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主义反动与现代自由主义发展

第七章　保守主义的反动

现代自由主义发展的第二大阶段，是农民阶级的觉醒。我们说过，贵族对中产阶级要求的巨大抵抗力量，与自由宪政主义的旨趣关系极大。这一抵抗力量，便是所谓保守主义的反动这一政治运动造成的结果。

保守主义的理论家，正如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一样，最初并无意建立宪政政府。他们的目的，是要防止中产阶级革命的冲击，保卫传统农村社会的结构。他们深信，农村社会的需要与利益便构成人类的福利，因此有利于开明专制论的倡导者们，他们想要通过专制权力的运用，将其观点强加在其他人身上。他们最后之所以接受了议会政府，并不是因他们喜爱宪政主义，而是因为无法实现最初的要求。他们对现代自由主义的贡献固然非出于所愿，却同样的具体而有力。他们引导农民阶级抗拒启蒙运动，这唤醒了社会中一批重要民众的政治意识。随着中产阶级的觉醒，保守主义的反动也迫使人们面对着下面的问题，即如何创造植根于复杂社会的公意而非单独社会意志的世俗社会。这便是他们对于现代自由主义政治发展作出的贡献。

现代保守主义的历史，开始于法国大革命之后几年。此前，土地贵族仍然仅仅注意世袭统治阶级的特权与义务，他们觉得地位稳固，不妨纵容启蒙运动的哲学家轻易地控制文学世界。他们多半过于忙碌或者过于自信，只要不干涉惯有的生活方式，根本不会想到要介入政治纷争中去。但革命一旦发生，这些贵族中的有识之士便开始发挥才华，处理理论问题。早期法国保守主义运动的两位倡导者梅斯特和博纳尔都已经四十开外，从没出过任何著作；直到革命发生之后，才突然给人从原来世袭小公务员的职位拉将出来——这种共同特色很值得注意。同样，原为英国议会寡头执政成员之一的柏克，也要等革命危机发生之时，才以61岁的高龄，抽空致力于写他的第一部范围广泛的政治哲学著作。一旦他们开始注意这一问题，便能轻易地对启蒙运动的哲学提出挑战。他们的努力立即奠定了基础，使得保守主义者能够重申其政治地位。

保守主义反动运动的领导人物虽然全都出身贵族，但他们却替一般比世袭统治阶级为数更多也更重要的社会群体说话。启蒙运动的哲学家是城市环境的产物，从未真正体会过农民的需要与抱负。而大部分贵族，却是农村土地的拥有者，也和农业社会中的其他成员分享许多共同的利益与经验。确实，有些贵族由于“不在地主所有权”的习俗，已经和农民失去了接触；在此一弊端充斥的地方，对贵族地主特权的敌视，为农民与革命中产阶级的结合提供了基础。但大多数贵族仍然是活跃的农场所有者，在地方社会中拥有良好的领导传统。在法国，王室的政策强迫重要贵族远离庄园；但即便如此，在旺代等地，士绅仍有办法领导农民，对革命群众进行了顽强抵抗。在别的国家，则有更多的贵族能够对地方发挥影响。由于此时，农民在欧洲人口当中占了多数，任何人只要能将他们组成为活跃的政治力量，便足以拥有坚实的力量。这正是保守主义反动运动所面临的挑战和机会。

视之社会上其他成员的立场，中产阶级革命的一大缺点，在它具有破坏社会生活惯性基础的倾向。通常人类行动的基础在乎习惯而非选择。学习以新方法来做新事情，实在是困难的事情，没有人有足够的精力，在一段时间内完成太多这样的工作。革新就必须抛弃原有的习惯，因此也便充满痛苦。在启蒙运动享乐主义的盘算当中，这个特殊的成本因素竟遭到了忽略。举例说来，革命的立法者相信十进制的合理及单纯，竟敢强迫民众采用新的公制度量衡，十进位的货币制度，以及人民所不熟悉的共和历法，而绝不感到任何的不安。开明经济学家只关心技术进步带来的利益，愿意让新生产方法的发现者通过自由市场的运作，即刻夺取缺乏效率的生产者的生计，而不给任何补偿。对中产阶级中较为聪颖也较具适应能力的人，变革的成本比之利润并不很多。可对那些必须承担变革冲击的人，情况却是极为凄惨。一般人对于变动不居的社会，绝不能完全适应。18世纪启蒙运动的主要弱点，便是未曾察觉到这一事实。

