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种族与压迫的聚结-一种不存在的政治

8　“一种不可能存在的政治”——性别、种族以及压迫的聚结

我在本书最后一章的开头指出，与其说马克思主义认为一般化的权力概念是文化研究的根本，还不如说这是马克思主义批评思想的观点。这种印象，最初是英国的女权主义者如安吉拉·麦克罗比给人留下的，目的是为了突出一个“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瞬间，其实这个瞬间从来就没有真正存在过。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而不是从霍尔、威利斯或者赫布迪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开始，人们开始认为文化研究与权力有关，并且一直与权力有关。

女权运动并不是这一进展的唯一推动因素。我在第六章指出，后马克思主义新观点对于权力概念的重大意义，并不是表现在阶级分析的各个方面，如性别、种族、性取向、地缘政治区域、年龄等等，而是表现在“与”逻辑上——这些新观点都是按照这个“与”逻辑一点点增加进去的。每增加一个新的权力观念，就会进一步强化这样的印象：早期的文化研究工作其实一直做好了将自己简化为权力分析的准备。辨别出来的权力“维度”越多，人们就越发关注它们之间的关系，人们也就越发相信，大家唯一关心的东西，用托尼·宾内特的话说，就是“从与权力关系之间以及权力关系内部的纠葛来研究文化”（宾内特，1992a:23）。关于种族、性取向以及所有其他“维度”的研究，与早期的女权运动一样，在这一方面都起到了推动作用。

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女权主义一直与20世纪70年代末“全面成熟”的权力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使它比文化研究其他多数领域更深地卷入“文化战争”的大辩论中。我在第一章已经对这场大辩论进行了回顾。正如墨美姬所说的那样，在20世纪90年代，人们越来越多地思考左派文化评论，“使女权艺术和历史成为间接批评甚至是直接攻击的对象”（1998:xxii）。让墨美姬最为头疼的是，还不能将这些批评统统归于保守派的反击。这些批评在许多情况下来自于——

同情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自由的批评传统……有些批评文章，如戴维·哈维（David Harvey）颇有影响力的作品《后现代性的状况》（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将女权主义的美学观点与“怀旧”的民族国家主义和宗教上的基要主义联系起来；这个观点认为，……女权主义有可能成为法西斯主义。而其他一些人，如克里斯多弗·诺里斯（Christopher Norris）在他的《斯宾诺莎与现代批评理论起源》（Spinoza ＆ the Origins of Modern Critical Theory）中，则慷慨陈辞，认为真理毕竟有很大的可能性，并推断后现代实用主义历史是不可能产生的；这个观点认为……女权主义尚未发生。（墨美姬，1998:xxii）

墨美姬承认，有时候连她自己都觉得难以接受女权主义第二次浪潮早期著作中的观点。

最近人们对于“70年代”女权主义的刻画，明显地带有讥讽意味。墨美姬指出，后来的批评往往忽略了女权主义著作中深刻的怀疑主义特点。我在第十章将引用墨美姬自己的论著，说明女权运动对于文化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因为它找到了抵制教条主义的方法——这种教条主义因为人们信奉一般化的权力概念而产生。准确地说，因为女权主义文化研究与权力概念的关系非常密切，它敏锐地嗅出了其中的危险，并且刻意地寻求制止这种危险的途径。

但是在这一章，我首先要做的，是要研究为什么人们会将女权主义与全面成熟的权力概念联系起来。想要认清女权主义的怀疑主义特性，就必须知道人们对女权主义施加了多大的压力。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文化研究中女权主义的兴起与权力概念的风起云涌同时发生，这一点几乎是毫无疑问的。我下面要提出的观点是，不能认为是女权运动引起了权力概念的大发展；可以说它是一种原因，也可以说它是一种回应。但是我们很难否认，权力概念的大发展所引发的种种思想趋势，是与怀疑主义大相径庭的。文化研究的早期著作，以关注局部条件和经验为特点；而现在那些更加关注一般化条件和经验的理论观点，则因为完全一般化的权力概念而迅速传播开来。全面一般化的权力概念，还把人们的政治观点简单化了，政治上的言语修辞更加缓和——人们不再呼吁来一场“射杀与绞刑”的革命，而是更加积极地对峙。

我在此再举一个伯明翰的例子。这样可以与前面的章节相互参考，但是焦点过于集中也有问题。在我们回顾的历史时期，人们越来越多地将文化研究定义为一种国际化的事情，而伯明翰或许并不是女权主义观点最重要的发源地，后来与种族或者权力其他方面有关的观点，也并不是以此为发源地。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会努力纠正总是以伯明翰为中心的思想，让人们把眼光放在伯明翰以外的地方，并讨论当今文化研究领域的国际结构。

好像黑暗中的窃贼

斯图亚特·霍尔在20世纪90年代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在伯明翰产生女权主义，是一种“破门而入”：

就好像一个夜贼，女权主义破门而入；它打断了文化研究的进程，发出一阵很难听的声音，匆匆忙忙在文化研究的桌子上拉了一泡屎。《女人持不同意见》（Women Take Issue）^[1]发起了这场拂晓攻击，这个题目很能说明问题：她们在两个方面显示出“持不同意见”——该书成为年度畅销书，并发起了一场争论。（霍尔，1992:282）

