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权力：研究史初探

1　文化研究与权力概念

在美国的文化研究领域，我们无论在哪个方面总是能够对权力做出深刻细致、无休无止的系统阐述——政治、种族、阶级，以及性别、征服、统治、排斥、边缘化，等等。在文化研究领域，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进行过如此深刻的系统阐述……有许多种方法将权力简单地描绘成一种浮标，使权力的原始行使和权力/文化之间的关系完全空泛得失去了意义。

斯图亚特·霍尔（1992），《文化研究及其理论遗产》，第286页

或许我过分坚持了统治与权力的方法。

米歇尔·福柯（1988），《自我的技术》，第19页

当最基本的概念突然间不再被视为概念而是问题时……，就再也没有必要倾听有关它们的慷慨演讲或者各派间的唇枪舌剑了。如果我们还能做点什么，就是要将构成这些概念的诸多要素再次捡拾起来。

雷蒙·威廉斯（1977），《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第11页

20世纪50年代末，雷蒙·威廉斯围绕“文化”这个概念进行了一系列演讲，着手在英国人心中逐渐形成一种影响巨大的思想传统。在雷蒙·威廉斯的演讲中，他对文化这个概念的复杂历史进行了回顾，认为现有文化概念的正式使用范畴与英国社会迅速民主化的新形势将逐步融合，进而断言这个概念会进一步发展。虽然威廉斯是文化概念的开创者，但是在他的《文化与社会》（1958）和《漫长的革命》（1965）中所提出的预想，却并不是他个人的创造。这个预想不仅结合了当时他人著作的重要观点，如理查德·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1957）和E. P.汤普森（E. P. 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还结合了他人在教育、文学讨论小组、电影协会、出版与报业方面的一系列主张。文化这个概念的本身也不是什么全新的东西。威廉斯认为，人们在战后进行的种种文化辩论，是对至少从17世纪就开始的现代化特性的正常反应。即便是比较激进的民主化主张，也有明显的历史先例。新的团体作为参与者参与文化辩论或者扩充这个概念的含义，就是对一个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进程做出自己的贡献——这个进程就是所谓的“漫长的革命”。

但是以威廉斯为开山鼻祖的文化研究，却总是围绕着“权力”这个概念进行的。实际上文化这个概念似乎早已被替换掉了。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在20世纪中期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文化研究这个领域应该重新命名：“英国的文化研究，毫无疑问且更加准确地应当重新命名为意识形态研究，因为它以各种复杂的方式将文化与意识形态划上了等号。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将意识形态当成了整个文化的提喻。”（凯瑞，1989b:97）最近的研究成果指出，这种说法需要调整一下。随着20世纪9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逐渐远去，意识形态的概念逐渐让步于权力的概念（Fiske，1993 ）。但是凯瑞的大致观点依然站得住脚。布鲁斯·罗宾斯（Bruce Robbins）对于该领域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的转变做了一个总结，指出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作为一个象征性人物，已经被米歇尔·福柯所取代。

威廉斯在对“文化”历史的权威性回顾中所定义的“权力”，尚无等同之物。这并不是说权力没有得到系统的阐述，权力显然已经得到了系统的阐述。正如斯图亚特·霍尔所言，它得到了“深刻细致、无休无止的系统阐述”。人们对于英国文艺传统的摒弃、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和阿尔都塞与葛兰西发起的各种修正、女权运动和后殖民主义批评的兴起以及人们向福柯的转变——上述所有运动中权力始终是最为明显的主题。对于权力的评论也是层出不穷。在对权力的系统化阐述中，每一个转变和修正都得到了认真的研究，每一个推论都得到了深入的讨论。但是系统化地阐述权力与深刻思考权力概念本身，还是有区别的。后者并不是要问权力如何运作或是什么样的形态，而是要问权力意味着什么，这个概念从何而来，我们为什么要用它，它的限度是什么。在文化研究领域，权力这个概念的地位十分突出，但是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却令人惊讶地没有引起重视。

也许正是因为这一概念的重要性才这样的吧。如果不置身局外，是很难提出上面这样的问题的。威廉斯在他的权力概念史中指出，要回到文化上来，就必须与文化的现行思维进行部分脱离。在这一方面起带头作用的，往往是当时主流传统思维的局外人。威廉斯本人就来自一个威尔士工人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铁路信号员，祖父是农场工人。与此相似，英国文化研究的许多早期人物都出身于英国中产阶级文化环境之外的家庭，而文化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却是在中产阶级的环境中形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就一定否认有关文化的论述。实际上后来的评论家发现威廉斯们对于英国文化是极为尊重的，这使他们大为惊讶。但是这的确意味着威廉斯这些人在看待文化时保持着一种距离，这几乎就是你会对某种语言、宗教或者世界观所持有的尊重态度。文化是不可能人家怎么说，你就怎么接受的。

