人阿那克里翁诗派经常写的主题，因此，洛可可文学中的阿那克里翁诗派成了洛可可文学的重要内容。

（一）几位代表作家

哈格道恩（Friedrich von Hagedorn，1708～1754）是比较典型的洛可可诗人，他的诗歌语言虽不矫揉造作，但内容却千篇一律，除歌颂饮酒、爱情、风景之外，也赞美生活的欢乐。他写过一些“道德诗”，表现其市民意识。从1773年起他担任汉堡一家英国商行的秘书，在商业兴隆的汉堡他如鱼得水，尽情歌唱生活的欢乐。哈格道恩还写了不少诗体寓言，从语言的完美性上可以看出他受了17世纪法国寓言家拉封丹的影响，但哈格道恩的寓言并不像拉封丹或伊索那样富有教诲和道德色彩，虽然有些寓言诗批评了宫廷的不道德和富有者的专横，但总的说来少有社会批判的内容。哈格道恩的寓言诗重在用幽默的语言叙述动物故事。富有道德教诲的寓言是格莱特的擅长，对社会进行尖锐批判则更明显地体现在莱辛的寓言里。

当时最典型的阿那克里翁诗人是格莱姆（Johann Wilhelm Ludwig Gleim，1719～1803）、乌茨（Johann Peter Uz，1720～1796）和葛茨（Johann Nicolaus Götz，1721～1781），这三位诗人都翻译过阿那克里翁的诗，并以阿那克里翁和哈格道恩为榜样进行创作。他们的诗内容比较狭隘，置社会矛盾于不顾，一味歌颂醉生梦死，鼓吹及时行乐。格莱姆写道：“喝吧，吻吧！瞧，今天还有机会！谁知道明天你将在何方？……”。

瑞士田园牧歌诗人盖斯纳（Salomo Geßner，1730～1788）的作品也属于洛可可文学之列。他的诗因为语言优美和富于音乐性而流传于全欧洲。他的诗歌内容多半描绘和平宁静的田园景色，表达了作者对大自然的热爱。盖斯纳不仅用诗也用有韵散文描写四季景色，他的作品交织着洛可可风格的情欲和甜蜜的柔情。盖斯纳还是一名出色的风景画家，他常用自己的铜版画为自己的诗作插图，并用雅致的花边为他的诗行作边框。

盖勒特（Christian Fürchtegott Gellert，1715～1769）虽因其雅致、纯净的语言风格，而被不少文学史列入洛可可文学家之列，但就其作品内容而论，盖勒特并不是一位纯粹或典型的洛可可诗人。

盖勒特出身于萨克森贫穷的牧师家庭，曾在莱比锡大学攻读神学、文学和哲学。经过多年的努力，他36岁时便做了莱比锡大学的文学教授。大学生们非常欢迎他的课程，特别是他的道德哲学课。歌德在莱比锡大学求学时曾听过他的课。盖勒特以写寓言闻名于文坛，但他也写感伤主义的长篇小说和“流泪的喜剧”。盖勒特的寓言雅俗共赏，传说一个农民曾拉了一大车木料到他的家，赠与他作为对他所写寓言的感谢。歌德在自传《诗与真》里也写到盖勒特当时在莱比锡各阶层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他的寓言和故事是当时德国人民除《圣经》外最常读的作品。

盖勒特的作品交织着优雅的趣味、享乐哲学、理性主义、宗教虔诚、道德教育和感伤情绪。盖勒特是当时著名的文学杂志《不来梅文集》的编辑，他的不少诗、故事和寓言首先是在这一杂志上发表的，主要作品有《寓言和故事》（Fabeln und Erzählungen，1746～1748）、长篇小说《瑞典伯爵夫人冯·G的生活》（Das Leben der schwedischen Gräfin von G.，1748）和《宗教颂歌和歌曲》（Die geistlichen Oden und Lieder，1757）等。

