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人类社会永恒命题

第一章　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永恒命题——可持续性发展

第一节　可持续性发展的研究背景与前提假设

一、可持续性发展的研究背景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文明发育、演替和上升的过程。迄今为止，人类文明进程已走过四个时代，即工具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和后工业时代，目前正在向一种新的时代——知识时代转换。与之相对应的，分别是褐色文明、灰色文明和绿色文明。在工具时代，人是大自然的“奴仆”，自然条件和食物来源决定着人的生存；农业时代，人是土地和宗教的“奴仆”，统治者决定着人的生存；工业时代，人对机器的依赖程度提高，物理机器和社会机器决定了人的命运；后工业时代，仍然是机器决定着人的命运，只不过机器的“性能”和“用途”有了较大的改进。以上四个时代的共同之处在于：人的生存和发展主要是通过对自然的消耗和索取而进行的，人在满足自身不断膨胀的需求的同时逐渐忽视了自然资源的有限性。然而，随着灰色文明（工业时代和后工业时代）对自然生态的损害的日益加重，人们已经意识到：地球只有一个，传统的发展模式已经无路可走，工业文明已经走到了尽头，人类要走出灰色文明的陷阱，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谋求一条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统一与协调发展的道路，也就是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从灰色文明演变为绿色文明，人类要成为自己的主人，要靠知识和创新来开创自己的前途。

1972年6月5～16日，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宣告了传统的发展模式和灰色文明已经受到质疑和否定，一种新的文明方式即将出现。1987年，时任挪威首相的布伦特兰夫人被联合国任命主持“世界环境发展委员会”。布伦特夫人不负使命，就世界性的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不久就向联合国提交了著名的专题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的中心和基本内容，就是倡导绿色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也第一次被确定下来，揭开了人类绿色文明的序幕。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可持续发展成为大会的指导思想，并在《21世纪议程》等一系列文件和决议中把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理论推向实践。国际社会通过了《21世纪议程》，这是第一份可持续发展全球行动计划，从政治平等、消除贫困、环境保护、资源管理、生产和消费方式、科学立法、国际贸易、公众参与能力建设等方面详细地论述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活动和手段。至此，可持续发展便成为世界各国的一项发展战略。

《21世纪议程》成为第一份可持续发展全球行动计划。国际社会也商定了《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是一个界定国家权利和义务的原则，并议定了《森林原则声明》、《生物多样性公约》、《气候变化框架公约》。《21世纪议程》是将环境、经济和社会关注事项纳入一个单一政策框架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成就，其中载有2500余项囊括领域极广的行动建议，包括如何减少浪费和消费形态、扶贫、保护大气和海洋，以及生活多样化与促进可持续农业的详细提议。后又经联合国关于人口、社会发展、妇女、城市和粮食安全的各种重要会议予以扩充并加强。在2000年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大约有150名世界领导人签署协议，确定了一系列有时效的指标，包括把全世界收入少于一天一美元的人数减半，以及把无法取得安全饮水的人数比率减半。

1994年3月，中国政府通过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和发展白皮书》，系统地提出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政策和行动框架。1996年3月，全国人大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把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国家的基本发展战略。

2002年的南非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会议是里约会议以来最重要的一次会议。2001～2002年，全球筹备委员会为制定这次会议的议程及为其成果形成共识，先后举办了四次会议，第四次是在印尼巴厘的部长级会议。约翰内斯堡首脑会议要求各国采取具体步骤，并更好地执行《21世纪议程》的量化指标。目前，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全球社会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

二、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前提假设

本书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是在一系列的假设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

（一）环境资源稀缺性

一般说来，经济学是研究各种稀缺资源在各种可供选择的用途中间进行配置的科学。它所研究的资源必须具备两个特征：价值性和稀缺性。满足人类需要的物品可以分为数量无限的“自由取用物品”和数量有限的“经济物品”。相对于人类的无限需求来说，经济物品总是稀缺的。因此，有必要研究如何选择有限的资源去生产“经济物品”，稀缺资源在各种竞争性用途上的选择问题就成为经济分析的核心。以往的各种经济学理论一般都隐含着这样的假设：除少数资源外，不管人类的经济活动如何发展，自然资源总是足够维持人类经济活动的需要。其隐含的前提是：自然资源不属于稀缺资源，因而不属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环境资源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属于“自由取用物品”，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在人类社会的强烈冲击下，已不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了，供求关系的变化使环境资源成为稀缺资源。这种变化主要表现为：首先是数量的变化。一些过去非常丰裕的环境资源，如淡水、土地，现在变得供不应求了。其次是质量的变化。由于环境中有害物质的积累和污染物排放速度的加快，导致环境质量下降，高质量的环境资源日益稀缺。再次是人类对环境需求的变化。现代社会人们对环境资源的需求不仅在数量上迅速增加，而且在质量上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环境资源的稀缺日益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人类对有限的环境资源的利用不得不做出抉择。从根本上说，经济发展是环境资源稀缺的最主要的原因，这一原因表明了环境问题的历史性、普遍性和非意识形态性。承认环境资源具有稀缺性，可以将环境资源纳入到经济学研究的范畴（如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所有权理论、分配理论、国民收入均衡理论、增长理论等）。因此，本书的研究将环境资源视为一种稀缺性资源。

（二）环境资源的资本属性

环境资源与人力资本和厂房机器设备等资本品一样，是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把它叫做自然资本。自然资本的作用表现为自然环境的经济功能，即：第一，环境是人类生产劳动的条件和对象，自然资源（如土地、森林、草原、淡水、矿藏等）的数量和质量对人类经济活动有重大影响；第二，环境是废弃物的排放场所和自然净化场所；第三，环境满足人们的生态需求，为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提供物质条件。而以往的经济学理论只把进入生产过程中的那一部分自然资源看做劳动对象，大大低估了环境资源的作用。首先，作为劳动对象被纳入经济学范畴的这部分资源（土地、矿藏等）只是环境资源的一部分，它忽略了整个环境资源作为生产和生命支持系统以及生产和消费对象的重要性这样一个事实。其次，即使是对于被纳入劳动对象的这部分环境资源，人们也没有充分估计到它的重要性，只是认为自然资源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源泉和条件，它的数量、质量、结构和分布特点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而对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不可逆性则没有涉及或者认识不足。再次，人们一般认为劳动工具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这只是考虑了人力资本和技术资本的方面，却忽略了另一个重要方面，即环境状况，也可以说是自然资本状况。自然资本状况直接影响生产力发展水平，环境资源的破坏实际上就是生产力的破坏，会抑制甚至破坏经济发展。古今中外许多经济倒退、文明毁灭的实例均证实了这个观点。因此，从现代文明观念出发，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应当加上一个重要内容：自然资本状况是否为良性循环并且有利于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

（三）环境资源所有权的特殊性

环境资源一向被视为公共财产，可以自由取用甚至任意破坏而不必支付成本。一般说来，公共财产缺乏充分的保护，因为对其占有、使用、收益等具体权利不明确，如何有效配置也缺乏适当的标准。环境财富基本上属于这一类，尤其是空气、水等形体上不好分割的环境资源。一国的自然环境是整个社会的财富，属于全体人民所有，行使所有权的是代表全体人民的国家，享受好处的是全体人民。而事实上，环境资源的所有权往往被虚化，所有者、使用者和管理者三者集于一身以及由此产生的三种职权的混淆，使环境资源没有一个明确的所有者代表。环境资源所有权的虚化是导致资源不合理利用从而引发一系列环境问题的又一重要原因。

环境作为经济关系的客体，有山、水、地、大气以及由此所产生和组成的人们生产、生活所需要的必要条件。其中，有的可以为具体的集团、个人或组织所有，如耕地、草原、矿山、森林、湖泊、野生动植物；而有些却不可以为集团、个人或组织所有，如大气、阳光，人们可以利用，却不能分割，人们可以改变其部分性质但不可以改变其有无。因此，从所有权关系出发，环境资源可以分为集体、个人所有和全社会共有两类。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人们对物质财富的所有权使其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中取得了某种特殊地位和利益，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对物的所有为前提。对物质财产的所有权关系决定了人们在社会生产总过程中的交换关系、分配关系以及消费关系。而个人或某个组织、团体对环境资源的所有权，却不能像对一般物质财产的所有权那样，起绝对的支配作用。这是因为环境资源的消长遵循自然生态规律（当然，人为的干预会起加速消长的作用），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效果在时间上、空间上都具有延续性。因此，无论是否已被私人占有，人们在对环境资源的利用中所发生的利害关系都具有公共效应。例如，森林作为物质财富，从一般意义上的所有权来说，所有者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可以绝对控制和支配它，他可以对森林一次性使用，这在一般意义上是无可非议的，而且还会受到法律的保护。但是从生态环境的角度看，他毁坏了森林，破坏了生态环境，从而损害了他人利益、社会利益，这是违背生态经济规律的。

