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传统：民族主义的问题

第十章　民族主义的问题

随着民主宪政制度的确立，现代自由主义在团结世俗社会，形成有效公意的问题上，也已经有了长足的进展。不幸在宪政制度兴起之初，另一种发展也相伴产生，使得前者的成就黯然失色。中世纪教会的成功，主要由于其作为国际性组织，能够随时动员整个西方世界的道德共识，纠正某一政府出现的弊端。现代科技既然要求更大的社会整合单位，则随着时间的进展，人们对广泛国际社会的要求自然也在增加。然而实际上，在19世纪，西方世界的道德团结却处于不断衰败之中。此时兴起的民族主义，变成了世俗社会发展的主要阻力，使得后者的发展在密度与广度方面，都无法比之中世纪的教会。现代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结合，逐渐给西方世界的广泛整合提供了道德基础，而对本身解决现代政治问题的能力，却造成严重甚或致命的伤害。

观之最初的理论倾向，自由主义本应当反对民族主义的发展。启蒙运动的哲学，保守主义的反动，加之革命的社会主义，虽然多有不同，但却都植根于西方政治的国际主义传统。罗马帝国崩溃后的几百年里，大一统的理想一直没有被西方世界的人们忘怀。在中世纪，教会与帝国的制度使此一理想得以维系；甚至在疆域主权的原则胜利之后，国际法与势力均衡的外交政策依然实践着国际社会的概念，而其道德权利乃凌驾于任何特殊主权之上。到18世纪末与19世纪初，国际主义的传统仍颇为强大，足以对政治思想的发展产生强大影响。启蒙运动哲学和革命社会主义一概是世界性的学说，人的世俗救赎提供了普遍信息。而保守主义的反动，在人道主义观念方面固然没有前二者那样强烈，但其传统主义同样以世界性理想的面貌出现。这三种学说的呼吁对象都是人的一般福利，而非任何政府或国家的利益。因之，现代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乃有着一种倾向，鼓励人对西方世界的道德团结重新进行强有力的肯定。

事实上，现代自由主义在发展之初，确乎是朝着国际性团结的方向而努力。启蒙运动哲学，保守主义的反动，以及革命的社会主义，都曾经激发所有国家的人，对其共同的利益产生自觉，因之也引发了一系列国际性运动，成功超越了相互敌对的政治忠诚。法国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得到的不仅是法国中产阶级的支持，也包括其他国家对此一社会阶级的支持。比如，德国的开明分子便对入侵的法国军队普遍表示欢迎，视为自己的救赎者，并与法军合作，对抗德国境内的民族主义反动分子，直到他们对拿破仑的帝国主义感到幻灭以后，方才改变态度。同样，1848年的革命力量，多半也是来自非正式但却颇为有效的“中产国际”（套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这一阶级随时都准备着，为各地的志同道合之士而献身，向其敌人施加道德与物质上的压力。保守主义的反动，也具有类似的超越国家界限的倾向。欧洲形形色色的专制君主，曾经在神圣同盟中发下誓言，采取联合行动，以对付任何敢于向合法性原则挑战的人，这乃是保守主义者国际团体意识的具体表现。曾经组成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革命社会主义，更是有意致力于国际合作的原则。这些运动的领导者正和中世纪教会的支持者一样，相信人的普通利益应该超越其更小规模的效忠对象，而这正是现代自由主义刚刚出现时大行其道的精神。

但是，这种精神却不曾真正对一般人的想法，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自由主义领袖也许会发现其立场中内在的普遍性意义，但他们的人性概念却太嫌学理化，无法激起一般人情感上面的效忠。对那些只有有限知识与能力的人，眼前的现实总归比长远的顾虑更其重要。要想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竟是某全面性人类结社组织形式的成员，就得先让他们从直接的个人经验入手，来认识此一结社组织的价值。卢梭清楚社会忠诚必须靠这些与日常生活密切关联的具体象征与制度，所以他才会强调公民的典礼仪式，认其为缔造和维护公意的要素。同卢梭所讨论的地方城邦相比，有关社会忠诚的观察，对于整个基督教会的结社而言，毋宁更为真确。在中世纪，宗教社区不仅在知识上要寻求普遍神学的合理化解释，更要参与普遍教会动人心弦的仪式与制度，得到精神上的滋养。另一方面，世俗的人道主义一般都无法转化为有效的制度。有时也会有罗伯斯庇尔或孔德这样的热心之士，试图组织起对理性与人性的普遍崇拜，结果却往往不尽如人意。神圣同盟和社会主义国际组织，固然曾经使西方的一统局面制度化，却都与日常生活距离太远，激不起广大群众的热诚投入。人性的观念，依然是与普通人的具体经验关联甚小的抽象知识概念。在自由主义发展初期，执行事务的责任依然握在少数统治阶级手里，此时自由主义的人道主义倒曾发挥过较为有力的影响，但其对于群众的影响尚不深入，在日益民主化的世界当中便无法作为决定性的因素。

