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历代嘉兴书画名人

第一节　嘉兴书画名人群体成因探析

在中国书画史上，嘉兴地区历来人才辈出。早在古代南北朝梁、陈时期，嘉兴画家顾野王(519—581)的画已经名扬天下，他的作品《虫草图》，被宋徽宗(赵佶)称为精工佳品，著录于《宣和画谱》。此后，宋之赵孟坚(1199—1267)，元之吴镇(1280—1354)、盛懋(生卒年不详，约活动在元至正年间1341—1368)，明之项圣谟(1597—1658)，尤其是近现代时期，嘉兴籍书画家更是多若星辰，产生了诸如蒲华、沈曾植、李叔同、张宗祥、陆维钊、丰子恺、王蘧常、钱君匋、赵冷月、徐邦达等书画大家，出现了一种书画家群体现象。在由陈振濂先生主编的《近现代书法史》(天津古籍出版社)一书中，重点研究了十五位书家，其中，嘉兴籍的就占了四位。这一现象的产生决非突如其来，也决非发之一端，而是综合因素所致，既有历史的渊源，也有现实的客观条件。

赵孟坚自书诗(局部)

一、发达的经济为嘉兴书画家群体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在我国的文化艺术史上，有一种现象颇令人深思，即经济与文化之间构成一种互为依存、相互促进的因缘关系。往往某一地区的经济发达会带来文化艺术的繁荣，特别是书画艺术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嘉兴地处杭嘉湖平原的中心，又毗邻经济文化中心上海，历史上经济发达，以“鱼米之乡，丝绸之府”著称于世。早在三国时期，嘉兴地区由于“广开农桑之法，积不赀之储”(《三国志·华覈传》对孙权的评述)，如《三国志·孙权传》注所说，吴国成为“谷帛如山，稻田沃野，民无饥岁”之国。东晋至宋齐梁陈时，三吴地区(嘉兴所在的吴郡和吴兴会稽三郡)经济已是十分发达。历朝财政收入主要依靠这个地区。《晋书·王羲之传》说:“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南齐萧子良的文章说:“三吴奥区，地惟河辅，百度所资，罕不自出。”沈约《宋书》中说，江南“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至唐代，农田面积大量扩大，水利广泛开发，从此嘉兴成为全国知名的农业区。约在大历十年(775)前后，文人李翰作《苏州嘉兴屯田纪绩颂并序》(《全唐文》430卷)，对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开发留下了唯一的记载。据文中所记，当时浙西设有三屯，以嘉兴屯规模最大，“嘉禾土田二十七屯，广轮曲折千有余里”，经过数年开发垦植，取得粮食大丰收，“岁登亿计”，“元年冬收入若干斛，数与浙西六州租税埒。”这些粮食大部通过漕运上缴朝廷，“方舟而上，馈我师旅”，“达于京师”，接济了朝廷的粮食需要。李翰写下了千古知名的论断:“扬州在九州之地最广，全吴在扬州之域最大，嘉禾在全吴之址最腴，故嘉禾一穰，江淮为之康，嘉禾一歉，江淮为之俭。”宋元时期，嘉兴城市十分繁荣。嘉兴城内外有很多街坊，据《至元嘉禾志》记载，宋末元初，嘉兴街坊有七十余，桥梁有七八十座。宋祝穆《方舆胜览》说:嘉兴的“百工众技与苏杭等”。当时嘉兴的造船业已有相当规模，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二月，昭令保管好秀州造船的钱物(见《宋会要》)。元代嘉兴航海和外贸发达。澉浦于至元十四年(1277)设市舶司，与上海、庆元一起成为对外通商大港，“招集海商，蕃舶皆聚”。明清时，境内农业生产已积累成精耕细作、集约经营的传统，生产技术和经营方法达到新的水平，成为全国著名的高产地区。“湖秀之产倍于他郡”。蚕桑生产发展，农村“桑林遍野”，集镇“蚕丝成市”，城乡“机轴之声不绝”，茧丝产量居全国各府之冠。其时，境内为“国家财赋之所由出”，每年有数十万石米粮漕运京师。并且手工业繁荣，商业活动频繁，成为了许多文人、商人的聚散之地。地区经济的发展、商业的繁荣对嘉兴书画家群体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经济发达使这一地区人们生活富裕，因而有能力进行书画收藏，有时间进行书画创作。

