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马佐夫兄弟》发现人身上的人

第十四章　“发现人身上的人”：《卡拉马佐夫兄弟》（下）

第七册《阿廖沙》描绘小说主人公在长老佐西马逝世后的思想、感情上的波折。陀氏一贯注重对他的小说人物的内心矛盾、性格的双重性的剖析，就是对其正面主人公也不例外。长老佐西马逝世后，修道院按圣礼全书的规定用温水给他擦手脚，穿上修士服，盖上法衣，把救世主圣像放在他的双手里；棺木放在修道室客厅，由约瑟夫神父、派西神父等人轮流诵读福音书。天刚刚亮，就有人群闻讯从城里赶来，有的还带着病儿，人们在期待立竿见影的治愈力，习惯于把已故长老看做伟大的圣人。这些期待超出了派西神父的想象，也使他感到不安；他虽然认为这些都是轻浮、琐事，但自己心里也有所期待。阿廖沙躲在偏僻处的修士墓碑后面痛哭。人们拥挤在长老修道室内外，焦急地等待着；室内窗户紧闭，午后起，有人闻到臭味，下午三点棺材里发出的腐烂味已经很明显。这是自然现象，但传说中苦修者约伯和佐西马长老的前任瓦尔索诺菲长老躺在棺木里时，不仅没有腐烂，而且脸上还发出光辉，有的人还说，可以觉出香气。因此从佐西马棺材发出的腐烂味，使有些信仰者失望，更使在修道院里占少数的长老制的反对者借机出来攻击，说佐西马的信仰太摩登，不承认地狱里物质的火，持斋不严格。特别是费拉蓬特神父跑到这修道室来，要驱赶魔鬼，说长老不承认魔鬼，因而那里魔鬼成堆。费拉蓬特神父还抱怨给长老送葬时要唱赞美诗，而轮到给自己送葬时只会唱短小的颂歌。总之，正常的安魂规矩被扰乱，而阿廖沙在叫人们去祈祷的钟声中默默地离开了隐修区。陀氏在这一节中清醒地描绘了就是修道院里也远非人人彼此相爱的世界。在1879年9月16日给柳比莫夫的信中，陀氏曾提到长老佐西马逝世后情景的描写，说：“类似在我那里被描写的修道院里的惊慌，有一次也发生在圣山，并在《修士帕尔费尼漫游记》中以令人感动的淳朴被简要地叙述到。”^[1]看来，这部游记对陀氏小说相关方面的构思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作者仔细分析了阿廖沙的心理状态：过了很久以后，阿廖沙认为这一悲痛的日子是他一生中最沉重的、命中注定的日子之一。他所需要的并不是奇迹，而是公正；他最心爱的、最虔诚的长老竟遭到如此恶毒的嘲笑和愚弄，天意在“最需要的时候”躲到哪里去了呢?好像它也要服从盲目、无情的自然规律?阿廖沙的心痛得有如在滴血，忽然昨天同伊凡哥哥谈话的某些折磨人的印象闪现在他头脑里。阿廖沙还是热爱和相信上帝的，但突然几乎要对上帝抱起怨来了。在这些描述中，陀氏继续提出了他思考了许久的“上帝的沉默”的主题。早在《罪与罚》中，拉斯柯尔尼科夫在同索尼娅的第一次谈话时就提出“也许，上帝根本就不存在”的问题。这时天色已漆黑，拉基京经过修道室后面的松树林，发现了俯卧在那里的阿廖沙，问他是否真的相信会出现奇迹，是否在抱怨上帝?阿廖沙歪笑道：他不反叛他的上帝，只是不接受进入他的世界的入场券。伊凡的声音在他身上冒了出来。巧于心计的拉基京乘虚而入，提出一起到格鲁申卡那里去，因为他早就盼望看到虔诚的阿廖沙如何堕落。

格鲁申卡住在大堂广场附近繁华地区一所有二层楼房院内的厢房里，这是由年老的富商萨姆索诺夫安排的。四年前，17岁的格鲁申卡从省城来到这里，被这富商所收留，她出身于诚实的教会助祭家庭。在这期间，她从胆小、忧愁的少女，长成了脸色红润、体态丰满的俄罗斯美女，果敢而骄傲的妇女。她厚颜无耻地积攒自己的钱财，但她却使其追求者难于靠近。她同费奥多尔合伙用极低的价格收购他人的期票，并且从风烛残年的萨姆索诺夫那里获得了自由，后者给她一笔相当可观的钱，教给她如何用它去赚钱。当拉基京带着阿廖沙来访时，格鲁申卡喜出望外，请他坐在长沙发上，十分友善。当拉基京说起阿廖沙正在悲痛时，她突然坐到他膝上，右手轻柔地搂着他的脖子，安慰他。由于巨大的悲痛，阿廖沙的感觉还处在麻木状态，但对她的畏惧慢慢消失，产生了对她的最纯洁的好奇心。格鲁申卡说，抛弃过她的那个军官已来到莫克洛耶，就要派人来请她去。她对阿廖沙说，她看待他有如看待自己的良心，在他面前感到羞愧。拉基京喝起香槟酒来，提起阿廖沙因长老去世而难过，格鲁申卡叫喊起来：天啊，她不知道!还坐在他膝上!于是赶紧从他膝上跳下来。阿廖沙说：他刚刚失去了最宝贵的人，而她是怎样体谅他的啊!“我到这里来是要寻觅邪恶的心灵，是我自己被吸引来的，因为我卑鄙而邪恶，但我找到的是真诚的姐妹，找到了瑰宝，一颗爱的心……”“你现在使我的心灵复苏了。”格鲁申卡不好意思接受这样的赞誉，但表示：她永远不会忘记阿廖沙称她为“姐妹”，她虽然邪恶，但施舍过一颗葱头。她说，这寓言是她小时候从家里的厨娘那里听来的：有个很恶毒的婆娘生前没做过什么好事，死后被魔鬼抛进火湖。她的天使想起，她曾在菜园里拔出一颗葱头施舍给穷人，就把此事告诉给上帝。上帝叫天使把这颗葱头伸进火湖，让她抓住它，如果能把她拽上来，就让她进天堂。当天使用那颗葱头拽她时，其他罪人抓住她，想一起离开火湖。这婆娘恶毒，用脚踢他们说，拽的是她，而不是他们，那颗葱头是她的。她刚说完，葱头就断裂了。在1879年9月16日给柳比莫夫的信中，陀氏特别请求他们仔细校对这篇“关于一颗葱头的传说”。“这个珍品是我从一个农妇的话那里笔录下来的，而当然是第一次被记录下来的。至少，我迄今为止从未听说过。”^[2]据《陀氏全集》的注释，1859年，俄罗斯民俗学家阿法纳西耶夫（1826—1871）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集》中也收有类似陀氏“关于一颗葱头的传说”的民间故事。^[3]可见，这篇故事在民间广泛流行。陀氏出色地将这篇故事融合于他的小说的伦理世界描写之中。

格鲁申卡说，她就像这恶毒的婆娘，在一生中只施舍过一颗葱头，所以不要夸她善良。她惭愧地说，她曾纠缠拉基京，叫他把阿廖沙引诱来，为此答应给他25卢布。拉基京很狼狈，但还是收下了此时她拿出来的这笔钱。格鲁申卡坦诚地对阿廖沙说，她原先以为阿廖沙轻蔑她，所以才想诱惑他，可见她是多么邪恶!五年前，她被那军官抛弃后，曾经很痛苦，想要报复，她积攒财富，成为无情的女人。然而，那军官现已丧偶，来到此地，想见她。她突然感到，只要他向她吹一下口哨，她就会像小狗那样跑到他那里去!说完，她扑在长沙发的枕头上像小孩般痛哭。阿廖沙感动地说，欺侮过她的人回来召唤她，她原谅了他的一切，这对自己来说是一堂课，她在爱上面高于他们。格鲁申卡还在犹豫不决之中，但感谢阿廖沙对她的同情。阿廖沙说，他也只不过给了她一颗小葱头而已。这时，那军官的使者来到，格鲁申卡决定跟着走了，阿廖沙返回修道院。这是富于戏剧性的一个段落；格鲁申卡虽然沉沦，但对自己的看法谦虚，虽然有仇恨心理，但仍保持着爱心。看到她的这一切，阿廖沙逐渐从自己的痛苦中解脱出来。此段涉及陀氏此时尤其关注的人与人之间相互影响的问题。在陀氏小说中，格鲁申卡形象与《罪与罚》中的索尼娅、《白痴》中的娜斯塔西娅，体现出受难女子的三种不同典型。索尼娅是人类苦难的象征，却怀抱着圣洁的理想，促使了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复活，从而具有不朽的意义。娜斯塔西娅的生活被屈辱的过去所摧残，又由于性格的高傲，在非人的痛楚中毁灭。相比之下，格鲁申卡要平实些，起初她要以积攒金钱来维护自己的自由，此时她准备以爱宽恕给她带来苦难的那个军官。

阿廖沙夜晚9点来钟回到修道室，跪在长老灵柩前祈祷，旁边只有派西神父在诵读福音书。阿廖沙万感交集，但已没有早晨那种难忍的悲伤，腐烂的臭气激起的怨恨已在心中消失。他感觉到某种完满、坚定、缓解痛苦的东西支配了他的心灵。他祈祷，表达感谢和爱。派西神父诵读到《约翰福音》第2章耶稣在加利利的加拿参加穷人的婚礼，把水变成酒的地方。这些话语涌入阿廖沙的脑海，他想到耶稣是为了使人快乐而第一次创造奇迹，又想起长老所说“谁爱人们，谁也就爱他们的快乐”以及宽恕一切人的话语。又似乎听到长老叫他站起来，开始进行他的事业的声音。阿廖沙走出修道室，看到群星灿烂的天空，教堂的白塔和金色圆顶，沉睡的花坛，感到“地上的宁静似乎同天上的宁静交接，地上的秘密似乎同群星的秘密交接……”他满含泪水地亲吻大地，“他扑在地上时还是个软弱的少年，站起来时已成为一生坚定的战士”。这是小说中最富于宗教神秘主义色彩的场面之一。不过，阿廖沙继承的是长老关于积极的人间的爱的思想，三天后他就按长老的遗愿，离开了修道院。

第八册《米佳》写的是德米特里心理上和处境上的苦难历程，并从中对他的性格做出了非常细致的描绘。这两天来，德米特里为自己的困境而苦恼，几乎要得脑炎。他相信父亲肯定要向格鲁申卡求婚，但对于新出现的那个军官却毫不在意。他渴望能够同她一起远走高飞，去过善良的新生活。如果她同意嫁给父亲，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也就是说，他确实并没有确定的犯罪想法。如果她选择了自己，他又没有钱带她走，而要用她的钱来开始新生活，这对他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他还必须还给卡捷琳娜三千卢布，他不能背着卑鄙的人的包袱迈向新生活。即使在困境中，德米特里仍重视诚实和名誉，但对实际生活、对钱财的事却一窍不通。就在阿廖沙同伊凡在“首都饭馆”谈话的那一天，他突然想到去找萨姆索诺夫，以为这个快死的老人为了格鲁申卡能嫁给他这样“可信赖的人”而会帮助他。德米特里向这老商人提出：只要给他三千卢布，他就把自己对母亲田庄的继承权全让给他。萨姆索诺夫说，他不做这种买卖，并告诉他可去找外号叫“密探”的、做森林买卖的农夫。为了赶去找“密探”，德米特里到犹太人钟表匠的小铺卖掉一个旧银表，又向房东借钱，凑了些路费，奔走了许多俄里，到达苏霍伊村时，已经是晚上，而他要找的“密探”喝醉了酒，正在睡大觉。德米特里在农屋里过夜，发现有煤气，还亲自去照顾“密探”。第二天早上，这个中年农夫倒是起来了，然而仍半醉半醒，不承认他涉足费奥多尔家的森林买卖。德米特里浪费了一天时间，赶回城里。这个插曲反映了当时俄罗斯贵族的没落和富农的崛起，也描写了德米特里的莽撞、单纯和善良。看来，作为反映时代的小品文的爱好者，陀氏特意在小说中编入了这一情节。

第二天，也就是阿廖沙傍晚到格鲁申卡那里的那一天。早上，格鲁申卡有事要到萨姆索诺夫家，德米特里把她送到那里，这样，他比较放心，因为深怕她到父亲那里去。作者指出，德米特里是好嫉妒的人，并且对人的嫉妒心做了分析。小说写道：“嫉妒!普希金指出：‘奥瑟罗并不嫉妒，他是容易信任人的’——仅仅这一见解就证明了我们的伟大诗人非凡深刻的智慧。”陀氏说，奥瑟罗只是由于理想破灭而心碎；他不会躲藏起来侦探，他是容易信任人的，只是在别人竭力唆使下才去猜测是否发生背叛。“真正的好嫉妒的人不是这样的。”然而，并非所有好嫉妒的人都是卑鄙的人，其中也有心灵高尚的人。德米特里一看到格鲁申卡，嫉妒心就消失，变得容易信任人和高尚，并轻蔑自己的不好的想法。这意味着，在他对她的爱中有远比自己所想到的更加崇高的东西。陀氏一贯地重视对人物、事物的多重性的描绘。在这里，我们看到，他的这种审美观点是渊源于普希金的。这位诗人在19世纪30年代的笔记《餐桌上的话》中说：“奥瑟罗从本性上说不是好嫉妒的——相反，他是容易信任人的。”“莎士比亚所创造的人物不是像莫里哀那里的某种激情、某种缺陷的典型，而是充满许多激情、具有许多缺陷的活生生的人物；环境在观众面前展开他们各式各样的和许多方面的性格。”^[4]

德米特里仍急于弄钱，把他心爱的两支手枪以10个卢布当给了喜欢收藏枪械的官吏彼得，然后又到父亲隔壁人家的花园去探听情况，了解到伊凡去了莫斯科，斯梅尔佳科夫生病等事。他突然想起到霍赫拉科娃那里，以转让切尔马什尼财产权为条件借三千卢布，他又是天真地盘算，她会乐意帮助他。他到这位阔太太那里已是晚上七点半，发生了一场喜剧性场面。霍赫拉科娃太太同德米特里谈笑风生，说她很愿意帮助他，谈了半天，她是劝他到西伯利亚去开采金矿，还送给他一副小的银制圣像，以示祝福，至于借钱的事免谈。德米特里急得要哭，阔太太却毫不在乎。这里刻画出高谈阔论而不近人情的一个妇女典型。德米特里急如火星地赶回格鲁申卡住所，发现她不在家，抓起桌上铜研钵中的一把铜杵，跑了出去，致使女佣费尼娅喊道：他可能要杀人。德米特里以为格鲁申卡大概去父亲那里，没想到她是同那个军官会面去了。此后的情节构造采取了一种推理小说的写法。

为嫉妒心所俘获的德米特里奔跑着，各种想法在他头脑中旋风般旋转。他来到父亲家后花园的围墙，选择当年斯梅尔佳沙娅翻墙的地方，心想她能爬过去，自己怎么不能呢?果然，他翻过了墙，轻步走到父亲寝室窗前。寝室里还点着灯，父亲沉思地站立着，喝了一些白兰地，但屋里有屏风，难以断定格鲁申卡是否在那里。德米特里便按斯梅尔佳科夫告诉他的暗号敲了窗框，费奥多尔打开窗户，以为格鲁申卡终于来了。这样，德米特里就确认了她不在那里，但对父亲的侧影感到强烈的生理上的厌恶，抓起了铜杵。写到这里，作者用了一行省略号。然后，小说接着叙述说：“正如米佳自己后来所说，当时上帝守候了我：正当此时，生病的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在自己的床上醒过来。”他穿好衣服，出来查看门户。他看到有人影往后墙跑，便拼命追过去。德米特里已爬过墙，但一条腿被他抓住。格里戈里认出了他，大声叫喊“弑父者!”却一下子栽倒在地。德米特里从墙上下来，将铜杵扔进草地，看到格里戈里头部全是血。他很想弄清他是用铜杵砸毁了老人的头颅，还是仅仅击昏了他?他掏出白手绢，擦了老人的额头和脸，手绢很快染红。他又想，反正已打死了，便撒腿逃跑，赶到格鲁申卡住处，才了解到她去莫克洛耶找那军官去了。德米特里夜闯父亲住宅的描写，采取作者喜爱的“明暗交错”的叙述法，也营造了推理小说的紧张氛围，给读者造成很微妙的悬念：德米特里究竟是不是“弑父者”？

德米特里来到格鲁申卡住处时，双手和脸上都沾有血迹，使女佣费尼娅大为惊讶，而他却平静地接受了那军官来到的信息。九点半，他到彼得那里赎回手枪，拿着一捆一百卢布的纸币，大概有三千卢布，他那样子显得心不在焉。彼得看到他身上的血迹，以为他与别人打架，德米特里掏出手绢，想擦掉血迹，但手绢由于粘满的血已变成硬邦邦的，他便把它扔在地板上。彼得找不开钱，便派他的小男仆到隔壁食品店去兑换零钱。德米特里还向彼得要了一张纸，写下“为了整个一生，要惩罚自己，要惩罚我的整个一生”几个大字，放进背心口袋里。就在三四周前，德米特里就是从这家食品店购买大批酒菜、糖果，同格鲁申卡一起到莫克洛耶饮酒作乐的，还纠集了一群吉卜赛人、粗鲁的农夫农妇一起狂欢，将三千卢布花光。这次，德米特里照样吩咐赶紧备好，所带的食品要不少于四百卢布，但他说话显得没有头绪。在店里等候的时候，德米特里同彼得一起喝酒，并对他说：他的一生过得没有秩序，现在该要有秩序了。德米特里提议为生活，为地上的女王——女人干杯，但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这个段落，在一些动作中描绘了德米特里理不清自己心情的状态，写得十分传神和逼真。

德米特里坐上马车奔往20俄里外的莫克洛耶时，已将近半夜。米佳的心情是模糊不情的，他这样奔走只是为了最后看他的女王一眼。作者对德米特里此时的心情、心理做了很细致的描绘。好嫉妒的德米特里却对那军官没有一点嫉妒心，德米特里这样想到：“这是无可争辩的，这是她和他的权利；这是她的初恋，她五年来没有忘记这爱情：这意味着在这五年里只爱过他，而我呢，我为什么要卷进去?在这里我算什么，要干什么?躲开吧，米佳，给人让路!是的，我现在算什么呢?现在就是没有军官，一切也都完了，即使他根本就没有出现，仍然是一切都完了……”