可见，从生态环境角度看，人们对环境资源的占有是有其特殊性的，也就是说，个人拥有财产的权利和运用财产的权利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潜在的矛盾。矛盾起因于人们对环境资源所有权的二重性：一方面，这种占有体现了人和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另一方面，它又体现了人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因此，所有人运用财产的权利受到经济规律和生态规律的双重制约。片面强调经济规律，会破坏生态环境；片面强调生态规律，则会影响人类正常的经济活动。

（四）环境资源再生产的规律性

经济学只研究物质资料再生产的规律及其平衡原则，根本没有涉及生态环境再生产规律及其平衡原则，这是导致持续经济增长受到限制的一个重要原因。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要保证产生经济福利的一般能力不断提高（至少不退化）。具体地说，就是要保证生产的各种要素，包括资本（含技术和各种生产资料）、劳动力（含知识、技能、健康）、资源（含作为生产要素的各种能源、矿物资源以及作为人类生产和生存条件的土地资源与其他环境资源等）能被永续利用。随着社会技术进步和人类教育健康水平的提高，前两种要素的供给能力也会相应提高，问题在于第三种要素即环境资源怎样才能保证被永续利用。强调这一点是因为环境资源的不可替代性。环境资源不同于机器等其他人造财富，很难互相替代，许多种环境资源甚至根本不可能替代。例如，没人能找出办法替代臭氧层，海洋之调节气候、热带雨林之水土保持作用等也不是人为可以替代的。一旦这些环境资源遭到破坏，则很难逆转，直接危及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

对环境资源的最优利用问题应该特别加以探讨。根据一般的经济分析理论，资源全部被社会利用，没有闲置资源，才能实现资源的最优利用。把这个理论应用于环境，则会造成对环境资源的掠夺性利用，这是和生态环境保护目的相违背的。产生这个矛盾的原因是环境资源再生产过程的特殊性。环境资源的再生产主要受自然规律的支配，它的再生产周期比其他经济资源的再生产周期要长得多，二者不同步，而且环境资源被破坏到一定程度还会产生不可逆转的后果，从而使再生产过程有可能被人为打断。因此，环境资源的最优利用涉及长期动态均衡问题，目前这一问题仍未解决，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一般说来，环境资源分为可更新资源（植物、动物、微生物、水、大气等）和不可更新资源（石油、煤等矿物）。对于可更新资源，应考虑如何使其开采量和更新量相协调，使更新率大于或至少等于开采率。不可更新资源如何利用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原则上，要想保证某种资源能被永续利用，对其开发利用应限制在其他可更新资源和人造资源能够替代的限度内。

环境净化废弃物的能力直接影响环境容量，从而影响环境质量。生产、消费和可更新资源的再生都需要一定的环境条件，当人类经济活动中产生的废弃物的排放超出环境容量和净化能力所允许的范围时，就会导致环境污染，进而使生产过程、消费过程或资源再生产过程受到影响甚至被迫中止。因此，如何使人类经济活动中所产生的废弃物的排放量限制在环境容量和净化能力所允许的范围内，应该作为再生产理论的重要课题之一，进行专门研究。

（五）社会人的假设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必须解决代际之间需求均衡的问题，这实际上是环境资源配置的长期均衡问题，已超出了一般经济学的研究范围。“经济人”假定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规范，按照这一假定，在经济活动中，个人追求的唯一目标是其自身经济利益的最优化。这就是说，“经济人”主观上既不考虑社会效益，也不考虑自身的非经济利益。在当代人之间，“经济人”假定确实有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但是由于“经济人”假定只考虑经济当事人自身的利益，不考虑社会利益，更不考虑子孙后代的利益，因此，它不能作为研究代际问题的经济学的基本规范。

尽管现代经济学对“经济人”假定做了一些补充和修正，在强调“经济人”利益的同时，试图兼顾个人与社会、微观和宏观的利益，但是这里的兼顾仅局限于当代人，还是没有考虑子孙后代的利益。例如，从“经济人”假定出发，环境经济学在计算环境和生态方面的外部成本和外部收益时，通常采用正值贴现率，以便将发生在不同时期的费用和效益换算成现值。在同一代人的范围内，采用正值贴现率是合理的。但是只要采用正值贴现率，即使这一贴现率的值很小，随着时间的推移，未来的费用和效益的现值也会变得越来越小，以致超过一定时期后的数额小得可以忽略不计。当代人为了眼前的利益不会主动考虑他们的经济行为对子孙后代的影响。较高的正值贴现率会刺激人们不顾后果地开发利用环境资源，从而造成加速不可更新资源的耗竭以及可更新资源退化的严重恶果，危及后代人的发展。正是因为在涉及代际问题的研究时，“经济人”假定本身存在着致命的弱点，所以不应该将这一假定作为环境经济学乃至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基本规范。

“经济人”假设是传统经济学分析的基本前提条件，依据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假设，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经济人”的自利性动机、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使其难以自发地进行生态环境的保护，进而难以自觉地去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样对某一代人而言，“经济人”假设还可以解释为什么“利己”的动机会达成“利人”以致达到公平与效率相结合的结果。而对于更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而言，“经济人”假设不再有效，这时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无法得到保证。为了保证人与自然的协调性，保证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的相互协调，必须改变经济学分析的前提条件，以“社会人”假设作为经济分析的前提和出发点，强化制度安排，运用制度的激励功能、约束功能来抑制经济主体可能发生的造成生态环境破坏的机会主义倾向。

（六）环境的外部性

人类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会产生环境外部性，特别是环境污染会造成外部不经济，这是整个经济学界公认的事实。一般理论经济学虽然承认外部性的存在，但它又认为在经济系统中，外部性的作用是有限的，影响是次要的，因此在对经济系统运行的分析中，很多学者常常有意无意地将环境外部性的作用抽象掉。实际上，环境外部性是经济系统运行中正常的、无处不在的和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对现代经济系统能否顺利运转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在传统经济学理论中，外部性的概念虽然早已有之，却是基本上局限于生产部门、消费部门内部或两个部门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外部经济性或不经济性的考虑也多是从资金、劳动的角度出发。但是从环境经济学角度考虑，环境外部性就是人类总体经济活动过程中一个不可避免的经济现象，其作用范围要比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外部性广泛得多、普遍得多，作用时间也长远得多。这是因为：首先，环境资源的公共财产性质使人们对其使用具有无偿性。与私有财产不同，一旦提供了一种公有财产，每个人都可以享用，享用者不会主动付费，破坏者也不会主动赔偿。人们的生产和消费活动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随时随地都会发生。生产者关心的是利润，消费者则只关心个人消费的效益，谁都不会主动关心个人行为对这种公共财产的影响。经济活动越深化，人们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越广泛深入，环境的外部损失就越严重。其次，环境影响的时空差，使环境的损益与当事人往往不直接发生经济利益关系。由于污染物质具有迁移、累积、扩散以及长期性等特性，使环境污染（如空气污染、水域污染、酸雨污染等）的肇事者与受害者之间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存在着差异。生态平衡的破坏也有同样的问题。也就是说，点源污染和小范围的生态破坏在空间上可能会危及几个国家和地区，甚至全球；在时间上，可能会影响数十年甚至几代人。环境的治理也有时空差，受益者不一定是直接投资者。例如，三北防护林带的营造，开支在当代，受益在后代，且受益者不仅局限于造林地区。因此，人们不会自觉地去为生态环境保护投资，他们经常的选择是对环境的滥用，而把环境的损失和破坏作为一种外部成本，转嫁给他人和社会负担。

要从根本上解决环境外部性问题，必须从经济运行机制入手。在研究经济系统的运行时，必须分析环境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分析环境资源对经济系统运行的促进作用和制约作用，研究相应的经济对策，使环境的外部性内在化，减少或消除外部不经济，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第二节　可持续性发展的内涵

一、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可持续发展”一词最初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些发达国家的文章和文献中，“布伦特兰夫人报告”以及经济合作组织的一些出版物，较早地使用过这一词语。到目前为止，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理论体系正处于形成的过程中，对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或定义，全球范围还在进行广泛的讨论，众说纷纭，从不同角度对可持续发展进行阐述。

（一）布伦特兰夫人的可持续发展定义

1987年，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主持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CWCED）在对世界重大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进行系统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长篇专题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该报告首次系统地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内涵，认为可持续发展就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构成危害的发展”，并指出：满足人类的需要和愿望是发展的主要目标，它包含经济和社会循序渐进的变革。该定义中包括两个重要的概念：一是“需要”，尤其是世界上贫困人口的基本需要，应当放在特别优先的地位来考虑；二是“限制”，技术状况和组织对环境满足当前和未来需要能力施加限制。之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又在两个重要的国际性文献中进一步得到详细说明，一个是《保护地球——可持续生存战略》（Caring for the Earth：A Strategy for Sustainable Living，IUCN，1991），另一个是《21世纪议程》（Agenda 21），这是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行动计划。

