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与中国文化：经部类目解读

三、经部类目解读

（一）易类

1．《易》之概述

《四库全书总目·易类序》云：

圣人觉世牖民，大抵因事以寓教：《诗》寓于风谣，《礼》寓于节文，《尚书》、《春秋》寓于史，而《易》则寓于卜筮。故《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

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

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

夫六十四卦《大象》皆有“君子以”字，其爻象则多戒占者，圣人之情见乎词矣。其余皆《易》之一端，非其本也。今参校诸家，以因象立教者为宗，而其他《易》外别传者，亦兼收以尽其变，各为条论，具列于左。

“《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讲的是天人之学。《易》更三圣，世历三古。伏羲、文王、孔子三大圣人，前赴后继，觉世牖民。孔子以后，《易》为六艺之首，为儒家必修课程，其他诸子百家亦无不从中吸取教益。秦始皇焚书，《易》以占卜之书幸存。汉置“五经博士”，易学研究日益昌盛。所谓“两派六宗”，仅就古代易学立论。详见后面易学流派部分。

天文，现指日月星辰等天体在宇宙间分布运行等现象，古人把风、云、雨、露、霜、雪等地文现象也列入天文范围。《易·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隋书·经籍志》：“天文者，所以察星辰之变，而参于政者也。”天文、地理皆为《易》之构成基础，《易·系辞上》明言：“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乐律即音律，注重五音（即宫、商、角、徵、羽）变化；韵学即声韵之学，关注四声（平、上、去、入）变化，均涉及阴阳变化。兵法涉及术数，算术与象数密不可分，无不与《易》相通。至于方外之炉火，特指道士炼制丹药。诸如此类，“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由此可知，易学之范围，广泛涉及一切传统学术之领域。近代以降，西方学术传入中国，四部之学被七科之学取代，但声光化电诸科亦往往与《易》相通，研《易》者亦援以入《易》。因此，在人文易之外，又别出科学易一派。

2．《易》之注疏

《周易注疏》本，注用王弼、韩康伯二家，疏用孔颖达等正义。王弼、韩康伯二注，扫象言《易》，空言说理，失汉家法。孔颖达疏依注敷衍，毫无足据。至于马融、郑玄逸注，唐李鼎祚《集解》中所采者，皆有师传。王肃说经，好与郑玄为难，不免于支离。惟言《易》则本诸其父王朗，多同郑玄说，其不同者亦与马融相合。郑玄言《易》皆有所本，言爻辰^[62]则颇嫌穿凿。虞翻五世传《孟氏易》，长于通变^[63]，其纳甲^[64]则大为无理，且好议郑学^[65]，是其短处。自唐而下，多近王弼一派，言汉学者不取居多。

历代注《易》之作甚多，大致分为汉、宋两派。冯友兰认为：“汉《易》注重象数，宋《易》注重义理。其实这种分别代表着两种思想体系，不仅是注解的态度和方法的不同。”^[66]《四库全书总目》注重象数，“以因象立教者为宗”，表彰汉《易》，显然站在汉学家的立场上。

《周易》是中国文化的元典之一，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总源头。因为涉及问题面较广，我们在后面还有专题论述。

（二）书类

1．《书》之概述

《四库全书总目·书类序》云：

《书》以道政事，儒者不能异说也。《小序》之依托，《五行传》之附会，久论定矣。然诸家聚讼，犹有四端，曰今文古文，曰错简，曰《禹贡》山水，曰《洪范》畴数。

夫古文之辨，至阎若璩始明。朱彝尊谓是书久颁于学官，其言多缀辑逸经成文，无悖于理。汾阴汉鼎，良亦善喻。吴澄举而删之，非可行之道也。

禹迹大抵在中原，而论者多当南渡。昔疏今密，其势则然。然尺短寸长，互相补苴，固宜兼收并蓄，以证同异。

若夫刘向记《酒诰》、《召诰》脱简仅三，而诸儒动称数十。班固索《洪范》于洛书，诸儒并及河图，支离，淆经义矣。故王柏《书疑》、蔡沈《皇极数》之类，非解经之正轨者，咸无取焉。

《尚书》何以得名？郑玄以为“尚书”之意是“上天之书”：“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书然，故曰《尚书》。”王肃以为是“皇上之书”：“上所言，史所书，故曰《尚书》。”《尚书孔氏序》以为“上古之书”：“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之书，后世之所慕尚，故曰《尚书》。要之，非孔子之旧，乃伏生之所加，何以知之？安国作序，言伏生年过九十，失其本经，口以传授，裁二十余篇，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是伏生之意，谓是书乃上古之书，故加‘尚’字，谓之《尚书》也。”王充《论衡·正说篇》说：“《尚书》者，以为上古帝王之书。”

“《书》以道政事”，庄子始发此论。随后，《荀子·劝学篇》也说：“书者，政事之纪也。”后世儒者竞相祖述，自朱熹以下无闲言，因为此五字高度概括了《尚书》的内容特点。此一特点的形成，可能与古代史官制度有关。古代王朝和诸侯之政事档案、文献多出自史官之手，《尚书》即在此基础上汇编而成。司马迁、扬雄、刘歆皆称《尚书》为孔子编定。汉人之说遭到后代学者的质疑与反对，今人匡亚明维护旧说，详见其《孔子传》。

