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觉醒：西方政治传统自由主义发展

第五章　中产阶级的觉醒

现代自由主义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中产阶级的兴起。中世纪末期以来，组织健全的商人与手工业者团体，便控制了欧洲城市的生活；有一段时期，他们竟还能通过汉撒同盟之类组织，在政治上扮演独立角色，与国王及封建领主在平等基础上互相抗衡。君主专制的胜利，虽然使许多城市丧失了曾享有的行动自由，但城市中产阶级却仍然是社会生活的重要因素。中产阶级的成员与领地的王侯合作，一起对付封建贵族，在创立现代国家官僚体制的过程当中扮演领导角色，也因此得到相应的声望与利益。宗教战争之后，物质日益繁荣，更使他们有发达的机会。这样，到17世纪末，西欧中产阶级已经稳固形成了具影响力与自尊心的群体，不但意识到自己的重要，也决心面对压力，维护自己的利益。在18世纪，当君主专制的政策与他们的目的相悖时，他们的态度就逐渐转为批判，终于演变成革命心态。他们相信世俗社会的价值与潜力，得把能比之与中世纪教会压力的有组织的社会压力，加在国家身上。他们的活力与奉献，使得以世俗基础重建西方文明二元传统的企图第一次获得了成功。虽然在这次事业当中，指导他们的思想与制度乃建立于狭隘的社会经验上，无法创造包罗广泛的公意，但却成为日后民主发展的起点。因之，中产阶级的觉醒，便成为现代自由主义史的第一个伟大里程碑。

18世纪的革命高潮，看上去像是意外的突发事件，其实却是早在西方文明中趋于成熟的各种力量所造成。宗教战争之后，欧洲一直迅速朝彻底工业技术革命的方向迈进。现代科学在牛顿等人的努力下，建立了稳固的基础，逐渐露出了潜力；这足以成为了解与控制自然环境的武器。新的商业经营方法，与殖民地的拓展，早使世界上许多地区成为欧洲的属地，也提供了积累财富的新机会。工业革命第一阶段的一系列技术发明，使西方工业的生产能力大为提高，在有能力参与其事的人看来，这段历史提供了拓展与获利的美好前景。可是，任何欲利用新机会的企图，迟早都会和现存社会秩序发生冲突。自从教会成为认知生活的权威中心以来，宗教与政治检查制度便威胁着科学的成长与传播。商业受到许多复杂地方性与国际性贸易的限制，这些限制乃是当初经济往来限于狭小地区时的残留物。过去，传统技术的传递构成了生产的基础，因此乃有行会及其他垄断机构得以存在。现在，这些垄断权变成人们采用进步工业技术的障碍。过去足够应付静态社会需要的制度，几乎全都无法适应更加动态的时代需要。其结果，是出现不断的摩擦，最后除了以革命解决之外再无别的办法。

然而，只有少数人才意识到冲突即将来临。唯有具相当禀赋、受相当教育，同时又要立志摆脱传统习俗的人，才有机会参与较为进步的知识与经济活动。换言之，可能从革命中获得好处的，多半是城市中产阶级。18世纪多数的欧洲国家里，人民多半都是尊奉古老生活传统的文盲农民，而另一端的社会阶级——土地贵族与士绅，虽然有机会享受更多的教育，但同样只专注于执行传统的统治阶层职能，对新机会的拓展不感兴趣。除英国与其他少数社会，人们多受境内法律与习俗的约束，无法参与任何工商业活动。科学与文学活动，还没有完全受到禁止；因之一些贵族便利用财富与教育优势，在此时期的认知生活当中，扮演了杰出而重要的角色。在法国尤为如此；法国的王室为了使地主与其产业脱离，命令土地贵族住在宫中；为排遣宫中生活的无聊，许多廷臣致力于理智活动的追求。但大体而论，最准备好要在新时代里一展理智活动与经济机会的，却是雄心勃勃的中产阶级。他们熟知工商业生活的问题，又拥有充裕的流动资金，因之在试验性的经济活动当中，占据了极其有利的地位。他们教育背景既好，探索新知的欲望又强，因之能在新知识领域的探究当中，扮演积极角色。这样，18世纪成了中产阶级机会极多的时代。由于现存社会秩序不允许他们完全利用这些机会，他们便尤其觉得，有必要进行激烈的改革。