盖勒特以语言优雅闻名，这也是洛可可文学的语言特色之一。此外，盖勒特的文学用语明确、自然，风格纯净，表达思想不转弯抹角，这又符合启蒙运动的文字风格。寓言《盲人和跛子》（Der Blinde und der Lahme）叙述一个跛子在街上遇到了一个盲人，盲人十分高兴，因为跛子可以为他领路，跛子则发现盲人的双肩健康而结实，于是两人相互帮助。《拉车的马》（Das Kutschpferd）则歌颂社会底层人民，批判无所事事的高贵有闲者。作者教训高贵者说，你们的优越地位是建筑在低贱者的勤劳基础上的，并且说，只要低贱者受到教育就会与你们一样，又说世界完全可以没有你们，却不能没有低贱者，充分表达了他对人民的同情。盖勒特的寓言还揭露封建宫廷生活的堕落，警告读者不要把爬到社会的上层作为奋斗目标。他说，职务越高奴性就会越足。盖勒特的寓言还常提醒人们讲求良心，并把这良心建筑在宗教基础之上。盖勒特的道德座右铭便是：“人啊，为他人的幸福而作出贡献吧！”这是他的寓言《贫穷的船夫》（Der arme Schiffer）中的话。作者在他的寓言中不是强调干枯的说教而是尽力引起读者的同情，因此他的寓言情感色彩远远超过教诲色彩。盖勒特的喜剧也同样着力于引起观众的同情和感情共鸣，强调进行情感教育。就此而论，他的作品完全体现了德国启蒙时代文学的特色。

盖勒特唯一的长篇小说《瑞典伯爵夫人冯·G的生活》，在内容上受了英国理查逊的感伤主义家庭小说《帕美拉》的影响。理查逊在他的小说里，常用打动读者感情的方式描写市民的高尚道德如何战胜贵族的腐朽堕落。在结构上，盖勒特的这部小说则深受英国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的影响。作者在作品中描写了主人公许多冒险的经历，写了奇特的爱情故事，并把情节的背景放到全欧洲，从德国、荷兰、英国一直到俄国西伯利亚。不过，这部小说始终有一个基本的情节线索，不是随心所欲的胡编乱造。该小说的基本情节线索是一个人的家庭生活。这种家庭小说很受当时的市民的欢迎。盖勒特的创作有鲜明的道德教育的追求。他认为：道德和理性使人完美。对盖勒特来说，“完美”是和“幸福”一致的。他认为实践基督教的道德会产生人的最高幸福。从盖勒特的道德—宗教—幸福三者合一的见解中，我们既可看到几百年的基督教传播如何影响当时德国人的精神世界（即宗教社会学），又可看到这种精神影响如何通过文学家的实践，影响了德国文学的内容和形式。

小说采用年老的伯爵夫人回顾过往一生的第一人称倒叙手法。伯爵夫人生在贵族之家，双亲过世后，她在亲戚家长大，这位亲戚给她早期启蒙时代的教育，并引导她过合乎道德的健康生活。16岁时她与在瑞典军队中当上校的瑞典G伯爵结了婚。G伯爵婚前曾和一个名叫卡洛琳娜的女子同居并生有一男一女。因为卡洛琳娜不是贵族出身，所以伯爵出于门第考虑没有与她结婚。不久伯爵应召入宫，伯爵夫人也随同前往。伯爵夫人的美貌引起了整个宫廷的赞叹，也点燃了在宫中有影响的王子冯·S的情欲之火。伯爵去军中任职后，早已有婚约的王子便不断向伯爵夫人求爱。伯爵夫人的严肃拒绝导致了王子的报复和嫉妒，于是他将伯爵夫人逐出宫廷，又乘国家与波兰冲突之际让伯爵去前线镇守一个危险的军事阵地。伯爵丢失了阵地，招致军事上的一连串失败，最后竟失踪了，因此被军事法庭缺席判处死刑。伯爵夫人在伯爵的朋友R先生和卡洛琳娜的儿子卡尔松的陪同下流落荷兰。伯爵夫人终于和高尚的R先生产生了爱情，便第二次结了婚，并且一度生活得很幸福。没过多久，早已被判了死刑的伯爵竟从俄国的俘虏营逃回，也到了荷兰，还找到了伯爵夫人。两个男子都爱伯爵夫人，但是R先生受道德和理智的支配，让伯爵与其夫人重新团聚。经历了生离死别的伯爵夫妇重新在荷兰团聚，并改名换姓，常常帮助穷人、病人和不幸的人。伯爵夫妇后来陪朋友去伦敦，不料在那里遇到了他们的宿敌——冯·S王子。但是王子已对他过去的行为表示悔恨，双方竟相互和好。不久后，伯爵身患重病去世。王子于是向伯爵夫人再度求婚，伯爵夫人仍然拒绝，而答应与R先生结婚。R先生不久过世，伯爵夫人依然坚定地拒绝王子的求婚。这是一部反映市民阶级喜怒哀乐和生离死别的家庭生活的小说，它鞭笞了封建宫廷的道德堕落（以王子为代表），赞美在婚姻问题上的高尚和感情的自我克制（以R先生为代表）。作者认为，只有理性和道德才会给婚姻带来幸福，这也是伯爵夫人始终拒绝王子求婚的原因，因为在她的眼里，宫廷显贵没有理性和道德可言。这是德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有心理描写的长篇小说。这种心理描写正是“感伤”（情感表达）这种内容所需要的形式。

