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0年6月8日，陀氏在莫斯科的普希金塑像揭幕典礼上发表演说，这是陀氏晚年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他的演说热情地阐述了普希金创作对俄罗斯文学、文化发展的重大意义，并主张西欧派与斯拉夫派的和解，在当时俄罗斯知识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陀氏于5月22日应邀赴莫斯科，准备参加将于5月25—26日举行的普希金塑像揭幕典礼，在旅途中才获知由于皇后去世，庆典可能延期。这样，陀氏在莫斯科逗留了半个来月，参加了6月6—8日举行的庆祝活动。陀氏抵达莫斯科后，《俄罗斯思想》杂志的出版者武·拉夫罗夫（1852—1912）、哲学家尼古拉·阿克萨科夫（1848—1909）等人于5月25日设午宴欢迎他[1]。据《陀氏年谱》的记载，普希金塑像揭幕典礼于6月6日中午在特维尔广场上举行，下午在莫斯科大学举办了纪念集会；在晚上举行的文学、音乐和戏剧晚会上，陀氏朗诵了普希金剧本《鲍里斯·戈都诺夫》中修士—编年史家皮缅的一段独白，受到听众欢呼。在幕间休息时，许多年轻人、老人和妇女来到他身边，说：“您是我们的预言家，您使我们在读完《卡拉马佐夫们》时变得更好。”在晚会上朗诵的还有奥斯特罗夫斯基、屠格涅夫等名家。[2]
6月7日，在由俄罗斯语文爱好者协会举办的第一次公众集会上，屠格涅夫发表了纪念演说。屠格涅夫在演说中称普希金是“第一位俄罗斯的艺术家—诗人”，并论述说，艺术和诗歌“作为存在于人民生活基础并确定其精神和道德面貌的理想的再现和体现，——构成了人的根本特征之一”。诗人普希金“作为人民实质的完满表现者”，在他身上汇合了两种因素：“敏感性的因素和首创性的因素”。屠格涅夫提出：“关于他[3]是否能在莎士比亚、歌德等等的意义上被称为民族诗人的问题，我们暂且不做结论。”普希金诗歌的特性与俄罗斯人民的特性相一致，这就是“直爽的真理，没有虚伪和漂亮话，淳朴，这种感觉的坦率和诚实”，所有这些不仅使他的同胞，而且使外国人惊叹。如法国名作家梅里美（1803—1870）称普希金为那时代最伟大的诗人。屠格涅夫指出，普希金一个人完成了其他国家要用整整一代人才能完成的任务：规范语言和创造文学。他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典范和典型，如《鲍里斯·戈都诺夫》中小酒店的场面，皮缅的形象，以及《上尉的女儿》中的主要人物形象。屠格涅夫还引用俄国诗人叶·巴拉丁斯基（1800—1844）在整理普希金的遗稿时的话说：“丰富的思想!普希金——思想家!”[4]我们所引用的这卷屠格涅夫文集的“后记”认为：屠格涅夫这著名的演说“渗透着饱满的爱国主义精神”。“它以其历史主义，观点的清晰性和懂得不能‘说得过分’的演说家的分寸而令人惊讶。”[5]确实，屠格涅夫的演说比较冷静，对普希金在俄罗斯文学发展史的作用做了精辟的分析。
与屠格涅夫不同，陀氏在6月8日的第二次公众集会上发表的是火一般炽热的演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陀氏在当晚写给安娜的信中说：演说所产生的效果是难以想象的，当他登场时就响起持久的掌声，“欣喜和热忱（一切都是由于《卡拉马佐夫兄弟》而引起的!）”几乎每句话都为雷鸣般的掌声所打断；“我大声朗读，带着激情。我所写的关于达吉雅娜的一切都被热忱地接受了。（这是我们的思想对迷误的25年的伟大胜利!）”当他在结尾中呼吁“人们的全世界性团结”时，听众激动的互相拥抱，发誓不再互相仇视，而要相爱；两个陌生的老人对他说，他们20年来互相敌对，而他使他们和解，他是预言家。“屠格涅夫奔跑过来含泪拥抱了我，此前我在我的演说中插入了关于他的美好的话”，安年科夫[6]也前来祝贺，他们俩都称陀氏为天才。“伊凡·阿克萨科夫跑进主席台，向公众宣称，我的演说——不仅是演说，而是历史事件!”一些妇女献给他豪华的桂冠，感谢他为俄罗斯妇女讲了那么多好话，等等[7]。陀氏极善于描绘戏剧性事件，在这封信里将自己的演说也描述得绘声绘色，富于戏剧性。陀氏此时的兴奋，可能只有1846年他的处女作《穷人》获得成功时的激动才能与之相比。据安娜夫人回忆，陀氏回家后告诉她，这天深夜，他把那巨大的桂冠拿到特维尔广场，“放到自己‘伟大导师’纪念碑的台座下，并向他深深地鞠躬”。[8]