作者接着叙述说：“这就是他能够用来大约地表述自己感觉的那些话语，只要他还能够议论的话。然而他当时已经不能议论了。他现在的所有的决心是没有经过议论就产生的，就在不久前，在费尼娅那里，从听到她最初几句话的时候起，在一瞬间，立即被感受到，并连同其一切后果整个儿地被接受了的。然而，尽管下定了全部决心，在他的心灵里是模糊的，模糊到痛苦的地步：决心也没有给以安宁。”这是一段非常深入细致的心理描绘，作者判断平时爱议论的德米特里，此时已很难再议论了。但是，作者还是模拟了他可能议论的一些话语，如“躲开吧，米佳，给人让路!”这种假定性的模拟叙述探讨着主人公还处在模糊状态的语言—思想生活。其次，陀氏分析、判断说，德米特里此时的决心是当他从费尼娅那里听到事情经过的那一瞬间就产生了的，“被感受到”和“被接受了的”；这就仔细地说明了这决心是属于一种感性活动，说明了他本质上的善良；同时，在下决心时有些茫然，因而“决心没有给予安宁”。这是多层次、多角度的叙述方式，是对德米特里此时既模糊又复杂的心灵状态的深刻分析。这些文字可以说是叙事学研究的珍贵材料，可以探讨陀氏是如何变换叙述角度，使其分析性描写贴近于现实，甚至是假定性现实的。

在马车上，德米特里带着子弹已上了膛的手枪，决定明天一早自杀。刹那间，他想让马车停下，不等到明天就付诸实施，但这瞬间却像火花那样消失，想看格鲁申卡一眼的想法驱散了其他一切幻影，而且此时此刻对她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崇敬之情。马车已奔跑了一个小时，德米特里催促车夫安德烈赶路，免得莫克洛耶旅店那里已歇息了，但又对车夫说，应该给他人让路，不能只顾自己而轧坏他人，如果毁坏了他人，就得惩罚自己（这些话，其实是他的内心独白）。安德烈答道：不用说轧坏人，就是轧坏马也不可以，但有些车夫漫无节制，硬挤着你。德米特里“突然短促地笑了一下”，问道：“挤进地狱?你说，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会不会进地狱?你觉得怎样?”这说明，德米特里确实准备离开这世界，才有这样的联想。安德烈以一则民间传说作为回答：上帝之子被钉死在十字架后，直接来到地狱，解放了所有受折磨的罪人。地狱呻吟起来，说以后不会有罪人到那里来了。上帝对地狱说，不要呻吟，还会有显贵、管理者、大法官和富翁补充到这里来的。安德烈还说：“老爷，地狱就是这样指定给某些人的，而您，老爷，在我们这里，总是像个小孩子……以致我们都敬重您……虽然您，老爷，易怒，是的，但上帝会为了您的淳朴而宽恕的。”车夫对德米特里的谈话感到不安，而他则向上帝祈求道：他虽卑鄙，但爱上帝，请把他送进地狱，他将在那里永远爱上帝，但请允许他在天明前的五个钟头里能把他心灵中的女王爱到底。在这一段落里，涉及当时俄国社会中很迫切的老爷与民众的主题。德米特里由于孩子般的淳朴，受到马车夫安德烈的敬重，这又揭示了德米特里性格中一个重要侧面。

马车抵达有两千农民的莫克洛耶村时，居民都已歇息了，旅店还灯火通明。店主特里丰是结实、健康的农夫，半个多村庄的农民都掌握在他手里，欠他的债；他租借或购买了地主的土地，农民为还债而耕种这些土地，却还不清债。他还擅长从旅客那里捜刮，上次就从德米特里那里赚了二百多卢布，所以奉他为上宾。这一描述反映着陀氏对当时俄国农村动态的关注。德米特里看到了米乌索夫年轻的亲戚卡拉加诺夫和地主马克西莫夫，格鲁申卡和她原先的男友——波兰人军官及其同伴。据拉基京向阿廖沙透露，这波兰退役军官曾在西伯利亚与中国边界的海关服务，丢失了职位，听说格鲁申卡有钱，才来找她。德米特里闯进旅店大厅，宣称：他想在这里度过他最后的一天，他同他所崇拜的女王曾经在这里呆过，他要再热闹一番，然后，一只在地上爬的蠕虫便不再存在了。他说完，抱着椅子背痛哭起来。格鲁申卡觉得纳闷，但对他的到来表示很高兴，并希望能好好地喝上香槟酒。德米特里悲剧性的表情立即消失，变得天真活泼，好像一下子忘记了一切，孩子般地微笑着环顾四周。那波兰军官40来岁，皮肤松弛，并没有引起德米特里注意。大家一面喝香槟酒，一面聊了起来，并玩起纸牌。尽管特里丰送来了一副新纸牌，德米特里还是输给了那波兰军官二百卢布。突然，德米特里把那波兰人叫到另一房间，说要给他三千卢布，请他今晚离开，明天再回来。波兰人要现金，德米特里却只能给七百卢布，话没有谈拢，波兰人生气地走回大厅，向格鲁申卡发脾气。她知道真相后，对自己被拍卖提出抗议，并指责波兰军官是听说她有钱才来找她的。她狂怒地叫他滚开，悔恨自己白白地折磨了五年，说他已经不是过去那爱欢笑和歌唱的“雄鹰”，而是“鸭子”。此时，特里丰从沙发上的枕头下找出一副没打开过的新牌，揭穿了波兰军官刚才是用自己的牌作弊，赢了德米特里的钱的。格鲁申卡的脸涨得通红，骂波兰军官变得那么可耻。当他的同伙咒骂格鲁申卡时，德米特里将两个波兰人推进他们自己的房间去。格鲁申卡称赞德米特里干得漂亮。在这些场面的描写中，滑稽与崇高、卑劣与诚实、喜剧性与悲剧性相交织，相对照。这是陀氏推进小说情节发展时常采用的文体。

接下来，描写一场俄罗斯式狂欢场面，并通过不同的视野表达对这些民俗的不同态度，继续推进了老爷们与民众关系的主题。深更半夜里被叫来的姑娘们，带手提琴的犹太人，农民和农妇，都受到德米特里的慷慨款待。姑娘们喜欢的是香槟酒，农夫们更爱朗姆酒和白兰地。此时此刻，如果有个农民问德米特里要钱，他或许会把自己的全部钱都给他的。这种狂欢愈是无秩序和荒唐，就愈使他精神焕发。特里丰老是围在他身边，对他请农民抽雪茄，让姑娘喝甜酒、吃糖果很生气，骂姑娘们浑身是虱子。这应了一句俗话：从奴才爬上来的老爷比原先的老爷还坏。西欧派的卡拉加诺夫起初不想喝酒，也不大喜欢姑娘们的合唱，但喝了两杯香槟酒后也快乐起来，赞扬那些歌曲和音乐了。姑娘们狂欢的歌曲愈来愈放荡，拿木棍的姑娘扮演牵熊人，扮演熊的两个姑娘不成体统地摔倒在挤得水泄不通的、哈哈大笑的人群中。格鲁申卡从一开始就准备一醉方休，坐在沙发椅上喝酒，不时地注视着德米特里的神情。她善良地看待狂欢的人群，认为他们也该有个欢快的日子!然而，卡拉加诺夫还是认为这种民俗龌龊，好像弄脏了他似的。他特别不喜欢一首新舞曲。它唱道：老爷、茨冈人、士兵分别试探姑娘们是否爱他们，而都遭到拒绝，因为老爷会狠狠地揍人，茨冈人爱盗窃，士兵背着背囊；只有跟着商人，她们才可以当皇后!马克西莫夫高兴地同姑娘们在一起，并自告奋勇地跳起了一种法国民间舞，却没产生什么效果。陀氏在1879年11月16日给柳比莫夫的信中说：“笔记。合唱的歌曲是我从实际情形记录下来的，实际上就是最新农民创作的一个例子。”^[5]据《陀氏全集》的注释，这首歌曲以各种文本流行，可参看1870年沙因所编的《俄罗斯民间歌曲》。^[6]看来，陀氏不是从歌曲集，而是从农民演唱中了解到这首反映时代风貌的歌曲的。我们已经几次提到过，巴赫金论述了陀氏小说的狂欢节文化要素，而这个段落更是直接描写狂欢场面的，并且从不同人物的视点给予了评论，而作者的同情显然在为民众提供狂欢机会的德米特里和格鲁申卡一边。

其间，格鲁申卡不时地把德米特里叫过去，她对他刚到旅店时的表情感到害怕，她敏感地看出他有忧愁。在狂欢已到高潮时，德米特里感到头脑发热，到走廊里呼吸新鲜空气。分散了的思想和感觉突然汇集到一点：如果要自杀，不是现在，更待何时?刚到旅店的时候，他把耻辱、盗窃和流血的事抛在脑后，那时要轻松些，因为一切都完了；而现在不同了，那可怕的怪物（指波兰军官）已退出，从她眼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她爱的是谁。德米特里祈求上帝的奇迹，希望格里戈里没有死，他还可以还给卡捷琳娜钱，虽然这耻辱的痕迹会永远留在他心中。他感到有一线光明，“难道她一小时、一分钟的爱情抵不上其余的所有生活，即使是在耻辱的折磨中的生活吗?”德米特里决定在格鲁申卡身边度过这一夜，忘掉一切。已是三四点钟，他在门帘后面找到她，她在低头哭泣。她告诉德米特里，没想到那波兰人会变成这样，同他连话都说不拢。当德米特里这只雄鹰飞来时，她心中明白了她爱的是谁?她请求他原谅她的愚蠢，她是由于憎恨才折磨了人们的，从此她将心甘情愿地成为德米特里的女奴隶。她的话使德米特里陶醉，感到四周都旋转起来，但是他总是感到“心中好像有块燃烧着的炭火”。格鲁申卡也醉醺醺，还满神秘地对德米特里说，她总有一天要进修道院，“明天进修道院，而今天要跳舞”，她是邪恶的女人，但想祈祷，她又是好女人。她愈来愈醉，要表演跳舞，掏出了洁白的手绢来，姑娘们都准备合唱，给她伴唱。格鲁申卡跳起舞来，不过因太衰弱，跳不下去，她向合唱队、向四周鞠躬道了歉。人群中响起她是好女人的声音。德米特里把她抱到门帘后面的床上休息。她说，他虽是野兽，却高尚，请带她远走高飞。德米特里提到了流血和“盗窃”了卡捷琳娜的钱。格鲁申卡说，可以拿她的钱还给卡捷琳娜，他们可以像阿廖沙所说的，去种地。徳米特里从深夜奔赴莫克洛耶，到酒店里的狂欢，处在悲壮、忧愁和短暂欢乐的交错之中，陀氏将处在这种复杂状况下的人物心理，描绘得十分深切感人。

正当德米特里和格鲁申卡海誓山盟时，有许多从城里来的人进来，其中有县警察局长，副检察官，法庭预审官等。县警察局长称德米特里是“弑父者和恶棍”，年轻的预审官说德米特里受到弑父的指控，他父亲夜里被杀害。德米特里虽然听见这些话，但一点也弄不明白。在第八册《米佳》的结尾中，德米特里在极端的痛苦和无奈中得到了格鲁申卡爱情的表白，但是，紧接着，他被指控为“弑父者”。陀氏极善于营造小说的悲剧性局势。

关于小说第九册《预审》的写作，陀氏在1879年11月16日给柳比莫夫的信中有一段说明。陀氏写道：“在我这里这第九册的出现也是突然和出乎意料的：事情在于，起初我想仅仅只限于法庭的审问，已经是在法庭上。然而，在向一个检察官（大实践家）请教时，突然看到，如果这样做，在我的小说中我们的刑事诉讼程序中整个极为有趣的、我们极为蹩脚的部分（我们的刑事诉讼程序的弱点）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诉讼程序的这一部分称为‘预审’，包括以年轻的法学家、法庭预审官以及其他人为代表的旧式的墨守成规和最新的抽象性。因此，为了结束这一部，我还要写取名为《预审》的第九册，我将于12月里尽早地将它给您送去。而且，我还要更有力地勾画米佳·卡拉马佐夫的性格：在不幸和虚假的指控的威胁下，他在心情和良心方面得到洗涤。他在心灵上接受惩罚，不是因为他做过的事，而是因为他是那么不成体统，以致曾经有可能和有愿望去犯罪，由于法庭的错误他将受到这犯罪的虚假的指控。这完全是俄罗斯的性格：不打雷——农夫是不画十字的。他在道德上的洗涤在预审的若干小时中就已经开始，这第九册就是为此而设的。这对于作为作者的我非常珍贵。”^[7]在陀氏看来，写作第九册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探讨和分析当时俄罗斯刑事诉讼程序中存在的毛病；而司法的改进，正是作者多少年来密切关注的问题之一。第二，更为深入地刻画米佳“在道德上的洗涤”的过程，这是陀氏十分珍视的课题。

《预审》从德米特里离开本城赴莫克洛耶之后写起，其基本旋律也是营造德米特里所陷入的悲剧性处境。喜欢收藏枪支的官吏彼得送走德米特里后，跑去格鲁申卡住处找费尼娅，了解到德米特里早先离开那里时拿走了铜杵，而回来时双手沾满了血，“血还往下滴”。彼得也亲眼看到德米特里身上的血迹，便判断后者很可能是到了费奥多尔那里，引发了某种事件。随后，他去找霍赫拉科娃太太，以便弄清她是否借给德米特里三千卢布。彼得对她说，德米特里原先没钱，后来却带来二三千卢布，双手沾满血，说钱是从您这里借来的。这个神经质的女人叫喊德米特里是个弑父者，还胡乱地说，德米特里甚至连她也要谋害。彼得准备向警察局报案，让她写了个证明书，证明她没借钱给德米特里。作者说，这件事在彼得这个“准确和仔细的年轻人”的晋升中起了重要作用；这话带有某些讽嘲意味，因为他的话语、了解和判断并不“准确和仔细”。

当彼得来到警察局长马卡罗夫家时，他们已获悉费奥多尔被杀和被抢的事件。原来，半夜里马尔法被斯梅尔佳科夫癫痫病的呻吟声吵醒，发现丈夫格里戈里不在床上。她跑到庭院来，听到呻吟声，在离围墙20步远的地方发现了处在昏迷状态的格里戈里。他喃喃地说，老爷被杀。马尔法看到费奥多尔寝室的窗户开着，并亮着灯。她从窗户外看到老爷俯伏在地板上，胸口的衬衣上流淌着血。马尔法跑到隔壁人家求救，叫醒了玛丽娅母女，刚好那天有个游历者在那里住宿，便都一起前来救援。他们先把格里戈里弄回厢房，用掺醋的水擦洗他的头部，使他清醒过来。他们还看到斯梅尔佳科夫在自己的小屋里折腾，口吐白沫。当他们赶往老爷那里时，这回不仅窗户而且门都敞开着（这就是说，在马尔法到隔壁人家求教时，有人把老爷那里的门打开。这人是谁?设下一个谜）。他们不敢进屋去，免得有麻烦。在格里戈里的主张下，玛丽娅立即跑到警察局长那里报案，她比彼得早到五分钟。警察局长马卡罗夫是退役中校，现为七等文官，已丧偶，来到本城才三年，非常好客，夜晚经常有本城的名流聚在他家里玩。这个夜晚，刚好副检察官伊波利特等人都在那里。伊波利特35岁左右，像是染有肺病，自信心很强，总有一种怀才不遇的想法。法庭预审官涅柳多夫是两个多月前才从彼得堡派来的年轻人。他们决定立即对费奥多尔家进行现场搜查，县自治局医生，年轻的彼得堡医学院毕业生瓦尔文斯基也前去。他们看到费奥多尔已死去，头部被击破。大概是用击伤格里戈里那同一工具，在围墙边的花园小路上找到了那把铜杵。费奥多尔的房间不是很乱，在地板上找到了一个大信封，那是他准备给格鲁申卡的礼物，里面装着的三千卢布已消失。彼得说，德米特里可能在天亮时自杀，警察局长等人便赶往莫克洛耶，留下了医生，以便验尸。医生对斯梅尔佳科夫的癫痫病产生了兴趣，说很少能遇到连续两昼夜不断发作的癫痫病。这个看法有可能成为对斯梅尔佳科夫犯癫痫病的一种质疑，但并没有引起检察官他们的注意。小说在描写案件和审理过程时，细节的交代特别精细，并且具有推理小说的一些艺术特征，同时，陀氏所重视的主题是司法的公正和对人性的尊重。

在莫克洛耶旅店的房间里，由预审官涅柳多夫等人开始了审问。德米特里慢慢明白过来，便大声叫喊：“在我父亲的流血上无罪……想杀死，但无罪!不是我!”格鲁申卡冲进来，跪倒在警察局长脚下，哭诉一切都是她的过错，德米特里是因为她而杀人的。警察局长指责她的放荡，甚至说她就是主犯。尽管她要求一起被审判，哪怕被判死刑，她还是被强行带到一边去。德米特里叫喊说她毫无罪过。在被审过程中，他也不知为什么对预审官手指上带的两只宝石戒指很感兴趣（这一细节描写或许要说明，他脑子很乱，需要集中思想）。德米特里又说：“然而，是谁杀死父亲，谁杀死的?谁会去杀，如果不是我?真是奇迹，荒唐，不可置信!”当检察官提到格里戈里保存了生命时，德米特里高兴地喊叫起来，感谢上帝给予的奇迹，他想立刻去告诉格鲁申卡，告诉她：“我已经不是凶手!”但德米特里的请求未被允许。不过，他还是热情地感激他们告诉他这一消息：“哦，感谢你们，先生们!哦，你们是如何地使我在一瞬间重生，使我复活的啊!……”从德米特里坦率地承认他有弑父的想法，但没有弑父，以及获悉没有打死格里戈里时的极度欢喜当中，读者清楚地感受到他的话语、他的态度是完全真诚的，但这些都引不起检察官、预审官等的重新思考，更不用说是信任。

小说描写：德米特里解脱了沉重包袱后，一下子变得精神焕发，以平等人的姿态，看待这些他原先就认识的检察官们了。他突然欢快地笑着说：他明白，如果格里戈里作证，会在他（德米特里）身上引起“可怕的嫌疑”。德米特里甚至把他的听众当做“最好的朋友”了。他说，他在严重地殴打格里戈里上有罪过，但没有杀死老父亲。在此，陀氏细致地表现出，尽管德米特里一再声明未曾弑父，预审官等人对此丝毫不感兴趣，无动于衷，未做进一步了解，却要求他讲述同父亲争吵的事。德米特里讲起前几天殴打过父亲，在许多场合讲过想杀死父亲，但确实未曾弑父。他要求告诉他，父亲是在何处、如何被杀的?他确信在母亲的遗产上父亲欠他不只三千卢布，但他准备以父亲要拿给格鲁申卡的那三千卢布妥协。他强调他是作为一个高尚的人同他们谈话，尽管自己是做过许多卑鄙事的人，但他一生都在寻求高尚的事物。他不喜欢父亲的外表、不诚实和无信仰等等，但觉得自己也不怎么样，没有权力认为父亲令人讨厌。他本来以为很快能把事情说清楚，但说到这里，他变得愁闷起来，愈来愈阴沉。这时听到格鲁申卡在不远处痛哭的声音，德米特里不顾一切地要奔到她那里去，然而又被制止。警察局长去劝格鲁申卡要安静下来，不要妨碍德米特里为自己辩护。他回来后颇为感动地说：她明白了，她是个聪明善良的女子，有颗基督徒的心（这同起初他认为她是荡妇，是个大改变），德米特里对他表示感谢，但对检察官们说：“你们不要这样在我的心灵里刨根问底，以无聊的事折磨它，请你们只是询问事情和事实，我会立即满足你们的”。德米特里要求尊重他的心灵!

