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无产阶级觉醒：西方政治传统中的自由主义发展

第八章　城市无产阶级的觉醒

城市无产阶级的觉醒，是现代自由主义演进的第三阶段。18、19纪早期，城市仍然不大，多数又是商业城市，此时对启蒙运动哲学的反对，主要靠的是农村人口的支持。工业革命的来临，改变了这一切。随着生产性城市的扩大与日益重要，出现了庞大的工厂劳工阶级。由于无法在现存社会秩序当中得到满足，他们很快就效仿前辈的榜样，发展出属于自己的革命理论。他们学会了西方的天启论，深信自身的特殊存在，必然为人类的生存问题带来一般性的解答，因之也想把自己的观点，强加在其他人的身上。他们的努力虽然失败，但却唤醒了社会中沉睡的民众，促使其积极地参与政治生活。与中产阶级的启蒙运动以及保守主义者的反动运动一样，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扩大现代政治、社会基础的要素，也是现代自由主义思想中重要的一个部分。

无产阶级是19世纪劳动力市场这一奇异发明的产物。此前，工人的权利与义务都由地方或行会传统来规定，具有一定的稳定性。19世纪的劳工则不同，他们的就业缺乏保障。根据启蒙运动的经济学原理，工人和其他贸易者并无不同，都是以高价出卖服务的个体。他的工作权利以及运用这项权利的条件，只是他和未来雇主之间的协定。假定雇主发现，有人愿以更少的报酬做同一工作，或者贸易情况改变，不利于继续经营，便随时可以终止协定。假若工人发现，他的技术无人过问，必须移居他地，或者改做其他工作。他必须不断适应动荡的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也必须忍受贸易循环与技术变迁带来的灾难——这就是他大略的经济生活。绝对不安的就业情况，是19世纪工业主义的基本原则；而无产阶级，正是这一独特工业关系试验的产物。

从技术进步的观点看，庞大而有弹性的劳动力供给很有用处。工业革命以来，科技一直为经济的变革带来无限的机会。新工业制造方法的采用，加之资源的开采，造成了高度的职业化以及地域的流动。若人们仍和以往一样，固守于某一特定的技术与地域，工业革命就无法迅速开展起来。19世纪美国令人惊叹的发展，绝不可能发生在工人不喜欢移民的社会。流动性劳动力市场的存在，使现代企业家能够按照技术变革的需要，引导整个人口的移动。工人阶级的无产化，乃是工业文明胜利的基本因素之一。

然而，正如所有伟大的社会试验一样，劳动力市场的出现，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它首先造成了工人阶级物质生活水平迅速而剧烈的下降。几百年来，工会与行会制度得到的经验，使人们建成了还可以忍受的就业状况。各行业的工人都清楚传统的工资标准，也都能依此标准来安排生活。工厂制度的出现，消灭了安全因素，因工厂制度本身就是新事物，无法根据传统来规定工资，维持雇工的标准。雇主认为，依照市场竞争的原则，他们有权以可能的最低工资，来换取最大的工作量；工人要么力量过弱，要么缺乏洽谈经验，无法提出有效的抵制办法。为免于挨饿受冻，全家人——包括不到5岁的孩子——都必须在不健康的状况下进行工作，有时一天竟达16个小时，以换取最基本的生存机会。在物质日趋丰富的同时，却有一大部分人的生活，被压低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有人大发横财，然而这些工人，却只有承担工业革命的重负。

然而，经济上的匮乏，还只是无产阶级的部分牺牲。工厂制度造成的更具灾难性后果，是工人阶级的社会大解体。劳动力市场的运作，使工人们远离了先前作为其社会利益中心的职业性组织。为了找工作，他们必须跋涉到大城镇，在贫民区与陌生人一起生活。为找寻就业机会，他们辗转迁徙，甚至远赴国外，害得家庭离散。他们自能在新环境下与新的人群接触，但却不像往日那样密切；为应付劳动力市场需求的改变，这种接触随时可能中断。在社会流动日趋增加的时期，上层阶级与中产阶级生活得相当富裕，能够保持家庭完整，且在较自由的情况下，形成了新的结社组织。而生活在饥饿边缘的工人，则没有这样的机会，对他们来说，无产化的过程，毋宁便是与社会隔绝的过程。在这一方面，下层的人被迫为工业进步付出了多于其所应付的代价。