关于《尚书》历来聚讼不已，焦点有四：第一是今文古文问题，第二是所谓“错简”问题，第三是《禹贡》山水问题，第四是《洪范》畴数问题。前一个问题我们在下面专门讨论，后三个问题比较精深，本书不拟多谈，感兴趣者可以自行研究。

2．《书》之源流^[67]

《尚书》是古代的历史文献，是中国文化的元典之一。在孔子以前，有3240篇之多。《汉书·艺文志》说：“《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孔子删录，断自唐虞，下讫秦穆，取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定为百篇。孔子所删定的百篇本是《尚书》的第一个选本。

历史文献不是多多益善吗？孔子不是一再喟叹文献不足征吗？孔子为什么要删《诗》、《书》呢？章太炎在《经学略说》中曾经推测道：“盖古书过多，或残缺，或不足重，人之日力有限，不能尽读，于是不得不删繁就简。故孔子删《诗》、《书》，使人易于持诵。删余之书，仍自有其价值在也。”当然，章太炎的话也只是一种猜测，难以证实。

《汉书·艺文志》叙述《尚书》从秦到汉的流传过程：

秦燔书禁学，济南伏生独壁藏之。汉兴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之间。讫孝宣世，有《欧阳》、《大小夏侯氏》，立于学官。《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怀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于是俱，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书》者，古之号令，号令于众，其言不立具，则听受施行者弗晓。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

班固从《尚书》之起源一直说到刘向校书。关于汉至唐这一段的流传情况，陆德明《经典释文》接着说：“平帝欲立古文。永嘉之乱，诸家之书并灭亡，而《古文孔传》始兴，置博士，郑氏亦置博士一人。唐代惟崇尚古书，马、郑、王注遂废。”伏生所传的《今文尚书》只有28篇，这是《尚书》的第二个本子。

从孔子壁中发现的《古文尚书》是《尚书》的第三个本子。汉平帝时，刘歆爱好古文学，建议朝廷将各种古文经书立于国学，于是《古文尚书》得到承认，学习的人很多，在学术界逐渐占据上风。经过永嘉之乱，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并亡，《今文尚书》从此失传，而《古文尚书》保存下来。唐代崇尚伪《古文尚书》，马融、郑玄、王肃等人的注本^[68]于是又全被废弃。

东晋元帝时候，豫章内史梅赜始得孔安国之传奏之，即伪《古文尚书》。这是《尚书》的第四个本子^[69]。这个本子从梁朝开始流行以来，由于刘炫、刘焯替它作疏，陆德明替它作音义，在学术界稳步胜出。唐代初年，孔颖达等人作《五经正义》，也采用了它。由于官方的认可，它一直流传下来，《十三经注疏》也采用了此本。宋人治《书》已经不守汉人家法，强调道统，鼓吹理学，开疑经之风气，开始怀疑伪《古文尚书》的真实性。元明两朝，多沿袭宋学，成就不甚突出。清儒在《古文尚书》的辨伪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一出，卓然成为清代考据学的不祧之祖。惠栋撰《古文尚书考》，王鸣盛撰《尚书后案》，段玉裁撰《古文尚书撰异》，恰似接力赛，不断将此问题推向深入。^[70]

3．《书》之真伪

孔子所删定的百篇本亡于秦朝，伏生所传的《今文尚书》亡于晋朝，从孔子壁中发现的《古文尚书》亡于唐朝，只有梅赜献出的伪《古文尚书》流传到现在。

伏生所传《尚书》只有28篇，称《今文尚书》，计《虞书》二篇：《尧典》、《皋陶谟》；《夏书》二篇：《禹贡》、《甘誓》；《商书》五篇：《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周书》十九篇：《牧誓》、《洪范》、《金滕》、《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

伪《古文尚书》亦有以上篇目，且将《盘庚》分为三篇，自《尧典》分出《舜典》，自《皋陶谟》分出《益稷》，自《顾命》分出《康王之诰》，又增益伪古文二十五篇：《大禹谟》、《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诰》、《汤诰》、《伊训》、《太甲上》、《太甲中》、《太甲下》、《咸有一德》、《说命上》、《说命中》、《说命下》、《泰誓上》、《泰誓中》、《泰誓下》、《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陈》、《毕命》、《君牙》、《冏命》，共得58篇。再加上书前的“伪孔序”（旧题孔安国序）一篇，共59篇。可见伪《古文尚书》是真伪杂糅，同于《今文尚书》者为真，但是真中又有伪造的文句，《舜典》前面“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协于帝，浚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就是姚方兴等人加上的。