接着，德米特里讲述近日来的事实经过，他前天到萨姆索诺夫那里，想向他借三千卢布。检察官问他为什么恰恰需要三千卢布，德米特里回答说，是为了还债，但拒绝回答还给谁，说这是他的私人生活。他坦率地讲述了因格鲁申卡而对父亲产生的嫉妒，以及伙同斯梅尔佳科夫对父亲进行过监视。德米特里继续讲述他借钱的失败，从霍赫拉科娃那里出来后，甚至想随便砍死某个人，也要弄到三千卢布，而费尼娅所以没被他打死，只不过那时他没有时间。这些供词，将德米特里不巧于心计、光明磊落的性格和盘托出，而被书记员一一记录在案。当预审官拿出那铜杵来，问他为什么要带走它时，他干脆回答说，毫无目的，随便带走的（这一回答可能表达了实际），又说是为了防狗，显出他被问得愈来愈不耐烦了。他挑衅地对书记员说：你干脆就写下他拿走这铜杵，是为了杀死他父亲吧!他本想就此保持沉默，但突然又说道：他常常做一种梦，有个他非常害怕的人在黑夜里追赶他，而他躲到门后，或者柜子后面，追赶他的人明知他躲在哪里，却假装不知，以便更久地折磨他，享受他的恐怖；而检察官们现在所做的就同这个很相像。检察官认为德米特里的梦“很有趣”（或许这位“心理学家”要从中找出什么证据?）德米特里说：“现在已经不是梦!现实主义，老爷们，现实生活的现实主义!我是狼，而你们是猎人，哟，在追捕狼。”又说：“你们可以不相信罪人或被告、被你们的问题折磨的人，但是，先生们，对最崇高的人，心灵最崇高的激情（我要勇敢地呼喊这点!）——不!你们不能不相信这个……你们甚至连权利都没有……”陀氏小说注重人性的尊严，批评这些检察官们并没有权利忽视人们“心灵最崇高的激情”。

德米特里极度坦诚，而检察官以及崇拜他的、年轻而近视眼的预审官对此视而不见，显然，他们属于不注重感情世界和灵魂世界的那类人。小说对预审过程的描绘，一方面揭示了德米特里和检察官们的不同性格，特别是心态，另一方面也是对已叙述过的小说情节的二重奏，使情节更加清晰。德米特里讲述了他昨晚翻墙进入父亲家花园的经过。当他讲到他潜入父亲寝室窗前，看到父亲探出头来，便拿出铜杵来时，故意停顿了一下。果然，预审官插话说：然后发生了什么?德米特里心中怒火燃起，说：你们以为，然后就杀死他，击溃了他的头颅吧!接着，他宁静地说，他不知道，是他的母亲祈求了上帝，还是光明的神灵吻了他，总之，是魔鬼被战胜。他从窗前跑开，奔向围墙；他已骑上墙时，被格里戈里赶上。陀氏既描述德米特里的陈述，又表现他的感觉、感触。他真诚地叙说了他的心灵危机，但检察官们对此仍然无动于衷。他说，他们在嘲笑他，他们“连一句话也不相信”。检察官问道：那时您有没有注意到寝室的门是否开着?德米特里很肯定地说，门是关着的。当他听说，他们看到门是开着的时候，他大为惊讶，并说道：叫父亲开门的暗号只有他、斯梅尔佳科夫和父亲自己知道。在此，德米特里说道：“你们所遇到的是这样的被告，他自己供出自己，供出对自己有害的事!是的，因为我是珍惜名誉的骑士，而你们——不是!”此时，德米特里心中已开始怀疑斯梅尔佳科夫，不过，在回答问题时，他认为斯梅尔佳科夫是胆小鬼，不会做这种事。在此，德米特里激动地说：他虽然想弑父，并有过机会，“但是没有杀死他，是我的天使——保佑者拯救了我——而正是这一点，你们不加以考虑……因此，你们是卑劣的，卑劣的!”小说描写德米特里竭力抵制了对他的冤案的形成，然而就是打动不了检察官们。德米特里被问到他为什么要从墙上跳下来看格里戈里时，回答说：不知道是为什么，但跳下来，还用手绢擦了他的血。尽管德米特里记得他是出于怜悯才跳下来，并说过：碰上了老人，无奈，你就躺着吧，但在被审时他根本就没有想去表白这一点。检察官却做出单方面的结论：他是为辨认他犯罪的唯一证人是死是活，才跳下来的。

关于他为什么突然有了一大笔钱的问题，他拒绝回答，说这件事对他来说是耻辱。他没有讲后来同格鲁申卡的爱情，只是说由于新情况，自杀的决心消失。应预审官的要求，他交出了身上的钱，共836卢布40戈比。预审官就德米特里这晚上的花费算了算账，结果说明他身上总共只有将近1500卢布。预审官还进行搜身，让德米特里把上下衣服都脱下来，好拿去检查。虽然他感到很羞辱（他想道：像是对待盗贼，而不是对待军官），但只得服从，用被子把赤裸的身体蒙起来。他本以为会很快还给他衣服，却没想到有些衣服沾有血迹，因而被留作物证，而把卡尔加诺夫备用的一些衣服拿来给他。德米特里在继续被审问时又说：如果他真的杀死了父亲，决不会隐瞒，“不，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不是这样的人”；那个开门到父亲那里去的人杀死了父亲!当预审官拿出费奥多尔那大信封，问他是否知道时，他惊愕了，过了几秒钟，他大声叫喊道：斯梅尔佳科夫杀死了父亲，“只有他一个人知道，这信封藏在老人的什么地方……就是他，现在清楚了!”我们看到，德米特里早已怀疑斯梅尔佳科夫，但没有做确切的表示，直到这信封被出示，他才加以肯定。陀氏有力地描绘了德米特里在被审过程中的诚实。

检察官说，如果他对那一大笔钱的来源继续保持沉默，那他们该相信什么呢?这时，德米特里才不得不把他的私事、耻辱和盘托出：他上次在莫克洛耶花掉的卡捷琳娜的钱其实只是三千卢布的一半，他把另一半用布包起来，缝成护身香囊的样子，挂在脖子下面。这笔钱是备用的，万一格鲁申卡答应同他走时，身无分文怎么行。如果，当时就把这一半钱还给卡捷琳娜，那么他就只是挥霍了她的钱，而没有偷，但他把一半钱藏起来，就等于是偷了。这一个月来，他就是为此而苦恼，老在动摇是否把钱还回去；直到昨天再次到彼得那里去（即以为打死格里戈里之后）才撕开“护身香囊”，开始花钱。检察官问他为何不向卡捷琳娜借钱?德米特里答道：为了同她的竞争者相好而向她借钱，太卑劣。他感叹地说，检察官他们好比伸手挖掘他那已撕裂成两半的心。检察官还说，他扬言花掉的是三千卢布，而不是一千五百卢布，还追问他那“护身香囊”是用什么布缝的，等等。此时，已是早上八点来钟。德米特里虽然备受折磨，但对他们没有把格鲁申卡牵连进去表示感谢。

接下来，传讯证人。旅店老板特里丰、农夫和车夫都肯定德米特里两次在那里花费的是三千卢布，虽然都没有亲眼确认过，而只是听德米特里自己说的。波兰人提到德米特里以三千卢布为条件让他退出，不过现金只有七百，其余的明天在城里给。这一证词粉碎了德米特里最后一点希望，不过他辩解说，他是准备以出让切尔马什尼的产权来抵这笔钱的。最后还传讯格鲁申卡，她已显得很平静，但患上了恶寒病，用黑披巾紧紧地裹着自己。她也证言德米特里几次提到要花费三千卢布，虽然她没有数过，而钱是从卡捷琳娜那里拿来的。在回答德米特里是否有弑父意图时，她说他提到过几次，但她不相信他会这样做。这时，德米特里站起来对她说：请相信上帝和他，他在昨天父亲的流血上无罪!格鲁申卡虔诚地画了十字，以诚挚感人的声音对预审官说：“他现在怎么说的，就相信它吧!我了解他：瞎扯归瞎扯，或者为了逗乐，或者是因为固执，但如果违背良心，是从来不会欺瞒的。他会直截了当地说真话，请相信这点吧!”德米特里以颤抖的声音表示对她的感谢。小说对于格鲁申卡作证的描述很有分寸，一个虽沦落、但内心善良的女子形象跃然纸上，她的话语很感人。

传讯证人结束，德米特里感到十分疲乏，躺在大箱子上睡着了，并且做了一个梦：下雪天，他坐在农夫驾驭的马车上，奔驰在某个草原上，看到不远处有个村庄，这村庄一半的农舍被烧焦。在村口看到排成一列的、骨瘦如柴的妇女，一个年轻妇女怀中的婴儿在哭泣，因为从母亲干枯的乳房中吸不到一滴奶汁。德米特里深感同情，问将近50岁的车夫：为何焦黑的母亲们站着，为何人们贫苦，为何娃娃贫苦，为何他们不唱欢乐的歌，为何他们因黑色的灾害而变黑，为何不喂娃娃?他希望能使娃娃和母亲不再哭泣，世上不再流泪，他要以卡拉马佐夫式的奔放激情立刻这样去做。他还听到了格鲁申卡表示从此永远跟随他的亲切话语。“于是他的整个心燃烧起来，奔向某种光明，他渴望生活，生活，走，走向某条路，走向新的召唤着的世界，而要尽快，尽快，现在，马上!”德米特里醒来，发现不知是谁在他睡觉时给他头下放进了一个枕头，这使他感动得流泪，他觉得自己做了个好梦。这一梦境是一种象征性描绘。在预审过程中感受到的不公正可能使德米特里的眼界扩大，受苦难的民众、妇女和儿童的形象进入了他的感情世界。陀氏正是从这样的角度肯定苦难的意义的。

在整个预审过程的细致描写中，将德米特里的性格、心理和语言都写得很出色。他虽然度过了无秩序的生活，但心地是善良而真挚的。他是个“珍惜名誉的骑士”，而检察官们却不是，为某种功利主义所驱使，竭力要论证德米特里有罪!预审官决定将德米特里送进监狱，进一步审理。德米特里在离开莫克洛耶时，对人们说：我们大家都残酷，恶劣，而他自己最卑劣，他需要接受打击，在苦难中洗涤自己，他不是因为弑父而接受惩罚，他仍要同审判官方面斗争到底。格鲁申卡说，她既已表示爱他，就一辈子跟他到底。德米特里向所有人告别，但原先巴结他的店主特里丰却很势利，不再理他，倒是卡尔加诺夫虽然几乎相信德米特里有罪，却同他握手告别。

我们已提到，陀氏曾在给柳比莫夫的信中说，《预审》这一册是向一位很有经验的检察官请教时感到其必要性而增设的。陀氏的艺术感觉很敏锐，《预审》成了整部小说中重要和精彩的章节，而对预审、审判等过程的精确描写也成为《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特色之一。这位检察官、法学家叫做安德里安·安德烈维奇·施塔肯施奈德（1841—1916后）。陀氏夫人安娜回忆说：“当事情涉及法庭世界的所有那些场合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都同有才华的法学家安德里安·安德烈维奇商议，正是有赖于他，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才得以使《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米佳·卡拉马佐夫诉讼过程的所有细节那么精确，以致最不怀好意的批评家（这样的批评家不少）也不能够找出某些疏漏或不准确。”^[8]陀氏追求“达到幻想性的现实主义”，同时又要求细节的高度真实性；这两者在陀氏的小说中是辩证地统一起来的。正像阅读《卡拉马佐夫兄弟》时，女画家云格所说：陀氏的特点之一是“精细的研究者”。

这位女画家在1880年4月25日执笔的一封给陀氏的信中说：“您是多么完善地描写了审讯的场面!这些人不是恶毒的，然而是空虚、目光短浅的人物，他们以自己假装的和善和自以为的宽宏大量的殷勤，每时每刻都在侮辱一个那么无法估量地高于他们的天性……而这个妇女，您的妇女，淳朴的、俄罗斯的妇女，以心灵感受到真实!”^[9]这是对《预审》中描绘的检察官们以及德米特里和格鲁申卡形象很贴切的评价。

第四部第十册《小男孩们》从修道室聚会、卡拉马佐夫家的凶杀事件发生的8月底跳到11月初，从成年人生活的描写转到少年生活的探讨。从早期的《穷人》起，陀氏小说就经常包含儿童以及儿童苦难的主题，这一主题在《罪与罚》中达到一个高潮。在《白痴》中，梅希金在瑞士亲近儿童，并在彼得堡叶潘钦家叙述过儿童世界的纯真和富于同情心。关爱儿童，正是陀氏理想人物的特征。《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构思是两卷，第二卷要讲现代，而作者所完成的第一卷是13年前的事，那么这时的少年在第二卷里将是青年了。在第一卷里，自然也有必要对他们的少年时代有所描述、分析。同时，《卡拉马佐夫兄弟》分册写作的结构，也便于对少年们做相对独立的分析性描写。而且，关切儿童的精神成长正是阿廖沙的重要使命。

在小说里出现了一个少年主人公科利亚·克拉索特金。他快满14岁，父亲是省府秘书，在科利亚出生后不久就病故，母亲当时才18岁，她把全部精力都用来培养孩子。科利亚长大成一个果敢、灵巧、执著、有进取心的孩子。他已进入初级中学，成绩很好，以居高临下的眼光看待一切，但对待同学很友好。他十分淘气，爱表现自己，自尊心很强，甚至要让母亲听从他。母亲因感到孩子缺少对她的感情而难过，其实他很爱她，只不过不屑于表达“过分的亲昵”。他已开始读父亲留下的书，其中有些书是不适合于这种年龄的孩子的。有一次，他与同学们到临近火车站处去做客，科利亚经过对铁路线路的仔细观察，确认可以扁平地躺卧在铁轨之间而不受驶来的火车伤害。他竟然和同学们打赌，并付诸实行，结果虽然没有受到伤害，但火车驶过时，躺在铁轨之间的科利亚昏迷过去，第二天还得了轻微的神经性热病。陀氏在1877年的《作家日记》的文章《过命名日的人》中就观察到，在托翁《童年与少年》所描写的时代里，少年受委曲会想到自杀，但仅仅停留在幻想，而现在的少年幻想什么，就付诸实施。科利亚这一荒唐的冒险行为，正是表现了随着时代的变迁，少年性格的这种变化。这是陀氏对当时俄罗斯“流动着的现实”的重要观察。这件事使在场的同学大为惊愕，却使科利亚在同学们当中获得名声，但也传到学校当局，只是由于爱慕他母亲的某教师的周旋，才未被追究。此前，科利亚曾在世界通史的课堂上提问谁建造了特洛伊城，使这位教师无法具体回答，而科利亚却从父亲的藏书中知道这点。母亲知道科利亚卧在轨道间后，几乎要发疯，病了几天。科利亚按她的要求跪在圣像面前，发誓永不再做类似的“不顾死活的”淘气行为，母子拥抱着哭泣。科利亚原先轻蔑那位教师对母亲的感情，这次事件后态度有些改变，而每当提到这位教师，他母亲就脸红。陀氏以亲切的笔调描述他所喜爱的少年儿童世界，但就是这种描写中也充满戏剧性。在少年儿童时代，人们就会萌发种种想法和追求，对此，成年人应当给予充分的注意。

科利亚也就是第四册《心力交瘁》中阿廖沙在路上遇到的那群扔石头打架的小学生的较年长的伙伴。这是个星期天，科利亚与同伴约好要去看生病的伊柳沙，却遇到障碍。他母亲一直把家里一个房间租给一位医生太太住，后者的女佣却突然要生孩子，对此科利亚母亲和医生太太一直都没有察觉，临时设法把她送到接生婆那里，只剩下科利亚一人负责看管医生太太的两个七八岁的小孩。女佣的事在孩子们中间也引起反响，两个小孩子议论说，不相信婴儿是接生婆从菜田里捡来的。在这里，陀氏已经涉及儿童的性教育问题。科利亚等到母亲女佣买菜回来后，赶紧带着他饲养的一只毛茸茸的狗出门，在广场上与同学斯穆罗夫会合。斯穆罗夫正是当时同伊柳沙扔石头打架的孩子之一，他对科利亚说，伊柳沙得了严重的肺病，可能活不了一个星期。科利亚说，你们都是被阿廖沙说服，才去看伊柳沙的，而他是按自己的意志来的，还想同阿廖沙认识。陀氏在描写这个早熟的少年主人公时，表现了他敏感地接受着外界的影响，并且已开始进行一些哲理性的思考。他对同伴说：如果狗能议论和批评，它大概会发现人类的社会关系中有比它们更多的愚蠢的东西，并说这个想法是来自拉基京的。科利亚还宣称：“我喜欢同民众谈话，并总是乐于为他们说公道话。”果然，他走过广场时，要同摆摊位的男女小市民打招呼，聊两句话，但反而引起一些误解。当时，俄国知识阶层对民众的关心以及彼此的隔阂也反映到少年世界上来。

陀氏对少年世界的描述，围绕少年之间，少年与青年、成年人，少年与社会思潮的关系等等，深入地展开。到达伊柳沙家时，科利亚先让同学把阿廖沙叫出来，想同他单独谈话。科利亚听说阿廖沙身上有某种惹人喜爱和吸引人的东西，他担心阿廖沙是否平等地待他，他个子小，脸也不漂亮，翘鼻子，并为此而难受，不过这只是一时的感觉，因为他相信自己“整个儿地献身于思想和现实生活”（在这里，作者细致地把握了理想刚萌发时少年的心理状态）。阿廖沙快活地走了出来，他已脱去了修士服，换成漂亮的西装。他同科利亚握手，问他为什么这么晚才来看伊柳沙。科利亚讲述了事情的经过：春天，伊柳沙进了预备班，他瘦弱，衣着也不好，同学们欺负他，而他高傲，反抗。科利亚就喜欢这样的少年，便把他置于自己的保护下，而伊柳沙开始崇拜他，模仿他。科利亚想培养他，但发现他过分柔情和感伤后，故意装出对他冷淡。其间，伊柳沙也不知怎么认识了斯梅尔佳科夫，他们两人一起将大头针插入面包里，扔给饿得发慌的长毛狗茹奇卡。这一情节描绘了斯梅尔佳科夫“兽性的玩笑，卑劣的玩笑”，它扭曲了孩子纯真的心。长毛狗吞下面包后，尖叫着跑走，消失了。伊柳沙大为震惊，向科利亚哭诉了自己的行为。科利亚早就想锻炼他，便装出很气愤的样子，说他做出了卑劣的行为，暂时要同他断交。伊柳沙不甘心，扬言要把带大头针的面包扔给所有的狗，正是在这时候，他父亲被德米特里拽了胡子，同学们更是欺负伊柳沙，很重地打他。科利亚在旁边看着，差一点就去保护他，然而伊柳沙一遇到科利亚的目光，突然拿起修铅笔刀刺了他大腿。科利亚毫不在乎，而伊柳沙哭着跑走了，正是这一天他咬了阿廖沙的手指。接着，伊柳沙就病了；科利亚没有早一点来同他和解，感到很后悔。阿廖沙说，伊柳沙对他父亲说，他生病是因为杀死了茹奇卡，受到了上帝的惩罚。小说表现大人世界的种种丑陋、失误如何会反映到少年儿童世界来，如斯梅尔佳科夫“兽性的玩笑”、德米特里拽伊柳沙父亲胡子的粗鲁行为都产生了不良影响。而大人世界的美好、理想，如阿廖沙的“积极的爱”，更能感染少年儿童的纯真世界。

