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权力：矛盾转变的过程

5　“矛盾的整个过程”——向权力的转变

如果我的论点被人们大致认可了，那么就会出现这样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为什么有关权力的经验主义观点在最近的文化研究领域会黯然失色。我们不能再用老一套的进展论，说后来的理论观点取代了早期的观点，因为早期的观点没有意识到权力的问题；而我们也不能说后来的理论观点因为认识到了矛盾问题就高于早期的观点。我们必须注意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会有权力集中化的趋势？为什么人们抽象地谈论权力问题？社会矛盾何以能够如此广泛地被认为是根本矛盾的标志？

要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能从它们的形成条件上入手。英国的情况要求我们更加认真地研究新左派的历史。当时的政府、教育和传媒机构纠结融合，被约翰·哈特利（John Hartley）称为“G-E-M”联合体，新左派对于这个联合体迅速扩张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尤其要认真研究。（哈特利，1999:5-7）。这种扩张最初的催化因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无数人脱离了原先预期的活动和场所，进而卷入更加理性、更加集权化的组织当中去。这种趋势在二战结束之后没有结束反而得到了强化。工业的调整、社会的不断繁荣，以及社会流动障碍的消除，都增加了打破现有阶级文化的可能。与此同时，随着企业和传媒为争夺大众市场和受众而移师海外，从前的跨人口区域交流限制也被突破。对这一趋势推波助澜的另一个因素是福利国家的发展，这要求政府机构更加深入“日常生活”。

威廉斯在评论休谟时，曾在书中间接提到了福利国家与前面议题的关系。威廉斯认为，休谟思想哲学的最大局限性，在于不能与社会多样化的具体条件相适应。这个问题突出地表现在休谟对“社会”这个字眼的含混使用上。有些时候，“社会”这个字眼指的是其传统意义，即“同类人组成的群体”。如此使用这个字眼，也就是取其公认的意义，以便在个人推理和更加广泛的“社会”经验上取得一致，似乎也很有道理。但是在另一些时候，休谟的“社会”具有更加抽象、现代的意义，指的是“一种共同的生活体系”（不仅牵扯到一个人的“同类人”，还牵扯到那些与自己有着完全不同经历的人。威廉斯是这样鉴定这个问题的：

在很多场合，休谟不自觉地将“社会”大致等同于阶级的概念，即“与自己同类的人”，在我看来这恰恰是它整个论点中最大的障碍……在道德和社会这两个方面，他企图将事情一般化甚至普遍化，与此同时，他在社会这个词里，不仅无意识地保留了其特性，很大程度上还不加分析地保留了这个操作性极强、关联性极强的词语的复杂性。（威廉斯，1983:140）

在休谟的时代，这个问题可能还不是很严重：他所从事的学术交流仍然主要局限于某个阶级、某个性别和某个地缘政治区域。但是如果条件消失了，整个论点也就成了问题。

1964年，安德森指出在英国学术生活中产生了危机。如果这种危机具有某种起因，那么该起因就是面对公众论题和辩论的日趋多样化，英国学术界无法再采取经验主义的手法来进行研究了。安德森本人在《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Components of the National Culture）一书中指出，英国的文化批评发展到F. R.利维斯时代，一直采取一种很具特色的交流方式。读者读到的一直是一个带有修辞色彩的问题，这个问题倘若不是直接发问，也是间接地表达了相同的意思：“事情就是这样，是不是？”（安德森，1968:52）如果提问者和回答者具有类似的经历，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也大致相同，即大多数情况下为“是”，那么这种研究方式是颇为有效的，还可以在更深层次的问题上找到共同的立场。但是如果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不那么确定了，那么学术界与公众的对话也就没有了可能。英国的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面临着这个问题。如果说在霍加特、威廉斯、E. P.汤普森和斯图亚特·霍尔之间存在什么共同之处的话，那就是他们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迫切性。虽然他们身处强大的经验主义学术传统的影响之下，他们同时也清楚看到了社会的多样性。