事实上，真正成功成为群众效忠中心的，乃是现代的主权国家。几百年来，君主专制主义不断训诫人们，对于疆域主权的效忠，乃是世俗责任之最高的形式。一些有关半神性王权的象征和仪式颇能动人，堪称中世纪教会仪式的世俗版本。即便在君主立宪与共和政体之下，许多传统的隆重仪式依然能够吸引民众的想象。法国的三色旗活像基督教的十字架，乃是无所不在的象征，就一般视觉感受特强的人热血沸腾。教会曾经靠组织严密的教区和慈善机构，对一般人的日常生活造成着实的影响；同样，现代国家亦借无所不在的军事与官僚机构，得以发挥类似的影响。通过普遍兵役制度，不同地区、不同阶级的人共同体验了战友的生活，对国家的光荣与不幸也有了直接感受。除此之外，由于与不断扩大的文官官僚服务体系直接接触，人们也学会了把国家当成给公民提供福利的要素。由于强调了政治行动，现代自由主义也在鼓励这种发展。理论家可能会宣称，人们的福利才是世俗努力的真正目标，但是实际上，完成大部分世俗任务的机构倒是领土主权。国家不妨将世俗理想化为具体形式；在这一方面，它所能完成的比其他任何制度都来得更多。因之对一般人而言，国家逐渐变成了现代政治效忠的主要中心。

甚至在自由主义发展之初，领土主权的观念也要比之人性的观念，在群众的政治觉醒过程当中，扮演着更其重要的角色。鼓动了美国与法国的革命爱国精神的，主要也是一种对于领土政治体的价值与制度所做的效忠。北美殖民地在此之前，并没有政治上的独立，但是与其母国战争的结果，却使殖民地的许多人相信，只有独立的国家主权，才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以主权制度主宰自己命运的梦想，激励着许多美国的爱国者去和英国以及托利党进行对抗，打一场短暂的解放战争。就法国革命而论，对法国国家目标的奉献精神，亦在激发群众热诚的过程当中，扮演着类似的角色。不论在法国国内或是国外，知识分子都认为，革命运动乃是人道主义的战斗；然而当其以保卫法国、为法国增光的爱国战争面貌出现以前，却未能吸引群众的想象。当外国的军事压力威胁，要摧毁革命法国的独立之时，法国人便在爱国精神的激励之下，开始了战斗。后来，由于推行全民动员政策，法国人终于得以反败为胜，开始从事野心勃勃的帝国主义扩张。法国群众被迫承担着拿破仑战争的沉重负担，然而法国国势大增的光荣，却给他们极大的补偿。法国人同美国的革命者一样，也愿意为隶属于一个强大而自决的独立国家，而牺牲自己的权利。在这两个国家，鼓动群众参与政治的主要力量，全都是对于疆域主权之价值与制度的效忠。

这些例子，乃构成后来西方世界其他地方发展的标准模式。其他民族逐渐有了政治自觉，同样要求独立的国家主权。在欧陆，许多国家纷纷效法拿破仑的帝国主义经济。拿破仑帝国体系的无情剥削，使其他国家的开明人士认识到，将入侵的法国军队看成解放的工具，乃是大错特错；于是，脱离法国权力的控制，遂成为他们的最高理想。为打破拿破仑连战连胜的格局，其他民族势必要增加他们的军事与官僚资源。这意味着，与拿破仑对立的国家，必得把国内人民的爱国热情与效率，提升到类似法国的标准才行。因此，在拿破仑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各地的领袖人物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增加领土主权的力量上面。在普鲁士，施泰因及其同僚靠耐心与熟练的改革努力，提高了普鲁士人的爱国热情。其他欧陆国家竞相效仿，只是成效各有不同。由此造成的爱国力量，终于推翻了拿破仑帝国。因之，欧洲一些具有政治自觉的人开始相信，对于强大国家的追求，乃为追求自由必不可缺的前提。在此，上面述及的经历造成的影响，比其他任何因素都要深远。