在伊柳沙的病榻边，来了许多同学。阿廖沙曾经一个个地找了同学，要大家和好，都来看望伊柳沙，这使伊柳沙很受感动。自从伊柳沙生病以来，他父亲斯涅吉廖夫上尉胆战心惊，经常讲可笑的轶事或扮演滑稽角色来安慰儿子，但伊柳沙不愿意父亲扮丑角。斯涅吉廖夫后来接受了卡捷琳娜二百卢布的资助。她还亲自来探望，继续给予资助。当科利亚进来时，伊柳沙很高兴，科利亚看到他病成那样，抑制着眼泪。他吹了哨子，他那毛茸茸的狗便跑了进来。他对伊柳沙说，茹奇卡并没有吞下那带大头针的面包，而是把它吐了出来，并没有死，终于被他找来了。伊柳沙抱着这长毛狗，十分感动和高兴。科利亚还送给他一个能开炮的青铜玩具小炮。同学们都叹服科利亚。他讲起鹅的故事：他经常在广场的商摊那里转悠，有一次，他对一个小伙子说，运燕麦的马车停在那里，燕麦从袋子里滴漏下来，鹅把脖子伸进马车下，在啄麦粒；如果这时马车稍微一动，车轮就会压断鹅脖子。小伙子试了试，压断了鹅脖子，被告到调解法院，陪了一个卢布。科利亚因如此淘气而在广场上也出了名。科利亚还说，其实世界通史讲的只是人类的愚蠢，他只看重数学和自然科学，而现在又开始教古典语言，这只不过是政治措施，使能力钝化。伊柳沙告诉父亲，科利亚却在拉丁语上考第一。阿廖沙注意地听着，表示不赞同他关于学习古典语言的看法。这时，卡捷琳娜从莫斯科请来的名医顺便来看伊柳沙的病。

科利亚同阿廖沙在屋外进行了一番谈话。科利亚担心过分炫耀自己，但还是把自已的想法表达出来。他称阿廖沙是神秘主义者，而同现实的接触会治愈他。阿廖沙问他是否相信上帝?他回答说，他并不反对上帝，但上帝只是一种假设，是为了维护世界秩序，“如果没有上帝，也应当想出一个来”，可以不相信上帝而爱人类，如伏尔泰。阿廖沙宁静地说，伏尔泰并不大信仰上帝，也不大爱人类，并问科利亚是否读过伏尔泰?他回答说只读过《老实人》的俄译本。科利亚宣称，他是社会主义者，但他并不反对基督，基督完全是人道的个性，如果他生活在我们时代，他会追随革命者。阿廖沙说，科利亚是在用别人的语言说话。参照《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的注释^[10]，早熟的科利亚的有些话语有来自别林斯基《给果戈理的信》等著作的观点，而他关于只看重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看法等等，则受到了60年代末激进思潮的影响。但是，科利亚并没有读过别林斯基，只是听人家说的。阿廖沙说，一个德国人评论俄罗斯学生，说他们对星空图毫无概念，但把星空图给他们看以后的第二天，他们就会把修改过的星空图还给他。科利亚认为，这对自命不凡批评得对，但也要重视从儿童时代起的独立精神，思想和信念的果敢，而不是膜拜权威。阿廖沙叫科利亚常来伊柳沙家，了解像他那残疾的姐姐那样的人们，就能学会珍视许多东西，“这会最好地改造您”。科利亚表示非常珍惜阿廖沙的意见，说他一直担心自己被别人认为可笑。阿廖沙说，这种想法正是人们不幸的原因，现在连孩子们也犯这个毛病。魔鬼就体现在这种自爱中，它已钻进整个一代人身上。他劝科利亚摆脱这种自尊心，科利亚十分感激阿廖沙，表示对他的挚爱。

在《小男孩们》中，主要描写了两个少年主人公。科利亚受到60年代末激进的、革命的思潮的影响，他很可能成为70年代民粹派“到民间去”运动的参加者。伊柳沙是受贫穷和屈辱扭曲了的、“病态而敏感的”少年，他是继《白痴》中的伊波利特之后不幸夭折的少年形象。阿廖沙以其“积极的爱”影响着新一代的中学生们，使原先争吵的少年们成为彼此关心的好朋友；阿廖沙还呼吁少年们多关心贫苦的民众。柳比莫夫在1880年4月12日给陀氏的信中评论《小男孩们》说：“这部分，您写得很出色（您非常喜欢孩子们）。我相信，它将产生强烈的印象。”^[11]陀氏在同年4月29日给柳比莫夫的信中提到，“恰好，我感到满意的是，《小男孩们》这一册（将在4月号问世）是那样地具有独立性和插曲性，以致即使在远没有完结的地方中断，并提出要待续，读者也不会那么抱怨”。又说：“昨天，27日，我在为斯拉夫慈善协会举办的文学晚会上朗诵了这一册的一个插曲，——所产生的效果，我可以不夸大和不吹嘘地说，是极为强烈的。”^[12]其实，《小男孩们》有个主旋律，那就是关心病苦、残疾的人们，而这个主旋律是同整部小说相交融的。在一部宏伟小说中包含儿童小说式的篇章，引起读者对儿童精神世界的关切。

第十一册《伊凡·费奥多罗维奇哥哥》同第十册相类似，叙述德米特里被捕后两个月来的情形。这是陀氏小说常采用的结构手法，经过一段时间的跳跃，使事情、事件的后果沉淀，然后再集中在一段短暂时间里进行分析性的描述。这样，在小说中，现在时的叙述和对两个月来的经过的回顾巧妙地交织在一起。第十一册开场时，已是审判德米特里的前一天，格鲁申卡不安地把阿廖沙叫到她家来。德米特里被捕后，格鲁申卡得了重病，躺了五个星期。她瘦了，脸色发黄，但她的目光显出坚定的决心，在她身上发生了“某些精神转变”，已经没有从前那轻浮的痕迹。阿廖沙觉得，她在德米特里被捕前一刻成了他的未婚妻，现在面临他的受审，但是她并没有丧失她那年龄人的欢快。作者的叙述与阿廖沙的感觉相交错，把格鲁申卡的形象描绘得很生动。但只要想起过去的忧愁，她的眼睛就闪出阴郁的火花。这忧愁就是卡捷琳娜，尽管后者一次也没有去看望过德米特里，但格鲁申卡还是很嫉妒她。自莫克洛耶以来，老地主马克西莫夫成了格鲁申卡那里的食客，那两个波兰人也不断向她要钱用。这天，格鲁申卡刚从德米特里那里回来。她对阿廖沙诉说，德米特里因她善待波兰人而嫉妒，暗示既然她可以重温旧好，他也可以找卡捷琳娜，格鲁申卡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小说在悲剧性场景中描绘男女主人公都好嫉妒，其实是在刻画他们之间忠实的爱情。阿廖沙谈到：他和伊凡、卡捷琳娜共同出资三千卢布，从彼得堡请来著名律师费丘科维奇，而卡捷琳娜还单独花两千卢布从莫斯科请来医生，想证明德米特里是在发狂的状态下杀人的（值得注意的是，她的前提是认为德米特里杀了人）。格鲁申卡说，德米特里没有杀人，不过觉得他现在倒是有点发狂的样子；伊凡去看他两次，最近一次在一周前，不让别人知道，一定有什么秘密。阿廖沙觉得一周来德米特里有某些变化。格鲁申卡觉得他们是想抛弃她，她甚至不相信阿廖沙关于大哥爱她的安慰话。陀氏仔细地描述了在这一段时间中小说人物的思想感情的动荡；而德米特里是否弑父，对待这问题的态度成为其亲人、女友们感情的试金石。

阿廖沙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的伊凡、《少年》中的阿尔卡狄一样很忙，四处奔波，从格鲁申卡那里，又转到了霍赫拉科娃家。这也是陀氏运用得很成熟的小说结构手法之一。浪漫而滑稽的霍赫拉科娃太太说，德米特里案件已在俄罗斯传开，并第一次提到小说中的这城市叫做“斯科托普里戈尼耶夫斯克”（俄语含义为牲畜栏）。据《陀氏全集》注释，对作为小说背景的这城市的描写，依据了许多外省城市给予作者的印象，其中最主要的是晚年陀氏一家经常居住的旧鲁萨市。^[13]霍赫拉科娃给阿廖沙看一份报纸，那里说，在德米特里犯罪前，有个40岁寡妇要向他提供三千卢布，建议一起到西伯利亚去开采金矿；她说，这不是说的她吗?原来是拉基京图谋她的钱财，想同她结婚，到彼得堡去办文学杂志，但他的计划被官吏彼得击败，所以才写这篇通讯讽刺她的。她认为现在人们当中出现了感情倒错的现象，她的女儿丽沙就是如此，而德米特里也是因此而弑父的。当阿廖沙同丽沙会面时，她叙述了她的施虐被虐狂的病态心理。她希望有人折磨她，娶她，又抛弃她而走掉；她有时会有放火烧房子的犯罪冲动。她在一本书上读到某个审判案：有个虐待狂先砍掉一个4岁孩子的十个手指，然后把孩子钉在墙上，将他折磨了四小时，直至孩子死亡；丽莎有时觉得自己也会有这种虐待狂的心理，一面吃着菠萝，一面听孩子的呻吟。她请求阿廖沙拯救她。此段落尖锐地反映了这时代青少年的心理危机。

据《陀氏全集》注释，陀氏描绘丽莎这些施虐被虐狂的心理，与作者对1867年发生在俄罗斯的奥莉加·乌梅茨卡娅案件的记忆有关。当时，陀氏正在国外构思《白痴》，看到俄国报刊对这一案件的报道，感到极大的震惊。奥莉加·乌梅茨卡娅是15岁的姑娘，她的父亲是小官吏、地主，父母经常为金钱吵架，虐待孩子们，他们所生的22个孩子中，只活下来5个。奥莉加不堪父母野蛮的虐待，以致四次放火烧她父母的房屋。^[14]陀氏在1867年10月给A.迈科夫的信中说：“我是这么急切地想回俄罗斯。正是有关乌梅茨基案件，我不能不留下自己的话语，或者刊印这些话语。当我回去时，我个人会亲自到法庭以及其他地方。”^[15]可见，陀氏对此案所反映的俄国家庭的混乱以及铤而走险的少女的犯罪心理的深切关注。这一关注，经过多年岁月，还表现在对丽莎病态心理的刻画上。陀氏十分重视对这些心理的研究，希望通过自己的文学，在社会上敲响警钟，医治和消除施虐狂和被虐狂的心理，尽管这些心理的出现是极少数的例外，但仍然是现实中的一种存在!在小说中，丽莎还谈到，她有时做梦，梦见遭到魔鬼们的侵扰，画十字才得以将它们赶跑。而阿廖沙说，他也做过同样的梦。《卡拉马佐夫兄弟》只写成第一卷，因而阿廖沙和丽沙的关系尚未充分展开。已经坚定了“积极的爱”的信念的阿廖沙和遭受着种种病态心理侵袭的丽莎，这对较年轻的男女主人公的故事将如何发展?从这些段落的布局中，已经浮现出陀氏小说将深入探讨类似的、有趣的主题。

阿廖沙来到监狱看望德米特里时，天已快黑，刚好拉基京从那里出来，正要离去。德米特里对阿廖沙说：拉基京是追求功名利禄的能手，认为人被环境所吞噬而导致杀人；他不相信上帝，将来只会做损人利己的事。身陷囹圄的德米特里依然瞧不起拉基京这样的实用主义者，他告诉阿廖沙，他刚刚对拉基京说过：“卡拉马佐夫们不是卑劣的人，而是哲学家，因为所有真正的俄罗斯人都是哲学家，而你虽然学习过，但不是哲学家，你是庶民。”德米特里关于哲学家的宣称，概括着陀氏小说从拉斯柯尔尼科夫到梅希金、沙托夫、维尔希洛夫和马卡尔老人等系列人物的基本特征，尽管他们的哲学大相径庭。就广阔的意义上说，《穷人》中爱议论、爱幻想的杰弗什金，《死屋手记》中的无畏的囚徒彼得洛夫、《地下室手记》的主人公等等，也都是思考着人生意义的哲学家。德米特里虽然过着无序的生活，但没有失去理想、诚挚和信仰，他诚然是位哲学家。

德米特里又说：两个月来，他在墙皮脱落的囚室里获得了新生，他不害怕在矿井里敲20年石头。“就在那里，在矿井中，在地下，在自己身旁，在这样的苦役犯和杀人犯当中，也可以发现人的心灵，并同他们接近，因为就是在那里，也可以生活、爱和受难!”可以使苦役犯麻木不仁的心灵复活，以多年的关怀培育他们高尚的意识，促使天使的诞生和英雄的复活。他们有几百人，而我们大家都因他们而有过错。他那时在莫克洛耶做的关于孩子的梦就是对他的预言。为何娃娃们贫苦?为了这些小娃娃和大娃娃，总得有人到那里去，所以他要去，尽管他没有弑父。“对服苦役的人来说，不能没有上帝”；“坐在坑木当中，但是我也存在，看得到太阳，如果看不到太阳，也知道它存在。而知道有太阳存在——这已经是整个生活。”在德米特里的这些表述中，有许多动人的话语与陀氏本人30年前被流放西伯利亚时的表述相似。我们在第四章曾引用过：在1849年12月22日被判刑后的当晚，陀氏在写给哥哥的信中这样说：“不错!他们会使我布满伤痕。但是，在我身上仍留有一颗心和同样的血肉之躯，它同样可以去爱，去受苦，去希望，去记忆，而这仍旧是生活!是会见到太阳的!”^[16]陀氏的记忆力极强，某个生活观念一旦形成，就持久地留在他的脑海里：30年前所说的即使在服徒刑、受苦难中，“同样可以去爱，去受苦，去希望，去记忆，而这仍旧是生活!是会见到太阳的!”这些意念（爱、受苦和生活等）和象征性形象（太阳）继续出现在德米特里的话语中。这些在长期的岁月中连绵不断的、相互关联的话语活动，可以说是陀氏小说艺术创作的一个重要特色。

面对第二天的审判，德米特里像是在向阿廖沙交代；他说道：伊凡与拉基京不同，隐藏着思想，像斯芬克斯，总是保持沉默。不过，他比拉基京干净。从彼得堡请来的律师相信德米特里弑父，还能为他辩护什么?卡捷琳娜有一颗残酷的心；她知道了他说过的她是“‘伟大愤怒的’女人”那句话；不过，德米特里叫阿廖沙请求她在作证时不要提及曾经前来问他借钱的往事。他感叹格鲁申卡要同他一起去承担苦难，他把格鲁申卡的整个心灵都接受到自己心灵里，而只怕在流放中不能结婚。他最后透露了一个秘密：伊凡建议他同格鲁申卡一起逃往美国，费用全由伊凡负担。德米特里还在犹豫不决：在美国又会忙忙碌碌，那里的骗子行为也很多。这是逃避接受苦难的十字架!当兄弟俩告别时，德米特里突然又说，伊凡相信他弑父，却劝他逃跑!他问阿廖沙相信还是不相信他弑父，阿廖沙回答道：“哪怕是一分钟，我都没有相信过你是凶手。”德米特里感谢他，说阿廖沙使他对明天的信心更坚定；但又说了一句令人费解的话：“要爱护伊凡。”小说在描写德米特里准备接受判决时的心理的同时，逐渐过渡到伊凡的主题。

阿廖沙走到卡捷琳娜住处时决定进去找她，心想：很可能伊凡也在那里。刚好，伊凡正要离开，而卡捷琳娜将他留下。阿廖沙一个多星期来没见过卡捷琳娜，她很少变化，不过她那暗色的眼睛闪烁着令人不安的火花，而“阿廖沙后来想起，她在那一刻给他的印象极为美好”。对此刻卡捷琳娜显得美好的描写，同此前所写的格鲁申卡的苦恼相对照，生动而深刻地表现出这两位妇女感情世界的差异。陀氏的小说艺术世界的特色常常体现在这些细微处的对照上。阿廖沙把刚才德米特里的话转告她，希望她明天作证时“爱惜自己”，不要提起她当初找他借钱的事。她好像在继续刚才同伊凡的争吵，对他说，她去找过斯梅尔佳科夫，是你要我相信这个仆人是弑父者。阿廖沙对她们彼此用你称呼的亲密关系感到震惊，而伊凡不耐烦地走掉了。卡捷琳娜叫阿廖沙跟随他，说他精神失常，有神经性热病。

当阿廖沙在街上赶上他，把丽沙的信交给他时，他没打开信封，就把信撕碎扔掉，表示对这不到16岁的女孩的蔑视。伊凡谈起卡捷琳娜将整夜向圣母祈祷，因为她弄不清明天她将在法庭扮什么角色，是米佳的拯救者还是毁灭者；她握有一份米佳的亲笔文件，它证明米佳是弑父者。阿廖沙说：他坚决否定会有这样的文件，因为不是米佳杀死父亲，伊凡自己明白谁是弑父者。当伊凡追问是谁时，阿廖沙静悄悄地说：“杀死父亲的不是你”；又说：“你在这可怕的两个月里一人独处时”，多次谴责过自己是凶手，“然而杀人的不是你”。伊凡说，那么，“当他来的时候，你在夜里来过我那里……”（从后文中可以看到，这里的“他”指的是在伊凡失常的神经中出现的“魔鬼”）；伊凡极为不悦，表示从此同阿廖沙断绝关系。在这些对话中，小说的语言表述极为精细：阿廖沙对伊凡说，“然而杀人的不是你”，而不是说“你没有杀人”。“不是你”和“你没有”在语调，甚至语义上有着微妙的差异。小说接着描述：自从凶杀事件以来，两兄弟都没有住父亲家，而分别租房子居住。伊凡正要按自己住房的门铃，却为突然的不可克制的想法所支配，转身去找斯梅尔佳科夫。

