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马佐夫兄弟（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艺术研究

第十三章　“魔鬼和上帝在斗争”：《卡拉马佐夫兄弟》（上）

在1877年《作家日记》10月号中，陀氏表示由于健康原因明年起杂志要停刊一二年，并感谢读者对刊物的支持和关怀。在这年《作家日记》年终号的《致读者》中，陀氏说：在1878年他将开始写作一部新作品。“在这由于没有紧迫的刊物而休息的年份里，我将实实在在地从事一部艺术作品的写作，这部作品在我刊行《作家日记》的这两年里不知不觉地和情不自禁地形成了起来。”^[1]

在陀氏1877年12月24日的笔记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记住^[2]。毕生要做的事。1.写一本俄罗斯的《老实人》。2.写关于耶稣基督的书。3.写自己的回忆录。4.写长诗《四十忌日》。注意：（所有这些，除了最后一部小说和拟定的刊物《作家日记》外，最低限度够10年的活动，而我现在56岁。）”^[3]总之，陀氏晚年仍激荡着强烈的写作愿望。

陀氏最后一部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虽然酝酿很久，但一般都认为，他开始草拟写作计划是在1878年春天。在这年3月16日给教育家B.B.米哈伊洛夫（1832—1895）的信中，陀氏说，从米哈伊洛夫的来信中可以看到他喜爱孩子、同他们长期在一起，因而对他有个请求。“喏，这就是我对您——亲爱的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的请求：我已构思并很快要开始一部庞大的小说，其中，在其他人物当中将会有许多孩子参加，而正是年幼的孩子们，大概从7岁到15岁。将引出许多孩子。我研究他们，整个一生都在研究，而非常喜好他们，自己也有孩子。然而像您这样的人的观察对我来说将是宝贵的（我理解这点）。这样，请您给我写写您自己所知的关于孩子们的事。”陀氏还列举了想了解的事项：“事件，习惯，答话，话语和零碎的话语，特征，家庭，信仰，凶恶行为和无辜；天性与教师，拉丁语，等等——总之，自己所知道的东西。”^[4]从这封信中，我们再次看到了小说家陀氏对他所要描写的人与事都是要经过仔细了解和研究的。同时，也可以看到儿童主题在这部小说构思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

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酝酿和构思时期，发生了革命民粹派查苏利奇（1851—1919）于1月24日向彼得堡市长开枪谋刺事件。陀氏参加了3月31日的法庭审判，赞同对她的辩护。据《陀氏年谱》的研究，陀氏一直记得查苏利奇在法庭上说的一句话；在1881年的笔记中还写道：“查苏利奇：‘为流血而抬手是沉重的’，——这一动摇比流血本身更为道德。”^[5]陀氏认为当时民粹派的“到民间去”运动，由于不了解民众及其信仰而失败，但是俄罗斯青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渴望真理，并准备为之赴汤蹈火。^[6]5月16日，陀氏夫妇才三岁的儿子阿廖沙夭折，使他们遭受巨大的痛苦。这样，6月下旬，陀氏同年轻的哲学家弗·索洛维约夫一起长途跋涉，到奥普塔小修道院参观，拜访了长老阿姆夫罗西（1812—1891）。安娜夫人回忆此事说：“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叙述中可以看出，这位被大家尊敬的‘长老’是多么深刻的、洞察人心的人和有预见之明的人。”^[7]这次拜访的印象将体现在未来小说的形象塑造中。此时，陀氏还对法国学者泰纳出版不久的《古代政体》（1876）感兴趣^[8]。

据《陀氏年谱》介绍，陀氏于1878年7月初开始写作《卡拉马佐夫兄弟》，于11月6日亲自将最初的稿件送到莫斯科《俄罗斯导报》。编辑部。^[9]11月10日，陀氏从莫斯科给安娜夫人的信中说，柳比莫夫看了看稿子后，“认为一切都很有独创性”。^[10]小说于1879年2月1日在《俄罗斯导报》第一期上开始连载，直到1880年12月1日那期才刊完。陀氏于1880年11月8日左右完成了小说。此前，陀氏于8月28日在写给斯拉夫派政论家伊凡·阿克萨耶夫的信中说：“正要结束《卡拉马佐夫们》，因而，要给作品进行总结，这部作品至少我是珍爱的，因为有许多我自身和我的东西存留在其中。我总的说来神经质地、痛苦和忧虑地进行写作。当我加紧工作时，——我甚至在肉体上感到疼痛。现在正在对三年时间思考过的、构成过的、记述下来的东西进行总结。”^[11]这是陀氏对自己的创作过程最沉重的叙述之一，可见，其中是有作者自身在精神上、思想上的不少论争；这为我们提供了讨论这部作品的一个视角。

1879年2月，陀氏应彼得堡大学学生的邀请，为他们朗诵普希金的诗篇《先知》，后来，又多次应邀朗读普希金、果戈理以及自己作品的片断，每次朗诵都受到听众热烈的欢迎。陀氏的朗诵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例如，3月16日在为文学基金会举办的晚会上朗读《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一个片断时，陀氏那诚挚的声音征服了听众，掌声久久不能平息，谢幕达20次，一个女学生向他献了花圈。在12月14日的一次文艺晚会上，陀氏朗诵《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涅莉的片断。《新时代报》的一位编辑报道说：陀氏的“话语准确、淳朴、自然”，生动地表达出孩子的世界观，以致许多听众热泪盈眶，“只要闭上眼睛，就会相信在您面前低语的是一个未成年的女孩”。^[12]《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文体比以往作品都更富于音韵，琅琅上口，或许与此时期经常公开朗诵有些关系。

在1879年3月给杂志活动家普齐科维奇（1843—1909）的信中，陀氏曾写到小说开始连载后的反响。陀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在这里引起热烈喝彩——既在宫廷中，在公众中，又在公开的朗诵会上，其实，您可以从报刊上看到这点（《呼声报》、《传闻报》及其他）。”^[13]8月13日，在德国埃姆斯疗养时，在写给安娜的信中说：“现在承担《卡拉马佐夫们》的重负，应当好好地完成它，像对珠宝首饰那样精致地加工，这是艰难的和冒险的东西，需要花费许多力量。但又是决定命运的东西：它应当确立我的名声，否则将没有任何希望。”^[14]为什么陀氏这时还在乎自己的文学名声呢?在几天后，即8月24日，陀氏写给波别多诺斯采夫的信中包含着对这类问题的答案。他说：“我认为我的文学地位几乎是罕见的现象（我从来没有同您谈到这点）：作为持续不断地反对欧洲的原则的写作者，由于《群魔》，即由于反动性和蒙昧主义而永远地败坏了自己名声的人，——然而这个人怎么仍然受到除了所有欧化的人们及其杂志、报刊和批评家之外的、我们的青年们的承认，正是那些最摇摆不定的青年们，甚至是虚无主义者以及其他人的承认?他们已经从许多场合个别地和整个团体地向我宣告了这点。他们已经宣称，只有从我一个人身上期待着真诚和富于同情心的话语，认为只有我一个人是自己的指导作家。”^[15]此信使我们感受到当时俄国知识界思想论争之激烈，由此，陀氏在真诚地表达自己见解的同时，又不能不考虑到青年们的思想情绪。在12月写给柳比莫夫的信中，陀氏又说：“小说到处都在阅读，人们给我写信来，青年在读，高等社会里在读，在文学界或谩骂或夸赞，而就在周围产生的印象来说，我从来还没有过这样的成功。这就是为什么我想好好地完成这件事。”^[16]

显然，陀氏尽心竭力地、很辛苦地写作这最后一部小说。1880年2月24日，亚·伊·托尔斯塔娅（艺术科学院院长夫人，1817—1889）前来拜访陀氏，她看到他脸色苍白、很疲倦的样子，遂把她女儿写给她的信读给他听。这件事，我们在“序论”中也提到过。她女儿叶卡捷琳娜·云格是住在基辅的一位画家，喜欢文学，当她读到当时正在陆续发表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时，非常激动，给她母亲写信说：“这几乎达到了艺术的理想”，并说陀氏是“现实主义者，精细的研究者，心理学家，理想主义者和哲学家”。^[17]陀氏听到这些，很振奋，认为还没有人如此深刻地领会过他的作品。^[18]陀氏在4月11日给云格的回信中说：“我不能不珍惜您关于我的见解：您母亲从您给她的信中给我看的那些词句使我太感动，甚至惊诧。我知道，在我身上，作为作家有许多缺点，因为我总是自己第一个对自己不满。您可以想象，在内心检验的某些沉重时刻，我经常痛苦地意识到，我实在没有表达出我想表达、或许我能够表达的东西的二十分之一。在这种时候，只有经常抱有的希望拯救我，那就是某个时候上帝会送给我足够的灵感和力量，使我能表达得更完满，一句话，说出在我的心中和幻想中包含的一切。不久前，在这里，在年轻的哲学家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历史学家之子）的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会上，我从他那里听到了一句很深刻的话：‘按照我的深刻信念，（他说），人类所知的东西远比迄今为止在其科学和艺术中来得及说出的要多得多。’我的情形也是这样：我感到，在我内心隐藏的东西，远比迄今为止我作为作家所能表达过的要多得多。”^[19]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说出在我的心中和幻想中包含的一切”这句话。陀氏此前也有过类似的表述，这句话说明，他的创作就是要表达他心灵和幻想中的一切。本来，人的语言就难以表达尽思想和感情。而陀氏的心灵探索和幻想又是那么丰富，这就难怪他为其艺术表达而痛苦了。