陀氏于6月10离开莫斯科，返回旧鲁沙的住所。6月12日的《俄罗斯报》刊文描述陀氏的演说：“它开始时，说得相当轻，随着话题的展开，音量增大，变得更为坚定，而在最后，演说者的高喊声有如上帝的雷声轰鸣!……是的，明亮，很好!这位小个子的人哪来这么有力、奇妙的声音呢!天才展翅忽然出现了。”[9]6月13日，《莫斯科信息报》刊载了陀氏演说，引起更广泛的反响。但是，陀氏演说的某些地方如同他的政论一样，带有某些斯拉夫派的片面性观点，因而也引起批评和争议。6月13日，屠格涅夫在给《欧洲通报》的编者斯塔秀列维奇（1826—1911）的信中就表达了一些不赞同的意见。[10]
陀氏将演说全文和对相关问题的说明作为1880年唯一一期的《作家日记》于8月12日刊行，初版4000册不久就售完，9月2日再版，可见陀氏这次演说引起了公众浓厚的兴趣。这期《作家日记》第一章是对演说正文的说明。陀氏说，他在演说中想从四个要点指出普希金对俄罗斯的意义。一、普希金第一个深刻地指出了“我们知识分子社会的最主要的和病态的现象，它历史地脱离了社会土壤，高高地处在民众之上”[11]；而只要俄罗斯社会同民众的真理结合，此病便可痊愈，社会就会复兴。陀氏这一土壤派观点贯穿于整篇演说中，就论述贵族知识分子社会脱离民众的土壤来说，这是意义深邃的。二、普希金第一个给出了“俄罗斯的美的艺术典型”，这种美是“直接来自俄罗斯精神，是在民众的真理那里获得的”。[12]如达吉雅娜的典型，保护自己、免于受虚伪感染的、纯粹俄罗斯妇女的典型；历史性的典型，例如《鲍里斯·戈都诺夫》中的修士等人物；《上尉的女儿》中的日常生活的典型以及在诗歌、短篇小说，甚至是《普加乔夫暴动史》中的许多人物形象；所有这些形象都是取自民众精神的。陀氏是重视精神现象的作家，着重从这一角度阐述了普希金对俄罗斯文学、文化的巨大意义。三、普希金艺术天才的显著特点在于对全世界事物的敏感反应的能力，“最完满地体现为其他民族天才的”艺术能力。四、这一特点完全是俄罗斯民族的特点，只不过，普希金是在这方面最完整的艺术家。陀氏强调：俄罗斯心灵最能容纳“全人类团结和兄弟友爱的思想”。第三、四点，在全人类友爱的美好思想中夹杂着带有偏见的民族主义观点，也是陀氏演说中引起争议最多的部分。6月10日《国家》报的一篇评论中肯地指出：“为什么追求全人类性和‘伟大的和谐’就是和应当是俄罗斯人民性特有的特征——这点，我们不能理解。关于所有人的兄弟友爱的思想不是，也不可能只是某一民族的所有物……”[13]
第二章是演说本文。陀氏一开始就引用果戈理的话说：“普希金是俄罗斯精神的非凡现象，或许是唯一现象”，并补充说是“预言性现象”。[14]他在我们开始具有正确的自我意识的时候出现，强有力地促进了以新的指路明灯照亮我们漆黑的道路。“在这个意义上，普希金是预言和指示。”[15]他的创作难以分成截然不同的阶段。其初，他模仿过帕尔尼（1753—1814，法国诗人）、谢尼耶，特别是拜伦，但不是单纯的模仿，已显出自己才华的独立性。在长诗《茨冈》（1827）的主人公阿乐哥的典型中，已表达出强烈、深刻的，完全是俄罗斯的思想，它后来和谐、完善地表现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普希金在阿乐哥身上天才地表现出我们土地上的不幸的漂泊者，这个受难者是脱离了民众的我们社会的历史产物。尽管他受苦受难，但他不过是飘荡在空中的一根草。长诗在结局中指出他是“骄傲的人”。陀氏强调说：“他在我们这里是由普希金第一个把握到的。这点应当记住。”在这里已提示了“按民众的信仰和真理”的、对问题的俄罗斯式的解决：“顺从吧，骄傲的人，而首先要制服自己的骄傲。顺从吧，游手好闲的人，首先要在祖国的处女地上辛勤劳动。”[16]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陀氏提出的“顺从吧，骄傲的人”是针对阿乐哥这类人的，而不是一概而论的。我们可以看到，陀氏在自己的创作中继续谱写了“顺从吧，骄傲的人”的乐曲。从《罪与罚》的拉斯柯尔尼科夫、《群魔》的斯塔甫洛金，到《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伊凡，虽然思想面貌各不相同，但无不是“骄傲的人”，而他们确实需要回到民众的土壤上来思考和解决使他们苦恼的问题。
