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权力：多元主义对道德规范的转变

11　权力之外？“新多元主义”和道德规范的转变

文化研究中的权力概念，能否有一个不令人沮丧的结论？在最后一章的开头我们可以看到，在20世纪90年代某个时候，至少对于许多人来说，似乎是不能。权力概念无论往何处去，文化研究面临的选择总是不那么诱人。强调权力关系的决定性意义，将日益面临教条主义、偏执狂和政治独裁主义的嫌疑。随着权力多元化特性的显现，激进的趋势日渐势微，土崩瓦解，而潜在的读者或者追随者也转移了目标，于是权力概念也就注定要失势了。但是如果像文化研究人士常常所做的那样，说权力没有决定性的作用，或者说至少没有完全决定性的作用，也似乎不能令人满意，有民粹主义“平庸化”的趋向。如果文化研究界对此抱乐观态度，对“机构”和“抵制”实行自我安慰式的欢呼，则可能失去人们对这个领域的敬意——这种敬意来之不易。

关于权力问题，今天的文化研究正在何处？20世纪90年代的悲观论调是否得到证实？我在第一章说过，这是一个有些混乱的画面。近年来对于权力概念的直接思考相对较少，最近真正意义上的重要观点，至少在理论层面上，都是对福柯观点的接受和吸收。虽然很多人看到，福柯的权力概念为人们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他的论著也在20世纪90年代家喻户晓，但是并不足以使该领域免于来自内部的不满或者来自外部的批评。因此如果说事情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也有几分道理。的确，20世纪90年代以来，争论的形式五花八门。文化研究一方面被人斥为“民粹主义”，另一方面，又被人斥为独裁主义和教条主义，真是荒谬之极。

但是我在本章要说的是另一回事。虽然存在着以简单的乐观主义应对悲观主义的危险，但我还是要指出一些显而易见的东西。对于权力概念的使用，并不是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陈腐庸俗。有些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文化研究再也不用在肯定和否定一般化权力概念之间进行无休止的摇摆了。汤普森对于权力的坚持，和费斯科关于大众“机构”的主题，都有了变通之物。另一方面，这种变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根本就算不上是变化：它不过是跟以前对于权力问题的思考方式再次联接起来，而这种思考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一直就存在着。这种思考方式，我发现在英国文化研究的早期就有了，并且一直追溯到一般的“盎格鲁”政治发展模式——即将权力作为一种复数的概念来考虑。

下面我要讨论的两种思想，乍一看似乎选得有些奇怪。第一个是20世纪90年代对文化研究的所谓“政策”干预，第二个是大约同一时期形成的笔者称为“媒体共和主义”的观点。这两件事情显然都与当时的权力（单数形式的权力）辩论有关，而且都以观点强硬、争胜好辩著称。两者都在不同程度上以欧洲大陆权威为依据。政策鼓吹者建议严格实施福柯的思想，主张任何东西，甚至“抵制”本身，都要纳入权力的解释范围。而媒体共和主义观点则几乎完全相反：至少是为了实现大多数实际目标，刻意用民主参与、享乐、美好和愿望将权力概念进行了置换。总而言之，两者暴露出长久以来存在的对立——这些对立自从一般化的权力概念出现以来，就一直烦扰着文化研究界。由它们展示出来的对立，比以前更加严重了。

但是如果就此停留在这样一个结论上，就忽略了这两种思想的其他更重要的方面。正是因为它们探究的都是极致，才大大动摇了一般化权力概念的基础。这一点在媒体共和主义的思想上再明显不过了：它构思了一种新型的社会政治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一般化的权力概念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了。但是政策干预的思想也动摇了一般化权力概念的基础。权力之外再无他物，所有的事情都是在权力之中或者通过权力才得以形成——坚持这样的观点，看起来有些荒谬。权力概念失去了所有的辨别能力——有了这种辨别能力，才能说“这是权力的作用”，或者“这不是权力的作用”。这样一来，权力概念就失去了意义。虽然这两种思想截然不同，但却有着重要的相同之处：它们削弱了一般化权力概念的真正效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权力“新多元主义”才得以成形。

结构复杂矫揉造作

政策干预思想最为清晰的表述，出现在托尼·宾内特的两篇文章《将政策置于文化研究之中》（Putting Policy into Cultural Studies，1992a）和《有用的文化》（Useful Culture，1992b）中。后来他在《文化——改革者的科学》（Culture—A Reformer’s Science）一书中，对这个思想又进行了更深一步的阐述。这个思想有着极为广泛的影响，一度被认为不亚于一场广泛的“运动”。它的长处，部分在于它既迎合了文化政策的实用思想（如卡宁汉，1992），又迎合了人文学科中以“康德哲学”遗产、政府、美学和伦理学之间关系为基础的高度理论性的思想（亨特，1992；1994）。政策干预思想在国际上也有着很大的影响。虽然它主要是在澳大利亚盛行，但是通过与英国的大量研究项目建立起密切的对话关系（英国的研究主要是受到福柯统治论的影响），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且将影响扩展到北美洲，在那里也得到了回应（Bratich、 Packer和McCarthy，2003）

政策干预思想显然带有补救性的特点。它是将文化研究从前面几章所罗列的各种问题中解救出来的一个途径。宾内特在《将政策置于文化研究之中》指出：

只有将“政策”置于文化研究之中进行补救，才能使文化研究摆脱……各种形式的庸俗主义，而庸俗主义在某些方面已经统治了文化研究领域。另一方面，只有这样做，才能抵制各种专题论述的诱惑——这些专题论述结构复杂矫揉造作，对于务实思想来说是一种致命的陷阱。（宾内特，1992a:32-33）

伊安·亨特（Ian Hunter）在他《关于学校的再思考》（Rethinking the School）中，以同样的方式叙述了“思想治疗”的必要性（亨特，1994: 172）。此时需要改革的目标，即学校，与文化研究不尽相同，但是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亨特所指的是教育理论中的马克思主义和霸权主义观点，它们与文化研究领域至少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

