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前期启蒙运动的重要成果

在叙述前期启蒙运动之前，首先须介绍一个介于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既不属于巴洛克时代又不属于启蒙时代的著名诗人巩特尔（Johann Christian Günther，1695～1723）。他是巴洛克时代和启蒙运动之间过渡时期的诗人，是一个早逝的天才。他的创作活动开始并结束于德国启蒙运动开展之前。巩特尔是出色的抒情诗人，在歌德之前的德国文学史上很少有诗人能像他那样在诗中如此真挚地表达个人生活体验和真情实感。巩特尔出身于一个贫苦医生家庭，曾在大学学医。但是从学生时代开始，巩特尔便对写诗颇有兴趣。父亲不让他搞诗歌创作，要他好好学医，于是父子间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诗人不得不开始浪游生涯。他既不愿依附宫廷，又找不到谋生的职位，而一个职业作家在当时根本无法维持生活。在贫病交迫中，巩特尔28岁便英年早逝于耶拿。

在巩特尔的时代，人们往往把诗歌创作当做消遣工具或为宫廷服务作为谋生手段。可是巩特尔把诗歌作为表达自己心灵感受和思想的最高形式，诗歌成了他生活的最大支撑。巩特尔的诗发出了德国诗史上新的声响，是18世纪初要求感情从宗教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的最初呼声，这已预示着狂飙突进运动的即将到来。巩特尔的诗歌语言朴实无华，近乎民歌风格。请读他的《忏悔的念头》（Bußgedanken）中的几段：

Dein armer Dichter kommt schon wieder
Und fällt mit seiner Bürde nieder
Und sieht dich，weil er sonst nichts kann，
Mit Augen voller Schwermut an.

Er hat kein Blut mehr zu den Tränen
Und kann vor Schwachheit nicht mehr schrein；
Mein Heiland，laß das stumme Sehnen
Ein Opfer um Erbarmung sein！

你可怜的诗人重新来到，
肩负着沉沉重担而跪倒，
他什么都不能做到，
只会用忧伤的眼睛望你。

他的泪中已经不再有血，
虚弱已使他无法呼叫；
我的救世主啊，让这无声的渴望
成为祈求怜悯的祭品吧！

这首诗表达了作者在与父亲、家庭、社会的冲突中，在精神痛苦和物质贫困双重压力下受尽煎熬的心声。

德国启蒙运动在18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展开。18世纪上半叶，德国启蒙运动即前期启蒙运动的各种特点是由德国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决定的。德国前期启蒙运动并不具有英、法启蒙运动的鲜明革命性和反封建反教会的政治色彩，还仅仅局限于文学艺术的形式革新。由于德国当时的落后状态，这一局限于文艺革新的运动具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崇尚抽象思考与理论探讨，也就是说理论比创作多，而理论探讨也因不结合具体创作而显得抽象空洞。第二个特点是，创作中取材于古希腊罗马及《圣经》的题材远比取材于现实的多。

前期启蒙运动的领导人是戈特舍德（Johann Christoph Gottsched，1700～1766），他是理论家和学者，也是一个并不优秀的诗人和剧作家。戈特舍德是莱布尼兹和沃尔夫理性主义启蒙哲学的忠实信仰者，他在文艺领域内的功绩一是努力建立统一的民族的书面语，二是整顿了17世纪以来混乱的剧坛。在整顿德国剧坛方面，戈特舍德得到了他的妻子——莫里哀喜剧的著名扮演者、当时的著名女演员诺爱拜尔的有力支持。戈特舍德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在于：在一定程度上为德国民族文学奠基人莱辛登上文坛起到了清道作用。