面对这一种难以忍受的状况，工人的第一个行动也和贵族与农民一样，是维持保守的态度。比之新的生活环境，旧有的生活令人满意得多；除非受到极大的压力，他们不愿进入劳动力市场。有一段时间，工厂能雇到的唯有社会渣滓，如乞丐、醉汉与流浪汉。为了在竞争中求得生存，许多熟练技工不去抛弃家园与手艺，而是以更低的报酬，在纺织机旁工作更长的时间。后来他们发现，无论如何，也无法与工厂进行竞争，许多人曾经砸毁纺织机。比起拥有土地的贵族，在经济自由制度之下，熟练工人更是只有输，没有赢。但是他们教育水平低，又不善于表达自己，竟找不到柏克这样善辩的人，表现他们的痛苦。不过，从他们的行动当中，我们能够清楚看出，他们也和柏克一样，希望维持住保守的传统。

但是，以传统为基础，却未曾出现解决现代工业主义问题的真正希望。在农业领域，由于发展的速度较慢，农村人口在19世纪时，能够保留许多旧有生活方式；然而工业的改革力量强烈，保守的反对无法抵制。比起旧有的工艺，工厂的制造方法廉价得多，除非采取最无情也最具决心的政治行动，否则就无法阻止采取这种制造技术。不论从政治上或经济上讲，工人都太软弱，无法达到这样的目的。到18世纪末，工厂制度已经稳固建立起来，19世纪上半叶传到法国，下半叶则传到德国及美国。到本世纪，工业主义的进展更是神速，机械化生产的利益已经极为明显，保守主义也罢反动运动也罢，都已经无法长期阻碍这一趋势在世界各地的扩张。

若是人们无法维持或重建旧有的经济生活形式，则唯一能保障无产阶级利益的方法，便是为他们建立新的社会组织基础。人要享受自由，他的生活与工作环境就必得满足其社会和经济需要。现代工业使工厂成为无产阶级生活当中的主要制度。因之，对工人说来，自由问题便是如何组织工厂社区，表达工人阶级利益的问题。

不过，若不将19世纪工业主义的原则做激烈的改变，这一目的就无法实现。早期自由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里，每一生产单位的生命都受到自由市场这个陌生制度的掌控。工业的控制权落在以利润为唯一成功管理标准的人手里，他们把工厂看成是纯粹生产市场必需品的工具，因而没有兴趣为了造福于劳动社会而经营工厂。无产阶级要获得自由，这种绝对臣服于市场考虑的情况就必须改变。保守主义者为拯救传统的结社组织，对启蒙运动的哲学进行攻击；同样，为了使新的工厂社区能成为满足工人阶级需求的组织，无产阶级的支持者也必须向市场权力提出挑战。如何确保工厂社区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便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基本问题。

第一批认真尝试解决这个问题的人，是所谓乌托邦社会主义者。观之他们的社会背景和思想习惯，这些19世纪早期的作家都是中产阶级社会的产物。可是，人道主义既然一直是启蒙哲学中的重要成分，而早期工业主义的弊端却难以和人道主义相容。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是一些中产阶级人道主义者，他们发现，现存的工厂制度实际上并不是在为工人谋福利，因此决心寻求用福利考虑取代市场考虑，以控制工业社会生活的方法。

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途径，是唤醒工厂所有者与经理的人道良知，以改革工厂制度；英国的改革家欧文在其早期著作里，就采取了这一办法。他是纽兰纳一家成功的纺织厂的经理及合伙人，他经营这家工厂的理念是，不仅维护工厂产品的利润，还要维护员工的福利。欧文坚持18世纪的信念，认为适当的教育可以促使所有的人发挥其潜能，所以他致力于把工厂社区变成教育工人的理想环境。他为工人提供了健康的居住和工作环境，让孩子有时间到公司的学校读书，并采取了一些超前的照顾员工的方法，希望他们成为理性的人。他的《新社会观》一书，便旨在唤起其他雇主同样的社会责任感。他相信，用启蒙运动人道主义的良知节制纯粹市场经济的运作，就可能把工业主义转变为真正促进人类福利的工具。

