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显王三十六年(公元前333)，楚威王败越，杀越王无疆，尽取吴故地至浙江(钱塘江)，周赧王九年(公元前306)，楚乘越内乱，灭越。楚并越后，嘉兴属楚100余年。
楚灭越之前，楚国以吴起为令尹，主持变法。“诸侯患楚之强”，其时楚国已向封建制推进。
楚考烈王十五年(公元前248)，楚相黄歇改封春申君于江东，以故吴城为首邑，领有太湖地区，吴地得到开发，境内是吴地的南半部，经济、文化都受到影响。
秦
秦王政(始皇帝)二十五年(公元前222)，秦灭楚，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郡治在吴城，辖二十六县，内有由拳、海盐两县，是全国实行郡县制建置最早的一批县，也是今嘉兴市境建置之始。
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秦始皇南巡自上游浮江而下，“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后从“狭中渡，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还过吴，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琅邪”，曾到由拳、海盐境内。旧志记载秦始皇在由拳乘舟过长水斩马祭河神，其地后代名马塘堰。在海盐曾建驰道，自吴城，向东南经金山，至海盐澉浦秦驻山。明天启《海盐县图经》:“秦皇驰道，从秦驻山可达金山”，驰道后世已沦入海。民国24年(1935)考古学家在金山访古时，尚见有遗迹。
秦始皇过海盐曾登山，后因名其山为秦驻山(即今秦山)。相传秦始皇欲从海盐渡海去会稽，曾作石柱欲架桥，不成。明《续澉水志》载:“石柱旧有十二，今尚存一，没於沙中。”20世纪30年代，海盐澉浦海滨曾出土一石柱，上有刻字，据当地人云即秦时所遗。
此外，嘉兴、海盐、平湖还有不少对秦始皇南巡的传说。海盐秦驻山上古代有秦始皇庙，内有梁天监二年(503)官府所立的石碑。碑文说秦始皇“功齐太古，道深前王，埒炎均昊，美冠颛黄”，将他比作黄帝、炎帝、帝昊和颛顼，说他将“蜚声万祀”，可见六朝人对秦始皇的评价。
两汉
秦末发生农民大起义，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项梁在会稽郡治起兵，境内又属楚。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后，在长江下游建立楚、荆、吴三诸侯国。高帝十二年(公元前195)，刘邦封刘濞为吴王，管领会稽、豫章、丹阳三郡，都广陵(扬州)。
吴王濞在位四十年，经营江淮，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国势强盛。“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海盐马嗥城设司盐校尉，海盐县“海滨广斥，盐田相望”，盛产食盐，行销四方。
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刘濞兴兵叛乱，失败被杀。刘濞国灭后，汉朝廷在海盐置盐官，继续生产食盐。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特别举出吴王阖闾、春申君黄歇和吴王刘濞三人，说由于他们三人的经营，江东资源得以开发，使吴地发展为江东一都会。
刘濞喜“招致天下喜游子弟”，在周围网罗一批文人才士。“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1]严夫子即是由拳人严忌，与枚乘、邹阳俱仕吴，以文辩著名。这说明当时本地的文化已经发展到一定的高度。
汉武帝时由拳文士联翩出仕。“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2]严、朱都是由拳人，是当时有名的辞赋家，成为汉武帝所信任的大臣。
严助、朱买臣的贡献在于协助汉武帝维护国家统一、平定东南部闽越、东越的骚乱。秦代至西汉初，越族中的闽越、东越等部散居浙江、福建，时降时叛，或互相攻击，影响国家的安定与统一。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闽越攻东瓯，太尉田(虫分)准备置之不问，中大夫严助力驳田议，主张援救，武帝遣助发兵会稽，浮海救东瓯，平定了局势。其后，东越多次反复，武帝命朱买臣出任会稽太守，一年后，朱与横海将军韩说共同平定东越叛乱，边疆得以稳定。
三国、西晋
东汉末年，孙氏割据江东，欲足食足兵，不能不重视农桑生产，《晋书》称吴国“务农重谷”，对太湖流域农业的开发取得显著成就。东汉献帝建安九年(204)，孙权命幕府令史陆逊出为海昌屯田都尉，并领县事，率屯田部曲二千余人，在海盐县境屯田(传今海宁路仲秋水庵为陆逊屯田营址)。当时连年亢旱，陆逊开仓谷赈济贫民，同时组织农民开发农桑，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境内海宁一带至此才初得开发，并始置县。
吴黄龙元年(229)孙权称帝，陆逊为上大将军、右都护，上书孙权:“农桑衣食，民之本业，而干戈未戢，民有饥寒。愚以为宜育养士民，宽其租赋”。陆逊本人在家乡海盐上谷扩大耕种，奏请令诸将各广其田，扩大垦植。孙权赞赏陆逊的建议，举行受田仪式，驾八牛四耦亲耕，以作示范。由于“广开农桑之法，积不赀之储”[3]，吴国成为“谷帛如山，稻田沃野，民无饥岁”[4]之国。
【由拳改名禾兴、嘉兴】