夏洛特·布伦斯登（Charlotte Brunsdon）本人作为“持不同意见”者，在回应霍尔的描述时，承认最初读到他的描述，对其中的含义大为惊骇：

我一读到这段话，内心立刻希望我刚才没有读它。希望否定它，略过它，不曾知道它——不想承认其中咄咄逼人的气势。我不想承认20世纪70年代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女权主义在此时此地向文化研究发出了有力挑战，但更确切地说我是不想承认它是以霍尔描述的方式登场的。（布伦斯登，1996:280）

但是布伦斯登承认，在她这种第一反应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愿望，希望“女权主义能够鱼和熊掌兼得——既希望起草一些讨论文件，参加一些演讲，向‘男人中心论’发起攻击，又希望这样做没有加深自己被出卖、被拒绝的感觉”（1996:280）。

墨美姬认为，最近人们对于女权主义的不安，大多与它特别强调经验有关。但是在伯明翰这个例子上，人们很难认为这种对经验的强调重于以往。霍尔曾举了一个例子，说明围绕女权主义进行的辩论，实际上是他本人与伯明翰中心的女性之间的辩论，他们辩论的主题是：在文学硕士的阅读书目中，雷蒙·威廉斯是否应该让位给朱丽娅·克里斯特娃（Julia Kristeva）（霍尔，1996d:500）。不管人们当时怎样看待这种替换，也不管当时这种做法显得多么合情合理，我们不能轻易将此认为是将大家的注意力引向了先前从未关注过的经验。如果有某个人为经验这个概念建立了学术地位，那么这个人就是威廉斯。而大家在伯明翰想替换掉的，也正是威廉斯。

哪怕是认为女权主义引起了人们对女性经验的重视，也是不对的。霍尔认为，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第一集论著的主题是女性杂志，但是后来把这些论著的手稿弄丢了：“我们开始研究女性杂志中的故事。我们在一个叫做‘拯救婚姻’的故事上花了许多时间，本应集成一个集子，但是后来找不到了。这意味着文化研究史上的那一刻缺失了。中心的‘前妇女运动’时刻就是这样。”（霍尔，1996d:499）根据我在第四章的解释，人们在早期的“前妇女运动”中，表现出对性别方面的强烈兴趣，这并不奇怪。霍尔认为，文化研究对阶级的探讨，一开始主要是“按霍加特和威廉斯的思想，而不是按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进行的”（1996d: 498-499）。人们不再用上层建筑原则来理解阶级，而将阶级理解成一种文化复合体，包含“生活的整个过程”。因此，“阶级观点”并没有将性别问题降到次一级的程度。霍加特在《识字的用途》中指出，在传统意义上，人们认为公众的工作场所文化是工人阶级男性气概的特有表现；而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因为远离这种文化，往往过分强调工人阶级生活中家庭、“女性”的一面（霍加特，1957:295）。他本人为了说明知识分子文化与工人阶级生活之间的关系，刻意选了一幅餐桌的画面，上面放满了成堆的待熨衣物和茶杯。

女权运动与之前的种种运动不同的地方，是它特别强调权力问题——在《女人持不同意见》的副标题“女人从属地位的不同表现”上，明显突出了对这个问题的强调。霍尔认为，文化研究一直对“性别问题非常敏感……但是对女性政治却并不十分敏感”（霍尔，1996d: 499）。“女性政治”与众不同的地方，首先是“对权力概念的极度扩张，而权力问题因此在大众观念上、在公共领域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霍尔，1992:282）。这种发展的含义，远远超过了性别问题本身：女权运动之后，“我们就不能使用原来意义上的权力概念了，它从前曾是问题成堆的霸权主义的关键因素”（1992:282）。权力概念上的这种扩张，显然也是一系列重大变革的关键因素，霍尔认为，这些重大变革伴随权力概念的扩张同时发生：“人们开始思考个人问题是否为政治问题，改变文化研究的目标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关注性别问题和性行为对理解权力本身有什么样的重要性”；“人们开始思考危险的主观和从属问题，这些问题我们原以为已经放弃了。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使它们作为一种理论探讨成了文化研究的中心”；人们还“‘重新思考’社会理论和无意识之间的关系即心理分析，而这个领域曾被人们封闭起来”（1992:282）。

事实上，如果我们细读伯明翰的历史，在女权主义与经验之间的关系上，就会得出与墨美姬完全相反的结论。在文化研究领域内，现有的女权主义批评观点与放弃对“实际经验”的密切关注是完全一致的。过去在研究亚文化和工人阶级青年的论著里，人们曾非常关注这些“实际经验”。与女权主义相关的新的理论问题，尤其是“危险的主观领域”和“无意识理论”，使人们转向更加抽象的方面。女权主义还加剧了人们对于基本原理的焦虑，促发了人们对于理论创新的需求。1980年，霍尔替文化研究领域越来越抽象的措辞进行的辩护，恰恰能说明这个问题：

如果说偶尔出现了沉溺于抽象理论的事情，我们肯定会指向自己工作领域中那些措辞优雅的论文、高深莫测的理论——正是这些东西解释了各种规约、完成了领域内的研究、提出各种问题、归结文献、对事物的前因后果进行解释——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一个从未经过审视的前提下完成的：这个世界实际上是“男性”的世界。