戈特舍德是普鲁士人，曾在柯尼斯堡学习哲学和神学。1724年他被迫逃出普鲁士，因为普鲁士国王要他这样身材高大、体格魁梧的男子作近卫兵。戈特舍德为逃避兵役到了德国当时最热闹的城市莱比锡，企图在莱比锡实现他改革剧坛的计划。他曾在莱比锡大学担任教授，后多次被选为该校的校长。戈特舍德针对当时落后的文坛，试图用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理论作为改造文坛、剧坛的武器。当时德国文坛的落后状态首先表现在文坛语言上的混乱，作家们以滥用外来语言为时髦，不重视本国语言的纯洁性。这一点也表明了他们民族意识的缺乏。此外，作家们喜用典雅雕琢的、矫揉造作的文字，即当时流行于欧洲的所谓巴洛克风格。其次，当时戏剧舞台流行所谓“历史大戏”，多取材于历史事件，但语言混乱、情节粗制滥造，根本无人物性格或教育意义可言，插科打诨的小丑常成为即兴的主角。除个别有成就的诗人外，多数诗人依附宫廷，创作也为宫廷服务。总之，文艺创作的形式和内容都不能适应市民阶级的需要。于是市民阶级意识形态上的代表针对这不能令人满意的局面吹响了改革的号角，带头人便是戈特舍德，他的武器便是法国的古典主义。德国并无古典主义思潮，但我们可以说戈特舍德便是德国文学史上的古典主义者。1730年戈特舍德写出了以法国古典主义为依据的理论著作《为德国人写的批判诗学试论》（Versuch einer kritischen Dichtkunst vor die Deutschen）。这一著作使戈特舍德成为18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文坛的权威。这本《试论》就其内容而论，不过是法国古典主义理论家波瓦罗《诗的艺术》的翻版。但是戈特舍德的这本《试论》在德国文学史上颇有功绩，对改造当时的德国文坛起了很显著的促进作用，这是因为古典主义十分重视作品艺术结构的谨严朴素，注重形式的完美。此外，在戏剧结构上，古典主义要求严格遵循“三整一律”，在语言上又要求明确、清晰和合乎逻辑。古典主义在形式上的这些严格要求服务于它的唯理论的内容。从古典主义的这些要求来看，它对于当时混乱的德国文坛与剧坛无疑是一帖有效的药方。当然这帖药方主要还只在于整治德国文学的形式。因此，我们对于戈特舍德在当时所起的进步作用应该加以肯定。戈特舍德的理论与实践在当时虽起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显示出落后的一面。首先是他在他的著作中说：悲剧要引起人的高贵的情操，因此，悲剧的主人公只能是“高贵”的人，如帝王将相、王公贵族……而不应是普通人。戈特舍德作为市民阶层在意识形态上的代表并不要求市民阶层在文学上占有一席地位，这充分反映了那一时期市民阶级对封建贵族的依附奉承和奴颜婢膝。所以到了18世纪后期，当德国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时，它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代表——莱辛就起而反对戈特舍德不为市民阶级争地位的投降态度，提出了“市民悲剧”的理论。

除此以外，戈特舍德的理论的落后性还表现在他的“崇外崇古”。戈特舍德视法国古典主义为不朽的经典，在形式上膜拜古典主义，在内容上则轻视民族内容。由于戈特舍德在文坛的权威性，他的崇法倾向便导致德国文坛崇尚法国趣味。这一倾向后来成为莱辛建立民族文学的巨大障碍。

由于戈特舍德过分苛求形式，要大家像遵守金科玉律那样来遵守他制定的干枯的戒律，否定诗人幻想和想象的权利，而只能按现实的外表依样画葫芦。这就否定了诗人的创造性，束缚了诗人思想的表达，不能满足市民阶层文艺反封建的要求。于是戈特舍德在完成整顿文坛的历史使命后，便成了德国文坛进步的绊脚石。从18世纪50年代起戈特舍德便遭到文坛进步力量的严厉批判，他的理论最终被莱辛批倒。从戈特舍德推崇当时的法国古典主义，我们也许可以把他领导的前期启蒙运动看做是在德国展开的古典主义运动。

