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书画名人研究：刻书藏书事业的突破发展

第一节　刻书藏书事业发达

一、概述

嘉兴古代雕版印行图书相当发达，刻印典籍可追溯至北宋，《铁琴铜剑楼书目》记有“盐官县雕”杜佑《通典》106卷，堪称文化瑰宝。南宋初，岳坷居嘉兴城内金陀坊，刻有:《鄂国金陀粹编》28卷、《愧郯录》15卷、《桯史》15卷和《玉褚诗稿》8卷等，另有南宋相台家塾刻本:《九经》、《三传》及《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是历代赞赏的有名宋版典籍。南宋初杭州著名刻书家陈思的孙辈陈世隆“馆于嘉兴陶家”，从事著述印书活动。南宋官府刻书占很大比重，举凡司库、州军、郡县均大量刻书。嘉兴也有相当数量，惜多散失。除上述外，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尚载有嘉禾郡斋曾刊《礼部韵略释疑》5卷及《韵补》。南宋私人刻书亦多。嘉泰二年(1202)钱希武于华亭县刻有《白石道人歌曲》4卷别集1卷。宝佑丁已(1257)“精加雕校重刻《通鉴记事本末》42卷。”姑苏人郑定在嘉兴刻《重校添注音辨唐柳朱生文集》45卷外集2卷。元明清时期，嘉兴刻书又有发展，不仅有官刻，还有私刻。如元代的官方“嘉兴路儒学”、“嘉兴郡学”刊籍不少，现仅知9种354卷。明代“嘉禾项笃寿万卷堂”、“嘉禾项德棻宛委堂”、“高承埏稽古堂”、“海盐胡云亨好古堂”最为著名。仅《书林清话》载，明代嘉兴私刻书有12种106卷。清初的朱竹垞等私家刻书数量多且精。“竹垞凡刻书，写样本亲自校两遍。刻后校三遍……自校两遍，精神不贯。乃分於各家书房中，或师或弟子，能校出一讹字者送百钱。”“家刻书则以曝书亭集字体整秀疏朗，为悦目。”清代嘉兴人刻书者不胜枚举，仅《书林清话》载有14家。

平湖　清光绪十二年(1886)，知县彭润章开设官书局，徐奎藻、叶存养董其事，刊县志毕，知县吴佑孙继任，刊《当湖文系》、《陆子全书》，至光绪二十五年，费绌撤局。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邵二毛开设绮春阁书庄于城关东大街汉水桥堍。书庄一直到解放后1954年8月闭歇。

海盐　旧时书坊，刻印兼销售。南宝佑四年(1256)付梓的《海盐澉水志》，明万历年间(1573—1620)顾氏家刻本《华阳集》，明天启三年(1623)刻印的《盐邑志林》73卷、《盐邑艺文前编》6卷、《海盐县图经》16卷，清乾隆年间(1736—1795)张氏涉园校刊的一些书，人称佳椠，均为县内刻印。清末，兰溪雕版师傅李某在武原镇经营“开通书坊”，宣统三年(1911)因营业不振，书坊归邑人任氏经营，更名“翰墨林书店”，民国十三年(1924)“翰墨林”歇业，县内雕版刻书业终止。

桐乡　清光绪八年(1882)，崇德县人范氏在崇福镇开设纸张文具店，兼营刻售“四书五经”、“百家姓”、“三字经”、“千家诗”等。

嘉兴古代私家藏书起于南宋时期，自隋开凿江南运河以来，嘉兴成为南北交通要冲，经唐、五代的经营开发到宋代，嘉兴的社会经济发展到较高的水平，其农业在全国处于举足轻重地位，手工业十分发达。南宋时期，杭州成为刻书业的中心，嘉兴的刻书业也有发展，王国维《两渐古刊本考》列举的古刊本中就有18种为嘉兴刻印。此外，宋室南渡时，北方人口大量迁居嘉兴，其中不乏有文化渊源的世家大族，这些原因综合在一起为嘉兴私家藏书的兴起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南宋时期，嘉兴地区的重要藏书家有嘉兴的岳珂、海盐的许棐。

岳珂(1183—1243)，宁隶之，号亦斋、倦翁，抗金名将岳飞之孙，曾任嘉兴军府兼劝农使，叶昌炽在《藏书纪事诗》中介绍岳珂的出版业绩。据钱泰吉《曝书杂记》称岳珂在刻印《九经》、《三传》中用家塾所藏的建本、江西本、越本、蜀本，请名士反复参订，可见其家塾藏书之丰富。岳珂还利用家藏编撰《金陀粹编》、《宝真斋法书赞》。岳珂因刻印《九经》、《三传》在出版史上获得极高的声誉。

许棐，字忱父，号梅屋。南宋嘉熙年间隐居海盐秦溪，筑小庄子溪北，四檐植梅，储书数千卷，在宋末浙江藏书家中与吴兴周密并称于世，许棐在他的(梅屋书目)的自序书说:“余贫喜书，旧积千余卷，今倍之，未足也。肆有新刊、知无不市;人有奇编，见无不录，故环室皆书也。”

嘉兴明代私人藏书有所发展，从地区内的分布面看，嘉兴、海盐为多，海宁、平湖次之。著名的藏书家有嘉兴的项元汴、项笃寿、高承埏，海盐的胡彭述、胡震亨父子，平湖沈懋孝，海宁周氏香梦楼等。

项元汴，号墨林山人。明嘉靖年间居嘉兴灵光坊。后人称他“能画，工山水。天真高雅，颇有逸趣。家富晓，出其余绪购法书名画，以‘天籁’名其阁，海内珍异十九多归之。每遇宋刊，邀文乐二承鉴别收购，故天籁阁藏书皆精妙绝伦。”天籁阁藏品至元汴子时已逐渐散佚，明末清兵南下，所余藏品悉为千夫长汪六水劫掠。不少天籁阁藏品流人清廷，后归台湾故宫博物馆收藏，也有不少珍品流落海外。

项笃寿，字子长，号少溪，别署兰石主人，为项元汴之兄，笃寿好藏书，藏书楼名“万卷楼”。每当项元汴购进的图书感到价格高而后悔时，项笃寿就用原价将书购来藏之“万卷楼”，因此“万卷楼”藏书也享有盛名。项笃寿除藏书外也刻印书籍，所刻之书质量很高，被叶德辉列为“明人刻书之精品“。

高承埏，字八遐，一字泽外。其父高明水于万历年间购南园于白苧村，喜蓄图书鼎彝。承埏继其父志，聚书八十椟，多至七万余卷，号“稽古堂”，藏书可与“天籁阁”、“万卷楼”相匹敌。著有《稽古堂群书秘简》二十五种。高承埏从弟高以正，亦藏书五千卷。

胡彭述，字信甫，好藏书，家藏近万卷，分经史子集藏于“好古堂”，有《好古堂书目》。其子胡震享，字考辕，藏书万卷，日夕搜讨。张元济先生称之为“吾邑第一读书种子”。

沈懋孝，字幼真，号晴峰，官至翰林院编修，退归授徒讲学。晚年家境日落，庭户肃然，然拥书万卷，日丹黄其间，寒暑不缀。

周明辅，字孟醇，藏书万卷，号“香梦楼”。其子周文伦在《香梦楼》序中称“林宗五千卷，茂先三十乘，灿烂如列宿，磊落如联珠”反映了周氏“香梦楼”藏书盛况。

除上述的藏书家外，嘉兴地区明代比较著名的藏书家还有嘉兴的包柽芳、沈启原、姚瀚、项之淇、周履清、姚梦桢、李日华、朱国祚、蒋之翘，海盐有王文禄、吴昂、姚士粦;汤绍祖，海宁有祝以豳、马宣教，平湖有沈维钦等。其中嘉兴的包柽芳不仅藏书，而且刻书，在浙江的刻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

清代嘉兴的私家藏书进入全盛时期，在浙江省乃至全国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清初的私家藏书，以嘉兴为最盛，海盐、海宁次之。主要藏书家与藏书楼嘉兴有曹溶、朱彝尊、沈嗣选，诲宁有查慎行、许焞、陈邦彦，海盐有张氏涉园，平湖有陆陇其，桐乡有金檀、汪森等。

曹溶，字洁躬、号秋岳，花尹，别署倦圃，金陀老圃等，其藏书处称“静惕堂”，在其别业“倦圃”园中。此地即为岳珂所居金陀坊旧址。《池北偶谈》中记载，“曹侍郎秋岳好收宋元文人集，尝见其静惕堂书目所载宋集自柳开河东集以下凡一百八十家，元集自耶律楚材湛然集以下，凡一百十五家，可谓富也。”叶德辉在《静惕堂书目序》中称“此本宋自徐铉奇省集以下，凡一百九十六家，元自元好问遗山集之下，凡一百三十九家，较王文简所见又多四十家。”朱彝尊《竹垞诗话》称曹溶“博征文献，集三百年名公卿手书墨迹，装璜成册，多至七百家。”其藏书之盛，足可抗衡宁波范氏天一阁。曹溶手订的《流通古书约》定各藏家有无相易之法，为中国藏书史上重要文献。

