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大西洋：美国权力与文化

9　穿越大西洋——美国的“权力”

“全面主义”认为权力是普遍的无处不在的东西。“全面主义”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新社会运动和冷战，人们经常将它与文化研究领域的美国化联系起来。我在第一章指出，斯图亚特·霍尔对于20世纪90年代这个概念的使用趋向提出了批评，具体的目标指向就是美国的文化研究。霍尔认为，随着美国文化研究的兴起，权力概念便膨胀起来——我们可以“深刻细致、无休无止地系统阐述权力理论了”，权力变成了“一个随抓随用的浮标了”（霍尔，1992:286）。

对于美国文化研究的表现，霍尔并不是唯一冷眼旁观并做出评论的人。1990年在伊利诺伊州召开了一次会议，人们公认这次会议标志着文化研究正式进入美国学术界。在为这次会议的论文集做后记时，安吉拉·麦克罗比承认，她第一次读到某些论文时，“被吓坏了”：“过去的五年我到哪儿去了？这种文化研究与我每天讲授的东西相差太大了。我对周围世界和周围文化的理解，靠的就是我每天讲授的东西。”（麦克罗比：721）人们常常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美国的文化研究与学术之外的环境是相互脱节的。例如艾欧恩·戴维斯（Ioan Davies）就曾指出，美国的文化研究“不是一个政治事物，也不是一个教育事物，而是一个新生的学术事物，它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完全忘记了英国的文化研究思想产生于《新左派评论》、《今日马克思主义》（Marxism Today）以及一大批非学术性期刊杂志的书页间”（1995:158）。

霍尔并不是唯一指出权力概念上存在问题的人。一个很有名的例子是托尼·宾内特对这个问题的痛斥，将这个问题称为“自由主义者的宣言就像一只虫子，从踏上穿越大西洋的路途开始，就隐藏在美国文化研究的嫩芽里”（1998:5）。宾内特的话绝不是偶然之语。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宾内特的论著对于美国的文化研究发展方向大多持否定意见。他最为著名的观点，是常常被人称为“福柯主义”的观点，对于“政府至上”的思想做出了系统阐述。我将在第十一章对此进行讨论。他的观点也可以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考虑。在过去的十多年里，随着文化研究在美国的传播发展，人们觉察到权力概念的扭曲变形，并对此做出了强烈反应。与这期间的许多其他观点一样，宾内特的观点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这种强烈反应的激发才得以形成。

这些批评是否完全公平，还存在着争议。美国文化研究存在的许多问题，在其他地方也能发现。比如一个人可能就会问：在美国的文化研究领域，令霍尔大感不快的“滔滔不绝、无限延伸”，在某种程度上是否源于伯明翰的传统。与此同时，在英国和文化研究的其他地点，人们也开始对新左派理论遗产进行系统整理。在这个问题上，将各个不同的阶段拿来进行比较，而不是将各个不同的国家拿来进行比较，可能更合适一些。“文化研究”在美国大行其道的时间，要晚于英国。20世纪80、90年代，文化研究刚刚在美国发展起来的时候，仅仅局限于学术界，而英国的文化研究此时也主要局限在学术界。

有一点必须认识到，美国的文化研究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东西。劳伦斯·格洛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就曾提出这样的警告：任何一个人，哪怕仅仅是对这个领域进行一下综述，也会对它“真正巨大的差异性”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认为，无论在政治、学术或者方法论上，都不可能找到与此完全一致或者相同的特性，我们不可能越过这些差异性，找到‘真正的美国遗传特性’。”（1997:295）在这些差异性当中，有一点是相当确定的：美国文化研究的大量工作是针对学术界之外的。学术期刊《社会文本》（Social Text），为了解美国文化研究目前的研究目标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索引。这个期刊收录了过去五年有关跨国收养政策、市政府“财政危机”的巧言、巴勒斯坦和美国在中东的外交政策、集体腐败、新型数字化公共领域的使用和纳入、“反恐战争”以及为防止犯罪而制定的政策对于无家可归人士带来的影响。这些论文很多都以社区组织、活动团体、传媒工作者和政府机构组织的对话或者研究结果为基础，参与者的政治倾向经常是五花八门。

霍尔、麦克罗比、戴维斯和宾内特的反应还是说明了某些问题。在美国的文化研究领域，人们在权力概念方面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但实际上最为激烈的争议不是发生在文化研究领域本身，而是发生在我于第一章提过的“文化战争”大辩论。人们无论怎么回避或者忽略这些争论，都不能否认正是这些争论影响了文化研究领域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社会文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尽管它对美国文化政治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它最为人们所知的可能还是在1996年卷入的“索卡尔事件”。索卡尔事件比起20世纪90年代人们对文化研究的其他种种攻击，性质更加恶劣。纽约大学的物理学教授阿兰·索卡尔（Alan Sokal）是主要的始作俑者和反面中心人物。他声称自己是站在左派一面，桑地诺革命之后在尼加拉瓜教书。他恶作剧地在《社会文本》上发表一篇文章，其意图与那些保守派文化鼓吹者没什么两样：文化研究在“政治正确”的惯常思维中陷入得太深，已经放弃了严肃的学术标准或对于证据的尊重：“我这一小小实验的结果，至少可以说明美国左翼学术派的某些时髦区域，在学术上正在变懒。”（索卡尔，1996）