《卡拉马佐夫兄弟》就是这样一部新的艺术探索的作品，体现了他对“完整的现实主义”和“达到幻想性的现实主义”的艺术追求。这部长篇巨著共分4部12册和一个尾声。按册写，是陀氏小说新采取的结构手法，这样，每册就具有较多的独立性。

小说开篇有一小段“作者的话”，说即将开始的是“我的主人公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的传记”，他并非伟大人物，只是有些奇特。“对我来说，他是引人注目的，但我断然怀疑我是否能做到向读者证实这点。”又说传记是一个，而小说却是两卷。主要的还是第二卷，讲的是“我的主人公”在当今的活动，第一卷说的是13年以前的事。这样，陀氏在“作者的话”里确立了阿列克谢（阿廖沙）的主人公地位，确定了小说的现在时时间是60年代中期。陀氏提醒读者注意小说主人公阿廖沙的“引人注目”之处，显然他在小说整体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第一部第一册《一个家庭的历史》描述了费奥多尔·卡拉马佐夫一家人的身世，叙述语言精彩而简练、幽默，比以往的陀氏作品都更具有史诗风格，同时又夹杂着某些评论，构成了很独特的文体。一家之长费奥多尔出身小地主，但几乎没有在其领地呆过。作者强调：他是“奇特的典型”，却是时常可以遇到的那种人物。他是糟糕的、堕落的、无条理的人，却善于处理其财务，从最小的地主、食客开始，到他死时竟拥有了十万卢布现金。这种乖戾的人常常是相当聪明而狡猾的，难免也具有“某种独特的民族性”。他结过两次婚，第一次婚姻娶的是本县富有的贵族地主米乌索夫家的小姐阿杰莱达。她是个美丽而果敢、浪漫的女子，同费奥多尔私奔对她来说很有刺激性，觉得他是勇敢而喜欢嘲笑的人，其实他不过是“邪恶的小丑”。这种怪事竟是几代人的一种风气。婚后两人无爱情可言，费奥多尔是好色之徒，却唯独对她没有动情，而阿杰莱达刚刚私奔出来，就发现自己对丈夫的蔑视。家庭生活过得一团糟，但费奥多尔得以偷走她高达两万五千卢布的全部财产，还企图将她作为陪嫁的一座村庄和城里一所房子据为己有，只是因她娘家的干涉，才未能得逞。作者幽默地写道：这家庭里经常发生打架，但动手打人的却是体力健壮的阿杰莱达。后来，她留下三岁的孩子米佳，同一个当教师的神学校穷学生一起跑掉。费奥多尔立即把自己的房子变成了姘妇们的“后宫”，饮酒作乐，另一方面却跑遍全省哭诉自己被妻子抛弃，以扮演滑稽角色取乐。不久，传来阿杰莱达死于彼得堡的消息。据说，费奥多尔跑到街上欢呼，另一说是他像小孩那样痛哭。作者评论说：也许两种说法都是真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甚至是坏蛋，都比我们一般对他们判断的要天真、淳朴。”从小说这段简练、明快的叙述中，已经使人感觉到这是一部深刻的人性研究之书。对费奥多尔这个“邪恶的小丑”也是从人的双重性来表现的，而对这段“家庭”生活的描写是心理的、浓缩起来的、象征性的。

小说立即进入“偶合家庭”子女的遭遇的主题：此后，费奥多尔几乎忘掉米佳的存在，如果不是忠实的仆人格里戈里将他收养在自己小屋里，恐怕都没人给他换洗衬衫。不久，阿杰莱达的堂兄彼得·米乌索夫从巴黎回来。他是四五十年代的自由派，长期居住在西欧的“欧洲人”，在此地拥有相当的财产，并为领地问题同教会打官司。米乌索夫说，当他向费奥多尔提出要收养这孩子时，后者一时竟搞不清指的是什么孩子，“甚至似乎惊诧于在他家的某个地方有个小儿子”。作者经常评论小说人物的话语，使小说处处充满对话性。在此，作者插入说：“如果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20]的叙述可能有所夸大，那么仍然应当也有某些类似真实的东西。而确实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整个一生都喜欢装假，突然在你们面前扮演某个出乎意料的角色，而主要的，这往往没有任何必要，甚至是直接损害自己，例如现在这个例子。然而，这一特征是极多的人，甚至是非常聪明的人们，并非是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那样的人们所具有的。”作者惊人地指出，装假竟然是许多人生活中一种类似习惯的东西，不过这并没有削弱对费奥多尔的批判。

彼得·米乌索夫与费奥多尔一起当监护人，并收养了米佳，因为他母亲死后留下一小块领地、房屋等。没过多久，彼得又要到巴黎去，把米佳交托给了彼得在莫斯科的一个表姑。表姑死后，由其已出嫁的一个女儿收养。后来，似乎还第四次更换了家。米佳（即德米特里）相信自己成人后能继承某些财产，成为独立的人。他的青少年时代，生活过得毫无秩序，中学没有毕业，就进入某个军校，在高加索服役，打架，决斗，被降职，又因服务得以复职，爱挥霍。在这里，我们看到，从小的颠沛流离、几乎流浪的生活，对青少年成长的消极作用。德米特里成年后，曾来找过费奥多尔要他的那份遗产的收益，后者给了他一点钱对付过去。四年后，德米特里为了了结遗产的事来找费奥多尔，这位所谓的父亲告诉他：他的遗产不仅分文不剩，他反而欠父亲的债。德米特里十分惊讶，怀疑有诈骗，怒不可遏，几乎丧失了理智。作者写道：“正是这个情况导致了悲剧性结局，对它的叙述便构成我的绪论性的第一卷小说的客体，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小说的外部方面。”小说的语调是对话性的，讨论性的，作者十分扼要地提供了这对“父与子”关系的事实，供读者来评判。

小说的叙述有条不紊，接下来讲到费奥多尔的第二次婚姻。他把4岁的米佳送走后，很快又再婚。一次，他同某个犹太人一起到另一省份去做某种生意。那里有个孤女索菲娅·伊凡诺芙娜，从小父母双亡（父亲曾是身世不明的教堂助祭），被富有的老将军夫人沃罗霍娃收养，成为受苦受难的养女；她在这养育她、折磨她的将军夫人那里，有一次竟在储藏室里上吊自杀未遂。在这里，陀氏继续发挥了普希金《黑桃皇后》中悲惨的养女的主题。我们在1876、1877年的《作家日记》中几次看到对普希金艺术的精辟论述，在陀氏这最后一部小说中也可以看到普希金艺术多方面的影响。精明的费奥多尔就向这可怜的孤女求婚，虽然，他被将军夫人赶了出来，却仍用老办法把索菲娅弄走。她才16岁，不了解费奥多尔的事，只是因无法再忍受养女的生活，才迈出这一步。这次婚姻，费奥多尔在金钱上没有占到便宜，但为这无辜女孩惊人的美所陶醉，践踏了婚姻关系应有的礼仪，以致仆人格里戈里都站出来维护这可怜的女子。“后来这不幸的、从童年伊始就担惊受怕的年轻女子得了某种神经性的妇女病，这种病在普通民间的乡村婆娘们那里最常见，她们由于这种病而被称为狂叫女。”小说以此表达了对这位受苦难的孤女和养女的深厚同情。索菲娅生下了两个男孩，头一年生下伊凡，三年后生下阿列克谢，于婚后八年病故。这两个孩子就其出身来说已经更加接近于平民。

索菲娅去世后，这两个孩子如同德米特里那样靠格里戈里照顾。颇有俄罗斯特色的是，将军夫人沃罗霍娃八年来一直注视着索菲娅的遭遇，此时，她突然跑来给了费奥多尔一记响亮的耳光，然后直奔格里戈里的小屋，把两个孩子带回去。不久，将军夫人去世，在遗嘱中给两个孩子各自留下一千卢布教育费。她的遗产的主要继承人叶菲姆·波列诺夫是少有的高尚、富于人情味的人，省里的首席贵族。他把两个孩子收养在自己家里，却没有动用他们的教育费，尤其喜欢阿列克谢，后者在他家呆的时间最长。伊凡成长为一个忧郁、内向的少年，十岁时就明白他们是靠别人的仁慈生活的，他们的父亲，“提起来都觉得可耻”。叶菲姆看到伊凡对学问的非凡能力，在13岁时就送他到莫斯科的中学学习，又让他转到著名教育家办的寄宿学校。当伊凡进入大学时，叶菲姆和这位著名教育家已不在世了，因此头两年伊凡过得很艰苦，但由于他具有“冷静、健全的判断力”，他开始当家庭教师，并给报刊写街道见闻的小文章，显出他注重实际和智慧的优势。他开始发表各种专题的书评，并在文学界略有名声。他毕业于理科，却在准备出国时发表了关于教会法庭的文章。随后，他又突然出现在本城。作者写道：伊凡“这次到来是那么性命攸关，成为那么多后果的起因，这对我来说，后来许久、几乎永远地成为不清不楚的事情”。又说：这个骄傲和谨慎的年轻人住进他父亲家里已有一两个月，两人相处得不能再好，“这最后一点甚至不仅使我，也使其他许多人特别地惊讶”。这些表述，使读者感受到作者似乎直接接触到小说现在时时空的人与事，以亲自见闻来向读者叙说，从而使读者对小说的叙述感到亲切。小说还提到当时刚好从国外回来的米乌索夫的看法，更加强了作者在场的这种时空感觉：“我记得，正是他^[21]比所有人都感到惊讶”，他与伊凡认识后对大家说：“他高傲，总是能给自己赚钱，他现在就有出国用的钱——他在这里需要什么呢?大家都清楚，他不是为了钱到父亲这里来的，因为无论如何父亲都不会给。他不喜欢喝酒和放荡，然而老头子却变得离不开他，相处得好到这个地步!”作者接着说，后来才知道，伊凡到来的部分原因是应德米特里的请求，他到来时显出作为哥哥与父亲诉讼的调解人的样子。这家人第一次聚在一起，其中有些成员甚至未曾谋面。小说从一开始就强调了伊凡的谜一般的特征，而谜的设置是陀氏小说不可或缺的艺术手法。