农民阶级堪称当时的社会所有成员里，受早期自由主义思想中无情的进步主义之害最深的人。启蒙运动强调理性的计算，强调社会的流动性，这都是城市经验而非农村经验的反映。人们在国际交流与潮流变迁的环境当中，学会了针对新的思潮进行自我适应，设法使自己的劳动适应市场浮动的需要。在人际关系疏远淡漠的世界，人更能自由地遵循自己的自利命令，来决定自己的行动。对城市人，建立在斤斤计较的个人主义之上的社会观念，绝非全盘虚假；但用于农村社会时，早期自由主义的预设便极其不切合实际。18世纪的农民世代生活在宁静的乡村，根本没有心理准备，去应付他们不熟悉的问题。他们一心用传统的方法培育传统作物，无法针对浮动的经济来调整劳动。他们直接投身某特定社会的社会生活，耕耘特定的土地维持生计，这便不能像其他人一样自由移动，寻找有利的就业机会。所有这些因素，都使他们无法从机会中获利，反会蒙受动态社会秩序的所有不利因素。在自由竞争之下，随时都可能出现新的制造方法，摧毁了乡村的手工艺产品。与此同时，外地的产品可能突然流入，低价夺走他们的农产品市场。在传统的农业经济体系框架当中，无法对这些损失作出补偿。因此，启蒙运动的哲学在表达城市利益上虽有价值，却绝对相悖于农民的需求与经验。

保守主义反动运动的任务，便是要抗拒城市进步主义的力量，维护农村生活的传统价值。保守主义者唯靠否定早期自由主义的进步概念，而主张社会稳定是人类福利的要素，才能完成这一项任务。在这方面，最为深入的是博纳尔，他的《权力论》一书，以其激烈的保守主义立场宣言而颇享盛名。这本奇特的著作，采用的是抽象与拟数理的论辩方法，不同于当时大多数保守主义者的历史经验主义不同，而比较接近于启蒙运动的精神。但这一方法的前提，却不同于18世纪的哲学家，因此也便导致不同的结果。

博纳尔接受了享乐主义所谓幸福是世俗生活目标这一观念，企图阐明，幸福本身便是社会稳定的反映。接下来，他便像牛顿式的社会科学家一样，以理性而自信的态度，描述了构成静态社会的必要条件。这图景虽很像法国旧制度的翻版，却全然没有法国旧制度那种动态的特色。他认为，所有的社会与政治关系，都须以严格而广泛的社会阶级制度作为基础，以使所有职能都能世代传续下去。商业与工业因其内在的动态性，要加以贬抑，而鼓励农业。社会政策应经过精确的估量，使人口数量停留在一个最为适当的不变水平上。权力均衡的原则必须维持，使静态社会永不受国际形势变迁的影响。博纳尔相信，只要运用完全理性的政治与社会科学方法，就可能永远将社会维持在绝对静态的情况之下。这就是他对“如何使人类幸福达到极致”这一问题提出的回答。

保守主义者强调稳定的重要；作为这一点的一个指标，博纳尔的作品颇有意味，但却失之极端，无法产生影响。一般民众即令面临迅速变迁的形势，也往往会执于其生长的时代观念以及先人为主的看法。因之，为使群众愿意聆听新的观点，必须以一种对既有思想模式破坏最少的方式，介绍这些观点。启蒙运动的成功，正因为大多数理论都是对人们熟悉的基督教学说进行重新解释；而启蒙运动之后的理论，若不能以类似的方式对启蒙运动的学说加以重新解释，就绝不可能成功。

法国大革命发生的时候，进步理念已经主宰人心数百年之久；受过教育的人很少能不受其影响。此外，由于科学及一般学术的持续发展，在未来许多世代里，进步的观念似乎也不太可能丧失掉了影响力。有些人或会拒绝启蒙运动极端革命的乐观主义，或叹息过度的变迁引起的骚动，但启蒙运动却给人一种战胜自然环境的希望，它引人入胜而难以轻易抛弃。在这种情况下，保守主义者的唯一希望，是把进步观念化为己有，而后再从保守的方向为它进行重新解释。博纳尔未能做到这一点，也就无法建立具影响力的现代保守主义学派。

对任何熟悉乡村生活的人，了解进步最简单的方法毋宁是以有机生命的成长作比较。在大城市的人为环境里，杂货摊上就出售苹果，多数的东西也都能买到，或按人们的特殊要求制造出来，人们自然会相信，没有什么事物能超出技术高超、富于发明天才的人力之外。最原始的进步观念，便是这种城市观点的表达。然而在乡下的自然环境里，人类行动的潜力却较受限制。鞋匠一定要在找到顾客以后才开始做鞋；假如这位顾客急着取货，也无法叫这鞋匠不要过度地工作。农民得在适当的时机耕耘；一旦播种，他便找不到任何方法，能使作物在其固定季节之前先行成熟。发明家完成了机器的设计以后，可以叫人立刻把它做出来；家畜的饲养者却必须经过几代的努力，才能想出改良某一特殊畜种的方法。农民更无法完全自由地创造自己的环境；他只能配合物种内在发展法则，来协助它们生长。农民从前人种植的葡萄园摘取果实，而且种下新树苗，却可能一生也等不到收获的季节。因此，农民学会了从世代生生不息的合作方面，看待人类福利的问题。在他眼里，进步不是一朝一夕的变革，而是逐渐的积累。因之，农村的经验导致一种有机生命成长的概念；此一概念与18世纪哲学家所谓机械性的理性主义，简直是天壤之别。

