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展望：现代自由主义的发展研究

第十二章　自由主义展望

从现代自由主义的历史发展，我们可以了解当代政治当中某些较为重要的问题的本质所在。上面我们谈到，宪政民主体制企图将中世纪基督教会的社会及政治传统，在世俗基础之上保留下来。现代自由主义的优点与缺点，多半是因这些传说当中，有一些比之其他一些，更加合乎世俗化的目的。在维持法治主义与二元论的原则方面，宪政民主体制大抵上自有效力。但在某些方面，它却无法在世俗层次上，建立与中世纪相等的思想与制度。西方思想的天启性质转移到世俗层面，往往造成不切实际与不妥协的政治意识形态；这些传统的不同版本，虽可激发人们初期的政治责任感，却阻碍了他们的后一个企图，使之无法团结于有效的公意之下。特别是，有些人虽然一直在设法保存世俗人道主义的国际性质，而宪政民主体制却不曾设法，缔造任何足与中世纪教会相比的国际性制度。民族主义褊狭的仇恨，种族殖民主义的不正义，证明了现代自由主义的失败，因后者既无法维持内部的统一，也无法扩大外在的影响。因之，自由主义的试验虽然获得不少的成就，却不能保证它一定能够成功。

当今政治遇到的困境，使有些人得出结论说，世俗自由主义这一观念本身，基本讲来就是错误的；要保持西方文明的价值，唯一的方法乃是恢复此一文明最初赖以建立的宗教基础。在历史上可以找到许多例子，证明有的社会在宗教衰微以后，也逐渐随之而衰败。当宗教制裁无法加强现存习俗力量时，某些习惯或能暂时产生约束，使人按照传统行事；而这种约束到最后也终会归于无效。在诡辩学派盛行的时代，希腊的政治生活了无限制；新兴的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政治也充满着罪行，俨然都是典型的例证，说明超自然信仰的衰败，可能会腐蚀社会的伦理基础。据现代自由主义之某些批评者的说法，则世俗主义的兴起，亦使得西方世界重新堕入了这种社会伦理衰败的危机当中。19世纪自由主义者和较为保守的希腊诡辩学派以及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一样，都想在世俗理性主义的基础之上，重建西方文明的价值；但他们的原则不过是因为惰性，而服从超自然信仰的时代所遗留的思想习惯，一旦与存在的源头失去了联系，这些习惯的力量必会逐渐减弱。世俗人道主义本身并无力量，可以对抗部族性民族主义和种族性帝国主义。现代极权主义则以无情的方式集中权力，这乃是自由主义者企图不靠宗教制裁，来维持传统伦理道德的自然结果。据这些批评者的说法，则在此种压力之下，唯有促成基督教的全面复兴，重建统一的基督教会，方能保存西方文明的原则。

假若对当代情况的这种分析为正确，我们就看不出，西方世界还能有什么希望。诚然，近期西方人所遇到的政治社会难题，曾经促使许多深思远虑的人，重新考虑基督教的教义，并在基督教教会当中激发起团结运动。但今天西方人的宗教信仰已大为衰败，基督教社会内部的分裂也至于无可救药，则在可见的未来，我们几乎看不到可用有效的基督教团结方式，将西方世界再度统一起来的希望。

即便可能，这种方式亦无法解决现代国际社会的问题。由于非欧民族政治意识的增长，西方对其他人种的控制能力已经急剧丧失。世界上多数人并不效忠基督教，而效忠于其他宗教。过去，基督教成功征服了不少较为原始的民族，但在对抗佛教、伊斯兰教以及其他高度发展的世界性宗教上面，却无甚成就。所以，把全人类团结在基督国度之下的工作，一定会比之团结西方世界更加困难。若是说宗教信仰还有什么社会效力，亦不过使政治结社分裂而非整合，这样政治便只能建立在世俗的基础之上。如若世俗化与政治及社会的伦理不能相容，则世界的未来必掌握在无所顾忌的极权政府倡导者手里，而非保守的现代自由主义支持者的手里。