古文之辨，自宋吴才老（1100—1154）首发难端，朱熹（1130—1200）继举义旗，“授其意于门人蔡沈，使分别今古文有无，注于各篇之下，而别存杂说，以著其伪。于是诸门弟子共祖述之，而元吴澄、明郝敬、归有光辈俱竞起攻辨，迄无遗力。吴澄作《书纂言》，则但存今文三十八篇，直削去古文，以示毁黜伪书之意，今其书具在也。予（毛奇龄——引者注）闻言恶之，归而不食者累日……渐闻开国以来，其攻之者遍天下，无论知不知，公然著书以行世。且有踵明代梅谩骂古文之书，效罗喻义是正一编，专刻今文经，而去古文者”^[71]。至清初，阎若璩年二十，读《尚书》，至古文，即疑二十五篇之讹，沉潜二十余年，乃得其症结所在，作《古文尚书疏证》。以篇数、篇名等方面质疑之，最后得出“晚出之书盖不古不今、非伏非孔，别为一家之学”的结论。当时有毛奇龄者，其学淹贯群书，而好为异论以求胜，特撰《古文尚书冤词》，专与阎若璩辩论。其目为：一曰总论，二曰《今文尚书》，三曰《古文尚书》，四曰古文之冤始于朱氏，五曰古文之冤成于吴氏，六曰书篇题之冤，七曰书序之冤，八曰书小序之冤，九曰书词之冤，十曰书字之冤。冤乎？不冤乎？其后，不断有人卷入讨论。朱彝尊作持平之论，认为《古文尚书》“其言多缀辑逸经成文”。《四库全书总目》亦云：“其文本采掇逸经，排比联贯，故其旨不悖于圣人，断无可废之理。而确非孔氏之原本，则证验多端，非一手所能终掩。近惠栋、王懋竑等续加考证，其说益明。”黄寿祺以为“采摭古书，缀辑而成”^[72]。周秉钧先生口头上也对笔者表达过类似的看法。最近，张岩重审此案，以为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绝不可信，其结论为：“《古文尚书》很可能不是伪书。”^[73]杨善群也发表系列论文，批评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将辨伪学导入歧途，将《古文尚书疏证》的辨伪方法归纳为主观武断等八条^[74]。离扬也在国学网站发表《尚书辑佚辩证》，其结论为：“将传世《尚书》视为伪书是不公平的。”郑杰文教授也认为“伪古文《尚书》”不伪^[75]。

现在《尚书》通行本大都将伪古文部分全部删除，实非可行之道，唯邵阳陈戍国先生谨守古道。

4．《书》之注疏

《尚书注疏》：伪《孔传》虽然不是汉代孔安国所写，但它是魏晋人写的，有很重要的学术价值，向为治《尚书》者所取资。孔颖达的《尚书正义》不知其伪，其过不小；其所征引较富，保存了唐代以前的一些重要见解。

《书传》：宋苏轼撰。《尚书》所载皆帝王大政，苏轼究心经世之学，明于事势，而又长于议论，故其诠解经义，于治乱兴亡之故，披抉明畅，较他经独为擅长。

《书集传》：宋蔡沈撰。取宋人之说为多。其疏通证明，较为简易，且渊源有自，大体终醇。元代与古注疏并立学官，而人置注疏，肄此书。明代与夏僎解并立学官，而人亦置僎解，肄此书。蔡传正讹匡谬，删繁就简，简明精当，故能历元、明、清而长盛不衰。

笔者曾经向《尚书》专家周秉钧先生请教治《尚书》的门径，他认为应该重视伪《孔传》与《书集传》。黄侃谈治经方法时说：“治经之法，先宜主一家之说以解经文，继则兼通数家之说而无所是非。”此乃经验之谈。如治《尚书》，宜先主伪《孔传》，继而兼通各家之说，将苏轼、朱熹、蔡沈等各家各派的代表作拿来一一比较，择优录取，择善而从，蓄疑攻坚，断以己意，最后达到融会贯通。

书类注疏甚多，不一一列举，可以详绎《四库全书总目》书类之提要，也可参考蒋善国的《尚书综述》。

一言以蔽之，《尚书》不仅是一部历史文献汇编，更是儒家所宣扬的“二帝”（尧、舜）“三王”（夏禹、商汤、周文王）及周公、孔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煌煌圣典。其中蕴藏了儒家的核心价值观，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诗类

1．《诗》之概述

《四库全书总目·诗类序》云：

《诗》有四家，毛氏独传。唐以前无异论，宋以后则众说争矣。然攻汉学者，意不尽在于经义，务胜汉儒而已；伸汉学者，意亦不尽在于经义，愤宋儒之诋汉儒而已。各挟一不相下之心，而又济以不平之气，激而过当，亦其势然欤？

夫解《春秋》者，惟公羊多驳，其中高子、沈子之说，殆转相附益，要其大义数十，传自圣门者不能废也。《诗序》称子夏，而所引高子、孟仲子乃战国时人，固后来搀续之明证。即成伯玙等所指篇首一句经师口授，亦未必不失其真。然去古未远，必有所受，意其真赝相半，亦近似公羊，全信全疑，均为偏见。

今参稽众说，务协其平，苟不至程大昌之妄改旧文，王柏之横删圣籍者。论有可采，并录存之，以消融数百年之门户。至于鸟兽草木之名，训诂声音之学，皆事须考证，非可空谈，今所采辑，则尊汉学者居多焉。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也是中国文化的元典之一。古人很早就认识到《诗经》的价值与功用：“《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76]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在发掘其语言价值、文学价值及历史文化价值，由此而观上古之风俗。

秦始皇焚书，六经遭劫，《诗》、《书》尤烈。“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诗》有韵，朗朗上口，劫后因此能够复原。《书》无韵，难以遍记，故损失惨重。