但是市场竞争的力量极为强烈，不容任何类似的办法解决无产阶级的问题。欧文这样的雇主虽然愿意让人道的考虑影响利润，但在毫无限制的市场经济体系下，很容易被无顾忌的企业家打败。诚然，较好的生活与工作环境往往不仅增进福利，也能够增加生产。当时的大多数的工厂都由工作过量的童工与不尽职的醉汉操作，因此在纽兰纳的工厂，具有理性与自尊的工人带来的超高效率，使欧文在竞争中获利，弥补了社会试验的成本而有余。但欧文虽然是极有效率的经营者，他赚的钱仍不能满足合伙人的要求，终于被迫退休。在类似的情况下，才干较差的人更无机会在竞争当中生存。某些雇主虽有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感，也富裕到不获高利亦能满足。另外也有些雇主发现，对职工略加关照，乃是健全的商业投资行为。不过这终究属于少数，无法构成一般性改革的基础。

改变现存的制度，使其符合人道主义，诚然有不少的困难，这表明必得建立一套全然不同的生产体系。若市场的考虑使工厂社区无法朝着适当的方向发展，明显的解决办法便是创立与市场经济体系隔绝的劳动社区，这也是大多数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所采取的方向。比如，傅立叶在著作中就详细规划出自给自足的经济社区——即所谓法伦斯泰尔——的蓝图。这些社区，自行生产社员所用的物品与劳务，可以不与外在世界发生市场关系，而自由地依理性人道主义的标准自我管理。乌托邦主义者们相信，一旦他们建起少数试验性的法伦斯泰尔，该生产方法的好处将立刻显现，越来越多的人会退出经济竞争世界，建立他们自己的法伦斯泰尔。结果会使市场经济体系逐渐消失，而出现劳动社区自愿合作的世界秩序。这便是乌托邦主义者提出消除现代工业主义弊端的方法。

然而事态的发展，却使他们的希望落空。在19世纪早期，世界各地都建立了一些乌托邦主义社区，由于对雇主的家长式管制感到失望，欧文也领导了类似的试验。但乌托邦主义者却像开明理性主义者一样过度乐观，夸大了社会计划的可能，而若面临意外的困难与反对，其刻意构建的社区也便瓦解。此外，社区自足的概念，也不符合现代工业技术的需要，因后者唯有在广泛的经济交换与控制体系之下，透过日益专业化的职能性运作，才能得以存在。然而，正如雇主的家长式管制作风，乌托邦式的观念亦非全无用处。在乌托邦运动之后，非市场性生产与分配以工人合作社的形式，在改善工人阶级命运方面，扮演了不算不成功的角色。但这种成就极为有限，不足为无产阶级的需要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

而有效的劳工阶级制度的产生，其方式与这些都极不相同。乌托邦社会主义者费尽心机，要依照他们的理性计划来创造福利社会，但无产阶级自己，已经发展出有机体一样的社会组织模式。城市的劳动者被迫离开家园，逐渐在过度拥挤的工厂与贫民区的环境中发生接触。共同的物质利益，人性中寻求伙伴的需求，使他们逐渐找到新的效忠对象。各地的工人，不管是否受到开明理论家的鼓励，都开始组织工会，来维护自身的权益。长久以来这都被看成妨碍贸易行为的非法结社，它们开始时必须以秘密组织的形式出现；而当其逐渐强大，越来越具有信心的时候，当局再无法施加压制，终于得到法律的承认。在最早受到工业革命冲击的英国，禁止组织工会的法律早在1824年即被废除。工业成长速度较缓的国家，同样的发展也出现得较晚。各地的劳工阶级在试错的过程中，发展出满足共同需要的制度，于是现代的工会运动便就此展开。

工会虽然只是尝试性的组织，也没有咄咄逼人的态势，但却比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设计，更能为城市无产阶级提供社会行动的健全基础。它们是真正有机成长的产物，靠的又是积累的经验而非预想的观念而发展，故而能反映劳动群众的利益与能力。乌托邦主义者相信，创造可取的社会条件，乃是开明中产阶级的责任，一般民众只是人道主义善行的被动接受者。即便善意的雇主或社区建立者顺利达到了目的，结果也不会令人完全满意。为提高工作效率，欧文在纽兰纳的工厂曾经禁止酒类销售；他这样做自然符合最理想的管制原则，但我们却没有理由相信，他的工人会喜欢这项改革。人之需要社会制度，目的并不只是为了客观福利，也是为了获得表达自己欲望的手段。每个阶层当中雄心勃勃的天才，都需要一个舞台好扮演积极的角色，赢取亲友的称许。早期历史上的村落，社区中每个人都互相认识，便有赢取社会地位的合理机会。而在大城市不具人格性的生活当中，在工厂专制而严格的统一管理下，这项基本的满足却遭到了剥夺。一般工人只有在工会当中，才能发现可由他们自己控制、可靠个人服务获得社会地位的结社形式。因之，工联主义遂成为无产阶级生活当中的要素，这有经济原因，也不乏社会原因。