（二）全球具有较大影响的几类可持续发展概念

1.着重于自然属性的定义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源于生态学，即所谓“生态持续性”（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它主要指自然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程度上的平衡。世界自然保护同盟（IUCN）1991年对可持续性的定义是“可持续性地使用是指在其可再生能力的范围内使用一种有机生态系统或其他可再生资源”。同年，国际生态研究会（INTECOL）和国际生物科学联合会（TUBS）进一步探讨了可持续发展的自然属性。他们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保护和加强环境系统的生产更新能力”，即可持续发展是不超越环境系统再生能力的发展。此外，从自然属性方面定义的另一种代表是从生物权概念出发，即认为可持续发展是寻求一种最佳的生态系统以支持生态的完整性和人类愿望的实现，使人类的生存环境得以持续。

2.着重于社会属性的定义

1991年，由世界自然保护同盟（IUCN）、联合国环境规划署（CJNEP）和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WWF）共同发表的《保护地球——可持续生存战略》（简称《保护地球》）提出的可持续发展定义是，“在生存于不超出维持生态系统承载能力的情况下，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并进而提出了可持续生存的9条基本原则。这9条基本原则既强调了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要与地球承载能力保持平衡，保护地球的生命力和生物多样性，又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和行动方案。它还着重论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人类社会的进步，即改善人类生活质量，创造美好的生活环境。它认为，各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制定各自的发展目标。但是真正的发展必须包括提高人类健康水平，改善人类生活质量，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创造一个保障人们平等、自由、人权的发展环境。

3.着重于经济属性的定义

这类定义均把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看成是经济发展。当然，这里的经济发展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而是不降低环境质量和不破坏世界自然资源基础的经济发展。巴比尔（Edward B. Barbier）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在保护自然资源的质量和其所提供服务的前提下，使经济发展的净利益增加到最大限度。”普朗克（Pronk）和哈克（Hag）在1992年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为全世界而不是为少数人的特权所提供公平机会的经济增长，不进一步消耗自然资源的绝对量和涵容能力。”英国经济学家皮尔斯（D. Pearce）和沃福德（J. Warford）在1993年合著的《世界末日》一书中，提出了以经济学语言表达的可持续发展定义：“当发展能够保证当代人的福利增加时，也不应使后代人的福利减少。”而经济学家科斯坦萨（Costanza）等人则认为，可持续发展是能够无限期地持续下去——而不会降低包括各种“自然资本”存量（量和质）在内的整个资本存量的消费数量。他们还进一步做出了如下定义：可持续发展是动态的人类经济系统与更为动态的、但在正常条件下却很缓慢的生态系统之间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意味着人类的生存能够无限期地持续，人类个体能够处于全盛状态，人类文化能够发展，但这种关系也意味着人类活动的影响保持在某些限度内，以免破坏生态学上的生存支持系统的多样性。

4.着重于科技属性的定义

这是从技术选择的角度扩展了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倾向于这一定义的学者认为：“可持续发展就是转向更清洁、更有效的技术，尽可能接近‘零排放’或‘密闭式’的工艺方法，尽可能减少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消耗。”还有学者提出：“可持续发展就是建立极少产生废料和污染物的工艺和技术系统。”他们认为污染并不是工业活动不可避免的结果，而是技术水平差、效率低的表现。他们主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技术合作，缩短技术差距，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生产能力，可持续发展理念风靡全球，布伦特兰夫人的定义得到了比较广泛的认可，但它更侧重于时间序列，忽略了空间分布，比如区域资源、环境的格局、贫富不均等问题，但这些并不能否定这一理念的真实本意。

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容

从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可持续发展已从一开始注重生物方面，扩展到注重包括生态环境、经济、社会等各个相关因素，并使之相互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应是生态—经济—社会三维复合系统整体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核心思想就是：健康的经济发展应建立在生态可持续能力、社会公正和人民积极参与自身发展决策的基础之上；可持续发展所追求的目标是既使人类的各种需要得到满足，个人得到充分发展，又要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不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衡量可持续发展主要有经济、环境和社会三方面的指标，缺一不可。可持续发展包括可持续经济、可持续生态和可持续社会三个方面的和谐统一。也就是说，人类在发展中不仅追求经济效率，还要追求生态和谐和社会公平，最终实现全面发展。因此，可持续发展是一项关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全面性战略，它包括：①经济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鼓励经济持续增长，而不是以保护环境为由取消经济增长。当然，经济持续增长不仅仅是指数量的增长，而且包括质量的增长，如改变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为特征的粗放式的经济增长，实现以“提高效益、节约资源、减少污染”为特征的集约式的经济增长。一方面，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增强了国力，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另一方面，它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力和财力，否则可持续发展只能停留在口号上。②生态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要求发展与有用的自然承载能力相协调，因此，它是有限制的。正是这种有限制的发展保护和保证了生态的可持续性，才可能实现持续的发展。也就是说，没有生态的可持续性，就没有可持续发展。因此，生态的可持续性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同时通过可持续发展能够实现生态的可持续发展。③社会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强调社会公平，没有社会公平，就没有社会的稳定，一部分人就会不顾资源和环境，不顾法律向社会发泄心中的不平，结果是资源和环境保护难以实现。无论在什么样的国家或地区，可持续发展在不同时期的具体目标是不同的，但本质是改善人类生活质量，提高人类健康水平，创造一个人人平等、自由和免受暴力，人人享有教育权和发展权的社会环境。总之，在人类可持续发展系统中，经济可持续是基础，生态可持续是条件，社会可持续是目的。

《21世纪议程》开宗明义地指出：“本世纪以来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加速推进了文明发展的进程。与此同时，人口剧增、资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南北差距扩大等问题日益突出，成为全球性的重大问题，严重地阻碍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继而威胁着全人类的未来生存和发展。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人类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社会经济行为和走过的历程，认识到通过高消耗追求经济数量增长和‘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发展模式已不再适应当今和未来发展的要求，而必须努力寻求一条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相互协调的，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满足后代人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本质是生态文明的发展观。这就是把包括现代经济在内的整个现代发展建立在节约资源、增强环境支撑能力及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的基础之上，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

从广义来说，可持续发展道路旨在谋求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统一与协调发展。而现代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现代经济发展应该把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发展关系摆在首位，通过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发展关系，达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统一与协调发展。因此，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现过程应该是经济与生态，社会与环境，人、社会与自然的全面进步过程。它在现实生活中的实现形态就是实施以保证满足人的全面需要与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总体目标的经济发展战略；建立资源节约型的生态与经济协调互促的经济发展模式，探索一条人口、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生态相互协调的经济发展道路，即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满足后代人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经济可持续发展道路。这种体现可持续发展经济观的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发展机制等的经济发展道路有三个明显特点：一是必须坚持在不损害生态环境承受能力的前提下，解决当代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发展的协调关系；二是必须在不危及后代人需求的前提下，解决当代经济发展与后代经济发展的协调关系；三是必须坚持在不危害全人类整体经济发展的前提下，解决当代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以及各国内部各种经济发展的协调关系，从而真正把现代经济发展建立在坚持以生态环境良性循环为基础，确保实现由非持续经济发展向可持续经济发展的转变，最终达到经济可持续发展。

三、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全新的人类生存方式，它不但涉及以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为主的环境生活领域，而且涉及作为发展源头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领域。可持续发展并不否定经济增长，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毕竟经济增长是促进经济发展、促使社会物质财富日趋丰富、人类文化和技能提高从而扩大个人和社会的选择范围的原动力，但是需要重新审视实现经济增长的方式和目的。可持续发展反对以追求最大利润或利益为取向，以财富悬殊和资源掠夺性开发为代价的经济增长，它所鼓励的经济增长应是低消耗和高质量的。它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以可持续性为特征，以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为目的。通过资源替代、技术进步、结构变革和制度创新等手段，使有限的资源得到公平、合理、有效、综合和循环的利用，从而使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逐步向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化。可持续发展以自然资源为基础，同环境能力相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实现要运用资源保育原理，增强资源的再生能力，引导技术变革，使再生资源替代非再生资源成为可能，并起用经济手段和制定行之有效的政策，限制非再生资源的利用，使其利用趋于合理化。在发展的过程中，必须保护环境，包括改变不适当的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生产和消费方式，控制环境污染，改善环境质量，保护生命支持系统，保持地球生态的完整性，使人类的发展保持在地球承载能力之内，否则环境退化的成本将导致人类发展的崩溃。

可持续发展以提高生活质量为目标，同社会进步相适应，这一点与经济发展的内涵及目的是相同的。经济增长不同于经济发展已成为人们的共识。经济发展不只意味着GNP的增长，还意味着贫困、失业、收入不均等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善。可持续发展追求的正是这些方面的持续进步和改善。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实现经济发展是第一位的，因为贫困与不发达正是造成资源与环境恶化的基本原因之一。只有消除贫困，才能形成保护和建设环境的能力。世界各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发展的具体目标也各不相同，但发展的内涵均应包括改善人类生活质量，保障人类基本需求，并创造一个自由、平等及和谐的社会。

基于以上分析，研究可持续发展原则的意义是重大的。这是因为要将可持续发展从理论推向实践，就必须根据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来制定能够在国家或区域实施的方针政策、对策措施等，而要将抽象的概念转换成对策、措施等实际上是比较困难的。如何在准确把握可持续发展内涵的基础上，把它转化成具有不同资源禀赋和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或地区都能够参照的法则或标准就显得十分重要。《保护地球》一书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9条原则；《里约宣言》更列出了27项原则，我国学者王军在博士学位论文中概括为3条原则，王伟中等人则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10条原则。本书依据以上可持续发展的众多原则归纳为6条主要原则：