我在第一章指出，“文化战争”在美国之外也有所反响。比如索卡尔的恶作剧就唤起了人们对于澳大利亚的兴趣（霍奇，1999；富兰克林，2000）。但是所有这一切讨论都以美国为中心，这一点是不容质疑的。如果在某个观点的争论上不分高下，人们就会搬出美国的先例以支持自己；不论人们的观点是什么，往往以美国为范例。但这并不是说在美国本土，以文化研究名义进行的理论探讨全部或者大多数都持这样的观点。很多学者认为，文化战争不过是发生在幕后的、令人不快的一场吵吵闹闹的传媒大骗局和歇斯底里，他们很不愿意以此作为自己的研究背景。但是在美国，围绕权力概念引发的热烈讨论，说明它在传播方式和不断充实的意义上还是有所成就的，很值得人们认真思考。

在下面的段落里，我要说明这种热度可能由一个重要矛盾所引起。一方面，美国人对于一般化的权力概念有一种强烈的怀疑传统，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我所理解的英国。例如“权力分散”原则，其目的是保持权力的非持续性和分立性，并具体表现在宪法里。在不那么正式的层次上，用奥克肖特的话说，这种“众多的半独立”思想大致也正是“共和党”政治传统的中心思想。这种思想在美国的政治和文化生活中有着深厚的基础。另一方面，美国人也提出了一些极其抽象或者极其透明的权力概念。霍尔认为，美国人在一般化的权力论述方面——“政治、种族、阶级和性别、征服、统治、歧视、边缘化，等等”——比其他任何地方都研究得透彻。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认为有几个背景原因：美国新左派的特性，奴隶制的历史传统，美国作为军事和经济超级大国的国际地位，以及欧洲的政治文化理论穿越大西洋来到美国所必需的提炼过程。

一般化的权力概念和权力分散思想之间对立严重，决定了美国文化研究领域对权力概念的探讨必然走上极端。似乎经常存在着这样的选择，要么抨击权力将其视为思想法西斯主义的象征，如索卡尔和保守派文化鼓吹者；要么联合起来维护权力，将其视为基本的社会“真理”、简单的权力关系“现实”。我的反应是两者之外的第三种：历史化，在前面几章中已经进行了阐述。

“权力之前”的美国文化研究状况

首先要承认，权力概念在美国与在英国的情况一样，并不总是文化研究的根本问题。文化研究领域被广泛认为是新社会运动的一个学术产物，在某种程度上吸收了欧洲马克思主义或者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是却又独立于这两种重要的思想传统，英国的情况便是如此。乔利·延森（Joly Jensen）和约翰·保利（John Pauly）曾经指出：

20世纪60、70年代的学术道路并不都像巴黎咖啡馆一样轻松自在……当时，法国的知识分子刚刚从失败的1968年革命中走出来，将兴趣转向文化理论。伊利诺伊大学的詹姆斯·凯瑞和他的学生引领了美国文化研究的新风尚……（延森和保利，1997:162）

上面的分析似乎带有“文化战争”的火药味，但是却自有其价值，因为它引起了人们对该领域早期研究的关注。这些早期研究常常被人遗忘或者忽略。被詹森和保利称为“伊利诺伊”文化研究的早期研究，并不是从马克思主义身上汲取营养的。它自认为是建立在一群人的共同努力上，这些人是“幻想家和被排挤者的一个奇怪的集合体，他们松散地集合在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周围，包括约翰·杜威（John Dewey）、托斯丹·凡伯伦（Thorstein Veblen）、简·亚当斯（Jane Addams）、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nford），以及哈罗德·亚当斯·英尼斯（Harold Adams Innis）”（1997 :162）。

在这个思想传统中权力并不是一个中心词。詹姆斯·凯瑞作为其当代主要的诠释者和倡导者，认为该传统主要的目标是应对美国学术生活中愈发占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和行为主义科学。凯瑞认为实证主义并不是经验主义观点的真实原则，而是将公众的理性限制在精确计算上：“这种观点是这样的：人类行为的终点或者目标是随机、不可知的，或者更精确地说，是外源性的。对于人类的终点或者目标，我们无法得到理性的认识；理性行为和知识必然受到目标和手段的双重限制，与两者相一致。”（凯瑞，1997a:8）在凯瑞的分析中，这种观点将导致政治思想的剥离，人们只能理解最为抽象、最为外在的集体生活：

政治……不应试图影响市民的性格或者培养市民的品德，因为这样做等于进行道德立法……相反，国家或者其他集体机构应当为市民提供一个中性的权利框架和保障手段，依靠这些权利和保障手段，人民可以选择自己的价值和目标。（凯瑞，1997a:8-9）

价值和目标应该如何形成的问题，要么依赖于个人意愿，要么受外来因素——基因、环境、社会或者意识形态——的影响。凯瑞认为，这样一来也会出现问题，人们“个人欲望过强，或者受外界因素的影响过大，大多无法参与民主生活”（1997a:9）。

凯瑞认为，美国文化研究领域的早期计划，是抵制这些不良趋势，复兴“共和理论的主要思想——即自由以分享自治为基础”（1997a:9）。该领域的唯一动机是培养公众参与公众生活、负责公众生活的思想。凯瑞和他的合作者在传媒领域之内，在“语言和意义方面发现了一个重大机会”（1997a:9）。在这个领域有一个最容易证明的事实：社会形式不仅仅是简单的工具主义的东西，而且具有表现主义和标准化的特性；它说明存在着这样一种机会，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攻击行为科学在文化分析上的弱点”（1997a: 10）。这个观点最为人知的出处，应当是凯瑞的“传播仪式”观，在《作为文化的传播》（Communication as Culture）一书中有非常详尽的阐述（1998a）。他的传播仪式观将人们的注意力从简单地传输信息转向传输共同经历、共同参与和创造性地表达。其实他总体观念的目标远大于此，其最终目标是，从现在起，所有形式的社会生活，哪怕是看起来最具物质性和功能性的科学技术，都应当具备这样的特性。凯瑞的研究总是扎根于美国的传统和条件。他主要受约翰·杜威的实用主义和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影响。但是他与其他更加主流的思想观点也保持着密切联系。1991年，在一篇有关共和党政治状况的文章里，他拿出了不亚于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托马斯·杰弗逊的气势。文章思考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具体情况（冷战结束时的政治气候，因为竞选资金改革而停止的国会辩论等），但在很多方面，这篇文章还是民主共和制度的一种权威论述：