但是，劳工阶级若要把工厂制度，变成为创造劳工福利的机构，就必须对工业决策具有某种程度的控制权，而这只有团结无产阶级才能够做到。靠着罢工和其他方法，工厂的雇员也许能够迫使雇主让步；但只要自由市场仍然是在工业界里生存的决定性因素，他们的收获便不会稳定。从经济观点来看，给予罢工者优厚条件的经理，便相当于人道的家长式管制者；但这样一来，他却会增加生产成本，有可能因此被排挤于商业圈子之外。要消除这一困难，唯一的方法是让所有竞争者同时接受这同样的条件。为达此目的，需要全国性甚至国际性的联合行动。如果某一国家的工人同时罢工，迫使全国雇主让步，则外国廉价劳工的竞争，仍能使这一成果消失。只要国际市场还是工业生产的主导因素，无产阶级的行动就必得采取国际性运动的方式。唯有这样的努力，才能使劳工阶级有效控制工厂社区的生活。

然而，没有有力的政治学说来支持，无产阶级也不可能有这样规模的团结。实际经验或能教导某工厂或某地点的工人，认识到一致行动的好处；但这种经验过于狭隘，无法促成更加广泛的全国性或国际性的团结。法国革命时，中产阶级共同信仰启蒙运动的哲学，因之能团结一致，对成功的革命运动怀有热诚。无产阶级要想获得类似的纪律与效率，就必须有类似的学说支持才行。

比较来说，塑造有效的劳工阶级意识形态，实在相当困难。创造与传播复杂的政治学说，有赖于有识之士的努力。中产阶级发展初期，商业生活造就了不少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得以占有优势。而当劳工阶级也须做类似努力时，却找不到类似的人力资源。他们从小就开始每天工作十五到十八小时，很少有机会在知识生活上求得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唯有一些天才而又极其幸运的人，有希望脱颖而出，与受过大量教育的中产阶级及上层社会的成员竞争。此外，19世纪早期的社会流动状况，允许少数出人头地的工人进入上层。早期工业制度扩张的时期，任一阶层当中活跃的天才人物，都有机会变为工业巨子。在这种情况下，劳工阶级当中最有才干、受过最好教育的人，自然与自己的出身失去联系，而融合于更高阶层的社会利益。这一因素使劳工阶级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早期，竟找不到能替他们的抵抗行动著书立说的知识分子。

然而，工厂里的工人却不是唯一受到工业革命破坏性冲击的人。19世纪的情况，也在中产阶级当中引起无可弥补的裂痕。启蒙运动之所以能有强大的力量，主要因为自由观念不仅在知识生活方面产生了吸引力，在经济生活方面同样产生了吸引力。此外，接触不熟悉的土地、人民所带来的冲击，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18世纪的商业阶层不仅以经济活动著称，在知识的好奇心方面同样闻名。富兰克林既是商人又是科学家，可说是那一时代的典型。时代重心逐渐由商业移至工业，这种和谐亦随之消失。中产阶级开始全心致力于商业活动，另一些人则专注于知识的探讨。结果是使中产阶级产生了裂痕，为革命性的新发展奠定了基础。(www.xing528.com)

中产阶级社会在19世纪的主要发展方向，乃是庸俗的风气。工商企业既然报酬可观，竞争又激烈，经济权力逐渐落在愿意花费全部精力追求财富的人手里，使得对知识问题感兴趣的人缩到一个小圈子里。对大多数中产阶级而言，金钱成了成功的唯一标准。每次问一个人“值多少”，他们必是认为，答案一定是关于此人的金融财产。早期的工业管理强调个别工厂的技术与金融问题，遂造成褊狭顽固的心态，不像广泛的商业活动，能造成开阔的胸怀。所以，此一新型人物就不是富兰克林那样兴趣均衡的人，而是心旌不定，轻视知识，认为知识分子属于荒谬而不切实际的幻想家的一般工业巨子；这成了事业特为成功的中产阶级之主要的心态。

