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裁问题及其对自由主义发展的影响

第十一章　独裁的问题

民族主义纵然威胁到了西方文明的统合工作，却未能使之即刻崩溃。这个致命的角色，乃留给了另外一个运动——便是极权主义独裁体制。明显，独裁制度构成了对现代自由主义原则的直接挑战，这正是其与民族主义不同的地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民族主义产生的主要影响，是阻碍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形成。每个国家都坚持自己的立场，使得国际社会生活宪政化的过程极其困难，却不曾使得主权国家的议会受到实质上的影响。而极权的独裁体制，则甚至攻击到了宪政民主体制的最后防线。此时，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精英们已经开始无视议会的协商过程，而主张将社会置于绝对的政党国家的统治之下。为了政党的权力，他们发现，较为有利的做法，乃是对法治之下的自由这一原则发动进攻。极权主义哲学同西方国家的法治主义与二元论传统彻底对立，然而却能够在许多西方国家，获得范围广大的支持。当代自由主义思想的迫切课题之一，便是要设法分析这一种力量的来源。

极权主义的兴起，正与民族主义一样，都反映着现代自由主义理论与实践上的弱点——许多自由主义者一相情愿，看不清这个简单的事实。独裁主义背离了西方文明中的法治与二元传统，我们很容易将其视为一种完全陌生的力量。每当某一国家采用了这一种政府形式，宪政主义的理论家往往便会声称，该国并未真正吸收西方世界的传统，好减缓一点问题的严重性。相对而言，把前苏联共产主义的成果归诸亚洲文化的影响，倒还算比较容易。至于德国的情形，理论家上穷路德教派的神学，下至普鲁士军国主义与康德的唯心主义，一心要证明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不过是德国长久抗拒罗马西化之影响的插曲而已。不过事实上，罗马却比柏林更早沦于独裁政治，这对诸如此类的假说，简直就是一个叫人无比沮丧的打击；可理论家们竟然仍能找到特殊的情况，来解释为何在所有的西方国家中，独有意大利背离了西方的国际家族。这样探讨独裁政治特殊历史背景的企图，并不是完全徒劳；正如西方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主要事件一样，由于地区差异，各国的极权主义运动也各有不同。但特殊的情况，并不能解释一般的问题。极权主义的思想分布很广；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解释为偶然背离了西方传统的陌生插曲。事实上，它的来源正是植根于西方文明。

有关现代极权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开创性著作，多半出自于现代自由主义的倡导者而非敌对者，这正说明了极权主义运动纯粹的西方特色。在这一方面，论者很少提及殖民帝国的统治方式，可实际上，殖民主义却为西方世界，提供了第一个试验独裁统治的大好机会。西方的殖民扩张，乃是大约为时百年的发展结果；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它实际上已经包括了整个世界。较为成功的殖民强国，恰好都是最具有活力的宪政民主国家；这种发展状况似乎保证得了自由主义的全面胜利，然而事实上，它却诱发了西方政治思想危险甚或致命的分裂。在内政方面坚信民主宪政制度价值的政府发现，在殖民管理的领域以内，采用政治专制反倒极其自然。为维持少数人对臣民的统治，殖民地的执政官员再不能使得法治之下的自由原则，维持其在欧洲的效力。殖民的经验使得人们相信，唯有某些人才有自治的能力，其他人为了自身的好处，都应该接受少数开明人士的无条件统治——这一观念正与现代独裁政治的理论全然符合，也曾经赢得支持宪政民主的人士们普遍赞同，这恰证明，独裁的理论并非西方精神完全陌生的东西。故而，研究殖民主义的来源，或可使我们对于极权思想的基础，得到更多的了解。

殖民主义的理论，可以上溯到西方宗教上的圣战传统。古希腊人强调希腊人与蛮族的区别，古希伯来人亦坚持犹太人与异教徒的不同；他们无不极具排他性，高视阔步、强硬傲慢，蔑视其他人类。基督教认为，人的灵魂赋有共同的命运与责任，这固然稍为纠正了上面观点的排他性，但基督徒对善妒的上帝进行的崇拜，却鼓励他们采取了一种与希腊人及希伯来人相似的观点。基督徒相信，自己的福音乃是人类救赎的唯一基础；因之，他们必定会得出结论，认为异教世界不如基督教世界。诚然，异教徒还有着某些自然法下的权利，甚至能够对基督徒行使其合法的权威；但在真正教会的精神指引下进行统治的基督王国，却依然是上帝特选的社会手段，以实现最重要的拯救全人类之目的。理论上讲，和平说服固然算得是一种维持并扩大教会影响的方法；但既然笃信基督教的绝对价值，基督徒们便很难抗拒动用武力拓展基督王国疆土的诱惑。在中世纪，这种宗教优越感使基督徒堂而皇之远征近东伊斯兰教徒，并在条顿武士的率领之下，对斯拉夫的异教徒发动战争——这虽然气势不强，却成功持久。16世纪与17世纪对美洲的征服，大抵上也表现着这样的传统。诚然，基督教的这些早期殖民试验是否正确，曾经受到过质疑，如西班牙多明我会的维多利亚便曾经主张，美洲土著相信异教，并不应作为帝国主义侵略的借口，和平的传道工作才是使这些异教徒皈依基督国度的正当方法。然而对圣战传统的抗议，简直是少得可怜。多数的欧洲人既拥有基督教的福音，直觉得自己不仅有权利，甚至有责任征服异教世界，好开启心智。白种人的负担——这最初便表现为基督教十字架的形式。

