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古代最大的丛书
(一)从类书到丛书
《四库全书》就其编纂形式而言,属于丛书性质。“丛书”最早原指诗文集内的“杂著”。陆龟蒙《〈丛书〉序》:“丛书者,丛脞之书也。丛脞犹细碎也,细而不遗大,可知其所容矣……歌、诗、颂、赋、铭、记、传、序,往往杂发,不类不次,混而载之,得称为‘丛书’。”清叶名沣《桥西杂记·丛书》:“古无辑录,各家著述为丛书者,唐陆氏龟蒙有《笠泽丛书》。‘丛书’二字,始见于此,然仍诗文专集也。”后来,根据一定目的和使用对象,选择若干种书编为一套,在一个总名称下刊印。有综合性的丛书,也有专科性或专题性的丛书。中国编丛书,始自宋代,盛于明清。缪荃孙《校刻〈儒学警悟七集〉序》云:“唐以来有类书,宋以来有丛书。朱氏《绀珠》、曾氏《类说》,已汇数十种而刻之,然皆删节不全,至取各书之全者,并序跋不遗,前人以左圭《百川学海》为丛书之祖,顾《学海》刻于咸淳癸酉,先七十余年已有《儒学警悟》一书,俞鼎孙、俞经编,计七集四十卷。”缪氏之言略有小误,但他将二者联系起来考察,颇有学术史眼光。类书起源于曹魏之《皇览》,远在唐代之前。编刻于南宋宁宗嘉泰元年(1201)的《儒学警悟》则拉开了丛书编纂的序幕。
在中国图书文化中有两种特殊类型,即类书型与丛书型:类书便于辞章,丛书便于考证;类书便于稗贩,丛书便于探源;类书便于科举,丛书便于学问;类书便于检索,丛书便于考索;类书便于务虚,丛书便于实学。二者此起彼伏,类书兴起于魏晋玄学时期,盛行于唐宋,衰于元,复兴于明之《永乐大典》,至清初《古今图书集成》之后几成绝响;丛书一兴于宋,再兴于明中后期,最后大兴于清中叶以后,其时考据学方兴未艾,《四库全书》作为乾嘉实学的一个标志性工程,可谓应运而生,并且其编纂规模堪称中国古代丛书之最,同时也标志着类书时代的终结与丛书时代的来临。(www.xing528.com)
(二)《四库全书》是一部综合性的丛书
《四库全书》是一部综合性的丛书,经史子集,三教九流,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无所不包,被称为“千古巨制,文化渊薮”。《四库全书》共收书3460余种,近8000卷[2],抄成36000余册,总字数将近10亿字,基本上囊括了我国18世纪以前的主要著作,是古代文献规模空前的大结集。《四库全书》比《永乐大典》大3倍多。如果把全书的二百三十万张书页摊开,逐一相接,其长度可以绕地球赤道一又三分之一周。书册装成六千多函,单是一套《四库全书》的贮藏,就需要一座专门的藏书楼。为了安放七套《四库全书》,当时就专门造了七座藏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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