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与中国文化：易经的历史发展及象征系统

二、《易》更三世

《汉书·艺文志》云：“《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颜师古曰：“伏羲为上古，文王为中古，孔子为下古。”远古的伏羲画卦，殷周之际文王演《易》，春秋末期孔子著《易传》，三位圣人前赴后继，共襄伟业。此说盛传于战国秦汉间，更是汉儒之通谊。至北宋大文豪欧阳修开始怀疑孔子与《易传》的关系，至现代更是怪论蜂起，蔑古立说。论者径将“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改写为“人更多手，时历多世”^[11]。笔者致力于《易》学研究近二十年，曾反复推敲现代学者的种种新说，发现他们皆不足以推翻旧说。我在此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重申旧说。我们对待传统学术，必须实事求是，既不能抱残守缺，更不能一味创新，故意将传统说法否定掉。在缺少证据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谨慎一点、守旧一点为好。“先儒从来恁地说”，既无法证实，亦无法证伪，“且得依他”。

（一）伏羲画卦

1．伏羲

伏羲是中华民族的始祖，位居三皇之首。三皇，通常指伏羲、神农、黄帝。伏羲的写法较多，据《别雅》考证：“虙戏、伏戏、宓戏、宓羲、庖牺、包牺、炮羲，伏羲也。”

伏羲画卦载于《周易·系辞下》：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周易·系辞下》又指出伏羲之后的神农、黄帝、尧、舜如何以《易》治理天下：

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杵臼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

只论及12卦，不及《周易》的五分之一，就足以治理好天下。

《史记·日者列传》云：“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白虎通义》卷下亦云：“伏羲作八卦何？伏羲始王天下，未有前圣法度，故仰则观象于天，俯则察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象万物之情也。”伏羲作八卦，文王演《周易》，自汉迄清，前人多信而不疑。

2．八卦

《周易》中一套有象征意义的符号。以阳爻、阴爻相配合，每卦三爻，组成八卦（即经卦），如乾、坎、离等。象征天地间八种基本事物及其阴阳刚柔诸性。“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周易》中的八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基本图形，每个图形用三个分别代表阳的“—”（阳爻）和代表阴的“－－”（阴爻）组成。为什么用这两种符号（而不是别的符号）来象征阴阳呢？人们曾作过各种“大胆的假设”，或以为是男女生殖器的象征^[12]，或以为是上古结绳时代有结、无结的形态^[13]，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八卦名称是：乾、坤、震、巽、坎、离、艮、兑。《易传》作者认为八卦主要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现象，并认为“乾”、“坤”两卦在八卦中占特别重要的地位，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一切现象的最初根源。

八卦中，乾与坤、震与巽、坎与离、艮与兑是四个矛盾对立的形态。八卦本是反映古代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具有朴素的辩证法因素，自被用为卜筮的符号之后，逐渐带上神秘的色彩。

从观察万物到制成八卦的整个思维过程，具有观物取象的创作特征^[14]。八卦的卦象不断扩展增益，可以象征诸多的物象，如《说卦》有一套完整的说法：

乾，健也。坤，顺也。震，动也。巽，入也。坎，陷也。离，丽也。艮，止也。兑，说也。

乾为马，坤为牛，震为龙，巽为鸡，坎为豕，离为雉，艮为狗，兑为羊。

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兑为口。

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

乾为天，为圆，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为大赤，为良马，为老马，为瘠马，为驳马，为木果。

坤为地，为母，为布，为釜，为吝啬，为均，为子母牛，为大舆，为文，为众，为柄，其于地也为黑。

震为雷，为龙，为玄黄，为旉，为大途，为长子，为决躁，为苍筤竹，为萑苇。其于马也为善鸣，为馵足，为作足，为的颡。其于稼也为反生。其究为健，为蕃鲜。

巽为木，为风，为长女，为绳直，为工，为白，为长，为高，为进退，为不果，为臭。其于人也为寡发，为广颡，为多白眼，为近利市三倍，其究为躁卦。

坎为水，为沟渎，为隐伏，为矫，为弓轮。其于人也为加忧，为心病，为耳痛，为血卦，为赤。其于马也为美脊，为亟心，为下首，为薄蹄，为曳。其于舆也为多眚，为通，为月，为盗。其于木也为坚多心。