小说指出，这是伊凡第三次访问斯梅尔佳科夫，然后倒叙前两次的访问。伊凡与斯梅尔佳科夫这三次对话的描写，在艺术上相当于《罪与罚》中拉斯柯尔尼科夫同索尼娅的三次对话，是陀氏小说经典中的经典，而且对话中的人物心理描写更加细腻。陀氏在1880年8月10日给柳比莫夫的信中也说：“我自己以为第六、第七和第八章是成功的。”^[17]这三章描写的就是伊凡的这三次访问和谈话。第一次访问是伊凡在父亲死后第五天第一次回到本城的当天。伊凡首先见的是阿廖沙，惊诧地发现弟弟丝毫不怀疑米佳，而指出斯梅尔佳科夫是凶手。伊凡去监狱看德米特里，后者紊乱的叙述加强了伊凡认为他有罪的信念，但米佳却得以侮辱他，说不是那些主张“一切都可以被允许的”人可以来怀疑和审问他的。其实，伊凡还在从莫斯科前来的列车上就不安地回想起那天晚上同斯梅尔佳科夫的谈话。“有许多东西使他不安，有许多东西似乎是可疑的。然而，在给法庭预审官提供自己的证词时，伊凡·费奥多洛维奇暂且对那次谈话保持沉默。一切都推迟到与斯梅尔佳科夫的会面。”伊凡回到本城后，便到医院去看望斯梅尔佳科夫，医生肯定这仆人确实是癫痫病发作，不是装扮的。在同斯梅尔佳科夫的单独会面中，伊凡问他那时怎么能预言自己会在地窖里发病，是不是故意要装病?斯梅尔佳科夫平静地回答说，癫痫病虽不能预见，但可以预感，他常要到地窖去，怕在那里发作，结果果然如此。又说，他那时劝伊凡去切尔马什尼，伊凡应能猜到家里会出事，而留下来保护父亲才是。伊凡说，如果他当时想过什么，那也就是想过斯梅尔佳科夫可能会干卑劣的事，因为德米特里是不会来偷钱的，而且，斯梅尔佳科夫跟他讲过自己会装病。后者回答说，他跟伊凡讲过他会装病，只是向他夸耀而已；现在他们想归罪于他，但就是把他夸耀的话告诉给检察官，检察官也不会相信的。伊凡说，他并不怀疑他，并感谢他使自己放心了，叫他在作证时不要提起讲过会装病的事。后者说，那么他也就不讲那时他们在大门口的全部谈话了。这时，伊凡已起身要离开，突然感到这仆人最后一句话带有侮辱性意味，本想回转身来，但又觉得“愚蠢”，而赶紧走出了医院。

在这次谈话中，关键的话题是那天夜晚斯梅尔佳科夫是否装病?斯梅尔佳科夫再次重申癫痫病是可以预感到的，给予某种模糊的暗示，但没有承认犯罪。这使伊凡放心，但奇妙的是伊凡嘱咐他不要把他会装病的话说出去。谈话后，伊凡感觉到，有罪的不是斯梅尔佳科夫，而是米佳，又觉得事情好像应当是相反。作者插入说：“为什么是这样——他当时不愿去分析，甚至对挖掘自己的感觉，感到厌恶。他似乎想尽快地忘掉某个东西。”后来，他接触到证明德米特里有罪的证据，终于抛弃了所有怀疑，并觉得米佳太恶劣，而阿廖沙的观点很奇特。不过，这时他因狂热地爱上卡捷琳娜，没有再思考下去。在伊凡第一次访问斯梅尔佳科夫的心理描写中，已经可以看到这位“理性主义”的主人公的心灵深处，他所关心的只是弑父事件前夜他同斯梅尔佳科夫的那次谈话，特别是这仆人是否犯罪?如果，他真的会装病，便有犯罪的可能性。但他却不去深究，反而提醒仆人不要把会装病的话说出去，竭力要摆脱自己同事件的干系。他对哥哥米佳遭指控，无动于衷，不去探明事实真相，却乘虚而入，狂热地爱上他的“未婚妻”卡捷琳娜。

然而，伊凡的心灵并没有真正安宁。两个星期后，他又被不安的想法所折磨。他在街上遇到阿廖沙时问他：那次德米特里闯进来殴打父亲，伊凡对阿廖沙说每人都有保留自己愿望的权利，阿廖沙是否想到过他（伊凡）愿意看到父亲之死?阿廖沙回答说，想过的。伊凡再问，阿廖沙是否想过，他（伊凡）希望“一只爬虫吃掉另一只爬虫”，甚至会促使事情的发生?阿廖沙再次加以肯定。伊凡对他表示感谢，但从此疏远他。这次谈话后，伊凡立即去找斯梅尔佳科夫，进行了第二次访问。斯梅尔佳科夫已出院，住在玛丽娅母女租的一所小木房里，那里有两个房间，他住在白色的一间，作为玛丽娅的未婚夫受款待。伊凡来到时，他带着眼镜在学习法文，梦想到法国去。他以阴暗和傲慢的眼光看着来访的伊凡，那目光好像表示：又来干什么，上次不是已谈妥了吗?伊凡好不容易才控制住自己，问道：上次，你说不把全部谈话讲出去，这里的“全部”意味着什么，是要指伊凡与他之间有同盟吗?斯梅尔佳科夫恶狠狠地眨着眼睛说，是指不讲您在知道父亲可能被杀的情况下抛下他而去，以免别人对您产生不利的看法。伊凡又问，你说不讲出“其他一些事”指的是什么?斯梅尔佳科夫沉默了一会儿，说：大概是指您当时很渴望您父亲的死。伊凡蹦跳起来，挥拳猛打斯梅尔佳科夫的肩膀，以致他流泪，抱怨伊凡殴打了弱者。激怒的伊凡还突然叫喊说：“这是你把他杀了!”斯梅尔佳科夫轻蔑地笑道：“不是我杀的，这点您自己确实知道。而我想，聪明人是不愿再涉及这种谈话的。”在这里，“不是我杀的”这一表述又很微妙，与“我没有杀”有些语调上的差异。斯梅尔佳科夫还道破伊凡的心理：您自己无论如何也不愿动手，但希望别人去杀他。伊凡说，如果他当时曾期望某人（去动手），那么期望的当然是他，而不是德米特里，伊凡记得有这个印象。斯梅尔佳科夫说，如果这样，而您又离开，这不就等于告诉他：“这，你可以杀父亲，而我不阻拦。”如果不是这样，您当时就应当把他交给警察局或打他耳光。小说描写斯梅尔佳科夫的机灵，而伊凡十分被动，只是威吓说，他会告发他的。后者却说，您最好保持沉默，否则他会把一切讲出来，让公众知道伊凡的用心的。伊凡愤怒得发抖，迅速地离开那里。一路上噩梦般的思想和感觉在他心中沸腾：是否现在就去告发斯梅尔佳科夫?但告发什么?又觉得，他当然无罪，他反而会告发伊凡有弑父的念头!应当现在就去弑杀斯梅尔佳科夫吗?

在第二次访问中，斯梅尔佳科夫把伊凡潜意识，甚至是意识中的弑父念头一一道了出来，而伊凡毕竟还是诚实的，他心里不得不承认他有此念头，从而陷入极大的矛盾和苦恼中。他来到卡捷琳娜那里时，像个神经失常的人。他向她详细地讲述了同斯梅尔佳科夫谈话的经过，而不论她怎么劝说，他都安不下心来；他说，如果斯梅尔佳科夫杀人，那他自己也是凶手。这时，卡捷琳娜拿出她保存的德米特里的一封信来。那是事件前两天的夜晚，德米特里告别阿廖沙后，在“首都饭馆”喝醉了酒，要了一张纸写给卡捷琳娜的信。信中说他明天一定要向人们弄到三千卢布还给她，如果弄不到，他要打碎父亲的脑袋，从枕头下拿走属于自己的三千卢布，把钱还给她后，去服苦役；在她面前，他宁肯是个卑劣的人，也不愿是个小偷。在信的末尾，请求卡捷琳娜为他祈祷，使他能够从人们那里弄到钱，而不沾血。伊凡读了这封信后，觉得德米特里无疑是凶手了，决定忘掉自己的疑惧。这样过了一个月，听说斯梅尔佳科夫病了，可能会以发狂告终。一周来，伊凡自己也觉得很不舒适，并因为弑父而恨德米特里。尽管如此，八九天前，他却建议德米特里逃跑。在决定第三次访问斯梅尔佳科夫时，伊凡突然想起卡捷琳娜不大相信德米特里有罪，亲自到过斯梅尔佳科夫那里，这使伊凡不禁不寒而栗。此前，“理性主义”的聪明人伊凡已是心猿意马，否则他不可能看不出卡捷琳娜的“精确的文件”只能说明德米特里有弑父意图，却不足以证明他果真犯了罪。另一方面，伊凡最了解斯梅尔佳科夫的许多疑点，却为个人利益所左右，不愿往这方向想下去。然而，阿廖沙坚定地认为德米特里无罪，还有卡捷琳娜的疑惑，所有这些不同声音都冲击着伊凡的心灵，加剧着伊凡的精神危机。

第三次访问的描写更加惊心动魄，人物表情、视觉的描写和细致的对话语言艺术进一步交融在一起。这天晚上起了暴风雪。伊凡走在没有路灯的路上，感到头疼，手指颤抖。一个喝醉酒的农夫撞倒他，他将农夫推开后，也不顾倒下的农夫是否会冻僵，径直向斯梅尔佳科夫那里走去。玛丽娅告诉他，斯梅尔佳科夫病得很重，神经几乎失常，甚至连茶也不想喝。他瘦了好多，眼睛凹陷下去，下眼皮发青。伊凡说，他来只是为了打听卡捷琳娜是否来过这里，不多打搅。斯梅尔佳科夫以像上次会面时那样的“某种变钝了的、仇视的眼光”瞧着伊凡说：“自己才显得病了，瞧，瘦了，面无血色。”又说：“为什么您的眼睛发黄，眼珠完全是黄色的。很受折磨，是不是?”伊凡却执拗地只要求他回答问题（即卡捷琳娜是否来过）。斯梅尔佳科夫嘲笑伊凡害怕明天的审判，告诉他，不会有事。“回家去吧，安心地睡觉，什么都不用担心。”伊凡感到仆人说话的语气太傲慢，正在不解间，斯梅尔佳科夫又说道：“回家去吧，不是您杀的人。”对话的用词、语调惊人地与阿廖沙相似。小说写道，听到这句话时，“伊凡哆嗦了一下，他想起了阿廖沙”。伊凡要求斯梅尔佳科夫把话全讲出来。这仆人以为伊凡从第二次谈话中已了解一切，讥笑他还要演喜剧，终于说道：“或者您还想把一切都推到我一个人身上，当着我的面?您杀死的，您正是主要的凶手，而我只不过是您的走卒，忠实的仆人利恰尔达，按您的话干了这件事。”伊凡震惊地说，难道是你杀了人?斯梅尔佳科夫说，您真的一点也不知道?伊凡瞧着他，伊凡的舌头好像被拔掉，喃喃地说，你只是梦，幻影?斯梅尔佳科夫说，在这里除了他们俩之外只有上帝，没有幻影。伊凡在疯狂的恐怖中看着他从便鞋里面掏出一捆纸票来，那正是费奥多尔的三千卢布。伊凡脸苍白得如一块白手绢，但还是问道，是你一个人干的，还是同哥哥一起?他回答说，是同您一起干的，您那时勇敢，说“一切都可以被允许”，而现在却那么害怕。斯梅尔佳科夫提到的“忠实的仆人利恰尔达”指的是自16世纪末起在俄罗斯流行的中世纪法国骑士小说《波瓦王子的故事》中仆人的名字。而这位“忠实的仆人”斯梅尔佳科夫正是按伊凡的“超人”理论“一切都可以被允许”的观点，并得到伊凡的默许（“你可以杀父亲，而我不阻拦”的暗示）而犯罪的；既为了满足主人的愿望，也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许还包括替自己母亲复仇的愿望。小说提出，伊凡是主犯，而斯梅尔佳科夫不过是走卒。这反映陀氏一贯的观点：导致犯罪的主要原因是思想的、心理的和观念的。这段斯梅尔佳科夫的叙述以及伊凡的反响，可以说是陀氏最出色的艺术描写之一.

斯梅尔佳科夫详细地讲了事情的经过：他当时装了病，但第二天早上真病发作。他做了周密的考虑，叫费奥多尔把钱藏在圣像后面，如果当天晚上德米特里弑父，找不到钱后，会很快逃跑，而自己就可以在第二天或当天夜里去把钱拿走，把罪过都推在德米特里身上。如果伊凡当天不走，没有他的默许，就不会发生这些事。斯梅尔佳科夫正装病，躺在玛尔法的房间里。他听到格里戈里的呻吟声后，冒着被玛尔法发现的危险，跑出去看：老爷在屋里折腾，窗子开着。他在院子的墙脚找到躺在血泊中昏迷的格里戈里，突然想到德米特里来过，自己的机会来了。他以格鲁申卡到来为由，骗费奥多尔开了房门，抓起桌上的铸铁镇纸猛击他脑袋三下，老爷甚至没有叫喊一声，就倒下死去。他拿走圣像后面的钱，用破布包起来，塞进园子里苹果树的树洞里，直到出院后才来取走。他当时赶紧回玛尔法那里躺在床上。

伊凡了解到事件真相后说，明天他将要在法庭上讲出这一切。后者嘲弄地说，他不会承认讲过这些话，而会说这只是由于您的病态或对哥哥的同情而来的想象，再说您没有任何证据，就连这三千卢布也不能成为证据，因为这笔钱您随时都可以拿得出来。他还说，您非常聪明，爱钱，爱女人的魅力，爱舒适的生活，您在兄弟们当中最像费奥多尔，同他是一条心。伊凡把那捆钱放进口袋里带走了。暴风雪还在下，伊凡感到自己无比坚定，折磨他的动摇结束了。他看到刚才撞了他的农夫还躺在路上，全身被雪覆盖。伊凡找到一户人家，出钱让他救护这农夫。伊凡回到家坐在沙发上，感到一阵头晕，软弱无力，觉得好像处在谵妄状态中。他瞧着沙发对面墙边的某个东西。伊凡同斯梅尔佳科夫的第三次谈话，把小说设下的弑父之谜彻底解开，细节交代得十分精细。陀氏通过伊凡形象的塑造，揭示出仅仅靠理性而没有美德，人往往在无意识中为自我利益的意愿所左右，而泯灭良心，甚至参与犯罪，却不能一下子认识自己。伊凡形象令人想起陀氏在1877年《作家日记》12月号那段著名的话：“我确实有时得以在我的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中揭露某些自认为健康的人，并证明他们是有病的”，“他们需要去就医。”^[18]

伊凡回到家后在幻觉中同他的分身（魔鬼）的谈话是陀氏早期在《同貌人》开始探索的人格双重性问题的继续开拓。为了说明在人的幻觉中出现分身形象的可能性，陀氏诉诸医学。作者说，他虽然不是医生，但伊凡这时确实处在白热病发作的前夜，这种病早就控制了他那紊乱的机体。他以紧张的意志力顽强地抵抗病症，因为他不愿在这时候病倒，他要在法庭上进行“面对自己的自我辩护”。卡捷琳娜从莫斯科请来的医生诊断他“脑筋紊乱”，在这种状态中很可能产生幻觉。此刻，伊凡正是在幻觉中看到对面的沙发上坐着将近50岁的绅士，他不知是什么时候溜进来的，他那浓密的暗色头发有些斑白，穿着过时的、用旧了的西装上衣，一副食客模样。他像度过了快乐青春期的地主，而现在手头拮据，靠陪伴其他人家的主人生活，表情和蔼，手指上还带着一个大戒指。陀氏在描写这类幻想性形象时特别注重其细节，以加强真实感，而这个形象似乎是伊凡担心的自己未来没落时的形象。这绅士说，他来只是为了提醒伊凡：他为了解卡捷琳娜的事，去了斯梅尔佳科夫那里，却什么都没了解到，就走开了。幻影绅士模拟着伊凡刚才到斯梅尔佳科夫那里时的头一句问话，从而把伊凡现在的幻觉与刚才对斯梅尔佳科夫的访问联结起来，加强小说中幻影存在的“真实感”。伊凡说，他现在处在谵妄中，你尽管胡扯好了，或许他用湿手巾捂脑袋，你就会消失的。伊凡很想克制幻影，不愿让人们把他带进疯人院，却不能不承认这个幻影就是自己的分身。他叫喊道：“你是虚构，你是我的病态，你是幻影”，但他不知道怎样才能消灭他，因为“你是我本身的体现，不过只是我的一个侧面的体现”，只是其最卑劣和最愚蠢的思想感情的体现。两个月来，特别是这天的精神震撼，终于使“理性主义”的伊凡承认自己分身的存在。

幻影绅士说：伊凡明天要牺牲自己，为哥哥辩护，这是高尚的骑士行为。他（绅士）是堕落的天使，但他像伊凡那样受幻想事物的折磨，因而“爱你们人间的现实主义”。他的夙愿就是最后体现为某个胖胖的商人太太，相信她所相信的一切；他的理想是走进教堂，诚心地点上蜡烛，那时他的苦难便结束。这里说明了伊凡的分身有着从反叛上帝走向信仰的意图。绅士又说：他是魔鬼，但人性的东西对他并不陌生。伊凡奇怪地问道，这不是来自他（伊凡）的想法。绅士说：在梦中，特别是在噩梦中，人有时会看到连托尔斯泰都描写不出的复杂现实事件，所以他（绅士）虽然是伊凡的幻觉，但能讲出伊凡从没想到过的独创性的东西。这里，陀氏把握到一个重要现象：分身所想到的，往往是本人没有想到过的，分身具有他独立的思维空间。我们已知，伊凡是无政府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但在他身上却同时存在着皈依民间信仰，走进教堂，点上蜡烛的渴望。这种渴望在与斯梅尔佳科夫的第三次谈话，最终弄清了自己在弑父事件所扮的角色后，可能变得更强烈，因而成为伊凡的分身（魔鬼绅士）首先提起的主题。魔鬼绅士还给伊凡补充说，人性的东西对他并不陌生。伊凡刚才在访问归来的路上，找人来救护他原先撞倒而不加理睬的农夫，就说明了这点。

幻影绅士又说：他飞过广袤空间来到地球上，他本性善良而快乐，但由于自古以来的任命，他被派来进行“否定”。因为，没有批评，就只有“和散那”（颂扬上帝之词）；对生活来说，只有“和散那”是不够的，应当使它经过怀疑的熔炉。如果地球上一切都合乎理智，就不会发生什么事件。他按命令制造非理智的事物，引起事件，人们把这些喜剧看成某种严肃的东西，受苦受难，而受苦受难就是生活。因为没有它，生活中就没有快乐，只剩下无穷尽的祈祷，它虽神圣，却枯燥。“我受苦难，却仍然没有生话。我是不定方程式中的X。”绅士信奉同伊凡一样的哲学，他懂得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而其余的一切，周围世界，上帝和撒旦，对他来说，都没有得到证明。伊凡在幻觉中与魔鬼的谈话，就其实质来说，是伊凡的内心对话。幻影绅士的话语为伊凡走上否定的、虚无主义的道路辩解，因为世上的一切并非都合乎理智，而上帝的存在并没有得到证明。对苦难哲学既肯定，又否定，因为它使魔鬼绅士——伊凡成了“不定方程式中的X”。