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垞。其曾祖朱国祚在明代官至大学士，家藏书颇富;惜于清初毁于兵祸。朱彝尊的藏书活动始自青年时代，在四方游学及后担任京官时注意聚书。后又因偷抄史馆藏书被贬官，时人誊之“美贬”。当乞假还归嘉兴时，藏书已有三万余卷，又陆续添购四万余卷，藏书总数达八万卷。在嘉兴王店构筑“潜采堂”“曝书亭”将藏书分经、艺、史、志、子、集、类、说八门妥加收藏。朱彝尊对书籍十分钟爱，在藏书中镌白文十二字“购此书，颇不易，愿子孙，勿轻弃。”但到其孙朱稻孙时因家贫不能支，藏书逐渐散佚。

沈嗣选，字仁奉，号果庵。其一生正值明清交替之际，兵燹之余，破产聚书，诚为难得。其藏书楼取名“法宋楼”。

查慎行，字悔余，别署初白，家有“得树楼”藏书甚丰。

在此期间，桐乡汪氏，海盐张氏不但藏书丰富，而且累世不绝，为嘉兴地区藏书史上的佳话。

桐乡汪森，字晋贤，原籍休宁，官户部郎中，藏书甲于渐西，建“裘抒楼”以藏典籍。汪森之兄汪文柏，弟汪文桂皆好书。曾孙孟鋗、仲鈖人籍秀水，时家境中落，但“裘抒楼”万卷藏书仍在，孟鋗兄弟搜讨其间，孟鋗子汪如藻于四库开馆时，献家藏一百三十七种，后人翰林。仲鈖子汪如洋中状元，授修撰。

海盐张氏涉园藏书，由罗浮先生张惟赤所创。其子张胎亦喜藏书，在涉园中建“研古楼”以藏典籍。张胎有子张芳湄、张芳潢都富藏书。张芳湄之子张载华，字佩兼，藏书万卷，遇有善本，手自抄录，所藏图书有“古盐张氏松下图书”、“张氏研古楼藏书”诸印。

张芳潢之于张柯，字晋樵，亦为知名藏书家。“筠心堂”“清绮斋”等均为张氏涉园藏书楼。张氏藏书绵延二百多年，直至清末张元济时，涉园藏书仍声名远馨。其藏书后归上海商务印书馆涵芬楼，抗战中被毁。

海宁陈邦彦有藏书楼“春晖堂”，许焞藏书处称“学稼轩”，平湖陆陇其藏书楼号“三鱼堂”，桐乡金檀有藏书楼称“文瑞楼”。

清乾嘉时期，嘉兴地区的藏书家以海宁为最盛，这一时期的主要藏书家有嘉兴钱泰吉，海宁马思赞、吴骞、陈鱣，桐乡陆费墀，平湖钱天树等。

钱泰吉，字辅宜、自号警石，校勘名家。钱家具藏书传统，钱氏“耆英堂”曾藏书数万卷。钱泰吉在任海宁州训导时，将先世遗书万余卷尽携于海宁学舍中，每遇善本，非力所不能得，必购藏，学舍中一堂二屋尽为藏书。著有《曝书杂记》等。

马思赞，字仲安，号南楼;工诗善书，有藏书楼号“道古楼”“红药山房”，藏书中多宋元刊本及其它罕见之书，有《道古楼书目》一卷，《道古楼历代书画目录》六册，及后书散，为吴骞所得。

吴骞，字槎客，号兔床，祖籍休宁。当时海宁“道古楼”与“得树楼”藏书散出，吴骞惧收之，并与苏州、杭州诸藏书家互相钞校。每遇善本，虽倾囊亦不惜，藏书不下五万卷，筑“拜经楼”藏之。当时苏州黄丕烈藏书以“百宋一廛”称名于世，而浙江则有吴骞以“千元十架”相抗衡。骞子吴寿阳及孙吴之淳亦好书，能守祖业，故吴氏拜经楼藏书历时较久。吴骞侄吴醒园、吴昂驹、吴春熙亦为藏书家。

陈鱣，字仲鱼，号简庄，是与吴骞同时的海宁大藏书家。陈鱣藏书处位于硖石紫微山麓之果园，名为“向山阁”，藏书十万卷以上，且多宋元刊本与清代已罕见之本。陈鱣将自己喜爱之书，铃以印章“得此书，费辛苦，后之人，其鉴我”。但陈鱣死后，其书散逸，大半归同邑马灜，马灜藏书处称“吟香仙馆”。

陆费墀，字丹奴，官至翰林院编修，后任《四库全书》总校官达十七年之久，他自己也将藏书进呈四库，被著录七部，存目二部。

钱天树，字仲嘉，号梦庐，收藏书画多至数万卷，几与《曝书亭》《天籁阁》相埒。

清后期，嘉兴地区的藏书家以海宁诸将最为著名，其余有海宁朱昌燕、杨文荪、海盐马玉堂，平湖朱壬林、葛金娘，嘉兴沈曾祖、金蓉镜等。

海宁蒋氏藏书家中以蒋光煦，蒋光焴收藏最富。

蒋光煦，字日甫，号生沐，自号放庵居士，藏书土余万卷，藏书楼名“别下斋”。俞樾称蒋光煦藏书甲浙江，藏书中多宋元刊本及旧钞本。蒋光煦还是一位著名出版家，所刻印的诸多书籍中以别下斋丛书最著名。蒋氏“别下斋”藏书于太平天国战争中被毁。

蒋光焴，字寅防，号吟肪，蒋光煦从弟，藏书十余万卷。海宁硖石的藏书楼称“衍芬草堂”，专藏宋元旧椠，在硖石蒋氏宗祠后另有藏书处三楹，藏明清两代古籍。后因避兵乱移书海盐南北湖建“西涧草堂”为藏书处。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进入浙江，蒋光焴为保存藏书携带善本四处奔避，终使图书得以保全。解放初，蒋氏后人将藏书悉数赠送国家，现分别藏于北京、上海、浙江三大图书馆。

朱昌燕，字芩年，富藏书，所藏书籍多关掌故，有书目一卷。

杨文荪，字秀实，号芸士，好藏图籍，最喜说文图书，藏书楼称“稽瑞楼”。

马玉堂，字笏斋，有“汉唐斋”藏书，喜蒐购善本，庋藏秘籍甚丰。著有《论书目绝句》等，其书后多为陆氏皕宋楼，丁氏善本书室所收。

朱壬林，原名朱霞，字礼卿，号小云。平生喜藏书而又择选较精。积书至五楹，著录皆谨严有法，有《小万卷楼书目》三册。

沈曾植，字子培，号寐叟，有《海日楼》藏书并享盛名，其所藏书中有一部分由子沈慈护、媳劳善文献给嘉兴图书馆。

金蓉镜，字闇伯，号甸丞，晚号香严居士。藏书数万卷，贮于南湖之畔高士祠中，生前遗嘱将台部藏书捐嘉兴图书馆，死后其子孙辈售出部分，所余图书约万册，归嘉兴图书馆。

葛金娘，字景亮，号毓山，藏书楼称“守先阁”。葛氏先人亦富藏书，几代累积“守先阁”藏书多至三十万卷，历时百年不衰，但在抗战初毁于日军兵火。

民国时期，嘉兴藏书世家大多衰落，主要私家藏书多为清末所遗，如张元济、沈曾植、金蓉镜，平湖“守先阁”。新起的藏书家有海宁王国维、张宗祥、海盐朱希祖，嘉善张凤，平湖胡宛春、陆清澄，嘉兴沈访磻、祝廷锡等，但藏书规模较前为小。嘉兴的私家藏书最终或散佚、或归之于新起的公共图书馆。

嘉兴地区的私家藏书楼分布在广阔的城镇乡村，先后绵延数百年，对文化的保存与传播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促进了嘉兴地区的学术研究与文化繁荣，培养哺育三代又一代的英才。嘉兴历代以来，文学艺术繁荣发达，学术著作宏富绵延，据旧地方志的不完全著录，至清末，嘉兴地区有作者4193人，著书8917部。在清乾隆以前:嘉兴府辖境(现嘉兴、、平湖、海盐、桐乡、嘉善)已有诗人与诗歌作者3000余人。