公民的言行如果能让其他公民看到、听到和记住，他才会有真实持久不断增长的激情。 因此，除非我们能够在“大的共和国内部”、政治党派和工会内部、当地社区和工作场所内部、集聚公众意见保持公众话语权之地的内部，创造或者恢复托克维尔所说的“人人平等的小团体”，否则所有的政治目标必然处于不确定、不持久的状态，所有的政治行为都必然是短期行为并且效率低下。（凯瑞，1991:127）

凯瑞总体来说是一个反对当时主流趋势的人：在上面所引用的文章里，他对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以权利为依据”的解释进行了无情抨击，斥之为愈发严重的条文主义。但是他的抨击，是通过重新诠释美国政治文化的某些主要思想来实现的。

与此同时，这种“美国化”和我所确认的英国早期文化研究中的“英国化”之间，显然存在着一种共鸣。凯瑞明确指出，早期的英国文化研究与伊利诺伊的研究之间存在着大量的交流：

一般著名人物的文章我都会阅读，如雷蒙·威廉斯和E. P.汤普森；我与理查德·霍加特通信，并对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原文如此］的早期研究非常关注……伯明翰中心完成了芝加哥学派的研究工作，尤其是“标签理论”的工作，在分析亚文化和特异事物时，标签理论在早期表述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凯瑞，1997a:4）

伊利诺伊的文化研究工作有许多明显的美国特色。因为本地的环境和机遇问题，它没有将自己定位于英国文学，而是定位于传媒研究。但是它与英国早期的文化研究还是有一些共同之处，都力图引起人们对集体社会形态的关注，认为集体的社会形态不仅仅具有功能性，还有标准性和对话性。在这一方面，凯瑞的传播“仪式”观与威廉斯的“情感结构”理论有很大的相似性。

曾有人暗示，伊利诺伊计划不能处理权力问题。凯瑞最近对这种暗示非常敏感：“我应当声明一下，我的希望是显而易见的：将注意力放在语言、文化和意义上并不意味着对权力和矛盾问题的排除；其实，我们是要找出这些问题的所在。”（凯瑞，1997a: 10）但是与英国早期的文化研究一样，伊利诺伊计划与上述问题的关系可能令人尴尬。如果大家把研究的中心放在权力概念上，就会与凯瑞的实证主义发生冲突。最后引发的结果，至少是让文化领域堕落成一个相互争斗的地方，某些团体在势力上压倒其他团体，或者与其他团体的统治做斗争，而我们也就回到了工具主义的社会生活中，这正是早期的英国和美国文化研究都竭力避免的。文化形态的规范和表现特性也成了显而易见的外在东西，将更重要的利益分析或者占上风的立场掩盖起来。

而凯瑞坚信，这正是眼下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确，总体来说文化研究将最基本，也是最麻烦的实证主义传统吸收进来，成为自身思想的一部分。”（凯瑞，1997a:9）凯瑞的这个批评，针对的正是英国文化引入美国之后风行的文本分析模式：

文本分析模式……把整个文化领域贬低为空论，把所有的社会关系贬低为权力的化身，成了一个本身自然会实现的邪恶预言。一个复杂的民族文化……因为只是死死抓住其有限的表现方式，最终到了枯竭的尽头……政治文化成了生活当中人为操控最为明显的手段，人们对于政治的常识性理解也消失殆尽。（凯瑞，1997a:17-18）

但是最为猛烈的批评还是指向了福柯带来的影响：“遇见福柯尤为不幸……按照福柯的观点，无论是在重要性还是在意义上，权力不过是文化的另一种称呼，人的个性被搁置起来，取而代之的是固有的残酷。文化正是由此成了空论，权力也不可避免地走向这个结果。”（凯瑞，1997a: 18-19）针对这番评论，有人可能会问这对福柯是否公平，因为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福柯本人也研究了类似的问题。在最近的文章里，凯瑞对于文化研究的批评越来越多地充满了保守主义观点，有时甚至对外国的理论产生无端怀疑。但是他的分析显然有其长处，因为它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权力概念这个焦点上。

唤起大家的注意

如果说在美国和英国文化研究的早期形成上有相似的地方，那么它们在趋于湮没的方式上也有相似之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劳伦斯·格洛斯伯格。他是美国文化研究发展后期的一个中心人物，被广泛认为是文化研究领域最为权威的评论家之一。在我们先前引用的同一篇文章里，格洛斯伯格在坚决主张文化研究的“多样性”的同时，认为一直存在着一种基本的共性：“权力从一开始就成了文化研究的对象”（格洛斯伯格，1997:260）；“文化研究显然是理解和干预文化与权力之间关系的一整套方法。”（1997:344，黑体为作者所加）考虑到格洛斯伯格和凯瑞之间的关系，我们会认为他的这些说法很不寻常。在很多方面，他们之间的关系与英国的佩里·安德森或者特里·伊格尔顿与雷蒙·威廉斯之间的关系很相像。在英美两国，20世纪60年代的那些人（格洛斯伯格、伊格尔顿、安德森）对于我所说的“权力之前”的文化研究状况都相当了解。就好比伊格尔顿与威廉斯之间的关系一样，格洛斯伯格也曾是凯瑞的学生，并且一直认为凯瑞是对自己影响很大的人（格洛斯伯格，1997: ix）。在20世纪60年代，他还曾在伯明翰呆了一段时间，当时霍加特仍然在主持一些像“为格调和价值而阅读”的讨论会（1997:24）。但是在格洛斯伯格有关文化研究的众多评论和观点中，却很难看出这一方面的明显影响。比起他的英国同行，他的学术地位之所以得到认可，是因为他确认了权力概念的使用，而这一确认使得文化研究与先前产生了重大转变。

