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文学史-探索17世纪德国文学

17世纪是德国历史上多灾多难的世纪，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使德国的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破坏。无论在政治、经济或文化方面，17世纪的德国都远不能与当时已经中央集权的英、法等国相比。

这样一个生产力遭到战争破坏，政治上四分五裂，经济上闭塞落后的德国，在文学上的成就如何呢？

像16世纪一样，17世纪的德国也没有产生过在世界文学史上一流的作家，但是在文人创作方面比16世纪有较大发展，作家们在戏剧、小说，尤其是诗歌方面作出了较大成绩。

（一）17世纪德国政治经济简况：16世纪的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失败后，德国的分裂更趋严重。宗教改革后得利的是信新教的各邦诸侯，他们从宗教改革时教会财产还俗的过程中获得了大量的教会财产和土地。这样，德国的部分诸侯在经济上的实力雄厚起来，在政治上就更显出他们的独立性。诸侯经济力量增强造成国家更严重的分裂，国王的中央集权更加困难。因此，宗教改革后，德国诸侯与国王之间的矛盾更为尖锐。但是，一部分信奉天主教的诸侯，企图以宗教为外衣反对信奉新教的诸侯。他们站到国王一边，目的并不是为了加强国王权力，而是希望联合国王以便从“信仰上的敌人”那里夺取还俗的教会财产。所以，在宗教改革后，诸侯之间的矛盾显得更为突出。

当时德国的邻邦法国早已中央集权，成为一个强大的专制主义国家。法国非常希望德国分裂，以便扩大疆界，掠夺德国，争霸欧洲。因此，法国势必要与当时德国的一部分诸侯勾结。这样，德国的诸侯们就以宗教为外衣，分裂为两大阵营。1608年新教诸侯结成“新教联盟”，天主教诸侯则于1609年结成“天主教联盟”。这两个联盟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企图掠夺对方的土地与财产。由于当时复杂的国际关系，这两个联盟都得到了国际力量的支持。天主教联盟除在国内得到国王支持外（因为国王反对宗教改革后新教诸侯势力的扩大），首先得到了教皇的支持（因为教皇反对新教及新教诸侯夺取教会的财产）。新教诸侯则得到了希望削弱德国王权的法国的支持。三十年战争便是在这样的国内外环境下爆发的。可见这绵延三十年的战争纯系统治者的内部争夺战。战争在德国境内进行。不久，欧洲诸大国如法国、丹麦、瑞典等参战，致使三十年战争实际上成为第一次欧洲战争。

1648年，参战双方订立了和约，即威斯特发里亚和约。三十年战争的后果是使德国分崩离析，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德国人口减少了近三分之一，土地荒芜，劳力减少，工商业凋零，到处是饥饿、瘟疫、难民……战争使德国成为欧洲最落后的封建割据国家。三十年战争后，德国长时期处于恢复创伤的阶段。

（二）17世纪的德国文学：如果说16世纪德国文学多民间作家和民间文学的话，17世纪则相反，多宫廷诗人和学者诗人。宫廷诗人和学者诗人的文学创作被一部分文学史著作称为“巴洛克文学”。用“巴洛克”来概括从16世纪文艺复兴到18世纪中叶启蒙运动的全部欧洲文学是不够恰当的。“巴洛克”本意为“不规则的珍珠”或“奇形怪状的珍珠”，最早是造型艺术、建筑艺术方面的术语，指不符合或脱离文艺复兴时期典雅、和谐、庄严、稳重、对称的古典艺术规则，倾向于不规则、具有动感、富于细致及繁复装饰的造型艺术风格。由于这一时期的巴洛克造型艺术、建筑艺术过于偏重奇形怪状的华饰，因此“巴洛克”一字用于文学上便是指：缺少真情实感，但却注意外在形式美和语言华丽、辞藻华美的文艺创作。因此把“巴洛克”用于一部分宫廷诗人、学者诗人的创作是合适的，但不能概括整个17世纪德国的文艺创作。如果不谈“巴洛克”的本意及它引申应用到文学领域的原因，而把“巴洛克”这一风格概念当作“17世纪及18世纪初”文化、艺术的代名词，并把这一时期的文学艺术都称之为“巴洛克”（如巴洛克文学、巴洛克音乐、巴洛克建筑等等），那就把“巴洛克”简单地当做一个时间概念，而非风格概念。

在介绍17世纪德国文学时首先应介绍17世纪初德国许多地方建立的“语言学会”。德国的语言在历史上一直不统一（包括发音、方言、书写、词义……南北各地都不一致），马丁·路德在16世纪上叶的《圣经》译本为统一德国语言提供了规范和基础。但由于国家分裂、交通落后，及全国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的缺乏，德国语言仍长期处于不统一状态，加上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德国成了欧洲战场，很多外国士兵到了德国，语言不统一的现象更加严重。于是当时一些有民族意识的文人学士便在各地发起组织各种语言学会，以维护民族语言的纯洁性。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语言学会便是1617年在魏玛成立的“结果实学会”。该学会旨在清除德语中滥用的外来词和外国语法，清除方言，确立德语的正确语法，统一德语正字法，促进全国语言规范化，特别是文学语言的规范化。此外，协会还规定诗歌韵律，促进优秀外国文学的翻译工作。总的说来，德国17世纪的语言学会对德国文学语言的统一起了促进作用，但是在清除外来语影响方面也有做得过分之处，即过分注意语言的贵族气派。在1640年到1680年的鼎盛时期，“结果实学会”有近五百会员，许多著名文人都是它的会员，如奥皮茨、格吕菲乌斯等。除魏玛外，在德累斯顿、汉堡、纽伦堡等地也都成立了较大的语言学会。