陀氏认为，《叶甫盖尼·奥涅金》继续发挥了《茨冈》的主题，但它已经不是幻想性的，而是完整的、真正的俄罗斯生活的艺术创作。达吉雅娜是“坚定的典型，坚定地站在自己的土壤上”；她比奥涅金深刻，更有智慧；她本能地感到真理是什么，这表现在作品的结尾中。这个正面的妇女典型后来在俄罗斯文学中几乎没有出现过，除了屠格涅夫《贵族之家》中的丽莎形象。奥涅金这类世界性的受难者往往有“精神上的奴仆性”! （在这一论述中，也表现了陀氏晚期思想观点中的保守性。）所以，达吉雅娜看了他的书房后，低语道：“他不是模拟者吗?”她拒绝奥涅金不是由于胆怯。“俄罗斯妇女是勇敢的。俄罗斯妇女勇敢地按其信念行动……”[17]达吉雅娜不能靠羞辱老人去寻求自己的幸福，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泪水上。再说，她懂得奥涅金爱的只是他的幻想，而不是从前那个达吉雅娜。她的心灵有所依托，那就是童年的回忆，乡村的回忆，这就是她同祖国、祖国民众及其神圣事物的联系。这样，普希金成为前所未有的伟大民众作家；他洞察到高高在民众之上的俄罗斯贵族社会的实质，揭示了漂泊者的典型，又展现出雕塑般的正面典型。屠格涅夫在上述给《欧洲通报》的信中评论陀氏的演说，认为：“普希金的阿乐哥是纯粹拜伦式的人物——而根本不是现代俄罗斯漂泊者的典型；对达吉雅娜的特征概括是非常精致的，——然而难道只有俄罗斯的妻子们始终忠实于自己年老的丈夫们吗?”[18]在这里，我们看到，屠格涅夫令人首肯地指出了陀氏关于达吉雅娜论述中过分强调了俄罗斯特点；至于阿乐哥不是“俄罗斯漂泊者”的论述，如果以屠格涅夫的现实主义来观察，阿乐哥的漂泊者特征确实比较朦胧；然而陀氏倾向于象征性艺术，普希金浪漫主义长诗的这位主人公可以说象征性地体现着“俄罗斯漂泊者”。
陀氏指出，普希金创造了“一系列正面美好的俄罗斯典型，他们都是在俄罗斯人民当中寻找到的”。“这些典型主要的美在于他们的真实性，在于无可争议和明显的真实性，以致已经不能够否定他们，他们像雕塑物那样地站立着。”在这里，陀氏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文艺美学观点：正面美好的典型来自人民，而这一典型的美就体现在其真实性之中。因为如果没有真实性，正面美好的典型便有可能瓦解。陀氏接着指出，在《鲍里斯·戈都诺夫》中所描写的俄罗斯修士—编年史家的典型是“普希金在俄罗斯大地上寻找到的”庄严的俄罗斯人形象，关于他，可以写成整本书，以说明其重要意义，所体现的精神美；“在普希金的作品中，处处可以听到对俄罗斯性格的信念，对其精神力量的信念”。[19]从来没有一个作家像普希金那样诚挚地、在血缘关系上同自己的民众结合在一起。如果没有普希金，就不会有追随他的那些天才，即使他们有巨大才华，也不会那么强有力和清晰地表现出来。如果没有普希金，就不可能那么坚定不移地确定我们对俄罗斯独立性的信念，对我们民众力量的期望，对未来在欧洲诸民族大家庭中的独立意义的信念。
其次，陀氏强调：在普希金作品中闪烁着全世界思想，“反映了其他民族的诗意形象，体现出他们的天才”。陀氏十分偏颇地认为，欧洲文学有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和席勒等天才，但是只有普希金具备完全体现为其他民族的艺术能力。例如，普希金的《浮士徳》（指抒情诗《浮士德一景》，1828）、小悲剧《吝啬的骑士》（写于1831）等等。如果，他的《唐璜》（指小悲剧《石客》，写于1830）没有署名普希金，读者就不会知道它不是西班牙人所写的。而从他的小悲剧《瘟疫时的饮宴》（1832）中的深刻的幻想性形象中可以感受到英国的天才，等等。显而易见，仅就这方面的艺术才华来说，也不能只肯定普希金，而贬低其他的文学巨匠。陀氏的极端化的论述要引向一个结论：普希金才华的全人类性正体现俄罗斯民众的精神力量，即以全世界性和全人类性为最终目标。真正的俄罗斯人应当是所有人的兄弟，全人类人（这是陀氏在俄语中发明的词），按基督的福音书，所有民族最后都将成为和睦的兄弟，达到普遍的和谐。这样，陀氏的普希金演说，在精辟的分析中包含着对普希金的“全世界的敏感反应”的过度渲染以及其他片面性。
