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工业化与企业信息化战略研究

七、新型工业化与企业信息化要求加大转变发展方式与贯彻落实 科学发展观的力度

（一）新型工业化与企业信息化的本质特征要求必须要坚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贯彻落实好科学发展观

新型工业化、企业信息化、经济发展方式、科学发展观，这四者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党的“十七大”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全新的命题。这一全新的命题，与大力发展新型工业化，全面深入推行企业信息化，就更为贴切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既是推行新型工业化战略，全面实施信息化与企业信息化战略的必然要求，又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从过去乃至现在的粗放型增长与发展方式，转变为集约型的增长与发展方式。中央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重点在于促进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二、三产业协调带动转变，主要依靠增加物资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实施工业化发展战略，推行企业信息化发展战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最终的目的都是一致的。就是为了推动经济社会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为了进一步改善民生，促进经济社会事业长期稳定健康发展，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也就是全面提高综合国力。一句话，民富国强。不但为本国、本民族，而且是为全人类经济社会事业发展多做贡献。因而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就是在要求经济总量增长的基础上，进一步不断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实现绿色发展。这就给我们一条定律：要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必须要彻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增大科技含量，减少污染，提高发展质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有科技、信息化做先导。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推动新型工业化、企业信息化、落实好科学发展观的质量保障和必经路径。

（二）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辩证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研究所的周叔莲、刘戒骄两位专家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既是相互联系，又是有所区别的概念。经济增长偏重于数量，主要指投入变化导致产出数量的增加，其核算标准常常采用GDP，即国内生产总值这一总量，GDP的增长率，人均GDP这三个指标。经济增长方式，就是通过生产要素投入的变化，包括生产要素按数量、质量和改善和组合优化来实现增长的方式。

另外，20世纪的40~50年代，经济学界在经济理论研究中，一般把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作为同一个概念。之后，经济学界把二者逐渐区分开来。一些经济学家将经济增长定义为产出的增加，并认为这是发达国家经济学的研究课题。后来，由于经济增长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现象，经济发展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于是经济学界认识到继续将二者割裂开来时不科学的。另外，通过提高生产要素质量，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和提高利用效率来实现经济增长，即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从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型增长方式。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从长远和战略的高度讲，都是涉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两大经济问题。经济发展方式，其实涉及的经济问题是全方位的。

在经济学界，对于“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是有着不同的界定的。国际上专门研究经济增长的是“增长经济学”或“经济增长理论”；专门研究经济发展的是“发展经济学”。

张卓元主编的《政治经济学大辞典》对“经济增长理论”的解释是：“通过研究实现经济均衡增长的条件，以及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等问题，来解释国民收入长期发展的态势。西方经济学通常把经济增长规定为产出量的增加，一般用国民收入或人均收入量作为测量经济增长的尺度。”而对于“发展经济学”的解释则为：“它主要研究在发展中国家是哪些因素制约或阻碍经济的发展；探索在这些国家加快经济发展，摆脱贫困落后，实现经济现代化的途径。”“概言之，发展经济学是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从不发达的经济形态发展到现代化经济形态的理论体系。”

一般说来，经济增长，指的是单纯的经济总量的扩张；而经济发展，则不仅包括经济的量的扩张，还包括经济结构、分配结构、消费结构等的调整，制度变迁，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变化等在内的整个经济形态整体的演进。可见，在经济学的语境中，“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方式”的含义是有着很大的区别的，“经济发展方式”比“经济增长方式”所包含的内容，要广泛得多。经济发展包含着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远不是经济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崭新的提法，比过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提法，虽然只是一词之差，却包括了丰富得多的内容，因而具有更加广泛、更为深远的意义。

其实发展观和自然条件、社会条件共同决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解决我国目前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各种突出矛盾和问题的根本途径。

经济发展的内涵，比经济增长更加广泛、深刻。经济发展强调经济系统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是一个量变和质变相统一的概念，不仅包含生产要素投入变化，而且包括发展的动力、结构、质量、效率、就业、分配、消费、生态和环境等因素，涵盖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