（1）17世纪的德国诗歌和戏剧：17世纪德国文学在诗歌方面的成就较为显著。当时影响较大的是诗歌理论家奥皮茨（Martin Opitz，1597～1639）。也许可以称奥皮茨为德国文论的创始人。他出身于富裕市民家庭，后晋升为贵族。奥皮茨被一些文学史著作称为“德国巴洛克诗歌之父”，他获得这一称号并不是由于他的创作（虽然他当时已经是个有名的诗人了），而是由于他的理论，奥皮茨在五天之内写成的《德语诗论》（Buch von der deutschen Poeterey，1624），对日后德国的诗歌创作有深远的影响，在格律诗韵方面甚至一直影响到现在。这部书之所以写得这样快，并且篇幅十分紧凑，是因为奥皮茨要用它来和强大的“结果实（语言）学会”进行有关诗艺的争论，他要用它来尽快和尽量简要地表明他的美学见解。奥皮茨在这部不过50页的著作中要求德国诗歌语言排除外来词、方言土语和粗字俗词，提倡诗人构成新词以丰富德语的表达力，主张诗歌语言要文雅大方、表达明确。奥皮茨认为创作诗歌的首要条件是掌握诗歌形式和研究古希腊罗马的诗歌成就。以上这些内容影响了整个17世纪的德国诗歌创作。《德国诗论》的第二部分则是探讨诗歌种类，确定了德国诗歌的韵律规则。具有创造性并一直影响到20世纪德国诗歌创作的是，他在书中提出了德国诗歌应该用扬音节和抑音节的不断交替来代替古希腊罗马和拉丁诗歌中长音节和短音节的交替，并提出扬音节应与该字的重音节吻合一致。就这一点而论，奥皮茨可以说是德国新诗的创始人。书中奥皮茨还提出了诗体悲剧和诗体喜剧的界限。作者认为悲剧只能由地位显赫者和高贵者担任主人公，因为崇高的事情只适合于他们，而喜剧主人公才能由普通人（市民和农民等）来担当，因为高贵显赫者不应作为嘲笑取乐的对象。这一观点一直沿用到启蒙运动前期的戈特舍德，后来莱辛把这一观点推倒，提出市民、第三等级可以成为悲剧主人公的主张（即所谓“市民悲剧”）。奥皮茨提倡典雅，反对俗字，所以他不赞成对事物直呼其名，主张用高雅的词汇和比喻来转弯抹角地进行描写，比如诗中不能说“当清晨太阳从东方升起”，而要说“当泰坦巨神清晨用它的辉煌火焰覆盖大地之时”。这种辞藻堆积也影响到18世纪所谓“描写诗”的形成。奥皮茨诗论的一个重要缺点在于过分注重诗歌形式和文字矫饰，忽视民歌，忽视诗歌的灵魂——真情实感，而这一点也正好是“巴洛克”的特色。奥皮茨在诗歌方面的另一功绩是把古希腊罗马的颂歌体以及意大利、法国的十四行诗引入德国。这两种诗体都为17世纪及18世纪初的德国诗人所钟爱。在《德语诗论》中，奥皮茨还提出：“诗（文学）从一开始就是隐匿的神学，表达的是神性的东西。”这句话的关键是对“神性”的理解。笔者以为“神性”不是“神学性”或“宗教性”，所谓“神性”，本质上就是“人性”。歌德的一首名诗《神性》阐述的正是“神性”是最高的人性这一思想。文学要表达的不仅是真理、本质、存在、价值……（这些是哲学擅长的），文学更要表达的是人的精神世界、丰富的情感世界、人的生存境遇等各个方面，所以文学是真正的人学。文学在表达人的所有这一切时用不着隐匿，也不需要隐匿。也许文学在表达这一切时借用宗教的语汇、激情、虔诚、模式……总之，会借用宗教的形式，甚至宗教教义、圣经故事等宗教的内容，但文学的本质是表达“人”的，不是表达“神”的。也因此，文学并非为神学而存在，文学决非神学或宗教的奴婢或仆人（只有宗教文学才隶属于宗教）。即使宗教和神学也是人所创造的，是人为解决、解释、应对自己的生存境遇应运而生的。笔者强调基督教对欧洲文学的影响，更强调文学的真正的人性的和人的本质。除这部《诗论》外，奥皮茨还是德国第一部歌剧剧本《达芙尼》（Daphne，1627）的作者。

17世纪的著名诗人有很多是西里西亚人，因此有“西里西亚派”之称。在诗歌内容方面比较有真情实感的有抒情诗人达赫（Simon Dach，1605～1658）、弗莱明（Paul Fleming，1609～1640）、格言诗人罗高（Friedrich von Rogau，1604～1655）等人，他们在文学史上又被称为前期西里西亚派。

请读达赫的著名诗篇《塔劳的安馨》（Ännchen von Tharau）：

Ännchen von Tharau ist，die mir gefällt，
sie ist mein Leben，mein Gut und mein Geld.
Ännchen von Tharau hat wieder ihr Herz
auf mich gerichtet in Lieb' und in Schmerz；

Ännchen von Tharau，mein Reichtum，mein Gut！—
Du，meine seele，mein Fleisch und mein Blut！

Käm，alles Wetter gleich auf uns zu schlahn，
wir sind gesinnet，beieinander zu stahn；

Krankheit，Verfolgung，Betrübnis und Pein
soll unsrer Liebe Verknotigung sein.