嘉兴明清两代共有巍科(状元、榜眼、探花、传胪)人物27人，考中进土730余人;近年据专家依可靠资料和严格标准，对全国400余个城市统计分析，自古至今，这些城市中产生国家级杰出专家学者在十名以上的有39个城市，共957人。嘉兴地区共有39名，占4．7%，在400余个城市中列第九位。嘉兴地区文化昌盛;人才辈出，应该说与嘉兴地区兴盛的私家藏书有着密切的联系。

私家藏书楼的发展对嘉兴近代公共图书馆的兴起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早在1904年，嘉兴地区就出现了我国最早的近代公共图书馆“嘉郡图书馆”、“海宁州图书馆”。这两个图书馆都是地方藏书家捐书集款开办起来的。嘉兴能成为我国近代公共图书馆的发样地之一;这也与当地兴盛的私家藏书有着直接的关系

二、历代嘉兴藏书楼

胡震亨与好古堂

好古堂是明末浙江一所著名的藏书楼。其主人是胡震亨。

胡震亨(1569—1645)，字孝辕，号遯叟，又号赤诚山人。浙江海盐人。

万历二十五年(1597)举人，历任固城教谕、合肥知县、德州知州等。胡氏一生爱读书，不喜俗务。据记载，德州州吏持牍来迎时，他在牍尾写了一首诗，有“自爱小窗吟好句，不随五马渡江来”之句，表示不愿做官，要以著书自娱。

胡震亨家里原有好古堂藏书楼，是他父亲胡彭述留下的。经过他继续收藏，藏书达万卷以上，而且多秘册异书。他的朋友姚士粦和舅父刘世教也是藏书家。姚士粦搜罗秦汉以来遗文甚多，曾助冯梦祯校刊南北诸史。胡震亨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见识自然很广。近代著名出版家张三洛先生曾称他是“吾邑第一读书种子”。他本人也在《读书杂录》中说过:“余自幼好读书，老而念岁月无几，嗜读尤勤。每披卷，惟恐客至，妨吾事也。”

胡震亨是位藏书家又是位学者，他的著作有:《靖康资鉴录》、《读书杂录》、《秘册汇函》、《续文选》、《唐音统签》、《统考纂》、《李诗通》、《杜诗通》及《赤城山人稿》等。其中《秘册汇函》和《唐音统签》是两部巨著。《秘册汇函》是一部类书，是和江苏著名藏书家汲古阁主人毛晋共同校刊的。后来毛晋刻的《津逮秘书》，即取《秘册汇函》的残版增订而成的。毛晋的汲古阁以刻书著称天下，多得胡震亨的帮助。《海盐县志》说:“凡海虞毛氏书，多震亨所编定也。”《津逮秘书》、《宋六十名家词》等汲古阁刊印的大部头著作，都有胡震亨的题跋，就足以证明。作为藏书家的胡震亨还收藏有大批唐人诗集。作为学者，他又毕生治唐诗，人们认为他对唐诗的研究成就远远超过杨慎、王世贞和胡应麟。他编撰的《唐音统签》1033卷，是一部汇集唐诗和唐诗诗话的书。清代康熙年间的《全唐诗》，是迄今为止收唐诗最全的本子，共收诗近五万首。但《全唐诗》之得以成集，首先应归功于胡震亨的《唐音统签》。“诗莫备于唐。然自北宋以来，但有选录之总集，而无辑一代之诗共为一集者。明海盐胡震亨《唐音统签》姑搜罗成帙，粗见规模。……是编禀承圣训，以震亨书为稿本……”^[1]由此可见，没有胡震亨的底本，我们今天就见不到巨著《全唐诗》。

胡震亨又是一位著名的刻书家。他刊刻的图书有《秘册汇函》22种141卷、《道德指归图》、《幽兰居士东京梦华录》等。

计光炘与泽存楼、二田斋

泽存楼，是清代书画家计光炘的藏书楼。计光炘父亲计慕云生前好藏书，去世后其藏书由计光炘继承，以泽存楼命名，有永保先人手泽之意。二田斋是计光炘的藏画室，二田指明代画家沈周(号石田)、清代画家恽寿平(号南田)。计光炘十分欣赏二人的画风和人品，收藏二人真迹较多，故以“二田”自号，并以之命名藏画室。据称二田斋室内墙上悬挂着二田的画像，四周贮满了名人的书画真迹，以至人坐处宽仅容膝。

计光炘(1803—1860)，字曦伯，号二田。浙江嘉兴人。计光炘自幼酷爱读书，亦好收藏。泽存楼虽有父亲遗留下的藏书若干部，但仍节衣缩食，从书商手中购买善本书画，还经常至桐乡藏书名家鲍廷博处借书抄录，以省书资。但如听说有自己渴求的秘笈精本，便不惜巨资，辗转购求。平日里则深居简出，闭门读书，不闻外事。道光十四年(1834)时，已聚书6000余种62000余卷，内多宋元精品。咸丰十年(1860)去世，死后不到三月，太平军攻占嘉兴，房舍书籍俱焚于战火之中。

计光炘是清代晚期知名书画家，工山水花卉，作品清逸洒落、不拘一格。其叔父计楠以专画红梅著名，时称计红梅。计光炘身为画家嗜书更嗜画，藏品中以二田即沈周、恽寿平二人真迹为冠。曾著有《二田斋读画绝句》一书，就所藏当代未见史传的名家画秩及朋友遗墨逐一题诗一首。共计有130余家。大都是乾隆至道光年间著名书画家，如张庚、王宸、罗聘、奚冈、翟大坤、潘恭寿、陆鼎、翁广平等。其他所藏见于史传的及在世的均未收录，可见二田斋藏画相当丰富。

史称计光炘诗画双绝，为人风雅和善。读书之暇，和朋友结社燕游，吟诗作画，名冠一时。所著有《二田斋笔记》、《守甓斋诗集文集》、《苕雪居吟稿》、《二田斋读画绝句》、《史论》等。现只有《守甓斋诗集》、《二田斋读画绝句》二种得以传世，其他全部散佚。

计光炘平生尚致力于收集同里前辈撰述，为之编印文集。其族祖计东曾有诗文全集，清初时刻印行世，但道光年间已散佚失传，计光炘遍访旧家，搜罗断简残编，积数十年得诗文杂著十余卷，重编付梓，一时为人称道。

计光炘的藏印有:“计光炘”、“曦伯所藏”、“计氏曦伯”、“光炘私印”、“古射襄城计光炘曦伯之章”。

蒋光焴与衍芬草堂、西涧草堂

衍芬草堂与西涧草堂均是蒋光焴的藏书楼。衍芬草堂遗址在浙江省海宁市硖石镇通津桥畔东河街(旧名南大街)，约始建于乾隆末叶，为苏南厅堂式，后临河，皆建有暖桥。

西涧草堂藏书楼在海盐县澉浦镇，西临北湖，左傍西涧，原为海宁蒋氏墓庐，是一座五楼五底的江南民居建筑，建于清道光年间，正门首有“海昌蒋氏丙舍”，石额和石刻楹联“万苍山接北湖北，亦秀峰临西涧西”。西涧草堂原藏蒋光焴先人遗书，咸丰年间，衍芬草堂全部藏书曾一度藏此。

衍芬草堂藏书楼主人蒋光焴(1825—1895)，字寅昉，号吟舫，一号敬斋。别下斋主人蒋光煦的从弟。蒋光焴藏书始自其祖父蒋开基(淳村)、嗣父蒋星纬(潞华)、父蒋星华(霁峰)，至蒋光焴更广为收购，每遇善本及世所罕见之本，便不惜重金购买或求抄得之。当其藏书盛时，著名版本目录学家钱泰吉、邵懿辰、高均儒及著名画家费丹旭、翁雒，金石学家张廷济，客居别下斋，亦常过往欢叙。他的藏书，都钤有“盐官蒋氏衍芬草堂三世”藏书印。蒋氏祖上以典当业起家，家境宽裕，为藏书创造了有利的物质条件。藏书达数十万卷，其中孤本及稀见者不在少数。

衍芬草堂藏书移贮西涧草堂时，海盐朱嘉玉(子信)曾编《西涧草堂书目》抄本一册，载录其藏书共1605部、24813册。其中善本书有宋刊本25部、238册，元刊本27部、482册，明刊本26部、1213册，手稿及抄校本146部、955册，藏于海宁县图书馆。之后，蒋光焴次孙蒋钦顼又编《盐官蒋氏衍芬草堂藏书目》3册，后钦顼的从弟述彭(铿又)，又为补辑成帙。书目对各书的版本、卷(册)数、每页的行款字数以及藏书家的印记，名流的题跋，记载极为详尽。惜此目在“文化大革命”中散失。