尽管有许多民族主义的偏见，但是陀氏的演说在论述普希金文学所体现的民族精神，民众的传统道德感情等方面，是十分深刻的。许多读者写信给陀氏表示热烈的赞同和感激，但有些西欧派倾向的批评家发表了激烈的抨击文章，就是后期斯拉夫派的K.H.列昂季耶夫（1831—1891）也在8月7日发表文章，认为陀氏的演说给基督教染上“过分的玫瑰色色彩”。[20]由此，陀氏在《作家日记》第三章中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主要的是关于俄罗斯民间的基督教文明问题。陀氏就某个西欧派说俄罗斯人只能从西欧吸取文明的观点论述说，文明就是“照亮心灵的精神之光，它使心灵明亮，驱动智慧，向它指明生活的道路”。[21]所以，“我们的民众早在将基督及其学说接纳为自身本质时，就已接受了文明”。俄罗斯民众虽然并不熟悉教义问答手册，但几个世纪来他们在教堂里学会了祈祷词和颂歌，这些比布道词更好。他们还在拔都入侵时，躲在森林里，便唱起这些祈祷歌，可能唱道：“上帝啊，唤起我们的力量!”[22]因为除了基督，他们一无所有。民众不大懂布道词，但教士朗读的“上帝，我的性命的主宰”这一祈祷词表达了“整个基督教的实质”，而民众能背诵它。他们还能背诵许多圣徒传，喜爱讲述和倾听这些故事。民众的基督教学校就是他们在历史上经历过的无数沉重苦难，他们被所有人抛弃、践踏，为所有人而劳作，只剩下基督——安慰者同他在一起，正是这时他们永远地把他接纳在自己的心灵中，而他拯救他们的心灵免于绝望。陀氏接着说，他是了解民众、并从他们那里把基督接受到自己心灵的；他小时在父母家里就知道基督，后来成为“欧洲自由派”时几乎丧失了他。民众会犯错误、犯罪，但早晚会认错、认罪。“罪过是一时的事情，而基督是永恒的。”[23]民众的理想是基督，同基督在一起当然是文明，俄罗斯民众在决定性时刻总是按基督教方式决定全民事业的，民众中有着正面性格，他们具有令人想象不到的美和力量，这是西欧派还未观察到的。陀氏这篇文章比较全面地叙述了他的基督教思想，其特点是依据于民众对基督的信仰，注重鼓舞人心的基督形象本身。这些都与陀氏的土壤派观点相联系，并且也同斯拉夫派观点愈来愈接近。
陀氏接着说，有了普希金、霍米亚科夫们[24]、萨马林[25]们和阿克萨科夫们，才能谈论民众的本质。然而，从相当有文化教养的人那里，常常可以听到侮蔑民众的言论。说什么应当鞭打农夫，他们具有奴隶的心灵，崇拜偶像；农妇在收割黑麦时只穿衬衫，不知羞耻等等，而其实这些老爷们才是过着荒唐无耻的生活。陀氏认为，俄罗斯民众早已接受的基督的理想，有助于俄罗斯社会理想的发展；社会的、公民的理想是有机地同道德理想相联系的。由此，陀氏强调基督的兄弟爱的精神之完美，如果，人人都真正成为兄弟，那么社会只有分工的区别，而不会有主人和奴仆之分。陀氏从早期开始的、对人的灵魂的奥秘的探索，始终同道德思想的探讨联结在一起，最后在俄罗斯民间对基督的信仰中找到了归宿。
1880年夏天，陀氏因写作繁忙，没有去埃姆斯疗养，但仍旧不时给他的通讯者回信。不过，陀氏屡次强调他不善于写信，因为在信中难以表达想说的一切。这也说明，他的确重视言语的对话性。陀氏晚期的文学书信虽然不多，但意义深刻。同年8月，在给农场主奥兹米多夫（1844—1908）的回信中，陀氏建议给他的小女孩看文学作品，看司各特、狄更斯、席勒、歌德、《堂吉诃德》、《吉尔·布拉斯》。“最好先从诗歌开始。她应当读普希金的全部作品——包括诗歌和散文。果戈理的作品也同样应当阅读。”还有屠格涅夫、冈察洛夫、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但认为自己的作品不是全部适合于儿童阅读。此外，他认为历史著作具有巨大的教育意义，建议读卡拉姆津和C·索洛维约夫的俄国史以及德国施洛塞尔（1776—1861）的世界通史。“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应当全部阅读。莎士比亚、席勒、歌德——他们的作品都有很好的俄译本。”[26]同年12月，在给另一位通信者的信中，陀氏在这份为儿童的书单中补充了茹科夫斯基、莱蒙托夫、奥斯特罗夫斯基的作品，别林斯基的批评和《新约》。[27]
此外，陀氏在同年11月给伊凡·阿克萨科夫的信中强调了作者的真诚，应当使读者看到作者是怎样的人。“我是怎样的，就那样看待我，我就是这样看待读者的。把自己遮蔽在伟大的云雾里（果戈理的音调，如在《与友人书简选》里）——是不真诚的，而不真诚，甚至最没有经验的读者凭感觉就能看出来。”陀氏表示，希望自己在1881年的《作家日记》里能够以“纯净的心灵，纯净的、无邪的、平静而独立的语言”面向读者。[28]