保守主义理论的职能，便是以有机生命观为基础，重新解释早期自由主义的进步观念。最能洞察这一事实的理论家，要算梅斯特与柏克。他们两人对所处时代的进步精神，都有某种程度的同情，这是和博纳尔不一样的地方。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柏克任立法之职，表现出谨慎而有毅力的改革者形象。他在演说中主张与北美殖民地和解，被看成美国革命的支持者。同时，他在哈斯丁审判中——这是一系列试图纠正英国在印度行政措施的第一次——也扮演了领袖角色。而梅斯特先前的事业虽然不如柏克那样辉煌，他的著作也同样具有温和改革主义的色彩。然而，由于震怖于启蒙运动的革命极端主义，两人都成为早期活跃的反法国革命者。他们两人在同一年以完全相同的标题各出了一本书，表达对当前法国形势的关切。两本书的观点并不尽相同。梅斯特笃信宗教，有着正统天主教的自然观与人类命运观；而柏克虽然也受些宗教的影响，却站在纯粹世俗化的基础上，来阐述他的思想。但在批判启蒙运动的精神时，两人都能以极其流畅动人的语气，阐述了有机生命的进步观。因此，他们便成了早期保守主义反动运动最有影响力的代言人。

他们的论辩，从对抽象而“拟数理”的理性之彻底排斥出发。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们按牛顿物理学例证而认为，只要应用少数几个由理性直觉洞察的法则，就足以解决人类生存的问题。农民受无法预测的风雨及洪水变化的左右，被迫面对个别生命机体的特性，因之比城市人更易于体会到，这个观点中隐含着过度简化的问题。因之，当梅斯特与柏克向18世纪思想的理性化假定提出挑战时，他们是在向一个重要的人类经验领域提出呼吁。按他们的说法，人类与自然极其复杂，没有任何人的心灵能了解某一特定行为的全部后果。基督教神学向来教导人，人是脆弱而不完美的生灵，仅凭自己的力量无法了解上帝安排的宇宙秩序。不论是明讲（如梅斯特）或暗示（如柏克），保守主义的反动运动都不啻向基督教人性观的回归。但是两人都认为，较明智的方式是把理论建立在经验而非教条的基础上；实际上，人类绝无法把改革行动建立于抽象的一般性原则上面。他们更进而预测，革命运动定会产生些连自信的革命者都无法逆料的后果。这些预测当然不全是幸运的。梅斯特曾经以“考虑太多，人为因素也太多”为由，否认一国首都的建立可以预先策划，而以一千对一与人打赌，认为当时正在筹划的华盛顿市绝不会成为美国政府的所在地。然而，若说保守主义者在否定理性计划的可能性时观点过于极端，他们的立场至少能用来纠正过分夸张的革命乐观主义。启蒙运动的哲学高估了抽象理性之能力，现代保守主义思想的首要任务，就是贬抑这种自负的看法。

不过，对18世纪理性主义的这种攻击，却不曾否认进步成就的可能或重要性。柏克与梅斯特虽然都确信，人类的心灵永远无法把宇宙变成可以了解的体系，却坚信经验性的行动绝对有其价值。他们不同于一般开明的哲学家，有丰富而直接的政治经验，这可能和他们所持的经验而反理论的观点有些关联。根据他们对人性的分析，人类成就的基础在于“对实际问题所作的实际反应”。个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会遇到许多特殊的难题。通过对直接环境的密切了解，经过试错的过程而寻求答案。如果这一回答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就被当成行为的一般准则。这一准则经过他人的模仿，再传给后代，就凝结为传统。传统提供了一些方便的解决问题途径，人类才能集中精力解决新的困难。既然人是脆弱而不完美的理性动物，无从了解任何行动的真正因果关系，因之每一个别的步骤，便都是缓慢而试探性的步骤。若代代传递下去，渺小的发现也能累积成巨大的整体。体会到不受节制的情绪带来的不便，人类渐渐发展出礼仪和道德习惯。不间断的发明，使人发展出文明的各种技艺。梅斯特与柏克大体上同意18世纪认为“进步是历史的正常趋势”这一主张；他们和启蒙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坚持达成进步成就的工作乃是“实际体验”，而不是“抽象理性”。