幸而历史的裁决，并非无条件支持世俗伦理无法为传统文明的维持提供基础这一命题；我们至少可以从中国的上古史当中，找到个成功的世俗化例子。基督教时代之前几个世纪，中国文明几乎同时经历了古希腊所经历的同样危机。对早期宗教巫术的信仰逐渐衰微，使传统的道德急速衰败。随之而来的，是无情的权力政治大行其道，在这一被称为战国时代的岁月里，中国几乎变成了无政府的世界，战乱频仍，而秦国则是竞争者当中最为成功的国家。他们无所顾忌地运用马基雅维利式手段，消灭了群雄，将整个中国置于专制君主的统治之下。但秦朝独裁的胜利却极其短暂。在宗教信仰崩溃的早期，孔子等保守的哲学家及其门徒，就面临了下面的问题，即如何从世俗理性主义的角度，为中国文明传统价值的存在理由作出辩解。孔子及其门徒刻意对“怪力乱神”采取不可知的态度，而致力于阐发唯有古老的社会礼仪，才符合人类理性需要的道理。这些哲学家的训诫，虽未能及时挽救中国世界的伦理崩溃，但经过一段时间，却证明比之秦朝的马基雅维利式手段更有吸引力。后来的朝代都发现，以儒家的原则作为政治基础，将帝国管理工作交给儒家学者去执行，对他们相当有利。其结果，是在世俗人文主义的基础上，保存了中国传统道德的精髓；其后中国文明相当稳固，便证明了此一试验的成效。

那么，中国的成功原因何在？在保守的哲学家不断世俗化的时期，必然会为文化的伦理传统，进行合理化的解释，此一种情况本不足奇。西方古典文明发生类似危机的时候，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亦受到同类动机的启发；虽然类似的动机导致了儒家的兴起，希腊的哲学家却无法像中国一样，把古典文明建立于恒久的伦理基础之上。中国人文主义有着较强的活力，这是其与希腊的试验基本的不同之处。

儒家思想特有的力量，在于它能够将理性成分和仪式成分，以独特的方式结合在一起。重复的习惯远比理性的训诫更能够决定人的行为。传统的宗教力量，一大部分乃建立于各种不同的仪式上面，这些仪式使得宗教的力量以具体方式，表现于人类的日常生活当中。理性主义哲学家专注于理性证明的问题，往往忽略了如何将伦理见解化为习俗；一些希腊哲学家，特别是柏拉图，固然注意到了人类行为当中仪式性成分的重要意义，却无法成功地将伦理学说，变为可见的制度。而在儒家眼里，礼节仪式一直是主要的考虑。虽然他们并不完全接受建立古代中国宫廷礼仪的宗教信念，却认识到古典的仪式，乃是塑造社会习惯不可或缺的因素。他们相信，礼仪的衰微会大大腐蚀传统伦理的约束力量，因之致力于将典礼的因素，重新纳入到现代生活当中。儒家学者修改古代的宫廷礼仪，使之适合一般人的需要，旨在使每个中国家庭的日常生活，成为基本儒家美德的礼仪性展示。儒家对待人处世各方面的细微之处，都规定下礼仪规则，它们教导庶民，尊重中国传统的社会义务原则，使顺从不仅作为单纯的理性信念，亦成为习惯性的天性。这使得儒家的世俗伦理在缺乏宗教制裁的情况之下绵延传承，作为政治与社会的力量达两千年之久。

儒家思想在中国文明遇到危机的时候，曾作出无比的贡献，现代的自由主义也试图为西方世界做类似的贡献。现代自由主义同样想把宗教信仰时代遗留的伦理信念世俗化，并将这一信念纳入到一套适当的社会制度当中去。靠宪政民主制度的程序与规则，它已经为西方的二元论与法治主义传统，找到了具体的化身。我们文明的伦理传统，是否有足够的活力，支持这一项困难的事业？自由社会的制度是否具有足够的驱策力量，能够使这些传统变为永久性的社会习惯？这都是我们在评估西方文明前景的时候面对的问题。

