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冲突：伯明翰权力文化研究

6　社会学上的冲突——伯明翰的“权力”

20世纪70年代的文化研究可以描述为“断裂”的年代。人们的讨论主题主要集中在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coupure epistémologique）的概念上——这是一种从“意识形态”到“科学”的突然转变——但是现代对于这个领域的描述充斥着“中断”、“背离”和“割裂”等等词汇。对于这个领域的描述主要有两种：从理论上来说，探讨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和欧洲理论观点可能带来的影响；从政治上来说，探讨20世纪60年代的剧变以及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和“新社会运动”可能带来的影响。对于那些参与这些运动的人来说，毫无疑问发生了某些根本性的变化。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20世纪70年代同时还是文化研究开始成型的年代。在这一年代，斯图亚特·霍尔和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完成了他们最有影响的研究。在这一年代，由于一系列新方案及各新方案之间的相互促进，从伦敦、加的夫到悉尼、伊利诺伊，人们开始更多地将文化作为一种地方现象来进行研究。也正是在这一年代，人们定义了一种类似于“课程”的东西——这是一系列的公共参考书籍，为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本科教学和出版业奠定了基础。

将断裂这个主题与当代文化研究的性质结合起来看，我的观点似乎面临一个很大的障碍。倒不是说我在前面两个章节中有关英国早期文化研究的陈述是错误的，而应该说我的陈述根本就与这个主题不相关。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是一个历史性的“停顿”（在此我又使用了当时的字眼），那么之前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认为与现代意义上的文化研究没有什么关联。我们应当承认，霍加特和威廉斯的确反对一般化的权力概念，但是关于此举的意义我们不能盲目扩大。从中产生的知识结构显然已被后来者取代了。我们可以下这样的结论：当下的文化研究是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产生的。

其实在此之前早就有人提出了成熟想法。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人们就开始探求文化研究这个领域何以超越其早期的成果。举个例子来说，霍尔对于威廉斯的解读就是遵从阿尔都塞对于马克思的解读方式。《漫长的革命》与E. 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并被称为“断裂”著作。从这一角度来说，《文化与社会》中的早期观点之所以重要，仅仅在于它为英国的文学传统“写出了墓志铭”（霍尔，1996a: 32）。威廉斯著作中的“断裂”性质，尤其体现在他对一般化权力概念的间接暗示上。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一篇文章中，霍尔引用了威廉斯的一句话，用以表明“他早期观点的重大改变”：“在任何一个具体时期，都存在着一个惯例、意义和价值的中心体系，我们可以恰当地称之为统治体系或者有效体系，人们组织这个体系并依照这个体系而生活。”（霍尔，1977a:332）霍尔认为，这个观点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得到了很好的发展。科勒律治、罗斯金和阿诺德去世后，阿尔都塞和葛兰西取代了他们的位置。

过去与现在的划分，在政治上更为明显。1976年，威廉斯、E. P.汤普森和一个年轻的叫做斯图亚特·霍尔的人在他们的《五月宣言》（Mayday Manifesto）中宣布了自己的设想，特里·伊格尔顿对此嗤之以鼻，说出了这样的著名言论：

社会主义组织在本质上是自由主义的观念—“—结合”、“合作”、“解释”、“交流”、“扩展”——它在第一代新左派的所有宣传文册中都有含蓄的暗示，这种设想在政治上从一开始就是毫无结果的。在文学理论与真正的政治之间，只有传媒能够提供一个临时的相交点。1968年5月，即《五月宣言》以书的形式向外发布的那一天，代表着一个政治瞬间，其意义远大于好心地向世人提供这本册子；与其政治意义相比，这本书的发行本身不免被人遗忘。（伊格尔顿，1976:18）

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政治倾向上的改变被霍加特以一种幽默的方式记载在他的一篇回忆录中——在他动身前去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副理事之后，收到了一个会议的备忘录：“其中一个备忘录有这样一句：‘您一定要认识到我们现在是一个红细胞了，再也不能跟霍加特、马修·阿诺德的自由主义传统有什么瓜葛了。’太有意思了。从某种程度来说，这个学生的所作所为指明了我动身之前事情的发展方向。”（吉布森和哈特利，1998:18-19）

随着文化研究的日益国际化，这个领域离早期的英国文化研究越来越远。我在第八章会指出，英国之外的文化研究，常常与前大英帝国内部的反殖民主义有关。尤其在澳大利亚，人们渴望找到一种替代传统的英式优越感与惯性的东西，一直长期保留着激进民族主义的传统（Milner，1997；吉布森，2001）。在这种条件下，20世纪70年代的新式理论观点和政治上的种种契机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成为人们最终走出殖民主义阴影的一个大好时机。与英国文化研究领域的交流也主要是与“后霍加特时代”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及其他地方的理论中心的交流。人们公认这些地方是反“英式”的。

英国文化研究的国际化所带来的影响，可以从斯图亚特·霍尔的学术身份的转变表现出来。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斯图亚特毫无疑问是英国新左派的领军人物。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他越来越被认为是一个“传媒知识分子”，尤其是他对“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之间全球化关系结构的论述，更是为人津津乐道（比如陈光兴，1996b的论述）。起先对于文化研究的再定义只是一种暗示，但是乔恩·斯特拉顿（Jon Stratton）和洪美恩（Ien Ang）呼吁人们在陈述文化研究的历史时不要再特别提到英国，才使这种再定义得以明朗化。斯特拉顿和洪美恩认为，这个领域中的任何一个元素，无论其地理位置如何，都是“得到认证的边缘地区，尽管条件不同，人们对于边缘地区的认定也大有不同”（斯特拉顿和洪美恩，1996:377-378）。斯特拉顿和洪美恩在评述霍加特和威廉斯的时候，认为他们的作品有失于以英国作为评判准则。霍尔最近关于种族政治的书则得到了他们的称赞，因为该书将文化研究从这样的局限中解脱出来。