此外，19世纪专业知识分子的数目与重要性也都大大增加。识字人数的增多，使文学作品的读者越来越多。上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多半依赖富有赞助者的支持；可新闻、教育以及学术界开放的新机会，却使许多人能够专靠知识研究而谋生。成功知识分子的专业收入可能相当可观，不过比起成功的工商企业得到的利润依然不成比例。在视财富为个人价值标准的社会，知识阶层的社会地位因之而永远落在底层。他们出身中产阶级，但对这种歧视的怨恨，却促使很多人开始反抗中产阶级社会中盛行的标准。所谓“波希米亚人风格”——艺术家与知识分子放荡不羁的行径，变成对庸俗风气典型的回应。因此，工业主义的兴起，非但没有能摧毁知识阶层的精神，反激励他们以自己的力量，倡导新的行动路线。

这一中产阶级立场的分化，是劳工运动进化过程当中的重要因素。有些知识分子愿意走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道路，从中产阶级社会，退隐到自己设计的“波希米亚式”世界去；但另外一些人却开始探讨，是否有可能直接向中产阶级的社会基础发动攻击。这使得许多人开始用同情的目光，看待无产阶级的痛苦。和劳动阶级一样，知识分子也觉得受到价值一律臣服于市场经济体系的压迫。他们也盼着有一个社会，不以竞争性的经济力量为衡量个人权利与重要性的唯一标准。他们既受过足够的教育，又有足够的聪明才智创造传播政治观念；在这一方面他们远远超过多数工人，很容易成为劳工运动的领袖与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创立者。

在所有要为国际无产阶级提供统一意识形态的人当中，最成功的是马克思与恩格斯。他们都是典型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马克思出身于富有且拥有专业技能的家庭，家里从小就预备将他培养成学术人才；恩格斯则是成功的工厂经营者，和欧文一样，曾成功地在商业活动中，注入社会与经济改革的理想。他们都生在德国，但成年以后都住在国外，且都自认为是世界公民。他们开始写作的时候，英国与法国的工业化程度已远远超过了德国，所以他们的作品主要靠在英、法两国所得到的经验，而非得自于德国。他们终生合作的第一个成果是《共产党宣言》，发表于一周年骚动的前夕，旨在号召全世界的工人参加革命行动。他们认为，无产阶级的问题乃是国际问题；在这方面，他们的看法比其他多数社会主义者都要激烈。他们的目的，是要创造一个意识形态框架，鼓励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同心协力，对全世界资本主义的势力发动进攻。

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真正敌人是启蒙运动哲学，但他们也知道，保守主义反动的暂时胜利，使问题变得更其复杂。在保守历史主义的影响下，历史进化的观念成了19世纪最具有影响力的原则。企图保护现存制度，使其不受激烈改革震荡的传统主义者，接受这一观念；地位安稳，不愿进一步进行政治变革的中产阶级工业主义者，也接受这一观念。但有些人的兴趣，却在于创造革命运动；对他们而言，进化的假说殊为费解。当时的知识气氛下，任何运动如要成功，必须宣称自己乃是渐进历史进化力量的结果。而革命的蕴涵却是与过去决裂，要在进化的基础上说明革命的必要性，毋宁相当困难。现代社会主义思想必须克服此一困难，这对社会主义特殊性的形成影响极大。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发现在于，保守主义的反动理论可用于无产阶级的行动上面。在德国，有一群信仰自由主义的黑格尔信徒，其中最有名的大概要算费尔巴哈；他们的兴趣在于发扬黑格尔学说中进步的而非保守的含义。和这些人的接触，对马克思学说的形成有颇大的影响。马克思不愿接受黑格尔的结论，却极欣赏他处理历史问题的方法。分析“正”、“反”、“合”三个阶段的辩证观，对他尤其具有吸引力，因这个理念，可用来克服多数进化论当中的反革命渐进主义。在黑格尔的后期著作里，辩证模式虽用于支持保守立场，实际上却隐含了历史的动力在于冲突而非增长这一观念；由此出发，易于得出下面的结论，即历史发展并非由缓慢的变动造成，而是夹杂着稳定时期的骤然革命骚动所造成。黑格尔就以三个互相交替的帝国，解释自由的进步过程。对任何有兴趣阐述革命之创造性价值的人，辩证法对冲突的强调总会具有启发性。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一启示，发展成无产阶级行动完备的理论。