保守主义者强调传统的重要性，故而能以进步观念做基础，攻击启蒙运动的精神。只要人们继续从机械论角度看社会，革命的极端行为在逻辑上就不会存在任何界限。如果表匠有更好的技术和设计能力，就没有理由不立刻扔掉旧模子。早期的自由主义者对改革持乐观看法，因他们认为社会就像手表一样，是静态的机械组合，随时可按人的理性意志来修正。然而，假若文明是传统逐渐积累的结果，应当立刻明白、了解历史的正确线索，是与有机生命之间的类比，而不是与机械论的类比。人类文明的进步，是历经几个世代的过程；正如动植物一样，我们可以鼓励、协助其成长，却不能强迫它超越了本性。既然此一时代的技术与智慧无法取代过去的成就，进步便有赖于传统的延续。社会改革者也和有良知的农民一样，永远都要设法改良他照料下的有机生命。梅斯特和柏克都承认，现存的社会状态有不完美的地方，但消除弊端则有赖于耐心的努力。他们认为，法国革命之所以脱离了正轨，正因革命者想要加快社会变迁的步伐，而无法与传统的持续性相容。有经验的牛群饲养者都明白，用这样的方式对待牲畜，将会给整个牛群的生命带来灾害。同样，急躁地干涉社会的传统结构，也会对人类的福利产生不利影响。所有的生命体，只要有种不安定的存在，几分钟之内便能砍掉一棵百年巨树。误信了不切实际的理性重建之可能，革命的哲学家正企图砍断文明的传统根基。革命者对过去的成就只是加以破坏，而不去协助其发展，不仅威胁到人类进步的速度，甚至会造成退化，使文明再经几个世纪之后方能够复原。这就是保守主义者对启蒙运动的革命乐观主义所做的回答。

有机生长的概念正与早期的机械化理性主义一样，植根于特殊阶级的利益；但其吸引力却超出了该阶级的界限。法国革命的极端现象不仅使农民感到怀疑和嫌恶，社会中其他大多数人也有同感。群众丑陋的暴力恐怖行为，使智虑深远的人往往都开始害怕放松传统道德束缚的结果。拿破仑战争的残酷事实，代替了在人间建立天堂的梦想，理性评估力量之有限也愈益明显。人们对人类的知识及道德能力产生了新的怀疑，而必须对人性作出阐释。保守主义者的进步学说，正针对这种需要而发，并对西方思想的前提带来了迅速而持久的影响。

此时，浪漫主义运动开始左右文化界。不论此一运动的其他意义，其本身便是保守主义革命的典型反映。古典文学的基础，乃建立于牛顿主义的原则之上，认为艺术是普遍法则存在的例证。据古典批评家的说法，则艺术家的任务在于选取经验素材加以阐述和表达，创造出合乎艺术完美规则——抽象且可由理性验证的规则——的典范性作品。另一方面，浪漫主义者坚决认为，每个生命都有权依本身的特殊法则表达自己。他们的先驱者想要发现普遍真理，分析典型的行为形式；但他们却强调性格的独特及个体性。古典的悲剧作家，把历史当成表达爱与责任的冲突等等永恒问题的便利工具，浪漫主义者则不同于此，他们为过去而珍视过去，试图重新捕捉另一时代与另一民族的独特风貌。司各特的小说，温馨地重建了骑士风尚盛行的时代，是典型的浪漫主义作品。浪漫主义者抗拒古典世界中理性而一致的现象，渴望色彩缤纷、充满生机的宇宙。有时这种态度直接导致保守主义作出他们的结论。夏多布里昂便乞灵王室与法国历史光荣之间的浪漫联系，支持波旁王朝的复辟。浪漫主义者即令不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者，他们之强调个人及历史的独特特征，也助长了保守主义者对18世纪理性主义的攻击。因之，浪漫主义的胜利，间接而有力地巩固了保守主义者的立场。(www.xing528.com)