吴镇的祖父，充分利用先祖曾掌理华东、华南沿海海运机构的良好条件，承其父晚年的海运事业。后大定，寄籍山阴、萧山二县。今储山船舵尚存。庐守父墓，因居橄浦。家巨富，人号“大船吴”。至此，吴家的航海事业达到了鼎盛期，财富充盈。

吴镇生活在这累代富庶的家庭里，今人以一生潦倒、贫困来概括他的经济生活未必客观。吴镇的主要经济来源必定是父辈的产业，如房产、浮财等。吴镇的寓所“梅花庵”，在今嘉善县魏塘镇。今嘉善县文化局的陈华宗先生，根据清代光绪年间修撰的《嘉善县志》卷五的史料，考证出明代宣德五年(1430年)秋历时一年营造的县衙，是以吴镇故居的全部和吴镇的远房侄子吴灌的“竹庄”及元万户陈景纯花圃为基础的，可知吴镇当年的宅第之大。近几十年，曾多次修葺，今门额上刻有明代董其昌题写的“梅花庵”三字。

根据现存有关吴镇的史料，吴镇的经济来源不是他的画业，也不是买卜为生。笔者以为，没有较为稳定和持续性的收人是难以维系其家业的，那么，这种收人很可能就是其父吴禾留给他和其兄吴填的商船，尽管他们不亲自出海，但封建的租赁制度仍可保障他们的财源。也正是因此，吴镇可以毫无顾忌地耽心于书画创作。

明代的姚公绶就曾以一字一金之价收藏怀素《草书千字文》，致使该帖被时人称为千金帖。稍后的项元汴、李日华、陈奕禧都是著名的收藏家。清时张廷济、近人钱君匋、徐邦达也是著名的收藏家。张廷济收藏古器物极广，储藏于清仪阁。他在这些古器物的拓本上一一加以楷书题跋，而成《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和《清仪阁金石题识》。钱君匋收藏明清及近代珍贵书画、印章数以千计，已悉数捐献桐乡故里的“君匋艺术院”。徐邦达家中富收藏，年幼即接触大量古今字画。当代著名的收藏家杨鲁安先生认为搞收藏必须具备“三有”条件:有眼、有钱、有缘。发达的经济使得嘉兴的许多人“有钱”，具备了收藏的物质基础，正是有了较好物质基础，文人们可以以诗文书画为生而并无多大的衣食之虑，因而，他们就要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上的享受，在当时，书画创作是文人寻求精神寄托的基本方式，书画作品成了他们在明窗净几前把玩的雅物。

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当地文化的发展，人们的文化修养普遍较高，许多人热衷于书画的收藏，许多公用建筑及富庶人家在建私家园林或私人住宅时，书画成了重要而不可缺少的装饰，这为书画家们提供了市场。蒲华在其妻病故后，便开始卖画生涯。

二、丰厚的文化积淀是嘉兴书画家群体形成的前提

一个地区所形成的艺术氛围往往与该地区的文化底蕴有着密切的因缘关系。文化底蕴深厚的地区并不是仅仅依靠财富在一夜之间就可以造就高素质的人才，而是靠一代又一代人不断地文化积累，才形成所谓的“簪缨世家”。我国历史上，这种地区的文人，大多写一手好字，出一些书画名人，这又反过来影响地区书画艺术的发展，从而形成枝繁叶茂的地区文化链，推动社会文化的发展。

具有悠久历史的嘉兴地区，文化积累相当丰厚。自古以来教育发达，学风兴旺，官学、书院、私塾众多，科举出身的士人灿如云锦。自唐至清末共出状元13人，明清两代共有巍科(状元、榜眼、探花、传胪)人物27人，共考中进士730余人。清末现代教育兴起，市境办学走在全国前列。光绪二十六年(1900)首创新式小学，二十七年始办嘉兴府中学堂、秀州书院等新式中学，以后十数年间学校广布城乡，普及面广，且名校多，女学多，教会学校多。嘉兴府学堂(省立第二中学)、秀州中学等均以办学认真知名全国，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

市境文化传承吴越文化的风采，保有楚文化的余韵，历代文学艺术繁荣发达，学术著述宏富绵延，学者、文学家、艺术家代出不穷，诗歌、绘画等风格明秀绮丽，自成流派。据旧志不完全著录，至清末为止，市境有作者4193人，著书8917部。据清代《檇李诗系》、《续檇李诗系》登载，在清乾隆以前，嘉兴府辖境已有诗人和诗歌作者3000余人，乾隆以后至现代更不可胜计。据现代编就的《檇李文系》，至清宣统三年，书中共收录嘉兴府籍作者2354人的文章4041篇。现代新文化运动兴起，市境涌现了茅盾、王国维、丰子恺、徐志摩等著名文学家，闪耀文坛。

