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文化研究：文化与权力

结论　文化研究的再构建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当文化遇见权力的时候，最先眨眼的是文化。但是从长远来说，笑到最后的很有可能还是文化。

斯坦利·R.巴雷特［Stanley R. Barrett，2002 ］，《文化遇见权力》［ Culture Meets Power］，第113页

今天我们应当如何对待权力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文化研究一直以来依据局势提出了各种“紧急应对”。这个领域有一种倾向，一种上演革命的倾向，在涉及权力问题的时候这种倾向尤其明显。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横空出世到20世纪70年代女权主义思想的出现，从20世纪8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大众能动性理论到20世纪90年代的酷儿理论、统治术理论和传媒共和主义理论，文化研究领域一直呼吁在权力概念的使用上开拓“新的方向”。人们的每一次呼吁，都是受到了某种驱使：认为先前提出的思想是不正确的——要么“忽略”了权力；要么没有认识到权力其实有好几个“基轴”（如性别、种族、性取向等）；要么忽略或者过分强调了大众对于权力的抵制；要么将批评的角度置于权力之外；要么将各种不是归咎于根本不存在的权力关系……文化研究领域应当如何应对以上每一种情况，人们都提出了十分激烈的观点。

然而这本书的意图却有所不同。笔者的意图是提议人们不要再去研究什么是“正确”的权力观点，而是更加直接地研究在权力概念这一方面，人们在历史上都做了哪些研究。我的这一观点，与托马斯·奥斯本的一个观点相当接近：奥斯本在提及自己的社会科学研究时，提出理论问题的“故意寄生”策略。这种观点的主要论点是“我们在社会科学和人类科学方面已经有许多很好的研究，而且事情从理论上来说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么糟糕……说实在话，我们根本没有必要杞人忧天”（奥斯本，1998 : xiii ）。奥斯本的目的，并不是“从头开始彻底改造社会理论，也不是对从前的所有东西都进行兴高彩烈的评论”，而是“要对已经存在的原则进行再构建”。这需要“对现有工作进行实地调查”，或者像他所说的那样，需要一种“诊断学”：“医生在进行诊断的时候，对各种因素进行分解，于是得出一种疾病的大致情况——它有什么特征，可以用什么方法来治疗，预后如何。”（1998:9）从这一方面来说，前面几章可称作权力概念的一种诊断。

关于本书的目的，另外一种说法是笔者企图将权力概念“文化化”。其实我并不期望达到如此的高度。在第一章，我将本书与雷蒙·威廉斯在20世纪50年代的研究进行了对比：他企图将权力概念“文化化”，将权力概念嵌入其赖以形成的不断发展的历史和素材环境中，即“传统”中。文化概念最为稳固的一个特色，也是威廉斯最为赞赏的，是它不会轻易接受“对”与“错”的判断。文化可以使一些行为和可能性得以成功实现或者阻止它们的实现——文化自然会接受评判，但是人们绝对不能证明某种文化是有误的。权力概念在这一方面总是持相反观点。从E. P.汤普森坚持“好”人“坏”人之分到“政治正确”的幽灵，权力概念总是与绝对的判断形式有关联。但是正如我在前面说明的那样，至少有一个例子能说明这种趋势可以得到扭转——“文化”评价的原则恰恰可以放在几乎取代这些原则的权力概念上。

很有可能会有一些人觉得这种观点令人不安，这也是不可避免的。这个观点与那种将权力概念建立在可靠参照物基础上的做法——即通过列举世界结构的简单“事实”以便为权力概念进行辩护的做法，显然是相互对立的。我在第一章指出，在这一方面存在着各种各样可以理解的情感。过去二十年来，各种大规模运动层出不穷——最引人注目的（但绝不是唯一的），是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战争”，一场将权力评论琐碎化、怀疑化的大辩论。在这种条件下，对权力概念提出任何疑问，都很容易被人理解为是这些大规模运动的一个延伸。实际上，在某些情况下，人们认为首要的事情就是维护权力概念的权威性，也不是没有道理。

要把事情阐述得更加透彻，一定要坚持这样的观点——权力概念“文化化”，并不是将权力概念斥为虚无或者不真实的东西。本书的论点绝对不是一般化的权力概念（即单数形式的权力概念），一般化的权力概念是“错误”的，不应当采纳。本书的唯一论点是：权力概念的意义与其他许多概念一样，不是普遍化的东西。权力的意义存在于各种具体的环境中：猫儿戏鼠的心理变化、儿童故事中“善”与“恶”的斗争、现代国家的结构、奴隶制、殖民主义、冷战、家务分工、战后高等教育的飞速发展、美国军事力量的全球性分布、核威慑……只要上面这些情况还存在，关于权力概念的讨论热度就不可能有所减弱。虽然权力概念不会指出一种唯一或者简单的“真理”，但是它可以将人们的经验加以整理——不是以一种专断、空想的方式，而是以一种脚踏实地、持续不断的集体方式。(www.xing528.com)