（一）公平性原则（fairness）

可持续发展强调：“人类需求和欲望的满足是发展的主要目标。”经济学上讲的公平是指机会选择的平等性，可持续发展所追求的公平性原则包括三层意思：一是本代人的代内公平即同代人之间的横向公平，可持续发展要满足全体人民的基本需求和给全体人民机会，以满足他们要求较好生活的愿望。要给世界以公平的分配和公平的发展权，要把消除贫困作为可持续发展进程中特别优先的问题来考虑。二是代际间的公平，即世世代代的人之间的纵向公平性。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本代人不能因为自己的发展与需求而损害人类世世代代满足需求的条件——自然资源与环境，要给世世代代以公平利用自然资源的权利。三是公平分配有限资源。目前的现实是，占全球人口26%的发达国家消耗的能源、钢铁和纸张等，占全球的80%。美国总统在可持续发展理事会（PCSD）的一份报告中也承认：“富国在利用地球资源上有优势，这一由来已久的优势取代了发展中国家利用地球资源的合理一部分来达到他们自己经济增长的机会。”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里约宣言》已把这一公平原则上升为国家间的主权原则：“各国拥有着按其本国的环境与发展政策开发本国自然资源的主权，并负有确保在其管辖范围内或在其控制下的活动不致损害其他国家或在各国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环境的责任。”公平性在传统发展模式中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传统经济理论与模式往往是为增加经济产出（在经济增长不足情况下）或经济利润最大化而思考与设计的，没有考虑或者很少考虑未来各代人的利益。从伦理上讲，未来各代人应与当代人有同样的权利来提出他们对资源与环境的需求。可持续发展要求当代人在考虑自己的需求与消费的同时，也要对未来各代人的需求与消费负起历史与道义的责任，因为同后代人相比，当代人在资源开发和利用方面处于一种类似于“垄断”的无竞争的主宰地位。各代人之间的公平要求任何一代都不能处于支配地位，即各代人都应有同样多的选择发展的机会。可持续发展不仅要实现当代人之间的公平，而且也要实现当代人与未来各代人之间的公平，向当代人和未来世代人提供实现美好生活愿望的机会。这是可持续发展与传统发展模式的根本区别之一。

（二）可持续性（sustainable）原则

可持续性是指人类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过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可持续发展要求人们根据可持续性的条件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在生态可能的范围内确定自己的消耗标准。“发展”一旦破坏了人类生态的物质基础，“发展”本身也就衰退了。可持续原则的核心指的是人类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不能超过资源与环境的承载能力。

（三）共同性（common）原则

可持续发展作为全球发展的总目标，所体现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原则是共同的。而且要实现这一总目标，必须采取全球共同的联合行动。《里约宣言》中提到：“致力于达成既尊重所有各方的利益，又保护全球环境与发展体系的国际协定，认识到我们的家园——地球的整体性和相互依存性。”可见，从广义上说，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就是要促进人类之间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如果每个人在考虑和安排自己的行动时都能考虑到这一行动对其他人（包括后代人）及生态环境的影响，并能真诚地按“共同性”原则办事，那么人类内部及人类与自然之间就能保持一种互惠共生的关系，也只有这样，可持续发展才能够实现。

（四）质量性（quality）原则

可持续发展更强调经济发展的质，而不是经济发展的量。因为经济增长并不代表经济发展，更不代表社会的发展。经济增长是指社会财富即社会总产品量的增加，它一般用实际GNP或GDP的增长率来表示；而人均GNP或GDP通常被用做衡量一国国民收入水平高低的综合指标，并常被用做评价和比较经济增长绩效的代表性指标。经济发展当然也包括经济增长，但它还包括经济结构的变化，主要包括投入结构的变化、产出结构的变化、产品构成的变化和质量的改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分配状况的改善等。由此可见，经济发展比经济增长的内容要丰富得多。经济学家丹尼斯·古雷特认为，发展包括三个核心内容：生存、自尊、自由。这是从个体角度而言的，至于群体及群体组成的社会的发展则不仅包括了经济发展的所有内容，还包括生态环境的改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的改善、教育科技的进步、文化的良性融合与交流、社会成员工作机会的增加和收入的改善等。因此，如果说经济学家提出绿色GNP（或者绿色GDP）是一大进步（充分考虑了经济增长中的环境问题），那么可持续发展则站得更高，它充分考虑了经济增长中环境质量及整个人类物质和精神生活质量的提高。

（五）系统性（system）原则

可持续发展是把人类及其赖以生存的地球看成一个以人为中心、以自然环境为基础的系统，系统内自然、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是相互联系的，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人口的控制能力、资源的承载能力、环境的自净能力、经济的增长能力、社会的需求能力、管理的调控能力的提高以及各种能力建设的相互协调。评价这个系统的运行状况，应以系统的整体和长远利益为衡量标准，使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合理的发展目标与适当的环境目标相统一，不能任意片面地强调系统的一个因素而忽视其他因素的作用。同时，可持续发展又是一个动态过程，并不要求系统内的各个目标齐头并进。系统的发展应将各因素及目标置于宏观分析的框架内，寻求整体的协调发展。

（六）需求性（demand）原则

人类需求是一种系统，这一系统是人类的各种需求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个统一整体。另外，人类需求是一个动态变化过程，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发展阶段，需求系统也不相同。传统发展模式以传统经济学为支柱，所追求的目标是经济的增长（主要是通过国民生产总值GDP来反映）。它忽视了资源的代际配置，根据市场信息来刺激当代人的生产活动。这种发展模式不仅使世界资源环境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而不断恶化，而且人类的一些基本物质需要仍然不能得到满足。而可持续发展则坚持公平性和长期的可持续性，要满足所有人的基本需求，向所有的人提供美好生活愿望的机会。总之，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是社会福利的不断改善，约束条件是资源与环境的承载力，核心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基础是人与自然的协调，原则是公平性、持续性、共同性、系统性与需求性，关键是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

第三节　可持续性发展的理论基础

当今社会盛行的可持续发展理论起源于传统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中国古代文明中就曾出现过朴素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但仅仅是朴素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必须承认，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基本理论则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情。在经济学说史上，资源稀缺性是产生经济问题的根源，关于人口、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的讨论是经济学产生以来的重要内容。经济学说史上的一些经济学家，如马尔萨斯、李嘉图、穆勒等，较早认识到了人类消费的物质限制，人类经济活动要受环境制约，要有节制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都对社会经济再生产和自然环境再生产相结合的论述也隐含着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想。本章主要研究可持续发展理论在经济学发展史上主要代表性经济学家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观点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早期认识。不少学者对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渊源进行了研究与阐述。

一、马克思主义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渊源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着重从人类社会的某一特定形态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他虽然也一般地论述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但更多的是考察人与自然物质交换的社会条件；恩格斯则从自然的历史考察自然，他利用自然科学的发展成果揭示自然界的普遍联系和辩证发展，进而描述物质世界从无机界向人类社会的演化过程。然而，无论如何，他们之间的区别是建立在人与自然根本性一致的基础上的，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恩格斯主义的自然观都蕴涵着人与自然协同发展的思想萌芽。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不当开发自然资源行为的批判

人类社会在追求经济增长和工业文明的过程中，并非没有考虑到单纯经济增长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早在20世纪，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恩格斯就针对工业化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和对自然资源的滥用提出过严重警告。恩格斯曾列举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意大利、西班牙等地破坏森林的过程及其造成的水资源枯竭、土地沙漠化、山洪泛滥等严重后果，并告诫人们：“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他强调要“一天天地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和比较远的影响”。马克思基于自然条件对于人们的生产活动的重要性，强调要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他指出：“从一个比较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致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而且他们必须像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在人类对自然资源的不当开发行为的批判中已充分体现出“代际公平”的持续发展思想。

（二）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深切地关注着人的发展、全人类的前途和命运，把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全人类的解放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最高价值标准。他们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出发，批驳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所造成的人的片面、畸形的发展，把对人的发展问题提到了重要地位，科学地论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性及其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从低级文明走向高级文明、从片面发展走向全面发展的过程，要依次出现人的依赖性社会（人被自然支配）、物的依赖性社会（人与自然异化）、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人与自然相和谐）三种社会形态。“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前资本主义属于这种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这一形态即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质的飞跃，即由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对自然的盲从和敬畏，转化为人对自然的普遍征服和占有，形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普遍社会物质交换。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使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范围和形式不断得到深化；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人的本质的异化、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在私有制条件下追求经济至上的目的只能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生态危机乃至社会危机的出现也就在所难免。“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这一社会形态即共产主义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大的提高，全面消除了各种异化关系，消除了人和自然的对立，从而真正实现了人的解放，实现了人的全面发展，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存在的基础。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强调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统一，认为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是人的全面发展。因为社会是由人所组成的，离开了人的发展就谈不上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最终是为了人的发展。人的发展是指每个人在劳动、社会关系和个体素质诸方面的全面、自由而充分的发展。“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解放，社会本身也不能得到解放”。“私有制只有在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条件下才能消灭”。而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在这个“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而有计划地尽量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全体成员需要的规模；消灭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情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共产主义社会要继承并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大工业创造的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物质财富，但必须克服、消除同资本主义大工业管理制度相联系的一切有害的后果。共产主义社会将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生产力和更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必然要求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新人，而且也能够造就这种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新人。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要根据整个社会的需要来安排，要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各个方面的需要，并使自己的社会成员能够全面发挥他们得到的全面发展的才能。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设想通过有计划地、自觉地组织社会生产来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使人们成为自然界同时也成为社会真正的主人，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关于人的全面发展观，与当代可持续发展思想是相通的，与“经济—自然—社会”共同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思想相吻合，是可持续发展观的重要思想来源和理论基础之一。