就法国而论，则爱国心强化了早已存在的国家制度。然而在大多数地区，这种爱国心的动力却与现存的政治效忠对象发生了冲突。一方面，爱国主义要求国家强大，以便有效主宰自己的命运。但许多国家甚是弱小，无法达到这个目的，因之爱国者常常得倡导几个现存政权的联合，以求形成更加全面的主权联盟。美国的爱国者就生怕美洲十三州殖民地若分别独立，实力势必薄弱，无法抵挡欧洲帝国主义的军事及经济压力，不得不坚持采用联邦性质的宪法。意大利和德国的许多邦国规模更小，多半无法抵抗法国侵略，这些地区的爱国者也不得不放弃既有的效忠对象，专注于政治统一问题。但在另一方面，爱国主义却又要求，国家的每个居民必须要有爱国情操才行。由于许多州或邦的规模都太大，成员又太复杂，无法激发人们共同效忠，爱国者往往又要倡导，缔造小规模而非大规模的主权联盟。美国殖民地之所以脱离英国，部分原因便是因为英国与殖民地之间，经济及其他利益的分歧日益加深，使多数美国人无法对英帝国产生生活上的共同参与感。奥匈帝国所以崩溃，同样也是因为种族和其他裂痕，使得各地居民无法发展出有效的公意来。在民主宪政原则下面，任何国家如果没有公民的自愿支持，都根本不可能有效运作。因之，爱国者对国家独立的要求，往往会牵涉到革命性的政治变革。爱国主义虽然要求人民全心奉献于主权国家的体制，然而大多数现存的政治主权实体要么过大要么太小，无法满足人民的需求。

其结果，是使民族而非国家，变成现代政治效忠的主要对象。我们可以把民族，定义为一个由于某种原因，觉得有必要组成独立国家的社会群体。任何意识出现的基本原因，往往不只一个，而且经常难以辨识。对于共同主权权威效忠的悠久传统，在这一发展当中，往往扮演着主要角色。许多民族——如波兰人或巴尔干半岛民族，虽然早就失去了政治独立，但人民对消灭已久的王国光荣（真实也罢神话也罢），仍然怀念不止，这常常激励了他们从事共同的政治行动。有时——如瑞士有法语区、德语区和意大利语区，法国则有说德语的阿尔萨斯—洛林人和说塞尔特语的不列颠人，现存政治传统相当强大，足以在有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人当中，维持共同的民族意识。但一般而论，在民主宪政的体制当中，语言的不同往往成为沟通民族情感不可逾越的障碍。因之现代的民族主义，大体上是按照语言的发展而定。另一方面，像英格兰与爱尔兰，或者塞尔维亚与克罗地亚，宗教文化的差异常常使得同一语言的社会，无法产生出共同的民族主义。经过不同力量的推动，多数西方人在19世纪里，都将自己看成是特定民族的成员，并且认为该民族的主权独立，乃是政治生活的最高目标。对国家的效忠，逐渐臣服于民族群体的要求之下，而民族主义从而成为现代政治的关键问题。

这一运动对现代自由主义的发展，立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启蒙运动和保守主义的反动哲学，虽然都是世界性运动，但它们的支持者很快发现，成功的最佳希望，便是和逐渐增长的民族主义力量相结合。革命的社会主义最初算是对世界传统的重新肯定，这时也逐渐被迫屈服于民族主义的力量。18、19世纪里，人们对民族自决的要求十分强烈，阶级性意识形态的倡导者要继续存在下去，就不得不把民族主义力量纳入自己的目标。为回应这一个发展，现代各主要的政治思想派别也有必要对自己的学说，作出极大的修正。

大体而言，在所有主要的阶级性意识形态当中，最能够符合民族主义运动要求的乃是保守主义。这是因为，此二者都反对启蒙运动的理性个人主义。民族主义者是民族这一特殊社会的守护者，他们显然比保守主义者更加愿意为着社会利益，而牺牲个人的价值。除此之外，他们的社会概念也大体上符合保守传统主义的前提。对历史事迹与制度的尊崇，在民族自决的演进过程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之民族主义的主要目标，就是保存及发扬民族传统。复兴久被忽视的语言文学，纪念古代的胜利及其他历史成就，教导人们尊崇民族与制度——各国的民族主义者都希望用这些方式，唤起人们对民族生活生动的参与感。他们和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对传统价值的承认。这也使他们和保守主义的反动之间，有了明显的共同点。

军国主义的发展，是促成保守主义同民族主义结盟的另一个因素。启蒙运动的哲学家对人类理智缔结和谐的能力甚有信心，曾希望总有一天，在和平与互利的普遍自由贸易的社会，战争的罪恶能够彻底消失。而保守贵族的传统生活一向和执行军事职能有关，因之视他们的立场，这个前景自然令人不快。同时，启蒙运动的这种理想，也不容于现代民族主义的需求，因一些最能激发人们情感的民族回忆，都与英勇的战争——胜利也罢失败也罢——有关。此外，民族主义者强调主权独立，因此扩张各国的军事与官僚资源，也和他们的利益具有自然的关联。在拿破仑战争当中，许多法国的旧贵族都以军事或官僚组织专家的身份被邀回国，在拿破仑主持的法国行政机构当中担任要职。同样，后来的民族解放或扩张战争，也都为其他国家里传统的统治阶层，带来了类似的机会。在战争与备战时期，职业军人更是受到重视。维持强大国家的共同利益，便成为促使民族主义者和保守主义力量合作最为重要的因素。