我们在上一章已经说过，宾内特所说的“庸俗化”招致了墨美姬对英国文化研究特有的民粹主义趋向的批判。但实际上政策干预思想更加关心的是宾内特所指出的问题——“结构复杂矫揉造作”。此时宾内特的批评更多地是指向美国。我们在第九章已经说过，权力概念迅速扩张，使得美国在文化研究的舞台上也显现出来。政策干预思想的一个重要贡献，是针对理论概念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一个研究分析的方法。虽然从未直接表述，但是这种分析方法的中心就是：当权力概念被概括到某一程度时，任何人如果对权力提出反对意见，必然会被斥为某种非理性认识。“反对”或者“抵制”，只能是完全对立的思想所表述出来的东西，根本不在分析之列。这样做的问题，就不仅仅是分析上的问题了，还成了道德伦理上的问题：与我对立的观点，全是莫名其妙、不可理喻的东西。

宾内特在评论米歇尔·德塞都关于大众抵制的理论时，通过著名的“战略”和“战术”的区分，对这一思想的体现堪称典范。在文化研究领域，德塞都的抵制观点如日中天，将早期的观点，如伯明翰中心《通过仪式进行反抗》（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霍尔和杰弗逊，1976）的观点遮蔽得黯然失色。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宾内特展开了他的讨论。宾内特认为，早期观点的失色与文化研究领域的日益国际化有关。在伯明翰，人们认为抵制都是区域性、个别性的东西。人们抵制的并不是“权力”，而是战后对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进行塑造和改变的明确计划。人们对于这种抵制的理解也是明确的，认为它不过是为了保持古老的工人阶级文化，至少是为了保持工人阶级文化的某些方面。但是在德塞都看来，事情却完全不是这样。他认为，这些词完全是抽象性的，在使用的过程中，可以从一个语境转移到另一个语境。权力与一个一般化的“制度”有关，而抵制则与一个非具体化的神秘“对手”有关。

认为有一种稳定的状况独立于对权力的功能性需要，不受后者的左右，这种思想已经消失了——德塞都在逐字斟酌福柯对规训社会的分析时，对此做了非常详尽的阐述。宾内特是这样解释的：

全景监狱式的权力……无所而不在，无往而不胜：任何地方都无法培育出能够抵制或者反攻这种全景监狱式权力的文化资源。保护被统治者形成自己文化空间的所有堡垒和屏障，都倒下了；而文明社会所有的沟渠和堤岸也都夷为平地——在这个范围内，自主的生命形式曾经繁荣昌盛。现存的只有权力，而这个权力面临的只是极端分散的抵制和孤立无援、被剥夺了所有武器和保护的个人，人们只剩下蒙蔽、诡计和欺骗。（宾内特，1998:177）

在这种思想背景之下，德塞都希望保留一种“诡计”和“战术”的观念，希望通过这种观念，人们对权力可以进行颠覆或者规避。但是宾内特指出，这种对抗力量能够成功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这种诡计和战术从何而来？是什么造成了人们的诡计和战术？任何人都不知道，当然德塞都也不知道。德塞都对于这些词语仅有的一次阐述只是将它们描述成一系列的画面——在这些画面中，具体人的具体抵制行为，不过是大众文化愚蠢性质的偶然体现，是“抵制所有同化的一块愚顽岩石”，是“难以理解的消费者之谜”；或者说是一种操作逻辑的偶然体现——这种逻辑全部来自外面的文化和历史，“其模式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鱼类和昆虫的诡计和战术。它们为了生存，往往进行一些伪装和变形”。（宾内特，1998:178-179）

宾内特指出，德塞都实际上只允许自己使用富有诗意的引喻进行描述。为此他只能“放弃使用客观分析词语进行实际描述的可能，因为使用这些词语进行实际描述，自然会将他置于知识和权力的一面”（1998: 189）。他的思想在逻辑上需要求助于“不可言喻的领域”（1998:179）。

20世纪90年代，关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未来，人们展开了一场大辩论，亨特也介入其中，并就此表述了与德塞都类似的观点，但是更加真实具体。这场发生于澳大利亚的大辩论，主要的起因是一份关于高等教育的《联邦政府白皮书》（道金斯，1988）。这份报告概述了旨在对高等教育领域进行限制的大范围改革，以便让位于“国家优先解决的大事”，如发展生产力和进行债务缩减。批评家们广泛认为，这场运动与德塞都的扩展权力概念有些类似之处。当时十分重要的论著是麦克尔·蒲赛（Michael Pusey）的《堪培拉的经济理性主义》（Economic Rationalism in Canberra）。该书描绘了一幅抽象的技术裹挟着一切事物——就像圆形监狱式的权力——在单一的综合“体系”中引发急速进步的画面。蒲赛的分析对象超出了大学的范围，但是“经济理性主义”的概念，提供并一直提供了理解高等教育变化的一个重要准则。在这种情形下，纯理论性质的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常常自认为是最后的“抵制”堡垒。

亨特认为，这样做的问题在于，批评家们对政府控制的分析，为政府的行为进行了非常全面的解释，反而无法解释他们自己的观点了：

一方面，政府企图继续将大学作为政府干预的合法目标。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政府认为教育行为就是为了形成一种知识技能结构，这种结构的经济结果是可预计的，因而也是可计划的。 另一方面……人们对于人文科学的辩护，目的是让自己的目标在所有的目的理性面前变得模糊不清，以此建立自己的大学自治……虽然人文科学的辩护被人推向这个极端，但实际上离它的中心并不遥远，人文科学最终可以确立自己的自治，并保持其无法言传的特性。（亨特，1991:11-12）