满是擦伤的社会触手

霍加特和威廉斯对于社会多样性的了解具有很强的个人特征。他们来自工人家庭，最终接受高等教育而成为“奖学金青年”，他们都曾把这种背景作为自己成长经历的一部分。霍加特在《识字的用途》一书中这样说道：“奖学金青年代表着‘焦虑和失去根基’，主要表现在他们的缺乏自信、缺乏确定性上。”（霍加特，1957:291）他们难以完全归属于自己出身的阶级。虽然他们身处工作中的男人世界，但是他们的经历仍然是在堆满待熨衣物和茶杯的餐桌上写作业：“他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女人们谈论她们的担忧、不安和希望，他有时会跟她们谈一谈学校、学习和老师的话。他通常会从女人那里听到无数的同情话，显然说这些话的人并没有理解他的意图：他也知道她们不懂，但还是把学校的事情说给她们听；他希望能将学校和家庭这两种环境结合到一起。”（霍加特，1957: 296）后来奖学金青年虽然步入中产阶级，却不再感到舒适了：“他感到现实中的知识、别人的思想与设想同自己很少有共鸣之处；他发现能够表达自己情感的作者很少，能够独立于他人控制的作者也很少。”（1957: 297）

但霍加特认识到，奖学金青年并不是唯一有这种感受的人。他不过是“社会众多触手中比较敏感、如今满是擦伤的那一条。而社会的主体却忽略了这些触手；这些触手所表现出来的症状却与整体有关”（1957:317）。在教育领域，奖学金系统只是高等教育大力扩张的前导，高等教育的发展是一种最为重要的进步。汤姆·斯蒂尔（Tom Steele）指出，与早期文化研究关系最为密切的人，其职业生涯全都始于大力扩张的领域，如大学的成人教育或者校外教育等（斯蒂尔，1997:14-16）。威廉斯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明确指出，他的文化研究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几乎再怎么强调也不会过分：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文化研究……始于成人教育——始于英国工人教育协会，始于大学校外的推广班。有时候我读到一些有关文化研究发展的说明，无一例外地将文化研究的发展追溯到教科书的发展。我们都知道，这些说明都会提到《识字的用途》、《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文化与社会》等书籍，并且会提到它们的出版日期。在40年代后期……成人教育领域的文化研究就已经非常活跃了。后来的这些书出版之后，文化研究的成果才得以付梓并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威廉斯，1989a:154）

威廉斯对于成人教育的意义也很清楚：在成人教育领域，说话方式必须多加注意了。英国工人教育协会或者大学校外推广班的学生与那些学问青年一样，经常无法感受到“现实中的知识与自己的共鸣”。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拒绝接受讲授给自己的知识，但这的确意味着他们在以下两种条件下才会接受这些知识：“（1）必须讨论知识与他们自身条件和经历之间的关系，（2）这个学科本身在某些方面可能有其不完善的地方。”（威廉斯，1989a: 156）正是由于这种冲突才产生了一种新的研究，这种研究后来被称为“文化研究”。

对于这一段历史，人们经常用“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来描述，尤其会提到利维斯式的文学批评与新商业模式的大众娱乐之间的冲突。而传播方面的问题则更加普遍了。霍加特在评论传媒时指出，这种传播方面的问题甚至影响到了“大众”文化形式内部的交流。最为极端的例子是电视。电视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未知的、未经评估的、千差万别的观众群，必须要把这个观众群争夺过来”：“这种形势并不能全面限制电视的发展，但它可能是一种抑制。南威尔士的矿工、北约克郡的农妇或者伦敦的推销员会怎样理解这些电视内容？其中会不会有些人因为受到惊吓而去伤害他人？我敢做出这样的假设吗？如果我胆敢持这样的想法，大多数人会在多大程度上认同我的观点？”（霍加特，1970:160）这种担忧并非局限于中产阶级或者上层阶级的精英；那些希望从传统的工人阶级出版物中走出来适应这个新东西的人也有这样的担忧：“英国的作家非常习惯于在已知范围内工作，这个范围不仅仅是体裁，而且还不自觉地将受众也包括在内。在面对新式传播媒体的不可知性时，他们感觉受到了鄙视。”（1970:154）

在这种条件下，由于一般意义上的权力概念已经出现，有两种因素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第一种因素是由于受众问题的出现，人们广泛呼吁采取“中立”的立场，不与任何社会人群有关联。霍加特指出，这种呼吁在新式“大众”传媒中非常显著：