地区的文化积累，关注的是整个地区的群体素质，是整体文化素质的提升。明代嘉兴进士群体，可谓是嘉兴地区文化积累的典范。

有明一代，“五世进士”全国仅3例，浙江占2例，而嘉兴项氏就是其中之一。项忠，正统七年进士，兵部尚书;子项经，成化二十三年进士，参政;孙项锡，嘉靖二年进士，光禄寺卿，项柯，嘉靖四十一年进士，刑部主事;曾孙项治元，嘉靖三十五年进士，吏部员外郎;玄孙项承芳，万历十一年进士，主事。“四世进士”全国14例，浙江占4例，嘉兴屠氏则四分其一。秀水屠勋，成化五年进士，参政;子屠应埙，正德六年进士，副使，屠应坤，嘉靖二年进士，参政，屠应竣，嘉靖五年进士，侍读学士;孙屠仲律，三十八年进士，知府，屠叔芳，万历五年进士、副使;曾孙屠谦，隆庆二年进士，知府。“三世进士”全国60例，浙江有14例，这其中嘉兴就有6例，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1)海宁查秉彝，嘉靖戊戌进士，府尹;子查志立，嘉靖丙辰进士，参议;孙査允元，万历丙戌进士，副使。(2)嘉兴项笃寿，嘉靖壬戌进士、参议;子项德祯，万历丙戌进士，副使;孙项鼎铉，万历辛丑庶吉士。(3)嘉兴黄，嘉靖丙辰进士，副使;子黄正色，万历丁丑进士，副使，黄洪宪，隆庆辛未进士，少詹事;孙黄承玄，万历丙戌进士，副都御史，黄承干，万历癸丑进士，推官，黄承昊，万历丙辰进士，评事。(4)秀水沈谧，嘉靖己丑进士，参议;子沈启原，嘉靖己未进士，副使;孙沈自邠，万历丁丑进士，修撰。(5)平湖陆淞，弘治庚戌进士，光禄寺卿;子陆杰，正德甲戌进士，工部侍郎，陆杲，嘉靖辛丑进士，刑部主事;孙陆光祖，嘉靖丁未进士，吏部尚书，谥庄简，陆光祚，嘉靖己未进士，提学副使;陆光祚孙陆锡恩，万历乙未进士，刑部员外。(6)海盐刘术，嘉靖癸未进士，主事;子刘玠，嘉靖庚戌进士，按察使;孙刘世诞，万历丁丑进士，刑部主事。“兄弟同榜进士”俱同父的明代共出了82例，其中浙江有15例，嘉兴占2例:(1)成化戊戌科嘉兴包鼎、包鼐;(2)万历癸丑科海盐陈玄晖、陈祖苞。

三、优越的地理位置是嘉兴书画家群体形成的平台

嘉兴地处杭嘉湖平原的中心位置，区位冲要，海岸漫长，交通便捷，自古为南北通衢，这就为书画家们广交益友、获取信息、开阔眼界提供了便利的条件。(www.xing528.com)