Recht als ein Palmbaum über sich steigt，
je mehr ihn Hagel und Regen anficht，

So wird die Lieb' in uns mächtig und groß
durch Kreuz，durch Leiden，durch allerei Not.

Würdest du gleich einmal von mir getrennt，
lebtest da，wo man die Sonne kaum kennt；

Ich will dir folgen durch Wälder，durch Meer，
durch Eis，durch Eisen，durch feindliches Heer！

Ännchen von Tharau，mein Licht，meine Sonn'，
mein Leben schließ' ich um deines herum！

塔劳的安馨，我对她很钟情，
她是我的生命，我的财富，我的黄金。
塔劳的安馨，不管痛苦和欢欣，
总对我献出她那一颗芳心。

塔劳的安馨，我的资产，我的财富，
你，我的血，我的肉，我的灵魂！

不管我们遭遇到怎样恼人的雷雨，
我们总拿定主意要互相帮助。

疾病、迫害、忧愁和痛苦
只会使我们的爱情更加巩固。

就像棕榈树依旧那样挺拔，
不管暴雨狂风将它侵凌。

在重重的烦恼、厄运煎逼之下，
我们的爱情将变得伟大坚贞！

即使有一天你要离我他往，
去到那难得看见太阳的地方，

我也要跟着你，穿过大海和森林，
穿过冰霜，牢狱和敌人的大军！

塔劳的安馨，我的光，我的太阳，

我的生命要和你的融合在一起至死不忘！

此诗原由北德方言写成，由于其情感真挚，后由赫尔德译成标准德语，当做民歌收入他编纂的《民歌中各族人民的声音》。

弗莱明的诗歌在当时就影响很大，莱布尼兹把弗莱明看做德国的荷拉斯，甚至18世纪浪漫派诗人还把弗莱明看做他们的创作榜样，弗莱明的一些诗歌因其语言质朴和内容贴近生活被收入教堂的赞美诗集和歌集之中。

罗高出身于西里西亚的地主之家，曾在宫廷服务，对宫廷生活相当了解。罗高一生写了不少格言诗，他的格言诗有的歌颂德国人民和德语，有的倡导德国人讲德语；也有不少格言诗暴露宫廷生活的虚伪。请读罗高的格言诗《宫廷仆人》（Hofediener）和《宫廷成员》（Hofeglieder）：

Der Fürsten Diener sind also，wie sie der Fürst will haben；
sie arten sich nach seiner Art，sind Affen seiner Gaben.

Was dient bei Hof am meisten？Der Kopf？Nicht gar！—Die Zunge.
Was dient bei Hof am treusten？
Das Herz？O nein！—Die Lunge.

宫廷的仆人悉听诸侯的意志；
他们学着他的模样，如同猴子接受恩施。

在宫中什么最有用？是头脑？不！是舌头。
在宫中什么最忠诚？是心？
哦，不！是肺。

后期西里西亚派的主要代表是霍夫曼斯瓦尔道（Christian Hofmann Hofma-nnswaldau，1617～1679）和罗恩斯坦（Daniel Caspar von Lohenstein，1635～1683）等。他们的诗表达了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思想，语言矫揉造作，富巴洛克之风。

17世纪最重要的诗人是格吕菲乌斯（Andreas Gryphius，1616～1664），他出生于路德教派牧师家庭，父母早亡，为了生计他很早就开始担任家庭教师，后来就学于当时欧洲最著名的莱顿大学，一度还是这个大学的教师。格吕菲乌斯勤奋好学，懂得人文科学，精通许多古老的和当时通用的语言，精通不少自然科学，还旅游过欧洲很多城市。可惜他生活在不幸的时代，仅活了48岁，而且其中30年是在战争中度过的，并在恢复三十年战争的创伤中度过了自己的余年。因此他的诗歌明显地表达了反对战争的情绪。他目睹人民在战争中所受的种种悲惨经历，而贵族却依然生活奢侈，因此他的诗歌为人民说话。这些富有民主色彩的诗歌在17世纪德国诗人中是难能可贵的。他的诗不仅真实地反映了三十年战争，反映了人民的疾病、死亡、灾难，还写到了人在这样的罪恶环境中心灵所受到的腐蚀和创伤。他的诗歌从内容到形式都十分庄严，其成就主要体现在十四行诗、颂歌和格言诗中。请读他的著名十四行诗《祖国之泪》（Tränen des Vaterlandes，1636）：

Wir sind doch nunmehr ganz，ja mehr denn ganz verheeret.
Der frechen Völker Schar，die rasende Posaun，
Das vom Blut fette Schwert，die donnernde Kartaun
Hat aller Schweiß und Fleiß und Vorrat aufgezehret.