在下面的两章，我将会提出这样的观点：英国的文化研究，其第“一”代和第“二”代之间的连续性，比上面所有人想象的都要强烈。我尤其要指出的是，早期霍加特和威廉斯对于一般化权力概念的怀疑情绪，在20世纪70年代斯图亚特·霍尔领导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时期，仍然是相当活跃的。而那个时期的文化研究常常被人称为文化研究的“最高阶段”。

我曾在前面章节中将这种怀疑主义情绪归因于英国的政治环境，也有人间接地提出相同的看法：霍尔和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工作从未完全逃脱“英国风格”的模式。由此引发了一些艰难的问题，如我们现在应该怎么看待文化研究这个国际化的领域？我把这些问题留到第十二章。我并不是说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观点一定与当下文化研究领域的所有观点都不一致。我只是说在文化研究的发展过程中，这一具有相当影响、广为人知的研究中心，在权力这个问题上受到英式怀疑思想的影响，同样也受到反英式思想的影响。这样就将相关问题的举证责任颠倒过来了。我们并不认为关于权力的经验主义观点是一定时限之内的东西，只有古文物研究人员才会感兴趣；我们要做的是询问这种观点在什么地方没有受到它的影响。英国的文化研究，如果在霍加特和威廉斯的早期时代与后来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后来时代之间没有绝对的断裂，又何来的割裂或者背离？没有了割裂或者背离，我们又何以在有关权力的经验主义与该领域当代的观点之间划上一条分界线？

冒险做坏事

对于20世纪70年代的解读，肯定会有人觉得太过分。毫无疑问，当时那些与文化研究的重大进展有关的人，都相信支持政治对立以及一般化的权力观点标志着与过去的重大决裂。我们必须尊重这一看法，而且这一看法也有其自身的理由。我们不能忘记20世纪70年代是一个动乱的年代，一些历史悠久的信念常常受到痛击。在这种条件下，提出与文化研究相关的新观点需要相当大的决心甚至是勇气，这一点我们绝不能忽视。

为了慎下结论，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点，政治对立的观点及一般化权力观点的重要性，不能脱离其产生的具体条件。我曾经引用墨美姬在20世纪70年代的话：在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马克思主义具有一种“本地颠覆潜能”，但是这种潜能对于大多数欧洲知识分子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墨美姬，1988:52）。这句话的意思是，澳大利亚的马克思主义，与深深扎根于欧洲政治文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两种不同的现象。心理分析和符号学也有类似的观点，认为它们就好像是英语辩论中相互对立的两方。墨美姬说：“马克思与弗洛伊德与其说具有伟大思想家的地位，倒不如说给人们带来了冒险做坏事的快感。”（1988:52）即便在表述这个“外来”进口理论的时候，人们还是对它进行了很大的改造。

政治方面也是如此。霍加特在评论20世纪60、70年代的学生运动时这样说道：“人们会觉得借用的政治模型来自大西洋中部或者英吉利海峡中部的某个地方，与英国历史没有关系。”（1982:54）在对科林·克劳奇（Colin Crouch）有关学生运动的评论表示赞同之后，他又指出：“从更深层次上来说，英国的学生运动即使在最激烈的时候，本质上也是英国式的东西，因为除去几个特殊性，它依然显示出一种别处少见的绅士风格。”（1982:54）换句话说，必须正确对待与“断裂”或者“背离”有关的说法。从局部环境来说，采纳新的政治模型，与采纳新的理论观点一样，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新东西会完全取代过去的东西。

第二点是，围绕新理论和政治形式进行的斗争，绝不是简单的“过去”与“现在”的斗争。从某些方面来说，人们所护卫的“盎格鲁”道德，既不同于它所维护的传统，也不同于它所反对的东西。在20世纪60年代，佩里·安德森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英国的学术生活在20世纪前半叶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这种转变经历了一系列的学术引进过程，尤其是通过“流亡知识分子”这个媒介，如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刘易斯·纳米尔（Lewis Namier）、卡尔·波普尔、以赛亚·伯林、恩斯特·贡布里希（Ernest Gombrich）、汉斯·于尔根·艾森克（Hans Jürgen Eysenck）、梅兰妮·克莱茵（Melanie Klein）。安德森对此很是不屑：

英国的经验主义和保守主义总体来说是一件本能的即时事件。它甚至在抵制理论的时候回避理论。它是一种风格，而不是一种方式。移居国外的人对于这种文化特质的影响是自相矛盾的。实际上，这些移民第一次系统化地拒绝了系统。他们把过去潦潦草草的经验主义系统化，进而加以固化和狭隘化，最终把经验主义弄得更加脆弱了。（安德森，1968:19）

虽然新旧文化研究的界限常常含混不清，20世纪70年代的理论创新与其说是反对“过去潦潦草草的经验主义”，不如说是在系统化过程中反对“固化和限制”的做法——人们尤其主张在知识的“客观”基础上进行研究——因此新文化研究发展成一个复杂的多元文化混合体，可以描述成“英国式”的东西，也可以描述成“维也纳式”、“波兰式”或者“俄罗斯式”的东西。

因此在文化研究过程中划分出“欧洲”理论观点和“英国”经验主义观点是错误的。更准确地说，这两种观点理论都是针对某一历史局面所做出的多种反应之一，既扎根于英国的学术土壤，又受到了外来学术的影响。我在下面要论述的是：要理解英国文化研究走向一般化权力概念的原因，就必须认识到这一点，这是尤其重要的。至少在霍尔这一方面，他热衷于这样一个概念的研究，并不是因为对“传统”英国学术文化的批评，而是因为对另外一种进口的抵制——当时人们大力肯定与美国的政治学、社会学和大众传媒理论有关的权力理论。