伯明翰的妇女研究工作在经验方面也没能取得什么重大进展。布伦斯登在回顾《女人持不同意见》时，总是挂在嘴边的，是那些尚未从“性别问题”转向“女性政治”、尚未从传统的“文化”焦点转向权力问题的章节：“我们在交流观点时，被当时在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占主导地位的某种马克思主义缚住了手脚，而且非常热衷于自我辩白。书中最为成功的，似乎是那些预言了未来经验主义研究结果的章节，而不是那些系统论述妇女普遍处于被统治地位的章节。”（布伦斯登，1996:283）

最后我要指出的是，女权运动所引发的权力概念的扩张，与历史越来越强烈的“神话”感大有干系。霍尔认为，前女权主义文化研究中各式理论、规约和经验主义的探讨，都是彻头彻尾的“男性”的东西。他的这种看法在当时是众人共有的观点，它随着与性别问题类似的“种族”问题的广泛讨论而渐成大势。这其中的逻辑也逐渐被人揭露出来——比如在《女人持不同意见》面世仅仅两年之后，哈泽尔·卡尔比（Hazel Carby）在《帝国反击》（The Empire Strikes Back）中，对“白人女权主义”进行了抨击：“英国的女权理论几乎完全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如果它要提一提‘本土’黑人妇女的经历，它就会把‘第三世界妇女’推上舞台，把她们说成是‘野蛮’‘原始’社会‘野蛮’‘原始’行径的牺牲品。”（卡尔比，1982:222）女权主义和后女权主义的许多文化研究论著，采用的都是这种非难性的口吻，其意义不光是向人们显示他们断然否认过去。卡尔比很是羡慕美国的“爆炸式”辩论方式，对于英国的反应大加斥责，说它们“更像是给返潮的爆竹点火”（1982:221），还将怀疑主义的历史弄得模糊不清。在我第七章提到的术语中，只有先前观点中的“千禧年”被提出来加以讨论，而“星期一早晨”则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两位身体强壮的俊男

但是如果彻底颠覆墨美姬的观点，指责女权运动终结了文化研究中朴实的怀疑主义观点，将文化研究领入全盘批评和步步为营的路子，也是错误的。这有点超出了当时的历史条件。霍尔打了一个“黑暗中的窃贼”的比方，可以很好地描述这种割裂、创伤的感觉——过去倍受推崇的观点和主张现在受到了攻击——但是，如果说女权主义的发展不受外力的影响，也是不确切的。霍尔对女权主义的描述，是“权力概念的极度扩张”。这种扩张其实在他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研究中，就已经做了全面预想。虽然他的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为框架，但是他的这种马克思主义经过了精确改良，不把对政治的理解局限于传统的公众领域。假设继沃洛西诺夫（Volosinov）之后，各种事件都在本质上冠以“斗争”二字，那么权力概念的扩张必然因为事物意义的扩张而同时发生。权力的含义可能还未完全解释清楚，但是“公共/个人”的区别已经被彻底打破了。

最能证明这个说法的，是在女权主义发展起来之前，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性别问题就已经政治化了。《女人持不同意见》并不是《文化研究论文集》中第一个妇女问题专刊。1974年的那一期，标题为《体育界的女性》（Women in Sport），但是这一期论文集在伯明翰中心的女权运动史上很少有人提及。这个主题中有两篇文章，作者是查尔斯·克里彻（Charles Critcher）和帕尔·威利斯（Pal Willis）。这两篇文章是对一个研讨会发言的总结摘编。这个研讨会于1973年由伯明翰大学体育系组织，此时距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妇女研究小组成立还有一年多。克里彻在论文中，提出了他称为具有“争议性”的观点：“总体来说，妇女体育在我们这个社会是不受重视的。这个总体印象来自多个渠道，尤其是男性渠道。传媒对待体育界妇女的态度，就很能说明问题。”（克里彻，1974:15）在提出自己观点时，克里彻也承认道：“由我来做这个分析，难免有些讽刺意味。由一个男人来做出这样的发言，恰恰是因为环境使然：在这个环境里，发言是一件非常男性化的事情。”（1974:7）但是他又声称，要通过对不受个人观点左右的客观结构原则的研究，为这种现象找出存在的理由：

如果我们对自己是诚实的，就会承认我们总是习惯性地认为某种行为更适合于这个性别或者那个性别……人们对于性别角色的习惯性期望，我可从一部普通的大学教科书上选出一长串。男性特征总结出来是：天资聪颖、不受情感左右、逻辑性强、争强好胜、有理性、相貌堂堂、身体强壮、身材高大、强大有力、进攻性强、忠诚友谊、决策果断、会理财、懂得机械。而女性特征总结出来是：容易动情、心地善良、直觉性强、美丽动人、身材娇小、心软、恬静、意志软弱、亲切可人、温柔、爱护子女、容易受流言蜚语的左右、想象力丰富但是不切实际、优柔寡断、轻浮愚蠢、对商业没有头脑、对金钱则愚蠢透顶。（克里彻，1974:7）

这篇文章后面的一场讨论也被记录下来。这场讨论让人看清了伯明翰女权主义形成的背景，相当有趣。有好几位妇女表示了自己的不满，她们认为这是一种居高临下。参加讨论的人中，有个叫戴安娜·维尔金森（Diana Wilkinson）的人是一位运动员，她的反应很能说明问题：

作为一个优柔寡断、轻浮愚蠢的女人，我觉得很难理解由一位身体强壮、相貌堂堂、善于理财的男人对我们做出这样的学术性言论。如果说这指的是体育各个方面，至少我就可以否认这些强加给我们的特征；我强烈地感觉到，你们的这种言论是以体育为依据的，而且指的是体育的所有方面。（克里彻引自维尔金森，1974:14）