中产阶级多少属于被排除在政府责任之外的少数分子，没有机会通过直接政治行动，表达他们的苦痛。但到17世纪末，他们渐渐获得相当程度的独立权力。在现代资本主义早期，商人与制造业者必须依赖政府的帮助，才能进行大规模的商业冒险。带动经济进步的典型机构，是官方与半官方的贸易公司，如英国与荷兰的东印度公司，以及政府所有并实际负责经营的工厂，例如法国塞夫尔地区的瓷器厂。在理智活动领域，中产阶级同样需要王室或者贵族提供赞助，因此中产阶级的作家与艺术家也和商人一样，处于类似的不独立状态。只要这种情形继续存在，中产阶级便几乎没有希望得到真正的行动自由。不过在17世纪末，这种情形开始有了改变。通过像英格兰银行等机构的协助，公私企业都有机会取得大量的资金与贷款。一经控制了这些资金与贷款的来源——其数额已较全国总税收为多——伦敦、阿姆斯特丹等地的卓越商人及金融家，便能够把经济活动的领导权，转移到自己的手上。同时，理智活动的领导地位，也有了从礼仪繁琐的宫廷，转到较为自由活跃的私人沙龙的倾向；18世纪时，沙龙以巴黎为中心，发挥了最大的国际影响力。许多成功的中产阶级人士，利用新挣得的财富与闲暇，赞助、参与该艺术与文学世界，并以平等地位，与土地贵族阶层中志同道合的人们结交。由于书籍与期刊的读者不断增长，有才华的作者如伏尔泰及塞缪尔·约翰逊博士等人，甚至能够靠写作为生，不必仰仗有钱人的赞助。不论在理智活动还是经济生活方面，18世纪的中产阶级都已形成具独立形态的社会组织，这使他们在当时的社会生活当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可是，面对稳固的专制王权，如欲臻至重大结果，则需求自然不止于此。罗马帝国曾经被迫与基督教会共享权力，基督徒的教会组织虽有弱点，却因献身同一信仰而紧密团结起来。基督徒虽占人类之少数，却深信来世救赎的福音，乃是唯一能满足人类需要的东西，并能使世俗统治者接受他们的想法。18世纪的沙龙与银行团，虽然纯粹在世俗基础上运作，其地位却有似于早期基督徒的集会。他们代表着分散各处且不获尊重的少数人，唯有以有效的战斗信念唤醒整个阶级，方能使其观点得到社会的接受。而18世纪的思想，正要为这一信念提供基础。

启蒙运动作为知识运动，正满足了这一需求。该运动并非源于某一人的著作，而是数世纪来政治与社会思想家们共同努力的结果。启蒙运动的作家们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写作，关心的却是同样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将创造力从古老的社会体系束缚中解放出来的问题。这一问题层面既多，许多有功于该运动的人又得从不同的利益及意见，阐发自己的观点。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主要关心自由贸易问题；伏尔泰攻击愚蠢的文学与知识检查制度；而贝加利亚则专注于刑法改革。个别国家盛行的思想学派，具有地域性的特色，与该地情况的特殊性相符合。法国的经济以农业为主，则早期法国经济学家的领袖，即所谓的“重农学派”，关心的即是如何使农业合理化；在英国，则因经济利益范围很广，则英国的功利主义者注意的问题便倾向于如何使国际贸易合理化。不过，尽管启蒙运动的倡导者之间差异甚大，人们关注的却是他们的相同之处而非不同之处。每个国家里，中产阶级的需要与理想大抵相同；而共同的经验，孕育了共同的思想与信仰，将其总括起来，便是启蒙运动的哲学。