自由主义的伟大力量在于，和初期的儒家一样，它能够运用广泛为人接受的伦理假设，这一资本固然日渐侵蚀，毕竟还可称充实。人道主义民主政治的伦理，是基督教传统博爱教义的世俗化延伸。在中世纪，基督教太专注于来世的救赎，无法积极干预世俗社会的结构；但基督教的传统，却使得西方世界习惯于下面的观念：在上帝眼里人人平等，而彼此相爱的法则，则是上帝为人类良心立下的两大诫命之一。对成长于这个传统之下的人，则消除人类痛苦，建立世界和平，乃成为世俗存在的目的。自由的人道主义鄙弃战争，强调社会正义，同上述西方思想当中固有的模式颇为接近。近来，随着极权主义政府兴起，伦理标准亦随之而崩溃；但人道主义的信念，却依然是政治当中强大的力量。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者最违反人道主义的传统，但即便他们，也知道把自己说成武力侵略的受害者而非发动者，愿意把建立有效的社会福利国家，当成其政权的表面目标，这是一个颇值重视的现象。在基督教博爱观的影响之下，西方世界大体上对人类受苦的现象特为关切。民族主义者，种族主义者，以及其他具决定性意义的学说，虽然多少削弱了这种关怀，但它仍然有着强大的力量，足以为现代自由主义的理想，提供广泛的伦理基础。

然而，人道主义情怀本身，却不足以保证西方世界的人必定遵循宪政民主体制的原则。诚然，人道主义在其最极端的情况之下促成的制度，往往是专制而非宪政体制。认为人的福利乃是人生最高目的，而惟独他们才拥有达到此一目的的方法，这样的人常会相信，自己必得为同胞的利益而行使绝对权力。柏拉图认为，有着超然智慧的人——即哲学王，有权运用一切必要的手段——包括谎言在内，对才具平庸的人实行善意的统治。西方世界的人既有来自基督教传统的天启式思想习惯，特易受这种形式专制主义的吸引。在中世纪，人们相信，唯有教会有获得救赎必需的真理，这促使教会坚持自己有权代表罗马教皇运用绝对权威。18世纪的哲学家则坚信，他们的原则能够缔造完美的世俗社会，因之同样受到专制主义的诱惑。相信现代科学的无限力量足以解决人类的生存问题，则使人觉得，应该将责任交给那般受过科学训练的专家。现代人往往将反社会行为视为疾病，并使精神病医生与社会工作者有自由处置罪犯的无限权力；这正表明了现代人对专家判断的尊重，已经取代了从前法治之下的自由这一观念。训练有素的护士清楚什么对患者有益，往往漠视病人的意愿去执行命令，这乃是现代文明的典型产物。极权人生观认为，应该将所有的人都看成病人，必须由接受过科学训练的精英进行严格而有疗效的处置，这也是现代医院理想必然导致的结果。其实，这至少算是人道信仰可能造成的一项发展。

然而我们却有理由相信，这些发展所凭依的天启传统，多少失去了对西方人的吸引力。比之18、19世纪的科学家，现代的科学家已经怀疑，科学方法有着发现绝对真理的能力。人们逐渐了解到科学法则的假设性质，这使人更难以理性为由，为具备科学训练的精英建立的独裁作辩解。从人道主义的观点看，极权政府造成的实际结果亦颇令人失望。弄清了共产主义与法西斯政权的实际运作，以及集中营及其他费尽心思构想出来的残酷手段，我们便难于相信，只要把绝对权威交给一群自命科学专家的排他性集团，就会立即找到人间的天堂。

目前，断言这种经验会造成何种结果，还嫌为时尚早。就启蒙运动哲学的情形而论，人们对早期自由主义伪科学论说失去信心之后，并未导致天启希望的消失，反促成了新的辩证唯物论天启信仰。然而即在19世纪，宪政民主广为接受的事实也已经表明，许多人已经愿意放弃对绝对确定性的追求，而把人道性改善的希望寄托于缓慢而有耐心的议会协商过程当中。柏拉图式的专制主义，唯有在对理性具有绝对信仰的氛围当中才能成长，而科学思想与政治经验，也都有腐蚀现代社会理性信仰的倾向。现代心理学强调，每一层面的人类活动背后，都潜藏着非理性的驱动力，这特别能够破坏任何人都能依照理性的方式行事这一观念。西方的宪政主义兴起于中世纪，当时原罪学说限制了人对个人或群体在知识与伦理上可靠性的信心，遂使人能够接受协商的方法，解决一些过于世俗化而与基督教的天启真理无甚关联的问题。现代世界在对世俗科学的第一次狂热里，甚至想将天意的确定性归之于人类理性的运作；而现在，却又重回较为谨慎的中世纪传统理性主义上面。这一发展如能持续，会强化现代自由主义的立场。