大众传媒往往追求一种“客观”，这种客观可以通过统计数字很好地显示出来，如果有必要，还可以抵制那些思想贫乏的压力集团，这些集团出没于所有的公共舆论组织，为自己的利益而施加压力。在个人身上可能也存在着一个总的趋势……大家往往不愿相信被称为“纯粹印象”甚至“纯粹个人理解”的东西，而宁愿相信那些半科学的、可以演示的东西。（霍加特，1970:154）

“总的趋势”这种说法，通过安德森的诊断可以得到证实。我们在第一章里，讨论了安德森的论点，他认为英国有必要研究“人与社会的基本概念”。如果安德森的论点给人们指出了研究方向，那么毫无疑问，这种欧式“理论”对于英国人的吸引，最初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其显著的普遍性。一整套更加抽象的词汇，加上它的“异域色彩”，必定会超越现有阶级文化的具体条件。

造成人们拥抱一般化权力概念的另一个因素，是人们对社会的怀疑越来越大。威廉斯在其《漫长的革命》一书中，讨论了具有相同经历的人在失去社会信心之后的共同反应。他在书中对这种信心的失去做出了非常清晰的分析。这是一种“向个人世界的引退”，是一种对“他人”即“大众”的抽象反抗。“大众”属于个人意图与控制范围之外的东西：“不可避免地，由于这个过程的不断发展，我们都变成了众人，因为在这样一个世界结构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完全承认我们的个性；个性远离了我们，构成了众性。我们努力正视这种事情，并予以最大程度的解释。”（威廉斯，1965:114）威廉斯认为，这种趋势将众人的选择简化成“浪漫的个人主义”与“权威主义和抽象的社会思维”之间的选择（1965: 130）。个人或者人际关系亲密的初级群体成了唯一可辨的东西，人们认为参与社会无非是为了操纵外在的结果：“社会形象便成了本质上很糟糕的东西：是一种具有限制性、干涉性和冷漠性的过程，不管这个社会是呼吁有序的好处，还是呼吁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兄弟之情。”（1965:128-129）

我们有理由认为，一般化的权力概念是这两种因素的凝聚物。如果人们认为霍加特和威廉斯是见证者，那么在20世纪50、60年代建立一种“客观”的社会语汇的压力与社会敌意（这种敌意超越了社会阶级）的广泛扩散是完全吻合的。20世纪60年代末期初见端倪的权力概念，有时候会将权力与“恶劣”或者否定性联系起来。这种联系尤其受到了“福柯观点”的批判，认为如果能将权力与恶劣或者否定联系起来，就能将它与“积极”或者“有益”联系起来。但是权力概念最为重要的发展也许是权力被极权化了。从前在霍加特看来独特的、具体的各种权力，最后被视为一种变体，一种单一、客观的社会现象的变体，要么是“积极的”，要么是“消极的”。

吃蜗牛的法国人

权力概念的这个发展过程很清楚地说明了20世纪70年代英国的文化研究状况。但如果即刻接受一般化的权力概念可能会给人这样的印象：这是英国文化研究对上述“危机”做出的唯一反应。在此我希望开始一个论证，并在后面的章节中继续讨论——事实并非如此。虽说战后英国的发展对于一般化的权力概念非常有利，但是也有人一直在努力地反对它们或者淡化它们的含义。这样的努力有时候被等同于保守派对文化研究的反对，但是实际情况比这复杂得多。我在第六章将会指出，在文化研究领域开始研究权力概念之前，其他学科和研究领域早已确认了这个概念——而且，并不是所有的学科领域都是“左”派。与其说文化研究领域发起了权力概念的使用，还不如说它对其他领域使用这个概念做出了反应。如果在这种反应中持续存在某种特色，那就是犹豫不决，举棋不定。有人进行权力概念的研究时，必定有人撤出对这个概念的研究。文化研究史可以说是热烈拥抱权力概念的历史，也可以说是怀疑权力概念的历史。

这种怀疑态度，在霍加特和威廉斯的早期研究中尤为明显。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态度，我们有必要认真思考一下他们的保留意见：他们并不认为权力是社会特权的一种客观等级制度，或者是社会矛盾的基本点。显然他们非常关心在一个多样化的社会里，对待受众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态度。霍加特和威廉斯认为，那种认为在社会关系上存在着客观真理的思想，不管看起来多么同情受众，实际上却没有将这些人的具体情况考虑进去。霍加特在评论“中产阶级马克思主义者”时这样说道：