Die Türme stehn in Glut，die Kirch ist umgekehret，
Das Rathaus liegt im Graus，die Starken sind zerhaun，
Die Jungfern sind geschändt，und wo wir hin nur schaun，
Ist Feuer，Pest und Tod，der Herz und Geist durchfähret.

Hier durch die Schanz und Stadt rinnt allzeit frisches Blut.
Dreimal sind schon sechs Jahr，als unser Ströme Flut
Von Leichen fast verstopft，sich langsam fortgedrungen.

Doch schweig ich von dem，was ärger als der Tod， Was grimmer denn die Pest und Glut und Hungersnot：
Daß auch der Seelenschatz so vielen abgezwungen.

我们已完全、彻底地受到蹂躏，
粗暴的人群、狂奏的军号，
沾满鲜血的刀剑，轰轰的加农炮，
把一切辛勤的果实和储藏耗尽。

教堂已经倒坍，塔楼已成灰烬，
市政厅笼罩着恐怖，身强力壮者断了头颅，
少女们受着污辱，不论看往何处，
到处是火光、瘟疫和死亡，使我们胆战心惊。

常有鲜血流过这儿的城市和堡垒。
已经有三个六年，我们河里的水
几乎为尸体堵住，无法畅流无阻。

可是我还没有谈到比死亡更可怕的事，
比瘟疫、大火、饥饿更可怕的事：
许多人灵魂的宝物已经被人抢夺。

作者在诗中以沉重的心情感叹：战争不但破坏了物质世界，还破坏了人的崇高心灵世界。这首诗显示了作者深沉的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

他的短诗《致阿特拉吐姆》（Auf Atratum）表明了他对贵族的仇恨和对人民的同情：

Dein überprächtig Grab，das schwer erschunden Geld
Und armer Leute Schweiß und Tränen aufgestellt，
Bricht itzt der Krieg entzwei，und die verfaulten Glieder
Reißt ein ergrimmter Hund voll Rasen hin und wieder.
Der nimmt die Ziegel hin，und der die schönsten Stein，
Der setzt die Marmelstück in seine Fenster ein
Und spricht：Wer jedem nahm，von dem muß jeder nehmen.
Dein Blutsfreund steht und sieht's，und muß sich deiner schämen.
Ihn jammert，daß er dich muß tot beraubet sehn；
Mich jammert，daß es nicht，eh als du tot，geschehn.

你极其华丽的墓是用残酷盘剥来的钱
用穷人的汗与泪建造起来的，
如今战争把它劈成了两半，
一条愤怒的狗充满了疯狂把腐朽的尸骨来回咬扯。
这一个取走了砖，那一个取走了最美的石块，
另一个把大理石镶进他的窗户
并且说道：从每个人那里取走东西的人，每个人也要从他那里取回。
你的亲戚站在一旁看着这一切，他为你羞愧。
他哀痛，你死后还要遭劫；
我哀痛，你死前没有发生这一切。

从这两首诗便可以看出诗人同情穷困百姓和痛恨贵族的人道主义立场。在17世纪的诗人中，能写出如此爱憎分明的诗歌来，也许格吕菲乌斯是独一无二的。

17世纪的戏剧成就主要表现在格吕菲乌斯身上，格吕菲乌斯是17世纪既写悲剧又写喜剧的最主要的戏剧家，是介于16世纪汉斯·萨克斯和18世纪莱辛之间最重要的德国剧作家。他的悲剧《格鲁吉亚的卡塔琳娜，或经受了考验的坚贞》（Catharina von Georgien，oder Behwährte Beständigkeit，1657）取材于当时的时政。17世纪的格鲁吉亚曾受当时信东正教的俄罗斯和信伊斯兰教波斯的欺凌，格鲁吉亚女王卡塔琳娜成为波斯国王阿巴斯（Abas）的俘虏，并因他的残酷折磨而死。格吕菲乌斯以此事件为例，用卡塔琳娜为信仰和为自己的国家受尽折磨而死，树立一个坚贞的榜样，并且在剧中直言不讳要求读者和观众以卡塔琳娜作为自己生活的楷模。格吕菲乌斯鲜明地表明自己创作的教化目的，明确自己的创作并不是为了娱乐人们。这说明自古以来真正的作家都有崇高的创作理想，深明自己创作的意义。这部悲剧的情节仅局限于卡塔琳娜的临死的最后一天。她被囚在波斯国数年受到的折磨及波斯国王对她热烈的求爱、她坚定的拒绝等情节都通过第三幕倒叙。波斯国王为了得到卡塔琳娜甚至愿意献出王位，但她坚决忠于她的丈夫、不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基督教）、忠于她的国家，为此甘心选择死亡，最后被活活烧死。剧本的最后写了波斯国王发出烧死卡塔琳娜的命令后又要召回自己的命令，但为时已晚，卡塔琳娜已死，波斯国王陷入绝望之中。全剧以升天的卡塔琳娜预言波斯国王必受上帝的严惩结束。全剧中卡塔琳娜并非被动的容忍者和俘虏，而是一个不屈的主动斗士，而波斯国王虽大权在握，却是一个情感的囚徒，始终是个被动的真正“俘虏”。作品把信仰、祖国、忠诚视为人生的永恒。在形式上，此剧严守古典的三整一律，并有歌队介入，以介绍并说明剧情。格吕菲乌斯的悲剧《卡德尼奥和塞林德或不幸的恋人》（Cardenio und Celinde oder unglückliche Verliebte，1649）一反当时的美学要求，让市民（一个大学生）做了悲剧的主人公，因此可以看做市民悲剧的前奏。(www.xing528.com)