1880年的《作家日记》出版后，陀氏的普希金情结似乎愈演愈烈。他于10月19日参加了诗人母校皇村学校校庆的“文学晨会”，并朗读了普希金《吝啬的骑士》、《先知》等作品，受到热烈赞扬。[29]此时陀氏已病得不轻，嗓子有病，肺气肿，声音却很清楚，很感人。[30]11月30日，还为彼得堡大学学生朗读《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尾声部分。《当代信息报》曾报道说，这次朗读的艺术性给听众的印象是难以言传的。[31]陀氏于1881年1月16日喉咙出血，1月28日逝世，被诊断为肺病。2月1日被埋葬于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修道院墓地茹科夫斯基、卡拉姆津墓旁，送殡和参加葬礼的有众多民众。陀氏留下了已编好的《作家日记》1881年1月号，它于1月31日由他的夫人出版。
这期《作家日记》第一章是作者少有的讲到经济问题的文章，但其中仍然包括对思想、伦理的评论。他说，在俄土战争之后，卢布贬值，财政亏损，然而穿着粗呢大衣和树皮鞋的农民已经成为一座大厦，尽管它还不完善。而穿着白色西装背心的人们净是些空谈家。改革后的贵族地主想换一种方式继续统治民众。陀氏说：他相信不是铁路人员、企业家、百万富翁等等在掌握着土地，“谁耕作土地，谁也就带领大家，土地耕作者是国家的实质、它的核心和精髓”。[32]然而，俄罗斯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精神上都不稳定，出现了这样的哲学：事情变得愈糟愈好，只要我自己过得好就行。结果，乱砍滥伐，只剩下细小的树枝了，掠夺成风。因此，现在要紧的是忘掉眼前利益，保护好根基，直到从它那里得到丰硕的果实。彼得堡的知识分子眼光却变得愈来愈狭窄，愈来愈不能了解俄罗斯和汪洋大海般的民众、农夫，而他们正是俄罗斯的根基，他们渴望真理而得不到满足，因而借酒消愁，酗酒的海水在俄罗斯泛滥。民众正处在道德上动荡不安的状态。如果说，知识分子的宣传迄今为止未找到“到民间去”的道路，那么，这只是他们不善于工作、准备不足而已。有个例子可说明民众的情绪：农民们要从邻村地主那里买土地，价格都谈好了，突然做罢，因为他们想将来不花钱就能得到它。不要以为派了许多官员管理农村，就平安无事。他们不依靠农民，农民在精神上也不认同他们。他们有意无意中蔑视民众，而最严重的错误在于不承认在俄罗斯民众中的教堂，这里指的不是教堂建筑和僧侣，而是俄罗斯的“社会主义”，等等。陀氏晚年十分重视民众中的基督教理想，并认为它与社会主义理想有相通之处。在第二章中，陀氏引用克雷洛夫的一则寓言《橡树下的猪》，通过拱橡树根的猪的故事，抨击毁坏根基的行为。陀氏还认为，亚洲的俄罗斯也是俄罗斯的根基，在那里有丰富的宝藏。它将给俄罗斯人带来许多希望和可能性。陀氏这样一位注重幻想性的小说家，如此关切当时俄国的实际问题，这也是很惊人的。实际上，在他的小说创作中，现实性的要素远比人们所能想象和观察到的多得多。
在陀氏1880—1881年的笔记中，除了经济、社会评论外，也包括对自己的思想和创作以及一般文艺、文化问题的思考，并且带有一些总结性的意味。
在这些笔记当中，留下了下面两段著名的自我评价的话语：
在完整的现实主义中发现人身上的人。这首先是俄罗斯的特征，而在这个意义上我当然是民族的，因为我的倾向来自民众的基督教精神深处，——虽然我不为现今俄罗斯民众所熟悉，但将闻名于将来的民众。[33]
人们称我为心理学家：这不对，我只是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即描绘人的灵魂的全部深处。[34]