首先起来反对戈特舍德的是两个瑞士人，即理论家和文艺批评家博德默（Johann Jakob Bodmer，1698～1783）和布赖丁格（Johann Jakob Breitinger，1701～1776）。瑞士人与戈特舍德争论的导火线是他们翻译了英国诗人弥尔顿的《失乐园》片断，这引起了戈特舍德的非难，原因是弥尔顿的作品富有戈特舍德所反对的丰富的想像力和奔放的感情，推崇古典主义及理性主义的戈特舍德对此不能容忍，于是形成了绵延近十年的所谓“诗人之战”。戈特舍德与瑞士人的主要分歧是：戈特舍德推崇法国古典主义文学，瑞士人则在推崇理性的同时不排斥想象、感情和热情，从而推崇英国文学。这两派争论了七八年，后来许多诗人纷纷站到瑞士人一边，最后莱辛以他的《有关当代文学的通信》给戈特舍德以致命的打击。

戈特舍德派与瑞士人之间的这场“诗人之战”是莱辛之前全德性的文学论争，它的意义在于：瑞士人在这场论争中客观上帮助了德国市民阶层文艺的发展，使新兴市民阶层文艺能扫清束缚思想表达的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以发挥更大的表现力，让市民阶层能更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感情与愿望。所谓“幻想”、“感情”、“热情”……实质上是市民阶层要表现“个性解放”的先决条件。但论争的双方都有极大的局限性，即双方均缺乏民族性格，均以外国文学为典范，忽视了本国文学的传统，都没有表示出建立民族文学的强烈愿望，所以莱辛在他的《当代文学的通信》一书中既反对瑞士人，也反对戈特舍德。

瑞士人博德默与布赖丁格虽在客观上起了积极作用，但他们的理论观点与艺术趣味对德国日后的文学发展也有恶劣的影响。首先是瑞士人主张“诗是能言的画，画是无言的诗”，这种诗画不分的创作主张助长了当时文坛所谓“描写诗”的泛滥，使“诗”成为没有生命的辞藻堆砌。其次，瑞士人推崇英国的弥尔顿，着重于他的宗教狂热，并不理解其作品所表达的资产阶级反抗性。瑞士人对宗教的狂热，影响了日后不少诗人倾向于《圣经》题材而忽视现实生活。比如18世纪著名德国诗人克洛卜施托克（Friedrich Gottlieb Klopstock，1724～1803）和早期的维兰德便是如此。在博德默和布赖丁格的影响下，前者将其毕生精力倾注于叙述耶稣受难的《救世主》这一叙事长诗，而后者的创作前期也是走同样的宗教题材道路。因此，梅林在他的《莱辛传奇》中说，相对而言，戈特舍德在当时更具有进步意义，因为戈特舍德在纯洁祖国语言、改革戏剧、整顿剧坛、提高演员地位、创办“道德周刊”以提高市民道德、用理性启迪人们、把文学看做是教育工具等等方面无疑对德国文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克洛卜施托克突出情感与幻想的创作使得与戈特舍德的论争得到了巨大的帮助和支持，他用作品证实了感情所具有的力量。毫无疑问，在德国文学史上，在用文学表达情感方面，克洛卜施托克担当了开创性的角色。

克洛卜施托克出身于富裕市民家庭，他把一生的大部分精力倾注于创作《救世主》（Messias）。《救世主》以弥尔顿的《失乐园》为榜样，全诗二十歌，大约用了他25年（1748～1773）的时间。《救世主》是一部宗教史诗，叙述耶稣受难等内容，但作者的重点不在于叙述故事而在于表达感情。这部作品的开头三歌在当时的著名杂志《不来梅文集》上发表后，立即受到读者热烈的欢迎，因为诗中的激情引起了当时要求表达情感的人们的共鸣。但是随着这一作品继续不断发表，读者的反应越来越弱，群众对它越来越不感兴趣，这是因为克洛卜施托克主要表达的是他对宗教的虔敬和狂热。《救世主》在全文发表时已无人诵读，据说当时没有一个人会把它从头读到尾。这一现象说明当时人民需要有民族内容的作品，而不是用情感表示对宗教狂热的宗教作品。

克洛卜施托克的诗富有音乐性和激情，同时又崇高而庄严。

他的诗最初用的是古罗马贺拉斯和古希腊的颂歌体，后来他在诗中运用自由的节奏，把诗的语言从严格的诗歌韵律的约束下解脱出来，以表达自然、真挚的感情作为诗的主旨。克洛卜施托克的著名抒情诗《玫瑰花带》（Das Rosenband），便是这样一首不讲韵脚而专注于诗意表达的出色诗篇：

Im Frühlingsschatten fand ich sie；
Da band ich sie mit Rosenbändern：
Sie fühlt es nicht und schlummerte.