宾内特和亨特往往将他们的批评对象一般化，将个别例子看做可以向上追溯的时代趋势案例，一直追溯到传统的欧洲浪漫主义和现代大学的形成时期。但是有一点值得我们考虑，他们所指出的问题是否有其更加直接的形成条件。宾内特在评论德塞都的时候，曾将自己的权力思想描述为统治和抵制双极模式的一个极端案例：“在这个案例中，一个极点的权力被过分放大，无所不包，无所不在；而另一个极点的权力则被降低到全面消失的程度，成了零权力。”（宾内特，1998:177）这种描述与实际情况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人们在冷战之后强烈感受到这一点：无与争锋的美国军事力量统治全球，西方的市场自由主义也无可取代。如果置身于这样的情景，我们对宾内特的政策分析观点可以这样理解：冷战结束之后仍然存在着两方对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策分析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至少，只要权力全面主义化的诱惑依然存在，任何反对它的主张要么无法自圆其说，要么无法维持别人对自己的尊重。总而言之，它面临着学术和伦理破产的双重危险。

作为驱魔咒语的“原则”

政策干预思想对于这个问题的反应在很多方面是相当令人惊讶的。宾内特和亨特并没有将事情往回拉，使其走向全面主义权力思想，而是认为应当将权力思想向前推进。这个思想从福柯关于统治术的遗作，以及英国和澳大利亚关于发展、延伸权力概念的一系列论著中得到启发（Rose，1990；Miller和Rose，1992；Meredyth和Taylor，1993；Minson，1993）。宾内特和亨特的思想，在权力问题上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将“政府”的概念进行延伸，将其应用于制度和政府机构之外的领域。根据福柯最初的论述，统治的工具和方法最初是形成于国家之外的，主要是地方和自治方面的管理和统治，国家方面的统治后来才将其吸收并加以发展（福柯，1978:103）。由此可以得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推论：与国家作对的言行，或者说与任何集权作对的言行，本身都是统治权力的一种表现。

这个思想被宾内特应用到对德塞都的批评上。这里面存在着一种讽刺意味：宾内特明确指出德塞都权力思想上的全面主义倾向，却又用自己的观点将德塞都的思想向前推进了一步。德塞都认为，在权力方面还存在着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不同之处，因此令人感到很是神秘，但是宾内特却认为，大的鸿沟已经弥合，小的差异也已经消失。的确，在宾内特的叙述中，权力具有自我分裂的能力，表现出不稳定的特性。让我们引用福柯的话，他认为：

现代的政府机构……因为达不到对自己提出的所有要求，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人们提出反对意见。按照格雷厄姆·伯彻尔对这个观点进行的总结，“统治的政治技术决定了我们的存在状态，我们作为个人也好，团体也好，都是按照这种存在状态对国家提出支持或者反对意见的”。（宾内特，1998:178）

这个观点认为，“积极的、争议性较强的”关系是可以存在的。但是，所有事情都要受到一个原则的控制——这个原则即无处不在的“政府的政治技术”。即便有些矛盾使用这些技术无法解决问题，这些矛盾也首先是统治技术引发的问题。根本就不存在“外部”，这正是问题的关键。

亨特在评论教育的时候，也表示了同样的观点。在《关于学校的再思考》中，考虑的是针对政府对现代教育的管理，知识分子能不能从外部进行评判。他提出这样的警告：因为知识分子对于人类发展的未来形式的纯粹洞察力，而认为这些“‘热心变革的知识分子’可以行使‘解放权威’的功能，就显得有些自欺欺人了，是相当危险的。这种道德上的无限膨胀，使得教师的作用似乎要脱离它在职业和公民上的定位，漂移到道德浮夸和政治幻想上”（亨特，1994:30）。亨特最直接的批判目标是亨利·吉鲁（Henry Giroux）及其合作者的“批评教学”（具体请参见吉鲁和麦克拉伦，1989）—“解放权威”一词就是吉鲁提出来的——但是亨特也将矛头指向一般化的结论。亨特认为，任何一个站在权力之外的观点，都必须剥去一切骄傲自负。他曾在书中说道：

我们首先要将抽象理解为一种社会姿态。 以从充斥权力思想的统治领域抽离出来的名义，声称是“纯粹”理论性的观点，实际上是在该领域内部行使权力的一个途径——提出这个主张的人，目的是要操控尚未受到任何理论影响人士的道德权威和社会威望。（亨特，1994:14）

亨特讨论的不仅仅是对于学校教育的理解，更多地是讨论那些否认权力也参与学校教育的观点。他虽然认识到有人否认在学校教育中也存在着权力的行使，但是与宾内特对抵制行为的分析一样，他认为这些观点不过是政府权力本身的一种附属现象。

政府在政策提案权方面的专制主义，用宾内特的话说，功能就是要“彻底消除理论研究方面的某些思想方式——这些思想方式，将知识分子置于自我维系、形而上学式的批评领域”（宾内特，1998:6）。但是这种专制主义也要付出代价。最为人知的是它无法容忍任何与政府目标不一致的东西。墨美姬曾经引用斯图亚特·卡宁汉的话，将这种现象描述为“极端强烈的社团主义”（1992:546）。这种趋势不仅仅是一种特质问题了；它必将导致这样的情形：如果允许任何一个独立于政府的观点的存在，将会直接导致“原则批评”道德大看台上众多人士的疑神疑鬼，最终只能被否认。亨特明确指出，必须要有一种“驱魔咒语”（1994:2）。这个比喻真是恰如其分：制订政策的人在确定观点的时候，常常有一种阴郁的决心，因此对于不同于自己的观点表现出一种褊狭的心态。