文化研究在权力概念上几乎从未显示出这种距离。的确，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领域的定义就是对于权力概念的大力研究。一个广为引用的例子，就是托尼·宾内特（Tony Bennett）曾指出文化研究“现在主要是用作一个方便字眼，用以指代一系列的理论和政治观点……这些观点都是从它们与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权力内部复杂结构的角度审视文化行为”（宾内特，1992a:23）。这个定义本是一个开放性的定义，用宾内特的话来说，是为了显示出“‘文化研究’这个字眼的那种弹性”（宾内特，1992a:23）。但是这种开放性只是强调了一个重要的终结点。“属于”文化研究已经就是“从权力关系的角度”看问题、将这个概念作为一个根本起点。这就意味着那些不以此作为出发点，而是以对它的疑问作为出发点的人，将被归于局外人。

喧嚣的布道

以此为终结点是有充足的历史缘由的。这个概念的具体运用比起纯粹的认知差异，一直存在着更多的风险。在维护妇女、有色人种、工人阶级、少数民族和非主流性取向者、原住民以及其他人群权益的大规模运动中，为了争取这些通常被排除在外或者遭受歧视的人群的利益，人们在各种观点中围绕权力概念大做文章。这些观点的公正性经常体现在权力概念本身。尽管文化研究对于某些比较粗野的做法常常表示保留态度，但这样做通常是为了强化它们。文化研究在其大部分发展过程中都受到了强力抵制，人们甚至抵制从权力关系的角度理解文化的观点。这就更加证实了权力概念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在这种情形下，强调的重点自然应当是积极地使用权力而不是站在一边对其进行求全责备。怀疑系统性地阐述权力概念，通常就是怀疑文化研究本身。

似乎是为了证实这一点，在文化研究领域对权力概念持批判态度的大部分论著，对权力所代表的任何东西都持一种公开敌对的态度。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尤其是在美国，围绕着“政治正确”和“文化战争”这两个主题，出现了这种保守派攻击。他们认为，权力的强调总是意味着对性别、民族和人种的过分敏感。这一观点最为有名的鼓吹者之一是第涅希·德苏扎（Dinesh D’Souza）。此人认为在大学校园存在着一场“牺牲者的革命”，人们因为害怕冒犯别人而遗失了学术价值和对于真理的尊重：

美国的大多数大学，为了满足非西方文化、非洲-美洲研究、妇女研究等新课程的开课要求，已经将西方文明巨著的“核心课程”进行了压缩或更换。 因为种族和性别是非常敏感的话题，大学领导经常劝阻教师展示可能激怒少数民族学生的事实材料。有几位教师没有遵守这个课堂内容的学术戒律，结果受到了有组织的中伤和校方的惩罚。但另一方面，这种学术限制却并不能限制那些被视为少数民族代言人的教师，校方公开承认他们意识形态方面的学者身份，即使他们提出过分或者怪异的要求，校方也不会批评他们。（德苏扎，1991:5）

从不胜枚举的案例中，德苏扎选取了但丁学者罗卜特·霍兰德（Robert Hollander）的例子。霍兰德说20世纪80年代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反对一项妇女研究课题的开展，虽然这一反对是建立在纯粹学术的基础上，但他至今还记得，他立即受到了一连串的个人攻击。“我马上变得臭名昭著……与我共事多年、相处甚欢的同事，突然变得异常凶暴。”（德苏扎，1991:6）

据人们的保守分析，在这场革命的中间，是一群墨守成规的左翼自由主义精英分子。他们为了个人利益利用了人们在文化和政治上的敏感。用罗杰·吉姆保尔（Roger Kimball，1990）的话来说，他们是一群“终身激进分子”。这些人故意在妇女和少数群体中间制造一种悲愤情绪，以促进个人事业的发展。如果对他们的权威性提出质疑，指出他们对权力的批判理论站不住脚或者夸大其辞，就会被他们指责为“压迫者”，或者是权力的辩护者。吉姆保尔认为，从更深层次上来说，这些人具有一种更具破坏性的心理。这场革命的领导者，都是带有20世纪60年代反文化运动特征的人。这些人疯狂的政治野心受挫之后，他们就在象牙塔般的学术界寻求报复：“他们的目标，无非是摧毁传统人文主义研究的所有价值观、方法论和目标。”（吉姆保尔，1990: xvii）结果是灾难性的：“学生们不再阅读过去的宏篇名著，而是看电影、呼吁摧毁家长制社会，或者品读适合他们意识形态的二、三流作品；他们不再广泛地阅读原著，而是阅读一些拗口的有关评论的评论。只是为了给他们钟爱的批评理论找寻例证，他们才会去阅读原著。”（吉姆保尔，1990: xvii）