他同情那些被出卖、被贬低的工人，认为他们的过错几乎完全是那个压榨体制的过错，这个压榨体制完全控制着工人的生活。他觉得自己已经洞察社会，便非常赞赏残余下来的“高尚的野蛮人”，怀念那些“最好”的艺术、乡村的民间艺术或者真正的流行都市艺术，尤其热衷于收集这类东西的碎片……通常他对工人的态度一半是同情，一半是庇护，完全脱离了现实。（霍加特，1957:16）

威廉斯的观点在很多方面与此类似。在他的《漫长的革命》中，他否认从工人阶级中走出来是一种上升。他指出，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推定存在着一种可以用来衡量阶级地位的一般等价物，这种等价物暗指的就是中产阶级：“人们都喜欢将自己看做标准。我能看出来，要让英国的中产阶级明白工人阶级并不是拼命地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实在是太难了。”（威廉斯，1965:324）威廉斯认为，对于这种事情，人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明确指出事情其实可以想象成其他的样子：

我只能从个人的角度说，我从来没觉得我步出工人阶级就是一种“社会地位的上升”，当然我也从来没觉得要继续往上爬，对挡在自己道路上的各种障碍也从来没有充满怨恨：除了要进入我自己的生活，我还要到哪里去呢？……与其说英国阶级制度的不公平令我吃惊，还不如说是这个制度的愚蠢令我吃惊。人们喜欢受到尊重，但是这种自然的愿望现在主要通过一种制度才能实现，这种制度通过蔑视他人而界定尊重，然后又不可避免地反过来受到他人的蔑视。（威廉斯，1965:349）

威廉斯在此没有提到根本意义上的社会不公，并不是完全因为他个人的独特经历；其实他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政治思想：用抽象的尺度衡量事情的平等和不平等，就是建立一种一般化的社会标准，这种一般化的社会标准正是在多样性社会中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实际上正是围绕着这些问题，文化这个概念的重要性才凸显出来。对于霍加特和威廉斯来说，这个概念的意义在于使事情具体化，否认了那些位于范围之外的参照点，而人们的习惯、风俗和知识形式就是在这样的有限范围之内产生的。霍加特在他《识字的用途》一书中解释阶级差别时，就堪称典范地使用了这种策略：

生活在工人阶级之中，甚至已经成为一种无所不在的文化。这种文化在某些方面与其他东西一样，已成为上层阶级正规的、风格化的事情。一位工人在七道大餐的宴席上会因为不知所措而感到悲哀：而一位中上层阶级的人在一群工人之间，也会因为其交谈方式（不仅是用词的问题，还有谈话节奏的问题）、举止方式、点饮料的方式或者喝酒的方式而显得格格不入。（霍加特，1957:32）

这个看法与客观的社会调节可以消除阶级差别的观点正相反。霍加特并不相信工人阶级会普遍认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在政治经济上占统治地位；而且霍加特觉得他们也不应该占统治地位：“总的来说，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对艺术家或者思想家根本不感兴趣；他们知道世界上存在着艺术家或者思想家，但他们将这些人看做是自己圈外的怪东西，就好像吃蜗牛的法国人。”（1957:183）

此处的外国关系模式有着很大的意义。威廉斯在评论休谟的文章中指出，这样可以为因社会多样化而陷入僵局的经验主义指出一条生路。休谟本人就曾大力呼吁承认经验的多样性，认为这些多样性产生于不同的社会。让我们从威廉斯的书中引用一段休谟的话：

在某些国家，男性的大部分时间用在交谈、拜访和聚会，这种爱好社交的特性，可以说是倍受推崇并认为是个人魅力的主要部分。而在另外一些国家，男人们过着更加家庭化的生活，或者忙于生意，或者在一个小小的熟人圈子里娱乐自己，人们主要看重的是踏实可靠。（威廉斯引自休谟，1983:139）

早期的英国文化研究，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进行描述：企图用类似于相对论的原则对具体社会环境内部的不同道德体制进行对比。威廉斯在其《漫长的革命》一书中说道：“我们有必要学会从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感受问题，这样可以让我们真正地相互了解。”（威廉斯，1965:117）跟那些经验背景不同于我们的人进行交流，可以通过翻译模型和交际技巧来克服交谈方面的问题。