蒲华在妻病故后，于1863年秋便橐笔出遊。1864年春，客宁波。同年到台州，十多年间，先后在太平(今温岭)县署、新河(温岭属)粮厅和海门(今椒江)海防同知府当幕僚。他走遍台州各县，复流寓温州、宁波、杭州等地。1881年春，自上海去日本，同年夏归国，后遊食于沪宁苏常、杭甬台温一带。1894年冬，蒲华定居上海登瀛里(今汉口路、西藏路间)，交往海上名家。多年的江湖浪走，使他闻见广博;沈曾植足迹遍及北京、广东、江西、上海、安徽、湖北等地;陆维钊在1920年负笈南京高等师范，5年后应聘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任助教，为王国维的助手。此后，先后上海、杭州等地任教。1960年调浙江美术学院，主持创办书法篆刻科。张宗祥先后任教于桐乡桐溪学堂、嘉兴府中学堂和秀水学堂，后应聘至浙江高等学堂任教，又兼教于两级师范学堂和杭州府中学。宣统二年(1910)赴北京应试，得一等，任大理院推事兼教清华学堂地理课。民国三年(1914)进京任教育部视学，后兼任京师图书馆主任。十一年南返，任浙江教育厅厅长。十五年冬，定居上海。后到重庆，任职于交通部，并担任文澜阁《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委员。建国后，历任浙江图书馆馆长、省文史馆副馆长、西冷印社社长。李叔同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避祸至上海。不久加入袁希濂、许幻园等创立的“城南文社”，所作诗文词赋，为文社之冠，书法深得汉魏六朝之秘，篆书刻石亦佳，于上海文坛初露头角。在文社期间，他结识了不少文人雅士。39岁后，皈依佛门，遍游江南名寺。王蘧常1919年，考入无锡国学馆。1924年至1949年，先后执教于无锡、上海等地。解放以后，调入复旦大学，先后在中文系、哲学系任教授。徐邦达足迹涉及祖国的大江南北，其饱览和鉴定的清宫所藏历代书画珍品及国内外公私收藏不可胜计。

蒲华　赠俊卿草书扇面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丰富的阅历是成功书家必备的条件。优越的地理位置为嘉兴书画家具备这一条件提供了可能。

四、相关学科的巨大成就为嘉兴书画家群体形成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任何学科要有所突破，离开了相关学科的研究是不可思议的。嘉兴书画家群体的之所以能形成，该地区相关学科研究的巨大成绩功不可没。与书画密切相关的古文字学，嘉兴的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就走在全国的前列。如王国维、胡小石的甲骨文研究，唐兰的古文字研究，都代表着当时的最高水平。吴镇是一典型的文人画家，其文采四溢，享誉嘉禾，并在元代诗坛占有一席之地。今存有《梅花庵稿》，被清代顾嗣立收录在《元诗选》二集上卷里。由于他在诗文方面的较高造诣，他的画中也蕴涵着清新隽永的诗意。他的书法有唐代怀素和五代杨凝式的笔意。而陆维钊日后的书画成就无疑与他当年作为王国维助手时所学有关。与书画同源的绘画，嘉兴也是人才辈出。蒲华、丰子恺本身就是以画名世，前者为“海上画派”之先驱，并为豫园书画善会、上海书画研究会发起人之一。后者为建国后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李叔同、张宗祥、陆维钊、钱君匋等人皆众艺皆通，绘画水平并不逊色于书法。作为书画家取得最后成功的根本保证的文学、诗词等，嘉兴同样是人才辈出。沈曾植学问精深，经史舆地之学无一不通，是能用过“三关”(意为写诗者应精心研读元祐、元和、元嘉时期的诗作，琢磨其中的衍变关系，只有通过了这三关，才可始称名家。)之功力来表情达意的诗人。时至晚年，被公认为学识最渊博的国学大师。王蘧常先生于我国古代哲学、史学、文学无不精通，一如陈兼与先生所撰联句——“诗句江南，大仲次仲;书名天下，前王后王。”(大仲次仲分别指王蘧常、钱仲联，前王后王分别指王羲之、王蘧常)他一生著述极丰，《秦代史》、《中国历代思想家传记汇诠》、《诸子学派要诠》、《梁启超诗文选注》、《顾诗汇注》、《礼经大义》、《商史世纪本记》、《诸子新传》、《明两庐诗文集》等影响颇大，为学术界所重，仰为泰斗。胡小石研究的领域广阔，于古文字声韵训诂、经史诸子、佛典道藏、金石书画、楚辞、诗歌、词曲、小说无所不通。茅盾、王国维、徐志摩等更是一代文学巨匠。陆维钊、张宗祥、胡士莹也都是一代学者。

丰子恺　生机

王蘧常　草书《毛泽东词》扇面

五、丰富的民间收藏为书画家们开阔眼界提供了便利条件

宋代以前的嘉兴虽然也堪称富庶之地，出产的“秀州锦”、“崇德绢”、“卜院绸”都曾是闻名一时的特产，但是除了“金粟纸”、“沈圭墨”，似乎也没有什么可传世的著名工艺品和独具地域特色的文化产品。但却因为有了漫长历史的积淀再加上汉唐以来经济的持续繁荣，才有宋代以后嘉兴文化蓬勃滋生的基础。到了元代，嘉兴终于出现了像梅花道人吴镇这样的大画家;魏塘朱碧山所制酒器银槎，代表了我国古代工艺制作的高峰;元代嘉兴匠人张成、杨茂所制的剔红漆器素来仅为宫廷秘藏。当时的很多嘉兴艺人被宫廷聘用，世代专事某项工艺的制作。明代中国四大工艺:时大彬砂壶、陆子岗玉牌、张鸣歧铜炉、江千里螺钿，仅嘉兴就占了两样。张鸣歧制炉堪称鬼斧神工，令人叹为观止，“几成妖物”。江千里螺钿，时有“家家杯盘江千里”之誉，非但现在看来堪称绝技，就是在当时也是只有贵族才能享有的艺术品。