蒋光焴不仅是位著名的藏书家，同时还是一位出版家，所刻有《诗集传音释》、《孟子要略》、《段氏说文解字注》、《葬书五种》、《洄溪医案》、《徐批外科正宗》、《嘉兴钱仪吉记事续稿》、《元和陈克家蓬莱阁诗录》、《梅巢杂诗》等。其中《诗集传音释》被认为是明代以来最善之本，蒋光焴在中国出版史上亦是有一定地位的。蒋光焴还著有《诗小说》一卷，《敬斋杂著》，内容有诗，有序跋、小记等，还为其节母徐夫人辑有《节孝录》。

两座藏书楼内的藏书，虽历经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等多次战火，蒋氏后人抱残守缺，终能珍护勿失。新中国成立后，蒋氏后裔蒋鹏骞慨然将父辈旧藏图书悉数捐献与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现分别贮存于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和浙江图书馆。

蒋光焴一生致力于藏书事业，著名学者俞樾有挽联云:“万卷抱丛残，当时三阁求书，曾问劫灰搜坠简;卅年磋契阔，他日一碑表墓，自惭先友列微名。”这对蒋光焴一生藏书事业的真实写照。

朱希祖与郦亭

朱希祖(1878—1944)，宁逷先。浙江海盐人。少年时，跟随父亲读书，有志于经史之学的研究。光绪三十二年(1906)留学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史地系，并在日本拜章炳麟为师学习音韵学，宣统元年(1909)毕业回国。1911年在武昌起义后被推举为海盐知县，1913年受聘于北京大学，担任教授，同时又兼清史馆编修。1916年袁世凯称帝，清史馆总纂赵尔巽为其附庸，朱希祖羞与为伍，毅然辞去了编修的职务。此后，他还担任了清华、辅仁大学的史学和文学教授。日本入侵后，东三省沦陷，朱希祖开始研究编纂南明史，以激励国人抗战。此时广东中山大学聘请他主持文史研究所，而广东正是历史上南明抗清的基地，朱希祖欣然前往。在广东，他收集了大量两广方志和史籍，每日抄记考订，从不间断。1934年朱希祖又至南京中央大学任史学系系主任。南京沦陷后，随校迁往重庆，1940年任国史馆筹备委员会总干事，1944年病逝。

朱希祖在当时学界可以称得上是一位藏书大家。他的藏书绝大部分是通过书商购买的。据称朱希祖购书出手之豪，无人能比。他曾经挟带巨额现钞，周游各家书店，大批采购，毫不吝惜金钱。还经常预付现金给代理书商，这些书商一旦弄到好书，便首先送至朱希祖处。1933年，朱希祖在广东中山大学，北京的书贾得到一部《明末忠烈纪事》，立即邮寄给他。后来，朱希祖为这部书作跋，称“以重价购之”，可见当时出钱不菲。这样一来，许多私人藏书家，乃至大图书馆都无法与之竞争。

朱希祖不仅为自己购置大量书籍，还为所在大学选购藏书。他任北大教授时，曾在友人处看见一部《皇明经世文编》。此书共有500多卷，是一部宏篇巨著，由于编者为明末抗清名士陈子龙，清帝将这部书列为禁书，故流传极少，近代各家藏书目录中均未收入，几近失传。这部书不仅对于收藏，而且对于明代历史、文学的研究都极有价值。朱希祖将这部书推荐给北大，是难能可贵的。此外，他还为北大购得清内府大库档案，并加以科学的整理归类，对清代史学研究提供了方便。

朱希祖藏书据《郦亭藏书目录》统计，约有4000余种，分经史子集和海盐地方史志五个部分。由于本身是历史学家，且特别注重南明史的研究，故史部书籍最多，约占全部藏书的一半，约2000余种，其中南明史书籍多至500余种，占四分之一。朱希祖藏书并不特别注重版本，他更注重的是内容。只要有他所需要的史料，不论是宋刻本，还是普通的抄本、石印本，他都一概照单全收。

朱希祖1944年逝世后，藏书归于其子朱楔。解放后，朱楔将南明史部分的书籍及一些宋刻本卖给了北京图书馆，其他大部分则捐给了南京图书馆。

朱希祖的藏书印有两枚，一为“郦亭”，一为“朱希祖”。朱希祖为一代著名学者，平生著述极丰，其中目录学有《郦亭藏书目录》、《郦亭藏书题跋记》、《中兴馆阁书目·续目》(辑佚)、《新梁书艺文志》、《明季史籍题跋》等。

郑晓与淡泉书屋、独寤园

淡泉书屋、独寤园均为明代浙江海盐人郑晓的藏书楼。

郑晓，字室甫，号淡泉。生于弘治十二年(1499)，卒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嘉靖二年(1523)进士。授职方主事，历吏部考功郎中。忤严嵩，谪为和州同知，历南京太常卿，刑部右侍郎。旋改兵部，兼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因抗倭有功。召为吏部左侍郎，迁南京吏部尚书，寻拜刑部尚书。又为严嵩所恶，落职归。隆庆初赠太子太保，卒谥端肃。

郑晓博览群籍，谙熟典故，性喜收藏，故淡泉书屋、独寤园之内。所藏图籍颇为丰富。已知美国国会图书馆现藏明司礼监刻本《新编古今事文类聚》130册，卷内有“淡泉”等藏书印。可知原为郑晓所藏之物。另北京图书馆所藏《西域行程记》、《北虏事迹》、《西番事迹》之书，都是郑晓“独寤园”抄本，这些抄本下书口亦刻有“淡泉书屋”四字。由此可知，郑晓所藏书中，自抄本占有一定的比重。

郑晓博学多才，勤于著述。所撰有《禹贡图说》、《吾学编》、《古言》、《今言》、《端简郑公文集》、《九边图志》等，并曾校定《皇明名臣言行录后集》，参订贺钦所撰《医闾先生集》等。郑晓的著作大都传世，据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许多原刻本均流散到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www.xing528.com)

郑晓的藏书印有“浙西郑晓图书印”、“淡泉”、“大司寇章。”

郑晓之子郑履准，字叔平，有藏书楼曰凝云楼。因子承父志，故郑氏许多藏书中，先后钤有淡泉及凝云楼的藏书印记。

曹溶与静惕堂

在嘉兴南湖之滨有一座废弃的园林名叫倦圃，据说是岳飞之孙岳坷的金陀坊旧地。清初的曹溶对它重加修治，因岳珂号为倦翁，因名之为倦圃，并建藏书楼静惕堂于其中。

曹溶、字洁躬，又字秋岳，号倦圃。秀水人。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卒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明崇祯十年(1637)中进士，官至御史。入清后仍服原官;后任顺天学政。因所举充贡监生有的曾于明末袭世职及中武举，属失察而被降级调用，不久又以选拔贡生超额被革职回籍。顺治十年(1653)起复原官，后又以“才优经济者改外用”，被授广东布政使。康熙三年(1664)，他在山西阳和道任上，奉山西巡抚白如梅之命，庆贺万寿节至京，具屯田、沿边设墩军之策陈上，为康熙所赏识。不久回归故里，以著述和藏书为乐。

曹溶好收宋元人文集。他认为古人之诗文集甚多，然而原本首尾完善而流行后世的，亦不过十之二三。特别是宋元人集至清初已佚亡颇多，若不加搜罗。将随时间而灭没，这是十分可惜的事。王士祯在《池北偶谈》中记载，他曾见曹溶的《静惕堂书目》，其中宋人文集有180家之多、元人文集有115家之多。现存的《观古堂书目丛刻》中的《静惕堂书目》、宋人文集有196家，元人文集有139家。这多出的40家，当是他在其后陆续抄购入藏的。据近人叶德辉统计，后来修《四库全书》时，此目所载宋元文集十分之九被收录了进去，因此称其为“两朝文人精爽之所凭依”(叶德辉《静惕堂书目序》)。

曹溶藏书印有:“曹溶私印”、“檇李曹氏藏书印”、“檇李曹氏收藏图书记”、“两河使者”、“鉏菜翁”等。

曹溶除了编写《静惕堂书目》及《流通古书约》外，尚有《刘豫事迹》、《崇帧五十宰相传》、《金石表》、《倦圃莳植记》、《粤游草》、《静惕堂诗集》等著作。

查慎行与得树楼

得树楼位于浙江海宁，其主人查慎行，原名嗣琏，字夏重，后更今名，字悔余，号初白，又号查田。海宁人。生于顺治七年(1650)，卒于雍正五年(1727)。少受学于黄宗羲，熟于经学，长于诗文。康熙中以举人特赐进土，直南书房，选庶吉士，官编修，充武英殿校勘官。因弟嗣庭案牵连，全家被逮。雍正特放归。因更名，寄情山水，喜蓄典籍，家有“得树楼”，藏书甚富。又有“敬业堂”亦为藏书读书之所。著有《得树楼杂抄》、《苏诗补注》、《敬业堂诗集》、《人海记》、《黔中风土记》、《经史正伪》、《周易玩辞集解》。藏印有:“悔余”、“查夏重”、“得树楼”、“查田查慎行”、“查氏初白”、“希古”、“得树楼藏书”、“南书房史官”、“海宁查慎行字夏重又字悔余”等。