在这些情形之下，保守主义者从一开始便极其关注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便不是奇怪的事情了。在大多数早期保守理论家的著作里，反对启蒙运动的世界主义倾向这一点，乃是一再出现的问题。保守主义反动在这方面的观点，在梅斯特的著作里，大概看得最为清楚。他认为，18世纪哲学家认为人性具有一致的理性，这忽视了各不同国家人民间的民族差异，因之致力于批驳启蒙运动的抽象理性主义。他认为，人并非抽象的存在，而是特定环境的产物；他们使用某一历史社会的语言，并对此社会具有相同的观念。传统主义者的逻辑并不认为，某种传统结社会优于其他结社；但梅斯特却分明指出，民族是培养个人性格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不同特征的民族，需要不同的政治社会组织形式来容纳，因之每一国家的政治，都必须自由地依传统方向发展。共和国必须坚守共和制度，君主政体的臣民则必须忠于自其出生即不断影响着他的王朝。启蒙运动哲学家试图把整个人类强行安置于一致的世界性框架当中，这便违反了人的基本天性。在梅斯特看来，保守的传统主义乃是表现民族特色的先决条件。这种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动机的混杂，是早期较有影响力的保守思想倡导者共同具有的特色。

继民族主义被纳入保守主义的思想框架，传统的王权观念亦产生激烈的改变。原先作为君主政体理论之关键的王朝合法性原则，无法见容于民族自决的原则。君主按照世袭的权利而统治，也根据世袭过程中的一些偶然事件，对种族成分复杂的疆域提出主权要求。由于通婚制度的缘故，王室成为所有阶级当中最具有世界性特点的部分，多数君王多少有一些外族血统，而且往往不会说本国的语言；但即便如此，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的政治统一工作依然为民族自觉奠定了基础。法国或西班牙的国民，在自豪于自己历史的同时，常常把自己和法国或西班牙君主的文治武功联结在一起，这使得保守主义者有最好的机会，为合法性观点增加民族主义色彩。夏多布里昂在其政治著作当中主张，世袭君主乃是民族传统的天生代表；这时，这开始变成了保守主义者无懈可击的教条。法国的保皇党更特意宣扬，拿破仑本是外国人（他们通常用意大利文“Buonaparte”拼写拿破仑的姓），而波旁王室家族则已经在法国居住和统治了将近一千年。革命期间，路易十六及其奥地利籍妻子曾因与外国人勾结，引起了国人的愤慨。当他的兄弟路易十八回国即位时，便谨慎地诉诸民族情感，在越过边界的时候讲，“又有个法国人回法国啦。”从这种巧妙的宣传手法看，很难相信波旁王室在流亡期间，不曾获得些新体验。他们本是聪明的保守主义者，至少知道把君主政体，同正在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联系起来，必是有价值的。

从许多方面看，保守主义者将君主政体民族化的企图，在很多方面相当成功。19世纪与20世纪初，世袭君主所以还能存在，并成为普遍的政府形式，乃因君主的实权虽已逐渐遭到剥夺，却因作为民族团结的象征，而广泛受到尊重。诚然，像瑞士这样的国家，原本就没有君主政体，民族情感不靠君主的帮助也能够形成。而法国许多最为感人的历史事迹，都同共和国及帝国不能分开，保皇势力相对较为脆弱。但在君主政体基础稳固的国家，民族主义的影响却能使君主政体获得新生。在19、20世纪，英国保皇主义的情绪不断高涨，便是这种发展的典型例证。对国家的效忠，常表现于对特定王室的效忠。由于君主与国家观念的结合极为密切，常使一些不存在王室传统，而刚刚获得解放的民族——如希腊人与罗马尼亚人，会邀请外族的王侯，来坐新设的王位。在民族主义日渐高涨的时期，这种违反民族情感的奇异行为，适表现出君主制度的观念，在19世纪的思想当中一直存在。

假若保守主义者能够完全赞同民族君主制的目标，他们或许可能成为西方政治的主要力量。但民族主义却与保守主义的基本假设相去甚远，两种运动势必发生冲突。对保守主义者，君主政体正因能对基于世袭阶级差异的静态社会有所贡献，故而有其价值，不过它的价值仅限于此。而民族主义的倾向，却在于社会的动力。民族主义者的热忱，并不仅限于对历史事迹的缅怀，亦来自对于未来伟大功绩的期望。他们对传统的喜爱，服从于对强大民族国家的渴望，这便是与保守主义者的不同之处。他们接受民族君主体制，却随时准备着反抗任何阻碍民族自决的王朝，而不管此一王朝如何具有合法性。他们承认愿有传统中个别的社会价值，却不容许对传统的顾虑，阻碍了他们将国家权力，推进到最高点的企图。他们还主张，所有公民——而不仅仅包括世袭统治阶级——都应负起国家福利的责任，视之保守主义者的观点，这一主张也令人无法容忍。由于民族主义的举动意义越发明显，保守主义者自然不能同情极端的民族主义精神；在中欧，民族理想与王朝合法性势同水火，这种发展便更为符合实际情况。为维护传统王权，保守主义的组织（如神圣同盟）被迫采取直接反对民族主义的政策。梅斯特和其他早期的保守主义理论家，曾希望保守主义者能从民族主义运动当中获得利益，这一种演变却使他们失去了时机。