在座参加讨论的另一个人——苏珊·希廉姆（Susan Hilliam）表示支持这种意见：“查尔斯·克里彻说妇女体育得不到重视。我想问一问是谁不重视？是公众都不重视吗？还是我们在座的人不重视？”（1974: 15）

维尔金森和希廉姆并不是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成员，她们对于女权运动的发展也没有做出多大的贡献，但是这种反击使人们原先对女权主义的简单想法变得复杂起来。原先人们认为，女权主义的兴起，是因为妇女希望将权力概念扩展到性别问题。在早期的许多观点中，提出这种扩展观的似乎都是男人。除了克里彻和威利斯，霍尔等人也做出了不少努力倡议女权主义观点的发展（霍尔，1996d:499）。伯明翰中心的女性所持的“不同意见”，并不是指男人在考虑权力时没有将性别包括进去——在有些时候，情况几乎是完全相反：女人们所反对的，是男人在将这种扩展考虑进去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心安理得和沾沾自喜。在一次代表“妇女研究小组”发言时，布伦斯登指出有一种“极其令人压抑的性别歧视”，“尽管每一个人都承认‘妇女是受压迫的’，但就是没有共同行动来处理这件事，甚至都没有人来研究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布伦斯登，1996:283）。这种批评言论是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女权主义观点的典型：它是对权力概念扩展的一种反应，本身并不是权力概念的扩展。

极难应付的政治……

伯明翰中心女权运动之前的历史为什么会被人相对忽略，显然是有原因的。自从《女人持不同意见》面世之后，中心的男性们普遍因为先前将性别和权力联系起来而感到尴尬。而霍尔将自己在这一方面的努力描述成“抛砖引玉”，支持妇女提出自己的女权主义观点：“她们当然要这么做。她们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她们一定要让我闭嘴才行。女权政治议程上安排的事情就是这样。”（霍尔，1996d:499-500）霍尔认为，为处于从属地位的他人说话，或者代表他们说话，都是不对的。他的这种看法不仅与维尔金森和希廉姆对克里彻的反对相一致，而且与霍加特的观点相一致。霍加特在《识字的用途》一书中，对于“中产阶级马克思主义者”表示了怀疑：“在通常情况下，他对工人阶级一半是同情，一半是居高临下，而事实远非如此。”（霍加特，1957:16）虽然霍加特、维尔金森和希廉姆反对将权力概念一般化，但是后女权主义文化研究往往坚持这样的解决方法：应该让那些确认了被统治被压迫地位的人对“统治”和“压迫”进行指控或者批判。人们对于主观问题的兴趣，伴随人们对“言论立场”敏感度的大幅增加而增加。

人们的这种立场敏感为具有明显政治意义的辩论树立了重要的道德原则。但是它大大降低了女权主义发展的复杂性，使女权主义极其抵制从历史的角度思考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影响文化研究领域对性别问题的处理能力，还影响了文化研究整个领域。女权主义随着人们早期对文化研究的不满、失去对该领域的信心而发展起来。这种不满和信心的缺失随即在人群中更加广泛地传播开来。有证据表明，霍尔正是在这个时候觉得自己无法在伯明翰继续工作下去了。他自己这样说道：

女权问题很难应对……如果我曾反对女权主义，事情还好办些，但是我过去是支持女权主义的。 因此作为主要的发起人，我被视为“敌人”，处于一个非常棘手的矛盾境地……我不能一边为师、为父，一边又因此而受到憎恨，同时被认为是一个反对女权的男人。这是一种极难应付的政治。（霍尔，1996d:500）

从上面的话可以看出，这个问题主要与霍尔的立场有关系，但是也有迹象表明，这是一个更加广泛的问题。他面对的矛盾，位于伯明翰中心的女性也同样存在——在许多方面，正是这些矛盾，使这些女人“持不同意见”。一方面，她们得到鼓励加入一个集体学术研究单位——在这个单位里男女平等；而另一方面，人们又漫不经心地说她们是一个“被压迫的群体”。这种矛盾日益加剧，现状越来越难以维系。

女权主义之所以会呈现自主的态势，是因为它自身包含一些重大问题而没有花大气力去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问题随着权力概念的扩张而涌现出来。霍尔自谦地退出，说“她们一定要让我闭嘴才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相当令人钦佩，但是这样做便把与女权主义有关的变化都归因于女权主义本身。至少在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女权主义的议事日程并不是要“让男人们闭嘴”。关于男人是否应退出那些专属“女人的问题”，在当时的女权主义论著中也是矛盾重重。在《女人持不同意见》的编者按中，编者对于这种“‘女人问题’由女人提出，并交由女人解决”（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1978:10）的自主模式表示了极大的怀疑。这种模式并没有受到人们的热情欢迎，而是因为两弊相较取其轻：“偶尔有人提出反对将妇女问题‘分群’……因为这样是为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其他成员再加了一道束缚——如果我们想发言就要把话说出来，如果不想发言就不要说，没必要让所有的人都有负罪感。”（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1978:10）值得指出的是，虽然中心内部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但是《女人持不同意见》的十一位作者当中，有两位是男性——史蒂夫·伯尼斯顿（Steve Bumiston）和弗兰克·莫尔特（Frank Mort）