Ich sah sie an；mein Leben hing
Mit diesem Blick an ihrem Leben：
Ich fühlt es wohl und wußt es nicht.

Doch lispelt ich ihr sprachlos zu，
Und rauschte mit den Rosenbändern：
Da wachte sie vom Schlummer auf.

Sie sah mich an；ihr Leben hing
Mit diesem Blick an meinem Leben，
Und um uns wards Elysium.

在春天的绿荫下我见到了她；
我用玫瑰花带把她系住：
她没有觉得，只在那儿微眠。

我凝视着她；我的生命
随着这一视线与她的生命相连：
我虽已感觉到，却并不真正知道。

我对她无言低语，
使玫瑰花带发出微声：
于是她从微眠中惊醒。

她凝视着我；她的生命
随着这一视线与我的生命相连，
四周变成了极乐的仙境。

这样的抒情诗语言朴素，很富民歌风味，感情真挚自然，获得了持久的生命力。

克洛卜施托克的颂歌主题多半是歌颂和赞美上帝、大自然、友谊、爱情、自由、祖国、永恒，他的这些颂歌对歌德、席勒、荷尔德林等都有过巨大影响。歌德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一书维特1771年6月16日的记录中，写下了克洛卜施托克和他的颂歌对当时人们的思想感情的影响以及人们对克洛卜施托克的崇仰心情。他的《春天的庆典》（Die Frühlingsfeier，1759）是当时人们熟悉的一首壮丽的诗篇，我国早就有郭沫若的译文。克洛卜施托克的另一首著名颂歌《苏黎世湖》（Der Zürichsee，1750）描写一群青年人在苏黎世湖上泛舟，作者在诗中把对大自然的赞美、对上帝的赞美和对友谊的赞美结合在一起：这无比壮丽的大自然是无比崇高的上帝的创造，一群充满了纯真友谊的年轻人充分享受着这上帝创造的大自然的美景。作者说，在朋友的怀中感到自己是一个朋友，这又比美好的自然更美好。(www.xing528.com)

克洛卜施托克的颂歌无论内容和形式都不同于17世纪的巴洛克诗歌或18世纪的洛可可诗歌，因为他的颂歌虽然热情澎湃（有时似嫌过分！），但往往是以作者自己的经历和感受为前提的，而不像巴洛克或洛可可诗人那样，堆积了华丽空泛的辞藻，缺乏真情实感。

法国大革命前后，克洛卜施托克写过一些优秀的歌颂法国革命和共和思想的诗篇，其中著名的有颂歌《三级会议》（Die Etats Généraux，1789）。正是这些热情歌颂资产阶级革命的颂歌和诗篇，使克洛卜施托克在1792年和华盛顿、席勒、佩斯塔洛齐等一起获得了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公民的称号。

但是当法国革命进一步深化，尤其是雅各宾党专政之时，克洛卜施托克便一反他过去对法国革命的歌颂，写出了题为《我的错误》（Mein Irrtum，1793）的诗，承认自己过去歌颂法国革命是一个错误。当法国革命爆发时，德国的许多诗人作家都热情欢呼，恩格斯曾非常中肯地称这种欢呼是“德国式的热情”。这种欢呼是对理论本身所表示的热情，是对法国革命的口号所表示的热情，所以德国作家对法国革命的欢呼仅是从抽象概念出发的。梅林曾说：“按照传统的看法，有六大星辰照耀着我们的古典文坛。”这六大星辰指的是莱辛、克洛卜施托克、维兰德、赫尔德、歌德和席勒。梅林在一篇纪念克洛卜施托克的文章中又说：“他比我们其他的古典作家都更加被人遗忘。”