吴黄龙三年(231)，“由拳野稻自生”，吴大帝孙权认为是祥瑞之兆，乃改由拳县为禾兴县，并于次年改年号为嘉禾。地名的改易也反映出吴国“务农重谷”的立国方针和这个县在吴国的地位。赤乌五年(242)，孙权立子和为太子，和禾同音，为避讳，将禾兴又改为嘉兴，嘉兴之名由此始。原由拳县治似即于此时划入盐官县境，嘉兴县治从此设于现地。史载吴令郡县“修城郭，起谯楼，掘深池大堑”。传黄龙三年建嘉兴子城，城周二里十步，高厚均一丈二尺。这是现有遗迹可寻的嘉兴最古的城池。唐末兴建外城，原城即被称子城。此子城历来是嘉兴州府衙署所在，其谯楼保存至今。东晋干宝著《搜神记》提到嘉兴的地方有一二十处之多，对今仍沿用的嘉兴街里名称留下最早的记载，也证实了自东晋追溯至孙吴，嘉兴县治即在今地。
继三国时陆逊在境内屯田之后，西晋建武元年(304)，高使君(佚名)为嘉兴监屯田校尉，领兵三千屯田于嘉兴，其开发范围在今嘉兴市区北部和嘉善北部。旧志称:镇静不扰，岁遇丰稔，公储有余。后世感念其功德，于梁大通年间在风泾立庙祀之。
西晋初左思作《吴都赋》，说到吴地“田野则畛缀无数，膏腴兼倍，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绵”，反映了当时吴地包括嘉兴一带的乡村景象。
东晋至宋齐梁陈时，三吴地区(嘉兴所在的吴郡和吴兴会稽三郡)经济已是十分发达。历朝财政收入主要依靠这个地区。“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5]南齐萧子良的文章说:“三吴奥区，地惟河辅，百度所资，罕不自出。”沈约《宋书》中说江南“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
嘉兴一带随着永嘉之乱后，北方人口向南方大迁移，人口增加，农田扩大，经济也进一步发展。出现了“良畴美柘，畦畎相望，连宇高甍，阡陌锦绣”的繁荣景况。梁元帝萧绎作《玄览赋》，历数名区，其中说:“尚想嘉禾之方”，嘉禾从不是一个具体地名，已成为一个广泛地区的总名，知名于世。
这一时期，佛教在此地也得到迅速传播。孙权建金粟寺于海盐，是江南最早建立的三所寺庙之一。继三国吴建立的海盐金粟寺、法喜寺、嘉兴慈云寺(地属今嘉善)之后，东晋时建有:嘉兴精严寺、祥符寺、保安寺，海盐资圣寺、光兴寺，以及地属今平湖、桐乡的崇胜寺、寂照寺;南齐时建有嘉兴永福庵(宋改净相寺);梁时建有嘉兴兴善寺、东塔寺和地属今平湖的长福寺。这些寺院规模宏大，建筑雄伟，著名远今，可见当时的社会经济已是相当发达了。
社会的发展还反映在建置的变化上。梁天监六年(507)，从海盐县境内分出一部分新建前京县，其地在今上海的金山县和嘉兴的平湖县境。因为地近京浦，故名前京。太清三年(549)又分海盐、前京二县地，设立胥浦县，其地在今金山县境。这是上海市境内建置最早的两个县。陈永定二年(558)，曾立海宁郡。这是海宁地名的第一次出现。
据记载，南齐时著名歌妓苏小小就活动在嘉兴，死后葬于嘉兴县前。这说明当时的嘉兴已有舞榭歌楼，城市也有了一定规模，达到相当繁华程度。
隋唐五代
【大运河开通穿境，沿海兴修捍海塘】
隋大业六年(610)开凿江南运河，完成我国南北大运河的沟通。江南运河自京口(今镇江)绕太湖之东，直至余杭(杭州)，全长800里。唐代，运河流经嘉兴辖境约200里。
隋代前，苏州至杭州，以嘉兴为中点，早有水道可通。隋代开江南运河，在这一段多是利用或遵循旧时的河流或水体，加工开凿、掘深、拓宽、截直、联结的。新开的江南运河宽10丈，可行龙舟。江南运河开通后，成为浙北干河，大水常从运河行洪。隋唐时塘浦体系尚未形成，天目苕溪来水水势峻急，人称“悬河”，故沿河多闸堰，节制洪水，后代设施虽废，沿线的地名，如“石门”、“陡门”，仍留下历史上的遗痕。唐宋后上流来水四引，水流平缓，但为调节水位便于运输和排引，运河上仍设有闸门，以时启闭，通过船只和引水排水。主要的有嘉兴杉青闸、海宁长安闸等，均设官管理。古代江南运河路线，自嘉兴至崇德崇福经海宁长安到临平镇，然后走上塘河，元末才形成现行走余杭塘栖的走向。
大运河对便捷交通、扩大运输带来千秋的利益，对境内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发展农业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曾经赞扬江南运河说:“平河六百里，沃壤两三州。”
唐初，盐官县一带兴建捍海塘，“有捍海塘，堤长百二十四里，开元元年(713)重筑”[6]，这段海塘古人谓:“起杭州盐官，至吴淞江”，是第一条有明确修建年代记载的杭州湾北岸海塘。大运河的开通和海塘的兴修，为本地整治水系，开发水利，建设塘浦圩田提供了基础。
【唐中期后大规模进行水土开发】
唐代在“安史之乱”后，北方战乱频仍，藩镇割据，经济凋敝。官府为解决紧迫的军需民食困难，乃号召各地屯田。广德年间(763—764)，朝廷命全国各道“择封内闲田荒壤，人所不耕者，为之屯”，大历三年至六年(768—771)，李栖筠任浙西团练观察使、御史中丞、苏州刺史，见嘉兴一带未开发的土地很多，“嘉禾之田，际海茫茫”，遂委任大理评事朱自勉，赴嘉兴主持屯田。数年之中取得丰硕的成绩，农田面积大量扩大，水利广泛开发，从此嘉兴成为全国知名的农业区。约在大历十年(775)前后，文人李翰作文记载:当时浙西设有三屯，以嘉兴屯规模最大，“嘉禾土田二十七屯，广轮曲折千有余里”，经过数年开发垦植，取得粮食大丰收，“岁登亿计”，“元年冬收入若干斛，数与浙西六州租税埒。”这些粮食大部通过漕运上缴朝廷，“方舟而上，馈我师旅”，“达于京师”，接济了朝廷的粮食需要。李翰写下了千古知名的论断:“扬州在九州之地最广，全吴在扬州之域最大，嘉禾在全吴之址最腴，故嘉禾一穰，江淮为之康，嘉禾一歉，江淮为之俭”。[7]