关于这种转变，1983年的一篇文章《文化研究的重访与修订》（Cultural Studies Revisited and Revised）中有着很清楚的表述。这篇文章还揭示了格洛斯伯格对于英国文化研究所做的某些工作。他与芝加哥学派传统的差别，表现在他对约翰·杜威和雷蒙·威廉斯两人著作中“奠基论述”的对比上。格洛斯伯格一方面指出两者之间存在极大的相似性，同时又指出他们在对待权力问题上的不同之处：

他们所创立的这两种传统，相互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因为威廉斯最终将政治问题并入到表意或者文化的环节中去了。 因此，英国的“文化研究”学派并不是将权力视为一种深入到文化过程中的外部力量，而是将其视为意义内部的一种斗争或者围绕意义而进行的一种斗争。结果就是，文化研究从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和符号学的表意理论中汲取营养。（格洛斯伯格，1997:142）

这种解释带有一丝嘲讽意味。从现代角度来看，美国的文化研究似乎更加关注权力，按照霍尔和凯瑞的说法，甚至被权力缠住了；但是将英国文化研究推上权力研究轨道的，正是格洛斯伯格。

英美文化研究在权力概念上的差别，原因之一就是这种似是而非，这是对权力概念进行抽象总结的结果。权力概念被格洛斯伯格从英国文化研究引入美国。在英国，它只是战后英国社会一系列反应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到了美国之后，它就成了一个占据中心地位的问题。在后面的段落中我们将会看到，这可以看做是美国借用欧洲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模式中的一种。在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权力概念随处可见，而在具体思考工人阶级运动、生产关系、商品化过程以及具体的国家形态时，权力概念也是无处不在。把权力概念从这些具体的环境条件中去除，并不完全是美国独有的现象。我们在第六章已经看到，科林·斯帕克斯等评论家发现在20世纪70年代的伯明翰，也存在着同样趋势。但是美国对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的吸收，经常是通过伯明翰完成的。这可以看做是文化研究发展进程的一个新阶段——在这个阶段，这些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最终形成了权力理论。

如果让格洛斯伯格在权力“之前”的美国文化研究和权力“之后”的英国文化研究之间进行一个选择，那么他的选择再明显不过了：“美国的文化传统尽管有无懈可击的人文主义背景，但是比起英国的文化研究学派来，成果似乎没有那么丰富，总是将表意和社会进程、传播和错误传播联系起来。”（格洛斯伯格，1997:149）这个观点与斯图亚特·霍尔对英国文化研究的“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的论述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有可能正是是受到了后者的影响。与霍尔一样，格洛斯伯格对于文化主义持同情态度，但是毫无疑问他仍然认为“结构主义”观点才是更好的观点。对于他来说，将权力概念中心化，其必要性不言自明。

格洛斯伯格和凯瑞之间的不同，并没有最终形成公开的争议。有一点值得注意，凯瑞的分析并没有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发展。面对20世纪90年代围绕“政治正确”的争论，他对文化研究的状况开始表现出悲观。文化研究领域的很多人，愿意接受这些观点中的术语——他们尊重“西方传统”，反对某些人对它的揭发，并不认为它的下面隐藏着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经济剥削。这一切在凯瑞的眼里，恰恰表现出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和权力的狭隘性。他在1992年的一篇文章里这样说道：“沉浸在政治正确辩论的美国，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代，与其大多数公民的经历都脱节了”（凯瑞，1997b:276）：

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相信教育之所以存在，就是为政治斗争提供一个场所。大多数民众，尤其是家长们，对这个观点不太看好……与其说他们担心课程的安排是否以欧洲为中心，或者说以其他别的东西为中心，还不如说他们担心是否真的存在一个课程安排。（凯瑞，1997b:284）

对于这种结果，凯瑞表现出明显的厌恶，先前只是稍持保留的态度现在似乎变得更加对立了。但是这种结果本身是否能够准确预测，还很令人怀疑。他在提到英国辩论的时候，指出文化研究达到文化主义—结构主义两分天下之时，就“走上了错误的道路，代价就是放弃了威廉斯和霍加特所提出的进步设想”（凯瑞，1997 a: 15）。但事实上，只有当事情结束，人们进行过程追溯的时候，才能做出这样的结论。而英国文化研究远未结束。(www.xing528.com)