将服膺此一思想的人结合为一的信念，乃是人类有可能获得世俗幸福的信念。正统的基督教并非完全不关心改善人类世俗命运的问题，然而却教导我们说，苦难乃是人类堕落以后不可避免的结果，而获得幸福的最终希望，即在此世而外的来世。启蒙运动的哲学，恰是对这一观念的直接挑战。诚然，哲学家并非一定要否认死后可能有幸福的来生，有些哲人还继续信仰基督教。可由于他们对现代科技具有信心，故而对世俗的生存问题也非常乐观。当时，现代医学还处于草创阶段，但已显示出克服古老疾病与痛苦的能力。商业与制造业的新技术，已经使西方人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则贫穷将被扫除净尽，俨然也成了合理的期望。此类经历的结果，是使人对于人性和人类命运产生了新的观念：据启蒙运动的信念，此一世界是怀善意的上帝所造，他并不欲将其造成忏悔受难之所，而是欲使人人快乐幸福之所。里斯本地震后，善于讥讽的伏尔泰虽曾嘲笑主张此世乃最佳世界那般人的极端乐观主义，可当时所有的哲学家，却都还一致同意未来人类的尘世生活有可能变得比过去更愉快、更欣欣向荣。设法去将痛苦降到最低，使幸福达到极点，是人生的真正目标。这便是启发了18世纪启蒙运动和思想的人道主义信念。

不过，假设幸福是上帝所指定的世俗生活之目标，何以它至今仍未实现？基督教曾解释道，世界上的恶来源于罪，而以上帝的恩宠来克服，乃是战胜恶的唯一方法。对此一令人困惑的问题，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也提出了一个答案，他们讲，过去的人类无法使潜在的幸福实现，主要是因为无知，而非由于罪恶造成；上帝所指定的救赎工具，不是恩宠，而是理性。通过天赋理性，上帝使人类得以了解宇宙法则，并且遵照上帝计划的善意要求，调整其行为。在历史早期，人类因遵循自然的单纯法则来生活，获得过极大的幸福。多数18世纪的思想家都和卢梭一样，深深被所谓“高贵野蛮人”所组成的理想原始社会图画所吸引，他们将这一原始社会，视为人类能够生活于无腐化社会的承诺。此后，由于某种无法弄清的原因，人类失去了理性的引导。有权势的人发现，可以利用全面性的战争，使人类徘徊于无知当中，来增进他们自己的幸福。国王与教士强令臣属纳贡以剥削人民，由于教会与国家联合起来，愚昧迷信便成了民众生活的主宰。几个世纪以来的人类苦痛，便来自这种非自然的状况；不过，理性却仍然能使人类重新获得幸福——这乃是天赋权利。靠理性的解放克服无知，正是18世纪解决人类生存问题的方法。

然而，启蒙运动哲学家却不满足于在世上建立人道主义的天堂，也不满足于主张人类的理性为达到此一目的的方法。要使中产阶级彻底发挥攻击君主专制的力量，就要使他们相信，中产阶级的全面胜利不仅可能可求，更是无可避免的事情。在此，18世纪的人无意中表现出一种长久深藏于西方文明当中的心理习惯。其他文化的改革者在努力时，并不预期其努力会获得完全或者永久的成功。比如，中国古代一代代的儒家圣贤，仅满足于尽力恢复先圣的德行，同时也清楚，所有人类的努力，包括他们自己的努力，都既不完美亦会衰颓；可对一个生长于犹太—基督教背景下的人，听天由命未免太难忍受。创世、救赎和复活的故事当中，便隐含了历史绝非无意义的循环，而是具有幸福结局的一场戏剧。通过基督教的影响，西方世界已经惯于认为，在基督再度来临，建立永恒完美国度时，所有世俗的苦痛终将结束。当启蒙时代的人把注意力从宗教活动移到世俗活动，他们启示性的希望也从灵界移到了俗界。虽然偶然有卢梭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忧郁者，脱离了时代的乐观主义，但一般而论，人们仍然认为，完美是历史注定的结局。如何以世俗的观点来阐述这一宗教信念，是启蒙运动特有的问题之一。