威廉斯对于文化的定义是“生活的全貌”，这个定义受到了很多人的引述，但不幸的是它提出的是一种整体观念。但是威廉斯在具体应用这个概念时，却又完全与这种整体性相对立。下这个定义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使用分析范畴，因为使用了分析范畴，就很容易将不同的条件和经历划上等号：

我们所说的政治和艺术，加上科学、宗教、家庭生活以及其他范畴，是毋庸置疑的东西，属于一个积极的、关系交错的完整世界，而这个完整的世界就是我们共同的、相互关联的世界。如果我们从总体结构出发，可以接着研究具体的行为，以及这些行为对其他行为的影响。但是，如果我们照平常的做法从各个范畴本身出发，就会一次又一次地压制它们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压制是相当有害的。（威廉斯，1965:56）(www.xing528.com)

“从总体结构出发”，就是坚持条件的具体性。将分析范畴看做是总体结构之外、范围有限的抽象概念，而不是具有实质性或者超越性价值的东西，就是拒绝全局观念。坚持这样的观点，就要求人们关注“具体行为”；各种行为之间的关系只能通过想象性的猜测加以理解。

在此可以借用我在第二章引用的奥克肖特的话，换种方法解释一下这个概念：霍加特和威廉斯认为，强调“文化”是怀疑政治的一个选择。坚持拒绝一般性的权力概念，也就是拒绝认为社会还存在着总体改革的可能性。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一书中，通过对比自己的政治观点和列宁主义的观点，展示了“总体结构”观点和“范畴”观点之间的差别。威廉斯认为，社会主义者唯一希望的就是“沟通渠道的扩大和畅通”，所引发的结果也只能看做是“对于整个现实的实际反应”。而列宁则持不同的观点：“每一位艺术家，都有按照自己的理想自由创作的自由，不受任何事情的干扰。当然，我们共产主义者不能撒手不管，任由混乱在我们面前发展下去。我们必须按照我们的计划引导这个发展进程，使其结果有利于我们。”（威廉斯引自列宁，1958:283）威廉斯对后者的评论尖酸刻薄：“根本就没有什么‘当然’，个人思想的成长被预先定为‘混乱’而削价处理了……”（1958:283）

这种观点与某些保守派观点之间，显然有一些共同之处。但是如果偏离了这一点而简单地在两者之间划上等号，就是将左派政治简化成社会工程计划。尽管冷战期间严格的两极划分使这种简化难以避免，但是早期的英国文化研究却在提示人们情况远比这要复杂。不仅是那些要保护自身物质利益的人，那些财产相对较少的人也表示，人们将社会观点一般化了，包括权力概念也被一般化了。从这个角度出发，人们有足够的理由限制公共机构傲慢地侵入大家的日常生活。

好人和坏人

在英国的文化研究领域，一般化的权力概念都被看成是现有观点的一部分。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最有意义的文字当属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E. P.汤普森对威廉斯《漫长的革命》的评论。虽然文章失之短浅，而现在看又有些模棱两可，但仍然是文化研究发展早期比较重要的文献。霍尔（1980）在评述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的历史时曾明确指出，在该领域的早期“历程”中，它是非常重要的参考文献。在很多方面，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在英国，它为后来在国际上被称为“文化研究”的领域奠定了基础。

汤普森与威廉斯的区别直接表现在社会矛盾上。汤普森在为《卫报》写的一篇文章里，开门见山地表示了与威廉斯的不同意见：“你可以感受到停顿和努力：一个男人心怀诚意听着别人讲话，然后又做出开诚布公坦荡诚实的回答。”（汤普森，1961:25）对于汤普森来说，这是一种沟通上的误解，甚至在威廉斯经常提到的文学传统中也是如此：“伯克（Edmund Burke）善于谩骂，科贝特（William Cobbett）善于攻击，而阿诺德（Matthew Arnold）则长于恶行……”（1961 :25）但更严重的是，他指责威廉斯与各社会特权阶级沆瀣一气：