梅林的这一断言确实是事实。但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他的崇尚情感的《救世主》最初几章发表后，的确起过积极的作用，并对日后在创作上以表达感情为主的狂飙突进运动有过很大的影响。赫尔德曾说，《救世主》的最初几章是自马丁·路德以来德语中最有表达力的经典作品之一。歌德在他的自传作品《诗与真》第十章中对克洛卜施托克的创作和人品（如他如何奖掖后辈）也有过赞词。

除了《救世主》最初几章的历史价值外，克氏的一些颂歌、抒情诗和政治诗至今仍有感染力，不失其阅读和美学欣赏的价值。

除了戈特舍德的古典主义改革运动及“诗人之战”外，对开展德国早期启蒙运动起了一定作用的还有18世纪上半叶德国的几百种“道德周刊”。“道德周刊”从18世纪开始在德国如雨后春笋般问世，很受读者欢迎。最初的“道德周刊”模仿英国的类似杂志，甚至是它们的翻译，后来逐渐独立，有的甚至发展为日后的重要文学杂志。早期的“道德周刊”也是德国文学史上最初的具有文学倾向的刊物，每期周刊一般约有八页篇幅。周刊的名称已表明了它的启蒙教育色彩，如《人》、《自由思想者》、《没有偏见的人》、《正派人》、《老实人》、《爱国者》等等。“道德周刊”的读者对象是有文化或略有文化的市民阶层，目的是教育人完善自己的道德，并以理性为自己一切行动的准绳。当时“道德”这一概念的含义比今天要广泛得多，诸如儿童教育、如何花钱直至宗教、哲学、世界观问题都是道德周刊的内容。“道德周刊”的主要思想缺陷是：它们普遍不谈社会政治，对封建社会制度从来没有提出过怀疑，甚至认为社会等级的不平等是无法改变的，因为这不平等的等级是上帝创造的。“道德周刊”的思想局限体现了德国启蒙运动本身的特点及局限。启蒙运动前期的著名人物几乎都是“道德周刊”的筹办者或撰稿人，如戈特舍德、布赖丁格、博德默、哈格道恩、克洛卜施托克、拉瓦特尔、拉伯纳、格斯腾贝格、格莱姆、哈曼、莱辛、布洛克斯和哈雷尔等。

布洛克斯（Barthold Hinrich Brockes，1680～1747）和哈雷尔（Albrecht von Haller，1708～1777）是启蒙运动前期的重要诗人。布洛克斯不仅是描写大自然的出色诗人，也是写道德诗的代表人物。他的诗表达了启蒙时代人对自然的看法。他对自然中的一切，大到山野、河川、月亮、太阳、春夏秋冬四季景色，小到花鸟虫鱼、雨滴和露水都有细致的观察和描绘。布洛克斯在描写大自然时，赞美和歌颂多于体验和感受。他认为自然中的一切都是无法解释的真正奇迹，自然中的一切都是上帝为人类创造的，并且都是为人类所用的，所以布洛克斯在赞美自然之后，紧接着常常是赞美造物主，认为大自然中处处体现了神的存在，自然中的一切都是神的理性的创造物。可见布洛克斯的诗歌内容不无某种自然神论的色彩。启蒙时代的思想家、诗人和作家们，除极个别者（如狄德罗等）外，多数在宗教问题上并非无神论者。但自然神论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已打击了天主教教会的专横。布洛克斯的诗在描写人对自然的享受、欣赏时，实际上已反对了天主教对现世生活的否定态度，他的自然诗教育人把目光投向“此岸”，而不是“彼岸”，他的诗在道德上肯定了人的享受的合理性。尽管如此，布洛克斯的诗也经常体现出宗教和人的健康理性之间的矛盾。

布洛克斯的主要诗集是九卷集《上帝心中的人间快乐》（Irdisches Vergnügen in Gott，1721～1748），代表诗篇是《夜色中的樱花》（Kirschblüte bei der Nacht）。