格洛斯伯格认为，以权力概念为中心的偏离，并未达到凯瑞现在所描述的严重程度，将此举与社会关系简单回归工具化的思想之间划上等号，肯定会遭到格洛斯伯格的反对。他几乎会毫不犹豫地反对将此举认为是对社会关系中一个工具主义概念的简单回归。的确，如果简单地在两者之间划等号，必将引起人们的争议。我们在第六章已经知道，霍尔曾经指出英国的文化研究存在着倒退到实证主义的危险。霍尔认为，后马克思主义的论著，如恩内斯特·拉克劳的论著都放弃了统治这个概念，他们的倒退危险再明显不过了。他认为，没有了统治的主张，权力概念就与美国大众传播理论中的多元概念“影响”之间没什么区别，又成了一个汇聚狭隘的工具主义社会观点的东西了。放弃统治概念的趋势被视为一种危险，说明即便是在拉克劳和福柯之后，大家对此还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格洛斯伯格在介绍他的评论集《直中要害》（Bring it All Back Home）的时候，曾承认他的文字有时候带有“训诫”的口气（1997:32）。他态度温和地承认他的问题，但是他的文字是否带有这样的口气还有待商榷。其实他的问题，与凯瑞指出的美国学术界中占主导地位的工具主义问题，几乎是完全相反的。格洛斯伯格不是将自己局限在狭隘的“客观现实”上，而是矫枉过正地“将是和应该混在一起”（1997:32）。根据格洛斯伯格的实际表述，他的权力观与早期伊利诺伊复兴共同文化形态的计划相当一致，反对将最终结果的判断视为私人的事情。格洛斯伯格的论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唤起大家的关注，加入文化研究的集体工作”（1997:32）。凯瑞的共同参与集体事物的思想，似乎仍然受到众人的拥护。

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问一问为什么格洛斯伯格会突然做出向权力概念的转变。显然他对伊利诺伊和伯明翰早期研究是相当了解而且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但即便是与他的英国同行比较起来，他的文化研究与“权力之前”的文化研究之间也缺乏平衡性。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格洛斯伯格在20世纪60年代曾在美国学习，当时权力概念异军突起，变得相当“抢眼”。但是如果按这个思路走下去，就必须要考虑一下当时美国和英国在文化政治上的差异，尤其是要考虑一下这个独具特色的权力概念——它产生于美国激进主义的高潮，从人权运动和反对越战的示威游行，一直到新社会运动的兴起。

二十二岁的年轻人要改变全世界

一个广为流行的观点是，美国本土从来就没有产生过权力概念——这个观点需要我们紧急处理。在有关美国文化研究的所有观点中，存在着将权力概念“外国化”的趋势。格洛斯伯格和凯瑞对于文化研究中的权力理论虽有不同的价值评价，但是他们都把这些权力理论看做舶来品，在当地的环境或者学术传统中并没有坚固的根基。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有道理的。关于权力的正式论述，如最为著名的是马克思主义，相对来说在美国都不是很发达，这就驱使那些对此有兴趣的人将眼光投向国外——拿格洛斯伯格来说，就是投向“伯明翰”。

于是便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个进口的权力概念是将它的意义一并传入进来，还是只传递一个更有地方性的意义。戴维·舒姆维（David Shumway，2004）在阐述美国文化研究的产生时，曾经针对广泛意义上的文化研究提出了类似问题。他对广泛流行的文化研究只是从英国引入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呼吁人们关注美国新左派的形成对于美国文化研究的促成条件。舒姆维认为，我们甚至都不应该指望在美国存在一个文化研究的平行历史——一个独立于英国，却又类似于英国的历史。他指出，这两个国家的左派，在人物结构上有着很大的不同，不同的结构导致产生完全不同的文化研究观点。这个分析很有启发性，可以延伸到对权力概念差异的研究上。

美国的新左派，比起英国的新左派来更“新”——至少按照前者自己的理解是这样。两者之间的背景有一些共同之处，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扩张和大众文化鉴赏力与既有文化形式之间的矛盾，我们在第八章讨论妇女运动的时候曾将此作为背景加以介绍。但是英国的新左派由老左派衍生而来，在思维上仍然与它有关联；而美国的新左派运动“产生于麦卡锡时代压制老左派之后形成的真空状态，从一开始就远离各种组织（如工业民主联盟）之间的宗派斗争”（Shumway ，2004:241 ）。它从民权运动身上找到了可以利用的新式政治模型——民权运动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要求取得反对种族歧视立法的胜利并在南方付诸实践。美国新左派最重要的组织是民主社会学生（SDS），“主要由一些本科生组成，思想行为十分激进”（舒姆威，2004:240）。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 ）在研究60年代的论著中这样说道：“50年代，老左派在政治上惨遭失败，在精神上全面崩溃，因此新左派最后同时变成学生运动和一个左派运动。二十二岁的年轻人要改变全世界。”（1987:8）

这一切的结果就是，美国的新左派运动缺乏一个有系统的统一组织。而舒姆威指出，英国的左派由学院和教师组成。它的主要论著相当理性，在两个颇具影响力的期刊上找到出口：《理性人》（Reasoner）和《大学与左派评论》（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前者后来变成《新理性人》（New Reasoner），而后者变成了《新左派评论》（NewLeft Review）。这两个期刊在学术界很受欢迎，而在美国则没有这样的类似机构。20世纪60年代早期，雷蒙·威廉斯正在剑桥大学确立自己的地位，理查德·霍加特在伯明翰大学得到了教授的职位，还有许多新左派人物担任着政策顾问的工作，或者参与设立论坛的工作；而美国的新左派运动主要局限于学生静坐和某个组织（SDS）发起的反战游行——SDS甚至非常认真地考虑是否要废除所有的办公室职位（吉特林，1987:189）。一方的长处恰恰是另一方的短处：英国的新左派运动很少有什么群众基础；而美国的新左派运动则缺乏机构介入——在激情过后，这样的机构可以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可以让这种运动保持稳定。