这表明在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对于因性别政治化和其他身份形式的政治化而导致的折衷方案，谁都没有感到特别满意。霍尔认为，这种分裂等于在学术上走向墨守成规的学院主义，至少在他个人身上是如此：“我自忖道：‘你越来越像一个典型的老学究了，对什么都失去了兴趣。你必须脱离这种状态。’”（霍尔，1996d:500）有一点很值得一提：在伯明翰中心，学术宽容一直是它最为突出的特色。霍尔认为，他最为怀恋的就是这一特色：“我们在伯明翰，总是自发地要做一些革新。我觉得任何人来到中心参加集体的研究项目，目的不是为了出名。”（霍尔，1996c:398）对于中心的女性来说，形成一个专门的“妇女研究”小组不过是一种微不足道的改进，它使女性参加范围更加广泛的讨论会不再那么困难：“我们大家都产生了一种女权思想的幻觉，虽然女性在这个小组开展工作比在中心的其他小组要容易一些，但总的氛围仍然很紧张。”（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1978:14）在集体研究“种族”问题时，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保罗·吉尔罗伊在为《帝国反击》写序时悲叹道：“我们把观点放到纸面上，小组的成员便开始减少，真正的矛盾便开始出现。这太令人悲伤了。”（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1982:8）

女权主义的这种自主模式对人影响最大的地方，可能是它要求用一种简单的启发方式说明权力概念的扩张。女权主义、黑人文化研究以及后来的后殖民主义批评，都必须“揭示”或者“揭发”很久以来深藏不露或者被人掩盖起来的真相。这对于激发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文化研究的灵感，显然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它也引发了人们对于权力概念的激进的去历史化。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研究领域发展壮大起来的理论观点中，权力概念显然是一种普遍或者半普遍的现象，最多用“家长制”、“现代性”或者“西方”的历史使命来具体描述一下。这种去历史化使人们无法从具体的历史环境考虑问题。虽然出现了越来越复杂的权力理论，但是人们很少关心在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条件下权力概念是如何形成的。(www.xing528.com)

主观色彩强烈的时刻

在《女人持不同意见》的编者按中，有一个十分有趣的暗示，暗示还可能存在其他的观点。在妇女研究小组众多“未曾尝试的道路”中，曾有人对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性别政治进行了历史分析。这是针对抽象理论观点的各种限制所做出的回应，尤其是针对朱丽叶·米歇尔（Juliet Mitchell）的观点。她在著名的《心理分析和女权主义》（Psychoanalysis and Feminism，1974）一书中，对家长制进行了系统的理论阐述，将性别问题和阶级问题严格地区分开来：“正是……因为在理论上做出了这种区别，我们才尝试着通过研究某一具体历史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来理解女权运动‘曾经蓬勃’的矛盾特性（同时又坚持阶级特性）。”（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1978:13）这个观点没能成立，并不能说明它本身缺乏说服力或者构想拙劣，而是说明了当时以一种怀疑态度、历史态度进行研究的困难程度。这样的观点为什么会被人放弃，原因自有争议，但是显然与我们上面所讨论的问题有联系。妇女研究小组内部的关系充满了“一致性”与“个性”之间的矛盾，小组的精力越来越多地消耗在界定与中心内部其他研究小组的关系上（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1978:14）。

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时期，关于女权运动时期一般化权力概念的历史形成条件，至少有些论著提出了一些相当具有洞察力的说法。在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论著中，人们经常提到的是朱丽叶·米歇尔的早期著作《妇女的境遇》（Women’s Estate）和希拉·罗博瑟姆（Sheila Rowbotham）的《女性意识，男性世界》（Women’s Consciousness，Man’s World，1973）。这两本书都是首次叙述了妇女运动的兴起。布伦斯登认为，女权主义可视为“20世纪60年代末和整个70年代新型社会运动、‘新型’身份和身份政治进入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一个桥头堡”（布伦斯登，1996:282）。我在下面的论述中还想再进一步，指出女权主义还可以看做权力新观念进入文化研究领域的一个桥头堡。认为米歇尔和罗博瑟姆在当时就全面论述了权力概念的形成，似乎有些夸大其辞——尽管在有些方面她们已十分接近于此。在她们的论述中，经常把具体分析和应用一般化原则这两种自相矛盾的东西混在一起。但是她们的论著与引发妇女运动的政治文化发展关系密切，虽然在理论构思上不像后来的一些论著那么精心（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却能更加真实地反映当时的历史特性。

将米歇尔和罗博瑟姆与霍加特和威廉斯的早期作品比较一下，会很有启发。他们之间在许多方面有着惊人的的相同之处。与霍加特和威廉斯一样，米歇尔和罗博瑟姆所关心的是各层面之间越来越广泛的交叉，包括政府、教育、传媒机构，以及先前并未引起人们关注的群体（此时指的是妇女）。与霍加特和威廉斯一样，米歇尔和罗博瑟姆对于这些问题的关心源于对教育的关心。罗博瑟姆曾在一些技术和进修学院教书，也曾为工人教育委员会工作。而米歇尔则曾在利兹和雷丁大学教书。教育体制的扩张使妇女面临众多问题，而罗博瑟姆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几乎是十六年前霍加特对“奖学金青年”问题的一个扩展：