广德大历年间的这次屯垦，“划封疆属于海”，其范围不仅包括今平湖、嘉善，而且也包括今松江、金山、奉贤沿海地区和吴江的低洼沼泽区，包含海退后大陆前进新淤涨的土地和过去被淹没的土地，估计有上百万亩。屯田采用军事管理办法，各屯设都知总负责，系统严密(“田有官、官有徒、野有夫、夫有任”)、体制统一(“都知有治，即邑为之官府”)、管理严格(“有诛赏之政驭其众，有教合之法颁于时”)、政策得宜(“征宽税薄”)。朱自勉等官员带领屯众冒严寒酷暑，“野炊露宿”“簟食瓢浆”，迅速获得成效。屯垦以开垦荒地，扩大种植为目的(“取彼榛荒，划为封疆，芟以殄草，剔以除木”)，而以开发水利为实现广种丰收的主要方法。“亩距于沟，沟达于川”“浩浩其流，乃与湖连”，引小港水达江河，引江河连湖海，构成通畅的水系，“旱则溉之，水则泄焉”。另外还把发展水利与水陆交通结合起来。河塘筑堤，“上则有途”，河中通航，“下则有船”。这些水利建设不仅保证了当时的丰收，也为后代进一步全面建设塘浦圩田体系打下基础。嘉兴屯的屯所旧志说在县东十八里，有高丰屯之称，今郊区七星乡有高丰村，旧志有高丰庙，当是屯所旧址。城区南堰、徐王村两地旧有高丰庙，变称为皋峰庙，其渊源均与纪念唐代屯田有关。李翰文中说:屯田时“有白雀集于高丰屯凛，盖大穰(丰收)之征也”，后人在屯区建雀母庙，演变至现代其地仍有庙，地名演称为雀墓桥，今为东栅镇雀墓桥村。
唐广德大历期间，嘉兴屯田开发水土揭开序幕后，至五代时嘉兴农业开发一直赓续进行。唐代名臣李德裕于长庆二年(822)至开成元年(836)期间，曾三度出任浙西观察使，对太湖流域的农业发展作出贡献。唐长庆(821—824)时，海盐令李谔开古泾三百一所、创长丰闸二。清《海盐图经》载:“古泾三百一，广可通舟。此则余邑水利之始;而西境田土於今独为上腴……”。著名文学家白居易、刘禹锡分别在宝历年间(825—826)，太和五年至八年(831—834)先后任苏州刺史。嘉兴于太和七年(833)开汉塘(今平湖塘)，引天目苕溪水达平湖，分数脉以达华亭，适在刘禹锡任内。汉塘的开通和平湖境内水道的开发和东引，为华亭(金山、松江、奉贤)盐碱地的灌溉;提供了水源。今三店塘，唐代前原为城郊的东瓜湖，唐中期开为东瓜湖塘(东郭湖塘)，东流至今嘉善北入芦墟塘至淀、泖。海宁县唐代自长安引运河及杭州来水，至盐官，经清水塘入于海，这些河流的开通，使当地水利排灌更加发达。
唐中期后，嘉兴的骨干河流逐步形成，山区和沿海水源不多地区，也广设堰、闸、坝、笕，旱则利用蓄水或引水灌溉，涝则排水或蓄洪以减缓洪水。
【唐代中后期嘉兴渐形发达】
嘉兴、海盐两县于唐天宝十年(751)，各析一部分辖区，与娄县的一部另置华亭县，嘉兴县辖境虽缩小，地位却得到提升。唐制:县分七等，嘉兴县于大历年间升为第三等的望县，进入全国县份前百名之列。当时嘉兴县治已很热闹，唐人传奇小说有《嘉兴绳技》一篇，描写嘉兴县衙前杂技表演出神入化的技巧，事虽无稽，却反映出当时市井兴盛的情景。唐代嘉兴盐业发达，乾元年间(758—760)朝廷在嘉兴设嘉兴监，总管盐务，当时“淮海闽洛”设十监，嘉兴监居首。贞元十七年(801)时，盐课从早先的年收入百万钱增加到300万钱。嘉兴当时还与江都、洪州、金陵等地一起，是全国的造船中心之一。嘉兴的手工业纺织品大批生产，远销外地。长庆年间(821—824)，诗人元稹作《送友人游岭南诗》寄示白居易，记述广州风情，其中提到“语儿巾”在广州销售。诗注说:“南方海路稍通，其中商肆多榜云，此有语儿巾子”。语儿巾，即是产自语儿的巾帕，是丝织品。它能大批运抵广州，商店张贴广告兜销，不但说明唐代嘉兴、海盐两县商路已开拓至边远，也证实唐代境内农村副业和家庭手工业的丝织生产已很发达。海盐澈浦于开元五年(717)经朝廷批准设镇，嘉兴青龙也置镇。当时镇虽是军事建置，但地处海口，不能不涉及对外贸易。青龙镇后来发展成繁荣的外贸港口，澉浦一带也留下唐代与外国经济文化交往的痕迹，中世纪阿拉伯人的著作中曾提到，黄巢起义破广州后，中国对外贸易港口曾移至KANFOW，后代学者认为，其地是澉浦。澉浦彼时之多外人亦非不可能之事[8]。《至元嘉禾志》载:北宋元祐八年于芦沥浦地下出土古尼寺碑。此摩·尼教古碑当是北宋五代前外国人在海盐沿海立寺的遗存。唐代嘉兴名人辈出，陆贽是我国历史上的名相，他公忠辅国，赤心为民，辅佐唐德宗力挽危局，受奸臣陷害，贬死异乡，其经国之言，保留在文集中至今流传。诗人顾况、邱为等诗作都享有盛名。著名诗人、政治改革家刘禹锡生于嘉兴，少年在此长大。他在《送裴处士应制举》诗中说:“忆得少年识君处，嘉禾驿后联墙住，垂钩钓得王余鱼，踏芳共登苏小墓”，可知其少年住所正在今嘉兴城中洲东湾后。唐文德元年(888)吴越制置使阮结筑嘉兴大城，城围12里，是时嘉兴已是浙北重镇。
唐末五代初嘉兴发生几次战乱。黄巢起义军于广明元年(880)入浙围攻杭州时，钱(镠)率兵阻击，巢军曾至盐官、海盐。南宋常棠《澉水志》载:海盐有“在六里堰左黄巢巷，夹道阴翳，故老云是黄巢聚兵处”。“茶磨山，山下有港，港外周回有城堑，旧传唐末黄巢伏兵处”。唐乾宁二年(895)十月，原杭州刺史董昌称帝越州，使湖州将徐淑会吴国(淮南)军共围嘉兴。嘉兴都将曹圭环城固守。乾宁四年(897)，钱(镠)派军由海路援嘉兴，嘉兴围解。后梁开平三年(909)三月，吴(淮南)军焚烧义和(今桐乡境)等镇。钱(镠)派兵进击。
【五代时吴越国进一步治水营田】
后梁龙德三年(923)钱(镠)为吴越国王后，其基本国策是保境安民。为保持较长时间的稳定和休养生息，钱氏十分重视太湖地区的治水营田事业。吴越国设“都水营田使”统一负责治水治田工作，下统四部“撩浅军”八九千人，形成一支农田水利专业队伍。吴越的农田水利建设，在唐代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完善，把整个太湖流域，也把嘉兴的塘浦圩田制度发展到非常先进的地步，使后世深受其益。
1．修筑海塘，疏通入海干流。吴越以前钱塘江两岸的海塘，是柴塘或土塘，难挡海潮的常年冲击，不能持久。吴越时创造“石囤木桩法”，编竹为笼，置石其中积叠为堤，再于外打木桩维护，抗潮力增强。钱(镠)于开平四年(910)八月，在杭州通江门、候潮门外筑塘。据清《诚应武肃王集》称，工程曾延伸至今海宁十八堡一带，世称“钱氏石塘”。吴越又使用撩浅军专门从事疏浚和整治吴淞江及淀泖等河湖及出海干道，保持河道畅通排水入海。