二、古典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理论(www.xing528.com)

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凯恩斯除外）所说的古典经济学大体上是指从亚当·斯密到19世纪70年代边际革命以前的西方经济学，这与马克思关于古典经济学的划分不同。古典经济学主要关注资源的稀缺程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古典经济学所说的资源主要是指人口、土地和资本，魁奈、斯密、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等人更强调土地的稀缺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

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主要探讨了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土地尚未私有而资本尚未累积的原始社会，劳动的全部生产物属于劳动者。在这种原始状态下，由于没有资本积累，经济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随着人口的继续增加，所有的土地都将被占用和开发，土地私有制将出现。“土地一旦成为私有财产，地主就要求劳动者从土地生产出来或采集到的几乎所有物品中分给他一定的份额。”这样就产生了地租。随着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出现，土地上的劳动生产物中的一部分还要以利润的形式归农业资本家所有。当土地成为稀缺资源时，随着人口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将拥挤在既定面积的土地上，劳动的边际报酬将递减。但斯密认为，分工和资本积累足以克服土地稀缺程度的提高对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因为资本积累的增加可以增加被雇佣的劳动者人数，而分工的发展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斯密指出：“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必随一国收入和资本的增加而增加。”“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劳动者人数的增加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会引起报酬递增，从而克服了由于土地稀缺所产生的报酬递减。

斯密还系统地提出了自利性“经济人”假定。他认为，每个人都“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高程度……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按照“经济人”假定，在经济活动中，个人所追求的唯一目标是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经济人”主观上既不考虑社会利益，也不考虑自身的非经济利益。随着现代经济社会和现代企业的发展，“经济人”假定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日益暴露出自身的致命缺陷。在各方面的批评下，西方经济学对“经济人”假定做了某些补充和修正，提出用“新经济人”代替“经济人”。“新经济人”假定在强调经济当事人自身利益的同时，试图兼顾个人与社会、微观与宏观的利益。但是这里兼顾的仅限于当代人，还是没有考虑子孙后代的利益。

随着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经济人”假定由于其自身的理论缺陷而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可持续发展理论主张，世界任何地区、任何国家的发展都不能以损害别的地区、别的国家的发展能力为代价，当代人的发展不能以损害后代人的发展能力为代价。“经济人”假定的消极后果表现在：一是“经济人”假定会带来严重的外部不经济问题。从“经济人”的自利性出发，经济行为的基本动机是利益最大化，从而使人们选择对免费的资源竞相开发，对共同的环境进行随意破坏，结果是人与自然的均衡被打破，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在加剧。二是“经济人”假定会严重影响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代内公平是指每个人都有权享受作为地球村成员对环境、资源、生存与发展的消费权利，每个人无权浪费超越本人需要的生态资源、环境资源。代际公平是指当代人无权剥夺下代人的资源、环境与发展空间。但是“经济人”的自利性决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必定导致少数人对主要资源的高强度占有、对环境成本的逃避、对生态补偿的拒绝；势必造成少数人、少数地区和少数财团、少数国家对全球资源的浪费式消费，剥夺了大多数人起码的资源、环境消费的权利。“经济人”假定确实有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但这种作用仅限于当代人之间。只有在首先满足可持续性，即将可持续性规范视为既定约束条件的前提下，才谈得上根据“经济人”假定去追求资源配置的最优化。

（二）李嘉图的“忧郁的科学”

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对资本主义经济能否长期持续发展提出了否定的判断。他认为，随着人口的增长，社会对农产品的需求必将不断增加，而土地的数量固定，于是出现了两种趋势：一是人们将不得不耕种肥力和位置越来越差的土地；二是在原有土地上不断追加投资，土地收益递减规律将发生作用。虽然工业生产中由于生产的发展和技术进步而存在报酬递增，但在所有的土地资源都被利用以后，由于资本积累率的提高从而对劳动力的需求的下降，农业中报酬递减趋势将会压倒工业中的报酬递增趋势。于是，经济增长速度将放慢，直至进入人口和资本增长停滞和社会静止状态。卡拉尔把李嘉图的结论称为“忧郁的科学”。李嘉图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这种“忧郁”敲响了人与自然关系的警钟，他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他从分析资本主义土地收益递减规律出发，揭示出经济的成长迟早将被自然资源的匮乏所遏阻。这是影响和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问题。

（三）马尔萨斯的“人口与土地比例”

托马斯·马尔萨斯似乎对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问题表现出更大的悲观性。他认为，随着社会人口的增加，土地越来越稀缺，人与自然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若不加以限制，人口将按几何级数增加，而粮食供给至多也只能按算术级数增加。因此，人口增加必将超出维持生存所需的资源的极限。

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核心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原理：人口增长受生活资料的限制原理、由人类生理本能决定的增殖是不可避免的增殖原理和人口的增殖必然受到食物供给量的限制而趋于平衡的平衡原理。他得出的结论是：当土地面积、生产技术一定时，人口与土地形成一定的比例。如果人口继续增长，超过了土地所能承载的人口数量时，即使投入一样的劳动，收益也会递减，当收益递减到一定程度便会影响到人类的生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口继续增长，收入继续下降，发展到一定程度便会抑制人口的增长；当人口减少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们的平均收入会增加，随着收入的增加，人口又会增多。如果人口继续增长，便会重演以前出现过的现象。所以，人口与土地只能维持在一定的比例上。

马尔萨斯把人口数量与生活资料联系起来考察对人类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恩格斯指出：“马尔萨斯的理论却是一个不停地推动我们前进的、绝对必要的转折点。由于它的理念，总的来说是由于政治经济学，我们才注意到土地和人类的生产力。”

（四）穆勒的“静止状态”

在19世纪中叶，英国的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都比较快，这引起了约翰·穆勒对经济增长前景的担忧。他认为，在人口和资本都增长的情况下，如果工人在预期到资本积累率将要下降时能够做出推迟结婚和减少生育的决策，资源需求和资源稀缺的矛盾可以得到缓解。实际工资并不像马尔萨斯所说的那样，必须下降到仅能勉强糊口的水平，也不必通过降低工资率来迫使人口增长率和资本积累率相适应。但是在穆勒看来，当资本积累把经济增长推向一个高水平阶段时，由于土地资源稀缺加上人口过快增长，经济将进入停滞状态，特别是工资率提高导致的利润率下降实际上比李嘉图所论述得还要快，因此，停滞状态也就会更早到来。

穆勒说：“政治经济学家们肯定已或多或少清楚地意识到了，财富的增长并不是无限的，所谓进步状态的尽头便是静止状态。财富的增长只不过延缓了静止状态的到来，我们每向前迈进一步，便向静止状态逼近一步……如果生产技术不进一步改良的话，如果资本停止从最富裕和最繁荣的国家流向尚未开垦或未得到很好开垦的地区，那么最富裕和最繁荣的国家很快就会达到静止状态。”“一想到世界将丧失其生机盎然的景象，变得一片光秃，每一寸能为人类种粮食的土地都将被耕种，每一块长满花木或青草的荒地都将被翻耕，所有野生禽兽都将因为与人争食而被灭绝，人工栽种的每一棵灌木或多余的树木都将被砍除，野生灌木和野花都将在农业改良的名义下被当做野草而予以铲除，想到这样的世界，就叫人不舒服。如果仅仅为了使地球能养活更多的而不是更好、更幸福的人口，财富和人口的无限增长将消灭地球给我们以快乐的许多事物，那我则为了子孙后代的利益而真诚地希望，我们的子孙最好能早一些满足于静止状态，而不要最后被逼得不得不满足于静止状态。”穆勒所说的停滞状态实际上是一种零增长的平衡状态。他认为，“资本和人口处于静止状态，并不意味着人类的进步也处于静止状态。”在这种停滞状态下，精神文明以及道德和社会的发展会和以往任何时候有同样多的机会，并且得到提高的可能性比以往大得多。“只有当不仅有公平的制度，而且人口的增加也因为人类具有远见卓识而受到控制时，科学发明者的智力和活力对自然力量的征服才会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才会成为改变人类命运的手段。”