一些学生的家庭不知高等教育为何物。对于这些学生来说，家庭价值观与大学或学院价值观之间的冲突是十分激烈的。对于女性学生尤其如此。来到大学的女孩，面对的是资本主义最为复杂的一面，但是她们在家接受的教育却是如何面对婚姻、如何做一位母亲，如何在家里进行传统生产。她们在知识行业里临时与男孩子们共事，传统的女性角色与竞争激烈的学术生活之间，产生了强烈的对比。（罗博瑟姆，1973:90-91）

面对这种断裂，罗博瑟姆转向了“文化”，这一点与霍加特也是非常相像的：

我无声地保护自己，内心中将自己与那些老老实实接受自己命运的女孩区分开来。其实很容易产生这种隔离感，因为我以前在学校接触的女孩，大多离开学校去学习打字了。比起我们这些留在学校继续学习的人，她们都显得更聪明伶俐，更有自信。我退缩到一个神秘、幻想、深邃的学术世界，借此来安慰自己。我阅读能找到的所有书籍，帮助自己形成一个重要的个人“文化”小世界。（罗博瑟姆，1973:13）

但是她们的论著与20世纪50年代相比，还是有所不同。明显的一点是，罗博瑟姆用“神秘”和“个人”来描绘文化。她著作中强烈的情感的政治倾向说明她与现有制度和文化形式之间已产生了隔阂：

对于性和婚姻，我内心形成了一种疯狂、危险的思想，与我周围所有人的思想以及我真正的生活都有巨大差异……只有主观色彩强烈的时候，才感到真实可信。在我看来，任何遥远的思想方式都值得怀疑……真实存在的只有一张张摇滚乐唱片。歌词配合着节奏，而音乐则直入你的阴道，到达脊骨底部。（罗博瑟姆，1973:13-14）

这种文字不可能出自霍加特或者威廉斯。这不仅仅是因为性别之间的差异，还因为一代人与另一代人之间的差异。比起霍尔和赫布迪奇来，罗博瑟姆更加深入地探讨了“结构”与“情感”上的分裂所带来的后果。我们在第六章曾对这种分裂进行过讨论。对于霍加特和威廉斯来说，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文化之间的讲和，永远都是关乎结构和情感的两个场所之间的相互转移。而到了罗博瑟姆则这里，措辞变得相对抽象了，意义则变得完全相反了——具有代表性的是“遥远的思想方式”和催人性欲的强烈的摇滚乐。

表现的模式

我在第六章指出，这种对立既是历史环境的产物，也是个人选择的产物。即使有这样一个“妇女文化”发生地可以为罗博瑟姆提供学术源泉，类似于霍加特的利兹大学或者威廉斯的威尔士边境农村，罗博瑟姆还是认为有多种因素使这个地方不可能具有相同的作用：

人们使用新的方法处理、保存和出售食物，使用电冰箱这种新的方式储存食物，这都意味着家务越来越像是一种服务性的工作……家庭自制的面包和健康食品似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显然自制面包或者其他健康食品已经成为一种选择，而不是必要的工作。它变成了一种古雅的追求，几乎成了一种嗜好。（罗博瑟姆，1973:108-109）

如果说霍加特和威廉斯陷入多愁善感、思乡怀旧的风险总是很高，那么对于罗博瑟姆来说，这种风险就更大了。政府、教育、传媒与“家乡传统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使后者以全新的方式展示在公共机构的工具理性面前，尤其是展示在资本主义企业的工具理性面前。这种全新的展示，将“选择”和“必要”区分开来，如果某种社会行为没有得到公共机构的认可，而你却要说它多么有意义，就会被认为是主观主义，是脱离人群。罗博瑟姆自己是这样描述这个问题的：“爱、温情、慈悲等情感被逐出没有情感空间的主流生产方式，被认为是无病呻吟、多愁善感。于是家庭从某一方面来说也变成了一种虚幻的理想，是精神替代品和情感谎言的集散地，要么变得多愁善感，令人作呕，要么变得猛烈无情，充满暴力。”（罗博瑟姆，1973:59）

这种变化也可以从社会空间的结构上进行考虑。霍加特和威廉斯时代的文化领域关系，可以描述为“大使”关系。值得注意的是，霍加特在提到“学术青年”的时候，总是用单数形式。他虽然与别人有着一样的经历，但同时还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在当时依然十分另类的集体生活和相对传统的生活之间摇摆。在中产阶级中间，他能够表现出自己的出身背景；而在成人教育班里，他也能够在那些不具备中产阶级知识传统的人面前表现出这种传统。单一的表现空间或者可以让人以概括的方式进行全面表现的可能性似乎从未出现过。而女权运动的产生环境是完全不同的。米歇尔在评论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社会运动时这样说道：“在所有这些运动共同的环境条件中，我认为有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占优势的因素，那就是60年代前期高等教育的迅速扩张。”（米歇尔，1971 :28）因为高等教育的扩张而进入大学的，不是个别人，而是一代人。对于米歇尔和罗博瑟姆来说，大使的模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在新型同性领域内的一种表现关系。

乔舒亚·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曾探讨美国在同一时期女权运动与传媒之间的关系。梅罗维茨指出，女权运动的兴起与伴随电视机长大的第一代人的成熟几乎同时发生。他说，这是一种重合，绝不是巧合。抛开电视节目的具体内容，电视比起以往所有的印刷文化来，更能带来“信息和经历上的认同感”（梅罗维茨，1985:224）：