2．《诗》之源流

《诗》之源起于上古。虞之《赓歌》、夏《五子之歌》，向来被认为是《诗三百》之权舆。古诗本三千余篇，孔子最先删录，既取周诗，上兼商颂，下取鲁诗，定为三百零五篇，用作传授给学生的教材。孔子创立了“温柔敦厚”的诗教理论，孟子提出“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的方法论。孔孟学说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时传有四家，即鲁、齐、韩、毛。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婴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鲁、齐、韩三家为今文，西汉时皆立于学官。“毛诗”为古文，最先提出“实事求是”的河间献王雅好古文，但当时未能立博士，汉平帝时始立于学官。汉代经学的今古之争非常厉害，今文三家先居于统治地位，成为官学，“毛诗”开始只在民间传授。后来“齐诗”、“鲁诗”、“韩诗”相继亡佚，“毛诗”独传。

魏晋时期主要是郑学和王学之争。王肃学派坚持古文经学，反对郑玄学派包融今文三家。此时郑学与王学并行，郑学得到学者拥护，而王肃在政治上拥有特权。

南北朝时期主要是南学和北学之争。北学上承两汉，重章句训诂，推崇郑玄；南学直承魏晋，重义疏，兼采王肃之说。王学在南北朝时期由衰落而归于寂灭，而毛《传》、郑《笺》独传。

唐代以“毛诗”、“郑笺”立于国学。今注疏本遵用毛传、郑笺、孔颖达等《正义》。从汉到唐，从诗到经，《诗经》成为“圣经”之一。

宋、元、明三朝，又从经到诗。朱熹《诗集传》是宋学系的集大成之作，表面上废《诗序》，暗地大量袭取《诗序》之说，大半与序相合或相近。朱熹比较注重《诗经》的文学特点，将经还原为诗。

3．《诗》之体制与内容^[77]

《诗经》共有305篇，分为风、雅、颂三类。风160篇，雅105篇（其中大雅31篇、小雅74篇），颂40篇（其中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

风，又称十五国风，是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民间诗歌，各以其所在国家和地区得名，大体上包括当时中国的全部地域。内容有劳者之歌、行役之怨、情诗恋歌、闺怨之曲、哀婉之音、讽刺民谣等。绝大多数可以称得上是地方原生态音乐，也有少部分贵族的作品。

雅，分大雅、小雅。大雅全部是西周的作品，主要是朝会乐歌，相当于现在的中央音乐，应用于诸侯朝聘、贵族享宴等朝会典礼，大半产生于西周前半期和宣王中兴时期。既有西周开国史诗，也有产生于厉、幽二王时期的政治讽刺诗。小雅基本上是西周后期的作品，讽刺之作较多。

颂，又分为周颂、鲁颂、商颂。周颂是西周王室的宗庙祭祀乐歌，在祭神祭祖时使用，主要产生于西周前期社会兴盛时期，内容主要是歌颂先王之功业。鲁颂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宗庙祭祀乐歌。现存鲁颂4篇是鲁僖公时制作，在公元前656年左右。商颂是宋国的宗庙祭祀乐歌。宋国是殷商的后裔，现存商颂5篇，有的记述殷商先祖功业，产生时间尚无定论。

《诗》有“六义”。《诗大序》云：“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六义”被孔颖达解释为“三体三用”，具体而言，风、雅、颂是诗的三种不同体类，而赋、比、兴则是诗的三种表现手法或表现功能。^[78]

4．《诗》之注疏

自汉代以来，注释《诗经》之作浩如烟海，据历代各种文献书目著录共有两千余种，大部分已经散佚。经调查，现在尚存600余种。^[79]四库诗类仅著录62部，又存目84部。

《毛诗故训传》　定本三十卷，汉毛亨注，清段玉裁订。段氏此本，在于恢复毛传原貌。段氏认为，“读毛而后读郑，考其同异，略详疏审，审其是非”，才是治毛诗的正途。

《毛诗郑笺》　东汉郑玄笺毛诗，实以宗毛为主，但变毛之处亦时有之。武汉大学已故教授黄焯先生早年撰《毛诗郑笺平议》，大旨笃守毛传，比较异同，指出毛是而郑非，并由评郑而索诗义。

《毛诗正义》　唐孔颖达撰。融贯群言，包罗古义。黄焯先生又撰《诗疏平议》，评其得失。

《诗集传》　宋朱熹撰。其特点有：废弃《诗序》、涵咏白文、注释简明等。

今注以陈子展的《诗经直解》、《诗三百解题》二书功力最深。

（四）礼类

《四库全书总目·礼类序》云：

古称议礼如聚讼。然《仪礼》难读，儒者罕通，不能聚讼。《礼记》辑自汉儒，某增某减，具有主名，亦无庸聚讼。所辨论求胜者，《周礼》一书而已。考《大司乐》章，先见于魏文侯时，理不容伪。河间献王但言阙《冬官》一篇，不言简编失次，则窜乱移补者亦妄。三礼并立，一从古本，无可疑也。郑康成注，贾公彦、孔颖达疏，于名物度数特详，宋儒攻击，仅摭其好引谶纬一失，至其训诂则弗能逾越。盖得其节文，乃可推制作之精意，不比《孝经》、《论语》，可推寻文句而谈，本汉唐之注疏，而佐以宋儒之义理，亦无可疑也。

礼类区分为六目，即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六目之中，各以时代先后为序。下面逐一简要介绍。