另一有利的因素，乃是西方的个人责任传统。这一方面的基督教思想，虽然在天主教内发展得较为完善，而在新教各派里不甚发达，但各种形式的基督教，向来以强调个人良心的重要性而著称。根据基督教的信仰，任何人到头来不免要受上帝的审判，而这要以个人的行动作为判断基础，而不因个人的社会信仰对象不同而有所区别。在中世纪，宗教良心令人对不公正的政治权威做消极或积极的抵制，这一传统使得西方世界至今依然难于接受把政治权威完全交与特定精英集团的政治形式。现代专制主义的历史，足以为这个传统的力量作出见证。过去历史上的专制主义政府，往往阻碍群众参与政治的兴趣；而当代的独裁政权则试图用公民投票或其他群众行动，使人民对政府的行为具有个人的责任感。这些假的民主程序比之专制政党统治的事实，显得教条味十足，而个人责任的传统依然十分坚固，在西方世界就没有哪个政府胆敢不诉诸人民的良知，以使自己的权威有所凭依。但这种诉求的虚伪性质却极其明显，几乎无法满足西方人对责任的追求。宪政民主体制为公众参与政府的责任提供了真正的机会，因之也便比独裁政治更加合于西方政治的传统。

大体而论，现代自由主义的传统基础相当牢固，但我们仍要探讨它的制度框架是否足够强大，能够使这些传统的力量绵延不绝。儒家思想曾将中国文明的传统价值，包罗于涵盖一切的社会制度体系以内，因之能够将这些价值保存下来。而自由主义的议会协商仪式与程序正相当于儒家的家庭制度，其未来如何端赖这些仪式与程序，是否能够在西方世界，维持自由的思想和行动习惯。

自由主义试验，将大部分注意力集中于单一的社会组织形式亦即现代主权国家的制度上面，这是它最大的弱点所在，也是和古代中国儒家制度的试验最大的不同之处。孔子及其门徒们认为，最小的社会生活单位不啻从事伦理教育最为有效的中介，故而他们集中精力，来发展各种家庭礼仪，并听任如此建立起来的行为模式，渗入到帝国和其他更加广泛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去。而自由主义主要的兴趣，却集中于议会政府的制度上面。自由主义改革社会的努力，多半集中于全国性的立法机构，其次则是地方与市政集会。普选与自由选举公职人员制度的确立，乃是自由进步的公认标准；这些发展自然极有价值，结果使得议会国家变为现代自由主义唯一有效的制度。但就节制和管理当代社会的职能而论，国家这一单位既太嫌庞大，又太嫌渺小。这些互为对比的缺点各以不同的方式，妨碍了自由主义的试验取得成功。

当前最为需要的，是国际性的组织；由此来看，涵盖面不够广泛，或许是现代自由国家最明显的缺点。在此，自由主义的历史的确令人想起古希腊，而为之神伤。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时代，古典文明也面临着发展有效国际组织的需要。但为了保存传统价值，多数保守的哲学家却认为，应当把注意力集中于城邦的改良，而极少甚至完全不曾注意到缔造更其广泛的政治组织形式的问题。这些哲学家以过时的努力致力于过时的制度，而无法将伦理训诫，纳入到有效的制度框架当中去，因之为马其顿帝国与罗马帝国的胜利拓开了道路。这两个帝国的性质与古典传统虽然较为不同，却有能力将衰竭的古典世界从国际性的混乱当中拯救出来。对同样过时的主权国家过于注意，使得现代自由主义遇到了类似的灾难。目前只有极少数人否认国际性组织有其存在的必要，但是将自由主义与民族自决联在一起，这样的习惯却依然极其强大，足以阻碍自由世界向着满足国际性需要的路途，迈出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联合国的历史便是明证。法西斯与共产主义的独裁政权，或许不同于西方政治传统的性质，但毕竟有着一个优势，便是愿意且有能力，建构一个广泛的帝国主义体系。现代世界和古代世界一样，传统价值的支持者们很可能因无法为国际政治问题打开局面，而遭到失败。(www.xing528.com)

比之外交政策，则内政方面对国家制度过分强调的危险或许并不明显，但长远来看却更其严重。自由主义要想成功，必须使民众能接受自由协商的结果，并且普遍拥有运用自由协商的能力。古代中国的儒家，能够将其伦理原则纳入到日常家庭生活的惯例当中，因之能成功地将这些原则，变成中国人的第二天性。现代自由主义欲想与儒家思想同样成功，就同样必须努力，使得议会行动的仪式与程序，自然成为人类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才行。