三、新古典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新古典经济学是指从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之后到凯恩斯革命之前，以马歇尔、庇古等人为代表的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重心与古典经济学的研究传统有很大不同，古典经济学主要关注的是资源的稀缺程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因而他们关心分工、组织和制度问题；而新古典经济学主要关注的是在资源稀缺或资源数量一定的条件下，如何在不同的用途中配置资源使得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这种研究重心的转移使得资源稀缺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新古典经济学体系中降低了。新古典经济学对“能否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从总体上看是持乐观态度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们认为，市场机制的自发运行可以解决资源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

（一）马歇尔的“人类控制土壤肥力”

阿弗里德·马歇尔在他的代表作《经济学原理》中，把经济学定义为“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也就是说，经济学一方面要研究财富的增长，另一方面要研究人的发展。

马歇尔认为，人类依靠机械和化学方法可以把土壤肥力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他指出：“靠了充分的劳动，人类能使差不多任何土地生长大量作物。人类能从机械上和化学上使土壤适合于下一次要种植的任何作物。人类也能使作物适应土壤的性质，并使作物互相适应……人类甚至采用排水的方法或是混合两种土壤以补充成分不足的方法，就能永远改变土壤的性质。”

在马歇尔看来，李嘉图对报酬递减规律的说法是不精确的，因为他“不会料到有很多的发明，而这些发明准备开辟新的供给源泉，并且依靠自由贸易的帮助，还可以革新英国的农业”。人口的增长会引起市场的扩大、贸易的发展和产业组织的发展。这样，“虽然报酬递减规律发生作用，但人口对生活资料的压力在很长时期内仍可为开辟新的供给范围、铁路和轮船交通的低廉与组织和知识的进步所遏制”。

马歇尔认为，自然在生产上所起的作用表现出报酬递减的倾向，而人类所起的作用则表现出报酬递增的倾向，如知识的进步、教育的普及、科学技术的发展、新机器新方法的采用以及市场范围的扩大等。“随着文明的进步，人类常发展新的欲望和满足这些欲望的较为高价的新方法。进步的速度有时是缓慢的，而且偶尔甚至还有很大的退步，但是现在我们正以一年比一年迅速的步伐前进，我们无法推测将在何处停下来……似乎没有充足的理由使人相信：我们已接近静止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不会有新的重要欲望得到满足，把现在的努力有利地投于防备将来不会再有机会了，而且财富的积累也不会有任何报酬了。”所以他认为，马尔萨斯过高地估计了人口增长对生活资料所产生的压力，他们“不能预料到海陆运输使用蒸汽的巨大进步……这种进步使现代的英国人能以比较小的费用，得到世界上最肥沃土地的生产物”。

（二）庇古的环境污染经济分析

西方经济学家关于环境污染的经济理论源于庇古在20世纪初关于福利经济学的分析。当存在外部效应时，会出现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不一致，其差额就是外部成本；或者是出现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不一致，其差额就是外部收益。社会成本是私人成本与外部成本之和，社会收益是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之和。庇古认为，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排污如果是免费或低价的，就会起到降低生产者或消费者成本的作用，并引起对环境的滥用。只有通过征税使外部不经济性内部化，并给具有正外部性的经济活动以补偿，才能有效地抑制环境滥用。庇古关于外部成本通过征税形式内部化的设想，构成环境污染经济分析的基本框架。然而，自庇古的污染经济分析之后，在长达近半个世纪时间里，环境污染问题基本上被忽略了。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环境污染的经济分析才得以再次系统展开。

庇古上述设想的经济意义在于：一是它可以为环境治理筹措经费，而且如果经费使用得当，环境治理效果优于分散治理；二是如果企业的外部成本被充分内部化，市场竞争压力会迫使企业寻求更适当有效的降低成本的途径，不断完善管理和追求技术进步；三是会淘汰落后的或过度使用本地紧缺资源的企业，从而能优化区域的产业结构。当然，庇古设想的缺陷在于这种途径的应用受到许多局限：主要是难以确定社会成本的准确值；政府需要对企业的排污量进行经常性监测，以确定其排污量，征收排污税，这样势必增加管理成本；由于征税并不能有效控制企业进入，因此在经济扩张阶段，由于许多新的企业会参与排污，使污染总量增加。

四、当代西方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的辨析

1936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发表标志着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产生。凯恩斯经济学主要关注如何将一个国家的经济由非充分就业水平提高到充分就业水平，并不太关注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虽然有的经济学家认为自然资源的富有并不能保证迅速的发展或最后的繁荣，但是可持续发展问题没有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的正题。最先提出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是西方的反增长论者和环境保护论者，他们认为经济增长必然要受到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的限制。

（一）科斯的产权定理

在出现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或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不一致时，就会出现经济资源配置的扭曲。对于具有负外部效应的产品的生产往往会导致过度产出，对于具有正外部效应的产品往往会导致产出不足。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家科斯的定理，如果交易费用为零，只要产权明确，无论最初的产权如何界定，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和自愿协商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如果交易费用不为零，就可以通过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和经济组织的优化选择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实现外部效应的内部化。

科斯以走失的牛损坏邻近土地的谷物生长为例来说明解决外部性的产权途径。农民耕作经营一片土地，养牛人在农耕地附近的牧场放牧。科斯首先假设，如果农民具有经营土地的权利，农作物是其劳作收益，不应受到牲畜的破坏。养牛人承认农民的权利，但牲畜难免会侵扰农田。对农民来说，通过收获农作物在市场上出售获取收入或是在农作物被牲畜糟蹋后由养牛人赔偿同等数量的损失并没有什么差异。养牛人可以采取雇工、养犬等方式来控制牲畜破坏农作物。但养牛人要考虑究竟是雇工、养犬等方式控制牲畜合算，还是赔钱给农民便宜。这样，农民权衡农作物收益与损失，养牛人比较赔偿额与控制成本。双方经过讨价还价，达成一个补偿价格，将牲畜糟蹋农作物这一外部负效应内部化了。科斯又做了相反的假设，如果养牛人有在农民所耕作土地上放牧的权利，则农民需赔偿养牛人不在该地放牧和控制牧群的损失，结果，农民和养牛人双方的总收益达到最大化。可见，产权定理的特征是：具有明确的产权，无论谁具有产权结果都是一致的；由损失方和受损方协商，无需政府干预；在没有交易成本的情况下，所涉及各方的联合收益最大；在交易成本不为零的情况下，解决外部效应的内部化问题要通过各种政策手段的成本——收益的权衡比较才能确定。

科斯定理侧重于用市场机制的方法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科斯定理有内在的假定条件，也有外在的制约因素。一是科斯定理的一个前提是明确的产权，而许多资源资产、人类共有资源的产权无法或难以界定。二是现实中的环境污染都是混合污染源对混合受害人，即某种污染物是由许多污染源排放的，受害者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受害程度和受害方式也很不一样，所以通过谈判和讨价还价解决问题几乎不可能。三是科斯定理同庇古税一样局限于考察代内外部性问题，而没有考察代际外部性问题。根据科斯定理，解决外部性可以用市场交易形式替代庇古税手段、法律手段以及其他政府管制手段，但产权途径不可能代替市场经济激励方式和环境管制方式的政府干预。尤其是对那些产权不容易界定的资源，如大气、生物多样性等，政府应该作为公众的代表，而不必要让所有受影响的人们直接参与协商。事实上，关于大气污染排放许可额的拍卖和交易，制定排污许可总额的政府在某种角度上具有大气产权所有者的性质，而排污企业具有产权利用方的性质。在交易达到市场均衡时，每一个许可额的价格等于排污的边际收益。这种排污许可额的市场交易体系与产权途径的协商或讨价还价具有相同的机理。因此，根据科斯定理所表明的内容，只要能把外部效应的影响作为一种产权明确下来，而且谈判的费用也不大，那么外部效应问题可以通过当事人之间的自愿交易达到内部化，这就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科斯手段”，它包括自愿协商制度、排污权交易制度等。

（二）增长极限论

以福雷斯特（Jay W. Forrester）和米都斯（Dennis L. Meadows）为代表人物提出的增长极限论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在众多经济增长理论中，增长极限论之所以引人注目，原因在于它从未来学的角度对经济增长的负面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和深刻的论述。因此，以福雷斯特和米都斯为代表的罗马俱乐部成为未来学派的先驱。