陈鱣与向山阁

陈鱣(1753—1817)，字仲鱼，号简庄，又号河庄，别署新坡。浙江海宁人，家住硖川紫微山麓。嘉庆元年(1796)，以郡庠生举孝廉方正。嘉庆三年(1798)举人。清中著名藏书家。其藏书楼名向山阁，与黄丕烈士礼居、吴骞拜经楼齐名。

陈鱣嗜书既笃。为收藏图书、校勘图书，他整整奋斗了一生，计收书十余万卷，晚年建造了向山阁以储之。在收藏图书、校书治学方面，他与当时的藏书大家黄丕烈、吴骞等人结交甚密，经常往来，每得善本必互相传看，相互探讨书中问题、陈鱣与黄、吴之间有关收书的遗闻佚事，甚是感人。

陈氏向山阁藏书的特色，是多宋元刊本及罕见之本。仅从其《经籍跋文》记载来看，光是经部书中，向山阁就藏有宋元刊本及罕见秘本近20种，如:宋刻大字本《周易注疏》13卷，影钞宋嘉定本《李氏周易集解》10卷，宋咸淳吴革本《周礼注》12卷，宋婺州刻巾箱本《尚书孔传》12卷，宋淳熙刻本《礼记注》20卷，宋刻本《礼记注疏》70卷，宋刻小字本《周礼注》12卷，元刻元印大字本《毛诗注疏》20卷，元建安郑明德刻本《陈氏礼记集说》16卷，明繙宋本《仪礼郑注》17卷，明繙宋相台岳氏本《春秋经传集解》30卷，影宋钞单行疏本《榖梁传》12卷，影北宋蜀大字本抄本《论语音义》1卷。等等。另据其《简庄文钞续编》载，向山阁藏宋本、明初本及旧钞本等善本有几十种之多;《简庄缀文》卷三载其所藏宋、元刊本及影宋钞本、旧钞本有十多种，等等。由此可见，陈氏向山阁所藏精善，真可与黄丕五烈士礼居、百宋一廛及吴骞拜经楼、千元十驾媲美。

除向山阁之外，陈鱣藏书处还有六十四砚斋、士乡堂及孝廉居等。其藏书印中有两种别具一格:一是“得此书，费辛苦，后之人，其鉴我”;一是刻他自己的图像印于书上。此外，尚有“海宁陈鱣现”朱文长方印、“仲鱼过目”朱文方印、“仲鱼手校”朱文长方印，以及“陈鱣考藏”、“鱣读”、“简庄艺文”，等等。

陈氏向山阁藏书在陈鱣死后不久就开始散佚了。《海昌备志》载:“仲鱼既殁，遗书散佚，相国(按:指阮元)为刊《续唐书》于粤东。”据吴骞之侄吴衡照《海昌诗淑》记述，陈鱣死后不几年，其后人不以书为贵，开始卖书，向山阁藏书被苕上一书商廉价买走。衡照尚见书上“题识宛然，图记犹昔，精钞精刻，以其族行”。见到陈鱣为之倾尽一生心血建立的向山阁藏书，于其身后只几年即散去，想起陈氏“得此书，费辛苦，后之人，其鉴我”的印章，怎能不令人神伤?对于向山阁藏书被苕上书商买去一事，管庭芬也有相同说法:“鱣以嘉庆二十二年下世，手校手著，尽为苕贾所得。”^[2]可见，陈鱣死后四五年，向山阁藏书为苕上书商购走，是确实的。那么此后这批宝藏又流往哪里去了呢?据《东湖丛记》记载:“吾乡陈仲鱼征君向山阁藏书，大半归马二槎上舍。”马二槎，名马瀛，字二槎，也为浙江海宁人，家有吟香山馆、汉晋斋书室，系浙江有名藏书家。马氏身后，其收藏的包括向山阁原藏在内的大批珍善典籍尚有百箧，归其孙管理。其孙后流寓山东济南，书始零星散出，有些善本被汪鸣鸾(号柳门)购得。此时已是光绪年间了。

沈曾植与海日楼

海日楼是清末学者沈曾植的藏书楼。

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号乙庵，晚年又号寐叟。浙江嘉兴人。光绪六年(1880)，考中进士，任刑部主事、郎中等职，在刑部任职18年。光绪二十四年(1898)，因丁忧离职，应湖广总督张之洞之邀，在两湖书院主讲史学。此后又历任安徽提学使、布政使、巡抚等职。宣统二年(1910)，因病退休。沈曾植在政治上属于洋务派，推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在安徽任上时，大力兴办实业，开设工厂。他支持康梁变法，但又认为其措施过于激进，结果招致维新派和顽固派的双方排斥，其仕途并不得意。清帝退位后，沈曾植一直以遗民自居。奉宣统年号，张勋复辟时，欣然就任“学部尚书”，失败后，闲居上海。

沈曾植是清末民初知名学者兼藏书家。他的祖父为清道光朝工部侍郎沈维鐈。据称沈维鐈一生除积书外无他嗜好。斗室之内“排签插架，坐拥百城”，并令人写了一副对联，即当年阮元为苏州藏书大家汪士钟书写的“种树如培佳子弟，拥书权拜小诸侯”，挂于书室之内。沈维鐈还立下规训:子孙不可一日不读书，且读书行善不可偏废。

沈曾植藏书是在他30岁考中进士踏上仕途之后。起初由于家境较贫，加之官俸微薄，虽嗜求古书，但常常囊中差涩，丛书巨帙，善本名画，多不敢问津，只是在价格较低廉的书画中披沙拣金。他任京官时，是琉璃厂书肆的常客，书肆中有专卖拓片的澄清阁，经常来光顾的除沈外，还有王廉生、李三老等人。王廉生较富，阁主每得好的拓片，都大致分作两份，价昂者归王廉生，价廉者归沈曾植。久而久之，成为规矩。此后数十年，沈曾植一直节衣缩食，购买他所喜爱的图籍书画。经过多年的艰辛搜罗，加之鉴别精当，与其他藏书大家相比，虽藏品不能以万计，但精品亦琳琅满目。

沈曾植的收藏可分为碑帖、书画和书籍三个部分。碑帖的收藏时间较早，在京为官时即有所收获。据《海日楼题跋》所录，宋拓本有20余种，明拓本、名人题跋本也较多。最著名的有宋拓《淳化阁帖》，宋拓王羲之书《乐毅论》、《黄庭经》，王献之书《洛神赋》等，均为传世名帖。《淳化阁帖》是宋太宗淳化年间将秘阁所藏历代法书临摹刻石，然后拓成的法帖，共10卷，多为晋唐名家遗墨。清康熙时，刑部尚书、书画家张照就收藏有宋拓《淳化阁帖》，此帖在清末时被工部尚书吕海寰以600元购藏，时称宋拓第一。沈曾植藏的宋拓本与此帖同石，且拓的时间尚在张照藏本之前，可见沈曾植帖学之精。

沈曾植对书画的收藏始于光绪末年，其中多明清著名书画家作品，如文徵明、董其昌、唐寅、陈洪绶、刘塘等。1916年，沈曾植67岁，谷雨前一日购得董其昌书诗卷，董其昌作此诗卷时也是67岁，且诗中称“昨日正逢谷雨”。这二人真可谓是隔世之知己。沈曾植对于书画鉴赏较有个性，他十分强调书画家对前代的继承，取其“存古法者”收藏，而对于展示书画家个性的作品，却颇不以为然。

光绪末年至民国初年是沈曾植购置善本古籍最多的年份。据《海日楼题跋》收录书目，宋刻本4种，元刻本5种，此外明刻本、影宋本、名人题跋本也较多。沈曾植于诗尤其喜爱黄庭坚。晚年客居上海时，数年即收有黄庭坚诗文集9个版本，其中3个是宋刻本，1个元刻本，4个明刻本和1个日本活字印本，均为世间罕传的珍本，其中一些是清代翻刻的祖本，学术价值很高。

沈曾植生前未将自己的全部藏书编写成书目，只是把为善本书、名画、名帖撰写的题跋辑成《海日楼题跋》行世。

沈曾植的字号极多，据《清人室名别号索引》统计，有61个之多，其印章也多如牛毛，常用的有:“乙庵”、“寐翁”、“寐叟”、“东轩”等。

沈曾植属于清末的学者型藏书家，其治学藏书相互辅佐，颇重视书的资料价值，而无意于插架好看。故而虽藏书量不能以万计，宋元本不过数部，但于书籍勘订鉴别却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吴骞与拜经楼、千元十驾