《周礼》　《周礼》最早称《周官》，唐代贾公彦作疏始称《周礼》。

《周礼》的著作年代和作者：刘歆首创“周公手作说”。此种传统说法为信古派普遍接受，后来遭到疑古派的普遍质疑。目前在学术界最有影响的要数日人林泰辅的“西周说”。朱谦之、洪诚、钱玄、金景芳等人认为成于东周惠王前。何休、钱穆等持战国说。魏了翁、毛奇龄、梁启超、陈连庆等人持周秦之际说。胡适、彭林等人持汉初说。胡安国与胡宏父子、康有为、徐复观等人持刘歆伪造说，此说在港台地区有较大的影响。

古注：汉郑玄笺，唐贾公彦正义，清孙诒让《周礼正义》。

今注：钱玄等译注《周礼》（岳麓书社2001年版），杨天宇撰《周礼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派别：古文经。

内容：分为六官，周官大约设有360官，周天之官，以人法天：

天官——冢宰掌天下政务，所属有大宰、小宰等。

地官——大司徒掌邦教、土地、赋税等。

春官——宗伯掌邦礼。

夏官——大司马掌军政。

秋官——大司寇掌司法。

冬官——已佚，以《考工记》代替。

性质：记载古代的官制体系，传统说法认为是“周公之典”。

影响：王莽改制；王安石撰《周官新义》，为变法制造舆论；宇文泰改革官制。

《仪礼》　也叫《士礼》，现存十七篇。《仪礼》难读，儒者罕通。现代以沈文倬享有盛誉。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陈戍国先生出沈氏门下，撰有《中国礼制史》六巨册，卓然为礼学通儒。

《仪礼》的著作年代：沈文倬认为，《仪礼》是在春秋至西汉之间陆续完成的。

作者：古文经学家认为是周公所作，今文经学家认为是孔子所作。

古注：汉郑玄笺，唐贾公彦正义，清张惠言撰《三礼图》，清凌廷堪撰《礼经释例》，清胡培翚撰《仪礼正义》。

今注：杨天石撰《仪礼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www.xing528.com)

派别：今文经，西汉列为十四博士之一。

内容：反映贵族生活的方方面面。^[80]

性质：礼之经，以名物制度为主，礼制包括宗法制度、明堂制度、封国制度、巡狩制度、丧祭制度等。

《礼记》　即《小戴礼记》。

《礼记》的著作年代和作者：西汉戴圣编（郑玄说）。《礼记》各篇不成于一人之手，绝大多数应该作于先秦。原为孔门“七十子后学所记”。

古注：汉郑玄笺，唐孔颖达正义，清孙希旦撰《礼记集解》。

今注：钱玄等译注《礼记》（岳麓书社2001年版），吕友仁撰《礼记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杨天宇撰《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派别：今古文经混。

内容：全书共49篇。刘向《别录》分为九类，内容庞杂，是一部儒家的礼学杂编。^[81]

性质：礼之记，阐明礼的意义与作用，宣扬儒家的礼治主义。

影响：《礼记》仅次于《论语》，比肩于《孟子》，而远远超过《荀子》，在唐代与《左传》并列为大经。

三礼总义　凡对《周礼》、《仪礼》、《礼记》进行综合研究而不可分属的书皆入此类。四库仅著录六部：《三礼图集注》、《三礼图》、《学礼质疑》、《读礼志疑》、《郊社禘祫问》、《参读礼志疑》。《四库全书总目》解释说：“郑康成有《三礼目录》一卷，此三礼通编之始，其文不可分属，今共为一类，亦五经总义之例也。其不标三礼之名，而义实兼释三礼者，亦并附焉。”

通礼　四库仅著录四部：《礼书》、《仪礼经传通解》、《礼书纲目》、《五礼通考》。《四库全书总目》解释说：“通礼所陈，亦兼三礼，其不得并于三礼者，注三礼则发明经义，辑通礼则历代之制皆备焉，为例不同，故弗能合为一类也。”

杂礼书　四库仅著录五部：《书仪^[82]》（司马光撰）、《家礼^[83]》（朱熹撰）、《泰泉乡礼》、《朱子礼纂》、《辨定祭礼通俗谱》。《四库全书总目》解释说：“公私仪注，《隋志》皆附之礼类，今以朝廷制作事关国典者隶史部政书类中，其私家仪注无可附丽，谨汇为杂礼书一门，附礼类之末，如律吕诸书皆得入经部乐类例也。”仪注，指制度、仪节。这是以公私著作的不同，而将同一性质的礼书分为两处^[84]。

（五）春秋类

《四库全书总目·春秋类序》云：

说经家之有门户，自《春秋》三传始，然迄能并立于世。其间诸儒之论，中唐以前，则《左氏》胜；啖助、赵匡以逮北宋，则《公羊》、《穀梁》胜。孙复、刘敞之流，名为弃传从经，所弃者特《左氏》事迹、《公羊》、《穀梁》月日例耳。其推阐讥贬，少可多否，实阴本《公羊》、《穀梁》法，犹诛邓析用竹刑也。夫删除事迹，何由知其是非？无案而断，是《春秋》为射覆矣。圣人禁人为非，亦予人为善。经典所述，不乏褒词，而操笔临文，乃无人不加诛绝，《春秋》岂吉网罗钳乎？至于用夏时则改正朔，削尊号则贬天王，《春秋》又何僭以乱也！沿波不返，此类宏多。