“魔鬼”绅士在结尾部分说：信仰与不信仰之间的动摇和斗争，对于有良心的人是折磨。他把伊凡轮番引导在信仰与不信仰之间，是有目的的。他想在伊凡心里种下信仰的一颗小种子，它将长成大橡树。他以这样寒酸的样子出现，可能羞辱了伊凡的审美感情；当初梅菲斯特出现在浮士德面前时说，他渴望恶，但所做的只是善，而他（绅士）爱真理，真诚地渴望善。他想加入唱“和散那”的队伍，但他的使命把他抑制在令人恶心的事情上。他还说，他认识一个俄罗斯年轻少爷，这个少爷是长诗《宗教大法官》的作者。绅士说，他喜欢年轻人的幻想，现在有人想破坏一切，然而只要破坏人们关于上帝的思想，过去的世界观就会全部崩溃，就会出现人神。人神靠自己的意志和科学就能感受到高度享受，不用像过去那样期盼天国的享受。但这个时候何时能到来?由于人们的愚蠢，恐怕再过一千年也不能安排下来。那么任何已认识到真理的人，就可以完全按自己的意愿为所欲为，在这意义上“一切都被允许”。哪怕这个人神只是他一个，他可以轻松地越过任何过去的道德障碍，因为对神来说不存在法律。如果他想欺诈，还要真理的批准吗?然而俄罗斯现代人就是这样的：不得到批准，下不了决心欺诈，他们就是如此热爱真理的。在这一段落里，陀氏对“人神论”、“一切都被允许”的观点做了比以前更进一步的探索、阐明。

“魔鬼”绅士的话触到伊凡心里不敢正视的矛盾状态，因为他既主张“一切都被允许”，又想得到真理的批准。这样，伊凡突然抓起桌上的玻璃杯向绅士扔去。这时，门口有敲门声，伊凡好不容易才站起来，桌上的玻璃杯还在，绅士却已消失。小说以玻璃杯这一细节，从幻觉描写返回现实。伊凡去开了门，阿廖沙来告知：一小时前，斯梅尔佳科夫上吊自杀了，留下字条说：根据自己意愿自杀，不责怪任何人。阿廖沙发现伊凡处在谵妄状态中，他在惦念刚才同那绅士的谈话，又骂那绅士愚蠢，又说他说出了许多真实，这些真实是伊凡自己永远不会对自己说出来的（这句话说出了小说中描写伊凡与魔鬼对话的意义）。伊凡提到：绅士说伊凡明天会有美德的行为，承认自己弑父，仆人在他的教唆下杀了父亲。不过，伊凡又说，现在斯梅尔佳科夫已死，谁会相信他一个人说的话呢?阿廖沙看到伊凡神经失常，为照顾他休息，自己也在那里留宿，把希望寄托在明天。分身现象的描写是陀氏小说长期探索的艺术课题；主人公在幻觉中同分身——魔鬼绅士的谈话，这就是陀氏所寻找到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

描写伊凡与魔鬼谈话，直到门口的敲门声和魔鬼的消失，这一部分构成第9章“魔鬼·伊凡·费奥多洛维奇的梦魇”。在1880年8月给柳比莫夫的信中，陀氏就第9章的写作说：他早就咨询过不只一位医生的意见。“他们肯定，不仅类似的梦魇，而且生‘白热病’前的幻觉都是可能的。我的主人公当然也看到幻觉，但将它们和自己的梦魇混淆在一起。这发生在一个人开始偶尔丧失现实与幻影的区分的时候（这几乎在每个人身上都会发生，哪怕是一生中只有一次），这里面不仅有身体上的（病态的）特征，而且有着与主人公的性格相适应的、心灵上的特征：他否定幻影的现实性，而当幻影消失时，认为它是现实性的。他被无信仰所折磨，同时他（无意识地）渴望幻影不是幻象，而是某种实在。”陀氏又说：至于他写的魔鬼，“这只是魔鬼，小鬼，而不是带着‘烧坏了的翅膀的’撒旦”。^[19]

伊凡与其分身——魔鬼的谈话进一步地揭示了他的精神世界，令人想起《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他们都是虚无主义者和“超人”哲学家，一个写了《论犯罪》，另一个构想了《宗教大法官》，都主张过“权力意志”的统治，要越过一切障碍，“一切都被允许”。拉斯柯尔尼科夫认为放高利贷的老太婆不过是“无益、龌龊和极有害的虱子”。伊凡说，他的父亲和哥哥的争吵是“一只爬虫要吃掉另一只爬虫，活该”!结果，两部小说的主人公都犯了罪，都是由于思想而犯罪，不过一个是直接的，另一个是间接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描写了德米特里的冤案，也描写了伊凡与斯梅尔佳科夫微妙的“联盟”，导致弑父事件的发生，从而，伊凡在深层意义上，在良心上是有罪的。另一方面，《罪与罚》中描写的主人公皈依宗教信仰是较为迟缓的过程，而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伊凡在弄清自己在弑父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同时，他原有的、对民间信仰的渴望立即浮现在他的意识之中。从《罪与罚》到《卡拉马佐夫兄弟》，我们看到，陀氏继续深化着他的小说创作中的思想主题，在人物形象和艺术表现手法上进行了新的探讨。

在小说第十二册《审判的错误》中，陀氏富于独创性地描写了法庭审判过程，不仅最后完成主要人物的性格刻画，也显示作者一贯的对司法制度的关注。陀氏对“罪与罚”问题的思考，可以说，始于西伯利亚苦役和流放时期，并且从《死屋手记》、《罪与罚》、《白痴》，到《卡拉马佐夫兄弟》，成了他的多部名著探索的一个中心主题。在评述1876—1877年《作家日记》时，我们也特别提及陀氏对当时多起审判案的关注。据《陀氏年谱》的介绍，1876年深秋，陀氏两次访问检察官，了解怀孕的女子柯尔尼洛娃的案件；11月初还到拘留所与柯尔尼洛娃谈话^[20]。1878年3月底，陀氏亲自出席审判革命民粹派查苏利奇的法庭，仔细了解法庭审判的情形^[21]。同时，陀氏对“罪与罚”问题的关切，是同他对“流动着的现实”的注视，同他对人性的伟大研究分不开的。

陀氏在1880年8月16日给波别多诺斯采夫的信中说：“我坦率地跟您说：我现在正要写完《卡拉马佐夫们》。这最后部分，自己看到和感觉到，是那么富于独创性，而与其他人的写法不相似，以致我根本就不期待我们批评界的赞许。公众，读者——是另一回事：他们总是支持我。我深深地感谢您，如果您把您的注意力放到在《俄〈罗斯〉导报》八月号（它只是现在刚刚在印刷）中将要刊载的东西，以及随后的九月号，那里将刊完《卡拉马佐夫们》的第四部和最终的部分。在这九月号里将是法庭，我们的检察官们和律师们——所有这些将在某种特殊的照明中得到描绘。”^[22]据《陀氏年谱》的整理、研究，9月1日出版的《俄罗斯导报》八月号刊登的是《卡拉马佐夫兄弟》第四部第十一册第6—10章，即我们在上面评述的伊凡的三次访问以及与魔鬼对话，等等。而《俄罗斯导报》九月号出版于10月1日，刊载我们现在正在评述的第十二册第1—5章。^[23]

在描写这天十点开始的本城区法院对德米特里的审判时，作者这样写道：“我觉得，如果想起一切，并好好地解释一切，那么就需要整卷的书，甚至是大部头的书。因此我只转告使我个人惊讶的东西和我特别留意的东西，请不要抱怨我。”几句前言，使陀氏的笔在描绘法庭时自由驰骋，因为它声明了这是作者的主观观照。其实，描写是相当客观的。小说描述说，这次审判吸引了本城、外省市，甚至莫斯科、彼得堡人们的注意，来了许多法学家、名人。出席的人有一半是妇女，而且多数都站在德米特里一边。有人议论说，卡捷琳娜将随犯人去服苦役，在矿井下结婚。格鲁申卡显得那么平凡，人们对父与子同时爱上她感到惊奇。有些男人受到过德米特里的侮辱，多数男人希望看到他受惩罚。法学家们所感兴趣的不是事情的道德方面，而是现代的、法律的方面。律师费丘科维奇名闻俄罗斯各地，他的到来使大家激动；他瘦长的身材，40岁的样子。检察官伊波利特是这位律师的老对手，他总是感到自己的才华没有得到承认，想在此案中恢复名声，不过，他对心理学的热心常遭到嘲笑。首席法官是有现代教养的人，他把卡拉马佐夫案看做俄罗斯的社会基础的产物。陪审员有12个：四个很普通的官吏，两个商人和六个农民——小市民。人们，特别是女士们怀疑这样的陪审员的组成，是否能够理解“这么微妙、复杂的心理案件”。小说以幽默、风趣的笔调描绘出了整个法庭的人文的和心理的氛围。

德米特里在一片寂静中出庭。作者说：“我不知道其他人怎样看，然而米佳的样子对我产生了最不愉快的印象。主要的，他作为极其讲究穿戴的人出现，穿着刚刚缝制好的新的常礼服。我后来才知道，他特意为了这一天向在莫斯科的从前的裁缝定做了自己的常礼服，这裁缝保存有他的服装的尺寸。”这是作者装扮着傻瓜般的文体，他明明同情德米特里，却在新的常礼服上做文章，挖苦他，然而这一细节似乎又表现着德米特里准备接受苦难的悲壮决心。证人斯梅尔佳科夫突然死亡的消息引起大厅里强烈的骚动，而德米特里大声喊道：“狗就死得像狗!”当法庭秘书宣读起诉书后，德米特里答辩说：他在酗酒、堕落、懒惰和胡闹上有罪过，但在父亲的死和被抢劫上无罪，“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是卑劣的人，但不是盗贼!”陀氏以从容不迫的描述拉开了审判的剧幕。

在叙述检察官方面的证人做证场面时，描绘了名律师的机智和幽默，同时也补充了对小说人物的塑造。格里戈里执拗地坚持那时房门是开着的，又说费奥多尔没有承担养育米佳的责任，在同米佳的财产纠纷上，费奥多尔也不公正，应该付给他几千卢布才对。名律师问他有没有看到那装三千卢布的大信封，他回答说，只是听说过。他承认那晚上喝了一杯半的药酒，名律师诙谐地说，他可能看到天堂的门敞开，而不仅是通向花园的门敞开。格里戈里的证词被打了折扣。德米特里说，除了门的事以外，他的证言是真实的，并感谢他的照料和宽恕，但说他对费奥多尔忠实得像鬈毛狗。在写到拉基京作证时，作者介绍说：“请注意，拉基京是最重要的证人之一，无疑是检察官所看重的人。”拉基京雄辩地讲述被告的犯罪是农奴制陈旧陋习和俄罗斯无秩序状态的产物。然而名律师询问他是否因把阿廖沙带到斯韦特洛娃女士那里，而得到二十五卢布时，拉基京不得不承认，从而名誉扫地。这位律师来到本城不过三天，却了解得那么仔细，就是作者也是此时才第一次听说格鲁申卡姓斯韦特洛娃。这又是陀氏小说的一种幽默笔法。作者总是以幽默或滑稽的笔法使紧张的情节不显得过于紧绷绷。莫克洛耶的旅店老板做了亲眼看到德米特里身上有过三千卢布的证言，而读者明白，他根本不能肯定就是三千卢布。律师询问第一次饮宴时有人捡到德米特里丢的一百卢布，交给老板，他是否把钱还给了失主?他闪烁其词，因而也沾上一身泥。两个波兰人对德米特里不利的证词，也因被问及他们是否玩纸牌时做弊，而失去分量。但总的说来，证词对德米特里不利。

根据卡捷琳娜的请求，由三个医生做德米特里是否神经正常的医学鉴定。本城的德国籍老医生和从莫斯科请来的医生都认为被告神经不正常，只有本城一个年轻医生正确地判断被告是正常的。不过，德国籍老医生补充了对德米特里很有利的情况。这位善良的老医生说：他刚到本城时才45岁，看到米佳还是个孩子，被父亲所抛弃，光着脚满街跑。医生便买了一磅核桃送给他吃，并教他“圣父”等几句德语。过了23年，德米特里跑到他的书房来，用德语说“圣父”，说他刚刚回来，是为一磅核桃的事前来感谢他的。老医生曾感动地对他说过：“你是高尚的年轻人，因为一生都记得我在你童年时带给你的那一磅核桃。”小说通过老医生所讲的这一往事，显然，提出了审判时应注意到被告的道德品质方面。

阿廖沙出庭做证。他在本城名声好，他的证言质朴，并显出对不幸的哥哥的热烈同情。“在回答一个问题时，他把哥哥的性格勾画为或许是既狂暴的、又被激情所吸引的人，然而也是高尚、骄傲和宽宏大量的人，如果人们要求于他，他甚至有牺牲的准备。”阿廖沙这一描述，继老医生的故事，从道德上肯定了德米特里善良的品质。阿廖沙诚挚地承认，他曾担心过哥哥有可能出自对父亲的憎恨而杀死他。“但是我总是相信，某种高尚的感情在决定命运的时刻总是会拯救他，正如实际上拯救了他那样，因为不是他杀死了我的父亲”。阿廖沙坚定的声音使检察官震惊：“检察官像听到号角的战马那样颤抖了一下。”阿廖沙接着说，凶手是斯梅尔佳科夫，这是德米特里告诉他的，他相信哥哥决不会撒谎。“我从他的脸上看到他没有对我撒谎。”不过，当检察官要求证据时，阿廖沙说，再也没有证据，使公众很失望。稍后，他突然想起一件事，便补充说：那天夜晚，他在回修道院的路上遇到德米特里时，德米特里敲打自己上胸，说自己有办法恢复名誉，想必指的就是他上胸那里的那个缝有一千五百卢布的护身香囊。德米特里高声喊道：正是如此。作者说，这就寻找到了一个事实，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证据。阿廖沙主要诉求的是对人的信任，所以迟迟才想到这一证据。

小说对卡捷琳娜在法庭上的心理描写最微妙。她穿一身黑衣出现，平静而清楚地做证，她说：在被告抛弃她以前，她是他已定亲的未婚妻，“我总是相信他……在金钱事务上是无私和诚实的……高度诚实的”。又说：他坚信会从父亲那里得到三千卢布。“我不记得从他那方面有过对他父亲的任何威吓。”然而，她突然脱口而出，讲起当初德米特里借给她一大笔钱的往事。作者说，她似乎是为了使人们对德米特里产生好印象而讲起此事的，但令人惊奇的是她原先没有把此事告诉给名律师，向他隐瞒了此事。“可以肯定地假设，她本人，直到最后一刻也不知道：她会不会在法庭上讲这个插曲，而是在等待某种灵感。”作者感到，卡捷琳娜讲起这个插曲，必然会引起诽谤德米特里在借给她钱时有放荡行为的谣言，后来果然如此。“难道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以她的智慧，以她那病态的洞察力没有预先感觉到人们会如此说起来?她必定是感觉到了的，然而却决定讲出一切!”检察官对这问题保持沉默。名律师向卡捷琳娜鞠躬，因为他有所收获：德米特里这样慷慨，却弑父并抢夺三千卢布，这两件事是联不到一起的。然而，德米特里就是担心她提及此事，听到这里痛哭起来，说：“卡佳，为什么毁掉我!”作者也持有这看法，所有法学家后来说，如果没有出现这插曲，至少会对犯人宽厚。卡捷琳娜抵着头，像发热病似地颤抖着。她触及了男女间的敏感问题，她是否想到过她的话“毁掉”了米佳?陀氏小说的妙处就在于，经常引发读者对人性的种种不同的思考：卡捷琳娜讲起这插曲，究竟是什么心理动机呢?

格鲁申卡也穿着一身黑色衣服出庭，她的表情激愤，她不能忍受公众轻蔑的、好奇的目光。作者说：“这是高傲的性格，不能忍受轻蔑，是这样的人们之一，只要怀疑有谁在轻蔑，——立即会因愤怒和回击的渴望而激动起来。”同时，她在内心中感到羞怯和自我谴责。她坦诚地承认自己在导致费奥多尔父子的争吵中有过错。她说，杀死老头的是“坏蛋”斯梅尔佳科夫，这是德米特里告诉她的，应当相信他。她还以愤恨的声音说：卡捷琳娜“毁灭了他，这就是，她一个人是一切的原因”，“在她身上很少真实的羞耻”。格鲁申卡对卡捷琳娜刚才证言的反映，与德米特里惊人的一致。格鲁申卡还讲到自己的母亲和拉基京的母亲是亲姐妹，拉基京不让往外说。至此，拉基京的雄辩更是一钱不值。

本来，伊凡应在阿廖沙之前出庭，因生病，等到这时候才低着头、皱着眉头、慢慢地走出来。他的脸有些像快死的人的样子，眼睛浑浊。他说，他没有什么特别的事要说，因为很不舒服，请求让他离去，但没走开几步，却突然返回来，将三千卢布扔在桌上，说这就是从凶手斯梅尔佳科夫那里拿来的物证，这个仆人杀死了老人，而他（伊凡）教会他去杀；“大家都希望父亲的死。一只爬虫吃掉另一只爬虫……”这一证词使大家惊奇；阿廖沙叫喊道：“他生病，请不要相信他，他处在白热病中!”伊凡歪笑道：他没有失常，他只是凶手，不过没有证人。这里描写伊凡的“歪笑”含意深刻：这是一种“一半的笑”，只坦白了一半的人的笑。最后，伊凡被当做神经失常的病人被法警带了出去。尽管他有病，但毕竟是没有足够的勇气把斯梅尔佳科夫所讲的弑父的具体经过讲出来，否则这将会是极为重要的证言，或许会改变德米特里的命运!

这时，卡捷琳娜歇斯底里地叫喊道：她要提出另一个物证，于是把德米特里那封信交给了法庭主席，并抽搐着哭泣起来。这就是德米特里在事件的前两天夜晚写给她的那封信：如果明天弄不到三千卢布还给她，说不定会打碎父亲的脑袋，等等。自然，这封信产生了令人震惊的印象，对德米特里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卡捷琳娜在回答法庭的询问时接着说：德米特里在弑父的三个星期前来找过她，她明知他已背叛她，要花钱诱惑那女人；她（卡捷琳娜）便借口托他给她在莫斯科的姐妹寄钱，交给他三千卢布，“哪怕是一个月后”寄去都行；结果，他在一个晚上就同这女人一起把钱花光!这笔钱折磨了他。“他杀死了父亲，但钱仍然没有交还我，而同她一起到那个村镇，在那里被捕。”她恶狠狠地指出，那封信证明了德米特里弑父。小说在描写德米特里的反响时，鲜明地刻画着他的性格。当卡捷琳娜讲到他借钱未还时，他说：“轻蔑卑劣的人吧，轻蔑一切吧，是我应当接受的!”当她以那封信要将他推进苦难的深渊时，他承认信是他写的，但又说：“不是喝醉酒的人是不会写的!……为了许多事，我们彼此憎恨过，卡佳，但我发誓，我发誓，我在憎恨时还爱你，而你对我——没有!”看来，德米特里的表白是真实的。然而，卡捷琳娜却宣称：自从她为了借钱在他脚前鞠躬的时候起，他就轻蔑她了；他是“野兽”和“恶棍”，而伊凡两个月来为拯救这个“恶棍和凶手”几乎发了疯，具有深刻的良心!