理论上讲，圣战式帝国主义的目的并非延续、而是要消除基督教与非基督教民族之间的区别。基督教告诉人们，世间的每个种族，都会收到同样的救赎礼物，因之基督徒总该把殖民统治，看成瞬息即会结束的现象。基督徒虽能以合理的方式征服异教徒与异端，让他们接受真正教会的训诫，可这种训诫的最终目的，却是要使得被征服的民族，完全转化为基督王国的成员。任何一个异教群体，只要能彻底基督教化，便再无理由将其与其他的教会成员区分开来。所以，圣战的传统虽则鼓励对异教徒的侵略，却未曾给西方世界帝国主义权威的扩展，奠定个长期稳固的基础。

在殖民扩张初期，基督教信仰的普遍特征，不仅在事实上、更在理论上使得西方帝国主义带上了过渡的性质。受到条顿武士征服的斯拉夫民族，未曾永久屈服在征服者的脚下，而是最终同样被当成了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平等成员。16、17世纪，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征服异教帝国，也按照类似的路线发展。许多征服者感兴趣的只是战利品；然而天主教会的影响相当强大，足令这些征服之举，带上真正的布道色彩。征服者们曾经认真地企图使土著皈依基督教，好使他们有资格与欧洲的主人居于平等的地位。不错，教育的监护期往往一直延续下去，而教会与国家的领导地位，也一直掌握在欧洲人的手里。然而基督教的博爱思想，却有着足够的强制力量，使得帝国与被殖民者之间，不存在任何绝对的界限。其结果是形成种族与文化的同化政策，使许多血统上仍以土著为主的拉美国家，也纳入了西方的国际家族。

但是，在17、18世纪，殖民的领导权却从欧洲的天主教转给了新教势力。由于新教思想特别是加尔文派的思想，不似天主教思想那样具普遍性，遂使得西方帝国主义的性格产生重要的改变。在加尔文派教徒眼里，并非每个人都能平均享有上帝救赎的恩宠，而唯有经过选举特为挑出的圣徒，才配有这份光荣。这一关于恩宠之性质与运作的概念，使得西方基督教世界征服异教的动力增添了一层新的含义。圣徒固然有义务征服罪人，让他们接受加尔文派的严格纪律；然而征服异教的动机，却不再是要将罪人从无法避免的天谴当中解救出来，而是要征服上帝在尘世的敌人，添加神的荣耀。一旦这个观点被用到欧洲民族与非欧民族的关系之上，其所造成的殖民责任理论就再不是包容与教育，而是排他与压制。作为基督徒，加尔文派教徒理论上必得承认，所有的种族都可能成为上帝的选民。如同印地安人的使徒艾奥特—莫里—基宁蒙德的布道活动，便说明这种理论倒还没有遭到彻底的忽视。但在实际上，加尔文派教徒却往往对土著的得救抱悲观的看法。他们严苛的原则，曾经使他们得出结论，认为当时大多数欧洲人注定遭受天谴；由此观之，当他们同其他民族的陌生习俗相接触时，直觉得那般土著救赎无望，就没什么可怪了。在旧约与犹太教的种族排他性教育之下，新教的殖民主义者极易于习惯把自己视为受邪恶力量骚扰的选民。为使自己不受污染，让土著永远屈服于上帝选民脚下的思想，竟便成为他们殖民政策的基本精神。北美英语系的殖民者并没有像在拉美一样把印地安人同化，反将他们置于严格的隔离与控制之下。这样，加尔文教派经过特选而蒙恩宠的教义，便助长了种族帝国主义的做法。

在18、19世纪，西方殖民主义虽未完全丧失其宗教动机，但这种动机的重要性，却随着世俗化的发展而逐渐降低；不过这一点，并没有使得西方世界，对非西方民族的态度有实质性的改变。征服异教的冲动，也跟基督教传统的诸多层面一样得以世俗化，且以这样的形式，继续作为现代自由主义的因素之一。与基督教的上帝一样，进步也是个嫉妒而严苛的神祗。人道的自由主义者正与其基督教先驱一样，相信自己有着一整套使人获得福祉不可或缺的生活途径。多数欧洲旅游者在同欧洲以外先进民族的最早接触当中，都认为从物质文化的立场看，东道主比他们自己更有成就。直到18世纪，伏尔泰和其他改革者还毫不犹豫地引述亚洲国家的优越性——真实的也罢想象的也罢——来批评西方的不开化。然而，到了19世纪中叶，西方的科技进步乃将这种早期的关系扭转过来。按照当代自由主义的标准衡量，便是最有成就的非欧民族，看上去依然愚昧未开。此时，西方的优越性已不全靠基督教福音，还有民主，工业状况，科学的医药，加之一大堆世俗的恩赐，都可以视为神的赠礼。将这些恩赐带给世界上其他的人，明显是一种人道责任。白种人的负担不再是十字架，却仍然要求西方人去征服异教徒。如若落后民族囿于无知而抗拒“进步”，西方人便可以动用武力，征服他们，导之而为开化。由于西方在军事上日益增加的优越性，得以在全球各地运用这种武力征服的办法。这样，西方文明征服异教的行动，便在19世纪的世俗化殖民主义形式当中，实现了其全球性的目的。