对这些2005年前后的观点的列举，似乎赋予了它们更长久的生命和更宽广的流行度，实际上它们并没有这样的长度和宽度。“文化战争”主要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情，而与此有关的种种辩论也主要是在美国。从某些方面来说，它们都是一些东拼西凑的东西，其中“新麦卡锡主义”（德苏扎，1992:13）式的耸人迫害是在几个鸡毛蒜皮事件的基础上编造出来的。有人揭露在上述某些主要文章的背后，有企业提供的资助基金和政治利益，个中事实也被人一一驳倒。这样一来它们作为分析文章的可信度也就大打折扣了（Diamond，1995；沃克，1997）。很有必要问一问这些文章与2005年前后的文化研究有什么关联，或者说它们是否跨出了美国的圈子。但是如果对它们全盘否定也不对。美国政治上的动态平衡就得益于它们。这种平衡不能完全归因于美国保守智囊团的怪异思想，或者区区几所大学校园的过热氛围。正如20世纪世纪60、7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一样，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反抗。它们的影响面很大，持续的时间也很长。虽然其中的某些热度已逐渐散去，但是它们提出的许多问题仍然存在。

2004年当我在写作本书时，它们在澳大利亚的表现就是这样，当时文化政治领域经过十年的时间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在回顾这种转变时，人们常常采用的一个参照点，是霍华德总理在1996年对有关澳大利亚看法的抨击，他将这种看法称为“黑臂章”观点：

有关我们过去的这种黑臂章观点，反映了人们这样的一种观念，即自1788年欧洲人定居澳大利亚以来，澳大利亚的历史大多是一部不光彩的帝国主义、盘剥利用、种族主义、男权主义及其他形式的歧视历史。

但是我的观点却完全不同。我认为我们的历史是一部英雄业绩的历史，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为之骄傲的东西远多于我们为之羞愧的东西。（摘自《澳大利亚人》，1996年11月19日，p. 13）

比起德苏扎、吉姆保尔和美国文化鼓吹者来，他的修辞要逊色得多，但其共性却是有目共睹。霍华德利用的是同一历史时刻，此时的权力概念即“帝国主义、盘剥利用、种族主义、男权主义”已失去其正面势头，对于使用者来说，已经变成了一种不利。在这种形势下，他成功调动了公众的积极性，在与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关系密切的多个项目上取得了他们的巨大支持。这些项目包括多元文化主义、女权主义、与原住民的和平共处等，意在为澳大利亚在与英美的关系上确定一个更加独立的位置，并鼓励人们加强对亚洲文化的敏感度。

在美国，随着保守派评论家和各路政客竭力使左翼和左翼自由主义的观点边缘化，权力这个字眼本身的流行程度已经下降，但是文化战争的政治动态均势依然稳固。在美国有这样一种自相矛盾的现象：有多个保守派派别主动采纳了权力概念。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事件过后，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2003）写了一本颇具影响力的有关地缘政治形势的书。他在书中将注重军力（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权力”）强化的实用主义与欧洲各政府及其左倾支持者所幻想出来的“天堂”进行了对比。这些欧洲人认为，世界没有权力也可以运作得很好。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回是政治上的保守派坚持注重权力关系。卡根对于这个概念的使用背离了通常情形下的使用方式。正如霍华德欢呼澳大利亚的“英雄业绩”一样，美国的保守派强调经济增长、家庭、个人自由和西方“伟大传统”的“正面”主题。那些对权力言论过多的人，尤其是那些以批评的方式谈论权力的人，依然被认为是“消极的”、独断的、沉溺于意识形态的。

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托尼·布莱尔“新工党”的革新主义为国内政治定了调子，英国的形势似乎有所不同。但是在很多方面，英国的这种不同恰恰证实了上面这个评判原则，因为英国中左翼政治兴起的前提之一，就是压制关于权力的言论。从1996年大选前夕布莱尔对英国工会联盟的讲话中可以看出这一点：“我加入工党不是为了抗议。我加入工党因为它是政府的一个政党。”要清除撒切尔政府对左派长年压制所带来的士气低落的恶果，就必须抛弃它从前的反对党身份。的确，这种抛弃更加猛烈更加彻底，原因就是它是从“内部”进行的。对于那些安身局外的人来说，这绝不是一种简单的象征性的革新；而对于那些政治身份深受影响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文化转变工程。这其中最大的牺牲者就是对于权力的批评性观点。