同时兴起的历史主义，也具有相似的效果。启蒙运动的哲学家对历史采取的态度，与古典悲剧作者很是相近，他们深信自己有着普适法则，不认为历史能得到了解，或者值得珍视。他们认为，历史乃是便利的仓库，堆满了样品与惩戒人心的事物，供偏离理性正轨的人借鉴参考。他们漠视或谴责历史上的某些时期——如充满宗教偏执和不开明行为的欧洲中世纪时代。然而，就在19世纪刚要开始时，一种对历史特别是中世纪历史的不同态度开始出现。受传统的持续性非常重要这一说法的影响，许多不同学科的学者都发现，对历史渊源做同情的研究，可以增长对许多问题的了解。德国的法学家萨维尼，对拿破仑法典中的革命理性主义深感失望，乃尽力研究现代民法的发展历史。在他的领导下，许多学者为说明某些特殊制度的必要性与特性，开始寻求不同国家、阶级、思想及其他社会力量的历史例证，从而为现代历史科学奠定了基础。靠比较历史的方法，学者们成功地将语言学与地质学提高到了精确科学的程度。此运动在1895年达臻顶峰，此时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说明各种曾被认为是上帝创造的生命形式，其实乃是历史进化的产物。到19世纪中叶，历史经验主义已经断然取代了机械理性主义，成为西方盛行一时的思想模式。自此以后，进化式的进步观便一直在西方的知识生活当中，扮演着主导性的角色。

保守主义的进步论，基本上讲并非政治学说。它的目的和启蒙运动哲学一样，是要以某种形式来规定社会不可让渡的权利，以抗拒任何政府对权利的侵犯。保守主义者由于有着传统主义者的社会观，对政府行为范围的看法不同于早期的自由主义者。启蒙时代的人认为，个人才是进步的真正源泉，为组织社会，人类唯一需要的是容许个人随意施展才能的自由市场体制，而政府的活动则应限于对这个制度的保卫上面。另外，保守主义者则相信，进步的主要媒介在于背负着传统色彩的群体，而非孤立的个人。在他们看来，要想组织起真正进步的社会，人类所需要的并不仅仅是单一的自由市场体制，还须维持各种传统结社之存在。真正保守主义政府的职能，是维护并促进这些结社组织的成长。这或会牵涉到范围较大的积极政府行为，可传统主义却同意启蒙哲学的看法，认为人类福利的主要来源在于社会而非国家。保守主义者正和中世纪二元主义的阐述者一样，支持一个利益高于一切的政治权威利益的自主社会阶层。若这一阶层的利益能得到适当考虑，则从逻辑上讲，政治组织的特殊问题便无关大局。

不过，保守主义的理论逻辑虽然包含于社会二元论当中，政治出乎意外的发展，却使它的支持者必得极端强调其中的一面，即国家的权力与重要性。我们提到，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为利用政治权力建立自由市场，最初多支持专制王权。在一个工商业不断扩张的世界里，农业人口的权力长久以来必然比中产阶级小得多，因之，保守主义者痛切感到，必须有国家的支持才行。法国贵族失去了王权的保护，已经无力对抗革命力量；唯有波旁王朝的复辟，加之欧洲联军的支持，他们才能结束放逐生涯。这样，他们自然会夸大政治权威的角色，认为此为维持社会秩序之不可或缺。柏克著作当中最令人费解且不满的一点，在于他往往认为，只要玛丽·安托奈特一死，所有文明的艺术及优点必将随之灭亡。其他保守主义者态度更加极端，认为专制王权乃是维护传统价值之必需。因之，保守主义起初便有打破西方二元主义的平衡、支持国家专权的倾向；其实早期的自由主义亦是如此，只是不如此强烈而已。

这时，结合贵族与王权，形成联盟的观念，已不特别令人惊讶。但事实上，组织这种联盟的企图，却与欧洲的政治传统背道而驰。从中世纪末期以来，国王的权威便是在促成激烈改革的力量。为了使政治、社会生活不断朝合理化方向发展，雄心勃勃的君主都会尽力毫不犹豫地摧毁社会的传统基础。数百年来，现代国家官僚体制的发展过程，便是对庄园、工会、议会与其他古老制度的传统独立性进行挑战。中产阶级作为技术效率的代言人，贡献力量协助王室与传统作战；因此，18世纪的开明君主制便与中产阶级的思想习惯并行不悖。另一方面，贵族却是王权的世袭敌人。他们是逐渐衰微的社会秩序之主要受益者，向来反对王室雇员削减地主及各地议会的传统特权。他们惯于以自己的方式，处理地方事务，憎恨现代国家的中央集权，往往以公开叛变的方式抵抗这种权力；投石党人之乱，便是17世纪发生在法国的类似叛乱。国王虽然获胜，但乱党精神不灭；对王权的猜疑和反对，成为贵族深刻的合法性所在。保守主义理论家支持专制王权，不啻违抗了贵族阶段的所有历史经验，而其实他们所想维护的，恰恰又是贵族阶级的利益。