进步的观念，即是18世纪对此一问题所做的解答。此前，人们总认为，腐朽死亡如同诞生和成长，乃是世俗生活的组成部分。可是，在西方历史的演进过程中，一种较乐观的观念基础，也一直在积累和成长。自黑暗时代以来，欧洲社会一直要重新学习古典文明的艺术；到18世纪，这一发展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一千年来，人类第一次认识到，他们的成就已经超越了古人。在自然科学、医药、军事技术及其他许多领域内，现代的发现已经使得古典的权威作品变得过时。在文学与艺术领域，其优劣难以用经验性的试验来衡量，古人在这一方面的声望便较为持久。可到了18世纪末，人们也终于鼓起勇气，向古人在此领域的优越地位提出了挑战。这种所谓今古之争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正因此一著名的文学论战，恰代表了西方人的心灵从长久的自卑感得到解放的最后一步。在人们心中，世俗的历史再不是为了重新获得希腊罗马逝去的光荣而做的痛苦努力，而是日益完美的胜利历程。这一观念新颖之极，令人振奋，故而紧紧抓住了西方人的想象力。该观念最有影响的阐述，见于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略》一书；而在写成时，孔多塞却正是法国大革命断头台下的一名逃亡者。从个人观点看，他所促成的运动未免令人失望，但他对人类终将不断进步的信心，却绝对无可动摇。他的态度，乃是典型的启蒙运动精神。

进步观念的价值，还不仅在于它激励了中产阶级的士气，也因为它销蚀了对手的信心。改革者所遇到的所有障碍，最恼人的便是人类太过执著于久已存在的习惯。某一制度或习俗，存在的时间一久，人们就先认为其存在合乎道理，至于其为何没有道理，却要由想改变它们的人说明才行。可是，在相信历史进步特性的人看来，这种新旧事物之间的正常关系，却被颠倒了过来。如果人类事务趋于不断改良，则新的观念与制度就应比历史发展早期的观念与制度更好才对。这并不是说，任何轻率的计划一定值得接受；纵是热心于现代化的启蒙派人物，也不曾极端到认为目前的一切都和古代一样，不可用理性加以批评。进步观念带来的，是论证责任的改变。过去的人总是认为，新事物没有被证明更好时，旧事物便是好的；现在的人则认为，除非有人能证明，新事物比旧事物更差，否则旧事物就必定不好。该观念赋予人们极大的自由，批评现存习惯。在英国，该态度最典型的表现见于功利主义者的著作；他们主张，所有的观念与制度，不论多古老、多受尊重，都要用其是否有能力证明能满足目前需要的标准，来评判一番。其他具有革命精神的思想家，表达思想的语言不同，但是在实质上，他们的立场也与此相同。

现代科学与工业技术前景美好，但毕竟处于草创期，这种认为可能立即进行改革的信心，似乎言之太早。然而必须记得，18世纪的进步观并非基于19世纪的历史进化观，而是基于无时间限制的17世纪科学数理前提。在所有现代学术成就当中，牛顿物理学是对启蒙思想影响最大。牛顿对他观察到的天体运动赋予了数学假说，利用极为简单的运动定律，成功解释了地球与天体的现象。这一杰出成就使人们产生了过分夸张的观点，以为宇宙具有合理的单纯性。支持启蒙运动的人往往认为，所有造物都是根据一些有限且可为理性所了解的法则建构起来的实用机械。聪明而善意的人易于发现并应用这些法则；而一旦发现并应用这些法则，便可以永远解决人类生存的问题。后来几代的科学家都认为，进步是人类缓慢而有耐心地积累经验资料形成的；而18世纪有影响力的哲学家却认为，人类可以因骤然援用理性所直觉到的假说，得到最终的完美。这一看法，使他们的革命乐观主义有了极具说服力的基础。

18世纪的理智气氛，塑造出了非常特殊的人格典型。富兰克林在美国和欧洲都极负盛名，正因他给当时人一种人类理想化身的印象。他出身贫困，却自力跃居富人之列，成为企业家、作家、印刷家和出版家。他天生具有强烈的好奇心与热切的生命意志，并积极参与当时的理智活动，完成过多项重要的发现与发明。他生长在欧洲社会旧传统弱小的国家，能以新颖而批判性的眼光，看待宗教与政治问题。他的心灵诚然在许多方面，都带有某种程度的肤浅特色，使他无法体会人类经验的复杂层面；在这一方面，他是那一时代真正的代表——因在革命即将来临的时期，活跃自信，不囿于微妙哲学思想的复杂性及条件的限制，方是人类最需要的人。启蒙运动正能鼓动起人类心中的此类热忱，它这方面的能力，正是它能否成为成功的革命学说的准则。