我在此提出的对于历史的解读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一直都有人对“断裂”这个主题提出异议。最有趣也最有韧性的是科林·斯帕克斯（Colin Sparks）。 20世纪70年代中期，斯帕克斯在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度过了两年，但是他在更加潜心地研究马克思主义之后，总觉得自己与中心的主题工作相去甚远。1974年，他的一篇文章首次出现在中心的《文化研究论文集》中。他在文中指出，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可能过于表面化了。斯帕克斯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工人阶级政治组织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关系，尤其是在欧洲（比如德国）。而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从未得到文化研究界的重视：

真正发生的事，是几个能力各不相同的思想家被抽离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在脱离历史条件的情况下因为自己对其他事情的关注而开膛扒肚。人们以惊人的傲慢抛弃了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共同经历，并且加上了这样的标签：“残渣余孽”……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革命性的思想，从过去到现在，人们从未尝试着与它达成妥协，从未尝试着将它与它所产生的历史条件结合起来，从未尝试着理解或者同情这种革命行为的系统表达，也从未认识到这种革命行为的历史动力。（斯帕克斯，1974:17）

从这一点来说，英国早期的文化研究领域根本就没有真正离开过马克思主义；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方法论合情合理，却被霍加特认为是“顽固守旧、问题成堆”的东西（1974:16）。斯帕克斯说：“并不是什么都没变，措辞和方法上就发生了改变。虽然某些人企图推翻霍加特的思想，却因为陷入［早期］文化研究观念的泥沼而不能自拔。”（1974:13-14）

“与”逻辑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之间的关系，斯帕克斯的观点一直保持了二十多年没有改变。他最近在重新审视这个观点时，因为越发认识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渐行渐远，所以对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许多看法进行了重新叙述。从这个更加长远的角度，他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关系从来就不是什么重要关系：

斯图亚特·霍尔等人的流行观点是，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偶然的临时的关系，甚至比当初马克思主义主要推动者想象得更具偶然性和临时性。文化研究最初形成，从某些方面来说是对当时马克思主义主流观点的抵制。后来出现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通过吸收某种具体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才得以成型。从一开始，文化研究都被内部的学术问题所包围，而这些学术问题产生的部分原因，是文化研究与其所借用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之间根本就无从比较。这种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有效生命是十分短暂的：肯定不到十年，或许只有五年。（斯帕克斯，1996:97-98）

由此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意义的确开始削弱了。如果将文化研究开始的日期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算，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对这个领域产生直接影响的时间最多不超过整个时期的五分之一。

斯帕克斯的观点可能被看做是一种特异的观点受到驳斥，因为它过分强调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谅解。但是他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了像霍尔这种大人物的支持。1990年，霍尔在伊利诺伊州的一次讲话中，面对一群国际听众第一次相当详尽地诠释了自己的观点：

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没有在理论上达到契合……英国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交锋，首先要看做是与一个问题的交锋……英国的文化研究，通过对简化主义和经济主义的评论，通过反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模式得以开始和发展……无论是精微的马克思主义还是粗俗的马克思主义，都是通过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个模式探讨了社会、经济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存在于与错误意识做斗争的整个过程中，而这个过程又是必要的，长期的，无止境的。（霍尔，1992:279）

霍尔惟恐这还没有解释清楚，又进一步强调他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和文化研究之间接合顺畅，两者之间有一种直接的亲合力，在目的论或者黑格尔综合论上达成了一致，或者认为文化研究有一个特定的开始时间，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不可能是这样的。”（1992:280）

此时可能会有人对我的看法提出另一种反对意见，认为怀疑马克思主义的意义，本身并不意味着怀疑一般化的权力概念。当然，这两点之间是不能简单地划等号的：女性文化研究，黑人文化研究，同性恋文化研究，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以及以福柯著作为基础的各种观点——所有这一切，都以多种方式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同时又在最为广泛的意义上使用了权力这个概念。在第八章我会指出，随着后来文化研究的发展，人们实际上越来越喜欢使用一般化的权力概念了。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重要性并未因此而削弱，因为它意味着文化研究在理论、政治方向上达成了一致。如果照霍尔所说的那样，文化研究真的在某一个“创建”时刻变成了“马克思主义”，那么我们就可以假设一般化的权力概念已经牢牢建立起来了，并且其他事情都在这个起点上发展起来。但是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时刻，那么权力概念的状况就显得不那么确定了。

用约翰·哈特利的话来说，根据“与”逻辑，文化研究领域引进了许多“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哈特利，1999:20）。这个逻辑是这样的：一开始，当文化研究领域以阶级为轴心的时候，它关心的是权力。但是后来人们意识到这种方法是有局限性的，因为它忽视了其他轴心的权力关系。因此我们有必要关注其他的社会差别以便对阶级分析进行补充——首先是性别差别，然后是种族，再然后是一连串的其他因素。在这种条件下，“根据阶级问题、性别问题、种族问题、性取向问题、国籍问题、语言群问题、年龄问题、身材问题、伤残问题，等等”，文化研究就“变成了一种对……（在此插入分析对象，如电影、电视系列剧以及文化形式等）的分析”（1999:20）。凡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观点，又进一步确认了一种假设，即先前的文化研究领域一直潜心研究文化领域内权力的实施。正是马克思主义结束了这根链条。即便在马克思主义因为过度强调阶级而遭到抵制的时候，其历史重要性反而会因此显现出来。