虽旧说流传，不能尽废，要以切实有征、平易近理者为本。其瑕瑜互见者，则别白而存之，游谈臆说，以私意乱圣经者，则仅存其目。盖《六经》之中，惟《易》包众理，事事可通。《春秋》具列事实，亦人人可解。一知半见，议论易生；著录之繁，二经为最，故取之不可不慎也。

春秋类著录一百十四部，附录一部。《四库全书总目》对于《春秋》三传作了极为精彩的比较：“《春秋》三传，互有短长，世以范宁所论为允，宁实未究其所以然也。左氏说经，所谓君子曰者，往往不甚得经意，然其失也不过肤浅而已。公羊、穀梁二家，钩棘月日以为例，辨别名字以为褒贬，乃或至穿凿而难通。三家皆源出圣门，何其所见之异哉？左氏亲见国史，古人之始末具存，故据事而言。即其识有不逮者，亦不至大有所出入。公羊、穀梁，则前后经师递相附益，推寻于字句之间，故凭心而断，各徇其意见之所偏也。然则征实迹者其失小，骋虚论者其失大矣。后来诸家之是非，均持此断之可也。”又将一百十八部列入存目，《四库全书总目》解释说：“明科举之例，诸经传注皆因元制，用宋儒。然程子作《春秋传》未成，朱子又未注《春秋》，以胡安国学出程子，张洽学出朱子，《春秋》遂定用二家，盖重其所出之渊源，非真有见于二人之书果胜诸家也。后张传以文繁渐废，胡传竟得孤行，则又考官举子共趋简易之故，非律令所定矣。且他经虽限以一说立言，犹主经文。《春秋》一经，则惟主发挥传义。其以经文命题，不过传文之标识，知为某公某年某事而已……今检校遗书，于明代说《春秋》家多所刊削，庶不以科举俗学晦蚀圣经之本旨云尔。”其目的在于贬斥科举俗学。

下面我们对《春秋》三传作一简要介绍。

《春秋左传》　著作年代和作者：传统说法认为周左丘明作，但有附益。康有为、顾颉刚等人认为是刘歆伪造的。我们认为，伪造说站不住脚。

古注：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清洪亮吉撰《左传诂》，刘文淇四代人传下一部《春秋左氏传疏证》。

今注：杨伯峻撰《春秋左传注》、《春秋左传词典》。

派别：古文经。

内容：《春秋左传》虽为解释《春秋》而作，所载实为春秋一代的历史。“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文辞富艳，但多叙鬼神之事。

性质：我国第一部编年史（前772年—前468年），以叙事为主。

《春秋公羊传》　著作年代和作者：西汉公羊高。

古注：汉何休注，唐徐彦疏，清陈立《春秋公羊义疏》。

今注：王维堤等撰《春秋公羊传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派别：今文经。

内容：《公羊传》专为诠释《春秋》而作，以问答体逐层阐说微言大义，重点是尊王、大一统、夷夏之辨等内容。“《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说事分明，善于裁断，但失之于俗。

性质：传义不传事。

《春秋穀梁传》　著作年代和作者：西汉穀梁赤。

古注：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

今注：承载撰《春秋穀梁传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派别：在今古文经之间。

内容：专为诠释《春秋》而作，其体例大致与《公羊传》相近。“《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辞清义通，但对很多史事缺少解释。

性质：传义不传事。

（六）孝经类

《四库全书总目·孝经类序》云：

蔡邕《明堂论》引魏文侯《孝经传》，《吕览·审微篇》亦引《孝经·诸侯章》，则其来古矣。然授受无绪，故陈骙、汪应辰皆疑其伪。今观其文，去二戴所录为近，要为七十子徒之遗书，使河间献王采入一百三十一篇中，则亦《礼记》之一篇，与《儒行》、《缁衣》转从其类。惟其各出别行，称孔子所作，传录者又分章标目，自名一经，后儒遂以不类《系辞》、《论语》绳之，亦有由矣。

中间孔、郑两本互相胜负，始以开元御注用今文，遵制者从郑；后以朱子《刊误》用古文，讲学者又转而从孔。要其文句小异，义理不殊，当以黄震之言为定论（语见《黄氏日抄》）。故今之所录，惟取其词达理明，有裨来学，不复以今文、古文区分门户，徒酿水火之争。盖注经者明道之事，非分明角胜之事也。

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云：“孔子为弟子曾参说孝道，因明天子、庶人五等之孝。”何休称：“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孝经》遭秦焚烬，汉代有古文、今文之分。唐初犹行孔安国、郑玄注。唐玄宗遵用今文，于先儒注中采其允当者为注解。《十三经注疏》本即采用唐玄宗注、宋邢昺疏。

《孝经》的作者：传统说法以为孔子或曾子所作，唐仲友以为孔子门人所作，何异孙以为曾子门人所记，彭林以为子思所作。

古注：唐玄宗注，宋邢昺疏。

今注：汪受宽撰《孝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派别：今文——唐玄宗注

　　　古文——孔子壁中经之一

内容：18章1799字，分为：开宗明义、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三才、孝治、圣治、纪孝行、五刑、广要道、广至德、广扬名、谏诤、应感、事君、丧亲。自今视之，内容陈腐，文字浅陋。