不过，在另一重要层面上，18世纪的思想却不如表面那样明晰。这就是以新的世俗形式出现的西方宗教所特有的困境。基督教，特别是西方类型的基督教，是自省与外省两种动机间不平衡的结果。基督教强调，个人的得救至关重要，在此它强调个人的道德意识，而牺牲了社会的道德意识。耶稣基督曾指示门徒弃家跟从他，这便是基督教教义中隐含的无情的道德自我主义。基督教尊敬僧人和隐士，并通过忏悔等制度，鼓励一般人内省，显示它深信宗教活力的真正来源，是个人良心的发展。可除了这种个人主义倾向，基督教也包含着强有力的社会因素，其最崇高的理想之一，是要将全人类团结在一个爱与仁慈的社会当中。基督教在实行时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在这些相反的力量之间维持有效的平衡。启蒙运动之兴，这一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从宗教层面带到了世俗层面。这正解释了为何在18世纪思想的单纯外表下面，潜藏着许多复杂问题。(www.xing528.com)

这段时期最显明的特色，或许就是夸张的个人主义。在新兴知识与宗教力量与旧社会传统冲突的时代，新运动的支持者们自然极力强调对于个人自由的需要。基督教的创造活力，存在于圣徒的宗教活力之中；同样，启蒙运动的希望，亦系于科学家与企业家促使事物合理化的能力中。这导致一种激烈的主张，认为个人有权不顾社会传统约束，追求自己的合理利益。当时心理学的感觉学派正臻于顶峰，其假说便是，人类生而不具任何道德或社会观念，后来的所有人格发展，都是自省的企图造成，其目的乃是使得人类有机个体的痛苦降至最低，快乐达到最高。根据此一理论，则社会是有感觉的个人构成的机械复合体，个人行为的动机完全是为了追求合理的个人利益。因此，伴随世俗化的发展，基督教之个人灵魂价值无限的说法，转变为同样强硬的个人感官肉体价值无限的说法，结果是造成了极端明显的个人主义倾向——这也是西方文明一直具有的特征之一。

不过，为配合西方思想中的二元论习惯，除强调自省动机外，还要同样强烈地强调人类生活的外省层面，使两者达到平衡。虽然现代学者因反对19世纪泛滥的个人主义，时时忽略这一事实，这仍然是启蒙运动各种层面中的一层。启蒙运动的领袖深信，他们的原则不仅可以增进特殊个人的快乐，也能增进整个社会的快乐。过去，基督教曾经梦想，全人类会团结在爱与仁慈的普遍法则之下；18世纪的人也同样沉醉于一幅远景，认为全人类终将享受免于匮乏与痛苦的幸福生活。这并非信徒们的陈词滥调，而是热情的信念，以无数人道主义者的奉献行动可以证之。景仰富兰克林的人，将他奉为那个时代的理想代表；但他们也记得，富兰克林还是位著名慈善家，曾经奉献出时间与金钱，创立许多的福利事业。当时人普遍有这种分担社会责任的态度。震惊于人类的苦难，许多男女乐于在医院与监狱里奉献，减轻这一类痛苦。还有人有感于普遍无知，以同样无私的态度，献身于平民教育。虽然极端的人道主义英雄作风正如极端的圣徒殉道一样，非常人所能为，但当时人都仰慕这些行为，认为这便是当时道德的表现。这些发展，都来自外省的动机；对此若无认识，我们就无法了解18世纪启蒙运动的本质。

人道主义的因素既然非常强大，甚至有摧毁个人主义意义的危险，从边沁的著作当中，就最能清楚看出这种西方二元主义平衡受到的威胁。英国的功利学派受牛顿力学的启发，相信人类的快乐与痛苦和物体的质量与速度一样，可以用单一普遍的有效标准，衡量其多少轻重。这推演出一种人类福利观；由于该观念的影响，个人被视为社会统计学的计算对象。根据《道德与立法原则》一书所说，则生活的最高目的在于“为最大多数人谋求最大幸福”，以某人的快乐抵销另一人的痛苦，从而达到可能的最高“人类幸福净值”。人类天生的倾向，就是竭力达到个人的最高快乐，甚至使整个社会的幸福净值减少也在所不惜。这样，社会在计算个人的私人利益时，有权加入新的因素。开明立法者可以估计个人从各种反社会行为所得快乐的确实“数量”，对这种行为加以法律惩罚，使其痛苦超过所得的快乐，以使自私的个人之计算的快乐符合更高的社会利益。可是，如若惩罚的法律是唯一能够对抗个人自私、维持社会福利的力量，则道德权威的最终来源便成为国家而非个人。较早时英国史上的危机中，这样的人性观曾促使霍布斯发展出强硬的国家专制主义学说，而功利主义的逻辑涵义——像边沁法学著作阐述的那样——基本上也是霍布斯式的学说。