以上各个案例的氛围都不轻松，不容人们提出权力概念的问题。应当承认，文化研究领域的许多人强迫自己不去反击对手，就是因为他们要用自己的反应向对手显示，这个领域与对手描述的完全不同，是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宽容的领域。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甚至承认对他们的某些指控是正确的。斯图亚特·霍尔在有关政治正确的辩论中，承认在左派中确实有一些异类分子持一种狭隘的独断式“真理政治”的思想——即用“真实思想”代替虚假的种族主义、男权主义或者对同性恋的憎恶意识（Hall，1994:181；也见Epstein，1995；Carey，1997b；墨美姬，1997b）。但是设立限度也是有必要的。对于霍尔来说，种族主义、男权主义或者对同性恋的憎恶意识是真实存在的问题，需要的不仅是关注，而且还要行动，这根本就是毫无疑问的。持续地关注权力问题就是证实这个观点的主要方法。萨拉·杜南（Sarah Dunant）在介绍收入霍尔文章的期刊时这样总结道，围绕政治正确所进行的诸多辩论不仅仅是平等或者宽容的问题：“这是关于权力的问题，是谁拥有权力、如何处理权力的问题。”（杜南，1994: ix）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就是实质所在。

本书的主要目标，除了对文化研究领域权力概念的使用进行一个回顾，还指出现在应当对这个结束点也进行一番回顾。这绝不是站在德苏扎、吉姆保尔和那些保守主义文化鼓吹者一边，对“权力关系的观点”持怀疑或否定态度。我认为这种观点一直是一个倍受尊重的观点。我要说明的是它不仅仅是一个具有特定历史结构、特定物质条件和社会定位的观点。它的成功之处不在于说明了社会的“真相”，即权力的真相，而在于对诸多需求、愿望和抱负做出了建设性的反应。我们就是要返回到这一点上。用威廉斯的话说，现在是承认权力已不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问题”的时候了。我们不能再洗耳恭听各种慷慨演讲或者各派间的口诛笔伐了，我们现在应该做的，是将“构成这些概念的诸多要素”“再次捡拾起来”。

关于本轮和太阳系仪

为了防止过去的成就对现在的研究的影响而拆除文化研究领域最为重要的堡垒，似乎是一种投降条约，但是在我看来，这样做恰恰很有可能强化权力的位置。对于权力概念的研究，这个领域不管如何展示其开放性，批评家们还是能感觉到一种顽固性确实存在着。批评家们对此特性的诠释尤其入木三分：这是一种左派政治的原教旨主义，而且有各种证据表明只要有利可图，他们将继续坚持这种追逐。从堡垒或者路障的角度思考问题，只图保有过去赢得的阵地，实际上是接受了防守的地位。跳离权力的概念可能会改变辩论的条件，恢复以往的主动权。我在后面的章节中将指出，文化研究从未总是局限在权力概念的范畴之内，其他方面的研究成效也颇为突出。如果是这样，就没有理由认为将来必须以这种方式定义文化研究。(www.xing528.com)

但是之所以要回顾对权力的研究而不是从对手那里夺取阵地，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这一点对于文化研究领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任何人都操控不了的。批评家们指责文化研究领域对于权力问题的定位，而后者对这个指责却难以回应，原因之一就是在其内部存在着很大的矛盾。宾内特在对文化研究的定义中指出，权力这个问题在文化研究史上一直有着中心地位，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总是有一些人以怀疑的眼光看待它，这无疑也是正确的。这种矛盾现在变得愈发尖锐了。

经常会有这样的暗示：文化研究领域曾直接致力于权力概念的研究，但实际上却难以发现这样的时期。最有可能的时间段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进行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顶峰时期，但即便是这个时期也很成问题。事情过后约二十年，斯图亚特·霍尔对于历史记载进行了更正，指出当时伯明翰中心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拥护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毫无条件：“大约有五六年的时间，在早已克服了人们对文化研究理论的抵触之后……我们的路线紧紧围绕着欧洲思想的轨道，以免与zeitgeist ［马克思主义者］有任何形式的妥协。”（霍尔，1992:280）之所以有这样的踌躇是因为人们有各种各样的顾虑：人们担心将社会关系简化为统治和服从的关系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对于霍尔来说，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与天使角力”：一方面整个研究领域接受了阶级统治的主要观点，一方面又从一开始就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结果抱有疑虑。

这种矛盾心理并不局限于马克思主义或者有关阶级的早期思想，它同样存在于性别和种族批评理论的发展过程。例如墨美姬（Meaghan Morris）在文化研究领域有关女权主义的早期研究成果结集为《海盗的未婚妻》（The Pirate’s Fiancée，1988 ），它们与霍尔的“与天使角力”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霍尔及其同仁对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怀疑态度，很像是墨美姬与激进女权主义者如玛丽·达利（Mary Daly）等人所持的审慎态度。黑人文化研究作家如保罗·吉尔罗伊（Gilroy ，1992）等人，也持有大致相似的态度。他们的论著与主要源于美国的更加激进的反白人权力的“种族纯粹主义”文章（吉尔罗伊，1992）形成显明对比。在以上各例中，文化研究都以反对简单化地不加保留地使用权力概念为出发点。与已经取得的声望形成对比的是，文化研究领域与其说推动了权力概念的行使，还不如说它在调和权力概念的行使，起推动作用的是别人。