哈雷尔生于伯尔尼，是瑞士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和诗人。他早年学习医学和数学，曾在格廷根大学担任解剖学、植物学和外科学教授，是实验生理学的奠基人。哈雷尔很早开始文学活动。他在21岁时写的《阿尔卑斯山》（Die Alpen，1729）成了他的诗歌代表作。哈雷尔认为诗歌不应单纯描写自然，应对人进行教育，因此他改变了18世纪描写大自然的诗歌中纯粹歌颂自然及造物主的诗风。他的风景诗写出了自然和人的道德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人的道德在脱离城市俗气的大自然环境中会得到高尚的熏陶，从而得出人的道德和环境的同一性结论。在哈雷尔的著名风景诗《阿尔卑斯山》中，作者富有激情地描写了阿尔卑斯山的美丽风光和纯朴的农民。哈雷尔又把村民单纯自然的简朴生活和城市里败坏人性的所谓文明生活作了对比，作者对前者加以歌颂和理想化。这虽有社会批判的色彩，但同时也有否定文明的倾向，多少让人听到了几十年后卢梭“返回自然”的先声。哈雷尔这方面的诗歌基本上恪守了“自然—理性—上帝”三位一体的信念。

在德语文学史上，哈雷尔是哲理诗的创立者，哲学家康德最爱读他的诗，席勒也受到其诗歌的很大影响。《论恶的起源》（Vom Ursprung des Uebels，1734）是哈雷尔哲理诗的代表作。作者认为恶在世上是必要的；恶是上帝注入我们心中的，我们如果不能在内心斗争中战胜恶，就会堕入罪恶，正是从人的这种内心斗争中产生了社会生活。这位诗人兼外科医生又进一步比喻说，正像疼痛对治愈疾病是必要的一样，恶对于成为完善的人也是必要的。哈雷尔的这一观点无疑是用诗的形式表达了莱布尼兹的哲学思想。理性主义哲学家莱布尼兹的单子论认为单子是非物质的，是精神性的实体，单子构成了世间万物，整个世界的单子相互协调一致，这是因为上帝创造一切单子时全都完善地考虑过了。所有单子中最高的单子便是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自己，所以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它具有“前定的和谐”。因此，恶也是最好的，它也是“和谐”所不可缺少的。从这些作家的创作中，都可以让人感受到理性主义对他们的创作有着何等的影响。这种理性主义正是反对封建愚昧、提倡思想解放的启蒙运动所需要的。

在启蒙运动前期的诗人中，还须提及的是艾瓦尔德·克里斯蒂安·冯·克莱斯特（Ewald Christian von Kleist，1715～1759）。克莱斯特和不少18世纪上半叶的德国诗人有友好的交往，他也是莱辛的朋友。克莱斯特在大学攻读法律、哲学和数学，后来成为普鲁士的军官，1759年殁于七年战争中。莱辛描写七年战争的喜剧《密娜·冯·巴尔赫姆》中的男主人公台尔海姆便是以克莱斯特为模特儿的。克莱斯特以写阿那克勒翁式的诗歌开始他的文学道路，后来写了颂扬普鲁士军功的诗歌。在克洛卜施托克诗风的影响下，克莱斯特写了富于哲学色彩的著名风景诗《春天》（Der Frühling，1749）。

在18世纪上半叶的诗人中，除上述几位之外，还有几个早期的洛可可诗人。我们将放在本章第五节介绍他们。

在英国文学的影响下，18世纪的德国小说开始繁荣起来，但由于德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迟缓和国家处于分裂的状态，这一文学形式当时在德国的成就远不能与同时代的英、法相比。18世纪上半叶，除了维兰德和格莱特外，当时颇具影响的小说家是施纳伯尔（Johann Gottfried Schnabel，1692～1752？）。

后世对施纳伯尔的生平不甚了解。他于1731年至1743年用笔名发表的长篇小说《几个航海家的奇异命运》（Wunderliche Fata einiger Seefahrer），是当时德国模仿《鲁滨孙漂流记》热潮的小说中最有影响和最为成功的一部。这部小说又名《弗尔逊堡孤岛》（Die Insel Felsenburg），这是浪漫派作家路德维希·蒂克1828年给这本冒险小说起的书名。施纳伯尔给沉船、漂泊于孤岛这样一个当时流行的故事模式注入了以忠诚、诚实、虔敬等优秀品质为主流的理想国的主题。