在此，作者对卡捷琳娜的言行做了很精辟的、客观的分析。陀氏感叹地写道：“哦，不言而喻，这样讲，这样承认，在一生中只能是某一次——例如在临死前的时刻，当走上断头台的时候。”然而，卡佳正是这种性格，并处在这种时刻。为救父亲，奔向放荡的年轻人的那个“急切的卡佳”；正是这个卡佳，为了减轻等待米佳苦难的命运，刚才牺牲自己的羞耻心，讲起那插曲，“米佳的高尚行为”；而此刻，她第一次意识到伊凡对她来说是多么宝贵，在恐惧中再次牺牲自己，以拯救伊凡。在这里，陀氏深刻地指出了卡佳前后言行的内在联系。陀氏接着分析说，卡捷琳娜深信自从为借钱而向米佳鞠躬的时候起，“淳朴的、那时还崇拜她的米佳就嘲笑和轻蔑她”。由于受损伤的高傲的自尊心，她“当时以歇斯底里的、破裂的爱纠缠他，这种爱不像是爱，而像是复仇”。“复仇的时刻突然来到，而在受辱的妇女胸怀中那么长久和痛苦地积累了的一切，又是那么突然地向外流露出来。她出卖了米佳，然而也出卖了自己!因而，自然，她刚刚来得及讲完，紧绷的努力就中断，而羞耻压倒了她。”她倒了下去，哭泣起来，被带了出去。格鲁申卡哭叫着，不顾阻拦，走近德米特里那里，说：“米佳!你那条蛇毁灭了你!她把自己展现给您了!”陀氏在卡捷琳娜身上描绘了人的灵魂的一种悲剧，她不是以完整的爱，而是以类似复仇的情感对待德米特里；在紧急的时刻，她竟力图证明德米特里犯罪，其实，她并不完全相信此事!从而既“出卖了米佳，也出卖了自己!”在法庭听证的描写中，陀氏把各个证人的人物性格、心理活动和道德品质都展示得淋漓尽致，而卡捷琳娜可以说是陀氏描绘得最深刻的、悲剧性的贵族妇女形象之一。

接下来是检察官的起诉演说和律师的辩护词。陀氏在1880年9月8日给柳比莫夫的信中说：“现在剩下检察官和辩护律师的演说了——而在此必须把事情做得尽可能好些，何况律师也好，检察官也好，在我这里都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我们现代法庭的典型（虽然都不是从任何个人描摹下来的），这些典型带有其道德性、自由主义和对自己使命的观点。我现在正在写作的就是这两篇演说，而它们和‘判决’将结束小说第十二册和最后部分。”^[24]可见，陀氏对这两篇演说的重视。

检察官伊波利特把自己的演说看作他的“天鹅之歌”，事有凑巧，他在发表演说的9个月后死于肺病。陀氏以多方位的视角描写这位检察官的演说：他为这演说付出了他的全部心血和智慧；他真诚地相信德米特里有罪，因而不仅是在履行职务，而且为“拯救社会”的愿望所激荡。检察官对犯罪问题、对卡拉马佐夫一家的分析中显示了他的“公民感情”，某些方面还体现了作者本人的观点，然而对德米特里案件的判断却严重失实。检察官首先指出，此案虽然轰动俄罗斯，“但是我们的恐怖在于，这样的阴暗的案件对我们来说几乎不再成为恐怖的了!”社会的道德原则已从根基上摇晃，以致面对报刊上不断报道的大量更为可怕的罪行、年轻人的自杀事件等等，人们无动于衷，这些是普遍的灾难和罪恶，难以与之斗争。显然，在检察官这些话语中，反映着陀氏本人的忧虑和呼声。

检察官提到，果戈理在《死魂灵》中把俄罗斯比做飞奔的三驾马车，但是，如果套这马车的只是梭巴开维奇、诺士特莱夫和乞乞科夫这些小说主人公，那么不管由谁来驾驶，都到达不了像样的目的地。检察官的话表达了人们本身的进步正是社会进步的关键所在。检察官接着分析卡拉马佐夫家庭说：“或许，我过于夸大，但我觉得，在这一家子的图画中似乎闪烁着我们现代知识分子社会的某些基本的因素——哦，不是所有因素，是的，只是在极微小的形态中，‘像太阳在一小滴水里’闪烁着，然而毕竟反映着某个东西，毕竟说出了某个东西。”在此，陀氏通过检察官的观点，表达了他本人对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看法。在陀氏写于1879年12月9—11日的、给《俄罗斯导报》卡特科夫的信（草稿）中有这么一段话：“请把这四个性格联结在一起，那么您将会感受到哪怕是缩小到千分之一的、我们现代的现实，我们现代知识分子的俄罗斯的描写。这就是为什么我的课题对我来说那么重要。”^[25]陀氏强调，这部小说“在极微小的形态中”（“哪怕是缩小到千分之一”）描绘出了当时俄罗斯知识分子家庭的某些因素，而这主要是家庭成员的思想面貌和道德特征。

陀氏让检察官伊波利特对卡拉马佐夫们进行概括性分析；对照作品，读者不难发现检察官观点中的独到处和误解、偏见，这样陀氏便得以在多声部的讨论中对小说人物的特征及其意义做一些总结。检察官认为费奥多尔起初只是世袭贵族，贫穷的食客，结婚时得到一笔陪嫁，慢慢成为放高利贷者，随着资本的增加，成为爱嘲笑而恶毒的无耻之徒和淫欲好色之徒。他没有承担父亲义务的精神品质。这老头的座右铭是“在我之后管它洪水泛滥”，“哪怕是全世界都起火，只要我一人好就行”。费奥多尔只不过是现代许多父亲当中的一个，他们不会像他那样无耻地表白自己，因为受到更好的教养，然而实质上遵循的是几乎和他同一的哲学。检察官看到了费奥多尔的自私和犬儒主义，但是，说许多人内心中也有和他同样的哲学，这些话语只是费奥多尔的自嘲和自我安慰，显然，不能把费奥多尔这极端的、个别的人物推而广之，看成一般。检察官说，伊凡是受过“辉煌教育”的现代青年，智力相当强，然而无信仰，像其父那样抹杀了生活中太多的东西。他以“一切都被允许”来吓唬斯梅尔佳科夫，然而伊凡刚才的表现说明他仍有眷恋家庭的感情。显然，自由主义的伊波利特对伊凡虚无主义思想的危害性估计不足。检察官说，阿廖沙是诚实而温顺的，但是错误地把一切邪恶都归咎于欧洲文明，想回到“祖国的土壤”上，有如被幻影吓坏的孩子渴望投靠“在衰弱的母亲干枯的胸前”，求得安宁。伊波利特祝愿他美好，但希望他不要陷入在道德上阴暗的神秘主义和公民意义上愚蠢的沙文主义，这些将会给民族带来很大危害。检察官的观点反映了自由派对斯拉夫派的批判，阿廖沙是陀氏小说的理想人物，而作者让他接受自由派的批评，这正是陀氏喜爱的笔法。检察官认为被告德米特里与两个弟弟的“欧洲主义”和“民众原则”不同，本身就描绘着“直率的俄罗斯”。“哦，我们是直率的，我们是善与恶的最惊人的混合，我们喜爱文明和席勒，同时又在小酒店里大闹特闹，并乱揪我们的酒鬼、酒友的胡子。”“我们具有宽广的天性，卡拉马佐夫式的天性”，“能够包容所有可能的对立物”，并一下子洞察高不可测的天空和脚底下的深渊，等等。检察官伊波利特看到了德米特里的性格中两个极为对立的东西，却忽略了对立物之间存在着斗争，从而没有去考虑德米特里心中“魔鬼和上帝”的搏斗。

在检察官叙述和判断事件的部分中更有不少主观、假设和心理推测的成分，与读者已知的事件真相不符。检察官肯定卡捷琳娜的说法，认为事件就是按那封信写的那样发生的，说：“这就是计划，杀人的纲要!”他描述说：事件那天，德米特里跑到父亲那里观察，“在那里获知，斯梅尔佳科夫犯癫痫病，另一个仆人有病——场地清净，而‘暗号’就在他手里——怎样的诱惑啊!”这天夜晚，他到格鲁申卡那里，得知她不在后，急忙抓起铜杵。“这样，他就到了父亲的花园——场地清净，没有证人，深夜，黑暗和嫉妒。”检察官就这样以当天情况和人物心理的分析论断了被告犯罪。尽管德米特里、阿廖沙坚定地提出犯罪的是斯梅尔佳科夫，检察官却认为没有证据证明这仆人是凶手，他是受癫痫病折磨的、胆小的人。他因替德米特里通风报信，背叛了恩人费奥多尔，感到很痛苦和悔恨。事件前夜，他请求伊凡留下，把他看作保护人，他没有像被告那种的凶杀动机。我们看到，斯梅尔佳科夫癫痫病发作是在弑父事件发生后，此前是装病，检察官方面并没有查清这仆人真正发病的时间。(www.xing528.com)

检察官还认为伊凡拿来的三千卢布不足为凭，他可以随便拿出这么一笔钱，把罪过推给已死的仆人，以拯救哥哥。伊波利特运用他的心理学推论和描述说：为什么伊凡在知道“真正的凶手”后，不马上来报告?显然，“他意外地得知斯梅尔佳科夫之死后，突然给自己编造了下面的推理：‘人已死，可以指认他，而救哥哥。我身边有钱：拿出一叠来，并说是斯梅尔佳科夫临终前交给我的。’”至于格里戈里的证言，即关于事件发生的夜晚费奥多尔的房门是开着的，这成了检察官断论德米特里闯入和弑父的重要根据，而这却是完全虚假的依据。我们知道，当晚马尔法醒来时看到的是门关着，门是她到隔壁求救时，斯梅尔佳科夫乘机骗费奥多尔开的。检察官还讲到被告在莫克洛耶大概把他抢来的三千卢布分成两半，把一半藏在那里旅店的什么缝隙里，虽然直到现在都搜不出这一半钱。关于护身香囊的“传说”是德米特里想出来的，他却至今提不出用来缝制这护身香囊的物证。这一段，检察官的矛盾更为明显：他关于钱藏在莫克洛耶旅店里的推论，找不到任何证据，而德米特里的护身香囊却被断定为“传说”，完全被抹杀。这样，陀氏在检察官的“演说”中细致地展现了此案审理中诸多不合理和主观武断之处。

作者在描述名律师费丘科维奇的辩护词时说，他没有追求雄辩和激情的音调，“没有用长句子”，但甚至更准确些。作者还幽默地说，律师在演说之初的姿势令女士们不喜欢，例如他弯着背，又像是鞠躬，又像是想奔向听众的样子，等等。这些描写，也正是陀氏一贯的严肃与滑稽相糅合的笔法。名律师认为检察官的公诉有不少地方以心理学代替事实，心理学虽然深刻，但既可以这样用，又可以那样用，有模棱两可之处。例如，德米特里在翻墙跑走时，因击倒了格里戈里，跳下来看他，还用手绢擦他头上的血，把铜杵扔了15步远，这不是也可以解释为德米特里有怜悯心，有良心，此前并没有杀死父亲吗?这也是心理学的一种运用。律师说：“心理学甚至把最严肃的人们招呼到小说上面来，而这完全是不由自主的。我讲的是过分的心理学，陪审员先生，是对它的某种滥用”。律师还认为现金三千卢布和抢劫都没有得到证明。只有斯梅尔佳科夫说过有三千卢布放在纸袋里，藏在床垫下，但他和被告及伊凡都没有亲眼看到过。如果被告从床垫下拿走这笔钱，那么沾满鲜血的手怎能不弄脏床单呢!然而床单却很平整，干净。唯一的“证据”是被撕开的纸袋，但它不能证明里面一定有钱并被抢走。在莫克洛耶，德米特里只有一千五百卢布，始终没找到另外的一千五百卢布，怎能证明被告抢了钱呢!从卡捷琳娜的第二次证词中，可以听到怀恨和复仇的叫喊声，这种证词不无偏见。难道我们不能从中看到她对自己受辱的夸大吗?被告确实给卡捷琳娜写了那封信，但怎么能证明事情按信上所写的那样发生?“你们为什么要拒绝承认被告的名誉感呢?不，在他身上有名誉感，哪怕是不正确的，哪怕极其经常是谬误的，但是它存在，存在到达到激情的地步，而他也证实了这点。”被告确实是有可能把卡捷琳娜的一半钱装在护身香囊里的。律师呼吁对人的生命采取慎重态度，怎么能够根据被告到过花园，就断定他弑父呢!被告到父亲那里是要看格鲁申卡有没有来，确认她没来后，他会快乐地离开那里。排除斯梅尔佳科夫犯罪的可能性是没有根据的，他并不是胆小的人，而是怀恨在心的人，他幻想去法国，为此需要钱。他当时虽然患了癫痫病，但过一阵子能够醒来，也可能顿时产生凶杀抢劫的念头。名律师几乎驳斥了检察官起诉的所有论据。

但是，名律师实际上也不信任德米特里关于在弑父上无罪的再三誓言。费丘科维奇说，对于被告来说，唯一的毁灭性的事实就是老父亲的尸体。律师说，这是一起弑父案，对这样的被告怎样辩护呢?父亲，真正的父亲，这个称呼是伟大的，虽然像费奥多尔这样的老人不配被称为父亲。德米特里从小被父亲弃之不顾，光着脚满街跑，长大成一个粗鲁的人；在久别之后，他竭力驱散童年时代令人厌恶的幻影，想热烈拥抱父亲，但遇到的却是犬儒主义的嘲笑、金钱上的争吵，等等。德米特里这样激情和残暴的人，却能热烈地、从精神上爱女人；他渴望成为高尚和诚实的人。由此，律师却做出了对德米特里极为不利的假设和推论。他说，如果，在那个夜晚，德米特里闯入房间里遇到的不是他的父亲，而是别的竞争者，那么确认格鲁申卡不在那里后，他不会加害于他，顶多打他一下，就会急速跑走，因为他急于要知道她在哪里?然而遇到的是父亲，只做样子的父亲，童年时代以来的仇人，而现在是丑陋可怕的竞争者。“仇恨的感情不由地、无法控制地掌握了他，不允许思虑：一切在刹那间掀起!这是丧失理智和疯狂的感情倒错，然而也是本性的感情倒错，这本性不可抑制和无意识地为自己的永恒法则复仇，也如同在自然界的一切那样。然而凶手在此并没有杀人——我要肯定这一点，我要大声叫喊这点——不，他只是在极端厌恶的愤怒中挥舞了铜杵，不希望杀死，不知道会杀死。如果，在他手中没有这不祥的铜杵，那么他或许会痛打父亲，而不会杀死他。”陀氏的许多小说人物都是充满矛盾的，名律师批评在判案时对心理学的滥用，然而，他自己也以心理学分析进行了假设和错误的论断!而这里，又恰恰体现了陀氏的哲学：人的心理，特别是其灵魂深处是很难由他人做最后的论断的。

随后，名律师又提出，如果你们做出有罪的判决，只会减轻他良心的负担，毁掉他复活的可能性；你们应当以仁慈来压倒他。俄罗斯法庭不仅是惩罚，而要拯救毁灭了的人。据《陀氏全集》的注释，陀氏曾考虑在律师的演说中提出教会法庭问题^[26]。在“创作笔记”中，有这样一些为名律师准备的话语：“你们的法庭是教会的法庭，你们的法庭是基督的法庭。而基督的法庭不只是惩罚，也是对人的心灵的拯救。”^[27]后来，在律师的演说里，没有直接提出“教会的法庭”的问题，但表达了法庭不仅是惩罚，而且要拯救人心的思想；这是陀氏对于法庭审判的理想，可以说是他自从西伯利亚时期以来思考“罪与罚”问题的一个结论。律师的演说结束时，博得热烈的掌声，有不少人甚至感动得哭泣。

被告做了发言：重申自己没有弑父，他虽然放荡过，但也喜欢过善良。他感谢检察官使他了解到许多他所不知的事，不过，检察官错误地指责了他弑父；他也感谢律师，在听他的话时感动得哭泣过，但“说他杀死父亲，这是不真实的，不应当假设!”此时已将近深夜一点钟，但大家都很兴奋，没有人离去。多数人认为德米特里会得到赦免，然而陪审员们在经过一小时会议后，来到大厅，回答法庭主席的问题。作者说，他只记得第一个、也是主要的问题：“是否有预谋地、以抢劫为目的杀了人?”陪审员回答：“是的，有罪!”然后，对所有各项问题，也都回答：是的，有罪。德米特里以上帝的名义发誓没有弑父，又说他宽恕卡捷琳娜，并请求兄弟、朋友们也宽恕另一个女人。格鲁申卡哀号痛哭，场面混乱。

弗兰克就小说的这个结尾的两种音调做了很有意思的分析：“这个中心情节的告终就这样产生了混合的印象——一种同时是否定性的和肯定性的印象。明显的‘审判的错误’（整本第十二册的标题）发生在合法的水平线上，虽然德米特里在内心中接受了由于他的弑父冲动而受苦难的正当性。然而‘农民坚持己见’，反对以任何理由认为弑父无罪，如此支持了伦理—宗教法则的‘神秘的’神圣性，而德米特里如果不是实际上，也是在思想上违反了这个法则。”^[28]不过，一直注视着俄国司法改革的陀氏，显然对当时的审判制度持批评态度。我们从俄国另一位文豪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复活》（1889—1899）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批评。

在小说的“尾声”中，阿廖沙在审判后第五天早晨来到卡捷琳娜住所。伊凡躺在那里的一个房间里，他患热病，不省人事。卡捷琳娜不顾社会上的看法，把伊凡留在她那里，亲自照顾。从莫斯科来的医生已回去，他对伊凡的病情拒绝做出判断，本地的两位医生也没有把握。卡捷琳娜脸色苍白，疲惫不堪，处在一种“极为病态的激动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在审判之后，恐怕是卡捷琳娜的良心最为不安。她同阿廖沙商谈帮助德米特里逃跑的计划，这计划是伊凡早就安排好的：在赴西伯利亚流放的第三站买通站长，将他和格鲁申卡一起送往国外。由于格鲁申卡不能一起赴流放地，估计德米特里会同意逃跑计划。伊凡交给卡捷琳娜一封封好的信，里面是详细的逃跑计划；并叫她在他死亡或病重时，才打开信，并由她独自拯救米佳。小说在“尾声”中表述伊凡生死未卜的状态，而他对拯救米佳的关注，也反映着他的忏悔。这逃跑计划还在审判前就商量过，但卡捷琳娜因要安排德米特里带格鲁申卡逃往国外而突然恼怒起来，伊凡以为她还爱着德米特里，从而发生过争吵。这天，她对阿廖沙说，她具有不幸的性格，可能会弄到伊凡接受不了而抛弃她的。她在阿廖沙面前流泪，对在法庭上出卖德米特里的行为表示忏悔。阿廖沙想原谅这受良心折磨的女人，并告诉她德米特里迫切地想见她一面，但她犹豫不决。阿廖沙劝说道：德米特里“第一次为侮辱过您而那么震惊，在生平中第一次，过去从来也没有这么完满地理解到这点!他说：如果她拒绝前来，那么我‘现在将是一生都不幸’。”这样，小说在“尾声”中强烈地弹奏起互相原谅和宽恕的乐章。