于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重要性大大超出了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本身的评价。更确切地说，问题在于一般化的权力概念是否真是一个基本性的东西。如果不是，那么这个基本性的东西就有可能是女权运动、“种族”问题以及所有其他的“后马克思主义”问题。一旦失去了“原本”马克思主义文化这个想象出来的支柱，那么一系列的相关论证也就失去了理由。重要的一点是，文化研究再也不能简单地定义为“有关”权力的东西了。更恰当的是应当把它看做一个或多或少与权力概念相关的领域。

文化研究的社会眼

与上面这些问题关系密切的人无疑是霍尔。霍尔一直强调学术合作的重要性，而且他的许多著作都是与人合作完成。他的研究对于20世纪70年代伯明翰中心的研究发展开辟了一个很大的学术空间，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观点，他所造成的影响超过他人，被公认为这方面的权威。如果有某一个时期文化研究的确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那么一定是霍尔掌管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期间。如果有人怀疑马克思主义对于文化研究到底有多大影响，那么我们就必须问一问，一个完全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是否真正存在过。

不难看出，霍尔在真正融入马克思主义之前就有了自己成熟的学术、政治观点。他的第一本重要著作，是与帕蒂·华耐尔（Paddy Whannel）合写的《大众艺术》（The Popular Arts）。这本书在分析大众文化时跟随霍加特和威廉斯亦步亦趋。霍尔和华耐尔自己是这样说的：“他们［霍加特和威廉斯］对于这场讨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们直接或者间接的受益是巨大的。”（霍尔与华耐尔，1964:15）而大众电影、电视、文学、音乐和舞蹈所采纳的观点则主要来自于英国的文学传统。在一个附录中，马修·阿诺德的《文化与无政府主义》（Culture and Anarchy）一书被认为将有关大众文化的争论“修正到正确的角度”（1964:435），而Q. D.李维斯的《小说与阅读大众》（Fiction and the ReadingPublic）则被认为“可能是［对大众文学的］最好介绍”（1964:448）。

《大众艺术》并没有系统化地使用权力这个概念，但是这本书的观点对于如何看待这个概念却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呼吁为认真研究大众文化留出空间时，霍尔与华耐尔提出的策略，与霍加特与威廉斯在争取认可工人阶级文化时提出的策略如出一辙。他们认为，并不是要站在大众一边对“高雅艺术”采取一种敌对的态度，而是将它们置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中，使它们不再那么对立：

比如流行音乐就有着自己的标准。艾拉·费茨杰拉德（Ella Fitzgerald）是一位非常优雅的专业演艺者，在其领域内几乎无人匹敌。如果拿她与玛丽亚·卡拉丝（Maria Callas）相比，显然是不合适的；她们的针对目标各不相同。 同样，我们也不能说科尔·波特（Cole Porter）的音乐比不上贝多芬的音乐……波特所创作的音乐取得了巨大成功，堪比贝多芬。（霍尔与华耐尔，1964:38）

很明显，这个观点针对的是普遍存在的价值等级观念。但是它同时还反对文化形式的结构等级观念。与霍加特和威廉斯一样，对于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甚至是以同情的态度，以一种“特别恩典”的姿态从远处审视大众文化，霍尔与华耐尔非常敏感。而周围环境对他们的这种敏感也很快有了反应。《大众艺术》非常实际地关注教育问题。霍尔与华耐尔研究的是迂腐拘礼的演讲方式问题和在工作中积累经验的问题，就像教师会关心学生乐意接受什么知识一样。全书一直在强调要考虑差别问题，而不是等级问题。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为什么霍尔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融洽了。他曾将自己早年的政治立场描述为“独立左派”：“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但是我们不是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者或反斯大林主义者，也不是拥护苏联的人。”（霍尔，1996d:492）随着1956年苏联入侵匈牙利以及随后而来的英国共产党危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戒心得到了证实。在1958年《大学与左派评论》（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中的一篇文章里，他提出资本主义的发展使马克思主义分析法变得过时了（霍尔，1958）。随着工人们开始融入到消费大军中去，过去的阶级已经没有意义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比喻也不能充分说明问题了，困为谁拥有生产方式也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了。现在需要的，是对分裂及散布形式的关注，而不是那种以某种事物为中心的结构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距离，一直持续到霍尔领导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时期。霍尔自己对这个中心的早期状况是这样叙述的：“在消除了对文化研究理论的抵制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大约有五、六年的时间……我们还是围绕着欧洲思想转圈子，就是为了不轻易向当时的时代精神——即马克思主义进行有条件的投降。”（霍尔，1992:280）

要说霍尔“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显然没有多大的意义。重要的是他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到中期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是一种什么样的性质，具有什么样的意义。这种转变有多么彻底？是在什么情况下完成的转变？在多大程度上这种转变促使他和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转向一般化的权力概念？在此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各种现成的“马克思主义”宣言，而是在此之前人们做出的各种探索。在上面的这些东西中，我们有可能发现霍尔的转折点，正是在这个转折点上他开始考虑在先前的观点中要保留什么，抛弃什么，以及这样做有什么风险。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收录到《文化研究论文集》中的《图片邮报的社会眼》（The Social Eye of Picture Post）一文。在文中他介绍了自己的“转变” 。^[1]这篇文章是向战时的图片杂志《图片邮报》致敬的，但是霍尔还利用这个机会疏远了他曾一直拥护的“社会民主”政治。在《图片邮报》的文章里，霍尔似乎是情不自禁地向一位老情人示爱：