此时，在“作者的话”中提到过的小说主人公阿廖沙已经在本城的修道院住了一年多。他20岁，伊凡是23岁，德米特里27岁。作者说，他首先要声明，阿廖沙不是狂信者，神秘主义者；“他只不过是早熟的博爱者”，他所以奔向修道院的道路，是因为觉得它是“他那渴望摆脱世俗的仇恨，追求爱的光明的心灵”所需求的理想，也因为他热爱长老佐西马。他的母亲去世时，他才三岁多，然而在他的脑海里却一直保存着母亲抱着他向圣母像祈祷的记忆：“他记得一个傍晚，夏天的，宁静的，敞开的窗户，夕阳斜晖（最经常记起的就是斜晖），在房间角落里的圣像，在它前面点燃着的长明灯，而在圣像前跪着的、自己的母亲，像是在歇斯底里中哭泣着，带着尖叫声和喊叫声，双手抓着他，紧紧地、直到引起疼痛地抱着他，为他向圣母祈祷，用双手将他从自己的怀抱里伸向圣像，似乎向圣母祈求保护……而突然跑进来了奶妈，吃惊地将他从她那里弄走。就是这么一幅画!”陀氏在《作家日记》中说，“如果没有从童年回忆中带进生活的神圣和珍贵的东西，人便不能生活”，而小说主人公阿廖沙有着如此珍贵的回忆，这或许就是他成为“早熟的博爱者”的一个重要因素。

显然，民间的虔诚的信仰影响着阿廖沙。他是宁静的人，爱思考，比较内向，不多说话，但爱着人们，“不愿当人们的审判官”。这点，有如《罪与罚》中的索尼娅，拒绝当决定他人命运的审判官。他来到父亲那里，来到“肮脏的淫荡的巢穴”时，只是默默地远离那些不愿看到的场面，却没有露出丝毫轻蔑的表情，以致费奥多尔真心地喜欢他。阿廖沙在叶菲姆家时，其家人就像对待亲生儿子那般疼爱他。上中学时，他从不炫耀自己，从不把受到的委曲记在心里，这使同学们佩服，但他们仍喜欢逗他取乐。中学生们当中已经有些“关于女人的不便公开的交谈”，听到这些，阿廖沙总要捂住耳朵。叶菲姆去世后，他那悲痛的妻子去了意大利，阿廖沙住到叶菲姆两个远亲妇人家，继续读中学。他不识人间烟火，有如圣愚，就是把他一人抛弃在一座大城市，他也不会慌张。在这段关于阿廖沙的叙述中，特别写到他如何回避“色情”和“淫荡”的情景。在《一个荒唐人的梦》中，讲到在那星球上的乌托邦世界里，虽然也有爱情，也生孩子，但看不到在地球上“那种残酷的淫欲的冲动”，而它正是人类几乎所有罪孽的源泉。显然，陀氏就在这点上也有意地赋予阿廖沙正面的特征。

阿廖沙中学没有读完，突然想起要到本城来寻找他母亲的墓。然而，费奥多尔根本就不记得这墓在哪里。原来，墓是仆人格里戈里一手操办的。在小说里，墓和记忆都是重要的象征，映照着人们的灵魂世界。费奥多尔不仅忘掉墓，而且抛弃了过去的一切回忆。在索菲娅去世的两三年后，去了南俄，最后在敖德萨呆了几年，赚了不少钱，三年前回到本城，开了好几家新酒馆。他的财产可能已达到十万卢布，许多人向他典当借钱。他说阿廖沙长得很像他的母亲，阿廖沙去扫墓对他产生了奇特的影响。他从不在圣像前点一只蜡烛，却突然向修道院捐了一千卢布，以追悼他的亡妻，然而不是追悼阿廖沙的母亲，而是阿杰莱达。作者感叹说，这些人“有时会突然暴发出奇特的感情和思想”。小说描述费尔多尔那虚胖、淫欲的面貌特征，连其本人都承认自己像古罗马衰落期的贵族。当阿廖沙提出要到修道院当见习修士时，费奥多尔欣然同意，叫他在那里为他的罪过祷告，因为总是有一个难题使他苦恼：他死后会不会被魔鬼用铁钩钩进地狱，然而地狱显然没有铁和工厂，哪来的铁钩呢?作者插话说，“他是邪恶而感伤的”。陀氏指出了即使像费奥多尔这样的人，其灵魂中也不是没有任何斗争的。

陀氏强调，不要以为他的主人公阿廖沙是“脸色苍白的幻想家”，相反，他是体形端正，脸色红润，眼光明亮，暗褐色头发，焕发着青春健康，爱沉思，很宁静的青年。人们会说，这些并不妨碍他走向狂信和神秘主义，但他比谁都更加是个现实主义者。这可以说是阿廖沙同陀氏以前的正面主人公，例如，同《白痴》中的梅希金相比较时的新特征。不仅如此，作者还要赋予他70年代激进青年的某些特征。小说中说：阿廖沙“部分地已经是我们最近年代的年轻人了，那就是按其本性来说是诚实的，要求真理，追求它，并相信它，而一旦相信，就要求以自己灵魂的全部力量立即参与其中，要求迅速的功勋，抱着必定的愿望：即使为了这个功勋而牺牲一切、甚至生命”。这是同我们在本章开头提到的、陀氏对于参加“到民间去”运动的青年们的评价几乎完全相同的。不过，阿廖沙选择的是“与大家相反的道路”。如果他相信（灵魂的）不朽和上帝的存在，那么他就会为不朽而生活；如果他判断不朽和上帝不存在，他便立即走向无神论者和社会主义者的行列。阿廖沙就是这样一个寻求真理和理想的青年。他所以进入本城城郊的修道院，还因为想到他母亲可能曾经带他到过那里，以及对长老佐西马的敬爱。

陀氏声明，他对俄罗斯修道院中的“长老们”并没有权威性的了解，因而只能做些肤浅的叙述。在俄罗斯的修道院里出现长老和长老制还不到一百年，然而在正教的东方，特别是埃及的西奈和希腊的圣山，已有千年的历史；古代罗斯也可能存在过这种制度，但后来由于鞑靼人入侵而中断，直到18世纪末才恢复，出现了伟大的苦修者帕伊西·韦利奇科夫斯基（1722—1794）及其门徒。不过，长老制只在很少的俄罗斯修道院中存在，作为新奇事物几乎遭到迫害，只有在科泽尔斯克的奥普塔小修道院里盛行过。本城修道院的长老制已实行到第三代，由佐西马当长老，他已衰老、多病，而这个修道院正是由于长老们而吸引许多朝圣者前来的。陀氏说，长老就是把您的灵魂和意志接受到自己的灵魂和意志的人，您选择了长老，您就要摈弃自己的意志，完全“听从”于长老。经过这种苦修，您会摆脱自己而获得自由，避免那些一辈子都寻找不到自我的人的那种命运。陀氏说：长老在某些情况下具有无限权力，但长老制有利弊，它可以使人摆脱被自由所奴役的状态，得到道德完善，又可以使人像魔鬼般骄傲，即带上锁链，而不是获得自由。长老们受到民间的尊敬，平民百姓和高贵的人物都来向他们求教：述说自己的怀疑、罪孽、痛苦，请求规劝和教诲。

长老佐西马65岁左右，出身地主，年轻时是军人，在高加索当过尉官。阿廖沙为长老的某种心灵特质所倾倒，住在他的修道居室里，受到他的宠爱。阿廖沙在修道院里不受约束，可以整天外出，只是为了不显得特殊，才穿上修士服。许多人说，佐西马多年来接见了很多前来忏悔和请求忠告的人，以致能洞察秋毫，只要一看来访者的脸，就能猜出使他苦恼的是什么。阿廖沙看到，许多人惴惴不安地前来同长老单独秘谈，而谈完话后脸上几乎都充满快乐和幸福的光芒。修士们说，长老心疼那些有罪过的人，谁罪孽更深重，长老就更心疼谁。尽管修士们当中也有敌视和嫉妒他的人，但人们都说，他无疑是圣徒，在他即将到来的死亡时会发生奇迹，从而使这修道院名声远扬。阿廖沙更是无条件地相信长老的神奇力量。他看到，长老触摸病人，为他们祈祷，竟使他们的病得以痊愈。对阿廖沙来说，不存在病人是否真的痊愈，或者只是由于病情自然好转这一问题，因为他已完全相信老师的精神力量，把他的光荣当作自己的光荣了。这样，佐西马被人们当作圣徒、甚至上帝那样的膜拜（吻佐西马的脚，吻他站立过的土地）。然而，阿廖沙也明白：这是因为俄罗斯平民百姓受苦受难，为时常发生的不公正和罪孽所折磨，强烈渴望神圣的东西或者圣徒，以便向他膜拜。阿廖沙愈来愈相信，在长老心中藏有使所有人革新的秘密，那就是只要彼此相爱，真正的基督王国就会来到人间。这一段对长老制及长老佐西马的描述采用多种叙述视角，如权威人士认为，人们说，阿廖沙想，等等，而很少有作者的直接叙述；这可以说是多层次地对长老佐西马这一形象进行审美观照，然而，阿廖沙的某些观点，则反映了陀氏本人的理想追求。