小说的故事叙述大学生艾伯哈特·尤利乌斯1725年夏日在母亲去世、父亲破产后的某一天，突然收到一个名叫莱昂哈特·沃尔夫冈的船长的信，信中命艾伯哈特火速前去阿姆斯特丹找他。在那里沃尔夫冈交给他一封曾叔祖阿尔伯特·尤利乌斯的信。信中说，他目前正在南海一座名叫弗尔逊堡的岛上，年已97岁，想在临终前再见尤利乌斯家族成员一面。于是艾伯哈特随沃尔夫冈等人前往孤岛。阿尔伯特兴奋地迎接他的晚辈，向新来的人介绍他居住和领导了几十年的这座孤岛的生活和组织情况，并向他们介绍了自己来孤岛的过程。接着小说转入阿尔伯特的第一人称叙述形式。阿尔伯特自幼由一名好心的牧师抚养成人，后来便来到荷兰贵族凡·列本家服务。一次他帮助主人诱拐了英国商人的女儿孔可蒂娅，并随主人带着孔可蒂娅乘船逃亡去东印度，不料途中遇到风暴。船上的人大多葬身鱼腹，只有他和孔可蒂娅、凡·列本及法国船长幸免于难，就这样他们漂泊到了这座孤岛上。法国船长看中了孔可蒂娅的美貌，竟把凡·列本推下悬崖，想强占孔可蒂娅。阿尔伯特对孔可蒂娅说，他将誓死保护她，决不让她落入船长之手。法国船长杀人后良心受到自我谴责，不久便亡故了。孔可蒂娅和阿尔伯特在这座孤岛上相依为命，后来渐渐产生爱情而结婚。他们在岛上繁衍后代。当孩子们长大之后，他们便与后来漂泊到这座岛上的女性结婚，并去荷兰及附近小岛寻找女性对象。这样，孤岛田园上的族长制群体就建立起来了。在族长制统治下，一切都和谐而美满，既无战争又无贫困；既无权势欲也无财产占有欲，大家共同从事必要的劳动，和平幸福，美不可言。他们甚至挖出了岛上先前居民埋藏于地下的宝物，并用这些宝物与欧洲人做生意。阿尔伯特家族以及后来漂泊到岛上的人，都把孤岛当做自己的故乡，没有一个人有重返欧洲的愿望。小说开头给大学生艾伯哈特写信的沃尔夫冈便是后来漂泊到这座孤岛上的。他返回荷兰的目的是为了带领老阿尔伯特在欧洲的家族后裔前来孤岛与他见面，这也是老“族长”最后的愿望。第一卷末描写了沃尔夫冈的婚礼和孤岛上第一座教堂的奠基，第二卷写漂泊到岛上来的人各自在欧洲的经历。这些人抵达小岛后，都对欧洲表示厌恶。作者通过他们的叙述，描绘了18世纪欧洲的阴暗现实，作者又用岛上的和平幸福与欧洲现实对比，衬托出作者理想国的图像。第三卷写老“族长”阿尔伯特之死及艾伯哈特从欧洲把父亲和兄弟姐妹接到孤岛。最后一卷则是论文及节外生枝的叙述，如葡萄牙战船企图为他们的国王强占孤岛等。这说明作者已才穷力竭，没有想像力了，不能再续写下去了。

作者的孤岛乌托邦写得并不像莫尔的乌托邦那样详尽，说明作者对理想世界的憧憬是模糊的，不明确的。作者不是让那些不满的人对欧洲进行变革，而是让他们避离欧洲到孤岛隐居，这说明德国市民面对现实的软弱无力，它没有改造现实的气魄。但是有进取精神的英国资产阶级典型鲁滨逊却不愿在孤岛过田园牧歌生活，他想方设法重返欧洲，不是把孤岛当成他避离尘世的天堂，而是作为日后垦殖经营的地盘。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看，这里可以看到文学和社会的密切关系。

我们既从德国启蒙前期的文学状况中看到了法国文学的理性主义倾向对德国文学的影响，又从德国当时的长篇小说的发展中看到了英国文学对德国小说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