世俗殖民主义的倡导者很像其基督教的先驱，代表着两个极端对立的思想学派：一种可称为自由主义殖民责任论，另一种可称为种族主义殖民责任论。启蒙运动哲学怀着一种普遍的乐观主义，接近于天主教的人性观，而与加尔文派不同。启蒙运动哲学相信，所有人都有着理性的潜力，故而将不符合文明行为标准的举止，视为无知的结果。既然无知可以用教育克服，因之普遍的仁爱便成了人类的终极命运。这一观念正与天主教的恩宠一样，使我们得以将殖民主义当成权宜而非永久的生活方式。据正统的自由主义，则殖民管理的目的，乃在于将自由主义的原则教给未开化民族，为他们进入西方国际家族铺平道路。其实要将西方的理性标准强加给非西方民族，乃是相当困难的事情，故而有些西方人很不乐观。历经了许多幻灭的经历，殖民地的执政官们往往认为，在西方的选民与其他卑微人种之间，存在着深刻而无法逾越的障碍，“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二者形同水火，无法交融”。而种族主义的观念，则跟加尔文派“经由特选而蒙恩宠”的教义一样，把白种人的负担看成为永久而非暂时性的责任。这种理论认为，西方人固然有责任，将进步文明的利益尽量带给世界上其他民族，但西方人用教育或其他手段方法，都绝无法克服非欧民族内在的卑微。为白人服务并且服从白人，是“不存在上帝律法的低下人种”之永久不易的命运。这种永久殖民屈服论全然背离自由主义的暂时臣服论，因之在殖民政策的领域以内，也导致了极端不同的结论。这两种理论，在西方各主要国家当中都不乏支持者，因之也造成了无数的混乱与矛盾之举。自由主义与种族主义思想派别的冲突，大大破坏了西方殖民主义的声誉，也为20世纪殖民帝国的崩溃，拓平了道路。

作为传播西方文明外在内容的中介，自由主义或种族主义理论确都颇为成功。它们对非欧民族的终极潜力看法不同，却都同意在当前情形之下，必须使非欧民族接受专制管理。现代工业制度不论其终极利益如何，起初从来未受过广泛的欢迎，因之在这一点上，谋求一致的看法便十分重要。便在作为新生产体系发祥地的西方，开始时也必须由一个在政治及经济方面占绝对重要地位的少数中产阶级来施压，强迫不太愿意接受启蒙运动思想的民众接受之。而西方的工业制度，对其他地区思想与制度的冲击更加具有破坏性，因之必将引起更大的阻力。假若西方人必须考虑那些地区居民的意愿，则现代工业技术的传播势必放缓，而西方殖民主义的理论，使得西方人有借口不去虑及那些意愿。宪政民主制度之兴起，迫使欧洲国家的政治家考量国内民众的意见，约束自己的改革热忱；但是这一制度却不曾对殖民管理的方向，产生即时的影响。对进步的阻力，不论来自于暂时的无知或永恒的卑微，都毋宁是一种恶，必得由开明的执政官以善意的铁腕统治来铲除。因之，虽则母国政府正在学习着尊重舆论的指导，遵循日益强化的法治规则，殖民政策却全然未曾受到民主与法治思想的影响。殖民官不考虑当地人民的意愿，而用无情迅疾的手段，强迫落后地区的民众去合乎西方文明的要求。现代工业技术的迅速传播，便成了这种政策效力的恒久礼赞。

然而，这种方法到头来，却在欧洲民族与非欧民族的政治经验当中，造成了危险的鸿沟。对西方世界而言，19世纪末期乃是朝向宪政民主制度迅猛挺进的时期。按照自由主义的殖民责任论，则所有殖民地的子民应同时接受议会政府教育。此一方面确有人做过些尝试，有的较为成功，有的则不甚成功。不幸教育性的监护过程，往往要求落后地区的工业技术不断进步，而不能见容于将权威完全转移给地方政府的做法，因这些政府若完全表达地方的意见，势必采取些西方自由主义立场无法接受的政策。当时许多欧洲人的种族主义殖民责任观，也加强了自由主义的狐疑，不愿让殖民官受法律或者民主原则的约束。因之，殖民主义尽管在传播科学的健康观念、工业效率以及其他西方文明的物质成就等方面颇有价值，而在训练属地人民，使之习于现代自由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方面，却乏善可陈。自由主义或殖民主义将以议会政府的形式，将某些经验传授给殖民地的人民，往往造就的是一批当地的精英，他们完全模仿欧洲的导师，自觉比不识字的同胞更其优越，也便有权漠视那些比之落后的人的意愿。种族歧视的殖民主义，在受到迫害的土著心里，相应引起了一种种族敌对，更加与民主原则的训诫无法相容。因之，当日益加强的政治成熟导致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这些民族的政治发展，却很少按照自由民主政治的方向而发展——即便靠了最富于自由心态的殖民官的影响，说服了世界上的大多数民族，相信少数开明人士暂时或永久的领导，乃是“进步”之不可或缺的途径，也不过如此。因之，西方殖民主义造成的影响，是将现代工业的技术资源，交给了一些政治思想和制度与现代自由主义迥异的人去掌管。

若圣战传统的影响只限于殖民范围之内，它对西方自由主义的影响虽然有害，却不会如此迅速地觉察得到。殖民世界虽然包含了全球大半的实际人口与潜在资源，工业技术的优势却仍然使得西方执掌了牛耳。然而，起初本是表现于殖民帝国形成上的态度，同样也能够影响西方世界自身的行为。在中世纪，基督教世界圣战的动力，不仅用于对付外族的异教徒，也用来对付阿尔比派以及其他内部的宗教敌人。中世纪时的基督教，虽然理论上坚信，传播福音的正当工作乃是说服而非强制，但天启的信仰，却使他们无法容忍任何人犯下的错误。在现代，基督教说服与强制传统之间的冲突，早从宗教领域延伸到了世俗领域。现代自由主义强调基于同意的治理，这虽与基督教在布道方面的传统一致，却无法完全克服圣战传统的影响。西方人由于绝对信仰西方文明的正确性，故而他们的殖民帝国无远弗届。而当同样的圣战精神用到西方世界自身，便造成了极权主义运动。

到19世纪末，宪政民主体制表面上极具活力，却仍是西方历史当中新生的不稳定发展。作为基督教传统的世俗支流，启蒙运动哲学、保守主义反动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在开始的时候，都以天启信仰的形象出现。这三种学说的最早支持者都认为，唯有他们才了解通往世俗天国之路，故而都不愿对对立的观点做任何的妥协。议会式协商的必要性与实践的长处，虽逐渐使多数人多少勉强地接受了宪政民主体制，但是在每一个阵营当中，都还有一些颇有影响的少数，认为这种投降之举不啻背叛。在议会协商之下，相对没有讨价还价资格的人特易维持其未受污染的天启信仰，并设法将其强加于旁人身上。他们对愚昧同胞的态度，恰便与殖民官对愚昧的非欧民族极为类似，其意识形态的起源也并无二致。这就是独裁政治对宪政政府挑战的根源所在。