1968年4月，意大利经济学家、欧洲最大的咨询公司经理奥雷里欧·佩切依博士邀请东西方10国的30位科学家、教育家、经济学家、人类学家和实业家聚于罗马猎俐科学院，成立了罗马俱乐部。其宗旨是促进对构成人类生存在地球系统中的多样而又相互依赖的经济、政治、自然和社会组成部分的认识，促使世界各国的决策者和公众都来关注这种新认识，从而促进制定具有首创精神的新政策和行动。罗马俱乐部的研究计划是要考察研究给人类所有国家造成的世界性的问题：富足中的贫困、环境的退化、对制度丧失信心、就业无保障、青年的异化、遗弃传统价值、通货膨胀以及金融和经济的混乱。1972年，米都斯领衔编撰了《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研究报告》。该报告将福雷斯特的《体系运动学》书中的世界模型分析方法，即世界性的人口问题、工业化的资金问题、粮食问题、不可再生资源和环境问题（含生态平衡问题）的五个标准中重要的因果关系变为反馈回路结构的世界模型的8个变量：人口总数、人均工业产值、人均粮食、污染（以1970年标准为基数）、不可再生资源储量（以1900年保持的储量的一部分为基数）、自然出生率、自然死亡率和人均服务（以美元/人·年表示）。假定在现有系统中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没有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借助计算机仿真，描绘世界模型的标准趋势。在不同的几种假设情况下对世界模型进行研究。报告得出的结论是，迄今为止，世界人口、经济、粮食消费、资源消耗和污染都是按照指数方式增长的，每隔一定时间就翻一番，增长幅度越来越大。由于地球上生产粮食的土地、可供开采的资源和容纳环境污染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无法支撑无限的经济增势，如果今后仍然按这种指数方式继续增长下去，有朝一日世界经济会因失去支持而崩溃。按照系统动力学模型的模拟，崩溃会在今后100年内发生，而且即使对技术进步带来的利益做最乐观的估计，崩溃的出现也不会晚于2100年。换句话说，指数增长将把人类导向“世界末日”。据此，米都斯等人认为应该停止这种“癌细胞式”的指数增长，尽快实施“零增长”方案。米都斯认为建立一种经济不再增长的“全球均衡状态”后，可以让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转化为每个人更高的生活水平、更多的闲暇时间或更愉快的环境，人们可以过一种虽不富裕却非常闲适的生活。

《增长的极限》对人类前途的悲观论调立即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激烈争论。与“增长极限论”悲观论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朱利安·L.西蒙（Simon）为代表的乐观派。西蒙在其《没有极限的增长》一书中认为，虽然目前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发展趋势给技术、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带来了一些问题，但人类能力的发展也是无限的，世界的发展趋势是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到改善，而不是逐渐变坏。一些学者从不同方面对“增长极限论”提出批评：在分析方法上，有人认为，米都斯等人的分析方法具有固定的危险性，它“企图以数学来代替知识，以计算来代替理解”，在假定前提上，一些学者也提出了质疑。里昂惕夫（Leontief）在编制全球模型时，通过对出生率、死亡率、年龄构成、城市化和决定人口变化的其他基本因素的分析得出结论：开始时人口增长率趋于增加，一旦达到了一定的收入水平和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城市化以后，增长率就会下降，因此，人口增长率是能够降低的。短期通过有效的节制生育措施，长期则通过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均收入及生活水平而实现，从而彻底否定了米都斯关于人口发生指数增长型爆炸的设想：在结论提议上，“增长极限论”提出的“零增长”方案显然是不现实的，姑且不论增长的极限是否存在，有一点值得指出，即“零增长”方案只能导致不发达国家非但不能继续维持现状，而且变得日益贫困和落后，因此，所谓的“全球均衡”只会是穷的更穷、富的更富的日益扩大和两极分化，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危机倒真的会使“人类末日”的预言变为现实。

但是不少科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还是对“增长极限论”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与支持。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在社会科学史上”，《增长的极限》一书“是最独创的、最雄心勃勃的推断”。罗马俱乐部认为《增长的极限》一书“是一个里程碑，世界的注意力已经认真地考虑该报告所提出的基本论点，这是最有意义的结果。一些学者认为他们反对‘零增长’绝不是否定赞成‘零增长’的人提出的许多关心的正确性。因为关于增长的争论的意义，不在于在‘最大增长’和‘零度增长’之间做实际的抉择。当经济随着争论而提出的限制和问题进行调整时，‘经济增长’的概念正在发展之中”。

从现在来看，《增长的极限》一书中某些假定是不合理的，部分观点是不恰当的，论述方法上也存在缺陷，但是其“地球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能够开采的不可再生资源纯量是有限的，环境吸收污染的容量是有限的，可耕地的数量是有限的，每一公顷可耕地的粮食产量是有限的）”核心观点显然敲响了人类对未来发展思考的警钟。它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自然资源和环境对人类发展具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唤醒了人类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关注。虽然这时理论界和学术界讨论的焦点仍然是“发展”，但思想的视野已将其扩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和层次，即把人类社会的发展放在其周围的环境中来考虑，追求人类与自然界的协调发展而不是人类对自然界掠夺式的发展，从而引发人类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讨论，为“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三）戴利的“稳态经济”

H. E.戴利是美国马里兰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曾作为环境经济的高级专家在世界银行工作过多年，他提出了原创性很强的稳态经济理论。戴利认为，可持续增长是一个不可能性定理。增长的含义是通过吸收或生长产生新增物质从而带来规模上的自然增加。发展则意味着扩张或实现某种潜能，逐渐达到更规范、更令人满意或更好的状态。某物增长了是说它变得更大，某物发展了则是说它变得不同。地球生态系统发展（进化）了，但并未增长。经济作为它的子系统最终将停止增长，却不会停止发展。戴利强调，增长是一种物理上的数量性扩展，发展则是一种质量上、功能上的改善，而可持续发展就是一种超越增长的发展；强调可持续发展就需要对当前以增长为中心原则的数量性发展观进行清理，建立以福利为中心原则的质量性发展观。戴利把经济是生态子系统的观点作为发展观的核心理念。因此，宏观经济的数量性增长是有规模的，而不是无限的。在工业经济社会的开始，当人造资本是稀缺的限制性因素的时候，追求经济子系统的数量性增长是合理的。当自然资本替代人造资本成为稀缺的限制性因素的时候，经济子系统就需要从数量性增长转换为质量性发展。戴利认为，可持续发展是生态、社会、经济三方面优化的集成。可持续发展要求生态规模上的足够、社会分配上的公平、经济配置上的效率三者同时发挥作用。“足够”强调人均财富的目标是足够过上满足基本需求的好生活而不是物质消耗最大化；“公平”强调“足够”这样一种生活状态应该被所有人所拥有；“效率”指对自然资本的有效利用能允许更多的人生活在“足够”的生活状态中。

戴利提出，一个国家朝着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转变必须遵守三个原则：再生性资源要求所有再生性资源的收获水平小于或等于种群生长率。也就是说，对于某种生物性资源的利用不应超过这种生物种群的再生能力。污染要求所有可降解污染物的排放低于生态系统的净化能力。非再生性资源要求将来自非再生性资源开采的收益分为收入流和投资流，投资流应投入可替代的再生性资源。这使非再生性资源的开采结束时，能获得同样水平的再生性替代资源。要求再生性资源的收获量小于再生能力并不等于人类的需求必须限制在目前的水平甚至缩减，也可以扩大再生能力以满足人类增长的需要；要求污染排放量限制在环境自净能力之内也不意味着不允许更多的与污染有关的生产和消费活动，而是要求对超量的污染进行治理。只有非再生性资源的投资流形成再生性替代资源，才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要求的资源存量不变的目标。

戴利还提出了稳态经济理论。他认为，稳态意味着恒定的物质财富（资本）系统和恒定的人（人口）的系统。这些系统必须在进（生育、生产）、出（死亡、消耗）平衡时，才能保持恒定。获得这种平衡和系统恒定的流通率（进、出率相等）可以高可以低，但有很多理由要求这个流通率尽可能低。既然物质和能量不能创造，生产的原材料必须取自环境，这样将导致资源和能源的衰竭；既然物质和能量不能消灭，等量的物质和能量必然返回到环境中去，导致污染。所以低流通率造成的资源能源的衰竭和污染较小，高流通率则比较严重。超过这个极限将导致生态系统的崩溃。

戴利认为，稳态所隐含的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很丰富，并且是革命性的。生产和消费的物质流必须最小化，而不是最大化，必须服从于理想的人口数量和生活标准。在物质形态的财富恒定时，经济增长必须是非物质的商品：服务和休闲。技术进步带给人们更多的是休闲，而历史上的技术进步更主要的是增加人们的物质商品，这点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

第四节　可持续性发展的战略意义

一、可持续发展理论对人类的贡献

可持续发展理论从经济与社会、经济与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协调发展的角度来考察经济发展，克服了传统发展理论的缺陷，对传统发展理论实现了“纠偏”和创新。

（一）可持续发展理论强调发展的整体性

整体性观点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的重要观点。从1972年首次“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提出“只有一个地球”的概念，到1982年《内罗毕宣言》的发表；从1972年确立的“世界环境日”和提出的《大自然宪章》，到1984年召开的“地球的未来”会议；从1987年“布伦特兰委员会”提出的关于《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到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发表的《21世纪议程》等，都重申了地球整体性和发展整体性的重要性。在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出以前，世界各国在制定经济发展计划和政策时，很少认真考虑过环境问题。虽然一些发达国家注意到了环境问题，但也只是将其视为生产过程的污染问题，没有上升到生态平衡的高度，从利用生物资源和保障环境的适宜性和持续性采取措施。在人类发展进化到理性时代，对地球的整体性、发展的整体性进行重新认识是人类对传统发展观的理性反思和自我反省，体现了人类在认识自身上的进步和认识发展上的提高，标志着人类的成熟和进步。