这种观点的第二个问题，是对于政府如何达到自己目标的解释。汤姆·欧里根（Tom O’Regan，1992:416）指出，人们常常讽刺政府，说它完全依赖工具理性行事，而这种政策观点根本不愿劳神去修正人们的看法。宾内特在《将政策置于文化研究之中》里，对这种政策观点的描述是“与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进行交谈”。其中的含义非常明显：他反对对统治机构持有一种阿尔都塞式的敌视态度，认为统治机构并不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但是关于统治机构是货真价实的“机器”，因而可以分解为某种形式的工具性功能的说法，被政策观点几乎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这就引发了一个目标问题。人们很有可能像阿尔都塞一样，注意到具体的政治进程：对于国家机器的使用，是不同利益不同集团之间竞争、辩论的结果。但是如果在“政府理性”之外不允许任何其他东西的存在，政治空间也就完全消除了。在政策观点中，目标是不能事先决定的。

最后要指出的是，政策观点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矛盾。一方面，它认为观点本身可以有所不同。在有关政策观点的论著中，人们常常提示要考虑到政府的“脆弱性”。亨特（1994:157）在《关于学校的再思考》中，暗示北爱尔兰的宗派暴力和南斯拉夫的解体都是因为没能考虑到政府的“脆弱性”，是一个教训。但是在另一方面，这个观点又认为消除差异不过是一种幻想。如果持续按照政策观点走下去，那么“将政策置于文化研究之中”似乎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文化研究这个领域早已被政府完全禁锢住了，因此在制订政策的时候，文化研究永远都是已经牵扯其中。对于亨特和宾内特来说，最难理解的方言学家、最为浪漫的唯美主义者、最具革命性的理论家，都是政府的代理人，“通过政府或在政府范围之内”行使权力。禁止他们行使政府的功能，完全是多余的。

作为伦理学的统治之术

人们可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在文化研究领域中进行权力概念的改革，政策观点是一个死胡同。虽然它有助于问题的理解，却找不到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法。另外，政策观点的“风光”显然已经过去了，这又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的这种印象。事实上，几乎是从它一出台，人们对政策观点的厌倦就开始了。在1992年的一篇文章里，对于政策鼓吹者们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提这个话题，麦肯齐·沃克说出了很多人的内心感受：“说实话，如果我再次听到‘文化政策’这个词，我肯定会立即抓起遥控器改换频道。”（沃克，1992a:677）1933年，在介绍《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时候，约翰·弗罗和墨美姬（1993 : xxix）将围绕政策观点进行的辩论进行了总结，在末尾进行回顾的时候，说政策观点的讨论产生的“热量有余而光亮不足”。应当这样说：每一个政策鼓吹者仍然在做着自己的研究，而且效果颇丰，但是他们通过权力辩论而聚集的能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散了。

然而，如果任由政策观点消亡，成为权力概念史上的又一个遗迹，我们将会遗失非常重要的东西。因为比起政府专制主义来，它有着自己独特的一面——这就是对于英国政治思想的再发现。在这一方面人们很容易被误导。在《文化——改革者的科学》一书的封面上，是一幅沉思的福柯像，高卢人深邃的目光与宾内特的书名相互交融，似乎这是一本传记。但是书中宾内特真正感兴趣的是另外一组人物：亨利·科尔爵士（Sir Henry Cole）、威廉·斯丹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 詹姆斯·凯-夏特沃斯（James Kay-Shuttleworth ）、托马斯·格林伍德（Thomas Greenwood）、约翰·拉斯金、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son）和爱德华·爱德华兹（Edward Edwards）。将这些人物关联在一起的，是一种具有英国特色的非常务实的公共服务理想主义传统，这种传统固化在免费的公共图书馆和博物馆、各种文学和辩论团体、各种机械学院和美术学院。

福柯在政策观点中，所起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消极的。宾内特指出，他的作用是“为当下常常打着文化研究旗号、行事鲁莽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提供一剂解药”（宾内特，1998:84，黑体为本书作者所加）。同样，在亨特的著作中，福柯常常被用作最为有效的清除剂，以清除形而上学评论中的道德主张。驱魔咒语的使用，不过是为了让我们的注意力能够集中到本来不太可能引起我们注意的一群人物身上——19世纪苏格兰和英格兰的一批哲学家和社会改革家：大卫·斯托（David Stow）、塞缪尔·王尔德斯平（Samuel Wilderspin）、亨利·邓恩（Henry Dunn），以及詹姆斯·凯-夏特沃斯。亨特认为，我们之所以能够拥有现代教育的小小奇迹，不是因为某些道德或者政治哲学预言家，而恰恰是因为这些人物；不是因为抽象化的“原则”，而是因为“卑微的最基本的良心方式。从熟练工人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将这种良心方式从基督教精神原则中逐渐提取出来”（亨特，1994:142）。

19世纪，亨利·科尔对兴建伦敦南肯兴顿博物馆进行了设想。宾内特在分析他的设想时，将权力概念与英国传统再次衔接的意义阐述得几尽透彻。他将科尔的构思与法国拿破仑的“权力”体系进行了对比。拿破仑的权力体系，是围绕王权展开的：“这个体系的首要目的，就是要在全国范围内体现和传播国家权力的形象……选择什么样的图像似乎不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图像的标签，表明它们是皇帝或者国家的恩赐。”（宾内特，1998:116）而科尔与他的合作者所关心的，却是另外的问题。作为实用主义者，“他们一直强调艺术的可分割性，即艺术应当能够分割成不同的份额，人们从中可以得到不同程度和不同种类的利益”（1998:117）。两者之间明显的差异之一是：在英国的体系中，艺术品并不一定要具有创新性；重要的是艺术品在流通过程中所带来的教育效果。

宾内特接着进行了这样的总结：

在这一思想流派中，艺术不再是体现或者行使权力的一种方式……与此相反，权力的分配是按照政府逻辑进行的：艺术就是一种权力，而不是权力的体现——这种权力可以按照计划被划分为许许多多小的部分，这个计划的目的，不是为了对大众实行全面的统治，而是为了加强它自身的能力。（宾内特，1998:118）