盖勒特的这部小说使他成为德国市民感伤小说的奠基人。

在介绍德国洛可可文学最主要的代表维兰德之前，我们要插入介绍18世纪下叶不属于洛可可文学家之列的另一位启蒙时代的女小说家冯·拉·劳赫（Minna Sophie von La Roche，1731～1807）。

冯·拉·劳赫出生于医生家庭，1771～1772年间曾与歌德有过交往。她是浪漫派作家布伦塔诺的祖母，一生与维兰德友谊至深。她的作品很受卢梭和理查逊的影响，并带有明显的启蒙时代文学的教诲色彩。感伤主义的信札体小说《斯坦恩小姐的故事》（Geschichte des Fräuleins von Sternheim，1771）是她的代表作。歌德对这部小说十分赞赏，它同样是描写女主人公如何以自己的高尚道德战胜了封建贵族的腐朽堕落。（重视长篇小说的道德教诲色彩是当时长篇小说的普遍特色，这是因为这一文学样式在当时没有文学地位，只有用小说写道德教诲，小说才能确立它的文学地位。当时文学上最有地位的是诗，然后是戏剧，但好的戏剧也必须用诗体。文学理论家的诗论著作都研究诗的韵律，格律，音律……，文论家认为，只有“诗”才是文学的核心。）

小说女主人公索菲（Sophie）本是一名士兵的女儿，这位士兵后来因为战功显赫晋升为上校，并封为贵族，他在没有被册封为贵族前便战胜贵族偏见与他的朋友某男爵的妹妹结了婚。索菲自幼丧母，19岁丧父，之后便在舅母伯爵夫人柳堡家生活。柳堡居心不良，常常把美丽的索菲带到诸侯的宫廷，意欲让索菲成为公爵的情妇，使她自己从中得到好处。可是不久索菲对宫廷中的生活表示厌恶，在她出入宫廷的时日里，索菲对贵族西穆尔（Seymour）颇为钟情。可是浪荡公子、贵族岱尔贝（Derby）却以文质彬彬、温良恭谦的手段力图获得索菲的好感。同时公爵也不断向索菲求爱，但坚定的索菲断然拒绝了公爵，并且识破了舅母带领她入宫的卑劣用心。可是她不知道她一面逃脱了公爵的魔爪，一面却又落入了诡计多端、道德沦丧的贵族岱尔贝的手心，岱尔贝巧言令色，诱骗索菲与他伪装结婚以避开公爵的纠缠，岱尔贝的仆役约翰装扮成牧师，帮助主人完成了这一骗局。几周之后，无耻的岱尔贝便把无辜的牺牲品索菲抛弃。索菲无奈，只得去投靠青年时代的女友爱米丽娅，后来又化名在一个贵族夫人的田庄里生活。在偶然的机会里索菲认识了苏穆尔斯夫人，并应邀到她的田庄做客。苏穆尔斯夫人邻近田庄的贵族里希（Rich）常来拜访她。里希周游过许多地方，并且爱好哲学。经常的来访燃起了他对索菲炽热的爱情。谁知放荡公子岱尔贝凑巧娶了苏穆尔斯夫人的侄女为妻，他在苏穆尔斯的田庄得知了索菲的下落。于是便命仆役约翰把索菲骗来，并且通过约翰向她再度求爱。索菲严正拒绝，约翰竟将她囚禁。后来索菲被邻居伯爵夫人道格拉斯搭救，道格拉斯夫人收留了重病的索菲，为了保护索菲，她又通知岱尔贝说，索菲已经病死。岱尔贝不久病重返乡，他在临死前对自己过去的罪孽表示忏悔，请求他的朋友里希和西穆尔为索菲修一座华丽的坟墓以表赎罪之心。里希和西穆尔两人都爱着索菲，里希知道索菲过去对西穆尔有感情后，便离她而去。道德最终得到了应有的报偿，索菲成了西穆尔的贤妻，后来又成了良母和田庄好心肠的女主人。