吴骞(1733—1813)，字槎客，又字葵里，号兔床。浙江海宁人。吴氏先世本是徽州休宁人，至其曾祖父吴万钟始迁居海宁，居于新仓里小桐溪。吴骞一生没做过什么高官，仅得“明经”而已。这主要是他本人的志向不在“觅封侯”，而是专心于“问奇书且校雠”。因为他把一生精力倾于收书、校书，所以，虽仕途无成，而学问上却颇有名气。“吴槎客先生品甚高，谊甚古，而学甚富，著述等身。不屑为流俗之文，夙共当世贤土大夫相往还，与之上下议论。晚年益深造自得，远近学者宗之。”^[3]

吴氏拜经楼藏书活动有两大特点。其一，没有先人遗藏，完全靠个人嗜书而努力收藏致富;其二，富有宋元旧椠、旧抄，且校勘精审。历史上的许多藏书家，都是靠承接了先祖遗藏，再加上本人收藏而成为名楼的。而吴骞拜经楼之所以名倾一方，则完全是靠他本人以一介穷书生之身辛勤搜讨的结果。“吾家先世颇乏藏书，余生平酷嗜典籍，几寝馈以之。自束发迄乎衰老，置得书万本，性复喜厚帙，计不下四五万卷。分归大、二两房者，不在此数。……竭平生之精力而致之者也。”^[4]他的藏书铭是:“寒可无衣，饥可无食，至于书，不可一日失。”吴氏年轻时，正赶上同乡马氏“道古楼”和查氏“得树楼”藏书散出，他终日流连景慕于其间。收购两家图书，每有所得，必寄以跋语，以述胸慨。这两家的遗书，大大充实了吴氏拜经楼之藏。此后，其搜讨益勤，并经常与江浙一带藏家互通有无，借抄借校。

除图书之外，吴骞还收藏了许多金石古器。陈鱣说其拜经楼中“又有图绘、碑铭、鼎彝、剑戟、币布、圭壁、印章之属，丹漆、陶旊、象犀、竹木之器。充牣其中，皆辨其名物制度，稽其时代款识，著之谱录”。^[5]

吴氏拜经楼收藏的另一特点，是富有宋元旧刻旧抄，且校勘极精。其千元十驾书室就号称收有千种元版书，还收有许多宋本宋抄。吴氏为其所收宋元善本写了许多校勘题跋，后由其子吴寿旸汇录成《拜经楼藏书题跋记》5卷，收吴氏为300余种善本书写的题跋321篇。这300多种书中有45种系宋元刻本;150多种宋元旧抄本、抄本及影宋抄本;五六十种名人校本、自校本;十六七种稿本。另外，拜经楼还收藏有非常丰富的海昌地方文献。据吴骞自己说:“予于海昌先贤著述，搜访垂数十年，露抄雪购，颇费苦心。”^[6]吴氏所收善本，皆亲自校勘。黄丕烈曾说:“海宁吴槎客先生藏书甚富，考校尤精。每过吴郡，必承枉访，并出一二古书相质。”“顷同陈仲鱼过访，茶话片时，历历述古书源流，俾得闻所未闻，实为忻幸。”^[7]陈鱣《题兔床先生拜经楼》诗中有“一楼灯火夜雠书”之句，可说是吴骞勤奋校书的写照。对于拜经楼的收藏，吴骞自己也有记述:“非特装潢端整，且多以善本校勘，丹黄精审，非世俗藏书可比。”^[8]经他所校之书，均写有校勘题跋，其跋文多辨误析疑，记录作者生平、书版行款及传抄、校雠过程，书之流传授受源流，以及藏书印记，等等。因此，吴氏《拜经楼藏书题跋记》是一部学术价值极高的题跋之作，堪与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媲美。

吴骞的藏书目录，有《拜经楼书目》二卷，《兔床山人藏书目录》一卷。其藏书印有:“兔”字白文方印、“床”字朱文方印、“千元十驾人家”白文长方印、“兔床鉴定”朱文方印、“拜经楼吴氏藏书”朱文方印、“小桐溪上人家”朱文圆印、“兔床经眼”朱文长方印及“临安志百卷人家”等等。

项氏兄弟与天籁阁、万卷楼

天籁阁与万卷楼是明代浙江秀水(今浙江嘉兴)的著名藏书楼。这两座并称于世的藏书楼的主人是兄弟俩:天籁阁的主人为弟弟项元汴;万卷楼的主人为哥哥项笃寿。

项元汴(1525—1590)，字子京，号墨林子，又号香严居士、退密斋主人、惠泉山樵、鸳鸯湖长、漆园傲吏、静因庵主人等。秀水人。因其善于经营，家境非常富裕。这为他的藏书事业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项元汴曾经得到一架铁琴，上有“天籁”二字，因名其藏书楼为天籁阁。在当时，宋版书已经十分稀少，价格也很昂贵。然而，只要听说有人愿出售，项元汴都要随时邀请当时的鉴赏名家鉴别真伪，并不惜重金购置。“项墨林遇宋刻，即邀文氏二承鉴别之，故藏书皆精妙绝伦。”^[9]姜绍书在《韵石斋笔谈》中称，当时的“三吴珍秘，归之如流”。与项元汴同时代的江苏著名藏书家王世贞，有“小酉馆”藏书达三万卷，其专藏宋刻本书的“尔雅楼”早已名闻天下。然而，若拿王世贞藏书与项元汴所藏相比，当时有人尚以为“不及墨林远甚”。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三称天籁阁所藏，“海内珍异十九多归之”。天籁阁藏书之规模由此可见一斑。

项元汴还以收集法书名画及鼎彝古玩著称，他自己也懂得绘画的原理，善于辨别真伪。由于家资雄厚，又喜收藏鉴赏，故天籁阁中除图书以外的其他收藏也为世人羡称。元汴每得前代书画真迹，都要盖上自己的诸多收藏印，还习惯将收购书画之价值记在画幅和书卷末尾，希望后代子孙、能够珍惜宝藏。这种做法体现了项元汴的经济头脑及良苦用心，但却破坏了书画的整体风格，影响了书画的艺术价值。他的这种做法，多次受到书画收藏家及鉴赏家的讥评。有人评道:“钤印累幅，犹如聘丽人却黥其面，书籍画幅上记价，则与账簿无异。”

项元汴的藏书楼除天籁阁外、还有“退密斋”、“白雪堂”、“净因庵”、“若水轩”、“墨林堂”、“世济美堂”等。项元汴的藏书印有“子京父印”、“墨林生”、“项墨林鉴赏章”、“墨林项氏秘籍图书”、“檇李项氏世家宝玩”、“世济美堂项氏图籍”、“檇李项子京鉴赏书画印”、“世美堂”、“古狂”、“寄敖”、“退密”、“神游心赏”、“古檇李狂儒墨林山房史籍印”等40多方。天禄琳琅藏明刻《春秋经传集解》、《六臣文选》皆有“世美堂”、“古狂”二印，为项元汴旧藏。今北京图书馆藏明抄本《增修复古编》二卷，卷内有“世济美堂项氏图籍”等印，亦是项氏旧物。

项元汴的著作有《墨林山堂诗集》、《蕉窗九录》等。项元汴还是一位有名的刻书家，除刊有《天籁阁帖》外，还刊有其兄元淇所撰《少狱诗集》等。项元汴的藏书、藏画在清顺治二年(1645)清兵进入嘉兴时，全部被千夫长汪六水掠去。朱彝尊有诗叹曰:

墨林遗宅道南存，词客留题尚在门。天籁图书今已尽，紫茄白苋种诸孙。

项元汴之兄项笃寿(1521—1586)，字子长，号少溪，又号兰石主人。生嘉靖四十一年(1562)中进士，授刑部主事，历兵部郎中，仕终广东参议。和其弟项元汴一样，他酷爱聚书。每见秘籍，随时雇请抄手过录，并贮之“万卷楼”。项笃寿虽在外为官，家境却不如其弟元汴富有。但是，项笃寿眼界心胸却高于其弟，收藏图书亦有元汴所不及之处。据传，项元汴每购得价格略高于其值的图书之后，常常悔恨不已，磋叹连声。每当此时，项笃寿便亲自上门，询问元汴是否收到好书好画，而元汴取出低于其收购值的书画时，项笃寿总是击节赞叹，一再叫好，并总按元汴的收购之价购走。这一方面体现了项元汴的精于算计，不能吃亏;同时也体现了项笃寿的宽厚大度，惜书轻金。