对主权国家各种制度的过分关心，已使得许多自由主义的理论家，忽略了自由主义政治在这一方面的问题。自由主义理论家假定，全国与地方议会乃是自由主义社会最主要的制度，因之强调选举权的行使与对议会代表的控制，作为自由公民的首要责任。这一态度，不论视之议会主义者的立场，或一般公众的立场，都相当不幸。现代社会极其复杂，没有任何全国性代表大会或各地方性集会的总和，能够完成所有必需的协商工作，使社会摩擦降至可以忍受的程度。对这些制度的过分强调，使得议会承担起无法担起的责任，而使宪政政府的声望与效力受到损害。此外，这些机构的运作，与大多数公民的日常生活相距甚远，无法使人感到不断在参与自由社会的生活。偶而在选举当中投上一票，签上一封更加罕见的请愿抗议，根本不足以使一般的公民，对议会协商的过程产生直接认识。阅读议会公报——即令真有人读这些公报——算是种间接参与，却根本不能弥补这一些缺憾。单是议会本身，绝对无法使自由主义成为日常生活当中的重要经验，必须设计更多更其亲近、可让民众广泛参与的形式，以使自由协商的原则变成具有第二天性的力量。

近来，私人结社的发展，已经将现代自由主义的期望放在了比较坚实的基础上面。在所有的自由社会，满足各种需要的组织纷纷自动涌现出来。商会，卡特尔，工会，合作社，以及其他有组织的群体，取代了个别的工人或雇主，而成为当代经济生活的中介。人们越来越依靠邻居、农民组织以及其他结社，以弥补和制衡政府机构的活动。这些组织当中，许多密切关系到成员的日常生活利益，常能吸引相当程度的公众参与，而为更大也距日常生活更远的社会生活单位所不能做到。同时，它们也使得一般公民对议会协商的仪式与程序，有了相当的接触。政策或个性上的冲突，即便在最小的结社当中亦可能发生；而在自由主义社会里，人们都想用妥协化解冲突，则大部分结社组织都采取了议会民主的制度。上至全国性组织，下到最藉藉无名的社会俱乐部，都订立了宪章、附则，规定了选举及议决程序的规则。在自由主义影响下，甚至家庭生活制度也在拒绝保护性的专制作风，而强调以自由讨论的方式，来决定家庭政策，因之在某个程度上也在遵循议会的模式而发展。虽然多数私人组织的活动并不重要，却可使民众熟悉自由主义的协商程序，教导民众尊重多数与少数的权利间微妙的平衡，这对自由政府毋宁非常重要。自由活动的习惯在西方世界能够存在下去，主要便靠了这些私人组织，而非全国或地方性的制度。

现代自由主义的希望，有赖于私人组织的进一步发展。独裁政治主要诉求的是未经组织的群众。找不到有效宣泄方式，表达自己在社会事务上的精力的人，常会产生一种失落，也会去拥护能使他们对社会生活产生参与感的学说，也不管这个学说有多么奇异，倡导极权主义的人都对这一点心知肚明。极权主义的政权一旦确立，第一个目标便是摧毁或打击任何私人结社，把一切社会活动纳入到仔细管制的极权国家制度之内。而在攻击运作中的自由主义社会时，他们同样会以渗透的方式，摧毁私人结社的职能。在惯于管理自己群体活动的人看来，听从指令的未来未免太不吸引人；惯于自由协商程序的结果，遂使得他们能接受议会政府的原则，对蓄意破坏这些原则的人，不论是全国或私人社团的成员，他们都会强烈反抗。使任何自由主义社会都不受独裁政治的吸引这类经验虽然未经充分传播，但是在许多国家，私人结社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足以显示这或会是巩固现代自由主义的一种有效方法。