《图片邮报》为那些以商业化模式生产出来的“新闻”照片捕捉新的社会现实：日常生活。《图片邮报》上的图片所带来的重大影响，在于它能够以一种犀利的眼光真实地记录社会……在这种真实记录的客观性背后，存在着一种激情，一种出现在现场的激情。他们尤其看重以大众完全能够理解的字眼真实记录现代人：那些传递他们的平凡性、多样性、个性、典型性的字眼，那些将他们描述得“非常有趣”的字眼。（霍尔，1972:83 ）(www.xing528.com)

霍尔在《大众艺术》一书中再次强调了《图片邮报》的意义。《图片邮报》能够以客观的方式，而不是以一种抽象的等级关系去表现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这种明确的定位，将‘小人物’以照片的方式提到与‘大人物’（如首相们）相平等的地位，并且真实地记录了他们的所作所为。”（1972:83）《图片邮报》所强调的是统一体上的社会多样性；以“抽样”方式记录日常生活，而不是为“公众”树立榜样（1972:82）。

《图片邮报》的成就被霍尔认为完全是“英国风格”的成就。约翰·哈特利曾对这种说法提出异议，指出这份杂志其实最初是一位匈牙利犹太人斯蒂芬·罗兰（Stefan Lorant）创建的，而且该杂志刊登的主要是德裔摄影家的作品（哈特利，1999:116-117）。其实霍尔使用的“英国风格”一词，并不像哈特利那样严谨。《图片邮报》的人来自哪个国家，霍尔内心很清楚。他的“英国风格”一词意义更加抽象，描述的是某个领域的政治潜力。

在这篇文章的后半部分，作者讨论了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提出的战时“英国革命”的期望，使这种抽象意义上的“英国风格”得以扩展。虽然这场革命得到战争的催生，却是一场非暴力革命，社会矛盾并没有全面激化，而是通过不加理睬使其逐步消除。奥威尔是这样说的：

它不合风俗，甚至不合情理。这场革命将废除英国的上议院，但很有可能保留王室。各种时代错误、各种枝节问题都会被它遗留下来，如佩戴可笑的马鬃假发的法官、英国士兵帽子上的狮子和独角兽等等。它不会建立明确的阶级专政。 它会团结在古老的工党周围，追随其后的民众都是参加工会的工人，但是大多数中产阶级人士及资产阶级的许多年轻后代将被吸引到这场革命中来。革命中的领导者大多来自阶级身份尚不明确的技术工人、技术专家、飞行人员、科学家、建筑师和记者，这些人在无线电和钢筋混凝土年代如鱼得水。但是革命不会脱离妥协的传统和对高于国家的法律的信仰。（霍尔引自奥威尔，1972:106）

对于奥威尔的设想，霍尔大加赞赏。他认为“奥威尔的前瞻能力是否高于别人的评价，或者是否高于他自己的评估”，“都很值得我们思考”（霍尔，1972:106）

《图片邮报》的“英国风格”，并不在于它的出身或者精髓，而在于奥威尔所描述的“情感结构”。威廉斯的概念在这个环境中显得如鱼得水，恰如其分。霍尔指出，这本杂志与其他社会文献一样，在结构和情感之间寻找一种一致性：“文献的风格虽然从一个方面来说是一种写作形式、摄影形式、电影形式、记录形式，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又是一种自然产生的社会意识形式。”（1972:100）《图片邮报》沿袭了约翰·格里尔逊（John Grierson，此人不管怎么说是一位苏格兰人）的纪录片传统，又借用了欧洲大陆的许多技巧。但是在英国，这些技巧已经被“本土化”了，用格里尔逊的话说，是“一次艺术上的冒险，而这次冒险取得了公共服务业的尊敬”（霍尔，1972:97 ）。霍尔认为，这种趋势尽管有不足之处，但是也有其明显的长处。最为重要的是，它“开辟了艺术的‘自由运动’与报道的纪实性之间的艰难空间，使两者得以融合”（1972:100）。这个分析本身已经相当惊人了，但是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它所提出的“二者得以融合的艰难空间”，这个“艰难空间”曾被文化研究界视为禁区。

有偏见的、装腔作势的、陷入圈套的、经过美化的还是受到保护的

尽管如此，霍尔对《图片邮报》的评判从根本上来说还有很大的保留。在他刚开始评论的时候，《图片邮报》的冲击力仍方兴未艾。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由于受到新式“彩色增刊”的冲击，该杂志的发行量逐步萎缩，最终于1957年关门大吉。彩色增刊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传媒模式：

虽然……摄影艺术在技术上达到了完美的境界，但是艺术的根基，即对于报告、报道或者纪录的狂热，却并不是社会审美观的基础。彩色增刊的人对于真实纪录或者如实报道一点也不感兴趣：所有的事情都被曲解、作态、预先编排、粉饰或者遮掩。在这些光彩动人的页面上，所有的男女，必须是富有、漂亮、时髦的人，或者是未开化的人，或者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只有那些极度怪诞或者极度贫穷的人，才是相机追逐的对象。（霍尔，1972:84）

霍尔在讨论《图片邮报》让位于彩色增刊的时候，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文风，这种文风在以彩色增刊为代表的传媒上也能够发现与社会的某种关联。这种文风，要求他将英国社会纪录文献“强烈的客观性”放在一边，进而支持欧洲哲学与美学的学术观点。