这是两段十分深刻的总结。陀氏以“诗的激情也是哲学的激情”的思考，走上他的探索人的秘密的小说创作道路，经历了艰难险阻，登上了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一个高峰。他认为“小说是诗意的事业”，始终将理想主义的光芒照射在他那高度现实主义的艺术画面上。他是富于艺术想象力、具有幻想家倾向的艺术家，同时又密切注视俄罗斯“流动着的现实”，特别是现实的思潮，因此，可以说，“达到幻想性的现实主义”这句话最能概括他的小说的艺术特征。然而，他的许多重要的小说人物都是经过仔细研究现实生活，呕心沥血，“在完整的现实主义中”创造出来的。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精确性令人惊叹!陀氏在描绘人的灵魂深处时，始终把高尚的美德摆在首位，赞颂“精神的人”对“兽性的人”的胜利，谱写了“美可以拯救世界”的交响曲，因而陀氏既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又是“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
陀氏在《白痴》第四部开头说：“在这些先生们当中最有特征意义的是，他们确实毕其一生也无论如何不能真正知道他们应当发现的究竟是什么，以及他们在整个一生中准备发现的是什么：是火药还是美洲?”陀氏不止一次地把人的生命的意义看做寻求某种目标的运动，并感叹于许多人的人生目标之不明确。陀氏是世纪的伟人之一，他在17岁时就立下誓言：为探索人的秘密而贡献一生。在他长达35年的文学活动中，可以说执著地追求了这一目标。从《穷人》中小官吏的感情世界的悲剧，到《同貌人》的双重人格现象。从西伯利亚时期感受到的“暴君与逆来顺受者”和“唯意愿论”、“唯意志论”，到“地下室”人精神现象的多重变奏曲。从“超人”哲学、虚无主义主人公的痛苦挣扎，到怀抱东正教自我牺牲观念的女主人公，为拯救被毁坏的个性而献身的“正面美好的人物”，到准备在苦难中洗涤自己灵魂的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陀氏小说都引向一个哲理：“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以基督的美德为象征的、高尚的道德生活是人生中十分可贵的。
陀氏一向喜欢第一人称叙述的笔记体小说，在这类小说中，由于有一个亲历其境的笔记者，使读者备感亲切、可信。但是，他的三部巨著《罪与罚》、《白痴》和《卡拉马佐夫兄弟》采用的都是第三人称“全知的作者”的叙述方式。这使作品更具史诗性，而陀氏的第三人称叙述中，往往会冒出作者第一人称表述的口气，甚至直接话语，这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尤其明显。
陀氏小说以对话描写艺术见长。他的小说中的对话不仅展开了宏伟的主题，而且表现着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微妙的心理活动，甚至体现出意识流的过程。这些对话即使是日常生活的，也富于人生哲理的内涵，具有创造性的语言艺术的魅力。陀氏小说使读者有如亲自听到小说人物说话的声音、语调那种感受。他的小说人物的描绘相当于我国小说所说的“神似”，同时对于人物的眼睛、目光、音容笑貌做出感性的描绘，构成人物的“心理肖像画”。陀氏小说把旋风般急速发展的情节集中在短暂的时间里，并在有限的、狭隘的生活空间中，让人物思想飞驰在世界性，甚至宇宙性的问题上。这是涵盖内容极为丰富的小说时空处理的艺术。
巴赫金所说的“复调小说”艺术在《罪与罚》和《卡拉马佐夫兄弟》（尤其是“宗教大法官”）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最为微妙。从《地下室手记》中唯意愿论者的对话性自白体，到“宗教大法官”对基督的“赞成与反对”的对话性自白，是语言艺术的一种高度飞跃，达到了陀氏“复调小说”的高峰。
陀氏小说是19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高峰，又具有现代小说的、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这是因为他的小说既是哲理思想的诗意的体现和分析，又是小说艺术手法的不断创新。他所创造的许多小说人物，他所营造的许多生活意境，在21世纪初的今天仍然使许多读者感到亲切，激起他们的审美情感和哲理、伦理的思索。
【注释】
[1]《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与创作年谱》，第3卷，第415页。