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之下，保护传统王权的概念，绝非狂妄之想。王权在过去固然倾向于革命而非保守，但法国革命却剥夺了多数欧洲君王重新扮演昔日角色的机会。君王的传统盟友——革命的中产阶级，对开明专制的潜在职能既已彻底幻灭，如今他们愿意支持的，唯有经过了狭义定义的君主立宪体制，对其他形式的政府则一律不予支持。有些统治者或许愿意在这种条件下统治；但君主立宪制却无法相容于习惯享受绝对权力者的癖性。这使得君主别无选择，只有加入保守主义阵营。近来许多君主、贵族都算上同遭放逐，共经患难。国王与贵族既以世袭权利取得地位，在世袭权利遭到理性批判时，这就成了联系他们的力量。既然主动的革命权已经消失，君主更易于忘记祖先的革命功绩，把自己看成不变的传统秩序指定的维护者。若独裁者事实上无法获得中产阶级的支持，他们若再无法满足贵族的要求，则势必无法维持王位。这一点，使得贵族的理论家能接受专制王权，而不怕危及自身的地位。

然而，贵族虽然接受了王室专权，却总是抛不掉对国王深刻的不信任。这使得他们的王权论调，染上了奇特的暖昧色彩。一方面，为对抗群众革命，梅斯特、博纳尔等保守理论家，必须主张绝对而无条件的服从乃是人民的义务。梅斯特曾经不乐意地暗示，为了废黜暴君，人民可以求助于教皇；除了这种说法，保守主义的理论家都不愿承认，任何削弱国王统治权威的行为属于合法。另一方面，为对付不可靠的王室，他们却必须劝阻统治者，不要为所欲为。因此，保守主义的理论家当然要费尽心思，指出君主与实际的政府行为毫无关联。既然没有人可以独力治理国家，贵族实际上便控制了所有形式的政权。王权的职能，便是把权威委诸贵族的行政体系。传统君主的威望既能使一般人民服从，又能鼓励贵族戮力于国家大事，这便成为政治稳定的独特基石。梅斯特便讲，“国王一词本身，就是种符咒，就有种魔力，可以使得各种天才与力量产生一种向心力。”博纳尔在其著作中，也同样强调王权在心理上的重要与实际上的软弱。法国旧制度的历史表明，君主在法律上虽有至高权威，毕竟无法战胜地位稳固的贵族行政系统之意志。保守主义政治的目标，便是要恢复、并且长久保持这种奇异的有限专制主义。

梅斯特与博纳尔的理论，对贵族正是合理而可接受。但作为向其他社会成员呼吁的基础，他们的理论却不那么令人满意。“国王”一词，虽未完全丧失掉传统的魔力，但想用它来掩饰专制主义，未免不合时宜。法国革命已经使人们认识到自由的概念；对中产阶级说来，驱除个人行动自由的外在约束，乃是社会进步的证据，而贵族特权的消除，亦使得农民体验到了自由的价值。对自由的企求，有似于对进步的追寻，正是蔚然成风，亦使得政治理论家无法漠然视之。保守主义理论家们必须把自由的观念纳入政治思想体系里，以增加说服力。梅斯特、博纳尔等人无法做到这一点，所以建不成基础，无法使保守主义的阐释更有影响力。

最后致力于这一工作的，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同多数较早的保守主义理论家不同，他不是贵族集团成员，而年轻时，他还醉心于启蒙运动的哲学。他的著作始终看得出早期自由主义的影响。例如，他对法定权利的强调，便大大不同于多数德国保守派的家长式权威思想；也是因此，他竟成为顽固的普鲁士年轻贵族心中不受欢迎的人物。另一方面，他终于当上了大学教授，负责训练普鲁士的公职候选人，这使他迅速吸收了保守主义的观点。这些不同的经历，反映在他晚期的政治著作当中；这些著作的目的，虽然都是为保守的普鲁士君主政体寻找哲学立足点，但因为黑格尔对启蒙运动的哲学有着最亲近的认识，故而能真正认识到启蒙运动主要思想的力量所在。怎样尽量把这些思想纳入保守主义框架，是他晚期著作的主要方向，这使他能够相当细致地来阐发现代的保守思想。

18世纪的自由主义必须从保守的观点重新解释，这在拿破仑以后的普鲁士尤为迫切。普鲁士在17世纪的宗教战争当中受害最深，因之比其他国家更易于接受王室专制，来对抗秩序的混乱。由于这一传统，日耳曼王侯在保守主义的反动运动当中才能扮演领袖角色，向君主立宪政体进行攻击。然而即便在德国，王室专制的道路亦不平坦。德国受过教育的民众一向受法国知识界的影响。德国的许多地区，是革命分子和拿破仑军队最喜前往的战场，和法国大革命有着直接接触。普鲁士新兴的爱国复兴运动——由施泰因伯爵等人领导——采取了许多开明改革措施，在这些改革当中，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色彩尤其强烈。19世纪的头十年，正值黑格尔进行著述之际，自由主义思想仍深受中产阶级与上层阶级的信赖，而大学师生尤其易受自由思想的感染。黑格尔的自由概念，对德国的有识青年有着强大的吸引力。而他晚期政治著作的潜在目的，便是设法把握这一概念，以做有利于保守主义的解释。