经济发展包含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不一定包含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不仅重视经济规模扩大和效率提高，更强调经济系统的协调性、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发展成果的共享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指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调整经济发展诸多因素的配置方式和利用方法，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到科学发展观的轨道上来。

（三）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极力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经济总量年均以9.8%的速度增长，财政收入与人均纯收入亦在不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也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但是，我国的发展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并且，发展成果分配不公的问题十分严重。

我国的人均资源相对贫乏，人均耕地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2，人均淡水不足其1/3，人均林地不足其1/4，人均矿产资源不足其1/ 2。但是，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已使我国水土流失占国土面积的37%，荒漠化占其28%；每年向江河湖泊排放的工业废水总量达500亿吨，我国大中城市的地表水已全部被污染，全国约1/4的人得不到清洁的饮用水，每年全国有40万人死于废气引发的疾病，全球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有16个在中国，中国在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也正在成为世界的垃圾场。据2008年有关检测报告显示：国控重点污染源，包括2000多家废水污染源、900多家城镇污水处理厂、2000多家废气污染源，排放超标率30%~40%，2009年2月国家环保部对72家重点污染源现场抽查发现，25%的企业污染设施没有正常运转。我国的森林被大量砍伐，仅生产出口日本的一次性筷子，每年就要砍掉200多万棵树；由于生产效率低，2005年我国的GDP只占世界GDP总量的5%，而消耗的煤炭却占世界总量的36.9%，钢材占27%，水泥占50%，我国生产同样价值的产品，消耗的能源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1倍，是美国的3.2倍，日本的8.7倍。据国家环保局测算，我国每年的环境损失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几乎与经济增长率相当。有些专家学者发出感慨：如此自毁家园、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祸延子孙的自杀性发展，且不说是否合算，其成果的分配不公更让人难以接受。

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不仅超过了国际上0.4的警戒线，也超过了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亚太财富报告》显示，在2007年底，中国共有平均资产达到510万美元的富豪41.5万人，其中资产超过3000万美元的超级富豪有6000多人。而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同时存在每天平均消费不足1美元（联合国标准，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贫困人口1.35亿。

有些专家学者还认为，由于权力不受监督和制约，占全国总资产76%的国有资产名为“全民所有”实为少数官僚权贵所有。在权力的保护下，官有经济的垄断经营、制度性权力寻租和非理性扩张，是导致中国贫富两极分化和自杀式发展的根源。

加之，由于官场经济、官僚经济、权贵经济的影响，由于片面强调GDP的增长，由于其他诸多因素影响，严重恶化了生态环境。GDP代表一个国家一年创造出的财富总量，GDP的持续快速增长可以提高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增进国家的执政合法性，巩固国家的执政地位。在中国的资产总量中，国有资产占3/4强，民间资产占1/4弱，GDP增长的收益按资产比例分配，绝大部分被政府拿走了。同时，政府的财政收入还以远高于GDP增长的速度大幅增加，GDP的增长既充实了政府的经济实力，也增强了政府的行政力量。由于GDP是考核官员“政绩”最重要的一条标准，GDP的增长使官员既可升官又可发财，GDP及财政收入的增长还能使官员们不断提高工资待遇，使少数权贵更有条件谋取特权利益，诸如各种工资之外的特供、保健疗养、高档娱乐、豪华别墅、灰色收入、包养情妇、接收贿赂等等。

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指出：从1995到2007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10.4%，而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长高达16%，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民纯收入年均增长分别只有8%、6.2%。2007年的国家财政收入5.13万亿元人民币，等于3.7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或12.3亿农民一年的纯收入。另外，国家除了有近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每年还有约10万亿人民币的资产性收入。