嘉兴民间素有收藏的风俗。民间收藏家代不乏人。

明代的姚公绶就曾以一字一金之价收藏怀素《草书千字文》，致使该帖被时人称为千金帖。当然，最值得研究的是明代大收藏家嘉兴人项元汴，项氏的祖先随宋室南渡而定居嘉兴，项元汴是明代名臣项忠的后代，所建天籁阁收藏之富称甲天下。他的收藏甚至超过了李后主、苏东坡、米芾，并因此与文彭、文嘉、陈淳、丰坊等人结成文雅之交，2002年12月2日至2003年1月6日在上海博物馆举办的《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的72幅绝世书画珍宝中，大多亦经藏过天籁阁。由项元汴开始，造就了一大批书香子弟，继承大雅，一代影响一代，从他的儿子、侄子、孙子直到曾孙、玄孙辈，可谓“翰苑仙才，层见迭出，世代替缨”，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书画收藏世家。像这样的“书画世家”，代代传承，并使大量珍贵字画保存至今的收藏现象，在整个中国书画史和收藏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稍后的李日华、陈奕禧都是著名的收藏家。李日华收藏的书画古董等物甚至可以说比其家财器物还多;陈奕禧则以秦汉以来的藏品著称于世。清时张廷济、近人钱君匋也是著名的收藏家。张廷济收藏古器物极广，储藏于清仪阁。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中载录者，有一半是张廷济的收藏品。他还收集汉官私印3000余钮，成《清仪阁印谱》。他在这些古器物的拓本上一一加以楷书题跋，而成《清仪阁金石题识》和《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钱君匋收藏明清及近代珍贵书法、绘画、印章数以千计，已悉数捐献桐乡故里的“君匋艺术院”。

这些并非达官显贵的藏家不是出在京都贵胄，却出在嘉兴，我觉得应该不是偶然现象，一则或可视作特定历史条件下，嘉兴文化长期积累形成的必然产物。只有在这样一个长期稳定富庶的经济大背景下，只有在嘉兴这样具有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特殊区域才能出现。再则成为一个大收藏家不仅仅是经济实力问题，还必须具备一流的鉴赏水平。通过项元汴这个典型人物，可以想见当时嘉兴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状况，以及这些大收藏家、工艺家之所以产生的前提条件和社会背景。明末清初的“檇李匏尊”也是名闻天下的工艺品，最初由嘉兴人巢鸣盛创制，后来清室宫廷开始效仿，成为大内珍玩。从朱碧山银槎、江千里螺钿、张鸣歧手炉到巢鸣盛鲍器，我们不难看出这些著名的工艺品起初都是在嘉兴地区被一些文人士大夫与收藏家所发现、看好并喜爱，最终成为宫廷藏品，而天下宝之。从某种角度可以说嘉兴文人、藏家的鉴赏水准至少引领着元明清数代上流社会审美情趣并成为当时的“前沿时尚”。综上所述，导致元明清以来嘉兴古代工艺与收藏的日益繁荣发展，士人的参与是其主要因素。

如果相对来说，明末的时局动荡、仕途渺茫而造就产生了像项元汴这样的大藏家，那么，清初的国势隆盛以及从皇帝到一般士人对传统文化与工艺的普遍爱好导致了大量仿古工艺的产生与民间收藏的空前繁荣。至少从明末以来嘉兴的收藏已然形成一种风气，到了清代又有大量的书画家亲自参与到工艺品制作以及收藏的队伍中来。我粗略翻了一下资料，明清两代嘉兴有史可查的工艺品制作名家，包括从事竹刻、木雕、玉雕、琢砚、紫砂、漆器、金铜锡器等很多门类，不下百人。明清以来嘉兴境内藏书家据吴晗所著《两浙藏书家史略》记载，达一百一十余家之多。其中很多藏书楼、藏书家在国内负有盛名。乾嘉以来较大的收藏家、金石家如张廷济、张燕昌等多出在嘉兴及周边地区，延及近现代中国文坛举足轻重的巨匠嘉兴籍的就占了一大半。还有张宗祥、唐兰、徐邦达、钱君匋、钱镜塘均是现当代著名的大收藏家、鉴赏家。