现代独裁政治理论正和殖民主义理论一样，也分为两个明显对立的派别。暂时性阶级独裁的共产主义，大致相似于自由主义之认为殖民是教育的权宜之计，最后乃是为了解放落后民族的看法。而相信种族或文化精英之永久优越性的法西斯主义，则有似于种族主义的殖民责任论。这种对应现象，到底多少属于殖民理想对于极权主义理论家的影响，多少出于共同根源独立产生的结果，实在难以断定。在法西斯主义思想的许多方面，都可以明显看出，它刻意仿效着殖民主义模式；但就共产主义而言，此种关系似乎便没有那样直接。尽管如此，极权主义运动却直接间接地，在西方世界四处传播着现代自由主义倡导者特为留给非西方民族的思想与制度。在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当中，自由主义与种族主义殖民责任的竞争，采取了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斗争的形式，而将双方的角力，伸展到了西方文明的故土。

永久的种族独裁论最后以法西斯主义形式出现，而在起初不过是保守主义反动当中无足轻重的阶段。当时，基督教的影响极大，足以防止欧洲出现阶级制度；但是血统的观念，却仍在较为古老的统治阶级生活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通过对家族谱系的关系——还不用说他们对于养狗养马的兴趣，王室与贵族都熟知一个观点，便是血统就可以证明一切。长期以来，优越的血统构成了他们的统治得被民众接受的基础之一。当法国大革命向这种权利提出挑战时，他们都觉得，天生自然的秩序遭到了人们随意的破坏。保守的政治家们即便迫于实际需要而进入民主政治的竞技场，他们也绝少对新的政治体系产生真正的热忱，因在这一体系之下，世家子弟获得天生卑微的人们效忠的办法，竟然是取悦他们，而非命令他们。许多贵族不愿让步，因而置身事外，对宪政民主关心的问题不闻不问。于是血统的观念，使得传统的统治阶级与现代自由主义更加疏离，反易于接受建立于种族优越观之上的政治学说。

较早期的保守主义反动运动理论家，仍受到基督教传统的强烈影响，较少运用种族主义理论来捍卫自己的立场。一般而论，他们对其主张的辩护，主要是基于上天选派加上传统惯例。而到了19世纪中叶，保守主义已经在戈宾诺伯爵的手里，发展成成熟的种族主义理论。殖民扩张行为造成的一个科学副产品，乃是对语言科学有了严肃的兴趣。对近东与中东民族愈益了解，使得西方人发现，此一地区民族所用的语言，同欧洲的主要语言属同一语系。印欧语系广泛分布于各处，俨然暗示所有这些语言，可能是由同一群北方蛮族原先使用的语言所衍生；这一假设的蛮族，就被称为亚利安人；由于征战的结果，他们早在史前时代，就成功地成为了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的统治者。人们假设，印欧语区的各种文明都受到亚利安人的影响；由此，他们自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亚利安人必定是一个特具天赋的民族，远较受他们开明统治的南方民族更其优越。在19世纪，北方民族优越说的最大影响，便是使得西方——因此也就是北方民族——的种族主义殖民论大行其道，消除了殖民者的不适应。而到了戈宾诺手里，它却变成为欧洲本身的保守反动进行的辩解。西方多数王室与贵族家庭，都是（或自称是）在黑暗时代从北方南下，瓜分罗马帝国天下的蛮族后裔，通过不断的通婚，他们保持了纯正的北方血统。由于北方血统天生优于南方，且只有北方血统方能造就天才人物，推动文明发展，故而传统统治阶级的解体，不啻世界文化的最终毁灭。为人类本身的利益，贵族就应该维护种族的纯正，对任何使他们屈服于卑微民族的政治制度，采取强硬的态度。戈宾诺的理论虽然在当时并无广泛影响，却已经显示出人们将如何利用保守的种族主义，来对抗自由主义的立场。

到19世纪下半叶，中上阶层也有些人渐渐倾向于种族主义的强硬立场。这一群人在开始攻击旧制度各种束缚的时候，其政治哲学尚有着强烈的平等意味；而经济放任主义的胜利造就了工商业中的贵族阶级，这些财富贵族实际上往往成为世袭权贵，许多人又靠着通婚或其他方式，而被旧日的血统贵族同化。后来社会民主主义起而向上层中产阶级地位挑战时，他们的反应大抵同早先的统治阶级一样。启蒙运动哲学虽然坚持，所有人都必须享有平等权利，但又教导人们说，在人人享有平等权利的体制之下，竞争获得的最大报酬应属于最有能力的人。经过两三个世代的连续成功，较为发达的中产阶级家庭也很易相信，他们所特有的才能，就像是诺曼人的血统一样传袭，而他们自己则是天生俊才，应该充任领袖地位。他们认为，社会性立法损害到了他们的地位，使失意者得到好处，这是对自然秩序的侵犯，应竭力予以抗拒。宪政民主体制既意味着社会性立法，因之越来越难以被态度较为强硬的中上阶层接受。这使他们对种族主义的主张另眼看待，因种族主义证实他们比一般人优越，遂使他们有理由反对议会政府中的民主压力。