格吕菲乌斯在戏剧上的成就主要是他的两部喜剧，即《霍里布利克里布利法克斯》（Horribilicribrifax，1663）和《荒诞喜剧或彼得·斯昆茨先生》（Absurda Comica oder Herr Peter Squentz，1657）。《霍》剧叙述三个女性和两个陆军上尉之间的多角恋爱关系，一方面歌颂男女之间真诚的爱情；另一方面讽刺三十年战争后军官及上层人士以说外国话和用矫揉造作的语言说话为时髦而导致的可笑现象，还嘲笑了那些故作风雅、实际上不学无术的所谓学者的空虚心灵。这部剧本的喜剧性主要不是通过剧情，而是通过陆军上尉和一位乡村教师之间夹杂着许多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法文、意大利文等外国语（并且是时常说错的外国语）的可笑对白以及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用的学究式词汇构成的。

全剧讲述的是可笑的陆军上尉企图通过婚姻使自己发财，可是最后希望落了空。破落的贵族少女赛莱尼莎禀性高傲，她拒绝帕拉第乌斯的求婚，因为嫌他穷，却爱上了爱吹牛自夸的上尉军官达拉第利达杜姆塔利德斯，竟把他当成富有的容克贵族。但是冠莱丝蒂娜热情地爱上了帕拉第乌斯，帕拉第乌斯因为对赛莱尼莎十分忠诚，因此不理睬冠莱丝蒂娜，可是乡村教师、自鸣博学的萨波罗尼乌斯却对冠莱丝蒂娜大献殷勤。赛莱尼莎跟达拉第利达杜姆塔利德斯订婚后不久发现，他是个债台高筑的穷汉，同时发现他过去赠送她的金链条其实是黄铜制造的，不禁大失所望，于是她意欲与早先追求她的帕拉第乌斯和好，可是帕拉第乌斯已经与忠实于爱情的冠莱丝蒂娜相恋并结婚。剧本的结局是爱情忠贞的人得到幸福，以追求金钱为目标的人却没有得到幸福。霍利布利克利布利法克斯在剧中是作为吹牛、胆怯的对象加以揭露与嘲笑的，作者没有在剧中直接描写他的恋爱经历。

17世纪的德国戏剧如和同时代的法国进行横向比较的话，不免相形见绌，因为17世纪的法国古典主义戏剧，不仅出现了古悲剧家高乃伊和拉辛，还诞生了其作品至今还在各国舞台上演出的大喜剧家莫里哀。法国17世纪古典主义戏剧的辉煌成就正是统一已100多年的法国社会现实的产物。古典主义经常采用的主题是：个人情感和国家职责的矛盾，它更容易产生在早已统一而非四分五裂的国家里。

（2）17世纪的德国小说：德国的长篇小说到了三十年战争之后才得到发展，并成为人们最喜爱的文学样式。它在德国的发展受到了法国和西班牙的长篇小说的影响。16世纪德国的约尔格·维克拉姆为德国的小说作了最早的准备。1551年维克拉姆的《莱因哈特和加布里奥托的故事》（Historie von Reinhart und Gabriotto）可以说是德国第一部有特色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站在早期的市民立场上，通过一个爱情故事反对封建等级观念对人的束缚，提出了人自由相爱的权利。维克拉姆的《好的和坏的邻居》（Von guten und bösen Nachbarn，1556）反映了市民家庭生活，表达了市民阶级的伦理观念，可以说是当时的一部“当代小说”。到了17世纪，西欧的长篇小说，特别是西班牙的骑士冒险小说和英国的田园牧歌小说译介到了德国，为德国第一位有影响的小说家格里美豪森的出现创造了外部条件。