与麦克考尔（McCall）的杂志或者报纸上的妇女版不同的是，电视在男人和女人面前展示的是相同的信息，相同的“外部世界”。到了1960年，电视几乎渗透到90%的美国家庭……通过电视，妇女看到了许多“男人话题”的节目，通常她们不会主动地阅读这一方面的印刷品……另外，男人和女人经常在一起看电视，因此无论男女，都不可能说女人对某件世界大事一无所知了。（梅罗维茨，1985:211）

这最后一点尤其重要。电视作为一种文化技术，其意义不仅在于为此前无法接触时讯的大众提供各种信息，还可以让他们轻松地知道别人都知道些什么东西。如果说印刷传媒为人们带来了跨越种族的信息交换，与文化领域之间的“大使”交换模式比较相像——都是跨越相对独立的空间，那么电视就相当于当时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人们不再可能用解释或者对话的方式解释各种关系了，因为信息和经验都被重新定位，属于一个共同领域了。

托尼·宾内特曾指出，这种“表现”的政治观点与一般化的权力概念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宾内特以现代博物馆为例，指出要具有代表全面的能力，无疑要求使用“一种一般化的人类普遍原则，而根据这个原则，考虑到它在性别、种族、阶级或者其他社会方式上的排除行为和选择偏好，可以说任何馆藏物品都是不充分的，都需要进行补充”（宾内特，1995:91）。^[2]此时权力表现为一种统一的制度抗力，抵制在普遍范围内扩充藏品的需求。宾内特的分析加上罗博瑟姆、米歇尔和梅罗维茨的观点结合在一起，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20世纪60、70年代权力概念一般化的趋势。当时的社会、文化和技术进步能为充分表现问题开拓空间，就同样能够为这种概念提供形成的条件。

重新思考权力概念，不仅在爆发女权运动的英、美或者其他国家内部有了具体的形成条件，在冷战期间剑拔弩张的国际舞台上，权力概念与其他国家也有着密切联系。米歇尔在评论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运动时这样说道：“这些以本国为基础并指向本国的斗争，关注的是世界和平和第三世界斗争——如阿尔及利亚、古巴、越南——但是它们从未放弃国际主义的偏好，这种国际主义也正是他们最早的初衷。”（米歇尔，1971:20）在妇女运动中，知识分子的独创性表现在他们把冷战期间和反殖民主义斗争期间形成的权力概念的宽泛含义，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形成的权力概念的精确含义结合起来。米歇尔指出：

第三世界革命和游击战争推动人们对压迫和新的作战方式进行重新分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妇女解放运动是这些早期社会运动的一个总结……人们最初关注的只是自己国家内部的压迫，但后来却跟全世界的麻烦关联起来（这是不是帝国主义的一种表现？），这一点在妇女地位上可以很好地反映出来……在所有的政治团体中，妇女是最具“国际性”的人，但是她们受到的压迫却表现在最不为人注意也是最具体的地方——家庭。（米歇尔，1071:21）

米歇尔最近在回顾这个历史时期时，讲述了她自己就曾企图建立这种关联，当时的场景相当令人惊讶：“我记得当时与《新左派研究》的所有男性围坐在一起，桌边的人们你一句，我一句：‘唔，我要考虑考虑阿尔及利亚’，‘我要考虑考虑波斯’，‘我要考虑考虑坦噶尼喀’，诸如此类。我说道：‘唔，我要考虑考虑女人’——四周立刻寂静下来。”（米歇尔，1995:124）

“全面主义”的源泉

这种寂静可看做是对女人入侵的一种抵触。其他原因也可能引起男人们的不快。意义无限宽广的权力概念，被人从全球范围缩小到“最微小、最具体”的范围，就意味着一种全新的政治，米歇尔当时将其称为“全面主义”（totalism）:

“全面主义”……是一种抗议，它反对所有形式的压迫，认为要将整个资本主义一下子全面推翻以取得完全的自由。“全面主义”认为，一个群体受到的压迫即代表所有群体受到的压迫。在这种毫无差别全面覆盖的前提下，只有战术上的考虑，而没有总体战略上的考虑。（米歇尔，1971:24）

即使在上面的描述中，也可看出其中的不坚决、矛盾心理以及一种潜在的政治绝望。所有的事情都有赖于“推翻资本主义社会”，但是权力概念“毫无差别全面覆盖”的特性，又使推翻资本主义即便不是完全不可能，也变得相当没有把握。《新左派研究》的“男人们”内心的那种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思想，用米歇尔的话来说，是“战略性”的东西。他们的权力概念在意义上相当宽泛，不过还是具有限制性的（主要限制在与生产方式和国家角色有关的问题上），以便限定政治活动的范围。而“全面主义”与此正相反，策略变成了不可能的事情。任何与权力有关的行为，都无法提出具体限定了。

米歇尔的叙述很清楚，“全面主义”与政治宽容和远大的知识分子抱负都有联系。“一个群体受到的压迫代表所有群体受到的压迫”的原则，为完全不同的方案提供了合作基础，将原本相差万里的第三世界游击战士和郊区的“家庭主妇们”联系起来。权力问题可以在一个小范围内进行探讨，也可以在一个大范围内进行探讨——这样的观点为研究权力问题指出了全新的方向。但是“全面主义”也产生了许多问题，女权主义论著中也普遍意识到了这些问题。最突出的问题是，它不仅把权力看得很消极，同时还把它看得很难驾驭。米歇尔最近谈到自己为何转向心理分析研究时这样说道：