从无产阶级的立场看，黑格尔辩证法的缺点在于过份强调政治理论。身受市场竞争之害的工人，易于接受保守主义者所谓积极自由的概念，却不易认保守主义的国家与其权力，是实现自由的工具。而农村人口因有贵族代表控制专制君主，有理由视现存的政治组织，为自身利益的保护者。无产阶级却没有理由怀有同样的信心。保守主义者有时会挺身保护劳工阶级，对抗中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恶劣弊端，如在英国的工厂法案中便是如此；但他们只专注农村事务，又喜好传统，无法彻底了解无产阶级的需要。作为无产阶级行动的工具，工会运动比之保守主义的政府更加有效。因之，为使黑格尔的辩证法对城市无产阶级运动产生效用，思想家便需要对它做一番非政治性的解释。

历史唯物论解释便是马克思对此一需要的回答。根据黑格尔哲学，自由理念的辩证发展乃是人类成就的纪录。对沉浸于唯心论气氛中的哲学家说来，用理念解释事件，仿佛非常自然。可是在马克思眼里，这显然是在倒果为因。马克思对当时的经济不公平极为关注，深信人主要受经济自利的主宰。黑格尔相信，理念的力量塑造了物质世界；马克思则相信，理念本身就是物质环境的产物，理念的发展主要是为着满足经济需要。在社会与技术发展的特定时期，人有维持物质生活的一些方法，思想与行为便是为适应这一客观环境而产生出来的。物质生产状况的改变，会带来满足经济需求的新机会，也导致思想与行为的改变。这一物质因素，便是造成科学、宗教、政治及其他领域内人类活动发展的主要原因。国家不过是经济利益的间接表现。因此，进步不在于政治帝国的持续交替，而在于经济体系的不断更替。保守主义者主张，绝对君主体制构成历史辩证过程的结局——而这便是马克思对此种主张的回答。

和早期保守主义的进化历史观一样，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观念，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虽然人主要受经济动机的主宰这一观念，从前往往显得荒唐，它却与19世纪流行的思想趋势十分符合。中产阶级强调财富为成功标准的庸俗思想，已经使许多人惯于这样的观念，认为经济企业乃是最重要的人类活动，其重要性远超过艺术、学术、宗教和其他任何形式的成就。早期自由主义理论认为，市场是进步价值的积极创造者，国家则是其消极保卫者；这种看法，使中产阶级易于接受政治从属于经济的观点。在工业无产阶级的经济当中，对经济的关注更是日夜弗忘。单为最基本的生存，就必须每天工作十五小时以上的人，自然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注意宗教、社会或其他非经济性的事务。对任何濒临饥饿边缘的人，吃的问题都是所能想象到的第一要务。这样，则人受经济动机主宰这种说法，便与19世纪的一个重要领域内的经验相当一致。也正因如此，历史唯物论才可能对当时的知识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

马克思否定了国家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这种说法，就能自由阐发黑格尔辩证法中的革命内涵。根据辩证唯物论原则，每个物质生产进步阶段的来临，必会带来经济成就的机会。具有才干能实现这种目的的人，便能控制其生产工具，并用以通过社会利益，换取自己的利益。这些人具有着共同的利益，都希望阻止别人，取得应得的控制权，因而形成同质的经济阶级。而文明阶段所特有的政治、宗教和其他观念、制度，多半因统治阶级要巩固其经济力量而形成。但是，诚如每个思想上的陈述都引出反题，马克思也相信，经济生活的每个阶段都是正题，其本身就包含了辩证发展的根源。统治阶级在利用其经济机会时，总无法满足社会中其他成员的需要。出于对经济剥削的共同体认，他们逐渐结成新的阶级，而与前者构成正反双方的关系。其结果，是造成革命危机，推翻原来的统治阶级，建立新的生产体系；这一新体系，乃是上面所说两个阶级的经济经验生成的合题，这成为新文明的基础。不过，这个合题又会引起新的革命性反对力量，成为新的辩证发展循环中的正题。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解释，乃建立在阶级冲突作为历史进步的机制这一原则之上。这样，原本为保守主义者用来辩解服从国家责任的辩证法，遂变成为革命抗议的武器。