初看起来，自由主义在国际组织方面的弱点，似乎与私人结社无甚关联。事实上，我们有理由相信，加强西方各国社会内的组织生活，会间接有助于把这些社会，团结在广泛的自由主义社会秩序之下。民族主义乃是近来为国际关系的运作建立宪政程序主要的障碍。与独裁主义一样，它乃是早期自由主义缺乏组织效能而造成的结果。在商业及工业革命摧毁及破坏了多数西方社会的传统制度而替代性的制度还有待发展时，替受到压抑的社会动力寻找宣泄的最简单方法，就是去培养参与民族国家生活的伪宗教性情感。因之而造成的狭隘排他爱国主义习惯依然存在，但其他形式的结社活力增长，已经对此构成了挑战。私人组织可以在不涉及国家利益的情形下，完成令人满意的协商，令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初看之下不免十分惊讶。然而对那些组织起来，实现特定目的——如经济、宗教、教育和其他目的——的人，国际合作的具体利益可能较之模糊的民族情绪更加具有吸引力。在多数人因实际经验而认识到协商好处的社会，极端民族主义之不妥协的要求，实在不合于该民族的习性。私人组织的成长，对国际关系只能产生缓慢而间接的影响，却应能减轻自由主义政府在这一关键问题上面遇到的困难。

继续促进这种增长，乃是当代自由主义最为迫切的任务。如果人们有充分的智慧与精力去组建组织，实现群体的目标，极权主义在西方世界势必会失去大部分的吸引力。假若许多人都不能从日常生活当中，学会自由协商的技巧，民主宪政制度也必将因失去坚实的基础而失败。独裁政治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冲突，所涉及的问题并不仅是选举与议会之争，而是为了组织控制社会生活的全面性斗争。这场斗争的结果，主要看人们是否能够发现彻底解决具体社会问题的实际方法，政治思想领域内的直接发展倒还在其次。而从长远的观点看，任何运动要想获得支持者的倾力相助，必得在理论上为他们的行动找到充分理由。正统的现代自由主义理论确有其不足，因它往往禁止而不鼓励组织的发展，而后者则正是自由主义的未来之所依靠的力量。设法克服这些障碍，乃是当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基本问题。

正统自由主义理论的最大弱点，或许在于它对绝对主权观念的依赖迄今未变。在实际做法上，宪政民主体制假定多元有序的社会存在。它承认为实现社会目标，以强制为后盾的中央政治权威自有其价值；但却认为在行使这项权威之前，必得先承认其他社会团体的独立诉求。以自由协商而非专横命令，来创造社会秩序，这一观念，乃是所有宪政政府运作背后的基本观念，而不容于政治乃是单一且不可抗拒的主权意志之表达的观念。有时自由协商过程的失败，会迫使自由主义社会采取独裁手段；但这乃是偏离了正轨的暂时现象，而绝非宪政政治的常规。一般而论，自由政府极不情愿将多数人不同意的政府，强加于他们身上。这种谨慎态度非常强烈，即便遇到极大的压力，也多半会继续存在。近来的这一场斗争当中，政府官员通常会发现，花时间和罢工工人协商，比利用主权意志的行动压制他们更为有用。前苏联的采购代表有时会吃惊，这些工人竟没有被政府以叛乱罪枪毙了事；而持自由主义见解的人，却不认为如此激烈的做法属于适当。不过至今，还有人为主权理念大唱赞歌，这使得我们很难有理由分清自由与独裁的立场所在。在协商过程当中如有争执发生（例如在劳工问题的争执当中所见的），人们很可能会坚持诉诸主权权威，且对在理论上宣称拥有这一权威，而不愿以用专横的法令解决问题的自由主义政府发动攻击，指责它太过懦弱。在国际关系领域，人们更会想到用主权理论，来取代协商的努力。自由主义的政治家在形式上面接受主权理论，这虽不曾阻止他们朝着宪政民主的方向前进，却妨碍了他们的努力，使人们无法认识到他们成就的本质意义。这一君主专制主义的残余如能彻底抛弃，必能对现代自由主义的前途产生极大助益。