英国哲学家斯宾塞最成功地迎合了对此一学说的需求。既然找到了历史传统，能够证明商人比其同胞有更多的北欧血统这一假设，斯宾塞若也和戈宾诺一样赞扬亚利安人的美德，势必徒劳无益。然而达尔文式的进化论，却使他得到另一个能支持种族主义观点的科学基础。达尔文的假说主张，从低等到高等动物生命形式的进化，乃由普遍的生存战争所造成。在竞争的压力之下，较为低劣的个体与种族消失，而成功的敌对者则继续生存繁衍下去。斯宾塞假设，自由放任经济政策虽然在系统铲除谋杀、偷盗和其他竞争行为，却同大自然一样，有能力选择良种，淘汰劣种；有鉴于此，他便能充分说明，成功的商人比之较不成功的同胞，不仅富有，遗传因子也较为优秀。有人以较高的才能获得资财，又能够因此生育后代，继承父母的优秀特征；而能力较低的人则受到经济惩罚，使子女病饿而死的机会大增。即便是靠私人的慈善行为干预这个天择的过程，也不能不是危险的事情，靠社会性立法去干扰，就更会对整个人类的进步造成灾害。因之，毫不妥协地彻底拒绝社会民主制度的主张，不仅是上层中产阶级的权利，也是他们的责任所在。(www.xing528.com)

类似戈宾诺与斯宾塞的理论，虽然使上层阶级加强了对现代自由主义的抗拒，却没有立即形成有力的反自由主义运动。现代极权主义的兴起，不论是法西斯主义也罢共产主义也罢，都来自另一个非常不同的社会群体——亦即波希米亚式知识分子的强硬态度。我们已经述及，19世纪的许多艺术家与知识分子拒绝当时中产阶级社会的理想与前提，不过只要他们甘心退隐到波希米亚式环境当中，其不满就不至于对政治的路向产生太大的直接影响。但是正像卢梭一样，被现存社会秩序排斥的感觉不仅使他们心怀退隐，也不断激起他们对革命行动的渴望。身出名门的感觉曾经对上层阶级产生极大的鼓舞力量，而这些知识分子虽无类似的感觉，却自觉比寻常人来得优越。自认有优越的艺术与文学天赋的人，可以全然无视一般的标准与习俗；这使得他们深信，世界的其他部分不过是使他们满足创造潜力的素材而已。宪政民主制度的平等思想太浓，不合这样的看法，因之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波希米亚式知识分子，最乐于参加反民主的运动。他们巴望着通过不受约束的政治领导权，表达他们的自我，这使得他们变成现代极权主义最有影响的先驱。他们的影响，乃是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发展过程中的主力，而列宁、墨索里尼、希特勒等人，则为极权主义运动提供了极大的领导力量。迫使无教养的低劣人等屈从于极权主义之下，这些波希米亚式的人由此而满足了久已为人忽视的社会优越感。他们的所作所为，有效破坏了现代自由主义的根基。

从一开始，波希米亚式的人在政治思想方面，便倾向于“克里斯玛式领导”的观念。这是他们的理论，与贵族及上层中产阶级的反自由主义理论最为不同的地方。后者虽然自认较一般人来得优越，对其他贵族或工业家的态度却相当平等。上层阶级当中许多人都有着类似的贵族血统与经济成就，他们之中无论何人，都无法声称自己比之旁人更加优秀。而浪漫的天才崇拜，往往就很不平等。作为一个阶级，有才华的波希米亚式人物虽然可能比之一般没有教养的平庸之辈更加优秀，他们却愿意承认，自己比那些禀赋特异的人物来得低下。有影响力的文学或艺术界人物，往往需要一群仰慕他们的党羽围绕身旁，这些党羽狂热地对其心仪的主人歌功颂德。在竞争激烈的波希米亚世界，人的声望起落无常，依附于某个有声望的领导人身后，总归是生存的条件。对立的天才人物身边各有党羽，彼此攻伐，这乃是波希米亚式人物基本的政治形态。在这种环境当中成长起来的人，一旦开始对更加广泛的政治行动感到兴趣，其政治观亦不会有什么改变。对他们而言，生活毋宁就是去发掘真正伟大的人物，并对其死而后已，同时迫使敌对的波希米亚式人物和漠然的平庸之辈，承认这人的天才。因之，波希米亚式知识分子比之其他群体，都更愿接受克里斯玛式领导的原则，并把这种原则，视为政治的正常基础。

卡莱尔的著作对于浪漫的天才崇拜之政治含义，有着最为典型的表达。19世纪的思想家当中，没有人比他对于西方文明的法治主义与二元论原则，怀有更不妥协的敌意。据卡莱尔的理论，所有历史上的成就，都是某些个人的活动所造成。这些人伟大非凡，能洞见过时法律惯例的空洞虚伪，同时又活力十足，能迫使漠然而卑微的群众，接受他们富于创意的远见。那些资质较差的人，只有接受英雄的领导，尽力参与历史性的创造工作，才能够分享他们的伟大。卡莱尔是苏格兰人，祖先有着强烈的加尔文派信仰；对他而言，生活的目的并非为着追求安逸，而是要从事严苛而毫不间断的工作。既然只有伟人才有知识与道德活力，迫使人们跳出日常的懒散境界，过上奋发向上的生活，因之也只有伟人，才有权统领群众。宪政民主制度鼓励卑贱的多数人屈从于自己好逸恶劳的本性，而不鼓励他们接受高贵严厉的领导，因而是腐败、无可救药的制度。所以对卡莱尔说来，19世纪政治的基本问题乃是摧毁民主邪说的虚伪与诡诈，使大众恢复对英雄应有的敬爱，因这些人将不断决定他们的命运。

但是，仅仅靠艺术家与知识分子对“克里斯玛式领导”之优点的钦敬，还不能使得这种领导，成为现代政治史上的重要因素。在人们逐渐惯于民主正当性原则的世界，这样一点点人的思想，若无相当多数的群众支持，势必无法取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形势下，还不能马上找到这种支持。多数人在参与议会协商的过程当中发现，他们总可以慢慢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这使得他们不愿放弃现代自由主义的做法，而将自己置身于绝对而无法控制的政治领导形式之下。