有关资料表明，巨额的国家财政和国有资产收入是如何分配的呢？我国政府的行政成本占财政收入的比例约为30%，名列世界第一。官员们每年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公费出国旅游的花费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官员们有时一顿饭就可以吃掉一个农民几年的纯收入。而国家用于13亿多人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福利等民生方面的开支，2007年为7300亿元人民币，仅占财政收入的14.2%，其中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大部分被领导干部享用，医疗、教育、住房已成为压在老百姓头上新的“三座大山”。于是我们看到，即使在一些贫困县，官员们也开着宝马车，住着小别墅，每天酒宴不断。我们还看到，一边是一座座“豆腐渣”教学楼在地震中轰然倒塌，成千上万名孩子死于非命，另一边却高耸起耗资12亿元人民币的超豪华成都市政府办公楼。

2008年11月28日，有关网上资料表明：我国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车平均年开支9000亿元人民币，占行政开支的30%。

按1993年5月末价格计算，在不包括物价上涨及施工期贷款利息的情况下，三峡工程初步设计静态总概算为900.9亿元。其中枢纽工程投资500.9亿元，水库淹没处理及移民安置费用400亿元。

三峡工程施工期长达17年，且其资金来源多元化，计入物价上涨及施工期贷款利息动态总投资，估算约为2039亿元。近年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物价稳定、利率下调，预测三峡工程总投资不会超过1800亿元。

这就是说，三峡工程的最终投资为1800亿元。我国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车平均年开支9000亿元人民币，占行政开支的30%。这个数字正好是三峡工程最终投资的五倍。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车消费，三项加一起，一年搞掉了5个三峡工程。并且网民表明态度：无论什么样的解释，都不能令公众信服。

许多专家学者认为——并且事实一再证明：我国的公务消费一向是个永远填不满的巨大“黑洞”，行政成本长期位居世界第一。据官方公布的数字，2005年我国的财政收入是31649．29亿元，而2005年我国公款吃喝的数字是6000亿元（2007年3月18日的《法制日报》）。2000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99年的国家财政支出中仅干部公费出国一项消耗的财政费用就达3000亿元。2000年以后，出国学习、培训、考察之风依旧，公费出国有增无减（见2007年3月11日的《中国青年报》）。

2005年我国的一些新闻媒体大声疾呼：可怕的8800亿吃喝消费！

著名国情专家胡鞍钢等人的研究结果更令人震惊：我国每年制度性的腐败金额高达1万多亿元人民币，占GDP总量的13.2%~ 16.8%，超过GDP增长额。巨量国有财富如同大搬家一样滚滚流进了贪官们的口袋。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很多出逃的贪官和国内贪官的子女在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些城市，购买数百万美元的豪宅都是现金交易，一次付清，致使当地的房价一涨再涨。(www.xing528.com)

2007年底，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经济状况报告》也指出，在1999至2006年期间，中国的经济总量翻了一番还要多，财政收入增加了近两倍。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全社会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却不断下降，社会保障也几乎消失，更有占13亿人口10%的贫困人口实际收入下降了2.4%。

庞大的官有资本要求不断增值，就产生出强烈的投资冲动，使中国的投资占GDP的比重不断攀升，2003年为40.9%，2006年已达52.4%，不仅远高于大多数国家的20%，甚至也大大超过日本在经济增长最快时期的34%。官有资本大多投资于冶金、石化、交通、能源、基础设施等行业，不仅造成严重污染，而且由于产能过剩，投资收益率低，也使银行增加大量不良资产，甚至可能带来金融和经济风险。

大量的贫困人口会造成社会不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内需不足，同时也是制约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瓶颈。贫困人口主要存在于农村人口和城市失业人口中。