小说接下来采用直接描述，介绍此时此刻卡拉马佐夫家三兄弟之间的关系。阿廖沙同到本城较晚的德米特里很快就有了沟通，然而，虽然很想了解伊凡，却总不能投合，伊凡好像心中忙于重要的事情，以心不在焉的目光看着他。阿廖沙想道：这会不会是有学问的无神论者对他这个愚蠢的见习修士的某种蔑视?德米特里对伊凡十分尊敬，而阿廖沙从德米特里那里了解到将两个哥哥联系在一起的那重要事情的全部细节，同时在阿廖沙看来再也没有像这两个哥哥那样彼此不同的人们了。德米特里与父亲的争执已接近白热化的程度。似乎是费奥多尔首先提出了一家人到长老那里聚会商议，阿廖沙知道后感到很不安。德米特里的亲戚米乌索夫也要来，他想了结与修道院的领地诉讼，而阿廖沙的父亲或许是为了某种小丑和演员的场面而来的。作者插叙说：“哦，阿廖沙虽然保持沉默，但已经充分地和深刻地了解自己的父亲。我再重复一遍，这个男孩根本不是像大家所认为的那么淳朴的。”这是对阿廖沙的另一种叙述笔调，提醒读者注意在这形象中也自有其复杂性。不过，阿廖沙所以为这次聚会感到不安，更主要的是怕有损于长老的声望。陀氏在这些精巧的结构布局中把世俗社会和宗教世界联结在一起，进行审美的、伦理的探索，使这部小说成为其创作中思想内容最宏伟、冲突最激烈的一部。

第二册《不合时宜的聚会》可以说是小说—戏剧的序幕，布景是在修道院里，描绘出一个真正多声部的世界。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陀氏的小说—戏剧的艺术手法更加高超、精彩，舞台背景、人物动作和对话的描写都更为精细，并富于象征意义，而小说情节或徐缓或急速地展开起来。八月底天高气爽的一天中午，米乌索夫、费奥多尔等人来到修道院，走过一片小树林，进入长老隐修的地方。前庭处处盛开着稀有、美丽的秋花，那是佐西马当长老后才培植的；这一细节象征着佐西马对生命、生物的热爱。他们刚刚走进修道室，佐西马也在阿廖沙等人陪同下从寝室里走出来。两个修士司祭向长老深深鞠躬，直到手指触地，然后接受祝福，吻了他的手。长老也同样深深鞠躬，并请求他们的祝福。这仪式比平常来得隆重，在自由派的米乌索夫看来，这是刻意追求效果，所以他只是按世俗方式鞠躬，费奥多尔模仿他照做，伊凡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长老把准备祝福他们的、已抬起的手放下来，再度鞠了一躬，请大家坐下。这段细致的、戏剧性动作的描写，勾勒出小说人物的不同表现。修道室并不大，窗台上放着两盆花，墙角挂着许多圣像，有一幅是很大的圣母像，大概还是宗教分裂（指1653年宗主教尼康的宗教改革后，俄国教会的分裂）前很久画的，在它前面点着长明灯。在它旁边，还有象牙做的天主教十字架和抱着它的“悲痛的圣母”像，以及前几个世纪意大利伟大艺术家的几幅版画，同时还有一些最普通的俄罗斯民间石印画，画的是圣徒、殉道者和圣贤等等。这一环境描写显示这修道室的包容性，不仅有东正教的象征物，还有天主教的东西。长老个子不高，驼背，脚力很虚弱，显得比他实际年龄要老十岁；一双小眼睛明亮、敏捷，微笑的、薄薄的双唇。米乌索夫并不喜欢他，而费奥多尔讲起自己是不折不扣的小丑，身上可能有不干净的小魔鬼，但还是信仰上帝的，只是近来有所怀疑等等。他还讲述自己瞎编的关于狄德罗曾在俄国都主教普拉东那里接受洗礼的“故事”，遭到米乌索夫的驳斥。米乌索夫感到不屑与费奥多尔为伍，要离去，但被长老留下。尽管费奥多尔在修道室里的言语很不成体统，长老还是告诉他可以像在自己家里那样随便。费奥多尔又讲起话来，并爱用色情词汇，又为自己辩解说，就算他是卑劣的小丑，但所有人比他还要卑劣。他突然向长老下跪，请求告诉他为了永生，他应当做什么?长老答道：费尔多尔足够聪明，知道自己该做什么，那就是不要酗酒，克制言语，不要沉湎于淫欲、特别是金钱欲望，关上他的酒家，哪怕关上两三家，而最主要的是不要撒谎，尤其是对自己撒谎，因为听任自己撒谎，结果会分不清自己及周围的真伪，从而会不尊重自己及他人，会丧失爱。长老将费奥多尔扶起来，后者感动地吻了长老的手，承认自己一生都在撒谎。当长老暂时离开时，费尔多尔赞扬长老说，同他是可以交谈和相处的。这个段落描写了长老对待费奥多尔的平等、博爱，就是对“邪恶的小丑”也给以关怀。同时，也将“撒谎与讲真话”作为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提了出来。

小说继续对长老进行审美观照。长老走出修道室，来到在回廊里等待他的二十来个平民妇女信徒那里，为她们祝福。他将身上披带的圣带放在一个患歇斯底里狂叫病的女子头上，念了简短的祈祷，结果那疯女立即安静下来。作者对这现象做了仔细分析，说他在小时候看到过人们把这些狂叫的女子带到教堂领圣餐的地方，她们便会暂时平静下来。这种病常发生在受苦难的俄罗斯农村妇女当中，她们往往经受不住令人绝望的悲苦，成为神经上、心理上的病人，而她们跪拜在圣餐前时，有一种对治愈奇迹的期待心理，便得到哪怕是一分钟的平静。陀氏表明：长老使狂女一时安静下来，这是狂女身上暂时发生的心理现象，并非是奇迹。陀氏以现实主义的视角描绘着长老与女信徒们的场面。接下来，长老注意到来自远方的一个枯瘦的年轻妇女。她哭诉失去不到三岁的儿子的痛苦，此前她已失去三个儿子，这次她再也难以忍受这悲苦，三个月前把当马车夫的丈夫留在家里，走了三百俄里路，前来找佐西马长老。她明白长老所说死去的儿子已同一群天使一起在上帝身边的话语，但她就是想再看死去的儿子一眼。长老说，如果她那儿子来到你家，看不到你和丈夫在一起，将会怎样呢?并叫她今天就回到丈夫身边!这妇女茅塞顿开，准备动身回家去!这里，作者描绘长老的劝说，落脚点仍是在现实生活中。长老走到一个守寡的尉官老太太那里。她说，她有个儿子在西伯利亚服役，经常写信来，但最近一年杳无音信，使她不安。有个富商夫人劝她把儿子名字写进教堂追悼亡灵名录，为其祈祷，儿子就会写信来。老太太问，这样做对不对?长老说，亲生母亲怎么能悼念活着的儿子?这太可耻了，还是祈祷儿子的平安吧!据《陀氏全集》的注释，安娜夫人曾指出，佐西马安慰失去不到三岁的孩子的母亲，说他将为她而祈祷的话语，来自奥普塔小修道院的长老阿姆夫罗西安慰失去儿子阿廖沙的陀氏夫妻的话语，而第二件事取材于陀氏家奶妈整年没接到儿子来信的真事。^[22]此外，长老还注意到疲惫不堪的年轻农妇热切的目光，她有一个躺在病榻上的老丈夫，她对着长老耳朵轻轻地忏悔了自己的罪过。长老鼓励她：上帝对真心忏悔的人，没有什么罪过是不可宽恕的，“用爱可以赎回一切，拯救一切”。陀氏在佐西马身上塑造出注重现实生活的宗教哲学家形象，同时也表现民众的宗教意识中有相信奇迹的倾向。

随后，长老来到在贵宾室等候的霍赫拉科娃和其女儿丽莎那里。霍赫拉科娃是富有的女地主，不到三十三岁的寡妇，穿着讲究。长老问候患有双腿麻痹症、坐在轮椅上的丽莎是否好一点。母亲称赞长老是“伟大的治疗者”，自从上次接受祝福后好多了。长老答道：她不是还坐在轮椅上吗?霍赫拉科娃这回是来请教自己由于不信仰而感受的痛苦的，她说：人死后只剩下坟墓上长的牛蒡，这使她害怕。长老告诫她要有积极的爱，相信灵魂的不朽，爱您邻近的人们，那么就不会有怀疑了。她说，她也想当女护士去照顾伤病人，但不能持久以恒，因为她要求报答。长老说：有个医生也讲过，可以一般地说爱人类，但同某个人一起住在同一房间，两天就会受不了，这人也许吃饭很慢，也许伤风，爱擤鼻涕，因而合不来。积极的爱是劳作和毅力，甚至是一门科学，主要是不要对自己撒谎，不要畏惧，它比起幻想性的爱来是一件严酷的事。小说逐渐展开佐西马的“积极的爱”的宗教思想。