在审判后，德米特里由于患神经性热病被安排在医院治疗，他经常陷入沉思，只有格鲁申卡给他带来快乐。这天，阿廖沙到来后，德米特里讲起莫克洛耶的旅店又被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找到什么藏在那里的钱。他还说，伊凡高出于我们，应当让他活下去。德米特里被看管才几天就不能接受看守以你称呼他，这说明他贵族意识的浓重。他被判了20年苦役流放。参照《陀氏全集》的注释，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被误判弑父，在现实生活中有先例，那就是陀氏在《死屋手记》中提到过的德米特里·伊林斯基（1822—?），他被判20年的苦役，服完10年苦役后，才被判明无罪。陀氏或许要联系这件事，自己的小说主人公也叫做德米特里，也同样被判20年。这种联系是陀氏写作上的一种爱好。小说中的德米特里接着说：如果在流放途中遭到殴打，他会打死人，然后被枪毙的。阿廖沙说，哥哥无罪，却要背这苦难的十字架，所以他赞成逃跑计划。德米特里说，他逃跑到美国，实际上是另一种苦役，格鲁申卡怎么能成为美国女人呢!她是彻头彻尾的俄罗斯女人，在美国，她会怀念祖国—母亲的，而他不能看着她为他而整天忧愁!他虽然卑劣，却爱着俄罗斯的上帝，他们会躲在美国最偏僻处，三年后以美国公民身份返回俄罗斯，呆在偏僻处耕种土地，他一生都要装扮美国人，但要死在故土上。在此，又响起了如《罪与罚》中拉斯柯尔尼科夫那种不愿逃跑或久居美国的声音，同样地表达着陀氏主人公对俄罗斯大地的热爱。陀氏诸小说经常在主题、人物形象、旋律、音响等等方面前后呼应，先后连接，可以说，他的诸小说构成了系列的“俄罗斯悲剧”。

小说接着描写：在兄弟俩交谈时，卡捷琳娜来到了病房。德米特里立即起身迎接她，并为她能原谅他而高兴。她说，她就是为他这种宽宏大量而爱过他的，而需要被原谅的是她，不管原谅不原谅，在她的心里已留下“一生中永恒的创伤”；她说着说着，泪水夺眶而出。她还说，她没相信过他犯罪。“就是当时我也没有相信!从来也没相信过!我恨你，而突然使自己相信，就在那一时刻……”又说：“我忘了，我来这里是为了惩罚自己的!”这时，格鲁申卡突然出现，卡捷琳娜脸色煞白，低声请求她的原谅。格鲁申卡说，我们都充满恶意，谈不上谁原谅谁，如果你救了他，将一辈子为你祈祷。德米特里敦促她原谅卡捷琳娜，格鲁申卡带着极端的厌恶说：“是她的傲慢的嘴讲了的，而不是心。拯救了你——就原谅一切……”卡捷琳娜在同阿廖沙一起离开那里时，对他说：“她没有原谅……”，她的声音走样，“眼睛闪烁着粗野的仇恨”。这又是惊人细致和辩证的心理描写，使读者产生疑问：卡捷琳娜是否因出卖德米特里而真正悔过了呢?这是个开放性的结局，德米特里的前途吉凶未卜，但骄傲的上流社会女子卡捷琳娜在道德上已彻底败给了淳朴的风尘女子格鲁申卡。

“尾声”以阿廖沙在伊柳沙葬礼后的演说结束。阿廖沙离开德米特里病房后，赶来参加伊柳沙的葬礼。伊柳沙是德米特里被判刑后两天病故的，他父亲由于难过而处在半疯狂的状态。12个小同学都来了。科利亚从阿廖沙那里了解到德米特里无辜被判刑后，激动地说：他渴望为真理，为全人类而牺牲，“我尊敬您的哥哥!”这位少年对德米特里事件做了独自的理解，也反映了这时代青少年准备为真理而自我牺牲的精神。在伊柳沙的棺材里面摆放了鲜花，其中有的是丽莎和卡捷琳娜送来的。大家一起把小灵柩送到附近的教堂，举行追悼仪式后，将它葬在墓地里。伊柳沙父亲按儿子的遗愿撒了些面包皮，喂养小鸟。大家返回伊柳沙家，参加追悼餐会。走到石头地，阿廖沙想起伊柳沙捍卫他父亲的荣誉的往事，对同学们发表了演说。阿廖沙说：他将很快离开此地，希望大家永远不要忘记伊柳沙，也不要彼此忘记。不论将来生活中发生什么事，即使20年彼此未能相遇，也要记得我们埋葬了一个可怜的小男孩，曾经同他扔石头打架，后来又彼此相爱；让我们记得这彼此相爱的感情，并把这童年的珍贵回忆带进未来的生活，以便不陷入邪恶，而成为诚实和善良的人。同学们表示，他们都喜欢阿廖沙，科利亚还喊“卡拉马佐夫万岁!”小说以表现孩子们纯真、和谐的感情世界结尾，具有盼望整个世界都能如此纯真、和谐的象征意义。

陀氏在《卡拉马佐夫兄弟》开篇的“作者的话”中说，阿廖沙将是小说第二卷的主要的主人公；然而，由于陀氏在1881年1月28日病故，第二卷没有写成。当时在彼得堡艺术学院就读的作曲家秋梅涅夫（1855—1927）在1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对陀氏的去世感到十分惋惜，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刚刚开始掌握社会的注意力，刚刚以自己的《卡拉马佐夫们》吸引了大家极大的兴趣，刚刚准备要叙述阿廖沙后来的命运，按他^[29]的意图，这将是新的俄罗斯的福音书的社会主义者，而我们大家刚刚准备好要听他的充满灵感的话语……”。^[30]可见，《卡拉马佐夫兄弟》吸引了当时青年读者的密切注意。据俄罗斯学者伊·沃尔金的研究，陀氏晚年与之较为接近的《新时代》杂志编者阿·苏沃林（1834—1912）在1881年陀氏葬礼那天发表在《新时代》上的文章说：“阿廖沙·卡拉马佐夫应当是下一部小说的主人公，他^[31]想以这主人公创造俄罗斯社会主义者的典型，不是我们所知道的、完全成长在欧洲土壤上的那种通常的典型……”^[32]另据1923年发表的《苏沃林日记》记载，陀氏曾对他说过，阿廖沙将成为革命者，“他或许会成为政治犯。他或许会被处决。他将寻求真理，而在这些寻求中自然地成为革命者……”^[33]

《卡拉马佐夫兄弟》从1879年2月到1880年12月连载于《俄罗斯导报》，历经两年。我们在《陀氏年谱》和《陀氏全集》所收的资料中看到：在这两年期间及稍后，俄罗斯批评界和读者对这部名著有不少热烈的反响——赞扬，感动，或是批评；这些新鲜的评论或感想，引起我们对这部小说的艺术进行进一步的思考。

第一，小说心理分析的深度和独创性。1879年5月《呼声报》（第148期）的一篇匿名作者的文章说：“作为心理解剖学家，作为人心的最隐蔽的、……最丑恶的曲折变化的极精细的研究者”，陀氏“不仅在俄罗斯文学中，就是在世界文学中也很少拥有类似自己的人”，而德米特里是众多写得好的小说人物当中的“真正的王者”^[34]。1879年8月，艺术科学院院长费·托尔斯泰在写给文学史家奥·米勒的信中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最近的小说确实是……理想的作品”，并盛赞小说对人物的心理分析，使人们“在这面心灵的镜子中”看到自身的反映。“在伊凡头脑中形成的长诗充满令人感到压抑的雄伟。如果能使莱蒙托夫复活，他或许会写成与它相对应的作品^[35]，或者干脆写自己《恶魔》的续篇。”^[36]显然，陀氏小说解剖人心的艺术深度和独创性使当时的读者惊叹，而陀氏人物心理描绘的艺术与莱蒙托夫的小说文学有着有机的联系。

1880年12月，外省医生阿·布拉戈努拉勃夫在写给陀氏的信中说：

除了您，几乎没有人注定能够如此鲜明和如此深刻地分析处在种种不同状态时的人的心灵，——对伊·费·卡拉马佐夫由于激烈的心灵紧张而产生的幻觉的描绘（我暂时读到这一章，我是一点一点地读您的小说的），创造得这么自然，这么惊人的真实，以致我反复地将您的小说的这个地方读了好几遍，不能不赞叹。关于这种状态，我比别人更能判断，因为我是医生。描写在科学中以幻觉的名称闻名的精神病的形式，这么自然，同时又这么艺术，几乎是我们的精神病学家的巨擘们也做不到的。^[37]

这也就难怪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弗洛伊德要那么重视对陀氏的研究了。由此可以看到，陀氏小说的心理分析是同精神分析融合在一起的，因而他不赞成人们单纯地称他为“心理学家”，而强调“我只是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即描绘了人的灵魂的全部深处”。^[38]据《陀氏年谱》的研究，陀氏这段话写于1880年12月后半期。

第二，现实主义、现代性与病态心理描写。陀氏小说的病态心理描写倾向，早就引起评论界的注目，而较深刻的批评家都看到了这一倾向与作者现实主义的联系；因为那是产生于现实生活中的病态，况且陀氏描绘病态是在劝说病人去治病。另一方面，陀氏小说的主人公也不都是病态心理的人。如果说，伊凡由于唯理主义、利己主义和缺乏任何信仰而陷入病态，那么，德米特里却是在灵魂中“魔鬼与上帝”在斗争的人，并且是渴望善与诚实的人。阿廖沙是理想的、诚实和美好的人物。要说病态，费奥多尔正是典型的病态心理者；丽莎及其母亲也有神经质的特征。这些问题，在1879—1880年的俄罗斯批评或读者感想中也都有涉及。批评家维·布列宁（1841—1926）在1879年9月发表在《新时代》（第1273期）的文章中说：人们批评《卡拉马佐夫兄弟》有大量的“精神病学的歇斯底里”；然而“我们的现代生活渗透着”它，陀氏是“以科学观察家的分析的准确性和活生生的艺术家的激昂”描写它的。陀氏创作的力量就在于“真诚和关切地触及最炽热的现代问题，虽然是在神秘的形式下以及在病态倾向的独特性当中”，这些引起了“最为多种多样的读者”对陀氏的同情。^[39]布列宁的评论看到了陀氏病态心理描写的倾向同现代生活的、现实主义的联系。这位批评家在1879年12月接着发表评论（《新时代》，第1357期），再次强调《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现代性，称陀氏为“以奥妙的力量”冲击心灵的“诚实而深刻的艺术家”。^[40]

第三，真实性、准确性和感人的力量。1879年12月，杰出的话剧演员瓦·萨莫伊洛夫（1813—1887）写信给陀氏说：“每当阅读您的作品，我总是为您观察的细致而惊叹，而在您所创造的、心理上多种多样的每个人物中，我看到具有其弱点和优点的、活生生的人们”，并表示因生平中没有机会演陀氏人物而惋惜。^[41]1880年1月，与陀氏家有来往的司祭约安·鲁缅采夫（1835—1904）在给安娜夫人的信中说：陀氏“在现在的动乱的时代特别宝贵，几乎没有人更准确地描绘了它”。^[42]从此信中可以看到，由于陀氏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准确描写，同时也就准确地描绘了时代。1880年4月，女画家云格写信给陀氏，在盛赞审讯场面描写的逼真之后说：“阿廖沙使我极感兴趣，我因急不可耐地想尽快同他相见而冲动，正是要相见，因为我看得见和听得见您的所有登场人物。”^[43]云格说，她甚至能“看得见”和“听得见”陀氏所写的所有人物，这指出了陀氏小说艺术的一个特征，也可见他的作品的真实性和感人之深。

第四，神秘主义问题。1879年9月，《光明》杂志上的评论说：陀氏是“在生活条件的影响下跌到奇特和雾蒙蒙的神秘主义的、高度强有力的艺术才华的例子”，以致《卡拉马佐夫兄弟》未能揭示主人公们的形成与发展，他们都成了“心理上病态的人们”。^[44]在1879年10月的《传闻》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评论说：“最纯粹的神秘主义渗透在《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每一页当中”，同时，也肯定了小说“精细的心理分析和强有力的、深刻的人道主义和热爱人类的思想”。^[45]我们看到，《卡拉马佐夫兄弟》描写了一些神秘主义思想，例如，第七册描绘阿廖沙跪在长老佐西马的灵柩前祈祷，听到派西神父诵读的《约翰福音》的声音；后来，阿廖沙走出修道室，看到群星灿烂的天空，感到“地上的宁静似乎同天上的宁静交接，地上的秘密似乎同群星的秘密交接……”陀氏长期思考人的灵魂不朽、永恒和与另一世界的联系问题。陀氏的神秘主义思想是与这些思考相关联的。至于小说中描写的对奇迹的膜拜、迷信、幻觉的产生、与魔鬼的对话，等等，作者总是力图以科学、医学、心理学和现实主义来探讨、解释。

有趣的是，一些画家和艺术爱好者对《卡拉马佐夫兄弟》有特别深刻的体会。1879年11月5日，著名的特列季亚科夫美术馆的创始人帕·米·特列季亚科夫的妻子在日记中写道：

帕维尔·米哈伊洛维奇来到我们这里（原注：雅尔塔）……我同他一起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这些阅读成了同我的长时间交谈的契机，而使我们更加接近到那样的程度，以致我们都感觉到彼此之间更多的爱。我在记忆中感谢这次旅行，它给弄清了生活中的许多问题。^[46]

1880年2月，我们已提到过的女画家云格在给她母亲的信中激动地说：《卡拉马佐夫兄弟》“完全使我不能平静，夜里我不能入睡而流下热泪；但这是享受——因艺术作品而流泪”，如果住在彼得堡，她会去找陀氏，并对他说声“谢谢”，“感谢他想到和说出那些无言中充满心灵和折磨我的东西；感谢他不嫌弃地走进龌龊、有罪的心灵，并在那里也挖掘出某些美好的东西，感谢他喜爱孩子们，感谢他的人物形象所给予的艺术享受，眼泪，感谢他，我同他在一起而忘掉日常的操心和生活琐事，而不知怎么地高出于它们”。

他的人物——完全是活生生的人们!您会觉得，您似乎认识他们，或者在某处看到过，您似乎知道他们声音的音色。赋予这些人们更多真实性的是高度艺术性的手法——不是描写他们，而是让读者逐渐地同他们相识，就像这在生活中发生的那样。观察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那么精细和深刻，以致只能惊叹，——这，当然，并不是新闻。然而，能够在世上找到同时拥有如此极端的现实主义，又是这样的诗人和理想主义者吗?!这几乎达到了艺术的理想——一个人，他是现实主义者，精细的研究者，心理学家和哲学家。是的，他还是个哲学家，——他具有充分的哲学智慧，然而，他多半没有受过哲学教育；可见，哲学家也有天生的，就像天才那样。^[47]

陀氏在《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三册中提到著名画家克拉姆斯科伊，他在1881年2月14日，陀氏去世后不久，写信给帕·米·特列季亚科夫说：

我不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您的精神世界里起了怎样的作用，虽然故人对每个人的生活起过巨大的作用（我想），对这些人来说，生活是深刻的悲剧，而不是节日。在《卡拉马佐夫们》之后（以及在阅读的时候），我有几次恐怖地观看周围，而惊诧于一切都按旧的方式进行着，世界并没有在其轴心上翻转过来。似乎是：如同在长老佐西马那里的卡拉马佐夫家庭会议后，在“宗教大法官”之后，有人掠夺邻人，有人公开宣扬虚伪的政治，有高级僧侣平静地认为基督的事业按自己的次序，而生活的实践按自己的次序：总之，这是某种达到如此程度的预言的、热烈的、启示录的东西，使人觉得不可能停留在我们昨天所在的地方，拥有那些我们怀抱过的感情，除了想最后审判的可怕日子外，不能想别的什么。我以此只是想说，您与我大概不是孤单的。有许多灵魂和心灵处在动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确实是我们社会的良心!^[48]

克拉姆斯科伊强调了陀氏作品诉诸社会的良知的强大力量，促使人们思考如何以良心对待生活。因而，可以说，只要世上还有悲剧，陀氏作品就是不朽的。

弗洛伊德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1928）一文中指出：“《卡拉马佐夫兄弟》是迄今为止最壮丽的长篇小说，小说里关于宗教法庭庭长的描写是世界文学的高峰之一，其价值之高是难以估量的。”^[49]

【注释】

[1]《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第30卷，第1册，第126页。

[2]《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30卷，第1册，第126—127页。

[3]同上书，第15卷，第572页。

[4]《普希金十卷集》，第7卷，第250页。

[5]《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30卷，第1册，第132页。

[6]同上书，第318页。

[7]《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30卷，第1册，第130页。

[8]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回忆录》，第356页。

[9]《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与创作年谱》，第3卷，第402页。

[10]《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15卷，第582—583页。

[11]《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30卷，第1册，第332页。

[12]同上书，第152页。

[13]《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15卷，第587页。

[14]同上书，第9卷，第340—341页。

[15]同上书，第28卷，第2册，第228页。

[16]《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8卷，第1册，第162页。最后一句话用的是法文。

[17]《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30卷，第1册，第205页。

[18]《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6卷，第107页。

[19]《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30卷，第1册，第205页。

[20]《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与创作年谱》，第3卷，第141页。

[21]同上书，第263页。

[22]《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30卷，第1册，第209页。

[23]《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与创作年谱》，第3卷，第471、480页。

[24]《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30卷，第1册，第215页。

[25]同上书，第250页。

[26]《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15卷，第446页。

[27]同上书，第368页。

[28]弗兰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第5卷，第698页。

[29]作者。

[30]《同时代人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第2卷，第479页。

[31]指陀思妥耶夫斯基。

[32]转引自沃尔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的一年》，莫斯科，苏联作家出版社，1991年，第25页。

[33]《同时代人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第2卷，第391页。

[34]《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与创作年谱》，第3卷，第321页。

[35]斜体字为法文。

[36]《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与创作年谱》，第3卷，第339页。

[37]《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30卷，第1册，第309页。

[38]同上书，第27卷，第65页。

[39]《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与创作年谱》，第3卷，第344页。

[40]同上书，第355页。

[41]《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30卷，第1册，第320页。

[42]《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与创作年谱》，第3卷，第370页。

[43]同上书，第402页。

[44]《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与创作年谱》，第3卷，第347页。

[45]同上书，第348页。

[46]同上书，第351页。

[47]《陀思妥耶夫斯基》（三十卷本），第30卷，第1册，第330页。

[48]《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15卷，第512页。

[49]《弗洛伊德论美文选》，张唤民、陈伟奇译，第1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