人们还有可能对我的观点提出另外一种反对意见，似乎更不好应对，即认为我的这种观点对文化研究的前景毫不关心。文化研究针对权力问题依照局势提出“紧急应对”，无疑表明提出应对措施的人对事情是非常关心的——不仅关心自己，而且关心领域内的共同行动。若要克制自己提出这种紧急应对措施的冲动，就必须对自己的激情进行调整。奥斯本（1998 : xii）对自己的调节方式是直接“放气”，即“给那些困扰社会理论和社会科学、极具争议性的某些方法撤火，使我们的方法至少适用于某种现实情况”。奥斯本认识到他本可以选择一种更具“酒神特质”的笑声，于是他略带嘲讽地指出他的书“很不幸没有成为本可能成为的一桶笑料”（1998:5 ）。本书论点与此相似。本书的行文似乎了无情趣，措辞谨慎，没有一个亮点或者一个引人入胜的地方能够有力地说明为什么文化研究十分重要。

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正是因为这一点，激进的七零后们脱离了被特里·伊格尔顿称为“庄严的个人超脱性”的雷蒙·威廉斯式的东西。我本人对于现状的最佳反应是：虽然权力概念仍然会激发人们的激情，但是这种权力概念是否会还会保持其原来的集体形式，就不得而知了。即使在权力概念刚刚引入文化研究的时候，就存在着这样的问题。权力概念在其一般化的形式下，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是一种分离剂。在权力概念研究的第一阶段，人们认为阶级、种族、性别和其他鉴别性特征是相互对立的。20世纪70年代晚期女权运动的“拂晓攻击”以及伯明翰中心研究小组的分化，是权力一般化趋势的早期信号。在第二阶段，围绕应当如何对待权力问题，又增生出更多不同的理论思想——如“结构主义者”和“文化主义者”，“激进”女权主义者和“自由”女权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福柯主义者，政治经济主义者和文本主义者。这些分支对于我们来说已是耳熟能详，因此人们对它们的态度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激情，而是因过于熟悉而哈欠连连。

在权力方面保持活跃的交流存在着一定困难，我们应当严肃对待这些困难。因为如果说文化研究有何重要性的话，那么这种重要性就在于它具有包容各种经验和观点的能力，这样它们才能够进行相互交流。斯图亚特·霍尔有一句话常常被人引用，即人们感觉到“文化研究领域存在着某种危险”（1992:278）。但是这某种危险还不仅仅是以上各种狂热激情的简单罗列。文化研究这个领域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参与其中的人对于他们的共同遭遇形式非常关注。在20世纪50、60年代，他们关注的是工人阶级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越来越多，以及普通民众也可以加入辩论而不会感到低人一等或者地位低下。在20世纪70 、 80年代，他们关注妇女、性取向非主流人士和有色人种做出的贡献以及这些人是否受到同样的尊重。现在他们仍然以多种方式继续关注着各种事情。但是如果因为权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把对这个概念的讨论要么变成一种嗓门比赛，要么变成向情感强烈的私人世界的退缩，人们显然也就失去了某些东西。

我倒是认为，将文化研究对权力概念的依附剥离出去，可能会使人们重新加入对权力概念的讨论。人们可以讨论的东西很多。随着21世纪的步子越迈越远，我们目前面临着一些重大问题——如产生于冷战时期的“全面主义”权力概念，应当如何加以调整或者修正，以适应现在完全不同的环境。冷战结束以后，人们一度认为没必要进行调整了；实际上，在全球体系中，一个极的消除似乎只会强化权力的“无差别涵盖性”。但是近年来这种想法似乎越来越站不住脚。前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Madeleine Albright）在2003年的一次讲话中说道：

现在美国正处于权力的巅峰。我们的总统［指乔治·W.布什］决心维护和利用这种权力。但是我们如果放眼观察周围的世界，就会怀疑我们对事情的把握到底有多少。在伊拉克，我们依赖于联合国、盟国以及各种伊拉克国内组织。在反对恐怖主义的战斗中，我们严重依赖两个人的帮助：阿富汗总统和巴基斯坦总统，而他们最近都成了暗杀的目标。在亚洲，我们依赖于所有的国家，尤其是中国，以便向朝鲜施加压力阻止它制造核武器。在经济上，我们越来越依赖于东京和北京，希望它们能购买我们日渐高涨的债务。（奥尔布莱特，2003）

对此我们只能说，最终美国也不过是一个权力国家。但是更具一般性质的权力概念很有可能仍然会继续流行——它不仅存在于高端的全球策略中，而且存在于职场政治、性别关系辩论、科幻和动作电影、对环境的关注以及对文化差异性和多样性的管理当中。这种权力概念的广泛流行，应当引起我们的共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