到了60年代末，家长制似乎一直很难改变……在法农等人的论著中，一个人可以与别人存在多种差异，可是我们看到的却是男女之间在社会和文化上的绝对差异，而且这些差异更难撼动……心理分析就研究了家长制的核心，探讨了为什么根除家长制会如此困难。（米歇尔，1995:125）

根据米歇尔自己的说明，《心理分析和女权主义》（Psychoanalysis and Feminism）主要是针对20世纪60年代末革命运动的失败而写成。但是她对失败原因的诊断却不甚明了。当时权力概念已开始形成。权力概念给人们的提示是，这些革命都不可能“取得胜利”。原因并不在于任何具体形式的权力都不可能被取代或者推翻，而在于人们不再把权力当做具体的东西来看待了。人们不仅把权力理解为无处不在的的东西，同时还认为它一定是一种永久存在的东西。米歇尔认为，“家长制”一词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确定了妇女的受压迫地位，还为人们理解权力指出了一条新路，可以超越任何具体的历史或者文化形式。她借用了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对于权力的定义，表明她十分强调权力的重要性：“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无论地域和历史的）权力关系模式。”（米歇尔，1971:65）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人们对文化政治发展方向上的不安被当时层出不穷的批评理论所掩盖——我将在第十一章讨论其中的一些批评理论。在这些批评理论当中，许多理论都对历史缺乏敏感性。米歇尔在描述20世纪60、70年代的社会运动全球化时，在括号里提出了一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注意：“这是不是帝国主义的一种表现？”强调“毫无差别全面覆盖”并不是凭空提出来的一种理论观点，而是对复杂烦扰的各种新观点的一种反应。当时在其他领域也出现了许多左派政治的思想倾向。米歇尔在《妇女的境遇》一书中指出，当时社会运动的政治语言风格主要来自冷战的主流言辞：

许多激进的抗议，都是要求实现我们天生应该享有的权力……如果社会说我们有多么幸运，发展得多么好，等等，那就让我们看看实例吧……自由、平等和个人权力当然是“自由企业”经济的根本思想。（米歇尔，1971:176-177）

最近P. G.耐特（P. G. Knight）在研究美国妇女运动第二次浪潮的早期作品主题时，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耐特以贝蒂·傅瑞丹（Betty Friedan）在《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一书中的“洗脑”一词为例。“洗脑”这个概念出现在美国的公共谈论中，可以非常准确地追溯到冷战时期——当时的政府竭力解释为什么在朝鲜的美国军队好像受到了敌人宣传蛊惑的影响。“人们给美国妇女洗脑使她们专心持家，为了使这种阴谋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傅瑞丹使用了冷战政治的一个重要词汇。”（耐特，1997:42）

对于左派文化批评主张来说，对权力概念进行全面主义式的扩展，比起自由的概念或者阴谋的主题来，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这些词的使用在冷战期间有了非常明显的变化。超级大国之间的对立，结束了人们以多极态度思考国际政治的传统——这种传统是传统欧洲对现代性的反应，是“大国”之间对立与联合的统一。虽然在一个两极体系中仍然存在着两极，但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多极体系，内中的各极不是相互补充，也不是相互“对立”。超级大国之间的对立，永远都是在提示权力具有多么强大的连贯性——至少是一种潜势，应当被理解为一种唯一的全球现象。在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之后，军事和民用空间的区别被打破，为权力概念的全面主义式扩展并延伸到“公共”领域准备了充分条件。站在长远的角度批评或者嘲笑米歇尔提出的“一下子推翻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似乎并不难，但是如果你身在其中，整个社会面临核灭绝的危险，那么这种世界末日的预言就显得言之凿凿，因为所有的观点都有真凭实据。

但是人们反对简单地全盘否定“70年代政治”，其中最有力的驳斥论据是：有关这个时期文化政治方面最为重要的学术观念转变尚未得到全面的研究或者校正。的确，“全面主义”最初的说法，尤其是它关于世界预言或者世界革命的言论，遭到了人们广泛的反对。但是在文化研究领域，人们对于权力概念的使用与米歇尔的“全面主义”大同小异。即便是对20世纪70年代的革命政治提出最激烈的批评意见的人，也都认为权力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从全球延伸到具体，不管其“形式”或者“形态”如何，总体来说性质上是一致的。我将在第十一章指出，运用福柯的观点对“全面主义”展开批评的人，是最为系统的批评流派之一。但是对于在20世纪60、70年代的社会运动中初见端倪的权力概念，这种批评意见实际上强化了它与普遍主义的关系。虽然有人坚持认为权力之“外”再无他物，而这种观点又常常被认为是与“革命说”彻底决裂的观点，但是它实质上不过是后者中心学术观点在形式上和逻辑上的一种延伸。

【注释】

[1]take issue有双重含义：一是“成为大家关心、热议的话题”，二是“持不同意见”。——译者注

[2]〕 事实上宾内特比这走得更远。他利用了福柯的观点，将一般化的权力概念与一种不起眼的“修辞”手段联系起来。可以这么说，这种联系很像是墨美姬使用的女权主义“暗式批评”。但是我们也可以将“代表”的政治观点与权力概念之间的关系理解得更狭隘一些，不进行这样的扩展。我将在第十一章讨论宾内特的总体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