长老回到修道室时，派西神父正同伊凡就教会与国家关系议论得很热烈。派西神父说：我主耶稣基督正是到地上来建立教堂的；可以通过教堂到达天上的王国。伊凡说；纪元后最初3世纪，基督教只是教会，后来多神教的罗马想成为基督教的，然而它只接纳教会，而国家仍是多神教的。伊凡主张：任何国家都应当完全变成教会，排除与它不同的一切目标，这样一来，可以减少犯人，因为他们犯罪就不仅是反对国家而且也是反对教会了。长老说：现代的犯人只有在教会面前才能够意识到自己的罪过，教会有如慈爱的母亲，避免实际的惩办，因为国家法庭的惩罚已很严厉，总得有人可怜他们；教会一直像关怀子女那样关怀犯人，教会法庭虽然只是未来的幻想，但犯人在心里是承认它的。派西神父又说：这些意味着要使国家变成教会，而不是像罗马那样，将教会变成国家。弗兰克在讲到这些议论的场面时说得很中肯：“没有其他小说家在透过看来抽象的思想议论来展开他的主题思想，并揭示他的人物性格的伦理—心理的感受性方面能够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能力匹敌。”^[23]这确实是陀氏小说的一个重要艺术特征。

这时，德米特里才赶到修道室参加聚会。他中等个子，令人愉快的脸，但显得比他实际年龄要老一些，体格强壮，脸色却露出病态，暗色的大眼睛看人时显得固执而又有一种不确定性，欢笑中糅合着某种忧愁。他近来过着焦躁不安的狂饮生活，由于有争议的金钱问题同父亲争吵。他衣着讲究地走进修道室，向长老深鞠躬，请求他的祝福，并吻了他的手，可以说是来客中最虔诚的。德米特里还向父亲深鞠躬。此时，米乌索夫进一步介绍伊凡的观点说：如果人对自己精神不朽的信念泯灭，那么不仅爱会枯竭，而且也就没有什么道德可言，利己主义，甚至凶恶行为都会被允许。伊凡肯定地说：“如果没有不朽，便没有美德。”长老对伊凡说：您既不相信自己灵魂的不朽，也不相信自己所写的关于宗教问题的文章，“这个问题在您身上还没有解决，而这是您的巨大的痛苦，因为它需要急迫地加以解决……”长老又说，希望上帝祝福他，使他的心能够解答这些。伊凡突然站起来，走到长老那里接受祝福，吻了他的手，默默地回到自己座位。这一幕给在场的人们留下谜一般的印象，而阿廖沙脸上显出几乎惊恐的神情。这时，费奥多尔叫喊道：伊凡是他的爱子，有如席勒《强盗》里可敬的卡尔·穆尔；而德米特里是需要管束的儿子，有如弗朗兹·穆尔。这位“父亲”在大庭广众中数落起德米特里如何欠他的钱，狂饮作乐，如何损害自己体面的未婚妻的名誉，被某个女子所迷惑等等。德米特里气得发抖，指责父亲本人为这女子所吸引，托人将德米特里的期票交给她，唆使她告发他，让他坐牢，他来参加聚会，本想向父亲伸出和解之手，求其原谅，而父亲却不仅污辱了他，还污辱了一个高尚女子。长老默默地思考着，好像要弄清什么。费奥多尔一会儿喊叫要同儿子决斗，一会儿谩骂儿子用未婚妻换了这个“荡妇”；费奥多尔言行过于肮脏，致使在场的约瑟夫神父等人连喊“太可耻!”德米特里闷声说道：“为什么这样的人活着!不，请告诉我，还可以允许他来玷污大地吗?”费奥多尔却反唇相讥，对约瑟夫神父说：您听到弑父者了吧，而这个“荡妇”虽然被环境所吞噬，在年轻时可能堕落过，但由于她的爱，她已得到基督宽恕。这时，长老突然站起来，走到德米特里跟前跪下去，深深鞠躬，直到额头碰地，站起来后，向周围鞠躬，说“宽恕吧!宽恕一切!”德米特里惊愕地捂着脸，跑了出去。大家也一下子散去。这一节是小说第二册的戏剧性高潮，将主要人物的特征、内心矛盾初步展现出来。父与子的争斗与前面因失去孩子而痛不欲生的父母构成对照。人世间的纷争也与前面的教会法庭、灵魂不朽与美德的议论相映照着。在德米特里对他父亲的评语中，响起类似《罪与罚》中拉斯柯尔尼科夫蔑视放高利贷老太婆的声音，这表现了激烈的社会矛盾已渗透进家庭内部。

长老近来很虚弱，阿廖沙将他扶到其寝室。那寝室很小，窄窄的铁床上只铺着一条毡子，读经台上放着十字架和福音书。长老祝福阿廖沙到人间去完成“伟大的听从”，在长老死后，阿廖沙应当离开修道院，同基督在一起去体验人间的痛苦，“在痛苦中寻找幸福”，照顾他的哥哥，不是一个哥哥而是两个哥哥。当阿廖沙赶去修道院长那里，要为午餐会服务时，在路上遇到拉基京。他是二十来岁的高个子平民知识分子，受修道院庇护的神学校学生，有一双暗棕色的聪明的眼睛，刚才他也在那修道室的聚会上。他以刻薄的语言向阿廖沙表达自己的见解：长老向德米特里深鞠躬既是长老的诡计，又说明其洞察力，他嗅到了你们家将发生刑事案件，他鞠了躬，可以用来证明他能预见；费奥多尔和德米特里的冲突不可避免，鞋里藏刀，互相跟踪，有三个额头，甚至是四个额头要相撞：德米特里即使诚实，但好色，就是阿廖沙，按父亲来说也是好色之徒，按母亲来说是疯子。“所有你们卡拉马佐夫的问题就在于：好色之徒，贪财者和癫狂者!”伊凡那关于宗教法庭的文章是开玩笑，他是无神论者，并企图夺得哥哥的未婚妻卡捷琳娜，得到六万卢布陪嫁；费奥多尔狂热地爱上格鲁申卡，但她尚未在他和德米特里之间做出选择。拉基京这番话是世俗的、冷冰冰的分析。阿廖沙为伊凡辩护说：他是不需要百万财产、而需要解决思想问题的那种人。拉基京反驳说，伊凡的理论差劲，人类用不着相信灵魂的不朽，也能在自由、平等、博爱中找到为美德生活的力量。拉基京表白：他自己尚未决定是否选择修士大司祭的生涯，或许按伊凡所说的，在彼得堡办杂志，搞文学批评，甚至带一点社会主义色彩，而这并不妨碍他用周转杂志预订费的办法盖起一座大楼。如果说，此前小说中对长老佐西马的审美观照是正面的，那么这一段落拉基京的一番话是从实用主义角度对长老的攻击。使阿廖沙难过的是拉基京这位朋友“不诚实，他自己完全不明白这点，相反他知道自己不会从桌上把钱偷走，因而就认定自己是高度诚实的人”。小说通过阿廖沙的感受刻画着一个小聪明的利己主义者。尽管如此，实用主义的拉基京对卡拉马佐夫一家人的分析和观点却构成小说情节故事的一个视角，而他所说的“好色之徒，贪财者和癫狂者”经常被研究者用来概括费奥多尔·卡拉马佐夫的性格特征。这是个突出的例子，说明了陀氏小说的叙述方式具有多角度、多视角的特征。

虽然这天的贵宾都在被邀请之列，但只有米乌索夫、伊凡等人赴修道院长那里的午餐会。米乌索夫说：费奥多尔觉得自己在刚才的聚会中有过失，很惭愧，不来参加了，请修道院长原谅。当修道院长祷告毕，大家正要用餐时，在外面的费奥多尔一脚已蹬上他回家的马车，却突然改变主意：一不做，二不休，准备把自己丑角的角色演到底。他出现在午餐会上，使米乌索夫极为难堪。不仅如此，他还抨击刚才修道室里进行的是公开忏悔，违反了“忏悔是伟大秘密”的原则，又指着午餐会上的佳肴说，这些都来自俄罗斯农夫的劳动，你们圣贤们是在压榨民众等等。米乌索夫气得跑走，大家不欢而散。费奥多尔叫阿廖沙当天就卷铺盖，搬回家来。费奥多尔同伊凡坐马车要离开，要把地主马克西莫夫一起带回家用餐，但伊凡却把此人推下马车；父亲惊讶地说，聚会是伊凡发起的，现在为何如此生气?这一段落描绘了费奥多尔心理活动的突发性和他随机应变的能力。他感到在修道室里受辱，他风闻社会上批评长老制和修道院的声音，在需要时便拿来为自己所用。同拉基京的言论一样，这也构成对长老佐西马的一种批评视角。而伊凡在修道室聚会后生闷气，这更是个谜。长老叫阿廖沙去照顾他的哥哥，不是一个哥哥，而是两个；拉基京说，在阿廖沙家的冲突中，有三个，甚至是四个额头要相撞。这些都为小说或明或暗的情节发展埋下伏线。小说第二册是卡拉马佐夫家庭悲剧的破题。