此时，泛泛的“权力”变成了单数、具体的“一种权力”，这种转变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后来又被福柯不同形式的权力对比弄得黯淡无光了（“司法—推论”权力和“政府统治”权力）。但是，此时它已经具备了形成多元权力概念——一种半独立复合体——的所有因素。我在第三章里，将这种多元化权力概念具体追溯到英国国家形式的出现。

我的分析与托马斯·奥斯本最近的某些研究有些类似之处。奥斯本与英国的统治术研究一直保持着松散的关系。在《启蒙的各个方面——社会理论与真理伦理学》（Aspects of Enlightenment—Social Theory and the Ethics of Truth）一书中，他感谢亨特及格雷厄姆·伯彻尔（Graham Burchell）、科林·戈登（Colin Gordon）、伊安·汉京（Ian Hacking）及尼古拉斯·罗斯（Nikolas Rose）等人，因为“他们在并不知情的情况下促成了此书的完成，而且很有可能并不喜欢这种促成方式”（奥斯本，1998:xv）他从福柯那里也受益匪浅。但是他所感兴趣的福柯，与提出文化研究与统治术理论的福柯是完全不一样的。他的福柯不是“那个颠覆性的大陆哲学家、对犯罪行为高深莫测的先知、打破旧习的后结构主义者、权力和社会控制理论的超理论家，也不是将社会完全纳于控制之下的阴郁的预言家”，而是“一个守口如瓶的怪人”：(www.xing528.com)

一个继承了康德传统的伦理思想家，一个规规矩矩的现代主义者，而不是爱赶时髦的后现代主义者，一个严格却并不破例的历史认识论者，关心的是“不成熟的”人类科学，最不可思议的，他还是一个不成功的盎格鲁-撒克逊经验主义者。（奥斯本，1998:x）

上面最后一句话标志着重大的转变。宾内特和亨特身上的“盎格鲁”主题不再从福柯处得到存在的理由，而是理直气壮地展现出来，甚至重塑人们对于福柯的理解。一种“英国”学术风格在其大陆庇护人的庇护下开始形成了，并且更具自己的特色。

这种新的进展，是以一般化权力概念的烟消云散为前提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奥斯本的观点与亨特和宾内特的观点是一致的。但是他们之间也有着显著的不同。奥斯本的不同之处表现在对统治术的理解上。他对统治术的理解不是从权力的角度，而是从伦理学的角度进行的：“谈论现代统治艺术，用新世纪的话说，并不是谈论整个社会的特征。‘统治术’当中的思想内容是至关重要的。它的思想内容，是行为统治过程中高度受限的理性主义和心理特征，而不是整个社会的结构原则……”（奥斯本，1998:30）奥斯本认为，统治术并不是一种积极现象，而是一种伦理倾向，一种以真理的名义进行统治的倾向——这种倾向在统治过程中展现出来的程度各有不同：

概括起来，可以这么说：以一种“开明的”方式进行统治。对于开明这个词，我们必须持一种严格限制的态度；我们所指的开明，并不是通常政治意义上的开明——一个人必须将自己的统治领域拱手让给真理机关，为民众提供的知识也必须有利于统治目标——即大众的安全、福利和安宁。（奥斯本，1998:30）

虽然“机关”这个词仍然沿用了一个与机械有关的比喻，但是其中的含义不言面喻。承认统治术这个词的重大历史意义，并不意味着理解了社会组织的结构原则或者权力概念的新特征。它只意味着人们已经认识到，在统治者具体而有限的统治领域，处处渗透着一种新式伦理。统治术对于那些“文化与权力”的泛泛观点，并没有提供什么支撑。

传媒共和主义与“知识阶级”

“传媒共和主义”，正如其名，并不具备政策观点那样的特征，也没有引起一场广为关注的“大辩论”。但是它具备自己的特征，不同于传统的权力概念，并对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性质不同，但是抱负同样远大。在此我要讨论约翰·哈特利、麦肯齐·沃克和凯瑟琳·拉姆比的观点。他们的观点不像政策观点那样具有鲜明的轮廓或者具有福柯那样的领军人物，但是在权力问题上却有着明显的相同之处。从这一方面来说，他们的观点也可看做是更大范围内的一个典型。例如哈特利的观点，就与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阿兰·麦克基（Alan McKee）等人的观点大致相同。沃克参与了有关新技术和文化理论自由主义可能性的大辩论。而拉姆比则与女权主义内部的一系列活动大致保持一致——这一系列的活动，目的是防止人们对带有明显性别特色的观点和大众传媒不加思索地进行谴责。

与政策观点一样，传媒共和主义显然是为了解决权力概念使用过程中的问题。我曾经引用哈特利在20世纪90年代的话：文化研究领域的“激进”观点“可能根本就没有那么大胆、激进、新鲜，可能只是一个飞扬跋扈、傲慢自大、心怀愠怒阶段的开始”（哈特利，1992:16）。这个分析与政策鼓吹者们的分析十分相似，对于形成“后冷战”环境具有更加明显的促进作用。在这种条件下，或者更具体地说，当众人认为存在着一种单一的全球权力“领域”的时候，那些对权力提出反对意见的观点看起来就不过是摆摆样子而已。这些观点再也找不到一个具体的“对手”作为自己的存在理由，它们只形成了一种姿态或者态度，而不是某个可靠政治计划的一部分。

但是哈特利的怀疑态度愈发明显，甚至扩大到权力概念上——这是他与政策鼓吹者们大不相同的地方。在《图片政治》（The Politics of Pictures）一书中（上面的引言就是出自该书），他认为人们将焦点集中到权力身上，其实一直就是一种不幸：

实际上我们应当这样认为：提出反对意见的知识分子，早期付出了很多努力，建立了文化研究领域的理论和分析议程，使其成为成为一门学科。他们感兴趣的是电视对大众的潜在操纵能力，因为他们希望在未来某个时候，能够通过电视成功对大众进行操纵。如果不告诉别人如何反击霸权主义者，葛兰西的种种努力又有什么意义呢？而且一旦确立了反击策略，如果制定策略的人不去指导，谁又能去指导呢？（哈特利，1992:25）