直到20世纪90年代，文化研究领域围绕权力概念所形成的矛盾，主要是通过与下面这些对立思想的关系体现出来的：该领域一方面站在马克思主义的权力概念一边，一方面又反对“正宗”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过激主义；一方面支持女权主义，一方面又反对“激进”女权主义的独裁趋势；一方面支持反对白人继续统治政治生活和公众文化的运动，一方面又反对采取“种族纯粹主义”的形式。但是近年来这种定位越来越难以维系了。在此我要提一提三个相关的重大进展。第一个进展是这些正宗的“对立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最为明显的就是马克思主义：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和中国快速奔向全面的市场经济，“正宗”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无处可寻了。在其他方面也有这样的情形：20世纪70 、 80年代促成澎湃的女权运动和黑人激进主义运动的政治危机已经消退，随之而来的是更加温和、更加有序的运动方式。

准确说出第二个进展的源头比较困难：人们逐渐承认，有关权力概念的行使问题，其重要性可能大大超出了人们先前的想象。虽然人们在过去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可能出现，却又认为某种更好的理论能够阻止它们的发生。阿尔都塞认为，有一个观点推动了早期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奉：经济力量是阶级力量的基础，它只在“最后”才起决定作用。这种观点为某些无法直接简化为阶级统治模式的进程和现象留出了一些空间。虽然这些进程和现象越来越多地被人接受，却一直没能引起人们的重视，一直处于次要地位（霍尔，1966b:45）。 E. P.汤普森很早就指出了这一点。他在《理论的贫困》（The Poverty of Theory，1978）一书中，以回顾的方式非常高明地将阿尔都塞的模型比作一个太阳系仪。太阳系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太阳系模型，早在哥白尼之前就被人开发出来以解释行星的运动。阿尔都塞对于正统马克思主义模型的改革无论多么新颖，在汤普森的描述中却显得毫无用处，因为阿尔都塞的创新作为本轮，只是托勒密天动说所假想出来的，是为了支持地球周围天体轨道的假定。基本教义主义的趋势之所以没有受到强烈抵制，是因为它经过巧妙伪装延长了自己的寿命。

文化研究领域的理论工作在很多方面都可认为是一种无止境的探索，是为了寻求一种比阿尔都塞程式更加优越的解决方法。这种方法可以遏制权力概念的简单化趋势，使人们都能够接受权力的概念。但是随着这个研究的逐步进行，前面的方法不断遭到摒弃，人们不免有了疑心，认为这个研究本身是否也需要重新审视。克里斯·罗杰克（Chris Rojek）在评论斯图亚特·霍尔的理论著作时这样说道：

人们觉得霍尔自己都说不清自己的工作了。在仔细研究霍尔的著作时，我脑海中出现了这样一幅画面：一位建筑大师的房子被人加上了许许多多的房间、门和走廊，他在自己家里都迷了路。（罗杰克，1998:61）

霍尔的引导性研究，目的就是要阻止文化研究走向正统化，保持“对于新概念和新解释的发展和修正，这种发展和修正被其称为理论化进程。单单是这种进程本身就标志着一个有活力的思想体系”（霍尔，1996b:45）。我们绝不能忘记这个贡献有多么重大（cf. Fiske，1996）。但是霍尔的学术活动所具有的审慎态度使人们提出了一些问题，即为什么要保持这个理论化进程。人们一度提出这样的疑问：是否应当承认这种终止的趋势，是否应当在更加基础的层面进行谈论。

第三个进展已经在前面提到了，是指文化研究领域之外的评论家的出现。这些评论家的意图就是要谴责这种终止的趋势。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文化研究领域的对手总是存在的。在有关政治正确的辩论中，杜南指出存在着某种非常明显的连续性：“随便拿一张小报，将其头条上的字‘左派疯子’替换成‘个人电脑’，我敢保证你根本搞不清楚文章是1994年写的，还是1984年写的。”（杜南，1994:x）但两者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的评论特点有了一些转变，因为大家进一步认识到：左翼和文化研究领域中的温和派早就指出的那些问题，确实存在着。但文化研究领域对待这些问题的态度与先前不同，人们并没觉得它们对相关的文化研究领域或者各种社会运动承担着什么重任。相反人们的目标就是要把火刑柱插到文化研究的心脏。

综上所述，这三种进展将文化研究推到一个如坐针毡的位置。激进的“对立”观念曾将权力概念的行使定得教条化或者极端化，但是随着这些观念的退出，文化研究领域与权力概念的关系就需要重新定义了。早先这个领域对权力概念抱着一种调和的态度，现在它却要促进权力概念的研究了。因为这种态度上的转变，人们把文化研究领域公认为权力概念的主要推动者。随着这种态度上的转变，文化研究领域内部的人也越发认识到，处理与权力有关的问题变得越来越难了。更糟糕的是，领域以外的批评家们利用了对权力不利的分析，目的就是要以此为大棒，击杀文化研究领域的信誉。