对劳动阶级而言，辩证唯物论的价值，在于保证他们最后必然胜利，因而遂成为激励无产阶级联合行动的因素。据马克思对时局的解释，资本主义社会在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已经走到了尽头。19世纪工业制度下的主要阶级，是工厂的所有者；他们控制了工业生产的工具，所以能够依照阶级利益，创造当时的思想与制度。但资本主义同时也带来一大批没有财产的工薪阶级，他们在工厂与贫民区有共同的苦难经历，逐渐意识到共同的经济利益。换言之，无产阶级正在形成，而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反题。与此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情况，无产阶级的人数一直增加，而资本家的人数则一直减少。马克思正确地指出，现代工业的发展，是朝向更大的垄断单位。他由此得出结论，认为越来越多的小资产者，将被排挤到资本家阶级之外，被迫沦为无产阶级。因此，在资本主义下面，需求能都得到满足的人越来越少，最后两者数量上的不平衡变得极为严重；而在无产阶级有组织的压力之下，资本主义系终将解体。其结果，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正题被无产阶级的反题消灭，创造一个新的合题——共产主义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资本家从工业制度当中积累的技术资源，将用来满足劳工阶级的需求。由于辩证发展乃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法则，无产阶级便绝对可以相信，他们的希望终将实现。

马克思虽然相信，资本主义必然消亡，却不认为没有劳动阶级的革命努力，这一结果同样会实现。即将灭亡的社会秩序阻力极大，经济统治者完全控制着国家，拥有武力、警察、法院和其他的镇压工具。在任何时期，政治、社会思想都是统治阶级观点的表达，通过新闻从业员、教士、教授以及其他所谓宣传家，这些思想称得上死而不僵。重要的物质与意识形态的阻力，阻碍了无产阶级取得胜利。据历史唯物论的解释，任何阶级非经痛苦挣扎，就不会放弃经济利益。剥削阶级虽然人数不多，却能用资财雇用防卫力量，在死亡之前，总会做一番垂死挣扎。因此，只有暴力的革命，才能摧毁中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力量。

这套理论，是对如何找到同时包含进化与革命因素的行动形式这一难题的回答。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配合19世纪思想的进化倾向，告诉人们，社会的变迁并非像18世纪的改革家们所想象的，是理性的选择，而是渐进式历史发展的结果。除非资本主义社会走到穷途末路，任何有意识的努力都不能促使共产主义社会出现，这是马克思对进化的保守思想做出的让步。然而一旦进化到了某一程度，就必须借革命来清除衰亡中的社会秩序的阻力，这没有违反且证明了进化成长的法则。用马克思的话说，革命是“历史的助产士”，能在酝酿之中而已经成熟的社会力量获得解放。保守主义理论本来已经在破坏18世纪启蒙运动的思想根基，马克思主义则努力以这样的观点，来推翻保守主义的理论。

辩证唯物论的原则其实该让马克思把历史解释成一系列无止境的革命危机。不过，强烈的基督教天启思想，竟使他比黑格尔更加满足于自己的结论。他试图证明，即将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不仅会成功，还会成为历史辩证发展的最后阶段。无产阶级不仅包括拥有财产的少数人，更包括无产群众，这使它有别于历史上的任何阶级。在无产阶级成功夺取生产工具后，生产力不仅能够满足统治阶级，也能满足所有人的需要，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既然经济剥削是阶级仇恨唯一的基础，这一结果不仅会消除所有的阶级冲突，也将建立永远没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基督徒把罪看成万恶之源，盼着耶稣基督的再次降临，能战胜所有的罪恶，使世人永远居于天国乐土。马克思主义者则视经济剥削为万恶之源，向世人提出这样的希望，即无产阶级革命在消除了经济剥削后，必能有助.于建立永远完善的社会。辩证唯物论因此便以天启的理想而结束，一旦理想得以实现，辩证过程就不再作为历史的因素。