项笃寿藏书上的名望略逊于其弟，然其刻书之名却远在其弟之上。所刻之书不仅数量多，质量也很高。著名版本目录专家叶德辉称其所刻书为“明人刻书之精品”。例如项笃寿曾复刻宋嘉定本《东观余论》，因其校刻极精，清代著名藏书家季沧苇竟然误认为是宋本。项笃寿所刻之书还有《今言》、《全史论赞》、《郑端公奏议》、《今献备遗》等。

项笃寿的藏书印有“浙西世家”、“少溪主人”、“兰石主人”、“万卷楼藏书记”、“桃花村里人家”、“杏花春雨江南”、“紫玉玄居宝刻”等20余方。其所著有《小司马奏草》、《今献备遗》、《金史论赞》等。

项笃寿之子项梦原，官至刑部郎中，亦是藏书大家。其孙项声国亦喜藏书。在明代浙江私人藏书家中，嘉兴项氏与宁波范氏堪称两大家。

张元济与涉园

张元济(1866—1959)，浙江海盐人，原名元奇，字筱斋，号菊生。其父张森玉，字云仙，号德斋，历任广东会同、陵水等县(均在今海南省)知县。张元济幼年随宦在外，14岁才回海盐。光绪十八年(1892)进土，授庶吉士，翰林院散馆后任刑部主事，总署章京。甲午战争后，首创通艺学堂，博采西学书籍，发行维新报刊，上疏新政奏议。戊戌政变时被革职，出京赴沪，主持商务印书馆。1949年后，历任全国人大代表、商务印书馆董事长、上海文史馆馆长等职。

张元济出身藏书世家，其“涉园”沿自明末十世祖张奇龄斋名。九世祖张惟赤(字君常，号螺浮)是清顺治朝进士，继承父志将涉园辟建于海盐当地的林泉胜地，并开始着意搜藏图书，绵延数代，至乾嘉之际元济六世祖张宗松(字楚艮，号青在，监生)一辈时，藏书之富达到巅峰，除了家族公有的涉园旧藏外，兄弟9人中至少有6人以藏书著名，以张宗松自己的“清绮斋”为例，其书目所藏共有1559部，1万余册，其中宋元刊本50部、抄本290部。道光以后，张氏一门中落，公有的涉园藏书先后见售于苏州书肆，各房所有的清绮斋、芷斋、研古楼、坚斋等藏书，亦先后相继散亡。后涉园名胜毁于兵燹而告荒废，园中所存刻书版片也荡然无存，数世盛业就此化为云烟。

到张元济时，他虽承继了涉园之名，却没能承继涉园之书，他后来收藏的每部图书，皆为自己所得。不仅如此，他多方搜集先人旧藏。只要得知书肆中出现钤有涉园印记的图书，便不惜重金收购，这样陆续收回了52部，其中包括宋刊本《荀子》、《庄子》。

张元济在数十年中搜罗海盐及嘉兴府地方文献极多。抗战时他和叶景葵等人在上海创办合众图书馆，将这些文献全部捐入图书馆，它们包括:嘉兴先贤遗著47部、海盐先贤遗著355部、涉园先世著述刊印及旧藏104部，共935部、3793册，合众图书馆曾编成《海盐张氏涉园藏书目录》。

张元济涉园收有不少古本秘笈，因“固重其去古未远，亦爱其制作之精善，每一展玩，心旷神怡”^[10]，故而尤嗜宋本。据知今台湾中央图书馆藏其宋本有黄庭坚《山谷琴趣》、欧阳修《醉翁琴趣》、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等及写本《宋太宗实录》。

1931年，商务印书馆附设的东方图书馆，是全国规模最大的一所私立图书馆，其前身是张元济自光绪三十年(1904)亲手创建的“涵芬楼”，以善本古籍及方志享誉学术界。到1931年，涵芬楼(即东方图书馆的善本部)共收藏3745部，35083册的善本书(还不包括江阴何氏悔余斋的4万册书)，其中宋版129部，元版179部，方志2641部，25682册，在当时仅次于北京图书馆。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涵芬楼50余万册书毁于战火，劫余仅剩547部、5300多册，其中包括宋版93部、元版89部，元济为编《涵芬楼烬余书录》4卷，于1951年出版。书录中500多部珍本也于是年售与北京图书馆。其中《永乐大典》21册作为捐献。

张元济辑校印行有《涵芬楼秘笈》10集、《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等。著有《校史随笔》。

1987年5月在海盐建立了张元济图书馆。

厉鹗与樊榭山房

厉鹗，字太鸿，又字雄飞，号樊榭，浙江钱塘(今杭州)人。生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卒于乾隆十七年(1752)。少孤贫。僦居于东园，读书不辍，学问淹博。康熙五十九年(1720)举人。将入都，道经天津，查为仁留之于水西庄中，因同撰周密《绝妙好词笺》而未赴京谒选。乾隆初年，举博学鸿词不中，南归后即与乡闾诸老相酬唱。

他工诗词，熟悉两宋朝章典故，诗词标榜宋人，善写山水难状之景。与沈德潜、杭世骏、金农、全祖望、查为仁等相友善，名重一时。

客居扬州时，他又与马曰琯、马曰璐二人合作，纂《宋诗纪事》一百卷。马氏二人为乾隆时扬州的著名藏书家，其小玲珑山馆藏书之富，著于东南。《四库全书》馆开的时候，马氏献书有776种之多。为辑《宋诗纪事》，厉鹗花了20年的时间进行钩稽发掘，马曰琯、马曰璐昆季也参与了卷一至十、卷十一至卷二十的裒辑工作，对所收作品的版本和出处作了一些考订。这是著作家和藏书家一次非常成功合作的典范之作。

所撰《辽史拾遗》一书，采庶群书至三百余种，在当时最称博洽。

厉鹗著有《樊榭山房集》、《南宋院画录》、《玉台书史》、《东城杂记》、《增修云林寺志》等。藏书印有:“樊榭山房”、“香雪”、“厉鹗”、“太鸿厉鹗之印”等。

吕留良与不远复堂

吕留良(1629—1683)，初名光轮，字庄生，号用晦，又号晚村，浙江人。顺治十年(1653)出就试，为诸生，从此以后就不再应科举，也不再去应朝廷的征辟，隐居不出，以至于后来竟剪发为僧，取名耐可，字不昧，号何求老人。

雍正六年(1728)，湖南人曾静得到吕留良的遗稿，对其中“夷夏之防”、“井田”及“封建”等学说颇有共鸣，遂著《知新录》一书，对清入主中原大肆攻伐。雍正七年(1729)，曾静又劝川陕总督岳钟琪起兵反清，不料岳钟琪反向清廷告发，曾静及其弟子张熙和吕留良的儿子吕毅中皆被捕被杀，吕留良则被发棺戮尸，著作也都毁了版，子孙也都发配到了宁古塔为奴——是为清代文字狱中最为有名的一桩。

全祖望《小山堂祁氏遗书记》:“吾闻澹生堂书之初出也，其启争端多矣。初，南雷黄公讲学于石门，其时用晦父子俱北面执经，已而以三千金求购澹生堂书，南雷亦以束修之入参焉。交易既毕，用晦之使者中途窃南雷所取卫湜《礼记集说》、王偁《东都事略》以去，则用晦所授意也。南雷大怒，绝其通门之籍。用晦亦遂反而操戈，而妄自托于建安之徒，力攻新建，并削去蕺山学案私淑，为南雷也。”这是由争夺藏书而引起的友朋间的不快的一例。

吕留良有七子，其子葆中(字无党)亦能绍承父业，手抄书多有传世。但发生了那件文字狱后，他的藏书，正如金农所云:“《会稽三赋》，宋王龟龄所作，计书三十八页，一卷。御儿吕氏所藏，亦宋时刻本。吕氏破残，巢无完卵，其书不知归谁何插架矣。”^[11]

吕留良室名有“天盖楼”、“耻斋”、“不远复堂”、“讲习堂”、“风雨庵”等，藏书印则有:“吕氏藏书”、“耻斋”、“不远复堂”、“难得几世好书人”、“御儿吕氏讲习堂”、“御儿吕氏讲习堂经籍图书”。

钱天树味萝轩与胡惠孚小重山馆

味萝轩与小重山馆分别是清代藏书家钱天树与其婿胡惠孚的藏书楼名。

钱天树，字子嘉，号萝庐。浙江平湖人。生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卒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国子监生。幼时即资质聪颖，读书过目成诵，下笔千言立就，颇得同邑宿学老儒的看重、赏识。因体弱多病，其母不令其应试，故转而致力于文章书画。有《是耶楼诗稿》传世，其画以墨竹著称。钱家在当时为平湖望族，钱天树为人豪放，嗜酒又好交友，家中常高朋满座，饮酒赋诗连日不断。平生慷慨好施，族中贫困之家多靠他周济度日，故未至50而家道中落。