对于霍尔来说，首先要从历史的角度考虑欧洲的学术观点。他在阐明其形成背景的同时，将欧洲人关于视觉图像的观点与照相技术上的革命联系起来，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发生在德国的长足进步。他搬出来的主要依据是沃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本杰明认为，发生在机器大生产这种新的生产方式上的革新，使人的行为和价值观都发生了改变，传统变得支离破碎，而从传统意义上来说，艺术失去了它的‘灵韵’。”（霍尔，1972:100）这个说法预示了历史紧要关头发生重大思想事件的地点将发生变化。此后不久，霍尔通过引用本杰明的话，再次强调了这个观点：“在世界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机器大生产将艺术作品从它所依附的繁文缛节中解放出来……它如今不再依附繁文缛节了，它所依附的是另外一个东西——政治。”（本杰明，引自霍尔，1972:100）当然霍尔感兴趣的不是普通的政治，更确切地说，他感兴趣的是革命政治（是“法国”的革命政治而不是“英国”的革命政治）。由于对“传统”和“变革”的对峙产生了巨大热情，他在措辞上产生了新的变化。

在确定了方向之后，霍尔便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了。他最为著名的一步是将“结构”与“情感”之间的一致性彻底打碎。在评论《图片邮报》的时候，霍尔使用了“情感结构”的字眼，其所指与威廉斯的所指完全相同。但是在其他地方，这个字眼的意义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有时指抽象的“结构”有时指抽象的“情感”——在这个层面上容许将二者分开或者在形式上采取相对立的形式。将“情感结构”简化为“情感”，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他对《镜报》政治的诠释：“由于一连串的好运，该报发现自己能够听到普通老百姓的真心话，感受到老百姓的真实思想，而后又皈依于这种强大而又变幻不停的‘情感结构’。”（霍尔，1972:95）此时的“情感结构”指的是老百姓的真心话和老百姓的真实思想（指的是情感），在指与传媒和新闻写作形式的外在关系时又发生了变化（指的是结构）。霍尔接着又进一步暗示：这种关系不仅仅是外在关系，它总是带有某种程度的矛盾性；“人们表达出来的真实倾向、心境和态度”，通过传媒受到了“限制”、“更改”和“改变”（霍尔，1972:95-96）。大众的声音受到一成不变的条条框框的颠覆和控制。

当情感结构简化为“结构”的时候，“情感结构”就充满了硬梆梆的结构主义概念，这些概念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英语语言文化界开始大行其道——比如“逻辑”或者“代码”的概念（虽然阿尔都塞的“问题”概念还没有出现）。霍尔用一个“社会眼”的概念将这些概念集中起来。“社会眼”这个概念，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对欧洲的克里斯蒂安·麦茨（Christian Mets ）、约翰·伯格（John Berger）和彼得·沃伦（Peter Wollen）在其著作中提出的关于视觉图像理论的一种回应。霍尔后来在一篇关于意识形态的文章中指出，这些理论都是受到康德哲学和后康德哲学的巨大影响才得以形成——它们是完全不同于英国经验主义理论的学术传统（霍尔，1977b:11ff）。在这个传统之内，思想观念形式与真实所想、所理解的是不同的东西。正是这种抽象性为规范的“批评”创造了可能性。通过能够看到什么，不能看到什么，可以对思想结构进行种类的系统划分。事实上，这种理论上的研究具有优先地位，因为种类和结构被认为是经验的“可能性前提”。

从某一方面来说，霍尔用这种批评理论反思他即将抛弃的社会纪录传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图片邮报》的“坦率”，即简单地利用公众能够理解的图片方式记录社会，逐渐被人理解为一种可靠性。这份杂志捕捉了日常生活的真实面貌，并且直接传递给它的读者，霍尔对此十分赞赏，但是他对其摄影技术的评论是“尚未得到革命性的改进”（霍尔，1972:83）。霍尔认为，《图片邮报》的悲剧在于忽略了约翰·哈特菲尔德（John Heartfield）的才华。后者是柏林达达主义创始人之一，于战前移居英国。哈特菲尔德在图片剪辑上进行的实验目的十分明确：“摧毁支撑资产阶级艺术表现观念的‘逻辑’。”（霍尔，1972:109）霍尔认为，使用这种剪辑手法，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这本杂志提高人们的革命政治觉悟。

社会学上的冲突

由此可以看出，霍尔自己的转变至此已经完成，可以说《大众艺术》以及先前的著作仅仅是一些不成熟的东西，对于后来文化研究的发展并没有多大的关系。对于霍尔自己来说事实可能是这样，但如果再深入研究一下他的转变，就会发现事情要复杂得多。

霍尔将注意力转移到结构性对抗，这决定了他的整个思路，对此我们无疑有明确的证据。在他评论《图片邮报》的时候，越往后越将社会矛盾描述为一种基本事实。他认为，乔治·奥威尔的“英国革命”考虑欠周，注定要失败：

战争的确将在某种程度上推动社会民主，但是这个过程的政治意义从未被人有意识地用作一种策略。它在结构变化方面的重大意义，也从未有人完全理解……英国阶级社会的稳固基础从未真正动摇过。“战争努力”的主题和含义将所有的阶级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团结到一起，有助于消除必要的阶级分裂和分化。（霍尔，1972: 108）

脱开它的背景，这样的文字确实让人感到一种有条不紊的“转变”。但是如果这样理解这段文字，便是忽略了霍尔的理论观点与一种较为温和的评判方式之间的冲突，而这种评判方式自古就有了。他的文章认为《图片邮报》的消亡与其说是因为犯了一个重大错误，还不如说是因为无法适应战后新的政治分裂以及更加无情的商业竞争。文章实际上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方面受到冷战的挤压，另一方面又受到商业化新闻界的贪婪、市侩特性的影响，《图片邮报》最终放弃了争斗……于是社会民主化的时代也就结束了。”（1972:116）