这个观点与詹姆斯·凯瑞的保留态度十分相近。我们在第九章已经讨论过，对于文化研究领域在20世纪70年代转向权力问题的研究，凯瑞表示了怀疑。与凯瑞一样，哈特利的观点直指社会关系工具主义化的政治伦理代价。即便是这种工具主义观点以批评分析的外表出现，也很容易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不给民主思想留下任何思想空间。

哈特利在其后来的《大众现实》（Popupar Reality）一书中，更是进一步将围绕权力问题展开的学术争斗描述为“知识阶级”各阶层之间两败俱伤的争斗——约翰·弗罗（1995）给起了“知识阶级”这个名字，指那些不以物质财产为基础，而是以符号表述为基础确立自己立场的人。在《管理危机》（Policing the Crisis）一书中，哈特利评述了斯图亚特·霍尔及其合著者。他认为权力无所不在，不过是对知识阶级其他集团行使权力进行压制的一个前奏：

他们［霍尔等人］必须建构起一个霸权主义式的意识形态，将大众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中，因为他们想给众人留下一个率真自然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在他们脑子里种下反霸权主义的意识，以便有效地组织反“统治阶级联盟”。他们根本不在乎“人民”怎么想他们，怎么说他们，知道他们的什么，以及对他们有什么样的猜测。（哈特利，1996:239-240）

对于权力关系的批评分析并不仅仅是为了警告某种危险。它指责知识阶级的做法，“所有的一切都是传媒显要人物预想出来的，是反民主的东西”（1996:26）。

拉姆比在论述女权主义时也有类似的观点。在她的《坏女孩》（Bad Girls）一书中，她对普遍流行的权力思想提出了质疑：

女权主义在历史上一直关心的，是在生产消费形象方面占统治地位的一种观点：一种男性的、家长制的观点。但是传媒方面针对大众的女权主义评论，本身却成了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观点。这种评论显得洋洋自得，懒散懈怠。 它没有考虑到大众文化的变化，也没有考虑到广泛意义上的传媒。 它与人民心目中的形象相去甚远。（拉姆比，1997:xxv）

与哈特利一样，拉姆比将矛头从权力分析转回到分析者身上。虽然模模糊糊地还有一点家长制的影子，但是最重要的“占统治地位的观点”还是变回到女权主义本身上了。

在第二章我曾经指出，有人提出这种关注中心的转变，会不会直接导致问题的复杂化。对那些发表反对性评论的人发表反对性评论，显然是一种讽刺。拉姆比对于这种矛盾有所了解，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不同意见与传统的女权主义“定论”进行调和，但是将问题处理得最为谨慎的，恐怕是沃克。在《虚拟共和国》（The Virtual Republic）中，他措辞微妙，既不否认“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存在，又不将这种观点抬高为一种必须加以反对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沃克指出，在某个阶段，随着保守派文化鼓吹者推出自己的观点，以及反对左派自由主义“政治正确”阴谋的大规模展开，这后一种趋势愈发明显。他巧妙地将“文化战争”中的左派和右派观点称为偏执狂的荒诞妄想，在结构上需要一个“邪恶对手”的形象（分别是“白人家长”或者“电脑疯子组成的虚幻大军”）来维持自己。但是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权力问题有其积极的作用，也有其自身的问题。

亲吻的政治

从某一方面来说，在处理这一问题的时候传媒共和主义与政策观点正好相反。它没有更进一步地揪住权力概念不放，以便将它纳入福柯改革思想的力度之下，而是直接将它放过了。将这种观点表述得最为清晰的，或许又是哈特利。在《大众现实》一书中，他提出当代公共领域，不应当以“他们”的角度进行审视——这样做的目标是如何对“其他人”进行操纵或者控制——而应当以“我们”的角度进行审视，这样做的目标，是在观点的传播交流过程中展示参与者自己的观点（要么是“作者”，要么是“读者”）。哈特利指出，如果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就会认识到，“‘大众’人群可能最大限度地‘去殖民主义化’（也就是说更加自由），其程度远比挑剔的圈内人士所想象得深远”（哈特利，1996:57）。这种概括性的说法可以说是概括了传媒共和主义的特点：描述和分析公共领域的交流，而不直接触动权力概念。

在《大众现实》颇具煽动性的开头，哈特利指出，我们可以用一个“亲吻”的比方来看公共交流：

亲吻是……一个非常适当的比喻，有助于我们理解出版商、文本和读者之间的关系。例如，一个亲吻是双方之间的一种交流，虽然双方各有理解，但显然含义丰富。这是一种对话……亲吻……就像是含义，柔和、短暂、意义重大；有时候透露真相，有时候又将真相遮掩起来；有时候让整个世界保持片刻的静止，有时候又没有什么意义；永远都是寓意深刻令人费解……（哈特利，1996:4-5）

与宾内特论福柯的著作不同，哈特利没有像宾内特那样选一幅严肃的福柯像来做封面，而是选了一幅尼可·基德曼身着米高梅音乐演出服的时髦照片作为封面，封面上的基德曼双唇涂满了口红，正向读者打着飞吻。如果说政策观点将严肃作为一种美德，阴沉地将注意力集中到“现世的统治技术”，那么传媒共和主义则毫不掩饰地将注意力集中到大众娱乐和声色犬马的欲望上。