为回应启蒙运动的挑战，黑格尔大胆地试图说明，忠于绝对国家本身，就是自由的最高体现。他最重要的政治著作《法哲学原理》，即是支持这个命题的论证。此书和其他所有早期自由主义著作一样，都以自由是世上最重要的事物这一命题为首要前提。诚然，历史不过是一系列实现这一思想的步骤。然而，一如法国革命时的人相信的，自由并不单单是把人类从消极的法律限制当中解放出来。对没钱买东西的人来说，人人有权进入肉店，任何人不得禁止，这一权利并不能增进他们一丝一毫的自由。除非每人都有能力达到目的，否则就没有人真正得到自由。积极的自由乃来自积极的权力。既然任何人都无法比群体更有力量，个人结合的群体力量越大，个人的积极自由也就越大。而现代最有力量的结社形式乃是绝对国家，一如普鲁士君主体制代表的那样。因此，对每个真正欲推动人类自由的进步人士，唯一的途径便是加强政治专制主义的权力和权威。

积极自由的概念一如启蒙运动的哲学，旨在使某一特殊阶级的需求变为合理。从逻辑上讲，为实现个人的目的，积极的政府行动实属必需——这个命题应该使得黑格尔采取宪政主义立场。卢梭曾讲，如果群体的权力要为群体的成员服务，此一权力就必须按照群体普通意志的指导来加以运用。在逻辑上，黑格尔既考虑到了自由的重要性，也就表明他重视在政治里找出控制群众的方法与工具。但保守分子明白，比之其他任何形式的政权，绝对专制君主的权力最易受他们的指使。对他们而言，自由与绝对主义并非不相容。这一社会事实，正是黑格尔政治思想当中默认的前提。中产阶级清楚，他们的经济力量促使他们在竞争当中实现意志，因此向来要主张，自由市场体制便是所有人类得到自由的充分且必要基础。保守主义者则认识到，他们的力量主要来自对王室行政系统的控制，因之也主张绝对君主制体制乃是所有人类获得自由的充分且必要基础。二者都对特定阶级的需要进行伪装，而以普遍性政治理论的姿态表现出来。

可是，保守主义若要成为对启蒙哲学的回应，还必须有进一步的发展才行。长期以来，西方人的心灵总孕育在《启示录》所揭示的希望之中，对不赋予人类历史最后胜利希望的理论，无不带着深刻的嫌恶。早期保守主义思想的主要弱点，便是认识不到这种情感因素，反而不断激发这种嫌恶情绪。当时的中产阶级对进步怀有强烈信仰；但保守主义的作家，却无法为其信徒提供类似的激励力量。固然，梅斯特或柏克这样的人或能证明。在传统的框架里，进步亦可能出现，但却不能保证其必然发生。他们对幻想性的改革者怀着畏惧，深怕文明成就被其摧毁，这种担忧表现于他们的字里行间。可是，基督教文明的真正传统，却应是希望而非恐惧。除非保守主义者能以更有希望的精神面对未来，他们绝无办法，与敌对的革命势力的冲击相互拼搏。

在这一方面，黑格尔也成功地克服了早期保守主义的缺点，这也便是在他还相信自由主义时写成的《历史哲学》一书的根本意义。历史事件遵循着一个确定而可预测的模式发展，这样的观念，对西方人的心灵始终有着极强的吸引力。基督教在最初几百年历史里，已经出现过一本此类的巨著，即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到中世纪晚期，这种思想倾向在菲奥雷的约阿希姆等人的著作当中，得到完全的发挥。约阿希姆解释说，世俗的历史最后将跨入神所预定且逐渐演进的三个阶段，即圣父时代、圣子时代和圣灵时代，从而为当时改革者与神秘主义者的希望提供基础。而黑格尔也以类似的方法，诉诸历史的不变法则，为保守主义者的立场提供基础。黑格尔认为，最进步的现代国家形式——在他晚期的著作里，这指的就是普鲁士——乃是人类进化过程中最后的一个既定阶段；这样，则保守主义的胜利不仅值得预期，亦充满了必然。黑格尔因之而能以充满灵感的自信，来面对启蒙运动的挑战，这正是他与多数早期保守主义者不同的地方。