舒姆威认为，美国的新左派“在很大程度上是发生在传媒上的东西”（2004:245）。它尤其是通过音乐表现的形式形成的：“［鲍勃·狄伦的］歌词表现出来的……雄辩性和鼓动性，比所有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总和都要多。”（2004:247）这导致了人们对于表现文化的强调。美国新左派更多地是通过戏剧、表演、姿态和生活方式来发展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可能有点极端）就是“气象预报员”，一个从民主社会学生中分离出来的组织。“气象预报员”的名称取自狄伦《地下乡愁蓝调》（Subterranean Homesick Blues）的一句主义不甚明了的歌词：“你不需要气象预报员就能知道风吹向何处。”按照吉特林的描述，美国的新左派对于这场全面展开的运动受到出卖倍感悲愤，他们“与其说是通过辩论而走到一起，还不如说是通过生活方式走到一起。他们的才智勿容质疑。他们外貌俊秀。他们很有派头”（1987:385）。

美国新左派在组织上的薄弱，意味着它遗留下来的东西主要围绕在身份认同上。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这场广泛的运动走向解体，其在学术上留有长久地位的两个分支是女权运动和黑人权力运动。它们在20世纪70年代各自形成了妇女研究和黑人研究或者美国黑人研究。20世纪80年代，文化研究最终在美国展开，成为迟来的研究。而在其他国家，文化研究早已围绕身份政治在学术界进行了一段时间，因此美国的文化研究得以借用别国的概念和人物。美国的文化研究主要在于女权运动方面。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人物名单，包括塔尼娅·莫德莱斯基（Tania Modlesky）、多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特瑞莎·德劳瑞提斯（Teresa de Lauretis）、盖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和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奇威克（Eve Kosofsky Sedgwick）。而在英国，事情的顺序正好相反。根据霍尔的描述，女权运动和围绕种族展开的政治运动实际上是“中间插入”文化研究的东西，甚至是威胁文化研究生存的“夜贼”。美国文化研究结构上的不同，导致了相当明显的差异，也就是说，它将种族和性别问题看做是最根本的问题。

奴隶制的表现

因为上面这些差别，使得英美两国新左派相关的政治形式也被认为是根本不同的东西。现在的政治形式与20世纪60、70年代对英国文化研究的发展造成一定影响的政治形式有着很大的不同。我在第八章指出，人们往往将后女权运动权力概念与早期的英国文化研究联系起来。先是关注性别问题，然后是种族、性取向以及其他差别——人们在分析权力的时候将注意力集中到权力的其他“轴心”上，使权力分析充满了对这些问题的讨论。言外之意是文化研究一直是很关心权力问题的，这个观点随着美国文化研究的发展更加深入人心。但是这是一个误导性的暗示。在英国文化研究初期，甚至在20世纪70年代伯明翰中心的“马克思主义”阶段，权力概念并不是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它与从前的“霍加特”思想是相互对立的。

认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我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提到过，它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对于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解，还可以使人们注意到出自美国的权力概念的特殊性和独创性。形成这些概念的条件，在英国也有很多类似之处，但是也存在着很大的不同。我在回顾威廉斯思想的时候，曾使用两相对立的“结构”与“情感”，这两者之间的对立，显得非常突出。美国的军事政治机构与年轻示威学生之间的戏剧性矛盾，在20世纪60年代越发激烈，而在英国并没有真正类似的情形。美国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形成了对“制度”或者“统治范例”更加尖锐的表述。美国新左派的“新”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强化了这样的思想：接受权力关系的思想，就意味着向先前的思想发起一场革命。

具有美国特色、最能唤起人们对权力进行关注的有效言论，应当是与种族这个热点问题有关。1990年，康奈尔·威斯特（Cornell West）在伊利诺伊指出：“美国始于对本土美国人土地的掠夺。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种族矛盾，包括与墨西哥民族和非洲民族的矛盾。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开始于欧洲帝国的扩张和这些种族矛盾的激化。在19世纪60年代，这个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实施了民权自杀。”（威斯特，1992:694）威斯特非常小心，并没有对其他的条件进行否认，他只是指出种族问题在美国有着活生生的深刻经历，而在英国或者其他文化研究业已成型的地方，却没有这样的经历：“我并不一定要特别突出这个优势；我不过想说在你所有的经历中，这一点是很有份量很有吸引力的。”（1992:694）

对于美国的权力概念来说，种族问题的重要性毋庸质疑，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人们对于奴隶制的记忆。2001年，威斯特在他的畅销书《种族很重要》（Race Matters）的序言中，对奴隶制的影响进行了深刻的表述：“美国的黑人因为曾经遭受到前所未有、无法无天、毫无限制的暴力，他们与其他所有的现代民族都不一样……美国式的恐怖主义——种族歧视和私刑，以及美国式的野蛮行径——奴隶买卖和奴隶劳工，都见证了美国对黑人人权独特的侵犯方式。”（威斯特，2001 : xiii ）这一段历史对于美国新左派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民权运动的出现使新左派运动的发展更加迅猛。黑人与白人当局的对峙为各种思想观点的出现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吉特林在描述20世纪60年代末时这样说道：“对于白人左派人士来说，对于革命思想的描述，再没有人能比黑豹党描述得更生动了。”（吉特林，1987:348）

这些背景条件以及由此而生的权力概念，具有丰富多彩、历史复杂的特性。从吉特林对黑豹党及其新左派影响的一系列简短描述中，我们可以体会出上述特性：

图像：埃尔德里奇·克利弗在《壁垒》一书中描述他对黑豹党的印象。 当时他看见休伊·P.牛顿在黑豹党办公室前面用霰弹猎枪指向一位旧金山警察，并将他震慑住。 图像：奥克兰法院因为牛顿枪杀一名奥克兰警察而判他坐牢且不得保释。在法院外面的台阶上，以准军事化方式组织起来的青少年戴着黑色贝雷帽，穿着皮夹克，一次又一次地唱：“革命已经来临，是时候拿起枪”，并不时有人插话：“警察猪走了？”……图像：黑豹党办公室窗户上警察用枪打出来的洞——这张照片广泛传播。（吉特林，1987:348）