在此我们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这是否是墨美姬所说的“文化研究庸俗化”的一个延伸？哈特利曾与约翰·费斯科合作过，并且一直是他的辩护者，而费斯科曾是文化研究领域最为人知的民粹主义者，因此哈特利尤其受到了人们的怀疑。我已经说过，费斯科本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其复杂性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但是在传媒共和主义和20世纪80年代“英国文化研究”的代表性观点之间，还是有着重大差别。在早期的论著中，民粹主义者反对的，仍然是占统治地位的当权政府。墨美姬认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它才会有重复和削弱的趋势。大众文化行为往往缺乏具体的特征，因此难以对其进行“抵抗”种类的划分。与此相反，在哈特利的论著中——通常是关于传媒共和主义的论述中——从一开始就没有假定一个抽象的当权政府的存在。这样就可以消除对大众文化形式纠缠不清过度解释的压力，使人们更多地考虑其特性和多样性。

但是，避免提及权力概念，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意味着对“政治问题”的放弃。与此相反，哈特利让我们思考一下有关政治含义的各种观点。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他对巴黎《风尚》（Vogue）杂志与纳尔逊·曼德拉于1994年具有历史意义的南非大选前夕合作出版的一个专刊的评论。在这次大选中，曼德拉当选为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这期杂志的封面，曼德拉灿烂地微笑着，四周是大群的和平鸽。哈特利认为，这象征着“传媒界新的力量组合”：

这是一个以纳尔逊·曼德拉之美，而不是以评论文章的逻辑作为开篇话题的传媒界。这既是一个关于风格（正适合于《风尚》），又是一个关于政治的传媒界。但总起来说它是关于政治的，因为这期杂志让位给一位寻求当选以便领导一个国家的人。这个人与他国内的其他人一样，从未获准参加过选举，在坐了二十七年的牢之后，最近才被释放出来。（哈特利，1996:128）

虽然哈特利本人从未这样直接说过，但是霍尔在评述葛兰西的霸权主义概念时，认为文化研究领域很有可能会发生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彻底取代”。我在第六章曾指出，在霸权主义概念中，有一种暗含着的意义：最为重要的政治进程是不能从权力的角度进行理解的。葛兰西认为，如果霸权主义集团的形成是统治的前提条件，那么这个形成过程本身则不能从统治的角度进行理解，只能以“美”之类的东西来解释它。

人们对于民粹主义的恐惧，通过沃克令人信服的解释，可能已经得到了消除。如果说他的论述有什么倾向，那么就是倾向于令人生畏的先锋派。他与哈特利之间有一个明显的相同之处：认为传媒界将权力概念摆在突出的地位至少是有问题的。在他的《虚拟地理》（Virtual Geography）中，沃克将传媒的概念延伸到电视、印刷品和无线电之外，还包括“矢量场”的电子通信和信息。通过对几个“不可思议的全球性传媒事件”的研究——即1991年的海湾战争、柏林墙的倒塌以及1987年的股票市场崩溃等——沃克认为传媒领域甚至脱离了人们的控制，而它本来是为了满足这些人的需求而设计的：“统治力量不论来自军事、政治还是工业，竭力将这个矢量扳向权力的意志，但是这个矢量却并不是那么容易驾驭的东西。每一个矢量场都是一个开放的地方，一个在军事、社会或者文化空间上密集布防的空地。矢量预示着一个啮合面，同时也是一个自由面。”（沃克，1994:80）但是沃克认为，这种自由的主体不是“人民”，而是一个更具流动性、变化性和不确定性的“愿望”。这种说法的一个重要灵感，来自德勒兹和瓜塔利（1983；1987）的著作。他们认为愿望具有脱离控制的能力——最终找到一个不受引导、不受控制的“最根本的”、“去地方化的”网络。

沃克还解释了为什么这种观点可描述为“共和主义”观点。在他的《虚拟共和国》一书中，沃克按照古老的传统，按照人们惯常的做法，企图为“自由人民的自治”规定一个合适的政治形式（沃克，1997a:xiii）:

英语语言中的共和一词已经与我们共存了四百年了。它意味着权力取自于人民的国家。不管在什么时候，只要英语国家的人将大家的共同生活掌握在自己手中，共和一词在他们的心目中总是占有一席之地，虽然它的意义会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发生一些变化。（沃克，1997a:xi）

将共和制定义为一种权力组织形式，可能意味着权力概念实际上并没有被束之高阁。但是沃克认为，权力“取自于人民”，意味着人民是自由的，他们不受他人支配为他人服务，因此他们能够为自己共同的生活承担起责任——这一点才是至关重要的。说传媒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这种观点的意义在于它使人们产生了希望，认为即便在今天，这样的政治远景依然是可能的。

热衷于影响人民

传媒共和主义的重要弱点，是它没有解决或者试图解决有关权力概念的问题，而是对它们避而远之。哈特利（1999:32）曾经说过，摆脱批评界“默认设置”的羁绊，即一切事情都从权力的角度进行解释，应该也是有道理的。但是这样一来，问题不可避免地就要出现了：对于那些仍然适用于权力概念的问题（谁也无法否认），又将如何处理呢？在有关传媒共和主义的论著中，人们常常指出这样的问题不过是为数不多的残余，被传媒界的日益扩张遮掩得黯然失色——媒体变得越来越女性化、年轻化，被大众娱乐和全球一体化的愿望裹胁着。即便我们接受了这一切，权力统治下的种种现象还是并没有被完全排除在外。回避这些现象，甚至回避那些持续指向权力概念的棘手问题，使传媒共和主义观点显得有些站不住脚。

而在对权力问题进行讨论的地方，这种传媒共和主义观点常常显得十分尴尬，十分矛盾。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世纪80年代早期，沃克还是本科大学生时所遭遇的一次关于女权主义的讨论。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他在回顾这次讨论时，对这种性别差异明显的权力关系嗤之以鼻，称其不过是一种内在心理需求的投射：

我清楚地记得在社会学讨论教室里活跃人物之间唇枪舌剑的争论……一定得有家长制才行，否则就不会有女权主义了。所以一切的一切都围绕一个空想出来的家长制对手及其权力而展开。这种女权主义是以一种否定的态度围绕它不具备的东西组织起来的。这种它不具备的东西，不是弗洛伊德怪异的“阴茎妒忌”理论中的东西，而是权力。（沃克，1997 a:170）