然而议会政府的性质，往往注定会将利益作出不平等的分配；按照协商原则行事的政府，对那些恰有强大的讨价还价能力的人较有好处。在由互相竞争的压力集团组成的世界，得势的是能够形成有效组织的社群，吃亏的则是组织能力较差的社群。制造商协会和工会，通常能引起民主派政治家的注意，而无组织的劳工和中、下阶级——特别是后者——则较受忽视。每当这种忽视造成特殊困难，比如在经济艰难的时期，组织较差的群体自然对议会政府产生幻灭感，而去寻求别的伸张权利的途径。对那些没有能力或不愿有效利用议会协商机会的人，追随无法控制却可能充满善意的领导人的命令，同时分享其胜利，这一想法或许会变得颇为诱人。波希米亚式的知识分子在试图赢得群众，以支持他们的反自由主义政治观的时候，针对的就是这样的一些群体。

朝这一方向进行的努力，首先就在劳动阶级当中有了收获。从一开始，无产阶级运动的大部分理论与实际领导行动，便从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上获得过许多帮助。只要工人组织商不够完善，又缺乏可以接受的领袖，他们准保乐于接受这种免费的帮助。不过经过了一段时间，工会制度的成长，就会创造出一个直接选自无产阶级，可以信赖的工会领导阶级。集体讨价和议会协商，乃是满足劳动阶级需求的最有效方法，因之这些工会领袖会逐渐趋于保守，由革命的社会主义观，倾向于进化的社会主义观。许多知识分子都接受这种转变，而且像伯恩施坦、费边社等等，还在社会民主思想发展史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不过大体而论，知识分子的态度仍然较之工联主义者更加激进。他们不愿和保守的无产阶级共奉一个领袖，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左翼劳动阶级运动上面。他们生命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抗拒多数无产阶级的保守倾向，尽可能使最多的人归到不妥协的革命立场上来。在同工会领袖互相抗衡的情况之下，波希米亚式知识分子遂成为劳动阶级当中抗拒社会民主主义的最大力量。

知识分子与工会领袖之间的裂痕，遂使得理论家们不得不去发展新的无产阶级政治理论。只要他们的领导方式能够为参与劳工运动的一般人所接受，知识分子自然可能既相信革命行动，也相信绝对多数的统治。例如马克思的理论，便假定历史发展的结果，最后必会在所有较为工业化的国家，形成多数的革命无产阶级。然而经验却表明，多数劳动阶级团体宁可选择进化而非革命手段；这时，社会主义的理论家们也不得不在民主与革命之间作出选择。主张进化理论的社会主义者决定，接受多数人的裁决，通过民主手段来实现其激进的改革希望。而激进派则认为，革命极其重要，为了实现革命，便是违犯众意也在所不辞。对他们而言，领导的功能并不在动员和激发无产阶级本身的欲望，而是要强迫他们，接受革命的行动。像卡莱尔一样，他们已经开始认为，政治的推动力量来自意志而非必然。革命的领导曾经作为助产士，现在则变成了积极的历史创造者。

这一领袖之创造性角色的观念，在法国革命工团主义者索列尔的著作当中反映得最为清楚。索列尔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没有信心，这是他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者的地方。他轻蔑地认为，资本家都太嫌懦弱，宁可让步安抚，而不愿冒暴力尝试的危险。若是让工人自己选择，他们也一样愿意让步，以此来取代革命的胜利。唯一能够使革命达到高潮的方法，是设法在工人一雇主的协商过程当中，安排各种人为障碍。革命的领导应当试图利用巧妙设计的宣传策略，鼓舞软化的劳动阶级团体，使其逐渐趋于强硬。全面罢工的神话，便是索列尔对这一宣传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法。他认为，革命领袖固然明白，资产阶级国家其实永远不可能被罢工所推翻，但他们却应当诱使劳动阶级相信这种可能。试探性的全面罢工能迫使平日胆小妥协的资产阶级采取压制手段，若是幸运，还能造成不小的流血。即便双方的盟友与支持者只有少数人死掉，雇主与工人却都会被激怒，不可能再提出或接受任何妥协。所以，革命暴力本身虽属徒劳，却能逐渐腐蚀议会协商的基础，到头来使得无产阶级集结于不妥协的领袖旗下，而这些领袖乃有足够的行动与决心，摧毁自由主义的国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争之前，这一种无产阶级领导的机会较少。当然，在工会运动力量特为微弱的地方，索列尔这类的想法，确能发挥出某种程度的影响力。在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国家——如西班牙与意大利，无产阶级数量既少，组织亦不够健全，无法在议会政府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这样，工团主义便对劳动阶级，产生了颇大的影响。在美国，工会制度成长缓慢，工团主义的世界工人组织还曾吸引了很多的信徒，特别是毫无组织的移民劳工。但是一般而论，社会民主主义的优点相当明显，自能赢得劳工组织的效忠。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口号虽则没有完全失去吸引力，但在经济、政治方面都有力量的工会却自得其所，不愿纵容自己从事革命行动，以免失去既得利益。对那些梦想把自己的革命意志强加于群众身上的知识分子来说，前途似乎并不特别感到乐观。