第三册《好色之徒》对费奥多尔，特别是德米特里的灵魂生活进行了深入的剖析。这部小说的戏剧性冲突不是直线式展开，而是包括许多曲线的相关情节，不少倒叙，以加深对冲突深度的阐明。费奥多尔的住宅不在城市中心，也不在边缘地区，是一座带阁楼的灰色一层房屋，宽敞而舒适，只不过有许多老鼠陪伴着费奥多尔孤独寂寞的夜晚。现在正房里住着他和伊凡，厢房里住着老仆人格里戈里、其老伴马尔法和年轻的仆人斯梅尔佳科夫。格里戈里是正直而固执守旧的人；农奴制改革后，他那温顺的妻子提出离开老爷费奥多尔家，到莫斯科去做小生意，被格里戈里以“义务”两字驳回。费奥多尔在自己生涯中多次挨打，都是被格里戈里搭救的。在这“忠实的仆人”形象的塑造上，可以看到普希金《上尉的女儿》中萨维利奇形象的影响。费奥多尔一生荒淫无耻，沉迷酒色，有如邪恶的昆虫，但是，有时也会感受精神上的恐惧和道德上的震荡，担心有某个未知的、可怕的危险人物来临，这样的时候就特别需要有格里戈里在身边。格里戈里夫妻有过一个孩子，生下来就是六指的，才活了两个星期就夭折。从此，格里戈里读起宗教书来，读过《教堂月历书》和《约伯记》，而特别喜欢古代神父伊萨克·西林的布道语录，却几乎没有能看懂什么，或许他倾向于神秘主义。在这一段落里，陀氏对民众宗教信仰状态做了一些描述和分析。一个5月的夜晚，马尔法听到新生儿的啼哭声，格里戈里在花园旁的澡堂里发现刚刚生下孩子、奄奄一息的疯女利扎韦塔。

小说倒叙利扎韦塔的故事。据许多虔诚的老太太的回忆，利扎韦塔是一米四左右的小小个子，她那红润的、健康的20岁人的脸完全是白痴式的，目光停滞、令人不快，虽然是温顺的。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她都光着脚，只穿一件粗麻布衬衫。她那浓黑的绵羊般的卷发总是夹带着树叶或木屑，因为她总是随便睡在地上。她的母亲早逝，父亲是个破产的、凶狠的小市民，无情地殴打她。她很少回家，在城里游荡。富于同情心的人们给她穿上皮袄和鞋子，她总是把这些脱下来放在教堂的台阶上。她父亲去世后，她成为孤女，虔诚的人们更疼爱她，甚至小孩们都不会欺侮她。她到陌生人家，也受善待，会给她几个戈比，她必定将它送到教堂或监狱的募捐箱里。即使她来到豪华商店，人们也不担心那些贵重的商品，因为她不会拿走一个戈比。她只靠黑面包和水生活，夜宿过道屋或牛栏，其体格之健壮令人惊讶。她不会说一句话，只会发出喃喃声。一个9月的夜晚，五六个爷们寻欢作乐后要回家，走在后街小路上，在一个栅栏边看到睡在那里的利扎韦塔。这帮人污言秽语，觉得不能把她当做女人看待，其中只有费奥多尔表示能够。五六个月后，利扎韦塔怀孕，人们愤慨地寻找欺凌她的人，风传是费奥多尔所为。某个商人太太将她收留在家里照顾。她却在临产的那个夜晚来到费奥多尔家花园里的澡堂，生下孩子后死去。格里戈里夫妻将这孩子养大，费奥多尔按其母亲的姓叫他斯梅尔佳科夫（俄语意思为“发出臭味的”），现在他已长大，成为其仆人和厨师。这一故事含义很深。利扎韦塔不会言语，却那么善良，有如俄罗斯民间所尊敬的圣愚。费奥多尔是那么能言善辩，却竟敢亵渎圣愚般的孤女!这就在伦理上强烈地抨击了虚无主义的费奥多尔老爷。

据作家陀氏的弟弟安德烈的回忆，利扎韦塔形象的塑造很可能来自陀氏少年时代的记忆。安德烈在《回忆录》中说，他们小时候在父亲的领地达罗沃耶见到过傻女阿格拉费娜：“在我们的乡村里有一傻女，不属于任何家庭；她在田野上游逛，度过所有时间，而只有在冬天严寒时才强制地把她收容在某个农舍里。她当时已有20到25岁；她很少说话，不情愿，不清楚，也不连贯；唯一能听懂的是，她不间断地回忆着葬在墓地的一个婴儿。她似乎是生来的傻女，而尽管她的状况如此，却遭遇了强暴，而成为很快就死去的婴儿的母亲。后来在哥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读到利扎韦塔·斯梅尔佳夏娅的故事时，我不由得回忆起我们的傻女阿格拉费娜。”^[24]陀氏令人钦佩地记忆着他所看到的受苦难的民众，并描绘了利扎韦塔那么美好的灵魂。看来，这一形象的塑造是同1876—1877年《作家日记》中对苦难的民众的思考相联系的；在苦难的民众心中，有着基督的形象；流浪的利扎韦塔把人们送给她的皮袄、鞋子，甚至几个戈比都送到教堂去。

小说又回到现实时间中，回到著名的章节“热烈的心的忏悔·诗体”之中。阿廖沙因接到卡捷琳娜的条子，必须到她家去，然而自从第一次见到这骄傲的美女起，他也不知为什么对她有一种莫名的畏惧感。在他抄小路赴她家的途中，经过父亲隔壁人家的花园，忽然见到了躲在其篱笆边、监视父亲家动向的德米特里。后者把阿廖沙带到那花园一座荒废的小亭子，向他吐露胸怀。德米特里说：他迷上了格鲁申卡，因而一切都完了；他想派“天使”般的阿廖沙到父亲和卡捷琳娜那里，并同她了结，也同父亲了结。德米特里向阿廖沙袒露胸怀，并朗诵起席勒《欢乐颂》等诗篇片断。他含泪说：世上的人要忍受许多灾难，不要以为他只是酗酒和放荡的卑鄙的人，他想着要像席勒诗篇（指《厄疏西斯节》）所说的“要使人在心灵上/能够摆脱卑劣而振作起，/他应同古老的大地—母亲/结成永恒的联盟。”也就是说，寻求走向民众的土壤。但是，他不知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他只顾往前走，却不知是走进了污秽和耻辱，还是光明和欢乐，直到一头栽进深渊，好像有魔鬼跟在他后面，虽然他仍是上帝之子。他朗诵《欢乐颂》：“在大自然的高尚胸脯中/众生吸吮着欢乐；/欢乐使一切创造物、一切民族/都跟随着它；/在不幸中它给予我们朋友、/葡萄汁和美丽少女的花环，/把情欲给予昆虫……/天使——站在上帝面前。”德米特里说：在卡拉马佐夫们身上都有情欲的昆虫，它会在他们的血液中掀起风暴!“美是可怕的和令人恐怖的事物!令人恐怖，因为它是无法判断的事物，而不能判断，是因为上帝给的只是一些谜。”在陀氏文论和小说中有不少关于美的深刻论述。在这些论述中，一般来说，美与理想总是联系在一起的。例如，在1861年的《……波夫先生和艺术问题》中说：“艺术对人来说是如同饮食那样的需求。对美和体现它的创作的需求是同人不可分离的，而没有它，人也许不愿在世界上生活。人渴望它，寻求和不带任何条件地接受美”。^[25]这是讲艺术创作体现美，因而是人人所需求的。陀氏又说，“古往今来，艺术从没有离开人，总是回答了他的需求和他的理想，总是帮助了他对这个理想的寻求”。“美是有益的，因为它是美，因为人类总是需求美和美的最高理想。”^[26]这就把美与理想联结在一起了。在《白痴》中提出了著名的“美可以拯救世界”的命题，这里所说的美可以说主要指的是“理想”，或如上所说的“美的最高理想”，因为在陀氏的概念里这两者是相互联系着的。而当梅希金在评价阿格拉娅时说：“美是难于评论的：我还没有准备好。美是个谜。”这既是讲女性美，又是涉及思想、美德的。

德米特里在美的事物面前感到的彷徨，恐怕与此类似。他说，关于美，有太多的谜折磨着人生。他最不能忍受的是某些心灵高尚、智力高超的人“从圣母马利亚的理想开始，而以所多玛的理想告终。”据《陀氏全集》的注释，所多玛和蛾摩拉是《圣经》里所讲的城市，其居民由于道德败坏和罪恶而遭到上帝的严厉惩罚；圣母马利亚的理想具有善与道德美的象征意义，所多玛的理想则具有邪恶与不成体统的象征意义。^[27]德米特里又说，更可怕的是心中已有所多玛的理想的人，却仍然为圣母马利亚的理想而激动，就像在天真无邪的年轻时代那样的激动。这句话在相当程度上反映着德米特里此时的心态。他又说：“不，人是宽广的，甚至是太宽广了，我倒愿意窄一些。”对理智来说是可耻的东西，对心灵来说却全是美。美是多么可怕而神秘。“在这里，魔鬼和上帝在斗争，而战场就是人们的心灵。”这句话成了小说中一句名言。德米特里是陀氏小说中为寻求人生意义而饱受苦难的人物典型之一，同时也可以说属于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所开拓的贵族社会“多余人”形象系列的人物，所不同的是德米特里出身于“偶合家庭”。他虽然有许多邪念，生活毫无秩序，却仍然为民众所信仰的圣母马利亚的理想而激动着。