因而说，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极力要求转变好经济发展方式。

（四）如何转变好经济发展方式与转变好经济发展方式要突出的关键领域和重点环节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促进工业由大变强，振兴装备制造业，淘汰落后生产能力；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信息、生物、新材料、航空航天、海洋等产业；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加强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发展现代能源产业和综合运输体系。确保产品质量和安全。鼓励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这就给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国务院研究室张泰同志在《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若干思考》中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要突出的关键领域和重点环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涉及经济工作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具体要注重增强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技术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这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因为经济发展只有建立在科技进步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高效配置生产要素，以尽可能少的投入实现尽可能多的产出，也才是真正可持续的发展。要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摆在更突出的位置，着力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技术问题，大力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强化产业共性技术的供给，加强重点领域自主创新，突破关键技术，力争在特色优势产业中形成一批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科技综合实力。特别要注重开发大气污染、水污染、垃圾污染等综合治理技术，开发资源勘探和综合利用技术。加快建设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特别是要确立企业在技术创新和科技开发投入中的主体地位，引导创新要素向企业集中，支持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使企业真正成为研究开发投入、技术创新活动和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发展技术咨询、技术转让等技术创新中介服务，形成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构建鼓励自主创新的激励机制，加大财政、金融部门对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改善创新创业投融资环境。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形成有利于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营造全面鼓励自主创新的政策环境。

要更加注重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整体技术水平和综合竞争力。这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内容。调整优化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粗放、增长成本过大的重要原因。我国工业能耗占全国一次能源消费的70%左右，其中钢铁、建材、化工、石油加工、以及炼焦、有色金属等六个高耗能行业占工业能耗的69%。据测算，如果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提高1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中工业增加值比重相应降低1个百分点，那么能源消费总量就可以减少约2500万吨标准煤，相当于万元GDP能耗降低约1个百分点。按照目前的工业结构，如果高技术产业增加值比重提高1个百分点，而冶金、建材、化工等高耗能行业比重相应地下降1个百分点，那么能源消费总量可减少2775万吨标准煤，相当于万元GDP能耗降低1.3个百分点。要调整经济结构，大力发展服务业，推动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工业劳动，向三次产业协同带动转变。促进工业结构向高加工度升级，推进高技术产业从加工装配为主向自主研发制造延伸，加快自主创新成果产业化，力争在高附加值、低资源消耗、低污染排放的先进制造业上取得突破。着力振兴装备制造业，提高重大装备研发设计、核心元器件配套、加工制造和系统集成的整体水平。加快信息化建设，用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高产业集中度，提高产业集群发展水平，发展专业生产和分工协作，培育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影响力和知名品牌。推动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工业结构，严把土地、信贷两个闸门，提高节能环保市场准入门槛，控制高耗能、高污染行业过快增长，依法淘汰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落后生产能力、工艺装置和技术设备。全面发展服务业，拓展生产性服务业，丰富消费性服务业，运用现代经营方式和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服务业，提高服务业的比重和水平。一些有条件的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要逐步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

要更加注重节能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这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举措。节能减排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紧密联系、相互促进，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才能真正把过高的能源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水平降下来；切实抓好节能减排，又是转变发展方式有效的切入点和突破口。要把节约能源、保护环境、节约集约用地放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政策，严格执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提高土地产出率和投资强度。突出抓好高耗能行业和重点耗能企业的节能降耗工作，全面实施节能降耗重点工程，着力推进节能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加快高耗能行业和企业的技术改造。进一步完善出口政策，继续严格限制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落实节能降耗目标责任制，把节能降耗情况作为考核各级政府政绩和企业业绩的重要内容，实行“问责制”和“一票否决制”。强化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加快推进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污染综合整治，推进燃煤电厂烟气脱硫和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与运行、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饮用水安全保障及其广大农村污染的控制。加强资源保护与管理，加大环境保护和修复自然生态力度，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遏制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强化资源有偿使用和污染者付费政策，改变资源低价和环境物价的现状，逐步使资源型产品价格真正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供求关系和环境成本，环保收费标准要达到能够补偿污染治理成本并合理盈利的水平，发挥价格杠杆抑制不合理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的作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按照“减量化、再利用、可循环”的原则，在资源开采、生产消耗、废物产生、消耗等环节，加快建立资源循环利用体系，促进能源、资源及废弃物的综合利用，努力以最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实现最大的发展效益。加快建立健全促进资源节约、高效利用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法规及政策体系，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