17世纪早期的德国长篇小说都以外国小说为模仿对象，从内容到形式均缺乏独创性。大体说来，当时的小说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历史宫廷爱情小说，它的主人公已由骑士变为封建诸侯，情节往往叙述一对诸侯门第出身的情侣如何因战争、阴谋、偶然事件造成悲欢离合，最后道德高尚的男女主人公战胜了一切，走向往往是幸福团圆的结局。这种小说喜欢把情节的背景放在东方或罗马，为的是给它蒙上异国情调的色彩。这类小说的代表作家是诸侯邦国不伦瑞克的君王安东·马利希·冯·不伦瑞克（Anton Ulrich von Braunschweig，1633～1714），如他的5卷本的长篇小说《阿拉梅娜》（Aramena，1669～1673）和罗恩斯坦等人。第二类是田园牧歌小说。它给读者设想了理想的宁静的田园世界，可是小说常通过人物详细的对话探讨婚姻、道德、哲学、宗教、教育、艺术等问题。德国这类小说也常以法国、意大利、英国为榜样。德国田园牧歌小说的代表作家是费力普·冯·采任（Philipp von Zesen，1619～1689）。第三类是流浪汉小说，这是最主要的、最有价值的一类。流浪汉小说起源于16世纪的西班牙，主人公总是来自人民的底层的流浪汉。小说往往用主人公的眼睛（观点、意识）来观察、描绘当时的世界，反映主人公的流浪生活。它是17世纪小说中最富人民性和最具现实主义因素的一类小说。流浪汉小说常用第一人称形式，描写主人公的各种经历，并把这些经历松散地串联在一起。因此流浪汉小说常常反映低层人民的生活。西欧的流浪汉小说在17世纪被翻译介绍到德国，并得到广泛传播。德国17世纪流浪汉小说的主要代表是格里美豪森（Hans Jakob Christoffel von Grimmelshausen，约1621～1676）。他生于黑森，祖父是信奉新教的商人，格里美豪森早年失去父母，因此从小由祖父抚养照管，由于战争，他无法读完新教开办的学校。1635年，他被黑森的部队抓壮丁到了卡塞尔，从此开始了他在三十年战争中长期颠沛流离的军队生活，随军辗转于全国，目睹了人民的不幸与灾难。他不仅在皇帝的部队，也曾在瑞典人的部队打仗。三十年战争后，他曾为斯特拉斯堡的医生在黑森城堡当管理员，认识了讽刺作家莫舍罗施。1665年至1667年，格里美豪森开了一家旅店，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活动，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皈依了天主教，并担任了巴登地方的一个小城蓝辛的市长，直到他于1676年去世。17世纪的文人不少都靠宫廷为生，但格里美豪森一生没有依附过宫廷。

17世纪的德国作家多为学者、教授，均受过良好的教育，可是格里美豪森却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而是自学成才的作家，他的最好老师便是颠沛流离的生活本身。在三十年战争期间他亲眼目睹了诸侯部队的烧杀、被掳掠的村镇和被打死的农民。可以说，当时没有一个作家能像他这样了解人民和当时的社会现况。格里美豪森在晚年居住黑森期间才开始创作。他的主要作品是长篇小说《冒险的西木卜里切斯木斯》（Der abenteuerliche Simplicissimus，1669），全书五卷，又译名《痴儿历险记》，中译本名《痴儿西木传》（译者：李淑、潘再平）。作者在三十年战争中的生活经验为这部小说提供了素材，小说的前半部甚至有浓厚的自传色彩。从内容来分析，这部小说已超出了“流浪汉小说”的范畴，是一部深刻反映三十年战争的现实主义小说。因此可以说它在德国文学史上开德国近代长篇小说之先河。它通过“流浪汉小说”的形式，采用当时流行的第一人称叙述体，讲述了一个年轻人在三十年战争中的冒险经历和精神世界的变化。

主人公西木卜里切斯木斯（西木）自小在斯佩什特的农民家长大，养父母是农民。由于他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因此一直不懂世事，单纯无知。三十年战争破坏了他的宁静生活，养父母的家也遭士兵毁坏，西木被迫逃到了森林之中，幸被林中一隐士收留。这位隐士给了他启蒙教育，为他取了“西木卜里切斯木斯”（意为“单纯”）这个名字，并用基督教的教义与思想教育他。隐士去世后，西木被迫进入外部世界，东游西荡来到威斯特发伦当了士兵。不久他参加抢劫活动，不仅积攒了财富，而且还得到了“猎手”的美名。主人公从此在皇帝的部队或诸侯的部队中打仗，变成了一个大胆机灵、且以打仗为生的士兵。他还一度去过巴黎，看到了巴黎贵族社会的腐败和虚伪，自己也成为一些贵妇人的追求对象，这时他已经完全忘却了隐士的教导。在从巴黎回来的路上他生了天花，脸变丑了，钱也花光了，又重新流落到部队当兵。经过种种流浪生活的磨难后，他与抚养他长大的养父母重逢，并对自己过去的生活表示忏悔。后来一名瑞典上校又诱引他去当兵。战争让他到了莫斯科，并被鞑靼人俘虏，鞑靼人又把他当战俘出卖，于是他流浪到了朝鲜、日本等东方国家，经过几番波折后仍然回到了黑森。这时三十年战争已经结束。从此他决心居住在黑森回顾自己的一生，做一个隐士。

在小说的另一版本里，作者又加上了一卷（第六卷）。第六卷叙述西木乘船去耶路撒冷朝圣，途中船只遇险，经过许多危险终于漂泊到了印度洋的一个寂寞的小岛上。他在那里安身立命，以劳动为生，自给自足，并且写下自己的生平回忆。后来一个荷兰船长偶然来到岛上，发现了西木晚年所写的手稿，便把这份手稿带到了欧洲。

小说通过主人公动荡的一生反映了三十年战争期间可怕的社会面貌。主人公从宁静的田园生活开始，经过战争、冒险、爱情、追逐财富、享乐、疾病、困苦、流浪，最后又复归到林中过隐士生活。主人公从对世界无知（最初的隐居）经过在社会中混迹，从而看透了世界，最后与世界告别，并转向上帝（最后的隐居），这就是他的一生。主人公的精神发展是：从不懂宗教到最后皈依宗教和面向上帝，并在宗教追求中找到内心安慰。因此这部小说在真实反映三十年战争时代的同时，宣扬宗教成了它的另一个重要主题。在这本小说中出现的神职人员都贪婪、缺德、自负、放荡的，他们是作者刻意要讽刺和否定的人物形象，作者认为他们都背离了宗教的真正本质与教义。作者还通过主人公一生奔波和荣华富贵的不稳定来说明：世上一切都不是永恒的，永恒的只有那永不止息的动荡不定。全书的基本情调是厌世和悲观。作者认为世上能安慰自己心灵的唯有宗教，主人公的悲观与厌世情绪使他最后选择了独善其身的隐士道路。