但是，在沙皇统治下的俄国，革命行动却较有机会产生作用。俄国同中国及其他少数非西方国家一样，虽未被任何殖民大国所同化，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却是半殖民性的关系。从彼得大帝以来，俄国政府便受一群贵族精英所掌握；他们半是俄国人，半是西方人后裔，一心想仿效世界上其他地方殖民地的管理方法，用专制的力量迫使人民西化。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们的努力，遂使得局势符合于革命社会主义的目的。现代工业的引进，产生了工厂工人阶级，他们在西化知识分子的领导下，很快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但是俄国的无产阶级为数很少，俄国政府又拖延很久之后才对议会制度有所表态，基本上仍维持专制统治，所以在俄国，运用民主方法实现无产阶级目标的机会，亦比之西欧高度工业化的民主国家为少，这便为革命的领导制造了绝好机会。俄国的知识分子自然有的支持进化社会主义，也有的支持革命性社会主义；但比较而论，不甚激进的团体力量却较为薄弱。无能的沙皇专制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压力之下崩溃，社会民主主义者曾经试图以西方式的宪政政府取而代之。但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布尔什维克党人却认为，俄国人尚且不能接受民主政治，唯一能够促成进步行动的方法，便是将绝对权力交给布尔什维克。这一派在当时虽只占整个人口的极少数，但在列宁巧妙的领导之下，却成为密集型的战斗力量。几经周折，他们竟成功推翻了民主共和国，毫无挑战地变成了沙皇政府的继承者。长期受到少数人的专制统治，俄国人对社会民主主义允诺的自由权利漠不关心，于是没有任何有效的抗议，便接受了这个新政权。于是在革命知识分子的领导之下，俄国遂成为第一个倡导现代极权主义政府的国家。

由于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经验，社会主义理论家便有必要，将社会主义理论进行大幅度的修正。俄国革命的领袖与索列尔不同，他们自认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且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做他们行动的借口。为配合其所处的环境，他们必得以全然不同的方式，强调创造性领导的重要意义。马克思虽然承认，在阶级冲突的危机当中，必得有革命领袖出面领导；然而他的历史辩证观却暗示，唯当多数无产阶级有能力取代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建立没有阶级的社会，使国家消失，这样的危机才会发生，这种非政治的立场，显然不符合俄国革命的需要。布尔什维克作为富于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前锋，主要任务在于迫使落后的俄国人去利用甚至创造现代工业经济组织。为此目的，在未来许多年里，政权都必须由开明领袖绝对控制，他们将运用纯粹的意志，弥补俄国资本主义的历史缺憾。换言之，要将多数非无产阶级置于无产阶级统治之下，还要将从历史观点而言尚未成熟的无产阶级，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在党的内部，承认列宁、斯大林之类个人领袖的绝对重要性，亦适合俄国国情，因俄国早就惯于沙皇的个人统治，却不太适合抽象而非个人的政党要求。如何在不抛弃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下，为这些专制作风找到借口，乃是布尔什维克政治思想的一个基本问题。

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便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专政一词本出自罗马历史；所谓独裁者，原是指在紧急情况下，为确保共和国利益而设置的特别执政官。这一制度极清楚地指出，暂时性的专制统治，对宪政政府的长远目标自有其好处。在俄国革命以前，政治理论家们很少试图从这个经验出发，推演出一般性的理论。为使殖民地最后采纳民主宪政制度，自由派的殖民主义也暂且实行过专制统治；这固然也是种专制，却绝少被人称为专政独裁。在描述“革命之后”的劳动阶级统治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偶然会提及“无产阶级专政”，却未曾特别强调这一点——例如，在《共产党宣言》当中就没有出现这句话。但对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来讲，专政的观念却极为有用。它意味着毫无限制的权力，布尔什维克可以用以辩解自己的压迫手段；而为确立及维护对俄国人民的统治，维持共产党阵营内的纪律，这些手段乃属不可或缺。另一方面，作为暂时性的专制统治形式，它也可以和马克思主义之以多数民主为无产阶级政治目标的信仰调和起来。无产阶级专政乃是有阶级意识的少数人建立的政权，旨在使未曾觉悟的多数人有所准备，能够在未来无阶级的社会生活当中负起责任。靠着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的宣扬，专政的观念遂蔚为风尚，成为现代政治思想中的基本类型。

共产主义的专政概念虽用新的术语，其实不过是自由派殖民主义观点的重申。自由派殖民主义认为，非欧民族比之欧洲民族落后，必须经过一段暂时的督导时期，以便其日后推行自由主义制度；于是它便在有能力自治和无能力自治的人之间，划下了一条界线。共产主义的目的，乃是要消灭这一条界线，将全世界开放，使之成为共产主义精英从事半殖民事业的活动区域。据共产主义者所讲，政治与社会的落后不仅是俄国特有的状况，所有受资本主义控制的国家无不如此，白种工人和有色人种的工人一样，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牺牲者。为铲除这种制度的影响，为最终的无产阶级社会铺平道路，时间不定的无产阶级专政，不仅在俄国有其必要，在其他各地同样需要。唯有具科学知识且有纪律组织的共产党，能提供无产阶级专政成功的工具。传播西方文明的成就，并使得这一成就更趋完美，曾被视为白种人的负担，现在却成了各种族内开明代表所组政党的特权；它不仅向西方民族，也向非西方民族提供了暂时性专制统治的好处。在俄国共产主义的学说当中，自由派殖民主义的理论，遂成为人类政府的普遍模式。