这第二种看法可以让我们以另外一种方式解读霍尔。他思想上的完全转变，从某一方面来说，可以看做是在连续的“英国”学术同一性内部的一种演变。也就是说，他关于社会矛盾和对抗的观点，与我在第五章中的解释颇有几分相像。在第五章中，我解释了威廉斯对于“统治”与“被统治”的认识：与其说是对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的认识，还不如说是对于一种特定历史经验的认识。因此像“坚实基础”、“必要差别”、“结构变化”之类的词语，与其说是一种普通社会理论或者政治规划的组成部分，还不如说是一种顺应时代的修辞。克里斯·罗耶克（Chris Rojec）曾经发表了一个类似的观点，引起了广泛争议，但是我并不支持这样的观点。有时候有太多的证据表明，霍尔相信权力概念，自有他的逻辑基础。他在这一点上与威廉斯有很大的不同。而我认为，不过是霍尔的早期思想结构对他后来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这种影响有着明显的证据：他在近期的文化研究中，非常迫切地使用了权力概念。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我在第一章开头部分对他的引用。另一个例子是在会见陈光兴（Kuan-Hsing Chen）的时候，就福柯与美国文化研究界在权力概念上的差别所做的一些评论：

福柯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政治活动家。但是你在阅读福柯访谈录的时候，你马上意识到他的著作带有抵抗运动、性别政治、“1968”布拉格之春、对西方的评论、国家权力本质以及古拉格的影子；它的著作具有政治含义。在始终与权力脱不了关系的美国学术界，对于福柯的研究可谓开展得风生水起，异常活跃：权力与对话、权力与知识、权力与其他的概念常现于纸端，但是在具体机构中却难以发现权力的真实踪影，比如在《规训与惩罚》或者正如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的知识管理部门。（霍尔，1996c:397）

对此我们还有一种解读方法，可以证明霍尔自己的权力概念是以存在论为基础的——就是他所暗示的权力的“真实踪影”。另外一种解读看起来也同样可信：权力概念只是在历史的角度上有意义——从福柯来说，权力只是在性别政治、“ 1968”布拉格之春、对西方的评论、国家权力本质，以及古拉格这些历史事件上有意义。霍尔所说的“政治含义”，与他对霍加特、威廉斯以及早期英国新左派的描述没有多大差别（比如可参见霍尔，1966a:33）。判断是否应用了权力概念，不是看有没有提到它，而是看是否直接指出了各种权力概念之间的关系（不管这些概念是什么），以及萃取这些概念的环境。

关于霍尔对马克思主义概念和观点的采纳，我们还有更加充分的证据。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他讨论权力概念的时候，使用的是文化研究领域之外业已形成的概念。这一点我们必须加以强调。近些年来，人们在定义文化研究的时候，权力这个概念被放到了中心地位，有时候它几乎成了文化研究领域的唯一特征——成了文化研究领域有别于其他社会或文化领域的物种特征。但是这样的观点缺乏依据。早在文化研究领域开始研究权力之前，围绕权力开展的辩论就形成了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在社会学上也有一段很长的历史。政治学上的“右翼”，有一套完整的“复数形式”的权力概念，美国的大众传媒理论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代表。政治学上的“左翼”，则从现存的马克思主义各种思想分支中提取了权力概念——从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社会”批评理论到共产党“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霍尔以及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一直同这些“左翼”思想保持距离。

统治的观点

霍尔对文化研究地位的讨论，只能从这些参照点上加以理解。当时他竭力将文化研究领域引向对权力的研究，但是当时的文化研究领域不仅被两极分化的冷战占据了阵地，还受到了冷战的强烈抵制。1982年，在他的文章《“意识形态”的再发现：传媒研究中被压制者的回归》（The Rediscovery of “Ideology” :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in Media Studies）中，他对此进行了一次回顾，阐明了文化研究领域的最终选择。在文章的一开始，他说既然社会学上的讨论是有必要的，或者说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主要会有以下两种学派：一种是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欧洲”观点，“历史上、哲学上都有很大影响，理论性很强，提出了一整套内容丰富但是高度概括化的假说”，以及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美国”观点，具有“经验主义、行为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特性（霍尔，1982:58 ）。霍尔认为，以上两种观点都不能令人满意。他的打算是提出第三个观点，以避免出现以上两种观点中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主要理论和实证主义社会学理论，使人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但是霍尔更想绕开后者。并不是因为它像历史上常说的那样没有权力概念，而是因为权力概念的性质问题。霍尔对此相当清楚：

［斯蒂芬·］卢克斯（Steven Lukes）指出，多元权力论确实有一个建立在“影响”基础上的权力概念。A影响了B，使B做出决策X。这当然是权力的一种形式。 因为在任何决策场合，会有各种各样的A，依此做出的各种决策不能与某个单一的统治形式相符合，也不能单单符合某个利益，因此权力是“多元化”的。通过这个演示，多元权力论企图证明多元化的权力是持续存在的。分散权力加上决策的随机性，可以使多元化社会相对来说不受明显的权力中心的控制。（霍尔，1982:64）

霍尔反对这种观点，但并不是因为它绝对是“错误的”，而是因为它那种原子论式的权力概念。这种权力概念以个人心理为基础，将自己引入狭隘的唯科学主义：

它主要的关注点是个人；它通过A对B的直接影响阐述权力的概念；它非常关注……决策的过程。它理想的实验模式是前后对照型：它理想的影响模式是谋划型……一系列的预言和期望，加上严酷无情的行为主义激情，便得出了一个轻率的理论大杂烩，这个理论大杂烩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纯科学”的东西。（霍尔，1982:59）

在这段文字中，霍尔对“权力中心”的偏爱并不能表明他早期对马克思主义的保留态度一扫而空，主要有其策略上的考虑。这一点在他的行动中再清楚不过了：他反对恩内思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一类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统治阶级”概念的弱化：“完全失去了统治阶级/统治观念的主张……就是冒着完全失去‘统治’概念的危险。如果要将多元化的权力观念提上正题，统治是至关重要的。”（1982:84）