但显然沃克并不是简单地想要站到反女权主义的一边。他也曾对女权主义表示了同情，认为想象出来的家长制是“一种很有益的幻想。它促使很多妇女行动起来反对结构上的不平等，不论是在家庭生活中还是在工作场所”（1997a:171）。此时明显的问题是：如果承认有了这种“结构上的不平等”，为什么家长制没有成为超越幻想的东西而成为现实？而如果承认了这种家长制的事实，又会使沃克的分析站不住脚，因此他对此只是一掠而过，就好像只是一次偶然。

在哈特利和拉姆比身上也可以找到类似的问题。他们拿来讨论的例子似乎是经过了精心挑选，很适合自己的观点。比如哈特利就没有提到：在纳尔逊·曼德拉登上《风尚》的封面之前，曾是反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军事活动家，而对于南非的统治，也大部分是通过街头冲突和“恳谈交心”并举而来的。拉姆比的《坏女孩》有一个索引条目，叫做“针对妇女的暴力”。但事实上这个条目所有的指向，都是女权主义者强加给传媒的暴力。虽然该书的论点有些问题，但是展开得非常精彩。有一点是非常明显的：拉姆比没有直接承认真正的暴力的确是存在的。传媒共和主义避免直接提及冲突和暴力的做法，在许多方面与雷蒙·威廉斯的早期作品非常相像（E. P.汤普森曾指出雷蒙·威廉斯的这个特点），而且这样做的原因也差不多。承认了现实当中的暴力，必然会引发一般化的权力概念，必然再次引出它本来竭力避免的工具主义观点。

但是正如政策观点一样，因为这些弱点就否定传媒共和主义，便会否认它在开辟新途径方面的意义。我们稍稍转一个弯，就可以把它在权力问题上的弱点看做一个长处。虽然哈特利、沃克和拉姆比在很多方面仍然与权力概念纠缠不休，但他们想要限制和遏制权力概念的种种努力也为事情变来了转机。这种转变再次指向了多元化。如果像传媒共和主义所说的那样，权力并不是持续地向下分布，而只是偶尔地闯入人们的视线，甚至是一种例外，那么我们经过人们的巧妙引导，思考的就不是一种一般化的现象，而是具体、实在的现象组合了。简而言之，我们被人引导着，思考的不是“权力”，而是“权力组合”。一旦做出了这个转变，提及实施种族隔离政策压迫人民的南非当局，或者提及某些男人针对女人所行使的暴力，就不再有极权主义的恐惧了。这样在暴力和冲突发生的时候，人们就可以切实承认它们的存在了，但是这种承认不会延伸为对所有社会关系的偏见——不会就此认为暴力和冲突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形式。

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在哈特利身上表现得再典型不过了：他与文化研究中的“霍加特”传统建立了明确的关联。在1999年的《电视的用途》一书中，哈特利回顾了20世纪70年代伯明翰转而研究马克思主义之前、社会中尚未出现对民粹主义和庸俗化的焦虑之前，以及福柯观点大为流行之前的情形，一直到霍加特在《识字的用途》一书中提出的看似简单的文化研究观点。在回顾过程中，他对参考文献的具体含义进行了再次诠释，相当引人注目。人们在早期的论著中为了筛选出权力的含义，使这些参考文献变得来路不清了。哈特利对霍加特评价颇高的一个地方，是他对文化的一种看法，认为文化是一种实用的工具，是“很有用处的”。例如他列举了霍加特对电视“按摩效应”的描述，即电视“对他人日常生活、思想和希望的娓娓道来和引人入胜”（哈特利引自霍加特，1999:140）。从他的这个观点来说，传媒不是一个与权力脱节的空间，它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几乎就是世界中的一种物质力量。

在这一点上，传媒共和主义和政策观点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它们之间尽管大部分不同，但是哈特利对于电视“按摩效应”的关注，与宾内特和亨特关于进一步关注“有益文化”的呼吁，是十分相近的。这种相似之处尤其表现在教学问题上。哈特利引用霍加特的观点，认为最好的教师是那些“热衷于影响他人的人”（哈特利，1999:29）。“影响”这个概念的意义，在于它既指出了实质性的效果，又没有直接用泛泛的权力框架加以解释。哈特利与霍加特的观点是一致的：“热衷于影响”别人有一种简简单单的直截了当。它既不同于对抽象权力的热爱，也不同于“反对”或者“顺从”。关于这一点的理解，与政策鼓吹者们的观点很是相近：后者竭力重新唤起人们对亨利·科尔和詹姆斯·凯-夏特沃斯等公共教育家所做工作的理解和赞赏——不是通过“权力”及其对手之间的抽象对立，而是通过更加直接而现实的情景和目标。

与早期文化研究范式之间的类似再关联，在沃克身上也能找到。在《虚拟共和国》一书中，他特别引用了威廉斯“情感结构”的概念，刻意恢复“结构”与“情感”之间的整体性。我在第六章已经指出，这种整体性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变得越来越模糊。沃克认为，共和政治的条件之一，是我们不把社会机构看做压迫性、“限制个人愿望”的东西，而要把它看做赋予人们权力、“把我们每一个和谐小世界的创造力和生产力加以人为延伸组合的积极途径——让我们飞翔起来的途径”（沃克，1997a: 13）。与威廉斯一样，沃克进一步向上追溯到大卫·休谟和苏格兰启蒙运动，以加深这种整体感觉。这个传统的关键是抵抗，抵抗将政治结构看做外部的、非个人的、强加的东西，而且这种抵抗常常具有充足的理由。这种抵抗显然也扩展到对于权力概念的无限膨胀上面——这种无限膨胀的趋势在当今社会尤其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