独裁专政的观念既经阐发装饰，立刻使得西方世界的政治思想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当然，共产主义本身也曾经遇到强烈的抗拒；对没有民主政治经验的俄国群众来说，臣服于自封政党的精英之领导或许可以忍受，且对许多西方帝国主义的非欧民族牺牲者来说，亦可能是对于种族殖民主义的改善；但是对惯于民主宪政方式的工联主义者，却不存在太大的吸引力。因之俄国革命的成功，虽使各国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力量更其强化，却没有说服西方大多数无产阶级，放弃对现代自由主义运动的效忠。不过在西方，却有另一些团体更易于接受专政的观念。一般而言，中下阶层没有能力建立经济和政治组织，一直是宪政政治中“被遗忘的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的通货膨胀与工业萧条，使这些人受到与其他有组织的人全不成比例的痛苦。工资与利润虽然随着生活水准有所上升，储蓄以及中下阶层的其他财产形式却彻底贬值。这一经验证明，中下阶层的地位并不安全，亦使得这一阶层中的许多人，对民主宪政制度产生了强烈的反感。既然对成功的议会行动感到失望，他们便开始梦想，以独裁政治为解脱困境的途径。他们自认为比之劳动阶级来得优越，却又怕沦为劳动阶级，这些情结大多使他们不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却愿意追随任何能以独裁手段，保障他们地位的非共产党领袖。心存不满而又野心勃勃的知识分子，由于在经济上和中下阶层同病相怜，愿意率先调整共产主义思想，使之能为中下阶层所用。许多理论，著名的是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与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都是来自于这些企图。不管形式如何，在散播独裁观念于西方世界这一方面，法西斯主义确实比之共产主义更为有效。

然而，法西斯主义的独裁理论，却在一个重要的方面，不同于其共产主义原型。俄国革命领袖继续忠于马克思主义，故而一直宣扬平等之作为终极性的社会观念，并把独裁政治视为达到这一目的的暂时手段。而法西斯主义者则接受了先前保守主义者的看法，不承认平等作为终极的理想。白领工作者们长久以来，一直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比劳动者来得优越，对沦为无产阶级的可能深恶痛绝。上层阶级的地位较为稳固，但也害怕社会民主主义的兴起和共产主义的威胁，认为是对他们特权地位的一种挑战。对这些人而言，维持现存的社会阶层体系，乃是极端重要的事情。观之他们的立场，则独裁的价值在于，它或可用来对抗现代生活的平等化趋势。因之法西斯主义者也和共产主义者不同，认为不平等的状态并非权宜之计，而是永恒的理想。为永久的独裁的政治寻找借口，成了法西斯主义政治思想的基本问题。

这一问题的答案，是将种族优越理论，嫁接在民族主义的思想上面。19世纪的民族主义者多半认为，自己的民族具有天赋的特殊禀赋，却依然承认其他国家的平等权利，至少在理论上，仍属于自由主义信念的一个部分。法西斯主义者则公然反对此一理论。据意大利和西班牙法西斯主义者的说法，古罗马与西班牙帝国的历史证明，意大利和西班牙民族比之其他民族优秀，较为卑微的民族注定要受他们统治。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者更加明目张胆地表示其种族主义思想。他们认为，自己是最具有优秀北欧血统的人种，有权利也有义务，让所有国家——包括欧洲及非欧国家——臣服于主宰种族的需求之下。血统较为卑劣的种族，像犹太人，必须被绝对排除于帝国的臣民社会之外。宪政民主体制既然承认所有公民都有平等参政权，且允许共产主义和其他国际主义学说在劳动阶级中间传播，则法西斯主义必须摧毁民主政治，将权力置于血统及意识形态都未受污染的精英手中。只有臣服于法西斯党的独裁统治，接受克里斯玛式领袖的领导，“天选民族”才能得到力量和纪律，完成其历史使命。种族优越论本来只用于欧洲民族与非欧民族的关系上面，现在则被用于令到欧洲的劣等民族永远受“主宰种族”的统治，并使该种族当中较卑劣的人永久臣服于优秀成员的脚下。这样，现代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家，特别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家，终于将种族殖民的学说，引入了一个合乎其逻辑的结论。

同共产主义一样，法西斯式的极权主义也未曾得到世人的普遍接受，但其吸引力却远比极权马克思主义来得更大。对那些几乎绝望的中下阶层，属于“主宰种族”，加入永久性政治精英集团的想法，都十分诱人。那般小店员、专业人员和其他中产阶级成员，对犹太人的竞争正有切肤之痛；法西斯运动主张消灭犹太人，且使受过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无产阶级解体，从而使中产阶级觉得，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准会立时改善。此外，帝国扩张的远景，加之扩张能为主宰种族的成员带来无数行政管理与其他白领工作，更使人对未来充满了野心的憧憬。上层阶级虽然对这些运动具有的中下阶层性质感到不安，却仍认为比之共产主义及较具平等精神的宪政民主体制更其可取。在未受特为严重的政治经济压力的国家，大部分中产阶级宁可一试自由宪政主义的职能，而不愿去冒法西斯独裁政治未知之数的风险。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十年里，西方世界许多地方的情况变得甚为恶劣，许多人都想尝试一下激烈的试验。对绝大多数的人而言，法西斯主义确比共产主义更有吸引力，这使得法西斯政权得以确立，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其政权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

如今，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已经结束，但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却仍然是当今政治的基本成分，这正是现代自由主义思想弱点的测量仪。宪政民主体制相信，将人们统合起来，缔造有效公意的适当方法乃是说服，而非施行强制。在西方文明的历史当中，用和平说服联合道德社会的观念，一直必得与对立的强制性整合观念进行决战。在中世纪，有人即主张，宗教真理只能以布道和身教的方式传播，另有人则认为，使用圣战的利剑亦无不可；两种看法之间，一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在宗教战争期间，绝大多数人赞成圣战，终导致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崩溃，也几乎摧毁了西方文明的基础。现代自由主义企图在世俗基础上重建西方世界，也导致了同样的灾难。殖民帝国的圣战冲动，使得世界各地都受到西方技术的影响，却很少教导非西方人民，去熟悉基于同意的治理这一个自由主义原则。天启式阶级性学说曾经激起过西方国家的政治责任感，但亦使得许多人养成了不合乎议会协商原则的强硬不妥协习惯。因之所造成的极权主义与宪政思想意识形态间的冲突，乃是中世纪基督教圣战与布道二传统间长期冲突的重演。如若事实证明，圣战传统的力量强于布道传统，则西方文明势将再度面临宗教战争那种难以幸免的灾难。这便是现代独裁政治兴起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