幸而18世纪思想中的个人主义因素，比功利主义者所说的更为强烈。启蒙运动时代的人，虽喜欢从无条件的自我主义观点描述人生，他们对个人的看法亦有某种理性理想主义色彩。这使得他们不一定诉诸国家，把国家当成人类价值的唯一守护者。多数人相信，善与同情心乃是人类理性的正常表现；据此，则任何开明的人都会乐于行善，会发现使别人痛苦也会使自己痛苦。因之，在使自己的幸福趋于最大的理性企图当中，个人往往以社会能够容许的方式来行动。这种理性理想主义虽然在戈德文、康德以及接触虔敬派和其他基督教派的思想家身上尤其明显，但也是多数18世纪理性主义者思想的一部分。边沁虽意欲缩减为善所得到的快乐，也从不曾认为，害怕法律惩罚乃是人类行为合规中矩的唯一原因。总之，启蒙运动的领袖也和那些基督教先驱一样，对人性的自省与外省因素采取平衡的观点，这使他们的政治思想得以沿着西方二元主义的传统路线发展下去。

不过，为了调和相互对立的因素，需要找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使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的价值能够同时发挥。中世纪的基督教以教会制度解决宗教上类似的问题；教会的目的是要提供一个框架，使富宗教精神的人献身于救赎整个人类，而负特殊宗教使命的人经过遴选训练，得授予牧师之职引领信徒。对另一些人，教会鼓励他们在修院中过沉思默祷的生活，以修养灵性。一般人认为，此种灵性不但有助于他们自己，也有益于供养了他们的社会。在圣灵的保护之下，这些制度能够有效发挥其宗教职能。而18世纪启蒙运动最为重要的特色之一，正是要寻找类似的有效世俗组织。

自由市场的概念，满足了这一需求。这种世俗组织非以圣灵为守护者，却受到同样神圣而不可变易的利益自然和谐原则的守护。市场乃是古老的制度，一直是中产阶级生活的中心。多数欧洲城市的兴起，都因当地聚集了商人与手工业者，他们在这里把产品卖给附近的农民。从开始起，城市中产阶级的权力就不像封建诸侯一样，来自榨取臣民纳贡，而是在自愿协商的基础上，发挥迎合顾客需要的能力获得的权力。18世纪使得中产阶级的社会抱负达到新的顶点，他们自然要把市场，当成最能满足雄心的工具。唯有无外力进行干涉，只是协议双方都认为有利可图时，才能形成市场关系，这就是市场的特性。换言之，市场代表着一种行动的领域，其中企业家唯有同时利己利人，才能取得成功。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便抓住了这一事实，作为解决其问题的线索。在完全自由协商的情况下，理性人可以在虑及本身目的的前提下，发展出社会关系体系，使整个社会的福利达到最大。牛顿建立的科学已经为人熟知；天体会因质量与运动的吸引力与排斥力，而据造物主简单的数学设计，做完美而和谐的运动。这易于使人假定，人群也会依理性的吸引力与排斥力，依善意造物主所照自由市场的单纯法则，达成完美和谐的生活。如同宗教领域的基督教会一样，市场俨然便是上帝安排下调和人类世俗生活自省与外省因素的制度。有战斗精神的教会，其目的在于使圣灵在上帝的人间之城做善意的操作；而自由市场的功能，同样是要在世间历史领域，完成善意的利益自然和谐之原则的操作。