尸体怎么办？

所有这一切，显然在20世纪90年代使人们在文化研究领域的整个导向上产生了很大的挫败感，甚至包括或者说尤其是那些与该领域的发展密切相关的人士。霍尔用了一个非常惊人的比喻，说文化研究领域的争论已经成了一场“争夺遗物、争夺尸体的争斗”：“文化研究领域现在是这样一种情况，我再也不想写这方面的东西了……我要做一点新工作，想用文化研究对全球化和种族划分提出一些新问题。我想推动它前进，而不是与它争吵不休。”（霍尔，1996c:398）与此类似，墨美姬也敦促澳大利亚文化研究领域向前推进：“现在，澳大利亚更多的文化研究学者应当齐心协力，摒弃前嫌，对过去和现在的文化生活做出更具实质性的解释；我认为我们的领域是可以产出新东西、使我们的事业明朗化的。”（墨美姬，1997a:37）文化研究领域的其他领军人物也纷纷做出类似的表述。

对2005年前后的文化研究进行回顾，便可发现它的确成功地“向前推进”了，但是这种推进在很大程度上是放弃了其早期重视的权力分析，或者说是削弱了对这个概念的分析。这种趋势有很多的例子，包括“向伦理学的转变”（Garber、 Hanssen和Walkowitz，2000）、对于美学和现象学的重拾、将文化研究与政府政策相结合的建议（宾内特，1992a；Cunningham，1992），或者文化研究推动“创意产业”发展的建议（Hartley ，2005）。在下面的几章中我们将对此进行讨论。另一方面，还有许多人转向更加“经验主义”式的研究，这种方式避免了权力理论研究所面临的问题，将精力集中到具体的文化地点和进程上。但是令人吃惊的是，如果浏览当前的文化研究期刊或者参加该领域的学术会议，就会发现人们显然还是企图从理论的角度诠释权力。

在此我不想暗示从理论的角度诠释权力发生了问题。没有理由认为文化研究必须一直完全以这些问题为研究对象。在过去十年间，人们提出的新动议在许多情况下都克服了文化战争正酣时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病，出版了一些非常优秀的著作并显示出复兴文化研究的能力。但是有一连串的问题需要解决。人们不再研究权力是否意味着权力不再重要了？对于20世纪70 、 80年代的理论探讨，我们应当如何对待？文化研究所从事的是否还是从前的事业，或者说这个事业是否又从头开始了？我们是否还能够用“权力关系的观点”来定义文化研究领域？如果不能，我们现在是怎么定义它的？这些问题几乎没有什么清晰的答案。对于权力概念的“偏离”只能用乱成一团和悬而未决来描述。

这到底是一种领域内部的偏离还是干脆就脱离了文化研究，人们经常混淆不清。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政策”观点，我将在第十一章就此进一步讨论。托尼·宾内特作为该观点的主要支持者，多次指出这是对文化研究的一种创新——是一种改革，“可以使这个领域脱离各种庸俗化的形式。而在某些地方，人们已经接受这种创新，同时又抗拒辩论的诱惑。这些辩论内容复杂外表做作，是实用思想的致命陷阱”（宾内特，1992a:33）。但是人们对于现行做法——被认为处于“庸俗化”和“做作的复杂”之间——总是一概而论、一棍子打死，提出向政策观点的转变是否干脆就是为了放弃文化研究而在别处重起锅灶。“政策”观点的其他支持者在这方面的反对更加强烈。如斯图亚特·卡宁汉就在1992年指出：“文化研究总是禁锢在理论和文字的倾向定位上，对于如何使大学生在20世纪90年代掌握必备的知识和技能，并因此而成为合格公民和雇员，却没有任何帮助。”（1992:177）

背离文化研究领域，与其他领域相比更像是一种特权，因为“属于”这个领域通常是掩盖在与其他领域的关系之下，如传媒研究、电影研究、社会学、文学研究、人类学或者教育学。这种情形下的“背叛”不过是退回到了上述学术领域之一，甚至都没有必要对此做出声明。宾内特和卡宁汉一直与文化研究保持着某种联系。宾内特继斯图亚特·霍尔离任之后接替他在开放大学的位置，身份不低于斯图亚特。但是与活跃于20世纪70、80年代的许多其他著名人士一样，他们与文化研究之间的关系变得不可捉摸。有一点却很清楚，他们对于文化研究领域的“主流”观点，以及他们与该领域的持续关系得到了人们的认可。