要更加注重不断深化改革开放，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活力。这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保证。要以更大决心、更大气力推进改革，使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体制改革取得突破，形成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机制。坚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观的宏观调控体系，保持和扩大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政府部门要树立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思想，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强化忧患意识和节俭意识，努力推动经济发展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要改进政府绩效考核体系，改变以经济总量和速度指标为中心的考核方法，从对GDP的简单考核，转变为对提高公共服务能力、扩大就业、促进社会协调发展、保护生态环境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等综合考核，引导各级政府按照新的要求去转变自己的职能，形成正确的政绩导向和用人导向。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减少行政审批，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优化结构、促进创新和提高效益上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消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加强现代市场体系建设，规范竞争秩序，完善商品和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建立能够反映资源稀缺性、市场供求状况和环境代价的资源价格体系。加强竞争制度建设，打破行政性垄断和地区封锁，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充分发挥竞争在促进创新和经济增长的作用。深化企业改革，培育市场主体，增强企业自主转变发展方式的内在动力。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在保持出口和利用外资合理增长的同时，积极扩大进口，严格限制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出口，促进贸易结构优化。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把利用外资和调整国内产业结构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更加注重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智力资源，引导外商投向高技术产业、基础设施领域和高端制造环节。加快企业“走出去”步伐，积极有序地扩大境外投资合作，支持优势企业在海外建立加工基地、营销网络和研发中心。

要更加注重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这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动力。改善人民生活是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我国已经发展到必须更多依靠国内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阶段，要坚持内需主导型的发展道路，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把扩大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经济的基本立足点，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过上更加富裕的小康生活。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收入调节机制和宏观监测机制，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合理调节过高收入，缩小收入差距，努力提高农民和城镇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与消费能力。加快完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解除居民扩大消费的后顾之忧，稳定消费预期，增加即期消费。继续发展住房、汽车消费，培育新的消费热点，拓宽消费领域，优化消费结构，提高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推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

要更加注重培养造就高素质人才，提供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劳动者队伍。这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人力资源保障。必须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认真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加快推进人才强国战略，大力培养造就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加大对人才资源能力建设的投入，实施实施各类人才战略，优先发展科学教育事业，加大教育培训力度，重点培养人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着力提高人的创新能力。改革创新人才工作体制机制，建立健全人才培养机制和考核评价机制，建立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充分施展才能的选拔任用机制，建立健全鼓励人才创新创造的分配制度和激励机制，建立完善人才市场服务体系。

（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落实科学发展观

要转变好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要落实好科学发展观；要落实好科学发展观，就必须要转变好经济发展方式。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键，在于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平均高达9.8%。从1978年到2007年，我国净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提升到了21737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三；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对外投资大幅增长；实际使用外资额累计高达10000亿美元。从1978年到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3645亿元增加到24.95万亿元，年均增长9.8%，是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的3倍多。2008年在我国冰冻、特大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影响下，在特别严重的世界金融与经济危机影响下，我国国内GDP仍然增长。我国经济总量上升到了第4位。从1978年到2007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增加到13786元，实际增长5.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增加到4140元，实际增加6.3倍；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1400多万。总之，在30年来的改革开放进程中，我国经济社会事业迅猛发展，举世瞩目，世界罕见。

我国经济在近乎膨胀增长与发展的进程中，经济内部也孕育和潜藏着诸多问题和重大危机。从大的方面讲，我国经济总体水平仍然比较低，国民经济发展的体制性弊端还尚未根除，甚至在一些领域至今还盘根错节。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至今还十分严重，投资过热或投资或热或冷的现象以及靠投资拉动经济的现象，造成了经济的大起大落。城乡收入差距越拉越大。贫富悬殊现象越演越烈，公共投入不足的现象在一些领域凸现，地区差距明显。资源严重浪费，生态继续恶化，产业的发展不符合比较优势，环境污染加剧等等。这一系列问题，都说明了我国增长方式的粗放型，同时由于增长方式的粗放而导致出现了上述诸多问题。