作者对封建秩序的批判态度集中表现在主人公的一段梦境上（这梦境是一个比喻）。主人公梦见了一棵树，树顶上坐着一个贵族骑士，树枝都变成了士兵，而树根则是劳动者——手工业者、农民和打短工者。作者以此来表达他对当时阶级结构的认识。16世纪以来，这一形象比喻已经作为图画形式在民间广为传播，作者却给了它以生动的文字表述。

小说主人公在军队中结识了各类人物，受着各方面的影响，打仗、受伤、被俘，流浪到东方，经历种种冒险，他最后的结论是：过往的一切都是空虚的，因此他带着厌世心情与尘世告别。小说的现实主义体现在对三十年战争给人民带来灾难、造成破坏的描写上。作者对祖国所遭受的破坏充满忧伤情绪，体现了作者的爱国思想。面对混乱的封建世界，作者（市民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深感自己的软弱，因此只能让他的主人公随波逐流。由于作者并没有丧失理想，因此小说中的主人公也朦胧地对人生怀着希望。西木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一个能创造一切奇迹的神话人物身上，让这个神话人物来完成他所想完成的一切。在小说第三卷中，作者借一个自称尤彼得的人物之口创造了这个理想英雄。这是一段西木与尤彼得的对话。尤彼得说：“我要唤醒一个德国英雄，让他用锋利的宝剑来完成一切事业；他将杀死所有凶恶之徒，而只留下虔诚者，并让他们的人格日臻完善……我要给世人派遣一个不需要士兵而仍能改造整个世界的英雄，在他出生的时候，我将赋予他完善强健的躯体，像赫库拉斯一样，并且具有无上的理性与智慧，维纳斯也将给他美丽的容颜……他将从这个国家的这一城市走到那一城市，和平地管理每个城市。全德国的每个城市都要为自己选出两个最聪明最有学问的人，由他们来组成一个国会，城市从此将永远团结。在全德国废除农奴制连同所有的关税、过境税、捐税、土地税及其他种种租税后，让人们再也不知道什么叫徭役、勤务、纳税义务、偿还债务、战争及任何负担；让人民生活得比在仙国更幸福……一旦我的英雄为全世界创造了广泛的和平，他就会向基督徒和不同教派的世俗的和教会的首领作感人的宗教演说，使他们永远记住迄今为止的耻辱的信仰分裂，用智慧的说理和论证导引他们诚心地要求联合……”

尤彼得的这段长篇独白表明了作者的人道主义理想，如主张议会制，废除封建的苛捐杂税，反对因宗教纠纷引起的战争，主张一切宗教宽容相处等。

作者想不出改造社会的办法，于是杜撰出一个德国英雄来单枪匹马地改变一切。这个神（德国英雄）显然是幻想的产物，因此作者的这些理想终究无法实现，于是作者不得不在全书末尾集中表达了他的悲观。当主人公回顾自己的一生后，说出了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在这段“总结”里他对世界已经绝望，他诅咒、憎恶这个世界。他对自己说：“你的生活从来不是生活，而是死亡；你的一辈子乃是一片阴影，你的岁月是一个沉重的幻梦，你的欢乐是罪孽，你的青春是空想……啊，你，我可怜的灵魂，从这漫长的旅途中你究竟实现了什么？……躯体已经疲惫，理智已经混乱，天真无邪已一去不复返。如今没有任何东西能使我欢愉，我对一切都抱有敌意。自从父亲死后我来到这个世界，那时我还天真纯洁，诚笃正直，恭顺坦率，有节制而无邪念，虔敬而热情。不久我就变得凶暴、虚伪、假惺惺、傲慢、不安，处处变得邪恶。这一切道德上的寡廉鲜耻，我都没有任何老师的指点就全部学会了……”单纯的西木在罪恶的世界里已无法单纯。

第24章一开头作者写道：“再见吧世界，对于你不能信任，也无所企求。在你的广厦里，过去的已经消逝，现在的正在我们眼下消逝，将来的还没有开始，最坚强的在破碎，最永恒的在终结，致使你成了死者中的一个死者，在一百年里，你使我们没有一刻在生活。”