在“真正沟通”的名下，实际隐藏着一种再明显不过的偏好，即对学术语言的偏好。人们可以用“善意”一词指学术交流中的重要规则，也可以用它来含沙射影，而含沙射影是极其令人不快的——从纽曼和阿诺德到今天大多数副大臣的正式演讲中，就能看出这一点。（汤普森，1961:25）

在说到威廉斯对英国文学传统的一贯尊崇时，汤普森的语言更加尖刻：“哦，阳光照耀的四方广场，叮当作响的葡萄酒杯，文人墨客的低声细语！……一个人的观念要多么开明（或者褊狭）才能得到如此的尊敬——难道只有伴着葡萄酒喝下的观念才能成为文学传统的一部分？”（汤普森，1961:25，26-27）汤普森对霍加特和威廉斯进行了彻底的颠覆：知识分子对于工人阶级来说跟“吃蜗牛的法国人”并不一样，是一种本质上具有压迫性质的社会存在：“学术界对于学术中心以外的‘庸俗地区’的千百万人，似乎很感兴趣。”（1961:25）汤普森甚至认可霍加特对于“中产阶级马克思主义者”的怀疑，将威廉斯刻画成一个遭遇时空换位的、愚昧无知的、无名的裘德（1961:35）。

汤普森的观点在很多方面都值得商榷：如果伯克、科贝特和阿诺德经常出言不逊，那么为了理解别人的观点而做出的慎重努力，怎么能与文学传统挂上钩呢？在阶级地位相等的人之间一边喝着葡萄酒，一边进行体面的交谈，必须要做出“停顿和努力”吗？或者有可能要做出“停顿和努力”吗？威廉斯用“停顿和努力”这种修辞，是为了描述一种普遍存在的交流方式还是一种能够达到的理想化的交流方式？提出这些问题，或许是迷失了重点所在。汤普森对于社会的前后矛盾的观点，与其说产生于与威廉斯的争论，还不如说是他整个写作主题的反映。他自己曾经说了实话，承认“我就是不喜欢雷蒙·威廉斯的说话腔调”（1961:24）。

汤普森最反对威廉斯的地方，是他向某种相对性的偏移。威廉斯“部分地脱离”了社会学术传统（1961:24），而忽略了“社会传统一直十分关注的问题和观点”（1961:28），“他卷入得太深了，走过了头，甚至面临失去即得地位的危险（1961:32），“他脱开了自己的稳定锚链”（1961: 34）。威廉斯在剑桥时代的思想（或许当时他手里正举着一杯葡萄酒！），正是汤普森无法容忍的思想。所谓“长期的”革命在汤普森看来也同样是不能接受的。汤普森认为，如果真的有一场革命，“那么就应当认为这是一场支持某种东西的革命，也可以是反对某种东西的革命，如反对某些阶级、某些制度、某些人，某些观点”（1961:25）。威廉斯没有引导人们“积极面对”（1961:28），“在威廉斯先生的历史中没有好人和坏人，只有统治和被统治的‘情感结构’”（1961:29）。

这种质疑之后，年轻一代对威廉斯又提出了更大范围的质疑，伊格尔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对威廉斯的研究是这样评判的：

一种精巧正式、矫柔做作的公开演讲……凭空造势，既没有深刻性，又没有挑战性。本来十分具体的东西被蒙上了一层精心修饰、不温不火、官气十足的外衣，只能通过笼统表述的筛眼隐约可见……正是这种假装平静、几乎超脱个人感情的行为，表明了它本身是一种自我保护、私人化、自我专注的行为。（伊格尔顿，1976:8）

汤普森的“好人与坏人”之分，按照更普遍的说法，可看做是对英国学术痼疾的反应，这种痼疾广受唾弃，曾被安德森描述为一种“迟缓发展的、令人作呕的熵”：“今天，英国表现出一个腐朽、陈旧社会的特性，被过去的成功所禁锢、所重压，现在它第一次意识到了自己的疲惫，却又无法克服。”（安德森，1964:50）甚至霍加特也希望在公众辩论中加入一些条理性：

我们很快就陷入这样一种境地：我们躺在那里，张大嘴，按照规定的程序被人用一个取之不尽的管子进行饲喂，这个管子被不知名的“他们”所操控。对于当权者的厌恶如果能更积极一点，人们会更加高兴，因为这意味着他们有了 自立的愿望……我们正走向被亚历克斯·康福特（Alex Comfort）称为“不负责任地服从”的世界；如果有更多的人“负责任地不服从”，事情会好一些。（霍加特，1957: 196）