综上所述，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要转变好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落实好科学发展观，而要落实好科学发展观的关键，在于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六）在发展进程中，转变好经济发展方式，落实好科学发展观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为了更好更快地促进经济发展，落实科学发展观是为了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不论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还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关键是要紧紧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义，促进我国经济社会事业又好又快发展。发展是当代中国的主题，同时也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主题。科学发展观是用来指导发展的，所以说不能离开发展这一主题，如果离开了发展，那只能是纸上谈兵，坐而论道。科学发展观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因为我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把发展作为主题，作为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科学的。我国正处在新型工业化的进程中，所以，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更好的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为大力发展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只有紧紧抓住和搞好发展，才能从根本上把握人民的愿望，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把握我们党执政兴国的关键。坚持以发展为主题，用发展的眼光，发展的思路，发展的办法，发展的新思维解决发展进程中的一系列旧问题旧矛盾以及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矛盾。因为邓小平早就告诉我们“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江泽民同志也曾强调指出：“能不能解决好发展问题，直接关系人心向背、事业兴衰。”“离开发展，坚持党的先进性、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实现富民强国都无从谈起。”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经验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的“科学发展观第一要务是发展”中指出：人类社会正在经历深刻变革，世界范围内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竞争空前激烈。这场全球范围的大竞争，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必须面对、不能回避。历史一再表明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落后的国家和民族就可能实现发展的新跨越，走在时代前列；丧失发展机遇，原本强盛的国家和民族就可能成为时代的落伍者。能不能抓住新机遇、解决新问题，实现新发展，是对我们党的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也是对我们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大考验。紧紧抓住并切实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奋力在这场大竞争中取得主动，发展壮大自己，是我们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所在，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必须肩负起来的历史责任。胡锦涛同志强调：“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对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

另外，在《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的“发展必须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中指出：科学发展强调第一要务是发展，就是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因为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其必须建立在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之上。可是我国至今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社会主义阶段的主要矛盾，始终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因而说，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且也抓住了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符合历史进步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符合人民群众的新的期盼。因而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和放松。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为第一要务，必须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战略对策，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国际竞争，综合国力的竞争，说到底是经济、高科技、人才等等的竞争。只有加快经济发展，实施科教与人才兴国战略，才能不断提高我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从某种意义上讲，发展，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科学发展观，均是关系中国社会主义前途的重大问题。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必须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因为这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又重大大战略任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除了转变涵盖经济增长方式的全部内容外，还对经济发展的理念、目的、战略和途径等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国正处在改革与发展的关键阶段，同时也处在工业化与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时期，要想更好地完成工业化与现代化的任务，使经济健康有序和可持续发展，更好地适应国际环境的新变化，更好地适应发展的新要求，就必须转变好经济发展方式。因此上说，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责任，也是使命。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促进经济发展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和保障。发展观是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各国的发展与发展观，都与主观因素分不开，甚至往往受主观因素的影响。发展观是对发展的总的看法和观点。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包罗万象，十分丰富。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发展，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目前，不论是学术界，还是党政领导，一致认为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强调协调发展，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大力推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协调。科学发展观强调可持续发展，具体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二、三产业协调带动，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强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我们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既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化需要，又着眼于人民综合素质的提高。要在经济社会事业不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上，不断提高人的素质和能力，通过不断提高人的素质和能力，不断推进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是我国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基本要求内涵丰富。全面是指发展要有全面性、整体性，不仅经济发展，而且各个方面、全方位都要发展；协调是指发展要有协调性、均衡性，各个方面与各个环节的发展要相互适应、相互促进；可持续是指发展要有持久性、连续性，不仅当前要发展，而且要保证恒常发展，要正确处理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城市与农村的发展，东部与西部的发展，人与自然界的发展，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改革发展稳定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关系；要统筹安排和处理好消费与投资、供给与需求、发展的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科技进步与人文类资源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等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要坚持把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谐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看成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不可分割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