这部感伤主义小说在风格上、艺术上乃至教育色彩上都比盖勒特的小说进了一步。作者遵循启蒙运动的宗旨，把文学作为教育工具，有意让索菲成为有道德的模范女性，贤妻良母便是这模范的实际衡量标准。通过索菲的经历，作者处处否定贵族、宫廷的腐朽无耻，指出有道德的生活才会带来幸福。小说的情节不免落于俗套，如父母双亡的孤儿、被诱拐的少女、放荡公子的阴谋、幸福的团圆等等。此外，情节的展开过分依靠偶然性。这一切都说明18世纪德国小说还不够成熟。作者有意让她心目中的正面人物都由有启蒙思想的贵族来充任，而不是由市民来担当。这也说明冯·拉·劳赫希望贵族能通过启蒙思想俾使精神境界得以提升。作者还希望她所批评的浪荡贵族能改邪归正，进行自我忏悔（如岱尔贝那样）。这部小说在当时甚受读者欢迎，它的积极意义在于把宫廷如实地写成道德堕落、腐朽的场所。它也是德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由妇女作家撰写的妇女小说。

这些描写人的有克制的感情和受理性支配的感情的小说，说明“情感”在18世纪中叶后的德国文学中日益占据地位，因此，即将到来的追求奔放感情的狂飙突进运动便不是令人感到十分突然的文学现象了。

（二）维兰德

德国18世纪上叶洛可可文学的主要代表维兰德（Christoph Martin Wieland，1733～1813），出身于士瓦本地区某小城的牧师家庭，从小接受虔敬的宗教熏陶，后来到图宾根读法律。1752～1758年他接受博德默的邀请前去苏黎世，一度在伯尔尼担任家庭教师，在那里他结识了卢梭的女友尤丽·波德利，这对他的思想与艺术的发展颇有影响。1769年维兰德去爱尔福特大学任哲学教授，在那里他完成了长篇小说《金镜》（Der goldene Spiegel，1772）。这部小说表达了他对国家问题和政治问题的见解。因为这部小说，他于1773年被请到魏玛作年轻的公爵卡尔·奥古斯特的文学教师，三年之后又有歌德、赫尔德及席勒等文豪络绎抵达魏玛。在魏玛时期，维兰德与歌德及赫尔德交往颇为频繁。自1773年至1810年，维兰德还是德国第一个重要文学杂志《德意志信使》的出版人。1813年维兰德逝世于魏玛。

维兰德一生创作浩繁，除著有史诗、多种长篇小说、许多中短篇小说外，他还是莎士比亚及古希腊罗马文学勤奋和热心的译者。他是德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翻译了那么多莎士比亚剧本的人，他的22个莎士比亚戏剧译本是赫尔德、歌德、席勒等人了解莎士比亚的主要依据。(www.xing528.com)

维兰德的创作成就主要是小说。其中至今尚有阅读欣赏价值的小说主要有这样三部：《阿迦通的故事》（Geschichte des Agathen，1767），《金镜》和《阿布德拉的居民们》（Abderiten，1774）。此外，维兰德还有一部史诗《奥伯龙》（Oberon，1780），由于被浪漫派作曲家韦伯搬上歌剧舞台，致使这部史诗十分出名。

