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部类目之确定-《四库全书》与中国文化

二、经部类目之确定

《经部总叙》云：“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今参稽众说，务取持平，各明去取之故，分为十类：曰易、曰书、曰诗、曰礼、曰春秋、曰孝经、曰五经总义、曰四书、曰乐、曰小学。”经部类目大致可分四组：

五经——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和五经总义类；

四书——四书类；

小学——小学类；

其他——孝经类、乐类。(www.xing528.com)

四分法能否成立，关键在经部。经部的前身即《七略》之《六艺略》。自汉迄清，是中国历史上的“经学时代”。在此时段中产生的各种官私书目，无不以经部为中心。《四库全书总目》认为：“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58]经部以孔子所删定之“五经”为核心。经部类目正是以五经为核心，因为五经“大抵因事以寓教：《诗》寓于风谣，《礼》寓于节文，《尚书》、《春秋》寓于史，而《易》则寓于卜筮”。四书是宋、元、明、清官方哲学，孝经、乐是封建伦理、教化之工具；小学为通经之工具。从经部类目排列来看，《四库全书总目》蕴含着“五经中心观”。《四库全书总目》对五经的变化作了一番宏观的思考：“汉儒五经之学，惟《易》先变，且尽变，惟《书》与《礼》不变，《诗》与《春秋》则屡变，而不能尽变。盖《易》包万汇，随举一义，皆有说可通，数惟人所推，象惟人所取，理惟人所说，故一变再变而不已。《书》纪政事，《礼》具器数，具有实征，非空谈所能眩乱，故虽欲变之而不能。《诗》则其美其刺可以意解，其名物训诂则不可意解也。《春秋》则其褒其贬可以词夺，其事迹始末则不可以词夺也。故二经虽屡变而不尽变。刘勰有言：‘意翻空而易奇，词征实而难巧。’此虽论文，可例之于说经矣。今所甄录，征实者多，不欲以浮谈无根启天下之捷径也。”从变与不变的角度对五经之学作了令人信服的阐述，它与《经部总叙》可谓异曲同工。

姚名达指出：“自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至小学，凡九种，由《七略》确定后，绝未有能变革者。”^[59]《四库全书总目》经部类目因袭《七略》之旧，“五经总义类”为新创。

“经解”之名，《旧唐书·经籍志》沿袭《古今书录》，《明史·艺文志》（以下简称《明志》）曾改称“诸经类”。《四库全书总目》不取“经解”、“群经”、“总经解”、“诸经”之名，而独取“五经总义”，意在考镜源流，即以五经——《易》、《书》、《诗》、《礼》、《春秋》为源，而以《论语》、《孝经》、《孟子》为流。“四书类”亦与《明志》不尽相同，“四书”之名，为朱熹所定。在朱子之前，《论语》、《孟子》两类著作传世颇罕，《四库全书》所收仅10种。在朱子之后，四书类多为科举俗学而设。朱子前后之《论》、《孟》泾渭分明。《四库全书总目》“不复强析其名”，未免源流混淆。另外，《四库全书总目》不立“科举”一门，将科举之书分列于五经、四书之类，犹以四书类为其大本营。

有人在谈到《尔雅》的部居问题时说：“惟独《十三经》中的《尔雅》，在部居上未能跻身经位，而是被部居在‘小学类’的‘训诂’之属。只有《中国丛书综录》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将《尔雅》提升到了经位，与其他经平行开设了‘尔雅类’。这个做法是个大胆的创新，也能言之成理。然《尔雅》内容本是训释经书的，自身并不是宣圣教、传王道、讲治世的经典，故传统习惯上都将其放在‘小学类’。这也是有道理的。可是十三经中惟独将《尔雅》甩到小学类，虽然仍在经部，但却远离了经位，人为制造了混乱。《中国丛书综录》将其提到经位，是恢复其本原，我们应该采纳。即在四书类后设尔雅类。”^[60]《小学类序》云：“古小学所教，不过六书之类……惟以《尔雅》以下编为训诂，《说文》以下编为字书，《广韵》以下编为韵书，庶体例谨严，不失古义。”^[61]《尔雅》的部居问题自古就无异议，如果为了凑所谓“十三经”之数，故意在“四书类”后设“尔雅类”，而在“训诂”之属中又设“群雅”，未免重复设类。

综上所述，经部之类目，是首先定《五经》之位次，再定《四书》。汉学重《五经》，宋学重《四书》，因此《五经》、《四书》类目的设置，隐寓辨章汉学、宋学源流之深意。《四库全书总目》以经为“天下之公理”，把经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四库全书总目》所尊之经乃孔子所定之《五经》，而非朱子所定之《四书》。明乎此，则经部类目排列之次序亦有义例可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