正统自由主义的第二个且与前者息息相关的弱点在于，它不曾充分认识到，有组织的群体在自由社会的生活里具有的性质与职能。当代的极权专制主义者所以能握有权力，主要是因他们的理论不承认任何无组织与不受政党国家指挥的群体具有权利，而剥夺了个人抗拒独裁精英的能力。早期自由主义的理论，虽然是为其他的目的而设，却不见得更其利于独立群体行动的发展。在洛克与启蒙运动哲学家的眼里，社会乃是原子式个人的集合。他们深信，开明的国家乃是保护个人权利必需的唯一组织，因之强烈反对为了增进团体利益，组织工会和其他私人结社的努力。19世纪的发展大大修正了自由主义的思想，使其更加尊重群体行动的重要意义，但古老的传统仍然构成阻碍，使得人们无法找到解决当今群体生活的有效方法。在个人的主要利益端赖形形色色私人结社活动的社会里，完全从个人与国家的相互关系出发而考虑自由的问题，乃是不切实际的做法。对个人所属结社组织权利的侵害，或许会比对个人权利的侵害更加具有破坏性。另一方面，专制的私人结社，也比之专制国家更易于摧毁成员的自由。因之，为了自由主义的发展，我们不仅应该小心界定个人与国家间的相互关系，对私人结社的权利与义务亦应做出同样谨慎的界定。自由主义式社会在界定私人结社的权利与义务方面，虽然已有了某些成就，但专注于个人一国家关系的结果，却使得他们无法全力前进。长久以来漠视私人结社权利与义务的哲学，使得美国的立法者在弥补工联主义的弊处、去除政党初选制的反民主化措施方面的努力，显得迟缓拙笨。更其明确地承认群体行动的重要性，对于加强宪政政府的法律与理论基础，势必会有很大的帮助。

假如自由主义在实际与理论两个方面，都能朝向最有希望的方向发展，则它将能为西方世界的组织，提供有效的基础。但这却不足以保证自由主义长期的生存问题。现代科学技术的急速发展造成了某些状况，唯有在单一世界秩序缔造成功之后，才能找到结局。西方国家乃是运用这种技术的先驱，他们的力量要比其他国家的总和还强出许多；但这种优越状态却不可能无限维持下去。长远而言，其他地区更多的人口与资源，加之新的科学技术，必会使它们拥有占优势的经济及军事力量。假若自由主义的影响只限于西方世界，它必不能长期抵抗现代生活带来的压力。有些民族的伦理与社会传统，同促成自由主义发展的民族截然不同，西方文明却给了他们具有压倒性潜在能力的技术资源。除非西方的政治思想与制度也产生可与科技相比的吸引力，否则西方文明的成就必将造成自我毁灭的结果。因之，如何使宪政民主体制适合非欧民族的需求，应当是现代自由主义的关键问题所在。

在最近的未来，这一问题大概还无法解决。有些国家不充分具备现代文明的技术资源，则快速引进这些装备，当前势必构成生死攸关的问题。要使未工业化的社会工业化，需将现存的社会习惯彻底革除，这绝非民主化的方法所能做到。广泛的资本投资计划，会造成重大的牺牲，这对那些未享受直接利益、却须承担其主要负担的人，绝不会具有吸引力。因之，将经济和社会决策置于民主选民意志之下的政治体系，很难同快速的现代化进程相结合。在西方工业化早期，西方国家人民的参政权受到严格限制，少数中产阶级企业家的精英分子才能不考虑社会中其他人的欲望，开展他们的改革。当代俄国与其他工业落后国家的独裁精英扮演的角色，也与此十分相近。历史已经证明，独裁政治——不论是早期的殖民主义，还是现代的极权主义形式——乃是将西方科技移植给非欧民族之最为有效的方法。在西方世界以外的地区，工业现代化的压力或许会迫使独裁政治（而非民主政治）在相当长的时期里，继续成为主要的政府形式。

然而，自由主义国家却有能力减轻这些压力，甚至克服这些压力。与19世纪欧洲及当代俄国一样，只能从当前的生产里提取资本储备的国家，现代化过程引起的经济困境最为严重。这种为未来消费牺牲当前福利的做法，非常不受欢迎。然而，资本却有可能从国外而不是国内获得，这时就不会有牺牲当前经济利益的状况出现。尽管两次世界大战曾经造成破坏性的影响，某些民主国家的经济却已经有了非凡的进步，能够在不损及本身生活水准的情况下，向世界上其他国家提供可观的输出资本。单凭这种资本，还不足以消除独裁政治。与资本累积无甚关系的，是文化上对陌生工业化习惯的抗拒，这使得许多地区非用独裁强制的手段，否则就难以现代化。此外，新获解放的殖民地居民，对外国人的统治极端恐惧，因之许多政府不愿轻率地利用外资。但若能妥善运用之，将大大减轻技术现代化的痛苦，亦能够减轻迫使人们建立或维持独裁政府的压力。