《阿迦通的故事》的背景是在柏拉图时代的古希腊。把背景放到古代希腊罗马是维兰德时代的时髦。相貌俊美的主人公阿迦通（在古希腊文中意思是“好人”）是一个私生子，从小在特尔菲神托所接受宗教熏陶，因此成了一名狂热的宗教信徒。后来由于一名女神职人员对他的引诱及他老师对他的欺骗，阿迦通坚定的宗教信念开始动摇，他离开了特尔菲，去寻找那位被女神职人员出于嫉妒从特尔菲赶走的他所爱的女子。就这样他来到了雅典，先在柏拉图的哲学学校受教育，后来就卷入了当地的政治斗争。阿迦通的目标是在雅典消除贫富悬殊的差别，为此他的言行得罪了雅典的“高贵者”，竟被有权有势者诬告为叛国罪而被判永远逐出希腊。阿迦通十分气愤，认识到在希腊城邦共和国里，德行不值分文。他被迫离开祖国，开始怀着幻想去东方寻求理想之国。不料半途上遭遇强盗袭击，被盗匪当奴隶在奴隶市场出卖。富有的诡辩哲学家希比阿斯（Hippias）买下了阿迦通。希比阿斯为了要把他培养成自己的学生和追随者，想尽了一切办法，如用各种享乐去引诱，以及用诡辩术去说服阿迦通，企图使他相信享受与损人利己是人的天性。可是阿迦通心里装的是柏拉图学说，他对一切狡猾的享乐引诱都无动于衷。希比阿斯最后甚至利用全希腊最有教养、最为漂亮的妓女达娜埃（Danae）去引诱他。希比阿斯对达娜埃说，他的这个新奴隶只懂得精神之爱，拒绝肉体之爱，达娜埃不信。她决心用她的美貌去诱引阿迦通，可是当她一见阿迦通，竟爱上了这个美男子。在达娜埃的诱惑下，有一晚，阿迦通终于放弃了他的柏拉图式爱情。希比阿斯发现阿迦通与达娜埃的关系并非出于感官享乐的目的，而是出于真诚的爱情，由此他承认自己改造阿迦通的世界观失败了。为了报复，他便将达娜埃的名妓身份告知了阿迦通。阿迦通闻悉十分失望，便从希比阿斯处出走，乘船潜逃到锡拉库斯。因为他听说，锡拉库斯年轻的君主第翁尼希乌斯已经成为一位柏拉图的狂热信徒，阿迦通企图和正在那里的柏拉图一起，把放纵的君主改造成一位好皇帝，以便给整个城邦国家带来幸福。到了锡拉库斯后，经过一位哲学家的引见，他终于进宫并且受到第翁尼希乌斯的信任，被委以管理政府的重任。阿迦通在锡拉库斯处处为人民着想，博得了人民对他的信任，但也受到宫中贵族的反对，招来了他们的仇恨，特别是前部长及其夫人想方设法要陷害他。阿迦通在宫中复杂的倾轧中卷入了一次谋叛活动，因而被捕。他尽管身陷囹圄，但并没有为自己做过的好事而后悔。后来通过塔伦特共和国的协助和干预，阿迦通才获释。获释后的阿迦通受到塔伦特的领袖阿修塔斯（Archytas）的友好接待，后者成了阿迦通的保护人和朋友。他如同再生父亲一般地对待阿迦通，阿迦通也在塔伦特定居，并把一生献给和平自由的塔伦特的公众事务。

这是维兰德依据英国斐尔丁的长篇小说《汤姆·琼斯》和斯泰恩·理查逊的小说为榜样而创作的德国教育小说。他用小说形式表达了自己的哲学见解。作者假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反映维兰德时代的现实问题。阿迦通的思想发展体现了18世纪德国青年的积极追求，他从狂热的宗教信徒到柏拉图哲学的信奉者，从柏拉图的追随者到为公众操劳的政治家，最后成为与生活和现实能协调的淡泊的智者。这是主人公人生价值追求的思想发展和鲜明轨迹。小说反映了启蒙时代的哲学见解，在对宗教的批判态度上，作者受伏尔泰的影响。塔伦特共和国首脑的“善良意志”哲学具有康德的伦理学色彩（“善良意志”说认为道德原则是“先验的”、永恒的，善恶标准是不变的，又认为行为是否合乎道德取决于动机是否合乎道德）。希比阿斯的享乐主义、自我中心和损人利己是作者要否定的封建贵族哲学和生活方式。阿迦通在锡拉库斯宫中的改良和他的遭遇是作者对专制主义的批判。小说的结局也表明了作者的开明君主政治理想，这一理想的实际体现者便是塔伦特城邦共和国的领袖阿修塔斯。阿迦通把塔伦特看做理想国，因为自由和正义统治着这个国家，在那里人民的勤劳并不徒劳无益。这体现了维兰德乐观的启蒙思想，相信人道最终会胜利，这一思想也是欧洲启蒙时代思想家、文学家的普遍信念。

维兰德的小说常常具有洛可可风格的肉欲爱情描写和以理性与人道为主的启蒙思想的交织，还有着诗和哲学的交织。在他的作品中，他经常把爱情、生活、政治、理想追求交织在一起。维兰德追求情感和理性、肉欲和理智的平衡，在这方面，《阿迦通的故事》很典型。《阿迦通的故事》是一部教育小说，包含了启蒙思想和作者的开明君主的政治理想。莱辛在《汉堡剧评》中对这部小说十分赞扬，称它是第一部德国古典小说。