“热烈的心的忏悔·轶事”是德米特里对自己与卡捷琳娜故事的自白。德米特里讲到他如何度过了一种饮酒作乐、在小巷里胡闹的生活。他说，他是“臭虫，邪恶的昆虫”，不过，还不是不诚实的人。他的寻花问柳的回忆足够写成一本纪念册，但他从没有败坏过任何女子的名声。阿廖沙脸红，说他也与哥哥站在同一台阶上，只不过站在最低一阶，而哥哥已到了第13阶，而这个台阶是不能不上的。在这里，阿廖沙坦率地承认性爱是人的本能。德米特里向阿廖沙讲述了一件秘密的往事。在这一叙述中，德米特里对当时自己的反应、想法和心态表达得相当仔细。德米特里叙述说：他在某城军队一个营里当准尉时，随便花钱，日子过得不错。但老中校并不喜欢他，因为他骄傲，对老中校不够尊敬。老中校有过两个妻子，都已病故。头一个妻子的女儿阿加菲娅很淳朴，还帮助别人做裁缝，大家都喜欢她。第二个妻子（将军之女）留下的女儿卡捷琳娜从首都贵族女子学院毕业，也到那城市逗留。她十分美貌，成了舞会的女王，相当骄傲。德米特里在晚会上跟她说话时，她对他不屑一顾，他心想，他会报此仇的。刚好，这时父亲给德米特里汇来六千卢布，而老中校的敌对者要整他，师长来临，令他退役，在查他的公款账目时发现缺少四千五百卢布。原来，老中校把公款借给某商人，后者一时还不出来。德米特里对阿加菲娅说：她的老父亲面临降职为士兵的困境，只要把卡捷琳娜秘密地送到他那里，他会毫不吝惜地借给她四千五百卢布（德米特里确实是“邪恶的昆虫”）。阿加菲娅极为气愤，但她父亲已走投无路，甚至开枪要自杀，被家人制止。

傍晚，卡捷琳娜来到德米特里宿舍，暗色的眼睛果敢地盯着他。在当时俄国上流社会中，单身女子独自到单身男人住处，被认为是有失贞洁的行为。狠毒的毒蛛啃噬着德米特里的心，然而他还是注意到：“她在那一刻是美的，由于她是高尚的女人，而我是卑劣的人，她处在自己的宽宏大量和为自己的父亲而牺牲的壮丽中，而我是臭虫。”但他又怨恨彼此社会地位的不同，他觉得，即使他将她来访之事保密，明天就去向她求婚，说不定她也会叫马车夫把他赶走的。有那么三五秒钟，德米特里以可怕的仇恨看着她，而这种仇恨与爱之间只差一根毫毛；他记得，他将额头靠在结冰的窗玻璃上，它像火一般的烧烤他（精彩的比喻!），再也忍受不住，打开抽屉将五千卢布的期票给了她，还向她鞠了一躬。她对他行跪拜礼后，离去。她走后，德米特里甚至拔出剑来想刺杀自己。我们看到，他想必很懊悔，他本想向骄傲的卡捷琳娜报仇，结果反而落得自己像个滑稽的小丑。不过，这个故事也说明在德米特里心里上帝在与魔鬼的斗争中占着上风，说明德米特里归根结底是好心眼儿的人。

在“热烈的心的忏悔·双脚朝天”中，德米特里由戏剧性的往事转向对他现在悲剧性处境的描述。老中校躲过灾难后三个星期便病故，卡捷琳娜返回莫斯科。老将军夫人因相继失去两个最亲近的侄女，将外孙女卡捷琳娜当做女儿般宠爱，给她八万卢布陪嫁。卡捷琳娜将四千五百卢布汇来还给德米特里，随后又写信来说：她疯狂地爱着他，即使他不爱她，也请他当她丈夫，她愿意成为他使用的“家具”、脚踩的“地毯”，并希望她能挽救他。德米特里回信说，他不配她的爱，并叫当时在莫斯科的伊凡去找她，伊凡却爱上了她，并且现在还爱着她。德米特里认为她应当选择伊凡才是。德米特里的言语既矛盾、混乱，又含有深邃哲理。他夺口而出，说：“她爱的是自己的美德而不是我”；又说：“我虽然刚刚对她的崇高感情加以冷笑，但我知道我在心灵上比她卑微百万倍，而她的这些美好感情——是真诚的，有如在天上的天使!”德米特里看出卡捷琳娜所爱的是“自己的美德”，但说出来后，感到不好意思，又把她称赞一番。他又说：“而为什么一个女孩子为了表示感谢，想要强制自己的生活与命运!这是荒谬的!”这些话语表明，虽然德米特里谴责自己是“邪恶的昆虫”，但他却是处处从伦理角度看待生活，他并不愿接受别人的自我牺牲。同时，德米特里对卡捷琳娜的看法是双重性的，这也使读者难于立刻判断她的性格特征。

德米特里接着说，当时他决定沉沦于小巷生活，并且认为她是会嫁给伊凡的。不过，他却在三个月前成了正式的、接受过祝福的未婚夫，在莫斯科举行过盛大仪式。老将军夫人很满意卡捷琳娜的选择，不喜欢伊凡。卡捷琳娜迫使德米特里许下改头换面的诺言。但他现在再也不会到卡捷琳娜那里去，他只能沉沦下去。因为，父亲把德米特里的期票给了格鲁申卡，想让她告发德米特里。本来，德米特里就是为了结此事去找她的，也知道她是爱积攒钱和诡计多端的女人。可是一见到她，却像风暴遽起、瘟疫传染那样，一下子迷上她。他身上刚好有三千卢布，便同她一起到25俄里外的莫克罗耶，聚集起茨冈人和农民，狂饮作乐，三天内把钱花光，却像一头鹰那样神气。德米特里说，格鲁申卡体态的某种曲线使他着迷。“只要她肯，立刻娶她，如果不肯，我也留在那里，当她家看院子的人。”这是对德米特里狂热的性格的绝妙写照，而使他担起心来的又是伦理问题。他说：他花掉的三千卢布是卡捷琳娜托他汇给阿加菲娅的，必须马上弄到这笔钱还给卡捷琳娜，否则他就成了小偷。他叫阿廖沙替他去问父亲要三千卢布，给卡捷琳娜送去，因为父亲利用德米特里母亲的遗产已赚到十万卢布，再给德米特里三千卢布，也可算彼此两清了。他说：他也知道父亲不肯给，而且父亲正在以金钱为诱饵招格鲁申卡前来，如果后者上钩，那么德米特里的希望就会完全破灭，因此他叫斯梅尔佳科夫帮忙，监视父亲那里的动向。他说：他相信奇迹，上帝会看到他所处的绝望状态，不会容许可怕的事情发生!德米特里又说，要是她真的来了，他或许会动手弑父，或许不会。他所担心的是他说不定会出自对父亲的生理面貌（喉结、鼻子、眼睛）的厌恶而杀死他。这些表述给小说带来迫在眉睫的戏剧性冲突的气氛。这一段落也很仔细地描写了德米特里复杂的心理过程，他在内心深处并不希望同骄傲的卡捷琳娜相伴终生，而觉得同格鲁申卡在一起更自在，这是他为争取他的个性自由的斗争。陀氏“达到幻想性的现实主义”所描绘的，既是文学的，又是现实的俄罗斯人的思想和感情世界。陀氏在《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一部的“创作笔记”中说：“人就是具体表现出来的话语。他的出现，就是为了意识和说话。”^[28]这正是陀氏对他的小说人物那么多的自白和对白的说明，也是对小说美学的精辟的概括。德米特里从“热烈的心的忏悔·诗体”到“热烈的心的忏悔·双脚朝天”的自白和叙说，正是表达了他个人的意识状态和他想向阿廖沙这样真诚的人倾诉衷情的愿望。这些衷心的、真诚的话语涉及许多人生哲理问题，具有诗与散文相交融的艺术魅力。