马克思主义的天启特性，使它无法依其原有的形态，对现代的政治问题提出终极解决的途径。它采取的是准宗教式的信仰，认为宇宙能够趋于自然的和谐状态，因而避免了对政治问题的考量；在这一方面，它比启蒙运动哲学还走得更远。18世纪的人虽然相信，市场竞争对人有益处，至少还承认，为防止自私的个人违反市场竞争规则，必须靠国家的强制性行动；而马克思主义者却认为，人类利益的和谐状态绝对完善，绝无条件限制，因此政治问题即完全消失。既然每个经济阶级的成员都与生产工具有着相同的关系，他们的利益自然也就相同。要把某阶级的意志强加于另一阶级之上，固然需要倚靠强制手段，但在人人都作为单一社会阶级成员的社会，强制手段就没有必要存在。因之，只要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成功消灭了资产阶级的最后残余，国家就会逐渐消失。马克思的阶级团结概念异常绝对，因之就无法设想，为了防止部分无产阶级压迫其他无产阶级，必须建立起政治保障——这使得他无法真正考虑无产阶级的政治问题。

从其思想上的矫饰看，马克思主义并不成功。马克思与恩格斯都相信，辩证唯物论乃是重要的科学发现，他们在所有的著作当中，都强调其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和前辈与当时人“非科学”或“乌托邦”的社会主义截然不同。而事实上，他们提出的历史发展法则，也很像黑格尔或者启蒙运动的类似主张，未受过精确的科学验证。若使一项科学假说为人接受，首先必得阐明，这一假说和大多数经验事实相吻合。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却缺乏这类验证的支持，它所依靠的只有法国革命一个历史例证。18世纪法国的中产阶级对腐朽的封建秩序施加的限制产生反动，故而发展出统一的阶级意识；这使他们能够起而反抗旧秩序，建起能表达他们自己阶级利益的新体系。马克思主义者将此一历史事件，看成了一般性的历史发展，而使无产阶级相信，总有一天，他们也能得到诸如此类的机会。他们对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使人对此一希望树立了信心；而可怪的是，当需要探讨远古的类似辩证过程时，马克思主义便不置一词。他们并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能说明中产阶级是封建社会的必然产物，换言之，说明封建社会是此前经济秩序的反题。辩证法用于更早的历史阶段，结果就更难令人满意。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声称乃是科学假说，其实更是一种出于信仰的举动，还缺少科学的验证。

不论马克思主义有多少科学根据，它在科学名义下提出的主张，却与其最后的成功关系甚大。科学在19世纪享有宗教似的声名，自然科学的成就令人赞叹，在外行人看来又奥妙绝伦，人们几乎相信任何以科学之名宣扬的观点。科学社会主义向工人阶级保证，他们反抗劳动市场不公平的斗争终将胜利，也使工人阶级有了从事组织性政治行动不可或缺的自信与保证。

马克思主义在科学上的矫饰主张，能鼓舞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追随无产阶级运动，这是其有利之处。没有疑问，从严格的经济决定论观点来看，人们会自然认为，所有中产阶级都必定有同样的思想，接受的是同样的命运。可是，马克思主义者却尊重科学，愿意在广泛的决定论体系以内，为知识分子加入些自由意志成分。他们认为，只要运用科学的智慧，任何阶级的人都可能超越其本身的阶级经历。其他阶级的成员研究了历史和经济，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理想与必然性，便可以借加入无产阶级运动，逃离其本身的阶级命运。如同马克思和恩格斯超越了自身中产阶级的局限，成为无产阶级的思想领袖，别人也可以找到科学之救赎道路。对心存不满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而言说，这一远景煞是诱人，使得科学社会主义成为结合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使其致力于共同革命极好的工具。

马克思主义使得城市无产阶级觉醒；在这一方面，它所发挥的影响大过其他任何的理论。同启蒙运动以及保守主义的反动哲学一样，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阶级学说，反映了特定社会群体的需求与经历。由于不满市场主宰的工厂制度弊端，工人觉悟到，他们是否享有福利，取决于他们是否能控制工业生产的工具。中产阶级发现，自由市场是最适合他们目的的社会制度；农业阶级则认为，保守的君主政体最适合他们。同样，城市无产阶级也会觉得，无产阶级的结社乃是实行劳动阶级控制唯一可靠的工具。马克思主义宣称，即人类能否享有福利，取决于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能否战胜绝对权力，也促成了这样的发展。革命的希望曾经激励了中产阶级；而马克思主义通过对历史进步法则的新解释，也给劳动阶级带来了同样有力的天启希望。这些希望最后或未到来，却使得城市无产阶级变成了现代政治进化过程当中具有信心和效力的一个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