这些发展，为中产阶级带来绝好机会，使他们成为国家的领袖。启蒙运动虽具有世界主义信念，却不能阻止中产阶级去把握这一机会；单是战略考虑，已经足已驱使他们朝这一方向发展。启蒙运动最为有力的重心在西欧，在此，原有的政治单位体系符合于民族的界限；而保守主义反动的中心堡垒则在中欧。不过在中欧，不将政治体制做激烈的调整，民族自决的观念亦绝无实现的机会。换言之，民族主义的直接影响，是使得较开明的国家——如法国与英国——的现存政治结构更加稳固，而使反动国家——如德国与奥地利——的现有政治体系瓦解。因此，出于纯粹战略上的考量，中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支持者便就已经有绝对的理由，去鼓励民族主义的发展。(www.xing528.com)

但是，对于在理性个人主义气氛之下成长起来的人，要接受民族主义者的前提，就必须做出许多困难的适应才行。确实，比之敌对的保守主义者，他们更易接受民族主义的某些意义。民族主义者想要把政治与社会生活做技术性的合理调整；在这一方面，他们的动机虽与18世纪的人道主义不同，却和启蒙运动的改革理性主义颇为符合。比如，较为赞同拿破仑或施泰因式改革的，多半是中产阶级进步分子，而非保守的反动主义者。又如，民族主义的民主蕴涵，虽然与早期自由主义的贵族式观点绝不相符，却很容易和后期的中产阶级观点互相调和。不过，观之基本原则，则民族主义运动和保守主义的反动有更多相似之处，而与启蒙运动的哲学相差更多。一切利益都必须为民族国家的利益而牺牲，这一要求乃建立在社会先于个人的假定之上；而启蒙运动的哲学，则建立在与之相反的前提之上。既不破坏中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个人基础，同时又容纳民族主义者的观点，实在是一个困难的问题。试图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构成了19世纪思想最为重要的一个阶段。

自由派民族主义理论家最终采取的解决方法，是以个人的自我表现解释民族的自决。在这一点上，正如其他许多方面一样，穆勒的著作堪称后期自由主义思想的典型代表。穆勒和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一样同意，政治的目的在于使得个人能力得到最高的发挥；但穆勒却比他的前辈更愿意承认，政治与社会方面的因素，在个人发展的过程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使得穆勒能在他的政治理论里，注入较多的民族主义成分。据穆勒对自由主义问题所作的解释，承担政治生活责任，是每个人发展完整的个人生活当中最为基本的因素；而群众对于政治的参与，只有在同质的社会里才能发挥作用。共同的传统、语言等等，有助于政治思想进行交流，鼓励政治责任感的增长。在现代的条件下，民族乃是符合这些条件的最大社会单位，因之参与政治生活，就是每一发展过程当中不可或缺的条件。不过，政治行动的教育价值，唯有在完全负责的情形之下才称得上完整；主权国家作为现代唯一完全独立的政治单位，能够为其作为全面负责。据此，则个人的自我表现，便只有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当中才能实现。个人若是缺乏参与独立国家活动的经验，自我教育的机会便不够完整。因之，穆勒得以在不抛弃其前辈的个人主义前提之下，倡导民族自决，并以此作为现代自由主义的目标。

接受了民族主义者的立场，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在与保守主义反动的竞争当中，便得以占据决定性的优势。在19世纪早期，君主专制主义的支持者们坚持神圣同盟的反民族主义政策，这时热诚的民族主义者多半发现，唯有与自由派宪政主义运动结合在一起，才有希望获得成功。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们，也相应地为民族自决运动，奉献了许多精力与热情。本世纪初，倡导宪政政府的两个主要国家——美国与英国合作，遂导致门罗主义的出现，使得拉美各民族在不受神圣同盟的干涉下，得以主宰自己的命运。希腊解放战争是欧陆许多成功民族独立战争当中的第一次，其成功颇归功于拜伦这样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道德支持，以及英国在军事、外交上的支持。最后击溃神圣同盟的1830年与1848年革命，更是自由派民族主义之最引人注目的表现。然而不可否认，在自由主义帮助下缔造民族国家的企图，却不是个个成功，如德国的统一便非1848年的自由派民族主义者所完成，而是靠了俾斯麦的政治手腕，以及保守的普鲁士王权的支持。而后在德国的政治当中，自由主义始终无法成为有力的因素，可以由这些情况当中找到许多的解释。不过在大多数国家，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都能够在民族主义运动当中，扮演领袖角色。意大利的统一，是自由主义对保守的反动力量的战斗，也是现代民族主义历史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例。一些试图取得国家领导地位的王朝——如萨伏依王室——也发现，强调对于宪政原则的效忠，实在是可行的办法。到19世纪中叶，民族主义与宪政主义在一般人的想象当中已经紧密联结在一起。由于民族主义在19世纪与20世纪早期的政治当中仍是主要因素，这一想象中的结合，同样有助于自由主义制度取得胜利。