2．开塘浚浦，构成周密贯通的水系。吴越分区实施塘浦工程，在嘉兴以至整个太湖东南部，每隔五里至七里设一纵浦，又隔五里至七里设一横塘。开纵浦以通江，挖横塘以分水势。“沿塘有泾，通于支港，塘以行水，泾以均水，塍以御水，坞以储水”。塘浦港泾纵横成网，“旱则运水种田，涝则引水出田”，旱涝均能保收。又在各河的重要地段及沿江海高地筑堰作坝，设立斗门，调节水流，仅海盐一县，据北宋时郏(颤)所记，就有堰坝100余处，蓄泄兼施，分级控制，做到低田常无水患，高田常无旱灾，经常获得丰收。
3．兴修圩田，扩大种植。在河塘两岸修堤，在堤内分区造田，隔以圩岸，以一圩为种植排灌单位。圩岸内以围田，外以隔水。野外为浜、泾、塘、浦，圩圩环水，水水相通，高低相承，不唯排灌得宜，兼得运输之便。这是向自然斗争的重要创造，也是我国农业史上的一大进步。正如明代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所评价“钱氏有国，田连阡陌，位位相承，悉为高腴之产”。在嘉兴一带圩田相传千年，一直是基本耕作单位，后世且成为地名和行政区域名称。据民国23年(1934)统计，嘉兴县计有773个圩，嘉善县有823个圩。
吴越国发展农田水利建设，比较有效地抗御了水旱灾害，发展了唐代嘉兴营田的成就，促进了农业的大发展。在吴越钱氏统治的86年期间，此地岁多丰稔，库存充盈，谷价平稳，斗米十余钱。
唐、五代时期，境内进行了大规模的治水营田工程，基本上建成了较完善的塘浦圩田体系，把泥涂沼泽改造成棋盘式的沃壤良田，不仅使本地成为全国知名的粮桑产地，也奠定了太湖地区农业在全国的地位，向国家和民族贡献了大量的衣食之源，千千万万治水营田的军民，用血汗创造了伟大的业绩。
【建秀州，成为吴越国重镇】
吴越国建立后，十分重视嘉兴的地位。建国的第二年，即后唐同光二年(924)，钱谬在嘉兴县设立开元府，辖嘉兴、华亭、海盐三县。开元之名，显然有庆祝吴越开国之意，当时吴越国与中原后唐王朝断绝关系，此事未报后唐的批准。后因与后唐政府修好，乃于后唐长兴三年(932)罢开元府建置。此前于后梁开平三年(909)，嘉兴县北境已分出一部合吴县一部，另置吴江县。
后晋天福五年(940)三月，吴越国经后晋朝廷批准，于嘉兴县置秀州，为吴越国十三州之一，这是嘉兴正式设置州府级行政机构之始。吴越国王钱弘俶曾先后任命其从子钱昱、钱郁担任秀州刺史。
吴越秀州辖嘉兴、海盐、华亭、崇德四县。崇德县是在后晋天福三年(938)分嘉兴县西境义和市等地建立的，反映了当时嘉兴西境，即今桐乡县境已有较高程度的发展。
吴越时代，嘉兴的农业蚕丝业继续发展。国内外贸易也相应展开。设博易务，通南北贸易。又与日本、高丽、契丹通商。当时，嘉兴人蒋承勋几次赴日本。清泰二年(935)蒋承勋赴日本勤见日本朱雀天皇向其献羊，次年7月蒋承勋又作为吴越国正式使节赴日。吴越国王钱弘(俶)在后周门顷三年(953)，又遣蒋承勋等致书于日本国右大臣藤原师辅，并赠锦绮、珍宝等，藤原师辅回书，由蒋承勋带回。嘉兴县辖的青龙镇是吴越海上交通的一处重要港口。嘉兴的城市规模进一步拓展。名胜古迹烟雨楼、铜官塔等皆建于吴越时。
两宋
【北宋时嘉兴继续兴旺】
北宋(960—1127)时期，嘉兴持续发展。
在农业生产方面，宋真宗时从越南引进占城稻，嘉兴各地都推广种植，占城稻早熟、耐旱，有的地方一年可种两熟。据记载，当时境内的水稻品种已有几十个。由于嘉兴继续保持其全国农业基地的地位，故宋徽宗在政和七年(1117)，赐秀州郡名为嘉禾。与此同时，桑麻等经济作物广泛种植，养蚕和丝织也很发达。“秀州绫”成为贡品，嘉兴又产锦，后人有诗称赞说:“宋锦由来出秀州”。
随着粮食增多，酿酒业兴起，州县城内都设酒务，并许人民自酿，征收岁课。熙宁十年(1077)，秀州已有秀州城，华亭、海盐、崇德三县，青龙、上海、广成(陈)、魏塘、石门、洲钱(泉)等十七处酒务，岁收酒税11万余贯，属两浙各州之首。嘉兴的月波酒、清若空等名酒，名闻四方。北宋时，嘉兴沈珪善制墨，品质优良，得到当时和后代盛誉。杭秀间有曹用笔，见称于世。
秀州的对外贸易继续发展，嘉兴青龙港是当时长江下游最大的外贸港口，与沿海各口岸及日本、新罗、阿拉伯地区通商，贸易兴盛，商舶云集。由于北方辽金相继强盛，朝鲜与中国的交往多依赖于明州(宁波)及青龙港两口岸。高丽(朝鲜)臣赴我国汗京，秀州乃必经之地。传说北门外的“丽桥”即是高丽使臣出资建造。
北宋的嘉兴城已经是一个布局有序的美丽水城。城中大市上官街(集街)，市肆荟萃，为贸易闹市。清代出土的北宋政和三年(1113)古砖铭文上称，当时这条大街上“人丰翕集，市井骈阗”，足见当时市街之繁荣。
嘉兴城内东北部有天星湖，湖周水木清华，花柳缭绕，多巨室大宅，是风光优美的住宅区。西北部有月波楼，月波楼下的金鱼池是中国金鱼最早的产地和饲养地，与天庆观等多处古迹均为人们游赏登临之处。城中部子城内是秀州衙署，城墙上和垣内有许多楼台建筑。北宋著名文人毛谤和张先在嘉兴任职，毛滂曾作《月波楼记》，为人赞赏;张先在府衙作词《天仙子》，其中名句:“云破月来花弄影”，传诵至今。城外佛寺遍布，城南的真如寺和真如塔即建于是时，著名政治家司马光为之写记。城外西南郊的西南湖，即风光绮丽的鸳鸯湖，是名胜之区。大文学家苏轼曾游其地有诗:“鸳鸯湖上月如水，夜半孤舟鸳鸯起……”。湖南的放鹤洲，在唐代即已著名，北宋末著名词人朱敦儒自洛阳流亡居此。再远处大运河边今高照、八字两乡交界处有著名的本觉寺，既是有名的寺庙，也是交通干线上的游览地。宋熙宁时，苏轼曾三次来寺访问其同乡僧人文长老，第三次来时，文长老已逝世，苏留下了“三过堂前老病死，一刹那间去来今”的名句。后人在其地建“三过堂”，纪念苏轼和文长老的友谊。
【南宋时嘉兴为都城外围重镇】
北宋时，秀州为上等州，称秀州军事。宋室南渡后，宋高宗赵构于建炎四年(1130)，定都临安，嘉兴成为畿辅之地，地处要冲，尤显重要。故驻有重兵，有禁军、厢军两部分，禁军为中央军，厢军为州兵。厢军有一指挥(单位名)兵员近千人，禁军若干人。各县水陆要冲设巡检司。