此时威廉斯似乎被卷入自己明确诊断出来的大潮之中。如果感觉缺乏共同经历所需要的现实物质基础，那么诉诸实践就显得纯粹是主观主义的东西，缺乏任何公共原则。

矛盾的整个过程

汤普森的介入，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解决之道。在这个解决之道中，矛盾这个主题不过是建立一种客观参照点的工具。此处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暴力人物的使用。威廉斯对19世纪40年代历史的叙述，受到汤普森的指责，指责他对于监狱、死亡和暴君独裁视而不见：“成千上万的手摇纺织机工人‘完全丧失了生计’而忍饥挨饿，在爱尔兰则有好几百万人因丧失生计而挨饿。”（汤普森，1961:29）汤普森还更加尖锐地指出，威廉斯之所以难以指明社会上的矛盾，恰恰是因为“苦难不仅仅影响一个人的成长：对于那些遭受过苦难的人来说，苦难是理所当然、毫无疑问的东西”（1961:29）。话中有一个明显的暗示，即威廉斯的历史陈述存在着某种绝对主义，将世界划分成“被压迫者”和“压迫者”、“好”人和“坏”人。

汤普森对于某些基本原则的评论，定义了一个全新的学术领域。可通过一些重要特征对这个领域进行轮廓的勾勒。第一个特征是双子概念“利益”和“意识形态”。汤普森认为，矛盾严格地讲是一种社会现象，暗示围绕某个客观主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观点。物质利益被描述成一种政治定位点，完全独立于文化形式：“我一点都不明白‘广泛参与’或者‘大众文化’何以能够‘拆除阶级的障碍’。这些障碍同时也是利益障碍：如果有了更好的交流，可以让劳动人民更好地理解富人的生活，他们就不会那么向往富人的生活了，阶级的障碍也就更加明显了。”（汤普森，1961 :36）此处的问题不在于汤普森是否认为物质利益决定了文化形式——或者用马克思主义的话来说，他是否看清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因果关系。此处的重点在于他用一个概念概括出另一个概念。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提问在这两个概括性概念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一旦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就必然面临意识形态方面的经典问题：文化是怎样影响物质利益的客观体系的？或者物质利益的客观体系是怎样决定文化的？汤普森认为，这些正是需要提出来的问题：“只有将交流体制置于权力关系的条件下，我们才能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这个问题是意识形态的问题。”（1961:31）

汤普森研究的第二个特征是对文化概念的再定义。自从他用“利益”和“意识形态”的概念有效地替换了文化这个概念，这个过程就开始了。如果在文化概念中还保留了一丝“生活的整个过程”，那么文化这个概念就起着双重作用：它似乎既是生活的整个过程，又是生活整个过程内部的一个组成部分。^[1]威廉斯在他的《文化与社会》一书中，呼吁人们关注这个问题，就像一个20世纪30年代的人呼吁人们关注马克思主义一样。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对于“文化”这个词的使用，前后是不一致的：

在他们的论著中，文化这个词一般是指一个社会在学术上和思想上的产品；这一点与他们所使用的“上层建筑”一词是相符合的。但是既然马克思主义者强调社会现实中各因素的相互依赖，并且分析强调运动与变化，在逻辑上他们就应当使用“文化”一词，指生活的整个过程，一个一般的社会进程。（威廉斯，1958:282）

汤普森在探讨这个问题时，认为文化与客观“利益”之间的差别是一个已知条件：“任何文化理论必须将文化与非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包括进去。”（汤普森，1961:33）这意味着文化这个概念要求对“一个社会在学术上和思想上的产品”有一个相对比较专业的理解。它被定义为社会总体内部的一个具体实例，与反对分析概括已经没有关系了。