自由派的民族主义在早期虽以反保守主义运动的姿态出现，最终却促进了阶级利益的调和。如果说，议会政府曾经是西方政治的主要形式，这主要乃是因为，共同奉献于国家福利，能使得不同的阶级易于找到协商解决分歧的共同基础。一方面，投身于民族主义，使得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接受社会传统主义的有力灌输，从而修正他们的理性个人主义。19世纪的人认为，君主立宪政体乃是正常的政府形态，而世袭贵族也仍作为19世纪社会的一个部分，凡此种种，都足以表明自由派民族主义的保守倾向。另一方面，由于神圣同盟的失败，农民阶级不得不与民族主义达成和解，修正早期的传统主义，以容纳民族主义观点中隐含的蕴涵。而贵族则依然在欧洲的官僚系统当中，发挥其固有的影响力，对鼓动好战的民族主义情绪天生具有兴趣。早已对土地感到渴望的农民，往往会被民族主义者以武力开疆拓土的构想所打动。因之到19世纪末，保守阶级竟变成了比敌对的中产阶级更具侵略野心的民族主义者，这对创造有效的公意很有帮助。中产阶级的党派强调，工业效率与民主热诚，一概是军事武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在许多颇具野心的政策上面，赢得了保守主义者的支持。农业的保守主义者则强调农民的武力训练，认为农业的自给自足会有利于军事，因而也能够赢得中产阶级的赞同，得以颁布保护性的关税政策，以及其他能够保存传统农业社会的政策。对国家力量的共同关切，遂使得这两个群体能够较易于在自由协商的框架下，调和彼此的利益。

民族主义的力量，也有助于将无产阶级运动，纳入到现代自由主义的结构之中。诚然，革命的社会主义理论有着强烈的反民族主义特色。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民族主义乃是资产阶级奴化无产阶级的陷阱，因此竭力要破坏人们对民族国家的效忠，并且在劳动阶级之间，创造国际性团结的感情。但是到19世纪后半叶，民族主义的精神大为高涨，已非敌对的意识形态所能克服得了。社会主义的领袖们虽然试图将国际主义变成事实，但他们创造的第一、第二国际，却一直受到派系分裂的威胁，令到人们怀疑其具有按民族路线发展的倾向；这使得他们的组织脆弱疲顿。以赢得具体利益的观点看，国家性的议会远比国际会议更为有效，因之想要把持对本国劳动阶级控制权的人，便只好进入议会竞技场，参与议会政治的协商与妥协。工人发现自身的生活水准，大多取决于国家而非国际性的行动，也逐渐产生了把自身福利与国家福利相结合的倾向。这种发展体现于理论的过程相对较慢；即是最为相信自由主义议会制度的修正主义者，也一直在宣扬国际团结的目标，并反对民族主义思想当中的好战倾向。但到了19世纪末，无产阶级运动在实际上——如果还不是在理论上——已经接受了许多的民族主义观点。对国家利益的共同关切，使得社会主义政党更能找到与其他阶级的议会代表达成共识的共同基础。这便使得争取无产阶级遵循议会政府程序的工作得以顺利开展起来。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这一发展的范围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此前，社会主义者都相信，劳动阶级的国际性团结，会令他们对任何主要的国际战争，提出革命性的抗议。可是战争真正爆发之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人与追随者，除了少数例外，竟都立即团结起来，捍卫各自的祖国。就连最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抛弃了理论信仰，和自己的同胞而不是国际无产阶级团结到了一起。在许多国家的议会里，社会主义代表都以压倒多数，投票支持参战，并与中产阶级及保守主义的党派结合，通过军备贷款以及其他战时措施的议案。民族主义于是再一次提供了证明，表现出它能够促使政府框架下的党派达成互相合作。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里，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联盟获得了极高成就。凡尔赛会议的和平缔造者们以世界自由主义代言人的身份，接受了民族自决原则，并以此作为战后重建的基础。他们在东欧与中欧帝国的废墟之上，建立了全新的或大大修正了的国家；这些设计的目标，乃是为了尽量使得欧洲的政治版图，符合于民族主义的理想。此外，随着民族主义的惊人扩张，自由主义也有了同样惊人的发展。在西方各战胜国的影响之下，民主宪政制度——不论是共和制还是君主制——不仅成为新解放国家的标准政府模式，也成为战败国的标准政府模式。许多这样建起的宪政政府，虽然只维持了很短时间，但其直接造成的结果，却使得自由主义的政治原则，赢得了新的声誉。还在百年以前，在维也纳会议上，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一例受到保守的正统原则势力的扼杀，而在凡尔赛和会上，历史却作出了相反的裁决。因彻底接受民族主义立场，自由主义终于赢得了明显的稳固地位，而成为现代政治的主导性原则。