（二）可持续发展理论强调发展的系统性

可持续发展要解决的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还有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这就决定了实施这一战略不仅要转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还要考虑到其他系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是一个多学科共同参与的过程，实施的是多领域系统协调的工程。据有关文献显示，1991年11月，国际生态学联合会和国际生物学联合会在其联合举行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研讨会上，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保护和加强环境系统的生产和更新能力”，并认为可持续发展是寻求一种最佳的生态系统，以支持生态的完整性和人类愿望的实现，使人类的生存环境得以持续。由国际自然保护同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编制的《保护地球——可持续性生存战略》报告指出，人类社会持续性由生态持续性、经济持续性和社会持续性这三个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为条件和不可分割的部分组成，可持续发展应当是不断改进自然资源使用效率以满足人们日益更新的需要的过程，即“在生存于不超出维持生态系统涵容能力情况下，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这个战略的核心就是阐明可持续发展不是一个单一的发展指标，只有将经济增长同包括提高人类健康水平、改善人类生活质量和获得必需资源，并创造一个保障人们平等、自由、人权的环境等多项指标结合起来，才能实现真正的发展。

系统论的提出为人类正确认识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提供了新的方法和工具，因此，考察系统的变化也必须从系统的角度出发。人类的发展进程已经表明，不顾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后果，不考虑人口、生态、环境和社会系统的同步发展，已经对经济发展产生了非持续性效应。可持续发展理论从系统的观点出发改变了传统的发展战略，强调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的协调性和统一性，使人类在经过艰难的探索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之后，找到了正确的发展道路。

（三）可持续发展理论强调发展的持续性

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核心是目前的决策不应该对保持或改善将来生活水平的前景造成危害，特别是要从环境和经济发展、人类活动及自然资源开发和利用程度间的平衡角度提出生态的持续性。

持续性是指一种可以长久维持的过程和状态。发展的持续性包括生态持续性、经济持续性和社会持续性，这三者是构成和支持发展的持续性的三个子系统，只有这三个子系统协调发展、齐头并进，才能实现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

持续性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的重要内容。持续性也代表着系统发展的稳定性和有序性。任何系统都是发展变化的，这种发展变化既以前面阶段的积累为基础，也以未来的发展为目标。这种有序性和联系性使系统在维持环境和生态平衡的基础上处于健康的发展状态，从而保持系统的存在和更新。

（四）可持续发展理论强调发展的公平性

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就是强调公平，既强调各国均有发展的权利的同代人的公平，也强调后代人有同样的权利享受当代人享受的条件，包括利用自然资源这种恒定的代际公平，特别是后者更为重要，但是问题并没有到此为止。如何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为后代人创造一个更为文明、更为公平的基础，是当代人追求公平原则的深层体现，也是符合逻辑的公平原理。为了继续创造公平的机会与环境，当代人应该在空间上遵守互惠互利的原则，不能把环境污染转嫁给别人；在时间上遵循理性分配原则，不能把当代的发展建立在掠夺后代发展需求的基础上；在伦理上遵守“只有一个地球”、“人与自然平衡”、“发展权利平等”等原则。这些原则既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又适用于发达国家。

公平是人类追求的目标，也是人类的价值准则。但是为了实现公平，有时需要付出，需要成本。为了同代人的公平，有些人需要做出牺牲；为了代际间的公平，当代人需要付出成本。这是因为地球上的资源和财富是人类和其他生物共享的。

（五）可持续发展理论强调发展的层次性

层次性就是事物和系统发展的不平衡性。这既是生活中的现实，也是事物和系统的本质。由于资源禀赋、经济基础和历史文化条件的不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水平不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也不相同，因此，必然呈现出不同的层次。世界发展的丰富性就在于它的层次性，充分注意发展的层次性，使宏观目标与具体对策相结合，才能产生积极的效果。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是人类认识史上的深刻革命。它不仅纠正了传统发展模式的偏颇，将发展奠基在持续性的基础上，从而避免了因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导致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使人类能够获得持续发展的机会，同时也完善了发展理论，弥补了传统发展理论的缺憾，使人类对自身发展和未来发展的认识跃上了新的层次。

（六）可持续发展理论强调发展的和谐性

人类的生产和经济运行不可能是单一系统的突进，而应是各系统相互配合、和谐发展。如果某一系统或某一系统发展过程紊乱，不仅会破坏前面阶段系统发展的积累，也会给后面阶段系统发展造成无序和混乱，使系统从低级状态向高级状态的有序定向发展受阻，从而引起系统发展的中断。因此，可持续发展理论强调在经济发展中不要过分追求量的扩张，应当使不可再生资源的耗竭速度保持在寻求作为代用品的可更新资源的速度之下。采取有预见的、有远见的、科学的决策方式，实现人口、生态、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反对滥用物力、破坏自然环境或生态平衡，努力消除经济与环境、当代与后代等一些系统的不协调。

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要性

在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既是长期以来国家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也是在世界各国发展模式对比中完善自己的必然结论。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面临着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双重巨大压力。一方面，如果一味地追求经济增长势必破坏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如果过于强调生态环境的保护，就势必会限制经济增长。要解决这一矛盾，对于人口数量众多而人均资源匮乏、生态环境脆弱的中国来说，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唯一的选择。这不仅是由社会主义本质所决定的，也是中国实现现代化“三步走”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

（一）经济社会发展仍未走出资源型的经济发展模式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成就令世人瞩目。国民经济有了飞跃性的发展，综合国力已跻身世界前七位。然而，新中国是从殖民地半殖民地中脱胎而来的，饱受了西方列强侵略掠夺之苦。新中国成立后，经过50多年的奋斗发展，取得了惊人的成绩，但主要是靠资源的消耗来获得的。据统计，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经济增长了6倍，但资源的消耗增长了40多倍。如果我们以这样的发展方式追赶西方，可以试想将给中国带来什么后果（如果继续以现有发展方式去赶超西方，将造成更大的资源消耗，后果将不堪设想）。此外，产业结构不尽合理，资源配置效益低下，GDP的绿色含量低，经济结构整体水平和素质不高，产品科技含量低、质量差。这种在低技术组合的基础上靠高物质投入支撑的经济增长只能是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低产出，只求数量而忽视质量，最终不仅导致经济增长缺乏后劲，而且会造成资源短缺、生态破坏、环境污染。

（二）经济发展面临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巨大压力

人口数量和质量问题一直是制约中国发展的重大问题。人口的爆炸式增长给发展带来了沉重的负担。1995年中国人口达到12亿，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已达到12.95亿。中国的人口具有基数大、增长快的特点，据统计，新增国民收入的1/4被新增人口消耗掉。此外，中国还有6000多万贫困人口、5000多万残疾人、1亿以上文盲半文盲等，加上人口老龄化、文化素质低等问题，这一切都将严重制约中国的经济发展。

（三）自然资源相对短缺

自然资源相对短缺主要表现在：一是人均资源占有量低。中国的资源总量虽然不低，但由于人口基数大，人均占有量远远低于平均水平。关系到人类生存的淡水、耕地、森林和草地四类资源，中国的人均占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28%、32%、14%和32%，主要矿产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也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而且随着人口的持续增长，人均占有资源偏少的状况将日益加剧。同时，中国与资源短缺并存的资源利用效率、矿产资源回采率、能源利用率、废旧品回收率等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二是资源质量相对较差。在矿产方面，中国的矿产普遍品位低、开采难度大。1996年，中国的钢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但铁矿90%是贫矿。在耕地方面，中国高产稳收农田、中产农田和低产农田所占的比例分别约为25%、45%和30%。三是资源分布不均。中国有近80%的能源分布在西部和北部，而能源消耗却集中在东部和东南沿海。

（四）生态环境相当脆弱，生态失衡日渐突出

生态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生态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生态状况恶化。大气污染方面，在中国的600多座城市中，大气质量符合国家一级标准的不足1%。中国工业排出的二氧化硫已占世界第三位，超过20个省、市自治区出现了酸雨危害现象。在水质污染方面，中国近年来有约30%的工业废水和90%的生活污水未经任何处理就直接排入江河湖海。全国七大水系中，近一半河段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污染，流经城市的河段有85%以上水质超标。环境污染造成水土流失、草原退化、物种减少和荒漠化。据统计，中国的水土流失面积超过了15%。二是生态严重失衡。乱砍滥伐、毁林开荒造成灾难不断。1998年长江和嫩江特大洪水就是破坏生态环境给人类带来的教训。

（五）速度、效益、结构不协调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只顾追求高速增长，忽视了速度、效益和结构的辩证关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考虑增长的多，考虑资源消耗的少，处于一种“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单位产值与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的差距（见表1-1）。而且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忽视生存与发展的长期关系，不注重GDP的绿色含量。在产业结构上，突出的问题是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相对不足，对产业的可持续重视不够，产业内部素质也很低下。

表1-1　1吨标准燃料所生产的GDP

资料来源：1991年统计年鉴。

以上方面的问题既有中国资源环境条件先天不足的原因，也有后天方面发展方式不当的原因。自然条件难以选择，发展模式却可转变。由此可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中国的唯一正确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