性质：古代伦理之书。

影响：皇帝多亲自为之作注，如晋元帝、晋孝武帝、梁武帝、梁简文帝、唐玄宗。这是因为统治者喜欢提倡以孝治国，以德治国。

（七）五经总义类

《四库全书总目·五经总义类序》云：

汉代经师如韩婴治《诗》兼治《易》者，其训故皆各自为书。宣帝时始有石渠《五经杂义》十八篇，《汉志》无类可隶，遂杂置之《孝经》中。《隋志》录许慎《五经异义》以下诸家，亦附《论语》之末。《旧唐书·志》始别名“经解”，诸家著录因之，然不见兼括诸经之义。朱彝尊作《经义考》，别目曰“群经”，盖觉其未安，而采刘勰《正纬》之语以改之，又不见为训诂之文。徐乾学刻《九经解》，顾湄兼采总集经解之义，名曰“总经解”，何焯复斥其不通。盖正名若是之难也。考《隋志》于统说诸经者，虽不别为部分，然“论语类”末称“《孔丛》、《家语》、《尔雅》诸书并五经总义，附于此篇”，则固称“五经总义”矣。今准以立名，庶犹近古，《论语》、《孝经》、《孟子》虽自为书，实均《五经》之流别，亦足以统该之矣。其校正文字以及传经诸图，并约略附焉，从其类也。

四库著录三十一部，著名的有：《驳五经异义》、《郑志》、《经典释文》、《六经正误》、《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六经奥论》、《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九经古义》、《古经解钩沉》，附录《古微书》。

（八）四书类

《四库全书总目·四书类序》云：

《论语》、《孟子》，旧各为帙；《大学》、《中庸》，旧《礼记》之二篇。其编为《四书》，自宋淳熙始；其悬为令甲，则自元延祐复科举始。古来无是名也。然二戴所录《曲礼》、《檀弓》诸篇，非一人之书，迨立名曰《礼记》，《礼记》遂为一家。即王逸所录屈原、宋玉诸篇，《汉志》均谓之赋，迨立名曰《楚词》，《楚词》亦遂为一家。元丘葵《周礼补亡序》称“圣朝以《六经》取士”，则当时固以《四书》为一经。前创后因，久则为律，是固难以一说拘矣。

今从《明史·艺文志》例，别立“四书”一门，亦所谓“礼以义起”也。朱彝尊《经义考》于“四书”之前，仍立《论语》、《孟子》二类。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凡说《大学》、《中庸》者，皆附于礼类，盖欲以不去饩羊，略存古义。然朱子书行五百载矣。赵岐、何晏以下，古籍存者寥寥；梁武帝义疏以下，且散佚并尽。元、明以来之所解，皆自《四书》分出者耳。《明史》并入《四书》，盖循其实。今亦不复强析其名焉。

《四书》由《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种组成。下面我们简要介绍《论语》、《孟子》的基本情况。

《论语》　著作年代：战国初期成书，在公元前400年左右。

古注：魏何晏集解（今古文混），宋邢昺疏，宋朱熹《论语集注》，清刘宝楠《论语正义》。

今注：杨伯峻撰《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孙钦善撰《论语注译》（巴蜀书社1990年版）、《论语本解》（三联书店2009年版），李泽厚撰《论语今译》（三联书店2004年版）。

派别：今文经学——《鲁论语》、《齐论语》

　　　古文经学——《古论语》

内容：孔子谈话录，以记载孔子言行为主，兼记孔子某些弟子言行。其思想内容反映了孔子的思想体系，其核心是“仁”。

性质：既是在轴心时代产生的经典之作，也是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文献。唐代始入经部。

影响：中国读书人必读之书。

《孟子》　著作年代和作者：孟子自作说（司马迁）、孟子门弟子所作（三国姚信）、孟子自作而经由门弟子叙定（阎若璩）、孟子门弟子所作且杂有再传弟子的记录（宋林之奇）。

古注：汉赵岐章句，宋孙奭疏，宋朱熹撰《孟子集注》，清焦循撰《孟子正义》。

今注：杨伯峻撰《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孟子导读》（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8年版）。

派别：反孟派——荀子、王充、司马光等

　　　申孟派——赵岐、孙奭、朱熹、焦循等

内容：内篇7篇，真；外篇4篇，原本已佚，今本为明人伪造。其思想内容反映了孟子的思想体系，其核心是“仁政”。

性质：既是在轴心时代产生的经典之作，也是研究孟子思想的主要文献。宋代升格，列入经部。

关于《四书》与中国文化，我们在后文有专题讨论。

（九）乐类

《四库全书总目·乐类序》云：

沈约称《乐经》亡于秦。考诸古籍，惟《礼记·经解》有“乐教”之文。伏生《尚书大传》引“辟雍舟张”四语，亦谓之乐，然他书均不云有《乐经》。大抵乐之纲目具于《礼》，其歌词具于《诗》，其铿锵鼓舞则传在伶官。汉初制氏所记，盖其遗谱，非别有一经为圣人手定也。特以宣豫导和，感神人而通天地，厥用至大，厥义至精，故尊其教，得配于经。而后代钟律之书，亦遂得著录于经部，不与艺术同科。