这种厌世情绪反映了中世纪末期德国市民对德意志前途的绝望，表明了混乱不堪德国的市民的软弱。作者最后让主人公再度隐居。这一结局正是德国当时现实的真实反映。这部小说一般被文学史家们称为德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发展小说”。但根据内容来分析，《冒险的西木卜里切斯木斯》恐难被称为发展小说。在德国文学史上，维兰德写的《阿迦通的故事》、歌德的《迈斯特》、凯勒的《绿衣亨利》、海塞的《玻璃珠游戏》等都可称为发展小说（或教育小说），因为这些小说的主人公经历了人生不同阶段的发展（作者描写了他们每一阶段的精神发展），最后，他们都在现实中找到了人生意义的答案。因此，发展小说便是探索人生目的、追求积极的人生观的教育小说。这种小说在展示主人公精神世界发展的同时，往往又展示了主人公的性格发展，这种性格发展又往往是现实生活对他教育的结果。《西木》的主人公则不然，小说的大部分描写了主人公一生的沉沦和他如何适应环境，被环境所污染的过程。他说道：“我不是弃恶从善，而是越变越坏。你这该诅咒的世界，我因为你的教唆而忘记了上帝和自己。”作者并没有在小说中写到主人公的追求和精神发展，读者看到了主人公人生道路上的脚印，但没有看到他找到生活意义的答案。这部小说没有教育人们去认识生活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而这一点正是发展小说最重要的），也没有引导人们去创造生活并在生活实践中发现人生的价值，而是相反，它劝导人们否定生活和现世。

这部小说虽不能称为发展小说，但它却是一部对当时的现实及我们所处的世界很有认识意义的作品。它表达了历经几十年动乱生活的德国人民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孤岛隐居）和对心灵宁静的渴望（皈依宗教）。小说的人民性最明显地表现在作者对善良农民的爱和对统治者的恨上。小说的描写都基于作者自己在三十年战争中及社会上的经历，所以小说才这样有血有肉。

小说从西木过隐士生活开始，经过在这个混乱、阴暗、可憎的世界的混迹，最后西木到一个岛上去重新做隐士结束。宗教最后成为失望（甚至绝望）的西木的唯一安慰。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宗教不仅深刻地影响着文学，而且宗教在生活中给绝望的人以精神支持，让世上广大的痛苦的受难者看到未来的光明。

此外，宗教的虔敬信仰又深刻地影响了长篇小说心理描写的细腻和深度。

除这部长篇外，格里美豪森还写了几部中长篇小说，其中著名的有《女骗子和女流浪者枯拉希》（Die Erzbetrügerin und Landstörzerin Courasche，1670），它作为《西木》的第七卷出版。20世纪30年代，布莱希特曾用这部小说为素材，写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胆大妈妈和她的孩子们》。

17世纪模仿格里美豪森的主要作家是约翰·贝尔（Johann Beer，1655～1700）。贝尔是奥地利诗人兼作曲家，从1676年开始即在宫廷任指挥并任萨克森宫廷图书馆管理之职。他写过21部流浪汉小说，他的主要作品是长篇小说《德国的冬日之夜》（Die Deutschen Winternächte，1682）及《生动的夏日》（Die Kurzweiligen Sommer-Tage，1683）。像17世纪的多数小说一样，这两部小说也用第一人称，并夹杂了主人公友人的许多故事，因此在结构上显得芜杂，主线则是原系贵族出身的主人公的浪迹生活，最后主人公为贵族朋友吸引，为贵族的“生动”生活所感化，与贵族融为一体。所谓的“生动的”贵族生活无非是冒险经历、宴会、取乐、狩猎、打牌……而已，但作者认为它比之于乏味单调的宫廷生活要“生动”。贝尔的小说为了解德国17世纪社会风貌提供了形象的材料。此外，同时代的流浪汉小说作家还有劳埃特（Christian Reuter，1665～1712）。他的富于人民性的流浪汉小说《谢尔莫夫斯基》（Schelmuffsky，1696）描写了主人公在陆上和海上的冒险旅行，讽刺已经变富的市民如何模仿贵族过享乐生活。德国人至今读他的小说都感到生动、有吸引力。18世纪初劳埃特为人所遗忘，直到德国浪漫派又重新对他加以发掘。

德国17世纪的文学还继承了16世纪讽刺文学的传统。16世纪的著名讽刺作家是布兰特和费沙特（Fischart，1546～1590）。费沙特曾改编过拉伯雷的《高康大》。17世纪的著名讽刺文学家是莫舍罗施（Hans Michael Moscherosch，1601～1664），他也曾是“结果实学会”的成员。莫舍罗施的代表作是用第一人称形式写的《费兰德尔·冯·席登瓦尔德的奇异而真实的梦境》（Wunderliche und wahrhaftige Gesichte Philanders von Sittenwald，1640）。这部讽刺著作主要抨击三十年战争时期粗野的士兵以及宫廷、上流社会在语言、衣衫打扮、时尚习俗等各方面对外国的盲目模仿，讽刺了上流人士的空虚、虚伪和愚蠢。他的作品不仅对格里美豪森也对浪漫派作家如蒂克和阿尔尼姆产生了影响。

总起来说，17世纪的德国文学在文人创作方面比16世纪有了较大的发展，宗教文学（以诗歌为代表）尤其有较高成就。17世纪的法国产生了以高乃依、拉辛、莫里哀为代表的古典主义戏剧，英国产生了大诗人弥尔顿，17世纪的德国文学成就与它们相比还有较大的距离。

德国文学自中世纪骑士文学以来一直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17世纪德国文学多受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影响，到了18世纪从外部影响德国文学的已经是法国和英国文学了。德国文学到了18世纪下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启蒙运动的开展，才进入它的第二个繁荣时期，形成德国文学发展的第二个高峰，并在欧洲及世界文坛发挥它的国际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