离为火，为日，为电，为中女，为甲胄，为戈兵。其于人也为大腹。为乾卦，为鳖，为蟹，为蠃，为蚌，为龟。其于木也为科上槁。

艮为山，为径路，为小石，为门阙，为果蓏，为阍寺，为指，为狗，为鼠，为黔喙之属。其于木也为坚多节。

兑为泽，为少女，为巫，为口舌，为毁折，为附决。其于地也为刚卤。为妾，为羊。(www.xing528.com)

由此可见，《周易》至此已经构成了一个象征系统。

（二）文王演《易》

1．文王与卦辞

周文王将八卦互相组合，又得六十四卦^[15]，用来象征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发展变化。

六十四卦名为：乾、坤、屯、蒙、需、讼、师、比、小畜、履、泰、否、同人、大有、谦、豫、随、蛊、临、观、噬嗑、贲、剥、复、无妄、大畜、颐、大过、坎、离、咸、恒、遁、大壮、晋、明夷、家人、睽、蹇、解、损、益、夬、姤、萃、升、困、井、革、鼎、震、艮、渐、归妹、丰、旅、巽、兑、涣、节、中孚、小过、既济、未济。

卦辞，说明《易》六十四卦每卦要义的筮辞。即各卦卦形、卦名之后为卦辞。一说，卦辞包括卦形和卦名。^[16]

清黄宗炎云：“伏羲作《易》，止于画卦，有名无辞。文王作彖辞，系之卦下，周公作象辞，系之爻下，皆称系辞。此则孔子学《易》，得诸心而见于言论者，后人亦称之谓系辞。内有‘子曰’者，大约为门弟子所记载，后儒作上传、下传，以别于文、周。”^[17]

《周易·系辞下》对于《易》的时代问题有所论述：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

孔子将《易》之制作时代大致定位在中古（即殷周之际）。但是，文中两“乎”两“耶”，语气疑惑，游移不定，何则？“文献不足故也。”孔子云：“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18]《周易》是否“当文王与纣之事”，孔子当时不能确定，只好存疑。五百年之后，司马迁明确地表明了他的观点：

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19]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20]

令人遗憾的是，这里也只有观点，没有论证过程。众所周知，司马迁写史记的标准是“考信于六艺”，对于六艺的形成问题，他必须首先予以准确的定位，否则，他就难以“考信”。因此，司马迁之所以如此肯定，他一定也经过了痛苦的思索求证。《白虎通义》卷下亦云：

文王所以演《易》何？文王受王，不率仁义之道，失为人法矣，已之调和阴阳尚微，故演《易》，使我得卒至于太平，日月之光明，则如《易》矣。

《白虎通义》是官方结论。至此，“文王演《易》”成为主流观点。直到20世纪初期，学术界主要倾向开始大逆转，大家纷纷起来否定汉儒的观点，如顾颉刚、余永梁等人认为《周易》非伏羲、文王所作，而是周初作品；李镜池等人认为《周易》编订于西周晚期，作者亦非一人。诸如此类，皆难以自圆其说。所有这些说法都是走外在分析的路子，其实还有内在分析一路。我们曾以此为突破口，分析《周易》的内容，结合外在分析，由此推定其时代。我们发现，汉儒的观点至今仍然无法被证伪，现代学者的观点大都论据不充足，论证不严密，先入为主，疑古过勇，难免失于主观臆断，有的甚至武断至极。

自孔子以来，关于《周易》的时代问题，大致形成了一个圆圈：“信——疑——信——疑——信。”信乎？疑乎？半信半疑乎？将信将疑乎？这确实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面对千古疑案，我们有时真的很无奈。从信古，到疑古，再到释古，主要的困难仍然是文献不足征。如果文献足征，也就不会有什么千古疑案了。