自由世界的经济力量提供了有利的救急手段，我们却仍然想不出方法，可以使世界上大部分的人不需继续在独裁政治的影响之下生活下去。重要的问题是，这种影响是否可能变成永久性的？这一问题的答案，主要要看现代自由主义能否成功为西方世界自身的组织，提供有效的基础。当代的独裁政府，也正把西方文明的许多特色介绍给不同的非西方民族，他们对技术现代化的强调，使他们仿造了许多社会与经济情况——这些情况在19世纪欧洲，曾经导致民主自治政府的出现。至少就共产主义而言，他们也在教导人们（即使只在理论上）相信，独裁不过是现代政治进程中的短暂过程。极权国家的宣传与警察力量，也可能使得独裁精英去摧毁这些地区未来迈向真正自治政府的运动，而这是和19世纪的统治者不同的地方。不过目前，下此结论还为时太早。西方世界由于在科技上的领导地位，仍有相当高的声望，如若自由主义能将西方统合于有效的政治制度下，应该会在非欧民族间引起注意。现代自由主义的希望端赖其能否做出榜样，成功促使越来越多的独裁政府朝着民主宪政的方向演进。

其他大多数民族的传统背景都和西方极为不同，从这个事实看，要使这些民族接受自由主义，初看起来相当渺茫。然而在许多重要方面，民主政治比独裁政治更加接近大多数非欧民族的传统。基督教以外的伟大宗教，虽然未能像基督教那样，有效地使信徒认识到消除人类痛苦的必要，却也都提倡同情与博爱的理想；而这些理想，很难见容于极权压制的残酷事实。而在传统结社组织的表现上面，古代东方的专制帝国亦与现代的独裁政治大不一样。比如，即便在历史上最为专制的统治者治下，中国与日本的人民也享有相当大的处理自身事务的自由。这种经验使他们产生了忠于家庭、村庄及其他组织的习惯，而这类组织的独立性，却与极权政府集权于中央的需求绝不相容。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德国的影响之下，曾经企图对日本人民施行彻底的极权独裁统治；但家庭和其他私人群体的持续对抗，却使得他们无法实行西方那样彻底的极权主义。宪政民主体制强调独立社群间的协商，这和大多数非欧民族传统的多元主义颇多相同。因之，当大多数人必得在独裁与民主政治之间作出抉择，很有理由相信，后者才会是较受欢迎的政府形式。

假如我们确能建立起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则现代自由主义中许多西方独有的特色，无疑会在外来传统的影响之下有所改变。我们无法预测如此广泛的文化融合，最后会造成怎样的局面，但它却可能加强而非削弱宪政民主的制度。在西方世界，有力的私人结社组织的发展必须与极端个人主义的分裂性影响互相对抗。其他民族群体意识的发展较为健全，加之袭自前代非正式群体行动的技术，正可弥补西方过分的个人主义。此外，由于天启传统的影响，议会政府辛勤缓慢的过程，亦难满足西方人的要求，这是西方自由主义从与非西方文化的接触当中所能获得的另一个好处。欧洲人会受到极权独裁政治的吸引，天启观带给人的希望毋宁是极其重要的因素；但未受犹太教历史观及其对未来人世天国的希望影响的民族，却较为不会受这种希望的诱惑。现代自由主义虽然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却必得与西方传统中较为不利的因素激发的抗拒力量互相斗争。其他文化的影响自能修正这些抗拒力量，而纠正目前宪政政府中的许多缺陷。

自由主义目前遇到的情况虽很困难，却没有理由认为它必得衰亡下去。宪政民主体制固然有其缺点错误，未来却仍然未可限量。如若我们能在国内及国际政治方面明智而有力地掌握推广自由主义的机会，自由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必能成为迅速浮现中的未来世界文明之要素。诚然，这一希望不一定能够实现；在每天都生活在武力毁灭威胁的世界，自由主义的试验能争取到的时间太过有限。假若持有自由主义信仰的政治家，无法在最近的未来设法满足人们对于经济与军事安全普遍的渴望，多数人势必会求助于独裁主义明确而简捷的解决方法。要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改正民主政治的缺点，是十分困难的事情，甚至绝难做到；但我们却必须进行这种努力，因其成功与否关系至为重大。自由主义提供了最后的机会，使得我们能够为我们的后代保存西方文明富于特色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