钱天树一生嗜书如命，自幼至老，未曾一日释卷。由于家道殷实，祖辈即收藏不少书籍字画。钱天树幼年多病，病中不能读书，便以浏览家中藏画消遣度日。后娶同邑陆锡贞为妻，陆氏亦精通文墨，二人相与展阅，评书论画。

钱天树喜藏书，尤精于鉴别，宋元古本与字画，眼到则立判真伪。他收有《却扫编》三卷，宋代书棚本。清初钱谦益曾有过一部宋刻本，后毁于绛云楼之火，这就使得钱天树的这一部身价不菲，成为秘籍。同时期吴县藏书巨擘黄丕烈曾向钱氏借观，赞叹不已，后作六首绝句以赞之。

钱天树盛年之后，家道中落，逐渐无力购藏善本，此时，他的女婿胡惠孚却雅好藏书，钱天树遂成了胡的藏书顾问。胡惠孚，字邃江(一字荻江)。平湖人。家境颇为优裕，钱天树若遇好书，则必介绍给胡惠孚，而胡惠孚购书时也必请岳父大人经眼拍板，钱天树为此甚为得意，称胡虽为富家子弟，但无不良嗜好，一心只求与人秘笈，真是难能可贵。钱天树有子四人，均不能承其业，女婿有志藏书，可以说是钱天树晚年困顿之时的一丝快慰，故钱氏藏书后多归入胡氏的小重山馆。翁婿同为藏书名家，也是中国古代藏书史上的一段佳话。

钱天树以收藏古籍及金石书画名冠一时，胡惠孚得钱天树之力，藏书以精审著称，据载，共有藏书49柜，其中十之三四为宋元秘籍及清代名人手校本。其中宋本《毛诗要义》可作其镇馆之宝。该书为宋魏了翁作《九经要义》中的一种，曾是曹雪芹祖父江宁织造曹寅藏书，首尾完整，触手如新。乾隆编纂《四库全书》时，只收得《九经要义》中之《周易》、《仪礼》、《尚书》、《春秋》、《礼记》五种，其余四种无从搜访，可称散佚。清道光十二年(1832)，胡惠孚以重金购得，钱天树为之兴奋不已，称之为“稀世之秘笈”。

清咸丰十年(1860)，太平天国军队攻入浙江，富室士族多遭打击，胡惠孚的藏书也因此流入他人之手，多数为上海郁松年购得，而郁松年藏书后尽归于陆氏皕宋楼，继而又为日本人购去，故味萝轩与小重山馆之藏书，现存于日本静嘉堂。

胡惠孚曾著有《小重山馆书目》6册，见于《光绪平湖县志》，已佚。

钱天树藏书印有:“钱天树印”、“味萝轩”二朱记。胡惠孚藏书印有:“胡惠孚邃江氏珍藏书画之印”、“邃江鉴赏”、“当湖胡邃江珍藏”等。

朱彝尊与曝书亭

清初著名学者和藏书家朱彝尊曝书亭藏书楼的许多藏书首页上，都印有这样的印章:“购此书，颇不易，愿子孙，勿轻弃。”这十二个字的印文，记下了朱氏收藏图书历尽的辛劳、艰难，表明了他希望子孙后代能珍爱图书的拳拳之心。曝书亭收有图书八万余卷，藏书之富与清初大藏书家徐乾学的传是楼齐名。

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坨，又号金风亭长、醧舫，晚号小长芦钓鱼师。浙江秀水(今嘉兴)人。生于明崇祯二年(1629)，卒于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他出生于官贵之家。17岁上成婚，而也就从这一年开始，他放弃了科场考官的人生途径，转而研究古学，博及群书，学问上名气渐大，许多名门都争相聘请他去做幕僚。从此，他开始了20多年的读书、游历和大力收藏图书的活动。由于其学问博深，名气很大，到康熙十八年(1679)，即他50岁那年，以布衣之身举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检讨，参与纂修《明史》。后充任日讲起居注官、江南乡试副考官，入直南书房。朱氏潜心读书治学、收藏图书60余年，著述等身，撰有《经义考》300卷、《日下旧闻考》42卷、《曝书亭集》800卷、《曝书亭词》7卷，编有《明诗综》100卷，等等。他长于经义考释。诗与王士祯齐名，世称南朱北王两大家;词作风格清丽，为浙西派创始人，与陈维崧并称“朱陈”。

朱彝尊的曾祖父有不少藏书，他少年时期读的主要是这些家藏图书。经过明末战乱，祖上遗书大部丢失，所余无几。据朱彝尊自己说，到他十六七岁时，几乎到了无书可读的地步。一次，他在豫章买下了五箱图书，可不久，清政府大兴明史之狱，社会上凡有涉明代内容的书籍，都纷纷被烧毁，他的五箱图书也被毁。此后，他仍不断搜集，使藏书逐渐增多。秀水项笃寿(字子长)，明嘉靖末年进士，官兵部郎中，好藏书，家有万卷楼，收藏丰富。是明末秀水有名的藏书家。大约于顺治末、康熙初，项氏万卷楼藏书外散，朱彝尊急忙赶往讨购，最后以20万金的高价买下了万卷楼的全部残藏。项氏旧藏大大地丰富了朱氏藏书，为曝书亭藏书打下了基础。

为了访览古籍，朱彝尊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北到河北、山西、内蒙古—带，南到两广、云南，东至山东沿海，江浙诸地自不必说，全都留下过他访书的足迹。所到之处，他遍访城乡、庙寺、墓阙，四处搜求图书及金石铭刻之文。每每外出游历，他都随身带着《十三经》、《二十一史》等书籍，以便在校勘、考证其发现的图书、铭刻文辞时，随手翻检查对。他客居京城时，寓所里堆满了收集来的图书。

为官期间，朱彝尊拼命地读书、抄书、收购图书。每有机会外出，他便沿途访书。有一年，他到浙江任典试官，主持乡试，利用工余，访览街巷坊肆，拜访藏书家，买到了许多自己没曾见过的图书。当时江苏常熟的大藏书家钱曾，根据其述古堂、也是园的藏书编撰了善本书目《读书敏求记》，著录了钱氏家藏珍籍，钱曾视此书为珍宝，经常随身携带，秘不示人。朱彝尊听说之后，非常想见到《读书敏求记》，却又得不到。直接向钱曾借阅吧，又怕遭到拒绝，反而难办。他思来想去，终于想出一个得书的妙法来。一天，他在住所大摆宴席，邀请钱曾和许多当地名流赴宴，酒宴开始之后，他暗自差人用数量可观的黄金和一件珍贵的轻裘买通了钱氏的书僮，打开了书箱，让待命的十几个抄书手连夜把《读书敏求记》抄成副本。从此，《读书敏求记》才得以在社会上流传开来。此事当时曾广为流传，成为书林佳话。

朱彝尊抄书非常认真。每抄成一书，他都详加校正。对不同版本的图书的抄校、更是一字不苟。他编的《明诗综》一书刻版竣工之后，自己亲自校对了两遍，之后又把书稿分发给许多人来校对，并且规定:不论是谁，每挑出一个错字，就“赏给百钱”。

经过几十年辛勤访购、抄录，朱氏藏书积至三万多卷。康熙二十九年(1690)，61岁的朱彝尊又复官，但不久他就以病老告归，于老家建起了曝书亭、继续收书、读书，潜心治学。归老之后的十多年里，其曝书亭藏书很快由三万卷增加到七万多卷。当时浙江平湖西宫道院有位和尚叫李延昰(初名彦真，字我生;后改名延昰，字辰山，号寒村)，本系上海人，喜藏书，有书50柜。朱氏与之往来甚多，结为知己。李氏临终，将藏书全部归于朱氏曝书亭，计有2500多卷。至此，曝书亭所藏就增至8万余卷了。朱氏藏书印有:“秀水朱彝尊锡鬯氏”朱文方印、“我生之年岁在屠维大荒落月在桔壮十四日癸酉时”朱文方印、“别业在小长芦之南(殳叟)山之东东西峡石大小横山之北”白文方印、“朱彝尊锡鬯甫”白文方印、“得之有道传之无媿”朱文方印、“小长芦钓鱼师”朱文腰圆印、“南书房谪史记”朱文方印、“秀水朱十潜采堂图书”朱文方印，以及“购此书颇不易愿子孙勿轻弃”、“潜采堂”、“南书房旧讲官”、“七品官耳”，等等。

曝书亭藏书在朱彝尊死后尚比较完好地保存了几十年。后来，终因朱氏后裔保管不善，大约于乾隆中开始散失，以至全部佚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