第三个重要特征是人们感觉到需要一种一般化的“理论”，并且转向欧洲大陆寻求这种理论。一旦人们将“利益”、“意识形态”和“文化”理解成一种社会现象，就有必要梳理它们之间的关系。英国的文学传统无法进行这样的梳理，因为它本身并不是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传统；它是一种情景主题的传统，从头到尾都是各种虚构的思想范畴。汤普森指出，威廉斯“仍然”是在这个传统之内：“我必须公开表明我的观点：他并没有成功提出一个一般化的文化理论。”（汤普森，1961:28）而缺乏一个一般化的理论立即让人感到了尴尬。对于汤普森来说，威廉斯选出来的对话者，不过是一些无足轻重的人，他们的话都是些“胡言乱语”（1961: 30）。

传统（如果真存在一种传统的话）是一种颇具英国特色的现象……如果威廉斯当初把眼光放到英国之外，他很可能会发现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球队在场上跟自己对抗，从维科到马克思到韦伯和曼海姆，跟这些人相比，他自己的球队有时看起来就像是一群业余水平的绅士。（汤普森，1961:30）

而英国向来认为自己就是“传统”，于是人们对二者都产生了怀疑。汤普森是第一个提出给欧洲理论的进口颁发执照的著名学者。

一般化的权力概念将以上所有特征集合在一起，并使它们成为人物研究的主题。这个概念是人们转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引入进来的。汤普森在从批判到提出建设性意见的转变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的修正意见，使威廉斯的观点更容易被人接受：

如果我们将威廉斯先生的定义改动一个词，将“生活的的整个过程”改为“成长的的整个过程”，我们的定义内容就从被动、客观转为与行为、动作问题有关的东西。如果我们再次改动这个词，将在“成长”一词中的“进展”的意义去除，就可以得到下面的定义：“研究矛盾的整个过程中各元素之间关系的学科。”而矛盾的过程就是斗争的过程。于是我们就又回归于马克思主义了。（汤普森，1961:33）

汤普森接着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总结：“在威廉斯先生的‘交流’概念中，‘权力’被遗漏了。”（1961:36）

一场彻底的革命？

从某一方面来说，英国文化研究领域早期的这两个观点谁在后来的发展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是一目了然的事情。英国的文化研究，似乎完全是“汤普森式”的了。文化必须研究真正的权力关系，而真正的权力关系是存在于文化之外的。政治不是用对话而是用“斗争”来定义的。在这个斗争过程中，不同的利益有着结构上的对立。要对政治有一个深刻的了解，就必须摒弃经验主义，接受欧洲“理论”的普遍主义。这些理论广为接受，几乎不再被人看做是观点了——人们将它们看做是已经打好的基础，文化研究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得以进行。在正式陈述观点时，人们提出的唯一重要问题是：权力概念是如何运用的——性别、种族和性取向跟阶级一样，也被看做是权力的一个方面吗？是否仅仅从统治的角度来考虑权力问题？文化与权力的关系是什么？

如果意识到一般化的权力概念对于文化研究并不是“基本”的东西，我们就很有可能提出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我们可以探究这个概念的引入是否成功地使文化研究领域进行了完全重建。乍一看，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很明显，但是如果进行进一步探讨，就会发现事情远非如此。汤普森成为英国文化研究领域第一个主持研究欧洲理论观点的人，但是后来他却成为欧洲理论观点最为响亮的反击者，这一点确实有些讽刺意味（见汤普森，1978）。在这个两相矛盾的冲突中，他并不孤独。面对一整套抽象的理论词汇，英国新左派的反应可以用分崩离析的复合体来描述，用接受程度和抵制程度来进行细微的分级。即便是安德森那样距此相当遥远的人，也受到了颠覆（安德森，1983；安德森，1992a: 193-301）。20世纪50年代的辩论不管与霍加特和威廉斯的观点有多大的偏离，我们还是不能肯定这些观点的影响以及产生这些观点的条件是否已被完全抹去了。现在我要谈一谈这些观点对于后来文化研究领域的发展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注释】

[1]约翰·弗罗（John Frow）曾指出，这种概念上的混淆仍然是文化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文化概念上重要的‘人类学’观点……非常令人尴尬……这个问题主要指向雷蒙·威廉斯……文化的确是‘生活的整个过程’，同时还是生活过程内部的‘意义和价值’；于是‘生活的整个过程’与‘文化’之间就不是完全对等的了，它们之间在本体差别的基础上存在着某种表现关系。”（弗罗，1995:7-8）但是将这个问题追溯到威廉斯身上是不公平的。弗罗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威廉斯才是第一个指出这个问题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