《金镜》的副标题是《谢西安的国王们，一个真实的故事。译自谢西安文》（Die Könige von Schechian，eine wahre Geschichte. Aus dem Schechianischen übersetzt）。像《阿迦通的故事》一样，作者给现实的社会政治问题披上了东方童话的外衣，实际上《金镜》完全是一部政治小说。作者通过前言伪称这个故事是从一名神父的拉丁文译本翻译过来的，而拉丁文译本又是神父从中文译本转译的，中文译本根据的是印度文原文，只有结局是中译者补充的云云。维兰德还在小说中插进拉丁文和中文“译者”的注释，以便使读者心中对这一虚构故事产生真实的幻觉。

小说叙述古代印度有位君主，名叫吉伯尔，他的无能和专横使国家灾难重重。国家的灾难使他每晚不能安然入眠，于是他命令哲学家达尼希门每晚给他讲述从前的邻国谢西安国王们的故事来促使他入眠。达尼希门则乘机想用这些故事来开导国王，使国王能领悟到他不能直言相谏的思想。哲学家在讲述谢西安国王的故事时，常被国王的提问打断，作者也插入了国王与故事讲述人离题的讨论。

《金镜》讲述了谢西安的好国王的故事，以及他们的统治方法。谢西安是个分裂为300多个小国的国家，小国君主的纷争使国家日益不景气。后来鞑靼君主奥古尔占领了该国，建立专制王朝，全国的混乱才结束，这位君主及后来的继承者一度使国家昌盛发展。可是到了无名氏国王时，他的情妇无节制地挥霍使国家一度的繁荣重新化为乌有。无名氏国王的儿子阿佐尔即位后完全听任奸臣的谗言，特别是爱姬阿兰班达左右了这位昏君，使国家的情形每况愈下。到了阿佐尔的继承者伊斯芳迪阿尔时代，人民更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加上两派宗教纷争，使得国家益发混乱。这两派宗教的分歧是一派敬仰蓝色的猴子，另一派则把火红色的猴子当做最高的神。国王巧立名目搜刮民脂民膏，甚至要人民付空气税，人民在无可忍受的情况下发动了一场革命，清除了这批吸血鬼，伊斯芳迪阿尔及其宠臣都在人民革命中丢了命。伊斯芳迪阿尔的侄子梯芳执政后，国家逐渐复苏。梯芳成了开明君主的模范，他颁布宪法和多种法律，结束宗教纷争，改革教会职务等级，创立了国家和教会间的良好关系，并鼓励城乡积极生产。经过30年的治理，他给他的后代留下了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在他的后继者中，凡是恪守他的治理原则的，国家就继续发展。可是后来的继承人却忘记了他的治理方法，加上贵族与教会为了财产与权势不断地争斗，连年的战争又使国家穷困不堪，因此人民又被迫起来革命。可是这次却没有产生新的梯芳。几个邻国国王乘谢西安摇摇欲坠之际占领并瓜分了这个国家。国王吉伯尔每晚听了这些故事后都受到启发，表示要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而且故事越有启发，也就越能使他入眠。可是睡了一夜，他又把前晚的一切忘得一干二净，最后这位暴君嫌讲故事的哲学家启发得过分，下令把他逮捕囚禁。

《金镜》作为小说阅读颇难给人以满足，但是作为研究维兰德及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现实的资料却很有意义。它尖锐地批评了封建分裂的德国的种种弊端，塑造了作者自己的“理想国”和理想君主。维兰德要求君主们从人民革命中吸取教益，主张君主立宪制（即小说中梯芳的改革）。小说也表明维兰德同情受压迫者，主张消除不人道现象，限制统治者的穷奢极侈，反对宗教纠纷以及由此引起的战争，嘲笑了宗教纷争的愚蠢（红色的和蓝色的猴子），并提倡用启蒙思想去开导君主，以便实现开明统治。有趣的是维兰德在最后让吉伯尔逮捕了开导他的哲学家，这无异是对他的主张的自我嘲讽！维兰德的君主立宪思想最明确地表达在开明国王梯芳所宣布的这一原则中：“在谢西安不应该是国王通过法律来统治，而应该是法律通过国王来统治。”这就是说最高的不是“国王”而是“法”。小说中的“治国之道”引起了魏玛公国“太后”的兴趣，于是她把维兰德引进魏玛，让他做了“太后”儿子——年方18的摄政者卡尔·奥古斯特的老师。