如果说霍尔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弱于对多元化权力观念的批判，不过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可以让人更加自由、更加微妙地使用权力概念。与权力有关的观点被认为是“宏观”方面的东西，因此它们通过科学检验是比较困难的。即便如此，霍尔依然愿意仅仅通过重要的内部批评和改革就对这些观点加以接受。他自己是这样说的：“我们对统治的理解必须经过重大调整才能拯救权力概念。”（霍尔，1982:84-85）所有的这些改革包括弱化概念与能指之间的直接关系。从某一方面来说，霍尔在其整个学术生涯中一直保持着对马克思主义权力概念的谨慎态度。他之所以与马克思主义达成了和解，不过是因为后者的明确主张被大大弱化了。

霍尔在遇见阿尔都塞之后，提出经济“基础”只是“在最后时刻”才会起决定作用，此时他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才第一次变得不那么强硬了。他认为，可以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向文化研究的转移，也可以认为是文化研究向马克思主义的转移。阿尔都塞对于马克思主义权力分析的意义，在于指出生产方式与其他领域（尤其是意义与特性所在的领域）之间并没有直接关系。霍尔在1958年提出反对马克思主义主张的时候，说的也不过是这些话。同时，阿尔都塞还为霍尔创造了策略性吸纳“统治观点”的可能。这个观点之所以变得可以接受，是因为它的含义是有限的。文化研究领域所提出的“上层建筑”分析法，实际上是霍加特和威廉斯观点的继续，它可以不受影响地继续存在，因为阿尔都塞确信上层建筑是“相对独立的”。

但是意义更为重大的，是霍尔接受了葛兰西的霸权主义概念。阿尔都塞虽然后来承认了经济的决定作用，但是仍然保留着一些机械的观点，并且总是将自己归为“科学”。而葛兰西比阿尔都塞更进一步地削弱了经济决定论，认为权力可以以任何事物为“基础”。霍尔在他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企图纠正历史上的一些错误观念：

虽然葛兰西曾属于、现在也属于问题成堆的马克思主义，但是正因为他在文化研究领域全面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传统，他对于这个时期的文化研究才显得相当重要。葛兰西激进地“取代”马克思主义，至今没有得到人们的理解，而且因为我们正在步入后马克思主义，他可能永远都不会得到人们的认可。（霍尔，1992:281）

霍尔的后一点是对的。但是有件事情值得在此一提。人们很少认识到葛兰西观点的含义，即最为重要的政治进程是不能从权力的角度进行理解的。葛兰西认为，霸权主义系列思想的形成，是统治的先行条件。同样，形成霸权的过程也不能用统治来解释。最终形成政治联盟的关键时刻，必然有某种强大的对抗性力量在抗衡。若非如此，在统治和霸权之间、“强制”和“许可”之间就没有什么差别了（请比较凯瑞，1997b:277）。葛兰西暗地里给权力降了级，将它降到了二级概念，它的作用是描述其他进程的影响，而不是描述一个根本原则。

这似乎进一步证明，葛兰西对于英国的文化研究是相当重要的，但是人们没有清醒认识到他的重要性。如果我们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就会明白为什么人们从未猜测出葛兰西的“激进”含义。第一个原因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统治观点”在抗衡政治科学及社会学上的实证主义趋势时，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霍尔为了提出一个与“多元权力论”相对的观点，不得不在外表上采取类似的正面提及权力的做法。纯粹因为实用主义的原因，从“霸权”降低为“统治”，是一个必须做出的选择。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可能是20世纪70年代专业人员对于统治的信任或不信任更加敏感了。如果不肯定统治的现实，用威廉斯的话说，就会因为自然出现的“情感结构”而使自己沦为异类。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威廉斯本人也曾面临这个问题。我在第八章中，会进一步指出随着妇女运动的发展，这个问题会更加突出。霍尔决定在某个时候采取比威廉斯更加明朗的态度，明确支持20世纪60年代未70年代初迸发出来的这些新的政治形式。这就为公开质疑权力拉开了序幕。

但是有证据表明，霍尔一直是采取不那么强硬的态度，将权力概念进行了一些调和，防止人们过分肯定地使用这个概念。完全可以这么说：伯明翰文化研究相对于权力概念的意义，几乎与众人所认为的完全相反。伯明翰文化研究并没有坚持权力的“基本事实”，而是一直不肯接受别人提出的权力存在于现实中的观点。霍尔认为，多元权力论和马克思主义尽管有所不同，但本质上是十分相似的：它们都过于自负，认为权力概念以一种简单的方式与某种普遍或者绝对的现实相一致。对于这种自负，他的反对态度一直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有人发现霍尔偶尔在观点上是不一致的（McGuigan，1992；陈光兴，1996a）。他尤其让20世纪7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同志们感到失望，因为他似乎完全放弃了先前的信仰。但是如果因为这些事情对他进行批判，可能就忽略了他早期研究的重大意义：他为使用权力概念保留了一个空间（这个概念是与具体的历史经验相呼应的）；同时他又防止了这个概念向思想原教旨主义的倾斜。虽然现在环境发生了变化，但是在很多方面这个空间仍然是他在《图片邮报》里期望的那种空间，在此“艺术的自由运动”可以与“社会报导”的直接性结合起来。

【注释】

[1]我是受到约翰·哈特利的影响才开始研究这篇文章的意义的。哈特利的分析与我的分析有所不同，请参见他在《电视的用途》（The Uses of Television，1999 :112-126）一书中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