2．周公与爻辞

周公，西周初期政治家。姓姬名旦，也称叔旦。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多才多艺，能事鬼神。他辅武王灭商。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摄政。平定了武庚、管叔、蔡叔之叛乱。继而厘定典章、制度，复营洛邑为东都，作为统治中原的中心，天下臻于大治。周公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求贤若渴，犹恐失天下之贤人。他亦被视为圣贤的典范。事迹详载《史记·鲁周公世家》。

周公作爻辞，此说创自汉代马融。其后陆绩、孔颖达、朱熹、高承等群起响应。如朱熹解释说：“彖辞，文王作。爻辞，周公作。是先儒从来恁地说，且得依他。谓爻辞为周公者，盖其中有说文王，不应是文王自说也。”^[21]宋高承云：“《易》更三圣，不言周公，颖达谓父统子业故也。”^[22]至宋元之际，俞琰开始怀疑此说：“愚谓世俗相承孔氏《正义》之说，千人一律，虽朱子亦不免疑《易》中泛言之王以为文王也，故其《本义》亦以乾初九潜龙勿用为周公之辞。然又曰：‘文王时，世变不好，古来不曾有底事都有了，他一经历这崎岖万变过来，所以说出那卦辞，如箕子之明夷，如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此若不是经历，如何说得审如是。’则朱子盖亦以爻辞为文王之辞也抑明矣。”他又极力反驳“周公作爻辞”之说：

又曰：“人更三圣，世历三古。”而韦昭谓三圣即伏羲、文王、孔子，孟康谓三古即伏羲、文王、孔子之时，亦未尝言及周公。或者徒以爻辞有“王用亨于岐山”乃文王事，若爻辞为文王作，则不当自言，而不知迁于岐山之下，自太王始，何独文王？况《易》中王用之辞非一，如“王用三驱”、“王用出征”之类，皆泛言之，安可遽指为文王也？若谓周公，文王之子，或从文王之后润色爻辞，则不可知。而直谓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则不可也。文王演《易》，卦辞止论大概，其忧患之危辞则尽见于诸爻，演《易》而不作爻辞，无是理也。《系辞》论圣人作《易》，卦爻皆并言之。文王演《易》，岂容有卦辞而无爻辞？自马融而下，以意度之，谓为周公所作，绝不经见，无所考信。至颖达独引《春秋左氏传》，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始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而以为周公作爻辞之证。若以韩宣子之言为证，则谓周公作象辞方可，而况韩宣子之意，初止谓文王周公以《易》与《春秋》之道行之于身，用之于世，而又能遗法以为典礼，传国之基本，元非为周公作《易象》而言也。

《易》更三圣，韦昭谓伏牺、文王、孔子是已，盖于周公无与焉。孔颖达辈以韦昭不数周公，乃强为之说，曰：“只言三圣，不数周公者，以父统子业故也。”愚谓伏牺、文王、孔子之外，又添一周公，则为四圣矣。以三为四，岂理也哉！^[23]

明代华兆登撰《周易古本》一书，依据马融、陆绩之说，以为爻辞周公作。《四库全书总目》卷八认为：“究为单词孤证，经传别无明文。”爻辞是否为周公所作？史无明文，加以文献不足征，故阙疑可也。

（三）孔子系辞

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人。既是春秋末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也是儒家的创始者。《论语》一书，记有他的谈话及与门人的问答。

孔子整理六经，对于《易经》情有独钟，晚年爱不释手。孔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24]《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了孔子“韦编三绝”^[25]的故事：“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太史公曰：“盖孔子晚而喜《易》。《易》之为术，幽明远矣，非通人达才孰能注意焉！”^[26]“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见此话是在孔子五十岁以前说的。孔子又自述：“五十而知天命。”^[27]这话显然是五十岁以后说的。如果把这两句话联系起来考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五十岁是孔子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通过数年的学《易》，韦编三绝，苦思冥想，孔子终于由凡入圣，学究天人，达到了“知天命”的境界。

现代学者勇于疑古，不惜将孔子的原话篡改为：“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如此这般，孔子与《易传》的关系就被完全切割开来。《帛书易传》之《要》篇明确记载：“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子曰：《易》，我复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28]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文献再次将现代学者的猜想证伪，而孔子与《易传》的关系也因此被证实。关于这段话的文化涵义，我们在后面还要详细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