《阿布德拉的居民们》使人想起中世纪的民间故事书《希尔德的市民们》，这是一部讽刺小说。阿布德拉是古希腊时代的一个小城邦的名字。阿布德拉居民们的自作聪明在古希腊时代就为人们所嘲笑和议论。因此“阿布德拉居民”几乎成了蠢伯和“希尔德市民”的同义语。维兰德的这部小说以古喻今，讽刺德国小市民毫无见识的狭隘及可笑的自负，他们自己孤陋寡闻、知识贫乏，而且还把属于他们的狭隘知识之外的一切科学和知识视为可笑。

小说共分五部。第一部“德谟克利特在阿布德拉市民中”和第二部“希波克拉特在阿布德拉”，叙述阿布德拉唯一聪明有才干的公民、古希腊最伟大的自然科学家德谟克利特阔别20年之后重返家乡的遭遇。他在和同乡讨论问题时，由于他的知识，由于他的理智和广博的见闻，竟被同乡看成精神病患者。为此阿布德拉的市民请来了当时希腊最著名的医生希波克拉特，为德谟克利特进行医学鉴定。不料两个智者一见面，相互便立即了解，于是名医希波克拉特断定，阿布德拉的市民才是真的患了精神病，这才把一个博学聪明的学者当精神病人。他随即为阿布德拉人开了药方，药方上写着：六船嚏根草，此草据说专治愚蠢病。药方又规定每个市民应服用六磅，市议员尤为愚蠢，所以要服用14磅。于是，愤怒的阿布德拉人都把名医希波克拉特看做是骗钱的江湖郎中。

第三部“欧里庇得斯在阿布德拉市民中”，叙述阿布德拉人在他们的城市开办民族剧院并从各地请来了许多剧作家。名作家欧里庇得斯带领一批演员正路过这里，阿布德拉市民可笑的见解促使他演出他的一个剧本，对阿布德拉人进行了嘲笑和报复。

第四部“驴影诉讼”更反映了阿布德拉人可笑的狭隘。它说的是赶驴人和一个牙医之间的争吵。一名牙医有一次租用了一头驴子以便骑驴在该城观光，那天天气炎热，烈日当空，路上没有遮阴的地方，于是他就利用驴子的影子挡了一会儿强烈的阳光。赶路人为此要牙医补付费用，理由是牙医只租了驴子而未租影子。牙医坚持不肯再付款，说除非他是一头驴子才付“驴影”钱。于是两人打官司到法庭。这场官司使阿布德拉全城分裂成两派，几乎为此爆发内战。最后愤怒的阿布德拉居民们认为驴子是引起争论的罪魁祸首，于是把这头可怜的驴子撕成了碎块。顺便一提，20世纪瑞士作家迪伦马特还利用这个题材创作作品。

第五部“拉托娜的青蛙”叙述阿布德拉的没落。拉托娜是这个城市的护城女神，在她的庙宇里有一个池塘，池塘里养着许多青蛙。这样，青蛙便被视为神圣的动物。后来亚宋庙的大神父为提高自己威望也挖了一个私人养蛙池，不久城市居民争相效仿，几乎每个市民都有一座养蛙池，整个城市到处是传播疾病的养蛙池。青蛙既为圣物，规定不可减少或杀死，这就使全城蛙满为患。阿布德拉人没有办法，只好搬家，去外地开拓新住地。于是乎阿布德拉人（蠢伯）就散布到了全世界。自从阿布德拉人迁出该城后，圣虫青蛙也为白鹤所“清扫”。

这本披着古希腊外装的小说尖锐地嘲讽了当时德国小市民和市侩们的自以为是、狭隘可笑和目光短浅。这部作品在艺术上远远超过维兰德的比较枯燥的教育小说，因为其教育性并不通过说教而是通过小说本身有机地表达了出来。这部小说使维兰德成为继莫舍罗施和格里美豪森之后又一个讽刺文学的代表，并对凯勒的《塞尔德维亚的人们》起了重大影响。

维兰德在德国文学史上的功绩是，把当时还尚不为人重视，甚至藐视的长篇小说发展为日后的重要文学样式。维兰德可以说是德国自己的不受外国文学影响的真正现代意义的长篇小说奠基人。