绍兴二年(1132)五月，宋宗室赵子偁之子伯琮被宋高宗立为嗣。赵子偁是宋太祖赵匡胤少子赵德芳的后裔，建炎元年(1127)，任嘉兴县丞时，生子伯琮于官舍。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赵伯琮接帝位，并改名为赵眘，即宋孝宗。这样，嘉兴就成为“龙兴之地”。因此，宋孝宗的孙子宋宁宗于庆元元年(1195)将秀州升为嘉兴府，继续管辖嘉兴、华亭、崇德、海盐四县。嘉定元年(1208)，又升嘉兴府为嘉兴军节度，知府职衔为知嘉兴军府事，节制澉浦金山水军。澉浦水军建置于开禧元年(1205)，称殿前澉浦水军，额1500人，在澉浦、乍浦设统制。体制的升格，对嘉兴的发展起了有利的作用。
宋室南渡时，北方南移人口大量增加，嘉兴为富庶之区，容纳的南渡人口更多，其中不乏官宦之家和世家大族，如在平湖和崇德的宋宗室赵氏，嘉兴的岳飞后裔和项氏，濮院的濮氏等。(www.xing528.com)
南宋在江南的偏安局面获得稳定后，嘉兴城市十分繁荣。嘉兴城内外有很多街坊，据《至元嘉禾志》记载，宋末元初，嘉兴街坊有七十余，桥梁有七八十座。其街巷、桥梁名称中的一部分，是以行业命名的，如醋坊、鱼行、丝行、米棚、猪儿、船厂、孩儿等，从街巷名称中还可知道城内已有混堂(浴室)、瓦子(戏馆)等设施。南门外西起米棚下，东至南湖边，一直延伸到南堰，是绵亘数里的商业区，“人烟稠密，灯火万家”。运河里南来北往的船只络绎不绝。城市中手工业品繁多，除丝绸以外，漆器、金银器皿都精美绝伦。宋祝穆《方舆胜览》说:嘉兴的“百工众技与苏杭等”。当时嘉兴的造船业已有相当规模，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二月，昭令保管好秀州造船的钱物(见《宋会要》)。南湖周边，多豪门大家的园林别墅，其中宋尚书潘师旦园会景亭，有十余胜景。赵孟坚作有《会景亭记》。烟雨楼在湖滨高氏园中，成为园中的一组建筑。
嘉兴属县的治所华亭、崇德、武原成为繁荣的县邑。新城(塍)、新丰、乌镇、永乐(濮院)、广陈、魏塘、澉浦、白牛(枫泾)、陶庄等镇开始出现并日益繁荣，新城(塍)、新丰的得名，明显具有新开发的色彩。
为发展海外贸易，建炎四年(1130)，秀州市舶务驻青龙镇。绍兴二年(1132)两浙市舶司自杭州移至华亭，设分司于青龙镇。淳祐六年(1246)，在澉浦设市舶官。十年，置澉浦市舶场。广陈则早在天圣元年(1023)，置广陈榷场，管理贸易。当时，各港口外舶云集，贸易繁盛。
南宋时，嘉兴人文蔚起。岳飞之孙岳珂曾知嘉兴府，著《金陀粹编》，为岳飞辩冤，岳亦是著名藏书家。宗室赵孟坚(子固)为著名画家，品格高洁。常棠隐居澉浦，纂《澈水志》，简洁有法，为镇志之滥觞。
元
宋德祐元年(1275)十一月，元军统帅、丞相伯颜分军为三取临安。
次年正月，中路伯颜军由平江(苏州)至嘉兴，宋军降。随即兵进长安镇，抵皋亭，攻入临安。元兵过皂林，暴掠。同月，左路董文炳军自江阴循海至乍浦、海盐、澉浦，宋军俱降。盐官不下，将佐请屠城，董文炳不准轻杀，遣人入城招降。当年元朝在浙江建立统治。
元升嘉兴府为嘉兴路，辖嘉兴、华亭、崇德、海盐四县，路城中置兵马司，管理城区事务，至元十四年(1277)华亭县改为华亭府，次年改为松江府，仍辖于嘉兴路。至元二十七年(1290)松江府脱离嘉兴路管辖，同时华亭县分置上海县。崇德、海盐均于元贞元年(1295)改为州。
元朝在江南歧视、压迫汉人南人，进行残暴统治。在嘉兴，蒙古贵族、官吏侵占田地，建立庄园，掠夺财富，对经济的发展起了阻碍作用。崇德全县的田地划归宫廷收租税使用。浙江行省丞相也先卜花掠占嘉兴近郊今塘汇、嘉北等乡土地建立庄园，卜花后讹称为百花，今塘汇乡百花庄、嘉北百花村等地均是当时也先卜花庄园所在。嘉兴子城内原有百花公主点将台，也是来自也先卜花氏族的传说。在另一方面，由于蒙元帝国幅员广阔，民族间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大大增加，加之战乱停息，人民负担相对稳定，社会还是有所发展的。元朝政府统治稳固后，奖励农桑，颁发《农桑辑要》，要州县执行，又组织治水，设浙西都水营田司，以嘉兴为指挥中心，屡次征集民工治理吴湘江流域，水患有所缓和。元代嘉兴航海和外贸发达。澉浦于至元十四年(1277)设市舶司，与上海、庆元一起成为对外通商大港，“招集海商，蕃舶皆聚”。澉浦杨氏家族世代从事外贸，杨梓曾远航波斯湾和忽鲁模思等地。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元代时曾至澉浦，在其游记中说:“这里是一个优良的港湾，所以从印度来的货舱，经常都在这里停舶”。至元十九年(1283)十二月，开创漕粮海运，至大四年(1311)，嘉兴、松江秋粮全部实行海运。自嘉兴出海的粮船连樯接舻。是时江浙发运大都(北京)漕粮三百万石，漕舟不足，因“澉浦杨家等有舟，且深知漕事，乃以杨氏等为海道运粮都漕万户”。至正十九年(1359)至二十三年，元朝灭亡臣，从海路至澉浦，向张士诚、方国珍索粮督运，粮食集中于石墩(今海宁黄湾)由澉浦抢运出口至渤海湾，四年中共枪运四十八万石。到至正二十四年(1364)张士诚自立为吴王，拒不接济，大都缺粮，元顺帝遂弃京城出走漠北。
元代嘉兴贸易，特别是丝绸贸易走向全国市场，大德年间(1297年起)，濮鉴在濮院镇内永乐市开设四大牙行，收买丝绸，转卖南北各地，嘉兴、崇德、海宁境内丝绸贸易兴盛。外贸的发达也促进国内贸易，吴兴的商贩有到沿海“贩卖舶货”者。元代嘉兴的手工艺品达到很高的制作和艺术水平，西塘张成、杨茂两家的雕漆器，魏塘朱华玉(碧山)的银槎杯，精美绝伦，巧夺天工，遗存至今的数件，都已列为国宝。海盐杨梓继南宋张钱之后创成戏曲海盐腔，成为一个新曲种，为昆山腔(昆曲)的前身。元代嘉兴画家吴镇，所画山水梅竹，开千古宗风，被认为我国古代杰出画家。盛懋等亦为著名画家。元代嘉兴雕板印书兴盛，少数保存至今，成为国家善本。