丰富的收藏为艺术家们的成长提供了便利条件。沈曾植日后成为一代宗师，与他幼时即有一个良好的书画环境，受过较好的薰陶不无关系。他曾自云:“往在京都，钱徐山先生尝语余:警石老人晚岁评赏石刻，遍览禾中故家小楷名帖，于《灵飞》必称沈家本第一。当时徐山丈、沈雒宜、蒋寅舫、张叔本先生家各出所藏以相较，无能颉颃者。帖后先水部公携至京邸，散叶未装，拓工精绝，锋芒纤丽，不异手出。墨华濡润如宋拓。余幼时犹见之，记其神采，宛在目前。”^①王蘧常先生的《沈寐叟年谱》亦记载，咸丰十一年(1861年，12岁)“从同里俞策臣大令受小戴《礼》、唐人诗歌，凡半载。大令辞去、濒行，公流涕牵衣不忍别，乃留画六叶慰之”。可见业师擅画，家藏良帖，为沈曾植日后留名书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徐邦达家中富收藏，年幼即接触大量古今字画，这为他日后的鉴赏工作及书画成就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六、同里的相互提携、切磋是嘉兴书画家群体形成的催化剂

无论是谁、无论在那一方面，要想有所成就，除了自己的天赋和后天的努力外，名师的指点、同仁之间的交流是必不可少的。嘉兴书家之间的相互提携、交流成为这一群体形成的诱因。作为李叔同的高足，丰子恺追随恩师多年，其艺术成就与恩师的谆谆教诲是分不开的。王国维、王蘧常、唐兰都曾受业于沈曾植。王国维自日本归国，向沈曾植请业，治古音韵之学，后在沈的指导下，完成了《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一卷。他的考古“二重证据法”也是受沈曾植启发而创立的;王蘧常一生的书法实践基本上是按照乃师沈曾植的指点进行的。可以这样说，没有沈曾植的慧眼识才、英明指点，便不会有日后的章草大师王蘧常;唐兰在古文字学方面的巨大成就除了受惠于王国维的悉心指导外，同样得益于沈曾植的指点迷津。王蘧常与唐兰还是无锡国专的同班好友，交往甚密。胡小石在寓居上海期间，也时常问学于沈曾植。陆维钊深厚的国学功底无疑得益于在清华时为同里王国维先生助手的那段经历。作为同里好友，王蘧常、陆维钊、胡士莹在临池自课之余，还常相互切磋书艺、劘切诗词古文，并抄录各自旧诗词相赠，相互过从甚密;陆维钊与胡士莹青年时曾是同学，后又在杭州大学共事多年，加上又是同乡，因而可称得上是“把臂了膺，始于童冠;忘形悦义，垂老弥笃”。从相互交往的信件和书画来看，陆对胡的诗词和书画是推崇备至的;1936年陆维钊代业师王哲安(王国维先生之弟)先生作《王静安先生遗书序》，稿成亦寄王蘧常过目。钱君匋的艺术成就得益于他1923年至1925年间求学于私立上海艺术师范学校时同里丰子恺先生的教导。陆维钊晚年的许多书画作品，请钱君匋补款题记，相互切磋。赵冷月的书法成就也得到了王蘧常热情指点，在王蘧常仙逝之际，赵冷月深情地写下了一幅挽联:“乡情难制今朝泪，书法尊为百代师。”1927年至1941年，陆维钊在江苏省立松江女子中学任教员期间，与李叔同、丰子恺等乡贤同事，课余时常切磋书艺。

他们的这种切磋交流于自己的艺术生涯是大有裨益的。

嘉兴的学者、文人、书家、画家通过交游等形式，扩大了影响，推动了社会上浓厚文化氛围的形成。而且，嘉兴的“文人圈”中，还有一种好的风气，喜欢推崇前辈，提携后学。这样良好的文化氛围，再加上嘉兴书家又多有亲属、师生、故友、同窗等关系，因而书画家群体的形成顺理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