权力概念是否在这些图像中或者通过这些图像增加了深度和意义，尚有待争论。但至少要承认，在美国存在着多样的活跃条件，使这些概念得以形成、变异或者改造。

但为什么人们常常认为权力概念与美国的历史和政治形态之间缺乏有机联系呢？其中一个原因，或许是因为美国人提出的这种强大的权力观念，在短时间内很容易被人提炼概括，在这种提炼概括的过程中，它的起源反而莫名其妙地被抹杀了。尤其是在奴隶制的问题上，或者我们在前面讨论过的任何具体问题上，这样的趋势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之前，可以追溯到欧洲政治哲学对奴隶制的心安理得上；在霍布斯之后，随着现代美国的形成，又可以追溯到与既有权力概念的融合上。最早明确做出这种论述的，是黑格尔于19世纪早期在《精神现象学》一书中对“主人/奴隶辩证法”的论述。如果说黑格尔对于美国的种族问题直接做出了什么反应，就有些牵强了。但是有确凿证据表明他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对奴隶制的实际制度做出了反应。苏珊·巴克-摩尔斯（Susan Buck-Morss，2000）曾经指出，《精神现象学》一书是在1815—1816年之间完成，当时海地刚刚发生革命，这一事件在欧洲得到大肆报道，黑格尔本人对此事也肯定有所了解。

如果黑格尔置身于此，那么他在权力概念史上的意义，将不在于人类欲望、主体间关系和统治结构的论述，而在于他将这些字眼放入同一个理论框架中。个人的事情，心理方面的事情，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事情，都与普遍意义的权力概念联系起来。而在此之前，权力概念只是局限于关于统治的论述。关于统治的论述依然占主流：黑格尔的政治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国家形成展开评述——从古希腊政治到拿破仑战争之后欧洲人的移民。与此同时，关于统治的论述日益走向普遍化，这种普遍化进而又转到对人际关系的理解上。我们在面对征服者权力的时候，不要仅仅把它当做一种权力，而是要将它作为普遍化“权力”现象的一个例子或者一种表现。

巴克-摩尔斯认为，如果这种更加系统化的思想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奴隶制的实际经历，那么这种思想一直与提供这种直接经历的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在美国的种族政治中，允许将某种具体的斗争写进人类解放的一般叙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保罗·吉尔罗伊（1993: 54）指出，黑格尔一直是美国许多黑人知识分子最为推崇的哲学家，包括W. E. B.杜波依斯（W. E. B. DuBois）和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黑格尔更进一步的影响，表现在人们将黑格尔的机制运用到殖民地的环境，应用得最有名气的是弗朗玆·法农。黑格尔的思想被应用到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宣言中，与反殖民主义运动和反越战运动密切相关（吉特林，1987:263）。它对20世纪80年代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发展也起了很大的启发作用，其重要的人物有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霍米·巴巴（Homi Bhabha）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这些人在美国文化研究的形成过程中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但是如果过分强调欧洲理论的影响也是不对的。美国新左派毫无章法的策略对于权力概念的形成也有其独特的影响。在这些没有章法的策略中，最重要的就是借用一个环境中的统治与压迫来比喻另一个环境。这种做法在女权运动论著中尤其普遍，如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在其经典的《性政治》（Sexual Politics）中的描写：

有件事情很少有人认真思考过……在我们的社会秩序中，男人比女人享有优先的生育权。在这个体系内部形成了一种最为独特的“内部殖民主义”。这种殖民主义比任何形式的种族隔离政策都要顽固，比任何阶级分化都要严酷，它更加普遍，当然也就更加持久。其外表不管多么柔和，性统治可能是我们文化当中最为深入的思想，并且为我们的文化提供了最为基本的权力概念。（米利特，1970:25）

每次进行性别、阶级和殖民关系对比的时候，人们都将权力概念从原来扎根的环境中转移出来。它的每一个对比让我们想到的不是这种权力或者那种权力，而是一般意义的权力。我在上一章中曾说过，女权主义者并不是简单地将权力概念“拿来”对性别问题进行思考；而是对它进行了一些重大加工。这种加工显然很大一部分发生在美国。

毫无疑问，英国或者欧洲的权力理论对于形成美国的文化研究具有重大意义。但是舒姆威指出，认为一个领域完全因为外来影响而产生，是不合情理的：

如果说文化研究在1984和1990年之间产生了“爆炸式”的发展，并不是因为伯明翰模式再一次变得影响巨大，突然将老派的人文主义者变成了投身政治的大众文化批评家。文化研究在美国的出现，我们要将其视为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围绕某个概念和某个名称进行的一种融合趋势。这某个概念和名称使得美国的文化研究获得了自己的地位。（舒姆威，2004:50）

在权力概念上我们尤其要认真研究的，是从外国传入的概念与美国本土所产生的概念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或者有什么关联之处。

美国的马克思主义

要研究这种思想交流，一本有益的参考书是卡里·纳尔逊（Cary Nelson）和劳伦斯·格洛斯伯格（1988）所编辑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化阐释》（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这本书收集的主要是1983年在伊利诺伊大学一次会议上的内容。这本集子的中心，正如其题目所说，是马克思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本书收录了欧洲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或者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文章，如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艾蒂安·巴里巴尔（Etienne Balibar）、阿芒·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奥斯卡·耐格特（Oskar Negt）和佛朗哥·莫瑞狄（Franco Moretti）。但是该书还是一个美国时空的产品。书中还收集了一些本土问题的文章，尤其是女权主义和黑人文化研究的文章，使它在思想观点上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接收氛围，与那些接受欧洲投稿、其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在辩论中发生变化的论文集有很大的不同。