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常常意识到“真正”的文化研究，即文化研究的核心，是对权力问题的批判性分析。有很多因素导致人们产生这样的印象。本科教学的资料和对该领域的介绍大部分以此为中心。任何一门学科，在学科新进展与正统教学之间都会存在一定的滞后，文化研究也不例外。但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原因。不管是什么原因，权力批评理论却是完全可教的。人们对这些理论加以浓缩，将它们总结成一些较为规整的命题用在“问题的处理”上，如“利用罗兰·巴特的隐名现象理论解释为什么社会统治集团的权威人物在传媒中是无从觉察的”，“利用福柯的全景模型解释安全监视器和身份证的政治含义”：这样的操练可以让学生直观地掌握某些东西，但是其中明显地又带有一种挑战性，即提高分析能力必须学会综合运用，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第二个主要因素是美国社会对于文化研究的领会。本章开头部分所引用的霍尔的一番警言，主要的针对对象就是美国的文化研究，我认为这并不是空穴来风。权力概念的膨胀正是发生在美国。但是霍尔又认为这有点令人惊讶，因为美国的学术界总是对这个概念持警觉态度，尤其表现在它对马克思主义一贯的抵制上。霍尔早期曾担心将文化研究引入美国可能会“使对于权力、政治和历史等关键问题的研究流于形式，最终被排挤出去”（霍尔，1992:286）。但是令人费解的是，权力这个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文化研究领域的中心。与此同时，美国学术界的规模和相对富有，决定了文化研究的中心位于美国。其结果就是，很多人认为该领域局限于权力概念的理论论述上，极其专业化，也极其美国化。

第三方面，也是更有争议性的一面：文化研究领域对于权力概念的批评性分析，实际上需要另外一些“坏的对手”作为攻击对象。与权力概念相关的问题无论多么真切，其范围总是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雄辩性夸张。霍尔指出，人们总是趋向于批驳已有的观点以推进自己的观点，“只想以一种恋母情结式的复仇方式推进自己的观点”（霍尔，1996c:398）。其结果之一就是国内批评家常常将文化研究表述为保守派文化鼓吹者的最高境界，说它陷入对权力的狂热而有害的妄想。

最后一点，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权力概念的研究方面，文化研究在选材上似乎也没有什么明显的选择余地。在权力之外，人们也提出了不少五花八门的观点，但是谁都没有取得如此稳固的地位。这些观点以某种方式讨论“文化”问题，但又游离于传统学科框架如人类学、文学批评或者美术之外；而文化研究在教学计划、报刊杂志和会议流程上都有了基本规则。正是由于以上原因，它们被松散地归为同类。但人们仍然需要以权力作为辩论的核心以支持自己的观点。人们不再有加入辩论的热情了：最近的文化战争和学科恋尸癖使人们胆战心惊！但是人们还是可以从各种角度谈起这些观点，如它们采取什么样的措辞、从何处开始入手论述，以及对于他人关注目标的各种揣测等等。换句话说，文化研究领域的权力问题远没有解决，仍受到很大程度的压制。过去争议的尸体没有得到妥善埋葬，其鬼魂仍然在四处游荡作祟。

体验传说，积攒权力！

写这本书时我主要有这样的想法，认为这种形势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文化研究领域值得人们更加明确地加以肯定。这倒不是说它毫无瑕疵，评论家们所指出的各种问题也确实存在着。但有一点很重要：我们要超越这些问题看到文化研究领域的地位：20世纪后半叶随着高等教育和大众传媒的发展，随着政府对日常生活管理的日益扩张，文化研究领域也为自己赢得了一席之地。该领域的先驱者很早就觉察到，应该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学术交流方式，迥然不类于过去封闭、禁锢的学术文化。在此我并不是暗示这种警觉更多地是与20世纪50 、 60年代有关，而与现在关系不大。当时，在中产阶级掌控的教育机构和来自工人家庭的学生之间的冲突之中，文化研究首次现身。但21世纪的现实生活使我们经常与不同背景的人打交道，这些人与我们的想法不同，或者说与我们的观点不同。文化研究领域不论有什么样的缺点，单在对这个事实的接受态度上就是正确的。

我认为这个领域还有一点是正确的——它承认了权力概念的重要性。过去十五年来保守派将权力概念与学术“精英”结合起来，他们对于文化研究领域的攻击取得了令人惊愕的成功。他们将文化研究描述为吉姆保尔式“终身激进分子”的妄想。但是只要对事实进行一番心平气和的思量，就可以发现其实文化研究领域具有更加宽广的研究对象。当我在一个远离家务琐事的房间写作这本书时，发现一本《乐高生化战士粘纸彩册》被我五岁的儿子扔在地板上，上写：“体验传说，积攒权力！”生化战士是精心杜撰出来的故事，目的是为了赚钱，并为一系列大为成功的人形乐高模型生化人增加一些生气。故事发生在一个名叫玛塔努伊的火山岛上，很像是波利尼西亚的传说，但主题却是围绕权力展开。与其他常陪孩子的人一样，我也要了解一下“卡诺希权力面具”的特性。故事中的托尔人就使用这些面具来挫败坏蛋马库他的邪恶计划：“下面这些面具为托尔人提供各种巨大权力。每一个托尔人都必须集齐六个面具，而每个面具又为他们提供不同的权力。”塔诺希阿卡库：透视力。塔诺希卡卡玛：速度力。塔诺希豪：防御力……（Farshtey，2003 ）