顾自汉氏以来，兼陈雅俗，艳歌侧调，并隶云韶。于是诸史所登，虽细至筝琶，亦附于经末。循是以往，将小说稗官，未尝不记言、记事，亦附之《书》与《春秋》乎？悖理伤教，于斯为甚！今区别诸书，惟以辨律吕、明雅乐者，仍列于经。其讴歌末技，弦管繁声，均退列“杂艺”、“词曲”两类中，用以见大乐元音，道侔天地，非郑声所得而奸也。

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礼乐并行不悖，构成中华礼乐文明的基调。雅乐“道侔天地”，“感神人而通天地，厥用至大，厥义至精”；而“郑声淫”，圣人主张“放郑声”。《四库全书总目》以雅郑为标准，但后世雅郑错位，难于操作，故颇有质疑问难之声。

（十）小学类

《四库全书总目·小学类序》云：

古小学所教，不过六书之类，故《汉志》以《弟子职》附《孝经》，而《史籀》等十家四十五篇列为小学。《隋志》增以金石刻文，《唐志》增以书法、书品，已非初旨。自朱子作《小学》以配《大学》，赵希弁《读书附志》遂以《弟子职》之类并入小学，又以《蒙求》之类相参并列，而小学益多歧矣。考订源流，惟《汉志》根据经义，要为近古。

今以论幼仪者别入儒家，以论笔法者别入杂艺，以《蒙求》之属隶故事，以便记诵者别入类书。惟以《尔雅》以下编为训诂，《说文》以下编为字书，《广韵》以下编为韵书。庶体例谨严，不失古义。其有兼举两家者，则各以所重为主。悉条其得失，具于本篇。

小学者，中国语言文字之学也。文字兼形、音、义，因此，小学类依此分为训诂、字书、韵书三小类：

训诂　训诂之属著录十三部：《尔雅注疏》、《尔雅注》、《方言》、《释名》、《广雅》、《匡谬正俗》、《群经音辨》、《埤雅》、《尔雅翼》、《骈雅》、《字诂》、《续方言》、《别雅》。《四库全书总目》解释说：“《旧唐书·经籍志》以诂训与小学分为二家，然诂训亦小学也，故今仍从《汉志》，列为小学之子目。又《尔雅》首释诂、释训，其余则杂陈名物，盖析其类而分之，则虫鱼草木之属与字义门目各殊，统其类而言之，则解说名物，亦即解释其字义，故训诂者，通名也。《方言》、《释名》相沿继作，大体无殊。至《埤雅》、《尔雅翼》务求博洽，稍泛滥矣，要亦训诂之支流也，故亦连类编之。《埤雅广要》之属，芜杂已甚，则退之小说家焉。”

字书　字书之属著录三十六部，著名的有：《急就章》、《说文解字》、《说文系传》、《说文系传考异》、《说文解字篆韵谱》、《重修玉篇》、《干禄字书》、《五经文字》、《九经字样》、《汗简》、《类篇》、《钟鼎款识》、《复古编》、《班马字类》、《汉隶字源》、《六书故》、《龙龛手鉴》、《康熙字典》、《隶辨》等。《四库全书总目》解释说：“字体与世为变迁，古文籀文不可以绳小篆，小篆不可以绳八分，八分不可以绳隶。然其相承而变，则源流一也。故古今字书统入此门。至急就章之类，但有文字而不讲六书，然《汉志》列之小学家。观陆羽《茶经》所引司马相如《凡将篇》，亦以韵语成句，知古小学之书其体如是。《说文解字》犹其后起者也，故仍与字书并列焉。”

韵书　韵书之属著录三十三部，著名的有：《广韵》、《集韵》、《切韵指掌图》、《韵补》、《五音集韵》、《古今韵会举要》、《洪武正韵》、《毛诗古音考》、《屈宋古音义》、《音学五书》（分列为《音论》、《诗本音》、《易音》、《唐韵正》、《古音表》）、《韵补正》、《唐韵考》、《古韵标准》。《四库全书总目》解释说：“韵书为小学之一类，而一类之中又自分三类，曰今韵，曰古韵，曰等韵也。本各自一家之学，至金而等韵合于今韵，至南宋而古韵亦合于今韵，至国朝而等韵又合于古韵，三类遂相牵而不能分。今但通以时代次之。其《篆韵》之类，本不为韵而作者，则仍归之于字书。”又附录《六艺纲目》二卷，因为此书无类可归。

《尔雅》是小学类中最重要的经典，关于《尔雅》及其相关著作已经成为专门的雅学。下面我们简要地介绍一下《尔雅》。

著作年代和作者：周公所作（传统说法）、孔子或其门徒所著、汉儒所作。

古注：晋郭璞注，宋邢昺疏，清邵晋涵《尔雅正义》。^[85]

今注：徐朝华撰《尔雅今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内容：全书分为19类，不按义类分篇，而按物类分篇。语言类有释诂、释言、释训；人文关系类有释亲；建筑器物类有释宫、释器、释乐；天文地理类有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植物动物类有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86]

性质：《尔雅》是我国最早的分类词典，被认为是训诂学的鼻祖。《尔雅》不是一般意义的经书，而是经书训诂的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