明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明朝建立后，定都南京(金陵)，嘉兴仍称府，初时与湖州、松江、苏州、常州等府均直隶于应天府(南京)。洪武九年(1376)，全国建十三行省，湖州、嘉兴两府改隶浙江承宣布政使司，从此嘉兴府及辖县，属于浙江省管辖。明宣宗宣德五年(1430)，因政务繁重，嘉兴府所辖三县划为七县，即嘉兴县另分置秀水和嘉善两县;海盐县分置平湖县，祟德县分置桐乡县，从此一府七县的行政区划沿续至清末。海宁自隋唐以后一直属杭州。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实行一系列促进生产发展的政策，如保护小农私有制，令农民归耕，承认已被农民耕垦或即将开垦的土地归农民私有，鼓励农民垦荒;通过法令放松佃农对地主的人身隶属关系，佃农有较多自由，手工业工人地位也有所改善;提倡种植农业经济作物，鼓励种植桑麻棉;推行有利于工商业的措施，裁撤了全国的税课司局。这些都有利于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在杭嘉湖苏松地区朱元璋还严厉打击豪强地主，嘉兴被抄没家产分散流放的有黄旭、史有为(一说为松江人)、濮院淄氏、石门卜氏等豪富。平湖还有富户三家被勒令迁往京师。据说当时濮院濮氏有72支，朱元璋在嘉兴郡城见濮氏嫁女至角里街汤家过于奢侈;又因朱元璋所部进攻张士诚婿潘绍元部时，濮氏曾助张军粮食十万斛，因而将濮氏全族分散流徒28处，远至云南、福建(后于永乐时允许复归故土)。实际上这些豪富大都已形成地方势力，盘根错节“武断乡曲，欺凌小民”，朱元璋予以打击，不仅为了铲除反对势力，巩固集权统治，对于防止土地兼并，缓和社会矛盾也是有利的。
明初，朝廷重视水患治理，永乐元年(1403)浙西大水，工部尚书夏元吉来江南筹措根治，夏元吉相度地宜，采取“掣淞入浏”、“掣淞入浦”的方案，将下游已淤塞无法治理的吴淞江上游引入浏河，从太仓出海;并将一部分水引入大黄浦北流入海(后全从黄浦江入海)，役工十余万，亲自奔走田野，“夏不张盖”，指导施工，终于完成工程，使杭嘉湖及太湖水流顺畅入海，消除了大面积积涝，在相当程度上缓和了太湖地区的水患。夏氏在嘉善西塘设置测量水位的石标，名“忧欢石”，含义是以水位正常为欢，以水位上涨为忧，是水文测量的具有历史价值的设施。
明中期广泛使用银两，白银作为货币可以纳田赋，交地租，免差役，大大刺激了商品性农产品和副业、手工业的发展。明中期农业种植面积扩大，粮食总产量增加，单位产量也有所提高，桐乡等地亩产水稻高者可达七八百斤，经济作物特别是棉、桑、麻大为扩大，手工业、商业也大有扩展。
【商品经济发展、市镇兴盛】
由于明朝廷对种植棉桑麻等农业经济作物的提倡和对商业、手工业的政策宽松，也由于白银作为货币广泛使用，人们通过商品交换寻求银两的刺激，更由于粮赋地租负担沉重，小农找寻生活来源，还由于嘉兴府境处于沿海和运河沿岸，区位优越，商路畅通，因而明代特别是明中期以后，嘉兴农村商品经济有很大发展，桑、棉、麻、烟草等广泛种植，以棉纺织和丝织为重点的农家副业和手工业空前发达，商业随之兴盛，带动了许多市镇的兴起，嘉兴府也赢得了“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美誉。
在明初，邻区的松江府二百余万亩土地，有上百万亩植棉，松江布名闻遐迩。在其影响下，嘉属东部已经广植棉花，家庭棉纺织业兴盛。海盐等地以棉花“纺之为纱，织之为布者，家户习为恒业……纺者日得纱一二十两，织者日成一匹……田家收获输官、偿债外，卒岁室庐已空，其衣食全赖此”。[9]嘉兴、平湖“产苎布、麻布、棉布、黄草布”。[10]“棉花可纺织而成布，籽可榨油”[11]，为“又一大利”。[12]新仓“饶花布，出纳颇盛”。[13]嘉兴新丰镇，明清时“专聚棉花及布，而商来贩之”。[14]嘉善县更是纱布产地，有“买不完的松江布，收不尽的魏塘纱”[15]之谣。明代境内的蚕丝业空前发达，成为全国丝绸业的重点地区。农村“蚕务最重”。[16]崇德、桐乡一带“桑林稼陇，四望无际”，“民以蚕桑为恒业”。[17]“语溪塘上下地必植桑，富者等侯封”。[18]明王穉登《客越志》说，嘉兴、桐乡一带“地饶桑田蚕丝成市”。蚕桑发达带来了丝织发展。元初嘉兴丝帛有“丝、绵、绢、绫、罗、纱、水锦、克纱、绸、(烯)、绮、绣、绍”[19]13种，而明正德年间，绸已有绵绸、水绸、纺绸之分，续有花续、素绫、画绫之分，绢有花、素、画绢及帐绢、箩底绢等品类。万历时，猴院镇把原来的土机改为纱绸机，出品尤为精美，濮绸之名，遂著名远近。
明代，嘉兴各地丝绸贸易兴盛。濮院镇，明万历十九年(1591)前后“日出锦帛千计，远方大贾携橐群至，众庶熙攘”[20]，“镇上空前繁荣”，“肆廛栉比，华厦鳞次，机杼声轧轧相闻”[21]，“机杼之利，日生万金”[22]。崇德县各镇明万历时“四方大贾岁以五月来贸丝，积金如山丘”。[23]王江径镇，明代“多织绸，收绸缟之利”，谈迁在《北游录》中称它“衣被天下”。境内在明后期，烟叶、络麻以及西瓜、甘蔗、靛草、生姜、乌柏等已广泛种植。烟叶始植于明嘉靖时，“至祟帧末，嘉兴遍处栽种”[24]。砖瓦生产始于万历时，“民多业陶，……联络三吴，贸迁弗绝”。境内的铁器、银器、铜锡器、竹器和线香也大量出产，行销各地，嘉兴洪姓所制漆器、张鸣歧所制铜炉、黄元吉所制锡壶，明代称为三绝，是优秀的工艺品。榨油业和油料油脂贸易，境内已形成很大的规模。
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市镇的涌现和发展。元代，境内市镇10余个，至明后期境内市镇已发展到40余个。作为城乡经济联系的桥梁和商品的集散地，这些集镇日趋兴盛，多数繁荣程度不亚于北方某些州县。嘉兴、秀水的濮院、新塍、王店、王江泾，嘉善的魏塘、西塘、枫泾、陶庄、王带，平湖的乍浦、新仓、新埭、广陈，海盐的武原、澉浦、沈荡，桐乡崇德的青(乌)镇、石门、屠甸，海宁的长安、硖石、郭店等主要市镇星罗棋布，如灿烂明珠点缀于水乡大地上。