然而，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立场之间的内在矛盾，却使得我们很难基于这样的基础来建立较为持久的政治秩序。自由主义的问题，在于通过自由协商的过程创造公意；而自由主义政治的基础，则是对个人及群体意见之多样性的尊重。然而民族主义的问题，却是要设法使国家安全受到最高程度的保障。若基于民族主义的观点，则个人及群体的利益只要与安全的需要相冲突，就势必该受道德上的指斥。换言之，自由主义要求的是多元化社会组织，民族主义则倾向于不妥协的一元主义，于是两者间的冲突，大大削弱了现代自由主义的效能。

早在19世纪末及20世纪初，我们便可以从宪政政府的行为当中，窥见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联合所会造成的不幸后果。根据现代自由主义理论，议会政治艺术的任务，乃是要通过议会协商的方式，获得尽可能最大的政治协议。只要自由主义运动还具有活力，自由主义的政治家们必会渴望达到此一项要求。然而协调妥协的方法严格而又费时，诉诸民族主义的统合力量则俨然有着许多的好处。在有责任感的政治家需要要求国会通过一项不受人欢迎的预算，或者解决一场暴动性的罢工时，他们常会受到强烈的诱惑，想诉诸民族统合来增加其协调的力量。在议会或其他团体的利益与政府的政策不能协调的时候，人们也往往指责他们的立场不够爱国甚或叛国，发动舆论的力量进行抵制。真正存在或者假造的国际危机，特别能够加强民族主义者进行辩论的力量。在自由主义的政治家处理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的政治危机时，逐渐开始采取反自由主义的手段，操纵民族情绪，来解决面临的困难；而一旦他们惯于这种方法，就等于抛弃了协商的正当职能，转而诉诸强制性的手段。因此，民族主义力量虽然对议会政府的效能作出了明显的贡献，却也大大削弱了宪政程序的基础。

民族主义对于自由主义的个人权利与责任观，更有着根本性的破坏。终而言之，宪政政治的结构，乃建立在对个人的尊严与重要性的信仰上面。任何形式的社会正义，都可能超过对个人正义要求的看法，而不能相容于自由主义的立场。然而在民族主义日渐高涨的时代里，自由主义的正义观却一直有着消亡的危险。

这一危险最早在20世纪震撼了西方人良知的德雷福斯事件当中，极其显明地表现了出来。一系列认真的调查显示，法国的军事审判团可能出现了严重的误判，将犹太裔军官德雷福斯以间谍同谋罪盘出监禁；一般讲来，自由主义的反应理当是从速重新调查案件的真相。然而，重审的企图却被民族主义情绪阻碍了很久。对许多法国人来说，德雷福斯上尉是否有罪并不甚重要，重要的是维护法国军队的声誉与纪律。许多反德雷福斯的人都认为，揭发军官普遍的腐败行为，会危害法国的统一事业，为了民族利益，牺牲个无名小军官，丝毫不会令他们不安。而在拥护德雷福斯的人当中，也有许多企图乘此机会，攻击教会、保守主义者以及其他的政敌，而并非为了正义事业。这一事件虽然证明，自由主义的精神足以对抗挑战，然而艰苦的斗争过程加之令人难堪的结果，则是预示了现代自由主义艰难的前途。

不过，自由派的民族主义所造成的最直接最有害后果，却是在国际关系上面。根据此一学说许多倡导者的阐述，则接受民族自决的原则，最后必会带来建立在自由主义自由协商原则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意大利爱国者马志尼的著作，便是这种特殊的现代自由主义思想之典型代表。马志尼在追求民族理想的过程当中，纵然不曾向任何人屈服，但却颇能与世界主义的传统进行调和，能够将全人类的福利，置于民族的福利之上。他对民族主义的辩护，乃是建立于这样的命题之上，即认为民族国家颇类似于自由市场上的生产者，自然会乐于建立和平而进步的国际社会。没有哪个民族国家，愿意将无法同化的种族纳入自己的政体，而为自己带来道德与实践方面的困难。因之，民族国家一旦成功达成了民族自决的目标，唯一的愿望便是与邻国和平共处，国与国之间以友谊竞赛的方式致力于促进人类的进步，每个民族也会靠自己的天赋，增进整个人类的福祉。为了更有效地达成共同目的，它们也会安排彼此间的合作。马志尼相信，既经建立了以人类共同利益为目的的世界性联盟，民族解放便达到了顶峰。在19世纪与20世纪初期，许多自由派的民族主义者都和马志尼拥有着相同的信心，认为民族自觉将会变成缔造人类议会、世界联盟的基石。这些希望的最终归于幻灭，构成了现代历史之最具悲剧性的一幕。