[2]同上书，第429页。
[3]指普希金。
[4]《屠格涅夫十卷集》，第10卷，莫斯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300—305页。(www.xing528.com)
[5]同上书，第336页。
[6]安年科夫（1813—1887），文学史家。
[7]《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30卷，第1册，第184—185页。
[8]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回忆录》，第366页。
[9]《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与创作年谱》，第3卷，第436页。
[10]同上书，第438页。
[11]《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6卷，第129页。
[12]《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6卷，第130页。
[13]《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与创作年谱》，第3卷，第436页。
[14]《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6卷，第136页。
[15]同上书，第137页。
[16]《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6卷，第139页。
[17]同上书，第140—141页。
[18]《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与创作年谱》，第3卷，第438页。
[19]《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6卷，第144页。
[20]《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与创作年谱》，第3卷，第456页。
[21]《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16卷，第150页。
[22]《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16卷，第150—151页。
[23]同上书，第152页。
[24]阿·霍米亚科夫（1804—1860），斯拉夫派哲学家。
[25]尤·萨马林（1819—1876），斯拉夫派哲学家。
[26]《陀思妥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30卷，第1册，第211—212页。
[27]同上书，第237页。
[28]同上书，第241、226—227页。
[29]《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与创作年谱》，第3卷，第485页。
[30]《同时代人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第2卷；第364页。
[31]《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与创作年谱》，第3卷，第502页。
[32]《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7卷，第10页。
[33]《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7卷，第65页。
[34]《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7卷，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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