【中后期府城的繁荣】
作为一府二县驻地的嘉兴城，在明代更是十分繁荣如日中天。据当时城内纳税户数推算，全城人口至少已有四万多。而城外南门至东门百业杂陈，市肆繁盛，东门外自嘉靖时重建南湖烟雨楼以后，商业更为繁荣。东门甪里街“竞为侈丽，列肆者，通江淮巨贾”。城外西南部鸳鸯湖周围以及南堰、甪里街等处，巨家大宅，华厦接比，私家宅园有数十家之多。明万历时，濮院有一位“董氏醇伯子”作《游槜李记》，其中叙说他游屠氏远市园(即今东大营)所见:“纵观屠氏远市园，园中广可数十亩。花木杂莳，……顾盼不暇，其间亭榭台馆，棋置星布。有兰溪草堂、怡旷堂、荷花馆、观梅阁、疑坊、香玉，点缀风景，各臻其妙。其最佳处则中流一水，回环曲折，环碧绕绿。放舟循堤，则两岸桃李红白深浅，交相辉映，忽焉双鹤戛然长鸣，一声一和响彻林木……”。明万历时，朱茂时在鸳鸯洲畔建园林放鹤洲，占地百亩，园内有堂亭溪流，冈峦花树，极具田园风光，为一时名园。著名画家李日华、徐宏泽、项圣谟、王时敏等人为之作放鹤洲图，今唯项圣谟图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列为国宝。其他如沈氏“南陔草堂”、高氏“南园”、朱氏“绿雨庄”，亦皆为名园。
当时城内外多名胜古迹，七塔八寺，游人不绝，“烟雨楼前画船歌鼓日夜不绝”[25]，城中元宵灯会，节日“水嬉”更是热闹非常。春天，人们到远郊曹王庙赶庙会，买泥孩儿、蚕猫，称为“游曹王”，“士女相接于道，不远数百里而来”。
明代嘉兴人才辈出，文风鼎盛。项忠曾任兵部尚书，捍卫边疆有功。朱国祚曾任宰相，为万历朝元老。嘉善魏大中不畏强暴，反对宦官魏忠贤被害，都是一代忠良。项元汴筑天籁阁收藏古代法书名画金石器物，成为古代国内最著名的收藏家之一。李日华精研画理，其书画著作受现代研究者推崇。著名画家项圣谟，画作创新，有民族气节，画品人品都很高尚。张垣是古代杰出造园家，国内诸多著名园林均是他所设计和建造。明代嘉兴刻书藏书家很多，项笃寿的万卷堂，是其中著名的一家，所刻书存于世的已成珍品。罗马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的著作《友论》，明末(1629年前后)首次翻译刻印于嘉兴。
清
【康熙、雍正时的赋税改革和整顿】
清朝在江南建立统治后，宣布仍用明代的一条鞭法征派赋役，并于顺治二年(1645)，将嘉兴等府的白粮民运改为军运，又于六年将漕粮的军民交兑，改为官收官兑，这两项措施使嘉属农民的痛苦有所减轻。清政府还宣布免除一切杂派和明代的“辽饷”等三饷。但由于顺治年间和康熙初年军需烦繁，嘉兴地处用兵要冲，因而官府依然横征暴敛，杂派层出，兑漕、力役任务既重，流弊更深，“无日不追呼，无时不敲扑”[26]。顺治十六年三月，浙江巡按、监察御史牟某，所出的力革十大弊告示中也说:“尔浙奸蠹积弊，祸国殃民，十余年来牢不可破”[27]，“各属积习相同，大约嘉禾为最”[28]，“贪官污吏，不恤民瘼，不尊宪令……血比见年(拷打轮值收催赋役的农户)、签点民解(派农民解送粮赋)、滥派工食、酷勒公费及外贴、对支(额外征派)、科赃藐法……瞒天作虚，流毒万姓”[29]，当年赋役黑暗可见一斑。
清朝统治者看到赋役混乱对长久统治不利，遂逐步大力进行改革。
康熙五十一年(1712)朝廷宣布:以上年全国银丁额为准，以后添丁(人口增加)不再多征，称为“圣世滋丁，永不加赋”。雍正即位后，励精图治，发展了康熙的政策，于元年(1723)七月，排除干扰和反对，向全国发布诏令，实行“摊丁入亩”，即将“丁银摊入地亩”丁随地起，一切赋役按地亩计算，摊入的丁银称“地丁银”。“摊丁入亩”实际上废除了人头税，无地或少地的民众免除和减轻了人口税，纳丁银的人也不再服徭役，封建国家对人身的束缚减弱了，有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与此同时雍正在田赋征收上，针对积弊，也提出“火耗归公”，耗羡纳入正税等措施，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在嘉兴，田赋改革于雍正五年即责成省县充分讨论，九年立碑公布一系列举措:(1)废除粮长、“现年”、“户首”等代办粮赋的农户，及“里书”、“管图”等中间作弊的吏员，由政府直接征收;(2)编立“顺庄”征收办法，使田亩、粮户、赋册一致，依次征收，杜绝“飞过海”、“瓜分”、“诡寄”等逃避负担的现象，外县人田地(称寄庄)由佃户就地代为完粮;(3)改善田地产权转移过户办法，凡典卖产业要立即过户，严格推收，舞弊者处死;(4)严禁一切征收人员勒索，革除一切银米需索及酒饭船钱歇宿费用等陋规，违犯者处死;(5)永定由单之法(严格实行征粮通知书)，开征前须向农户颁发按田亩税则算出的有纳税额的“易知由单”，无由单不交税，不许浮加暗派任务，索要单费或扣单不发;(6)革除重耗之弊。征粮火耗(原指零银铸块时的耗蚀补偿，后成为正赋外的附加)，嘉兴、桐乡两县每两正赋各6分，秀水、嘉善、石门、平湖各5分，海盐7分，并入正税征收。“敢有多索厘毫告发处死”。这些办法，当时确曾雷厉风行，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不仅使田赋征收的弊端受到抑制，农民负担有所减轻，最主要的是国家财税收入增加，为乾隆初期国家的兴盛创造了条件。
清初诸帝也比较注意人民疾苦。雍正五年(1327)十月下旨将嘉兴府额征银472900余两减免十分之一，“永著为例”。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临时减免嘉兴府税银或给以贩济有60余次，临时豁免漕粮一年有4次，唯漕粮总额概不在减免之列，漕运负役始终沉重。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大修海塘】