这一观念，正是满足了中产阶级需要的工具，而在经济领域中最为实用。这段时期里，掌握着最有效商业与生产技术的18世纪进步企业家，天然占据着有利的竞争地位；可是，每当他们想要提供商品与劳务，都会因职业行会、官方与半官方机构、地方关税单位以及其他现存机构具有广泛的垄断力量，而无法打进取得利益的市场。自由市场原则，使中产阶级企业家可以打着本阶级利益维护者的旗号，也可以用全人类利益支持者的姿态，攻击那些限制。根据18世纪具有影响力的经济学派的说法，人类作为消费者的最高经济目标，是以最低的价格买进最佳的商品与劳务；法律限制纵使有效，也只能限制选择自由，迫使购买者以较高的价格买进较差的商品；因此建立自由市场便与消费者的经济利益相符合。另一方面，人类作为生产者的最高经济目标，则是尽可能以最少的力量，制造最大量给人享受的商品与劳务，没有限制的竞争可以确保高成本的生产者终竟消失，为有效运用劳动与物资的人带来经济生活的最佳报酬；因之，自由市场即可创造生产者与消费者利益的自然和谐。通过没有限制竞争的运用，消费者将购买成本降至最低的欲望，生产者将劳力做最有效利用的欲望，同时能够满足。这便是18世纪的人对经济福利问题给出的回答。经济理论家运用利益自然和谐的观念，满足了中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雄心，又不至损害到当时思想的人道主义倾向。

另外，一系列类似的论点，也用以支持那些喜做理智活动而非经济活动的中产阶级及其追随者。启蒙运动时代的科学家及政论家，正和当时的商人与制造商一样，深信他们能够抵挡敌对学说的竞争；不幸继承了中世纪教会消灭异端传统的专制君主，仍然声称他们有权阻止有害现存秩序的思想传播开去。这些声明大体上没有彻底执行过，但许多18世纪的作家都坐过监牢或者遭过流亡，也多少都受到官方检查制度之害。出于厌恶这些经历，启蒙运动时代的思想家便在理智活动上面，发展出自由贸易经济学说的翻版来。17世纪的宗教纷争时期，弥尔顿和威廉斯等有识之士便曾提出，唯有容许每种宗教思想自由传播，让人的良知评判各种教理，人类的宗教利益才有最佳的发展。启蒙运动采纳了这种宗教宽容观，并将其作为更加广泛的思想自由理论的基础。据此，则理智活动的目标，在于尽量发现并传播可由理性检验的真理；允许各种意见自由竞争，个人的理性判断总会分辨出真理与谬误来。如果加以法律限制，把有潜在用处的思想观念排除在理性讨论的范围之外，便会强迫群众接受劣等的知识产品，剥夺知识生产者改进产品的可贵时机。启蒙运动时代的人都相信，理智领域与经济领域一样，不论从个别利益的立场看还是从社会普遍福祉的立场看，维持自由市场都是必要的。他们相信，存在一种终极的理性和谐，这使得他们在上面的两个方面，都能将自省与外省的对立主张调和起来。

正如中世纪的人深信教会的职能，启蒙时代的人也深信上帝安排的自由市场之功效，这一信心鼓励他们采取激进的二元社会观。根据18世纪人的看法，人生真正有意义的价值——包括经济及知识上的价值，都源自个人的主动性。靠利益自然和谐的善意运作，这些价值通过自由市场的自动作用对人有所助益。若政府干预这些运作，结果总会减少人类幸福的总量。从世俗层面看，对社会与政府关系的估价，正相当于中世纪对教会与国家关系的估价。世俗社会和教会一样是独立的组织，能靠自己的制度产生职能。唯靠这些制度，我们才能定义并实现人类的目的。现代政府正如同中世纪的国家，与创造积极价值无关，且没有创造的能力，因此必须接受其姊妹组织所创造的价值。启蒙运动这一层面的思想，在潘恩的著作当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他径直主张，人类的一切福利都由社会生产，一切苦难都由政府造成；他相信，为保护人类的利益，政府权力应当经常由至高的社会道德权威予以约束和控制。西方文明的二元理想，即便在中世纪教皇权威极盛的时期，也不曾如此激进地得以揭示。