事实上，纳尔逊和格洛斯伯格已经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出现在美国，必须要有预先的条件。他们在介绍新左派形成背景时呼吁人们对此予以关注：“新左派的结构十分松散，半是有组织，半是分裂独立，政治目标和学术计划各不相同。在新左派的帮助下，一个学术网络被建立起来，人们也有了一种共同的紧迫感，正是这种网络和紧迫感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辩论异常活跃。”（纳尔逊和格洛斯伯格，1988:5）这本论文集主要是围绕这个网络和紧迫感集结起来的：“我们觉得必须要确认某种标准的……研究对象——如大众文化、拉丁美洲、女权主义等——以保证相关人士能够拥有一个论坛和共同探讨的机会。”（1988:2）此时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被理解成一个界定明确的理论体系，而是被理解成一个媒介。通过这个媒介，由新左派提出的各个不同的观点可以相互展示出来。用纳尔逊和格洛斯伯格的话说，这是“一个不同理论可以相互竞争的地方，可以找出它们之间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可以相互挑战”（1988:10）。

在这个过程中，权力概念一直是大家关注的中心。纳尔逊和格洛斯伯格脑子里想得最多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显然指的是对权力的理解，尤其是对“轴心问题”——性别、种族或者阶级的理解。这些问题被认为是理论的核心。他们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来说，要提供一个讨论这些问题的“地方”或者“领域”，它自身的具体倾向必须得到人们的承认，并且接受人们的批评审查。“在不同的层次结构上权力的行使方式，以及无法归结到阶级剥削的其他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观点必须与上述问题的分析相互结合，相互作用”，要“对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殖民主义进行重新思考”（纳尔逊和格洛斯伯格，1988:10）。在这种情形下的马克思主义，不再是一套关于资本主义和阶级的理论，而是提高到一个更加深刻的层次，“要为文化和权力之间的关系找到一个更加完善的模型，对于马克思主义本身在这些关系中的地位进行更加深刻的思考，为分析当代权力结构提供一种更具政治洞察力、更具实质性的工具”（1988:11）。

我们已经看到，人们后来使用几乎完全相同的方式来定义文化研究，这种事情不光发生在美国，而是发生在整个国际上。从某个角度来说，这意味着该领域基本上是通过欧洲的影响而成型的，是一种国际现象。显然，这种“分析当代权力结构的工具”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欧洲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文化研究领域仍然表现出强烈的美国影响。格洛斯伯格和纳尔逊所使用的权力概念可以直接追溯到美国新左派对于一般化权力概念的总结。因为说过一些关于“文化与权力关系”之类的话就把说这些话的欧洲思想家召集在一起，显然也是美国人的特色。这样做预示了这样一个思想环境：政治活动家或者著名学者的具体预想，在此不受欢迎，人们的兴趣集中在最为一般化的权力问题上。

在讨论权力问题的时候，格洛斯伯格对于缺乏背景说明很是严厉——不论是依据具体的传统，还是依据具体的实践，都要有说明。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化阐释》一书中，他与纳尔逊都表示了担心，害怕马克思主义失去真正意义上的界限：“我们可以推论出来，马克思主义有可能堕落为一种热衷于政治的批评思想。”（1988:12）最近，因为马克思主义确实被一种暧昧的“热衷于政治的批评思想”所取代，他表示出自己的担心，害怕人们不加区别地使用“文化研究”这个字眼：“如果文化研究的材料范围呈指数级膨胀，我觉得文化研究的轮廓就需要加以界定或者勾勒了。”（1997:245）对于理论模型根本不说明实际过程或者不说明可以应用到什么结构上，就交给人们进行讨论的普遍做法，他也是持抵制态度：“如果一个人的理论可以跟随他超越任何背景，将结果提前告诉他，那么我觉得这个人不是在进行文化研究。”（1997:262）

至于这些问题是否是文化研究构成方式的内在问题，则很少有人考虑。一旦一个领域规定以抽象的权力作为研究对象，就几乎不可能再按格洛斯伯格的方式进行控制了。只要是论述权力问题（任何权力）的任何学术观点，都可以算进来。考虑到这个范围内的观点五花八门，这个领域必将是一个折衷的领域，缺乏共同的传统或者参照基础。同样，以一般化的方式思考权力，不考虑与具体权力（如阶级权力、某个欧洲政治团体的权力，等等）之间的残余关系，就是提出一种意欲“超越任何背景”的概念——如果这种概念还称不上“理论”的话。将文化研究领域限制在讨论权力的范围内，或者将这个领域牢牢限制在某个语境之内，则与其中心概念的界定方式完全背道而驰了。

在下面的一章中，我将要讨论权力概念提出后出现的其他问题。但是在结束本章的时候，我必须声明，本章的目的并不是要将美国文化研究中的这种权力概念贴上一个“不良趋势”的标签。与此相反，具体考虑权力概念当时所面临的形势和背景，可以更好地理解它。如果说围绕权力概念有什么干扰的话，这种干扰并不是像阿兰·索卡尔所说的来自后现代左派的思想狂热或者非理性主义趋势，也不是来自身份不详、将其以不自然的方式移植到美国土壤的法国理论推崇者，甚至也不是来自美国高度职业化的学术界时时显露出来的机械性格。即便是一片诚意，这种解释也会很快变为对假设对手的指责。美国的权力概念只能被严肃地看做一个复杂的文化外来物，在具体的政治传统背景中非常突出，通过种族关系史获得情感力量，通过政治运动的特点得以变化，又通过理论的移植得以成型。简而言之，美国的权力概念与其说是一场思想冲突的中心，还不如说是文化历史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