维兰德在叙事长诗方面的成就几乎没有一个德国作家能与之匹敌，这方面最出色的成绩是维兰德的童话史诗《奥伯龙》。歌德对《奥伯龙》有极高的评价，称它是“诗歌艺术的杰作”。维兰德的小说既有洛可可内容，又有启蒙思想，但是这部《奥伯龙》却通过童话故事表现出维兰德丰富的想像能力。这部史诗利用了法国骑士小说、《一千零一夜》和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中的人物和故事，其中又掺和着维兰德自己诗意的创造。它说的是：

骑士黑翁（Hüon）是查理大帝的十二武士之一，一次他误杀了查理大帝的次子。查理大帝命令黑翁完成他提出的一系列艰难任务，然后才能对他的这一行为表示原谅。查理大帝要他骑马前去巴格达并侵入巴格达国王的皇宫，割下巴格达左首卫官的头颅，夺取国王的四枚牙齿和一把胡须，此外还要把巴格达国王的女儿莱齐阿（Rezia）诱拐回国做自己的未婚妻。黑翁在去巴格达的路上得到了仙人国王奥伯龙的帮助。黑翁从他那里得到了一只号角，只要有求于奥伯龙时，立即吹起号角就是。黑翁在奥伯龙的帮助下顺利地进入了巴格达国王的皇宫。奥伯龙还分别让黑翁和莱齐阿在自己的梦中会见了对方，因此在宫中相见时他们便一见钟情。两人决定私奔，去罗马举行结婚典礼。奥伯龙当时正和自己的妻子蒂唐尼娅不和，因为奥伯龙最乐意撮合有情人成为眷属，最不能容忍情人之间的不忠实，可是蒂唐尼娅却保护了一个与人私通的妇女。奥伯龙若要和妻子和解，便得找到一对为了维护自己的爱情和忠贞不惜牺牲生命的情侣。奥伯龙相信黑翁和莱齐阿正是这样的一对情侣。奥伯龙答应保护他们，但是在举行婚礼前他们无论如何不能私自结合。可是这一对情侣在去罗马的航船上屈服于炽热的爱情，违反了奥伯龙对他们立下的道德戒律，于是他们被隔离到一个寂寞的小岛上。在这个小岛上，隐士阿尔封索帮助他们两人进行道德净化，共同克服感情上的苦恼。不料，有一天海盗把莱齐阿掳到了突尼斯。奥伯龙在这关键时刻又出来帮助，让黑翁也到了突尼斯，并让他找到了莱齐阿住的地方。此时，考验他们彼此的爱情和忠贞的时刻终于到来了：突尼斯苏丹爱上了莱齐阿，突尼斯皇后爱上了骑士黑翁，可是他们两个情愿被火烧死也要保持相互的忠贞之爱。这样，黑翁和莱齐阿两人在最深刻的意义上恪守了奥伯龙的道德戒律，经受了考验，所以得到了拯救。查理大帝最后原谅了黑翁，奥伯龙和蒂唐尼娅也终于因为找到了这一对经历考验的忠实情侣而和解。

这部富有洛可可风格的传奇爱情史诗歌颂了忠贞的爱情（17～18世纪的德国长篇小说很重视道德教育，当时的小说中的所谓“爱情”更多的是道德性内涵，“爱情”即指忠诚——忠贞。因此，这种“爱情”缺乏19世纪小说普遍的情感内容，因为当时的小说家认为渲染情感会触发情欲，而情欲在17～18世纪的人的观念里是不高尚的，低俗的。）。维兰德对自己这部大型史诗曾七次加工，使作品的艺术性更臻完美，使诗行更富音乐性，因此它在19世纪便被译成了几乎全部欧洲语言，还被德国音乐史上第一位浪漫派大师韦伯谱写成了歌剧。

从维兰德的这些作品中可以发现，维兰德虽是德国洛可可文学的主要代表，但他不是纯粹的贵族文艺代表人物，他的洛可可风格具有歌颂情感生活的倾向，实际上起着反对戈特舍德的古典主义理论的作用。此外，他批判封建专制，同情人民，讽刺市侩习气，向往君主立宪、开明君主，并重视作品的道德教育，这一切又使他的作品具有较浓的启蒙色彩。

①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3～14页。

②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3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