18世纪思想的领袖们虽然极力强调社会道德的无上权威，却不曾否定政府存在的必要。虽有戈德文这样的狂热分子，因深信理性协商的可能性，而采取严格的无政府主义立场，但大多数人都同意，某种程度的强制权力毕竟不可或缺。中世纪的教士曾经引导人们服从世俗权威，根据便是国家权力乃保护教会圣职，使其免受无法5天的暴力威胁之所必需。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也赋予国家以类似的价值。他们认为，国家是自由市场的保护者。自由市场的概念总要涉及某个场所，人们在此可以自由协商，不受强制压力的阻碍。在中世纪，市场城镇总要在城堡的保护下形成，因当时唯在强大的军事据点保护之下，才能免受盗匪的劫掠。此后，政治与军事技术的进步，使人们得以组织全国性甚至国际性的防卫组织，全国性以及国际性的市场也随之而兴。若无适当的政治组织提供保护，便无市场体系能够长久存在。18世纪的政治理论家便认识到这一事实。商人与知识分子虽然深信，自己有和别人和平竞争的能力，却无从假定，有盗匪自由参加的竞赛当中，也同样能有一展才华的机会。人们一直认为，保护市场，使其免受暴力与欺诈行为的干扰，以及强制履行契约义务，是有组织政府的职能。只要政府局限于执行这一职能，启蒙时代的人也和中世纪的教士一样，愿意引导世人服从政府。

今天几乎用不着强调，这种关于政府职能的狭隘观念，大大简化了政府的问题。18世纪社会观的基本观念，是人类的创造性精力可以在对财富与知识理性与个人主义式的追求当中全面发挥。在对自由市场进行政治保障的外在框架之下，人们盼着开明的自利会诱导追求自我的个人，参加互利的协商过程，创造出有效的公意来。这种个人理智具有自发社会效力的信念绝不切实际，很快在实际经验的冲击之下灰飞烟灭。在启蒙时代，偶而亦有警告说，当时流行的观念不尽正确。以理性的阐释达成社会和谐自有困难，这一点不仅为卢梭的艺术性直觉所察知，也为休谟的批判性天赋所认识。到18世纪末，这种怀疑在康德自制且实际的理性主义当中，有了典型的表达。但在启蒙时代的潮流里，这些警告毋宁是荒野里的呼唤，多数人还是相信，一旦国家的职能缩小到只是保护自由市场，所有的社会存在问题都可迎刃而解。现代政治思想的重要功效之一，便是将人类从该幻觉当中解放了出来。

可是，启蒙运动的历史职能，绝非为自由主义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而是为自由主义的进一步试验提供初始的动力。18世纪哲学的限制，正使它更加适于扮演这个指定的角色。对多数人来说，这样的观点——人类是有生命的机器，能理性地衡量每一可能行动路线的利弊——不实在得几乎奇怪；作为极易冲动与受习惯左右的动物，人类几乎不能只靠算计来行动。另外，这种人性观对中产阶级进步分子却极具吸引力。创立这一理论的作家们也就是专业知识分子，他们特别易于夸张理性探索的重要性，视之为人类生活的重要职能。他们所诉求的对象，是有知识的商人与制造商，这些大的日常工作正是精打细算，估量得失。对这类人来说，人类是理性机器，为享乐而算计的观念，绝对是可能的观念。他们个人经验的界限，正与当时流行的人性观相合；这便使得启蒙哲学在唯独中产阶级能够向专制国家挑战的时代，变成革命的有效基础。

除此之外，自由市场观念虽然有所缺陷，却能够指出令人满意的未来发展途径。最初，这二观念来自相当狭隘的阶段性需要；但经过广泛概括，同样能激发人们从事更加广泛社会行动的欲望。所有人都有相等的权利，这观念虽然生自较为消极的法律地位平等，却成为导致其他领域民主理想成长的有力诱因。制度必须始终受到批判，以验证是否有用，这样的观念，本是应中产阶级的革命理想而产生，日后落到欲满足其他社会需要的人手上，同样成为有力的武器。最重要的是，人类的福祉应靠自愿及互利的协商过程，而非靠暴力与压制来得到，这样的观念已包含在18世纪依从社会行动而不喜政府行动的心态当中，以后更鼓励了人类在普遍的公意结构之内，调和各敌对阶级利益的企图。所有这些，都是对现代自由主义思想发展的长久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