明末清初，杭州湾沿岸海塘年久失修，坍塌溃坏，险象丛生。境内潮患以海宁沿江为烈，“江水海潮尽归北岸”，猛烈冲击，土柴塘面临全线崩决危险。清廷极为重视浙西塘工，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把修塘列为国策，不惜投入巨额资金，调集大批人力物力，派遣元老重臣实地主办和督工，在杭州湾北岸，主要是海宁境内大规模兴修海塘。为了加强抗潮能力，康熙末年浙江巡抚朱轼总结明代经验，在境内老盐仓险工地段，试修鱼鳞大石塘。雍正时期，潮灾猖獗，十一年(1733)雍正派内大臣海望、闽浙总督李卫实地考察后，作出全面改建海宁沿岸柴塘为鱼鳞大石塘的决策，雍正帝昭示:“如工程永固可保民生，即费努千万不必惜”。十三年命两河总督曾筠总理塘工。十三年七至八月，雍正为海宁筑塘事四下诏旨，又命大学士朱轼为钦差大臣星夜兼程，驰往海宁，统筹指挥。至乾隆二年(1737)筑成海宁浦儿兜至尖山鱼鳞大石塘5900余丈。乾隆登基后执行前代国策，继续大兴塘工，至乾隆八年二月完成老盐仓一线鱼鳞大石塘，共6097丈，以后乾隆六至浙江，四到盐官，察看塘工，亲自指挥，经过一些曲折，于四十五年又决定将老盐仓最难改建的一段柴塘改为鱼鳞大石塘，命大学士阿桂、南河总督陈辉祖、工部侍郎杨魁等履勘督修，终于四十八年七月建成鱼鳞大石塘3940丈，至此沿江全面建成鱼鳞大石塘。此后，从江苏金山境起至仁和县(今杭州郊区)杭州湾北岸全线248里均建成色鳞大石塘。此外，在宁、平、盐还兴建了许多海塘工程。修建坚固耐久的鱼鳞大石塘代替土柴塘，是海塘建筑史上的一大进步，在世界防御海潮的建筑工程中也是值得称道的。它有效地保障了长江三角洲鱼米之乡的安全，对杭嘉湖苏松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乾隆时嘉兴进一步繁荣】
清代自康熙统一全国后，社会经济不断好转，社会比较安定。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手工业也得到新的发展。乾隆年间，杭嘉湖的丝绸业进入鼎盛时期，农村到处养蚕织绸，市镇贸易兴盛。嘉兴一带织绸的生产效率和工艺水平都有很大改进和提高。濮院一带丝绸日出万匹，产品远销琉球、蒙古，广州、山东、北京，各帮客户都在此设庄采购。当时，有诗云:“近来风气学苏州，热闹真如大马头，南北两京十三省，满装行李置花绸”。除老蚕丝产区外，又兴起一些新的产区，如嘉兴新塍镇北的大张圩(今属桃园乡)，这时也蚕丝生产贸易兴盛。《新溪掉歌》咏曰:“大张机即九张机，花样翻新作嫁衣，半夜橹声惊雁起，卖绸船自舜湖(指吴江盛泽)归”。
康熙二十三年(1684)解除海禁以后，乍浦被列为镇海关十五口岸之一。到乍浦通商贸易的境外商舶，远及日本、琉球、安南、暹罗、爪哇、吕宋、文郎、马神等国家和地区。康熙五十四年(1715)，日本颁布《正德新令》，实行信牌制度，使处于有利地理条件的上海、乍浦成了对日贸易的中心港，南京、宁波、厦门以及印尼、广南(南越)、东京(河内)等地船只纷纷从乍浦出航赴日本。“今国家既弛海禁，珠香象犀玳瑁之属，贾胡囊载而至。南关外灯火喧阗，几虞人满”。[30]乍浦港自康熙五十四年(1715)起，又是我国赴日采购铜材的主要进口港。据日本《唐船输出入品数量一览》载，乾隆六年(1741)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间乍浦进口的各种日本铜材达6677518．1公斤。在出口日本的商品中，有中国书画及笔墨纸张。第一部进入日本的《红楼梦》，就是乾隆五十八年(1793)十一月二十三日，由南京王开泰“寅二号船”从乍浦运至日本长崎的。当时乍浦的国内贸易也很兴盛，沿海福建、广东等省的木材、蔗糖、靛青、木炭等大宗产品也都以乍浦为集散地;各地商人纷纷在乍浦建立地区性或行业性的会馆、公所，至道光年间，此类馆所多达十余处，乍浦一镇建有天后宫五处，可见海运之发达。嘉兴城内市况也更加繁荣:“宏文馆前直街，自韭溪桥至西埏桥趁集者列肆市中，百物辐辏，喧哗杂杏，昼夜不绝”，“城隍庙趁集……百物俱集，茶坊酒家，至不能容膝”[31]。清代境内人文荟萃，文风鼎盛，朱彝尊、张履祥、查慎行、陈确、谈迁、陆陇其等成百上千名人学者，如灿烂群星，辉耀祖国历史长河。书画家也是多若星辰。蒲华、张熊、朱偁(梦庐)、朱熊(梦泉)、吴榖祥(秋农)、吴滔(伯滔)、沈曾植、王蘧常皆为不同时期海派书画的代表人物。几乎是撑起了海派书画的半壁江山。
【注释】
[1]《汉书·地理志》。
[2]《汉书·地理志》。
[3]《三国志·华覈传》对孙权的评述。
[4]《三国志·孙权传》。
[5]《晋书·王羲之传》。
[6]《新唐书·地理志》。
[7]详见李翰《苏州嘉兴屯田纪绩颂并序》(《全唐文》卷430)。
[8]《陈垣来往书信集》，第298页。
[9](明)天启《海盐图经》转引《涌幢小品》载。
[10](明)《弘治·嘉兴府志》载。
[11](明)《天启·平湖县志》。
[12](明)《天启·平湖县志》。
[13](明)《天启·平湖县志》。
[14]《古今图书集成》载。
[15](明)《万历·嘉善县志》。
[16](明)《万历·石门县志》。
[17](明)《弘治·嘉兴府志》。
[18](明)《万历·祟德县志》。
[19]《嘉禾志》载。
[20]李培《翔云观碑记》。
[21]李培《翔云观碑记》。
[22](明)濮龙锡《濮院志》。
[23]王穉登《客越志》。
[24]俞正燮《癸巳类稿》。
[25](明)张岱《陶庵梦忆》。
[26]嘉善无名氏所作《武塘野史》。
[27]嘉善无名氏所作《武塘野史》。
[28]嘉善无名氏所作《武塘野史》。
[29]嘉善无名氏所作《武塘野史》。
[30]乾隆二十二年(1757)《乍浦志》。
[31]引自《古禾杂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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