黑格尔对历史的解释，乃建立在辩证法的哲学原则之上。辩证一词来自希腊文，意指对话或辩论。哲学上的唯心论学派——黑格尔即属此派——的基本原则乃是认为，我们所见的世界，是不变的理念之反映或化身。根据辩证法，这些理念在现象界中的体现，并非偶然随意，而是依循着一种类似思想辩论的不变法则展开。人开始辩论时，他首先陈述命题，或者叫正题；由于任何人对问题的最初陈述都不可能完全正确，因之此一正题便可能有对有错，从而促使对手提出对立的陈述，或说是反题。而这个反题也同样不尽正确；因而设下辩论的舞台，以试验这两种立场的优劣。有了这个经验，双方都会放弃其原始陈述当中较为站不住脚的部分，而在最后接受一个修正过的陈述或说是合题；这便保留了原来两个命题中的正确部分，去掉了不正确的部分。不过，合题虽比其前身更加准确，依然有错误的可能；这时，合题就变为另一个新辩论中的正题，它会引出新的反题，而建立更加完善的合题。这样周而复始，不断进行下去，而辩证的过程便成为逐渐实现理想真理的工具。

黑格尔对保守主义的必然胜利充满信心，因为他认为，现代专制主义乃是历史上自由观念辩证发展的最后阶段。从逻辑上讲，不断趋向更高层次之合题的辩证过程，与任何历史终极性都无法相容；可西方文明受到的天启式影响太强，竟使得黑格尔根本不因在没有终点的过程里加上终点的想法，有任何逻辑上的困扰。据他对历史的分析，自由理念的实现，必须经过三个连续的历史阶段。起初，人是活在庞大的奴隶国家，如古埃及或者亚述帝国，只有独裁者才能将国家的权力，当做实践个人目的的工具。古希腊城邦第一次实践了自由的理念，虽然还有很多人处于和以前一样的受奴役状态，但政治社会的组织，却使得自由公民能通过政治行动表现自己，把自己和政治忠诚与义务的观念结合为一。但奴隶的存在却是一大缺点，使得希腊世界的正题必得用罗马帝国的反题进行补救。通过基督教与其他力量的影响，消除了奴隶与公民间的区分，道德责任的观念得到每个人接受，但却牺牲了对国家的忠诚。最后，是日耳曼帝国以合题出现，总结并协调了前二者的最佳优点，使自由理念得以实现。在现代世界，奴隶制的废除和对每个人公民权的承认，实践了罗马的道德责任观。此外，现代主权理念的发展，亦使得每个人培养出对国家的忠诚与奉献，这在古希腊城邦当中只能见之于公民的身上。所以，现代国家是自由理念在历史上的最终实现，也是此后无数世代人类政治生活的完善基础。

黑格尔的政治哲学，就其所设定的目标而言，乃是一次失败。与启蒙运动的哲学一样，它也想证明，对特定阶级有利的制度便是历史的终极目标。对不属于这一阶级的人，黑格尔的证明绝不能令人信服。在经济竞争中有着强大力量的中产阶级，全然不想放弃对于自由市场乃是实现自由的适当工具这一观念的信仰。其他的社会群体则发现，他们无法控制自由市场，也无法控制绝对君主体制的运作，因而开始寻求其他能达到目的的方法。后来的理论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发现接受黑格尔的学说对他们有利，但是他们的结论却相当不同于保守主义者的立场。黑格尔的政治理论，在鼓舞贵族抵抗中产阶级的要求方面，确实具有着某些价值，而在彻底解决西方政治问题方面，却无法得到广泛的接受。

然而，正因其失败，保守主义的反动运动才能在现代自由主义的进化过程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若贵族或中产阶级成功地控制了国家，现代议会组织便永远无法取代中世纪教会的职能，成为西方二元主义的维护者。保守主义的理论价值，蕴含在鼓励农业人口起而对抗启蒙运动的城市力量，使现代社会能建立内部势力的相互均衡。重新扶助绝对君主体制的努力只能暂时成功，而中产阶级一再爆发的革命却表明，绝对君主体制已非解决政治问题的实际方法。另外，贵族的顽强反抗和其他形式的抵抗，则表明了中产阶级的专制同样不可能。这种困境终于迫使双方，在宪政的框架里互相竞争，以议会权力作为工具，来维持各自的利益。贵族发现，煽动农民的情绪来支持他们的政策，要比影响国王来得有效；而中产阶级也不再依靠其控制自由市场的能力，转而参与政治竞争。为了争取选票，激进派和保守派开始竞相为社会中的同盟阶级争取参政权。支持保守主义的理论家和启蒙时期的人一样，对民主宪政制度不感兴趣；但他们唤起农民阶级的政治自觉造成的实际结果却正是宪政制度。这便是他们对现代政治发展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