不过，自由派民族主义者的想法，也并未完全落空；在西方许多地区，民族自决的原则其实确也成了激发国际合作的因素。在宪政民主体制下，对待少数不满民族的问题相当困难；因之坚持自由主义原则的政府，往往愿意基于相互同意的原则，满足国民的民族主张。荷兰让比利时脱离母国而独立，丹麦让挪威独立，都算得上民族主义运动的明显例子；在这两个事例当中，民族主义的倡导者都在现代自由主义的影响之下，成功达成自己的目的，而没有在国际之间，引发任何不满，或者留下破坏性的后果。大英帝国的英语区，亦逐渐演变成独立自治政府的自由组合，更是自由派的民族主义正确性的明显证据。英国与爱尔兰间的和平关系，以及美国与加拿大间的疆界协定，虽然都未能如此和平解决，但从自由主义的观点而言，其最后达成的结果也不免令人宽慰。这几个例子当中，都是对民族自决原则的相互承认，成功促成了国际间的和平关系。靠着诸如海牙国际会议和国际联盟之类的机构，自由世界也曾经认真尝试过，将大同的理想予以制度化，建立互助合作的世界秩序。而这些例子恰都证明，自由派民族主义思想的希望到底没有落空。

然而在欧洲的许多地区，民族自决原则却无法为国际关系问题提供和平的解决方法，民族情感的差异，往往无法和意料之中的国际疆界划定互相吻合。比如，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与伊斯特拉地区等等人口混杂的区域，仍然是相邻各国之间长久争执的焦点；对中欧与东欧来说，历史的偶然因素造就了复杂的人种与文化混合，这一点便尤为真切；在这两个地区，没有民族争端的地区简直是凤毛麟角，算不得正常状况。因之，自由派的民族主义所造成的全面影响，是使得国际社会受到大量无法协调的冲突所苦。为缔造更其全面的民族国家，多数民族主义者都对一个或更多的邻国提出领土要求；为解决这些要求，唯一能够维持国家领土完整的办法，便是压制少数民族，于是企图使波兰人日耳曼化，或者使德国人波兰化的企图，竟成了当时比比皆是的事情。然而民族主义的力量毕竟极其强大，使这些企图终归失败。而强行压制民族语言及民族情感引起的苦难，唯能使得民族国家下定决心，坚决支持散居他国的本族人提出的任何有关民族统一的要求。其结果，是使得西方世界的国际关系日趋恶化。

除此之外，自由派的民族主义也无法处理内在于民族主权观念当中的竞争性意义。现代的民族主义者并不是试图按照瑞士联邦的方式，在多民族的宪政框架里面，保障人民的语言及文化权利，反而要靠主权政府的权力，去维护国家的利益。这使得他们以国家安全之名，设法去增强本国的竞争地位。而争夺具有战略价值或经济地位重要的领土，更使得民族自决的问题愈益复杂。甚至在没有民族统一需求的国家——如英国和法国，商业与殖民的竞争，竟也变成了摩擦的根源。只要民族独立还要靠主权国家的权力，每个民族主义者就不能不抓住任何经济或战略机会，增强本国的军事潜力。荷兰和丹麦等国靠的是强大的邻国而不是自身的资源，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美国与加拿大等国，由于恰拥有优越的国防地位，才不存在什么诱因，提倡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可是多数国家都会发现，要想维护自身的安全，就必得使自己的力量尽可能超过其他的国家。20世纪带来一系列惨烈战争与危机的国际无政府状态，正是这一特殊的国际组织的产物。

由这些发展看，则自由派的民族主义理论可以被视为自由主义思想史上代价最高的失败。现代自由主义企图寻求到一个世俗基础来维系西方文明，其任务之一在于恢复西方世界传统的道德团结。马志尼和其他自由派民族主义者心中普世性的理想，表现出他们对这种需求颇为了解；然而，既然已经接受了民族自决原则，自由主义运动便再也无法执行此项历史职能。就民族与国际性的社会组织而言，则国家主权的幽灵对达成真正自由主义的目标，构成了长期存在的威胁。因之，努力找到一个真正能够有效解决民族主义问题的方法，便成了现代民族主义日程之上尚未完成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