这不过是一种司空见惯的文化现象。实际上涉及权力间题的地方有很多。正如儿童传媒学家玛莎·金德尔（Marsha Kinder，1991）曾说过的：“‘权力游戏’是主流社会市场化条件下儿童传媒文化的主要特点——如《忍者神龟》、《恐龙战队》和《飞天小女警》。”在成人领域情况更是如此。除去其手法上的眼花缭乱和思想上的发人深省，沃卓斯基兄弟（Wachowsky brothers）的《黑客帝国》与《生化战士》有着类似的想象结构：一种无形而恶毒的东西企图将所有权力集于一身，将所有抵抗点都破坏掉；由一群东拼西凑的局外人组成的团队必须学会相互信任集中才智，才能打败敌人。成人故事与儿童故事的主要不同，在于前者用生活中的参照点来建立一种更加现实的模式——大人们用新技术、现代化的公司，和对于平静生活背后可能发生空前大灾难的认知所形成的紧张心态，来代替儿童故事中人物的相互作用。在这一长串事情的后面，我们还可以加上人们对人民公敌“与权力抗争”的大胆议论，或是一则关于中美两国领导人小布什和胡锦涛访问澳大利亚的新闻报道，题目叫做《权力危机》，图中的布什伸手接过澳大利亚和东南亚的地图（《澳大利亚人》，2003年10月25—26日）。

在讨论文化研究领域的权力概念的时候，将这些例子罗列在一起似乎过于草率。权力这个概念，通常是用来阐述严肃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比如性别歧视、种族主义、军事管辖、政策上的歧视以及不当利用。不过我们要考虑到不同背景下问题的相对严肃性：儿童粘纸彩册上的危机肯定无法与伊拉克的血腥军事冲突相提并论。有一种方法可以清晰地表述这些背景差别，而我本人是很抵触这些背景差别的：与权力有关的某些观点，认清了根本的社会现实性，而另一些却没有；“真正”的权力与“玩弄权力”是可以区分开来的；那些能够看清权力的形态和机制的人，应当赋予统领他人的权威。

面对当代公众生活的多样性，如果说文化研究有什么主张的话，那么这个主张就是它对某些学科凌驾于其他学科之上的草率态度表示了怀疑。20世纪50、60年代，英国早期的文化研究全心致力于批驳中产阶级中心说——该观点认为，“文化”尽管有着各种积极的内涵，但主要还是中产阶级才能拥有的东西。如果在大众讨论和辩论中继续将文化这个概念作为一个主要议题，就应当将它从传统的艺术和文学扩展到流行音乐、电影电视、工会组织甚至工人阶级的其他政治组织。女权运动的主要目的，也是要指出在现行政治和历史定义中、以西方为参照系进行的后殖民主义研究中以及拒绝单一性模式的酷儿理论中所存在的男性至上主义。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文化研究都拒绝盲目承认某些观点的权威性，拒绝盲目承认它们是“正常的”、“自然的”，或者进行的是“真正的”研究。

我的观点是，我们应当对权力概念抱以类似的怀疑态度。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声称了解“真正的”权力，比起声称了解“真正的”文化、“真正的”历史或者“真正的”文学来，同样值得怀疑。比较可靠的说法是：文化研究必须接受权力与其他概念一样的地域性、具体性和历史性；坚称自己的权力观点是唯一“正确”的观点，与坚称真正的文化只存在于画廊或者文学期刊一样，显得跋扈专横。左翼自由主义精英分子也正是从这一点着手攻击对权力概念的研究。不管他们背后的意图多么成问题，他们的攻击在某些情况下并不见得就是坏事。问题的中心不在于是否致力于权力概念的研究，而在于如何在公众领域以谨慎适当的方式，或者简单地说，以良好的风度表述这个概念。

应当认识到在这些问题上做到谨慎适当是相当不易的。威廉斯对于文化概念多样并存的谈论，可以作为一个指导：“面对成熟理论的丰富性和现有实践的全面性，极端的怀疑态度往往会招致尴尬甚至不雅。这种做法其实非常危险，是一种冲击。”（威廉斯，1977:11）而对于文化研究来说，对于权力概念的使用犹豫不决，或者放弃霍尔在1992年指出的文化研究“雄辩性”，如果不是对该领域所有成果的背叛，也是一种不必要的退缩。但是有一点我们要牢记，早在20世纪50、60年代，人们对于使用文化概念的犹疑不决就表示了同样的怀疑。后者带来的益处现在非常明显了：文化研究领域与形形色色的其他“文化”经验的关联变得空前广泛。今天在权力概念的研究上我们也应能得到同样的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