紧接着，阿廖沙来到父亲家。大厅有些古色古香，角落里还挂着几幅圣像，夜里在圣像前点上长明灯，不过这“与其说是景仰，不如说是为了夜里房间能得到照明”。作者在环境描写中似乎顺便加上的一句解说词，幽默地揭示了费奥多尔精神上的不安。他天天睡得很晚，半夜三四点钟才睡，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或坐在沙发上沉思。他经常叫斯梅尔佳科夫夜里睡在前厅长板箱上。这个年轻仆人24岁，沉默寡言，傲慢，似乎轻蔑所有的人。如果说，陀氏在格里戈里身上描写“忠实的仆人”形象，那么在斯梅尔佳科夫身上将描绘出“反叛的仆人”形象。他是由格里戈里夫妇带大的，但对他们丝毫没有感恩之情，成为一个从旮旯儿里窥探人间的野孩子。在童年时代，他喜欢偷偷地吊死猫，然后为它们举行葬礼，这是一种奇特的虐待狂性格。格里戈里有一次对他说：你不是人，而是从澡堂的霉气中生出来的。斯梅尔佳科夫从没有原谅过他这句话。格里戈里教会他读书识字；在12岁时教给他《圣经》中的《创世记》时，他反驳说：上帝在第一天创造光明，在第四天创造太阳、月亮和星星，那么第一天的光明是从哪里来的?格里戈里气得目瞪口呆，并给了他一记耳光。一个星期后，斯梅尔佳科夫得了癫痫病，这病每个月要发作一次。费奥多尔共有百来本书，他自己从不看书，但允许斯梅尔佳科夫看。后者读完果戈理的《狄康卡近乡夜话》后说，写的是不真实的事。这表明，他不理解浪漫情调的作品。他没读几页《世界通史》，就觉得乏味。他逐渐显出洁癖，每喝一勺汤、吃一块面包，都要仔细瞧看其中有没有蟑螂或苍蝇等。费奥多尔知道后，认为他是当厨师的好材料，便派他到莫斯科去学习了几年。回来后，他的面貌显得老成，像阉人，仍像从前一样不喜欢与人交往，看来莫斯科没有特别吸引他；不过，他回来后衣着很整洁，经常保持干净。他成为出色的厨师，费奥多尔付给他的薪水，他都花在服饰上。有次，他捡到费奥多尔丢失的三张一百卢布纸票，立即送还给他，赢得了他的信任。他有时会在家里、院子里或大街上呆立那么十来分钟；如果看相的人看到他那样子，会说他不是在思考而是在洞察。作者论述说，画家克拉姆斯科伊（1837—1887，“巡回展览派”著名画家）有一幅名画《洞察者》，它描写冬天在林中大路上，孤零零地站着一个衣衫褴褛的农夫，似乎陷入沉思，但他并不是在思考，而是在“洞察”着什么。在俄罗斯民间有许多这种“洞察者”，他们是在内心深处积累宝贵的生活印象，自己也说不上为什么这样做，但这样过了多年，他们可能会突然抛弃一切，去耶路撒冷朝拜，或者会放火烧掉自己的村庄!陀氏看到了俄罗斯民间“洞察者”面前摆着的两条路。

小说回到阿廖沙来到父亲家那一时间。费奥多尔、伊凡等吃完晚餐，正在聊天。人物之间的对话涉及伦理、哲理和宗教信仰问题。“洞察者”斯梅尔佳科夫以虚无主义的无神论向宗教信仰挑战。费奥多尔喝着白兰地，很快活，却突然叫仆人们离开；他问伊凡为什么斯梅尔佳科夫对你那么感兴趣，每顿饭都要到这里来?伊凡答道：他尊敬起他（伊凡）来了。费奥多尔说，斯梅佳尔科夫不能容忍他和所有人，蔑视阿廖沙；我们的农夫都是骗子，不应同情他们，倒是可以抽打他们，俄罗斯土地上因有白桦树而坚固，砍掉树林，俄罗斯也就完了；俄罗斯是龌龊的，他恨俄罗斯及其恶习。在费奥多尔这些话语里，陀氏强有力地抨击了腐朽、淫欲的俄罗斯贵族地主对民众的蔑视。接着，费奥多尔还要在一种庸俗的无神论中为自己辩护。他对阿廖沙说，如果上帝存在，那么我便有罪责，如果上帝根本不存在，那么还需要你那些神父吗?不是该清除所有这些神秘主义，使真理放出光芒吗!伊凡提醒他：那时便会首先掠夺您，清除您!费奥多尔便改口说，那就让阿廖沙的修道院留下，让我们这些聪明人住得暖和，享受白兰地。他要伊凡和阿廖沙回答他，到底有没有上帝?伊凡说，没有上帝，也没有不朽，魔鬼也不存在。阿廖沙的回答是有上帝，不朽就在上帝之中。费奥多尔说：大概是伊凡说得对，但又对阿廖沙说，不要因为羞辱了他而生气。阿廖沙却一语惊人：“不，不生气。我懂得您的想法。您的心比脑袋好。”即使费奥多尔是他父亲，对他的堕落不谴责也罢，还说他的“心比头脑好”，看来，阿廖沙是在委婉地劝说父亲。费尔多尔的堕落、亵渎更多的是实用主义、庸俗的无神论和庸俗的理性主义的结果，然而他还有一颗心，这颗心应该不比他的庸俗的理性主义更坏!这话虽然使费尔多尔极为感动，但他酒醉吐真言，污言秽语一发不可收，他讲到：有一次，阿廖沙母亲在做圣母节日的祷告，他想除掉她的神秘主义，便对她说：我将取下你的圣像，你认为它能显灵，而我要向它吐唾沫，我也不会因此而有事的。阿廖沙母亲听到这些话，突然昏厥过去。而现在阿廖沙听到这些话，也像他母亲那样昏厥过去，使费奥多尔大为惊叹。在小说的这一段落中，最充分地让费奥多尔的思想意识表达出来，在讨论式的对话中描绘出费奥多尔的极为庸俗的虚无主义思想，它甚至不惜伤害他人的宗教感情。

此时，德米特里冲进大厅来，说是看到格鲁申卡往这里来了。他把守在房间门口的格里戈里打倒在地，冲进房间查看。听到格鲁申卡到来的消息，费奥多尔几乎发狂，并叫人们抓住德米特里。德米特里双手拽住他鬓角仅有的两绺头发，将他摔倒在地板上，还用脚后跟往他脸上踢了两三脚。伊凡和阿廖沙抓住了德米特里，后者说他还会来打死他。德米特里确认格鲁申卡不在那里，告诉阿廖沙不用再向父亲提起钱的事，然后离去。费奥多尔被打得鼻青脸肿，还流了血，心里却只惦记着格鲁申卡。阿廖沙说：上帝保佑!伊凡说：“一只爬虫要吃掉另一只爬虫，这就是这两者的去路!”他的话使阿廖沙震惊得发抖。阿廖沙去照顾父亲，父亲却谜一般地说，他最害怕的是伊凡。当阿廖沙离开时，看到伊凡坐在门口的长凳上，在笔记本上记着什么。阿廖沙问他，人有没有权利决定他人配不配生活，甚至是生与死?伊凡回答说，他保留自己愿望的完整空间。在这一幕闹剧中，作者仔细描绘了伊凡和阿廖沙的截然不同的态度：伊凡既蔑视父亲，也藐视哥哥，没有一丝亲情。阿廖沙想挽救和照顾父兄这两个病人。在往卡捷琳娜住处去的路上想道：最不幸的还是德米特里，不可避免的灾难在守候着他。从中午在修道室聚会，到傍晚在费奥多尔家的闹剧，都发生在一天的时间里，这是陀氏独特的时间高度凝集的艺术手法，不过这天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阿廖沙到达“大街”上卡捷琳娜宽敞而舒适的房子时，已经是晚上七点钟。她同两个姨妈住在一起，客厅既豪华又优雅。自从上次见面，卡捷琳娜就给阿廖沙留下了好权势、骄傲、自信的印象；一双黑色的热烈的眼睛是美好的，与她那白黄色、橢圆形的脸很相配。他曾告诉德米特里，同她一起既会幸福也会不安。这次，她的脸闪烁着淳朴、善良、真诚，阿廖沙还觉得她果敢，充满强烈的自信。她表示，德米特里只是一时激动，一头栽了下去。当阿廖沙说，使德米特里最为难受的是花掉那三千卢布时，卡捷琳娜说，他不必为此事而在她面前感到羞耻，“难道他不是向上帝不羞耻地讲出一切吗?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明白我能为他忍受多少东西?为什么，为什么不了解我，他怎么敢在发生这一切之后还不了解我?我想永远地拯救他。”这是小说人物话语描写的高超艺术，卡捷琳娜强烈的权力欲望甚至以上帝来比喻自己在德米特里面前的地位!

这时，里屋的门帘掀开，格鲁申卡微笑着走了出来。她是很普通的美女，但有着使许多人那么喜爱的俄罗斯美。她22岁，高个子（但比卡捷琳娜低一些），体态丰盈，动作轻柔，脸色白里透红，丰满的暗褐色头发，黑貂般明亮的眉毛，灰蓝色、长睫毛的美妙眼睛。“在这张脸上使阿廖沙最为惊讶的是它那孩子般的、淳朴的表情。”“她的目光愉悦心灵，——阿廖沙感觉到这点。”小说接着描述格鲁申卡说：宽厚的肩膀，青春初期的胸脯，这种结实而丰满的肌体很有希望成为米洛斯岛的维娜斯体形；但这种美容易消失，就像在俄罗斯女人当中常见的那样。她说话有一种甜膩的音调（这说明她教育程度低）。小说通过心理肖像给予人的感觉、作者的解说等多种艺术，引出了格鲁申卡这位女主人公。

卡捷琳娜说，她们是头一次见面，她本想去拜访，但格鲁申卡却自己先来了。卡捷琳娜很兴奋，吻她的手，告诉阿廖沙说：格鲁申卡在五年前爱上一个轻浮的军官，他另外娶了亲，现在成为鳏夫，要来找她，给她以幸福。格鲁申卡也说：她太任性，开玩笑，把可怜的德米特里给迷住了。卡捷琳娜说，现在您可以把那军官的事告诉他，让他清醒过来。格鲁申卡却回答说，她或许会突然喜欢上德米特里，叫他留在她身边，她是反复无常的女人。此话使充满自信的卡捷琳娜感到意外。不仅如此，格鲁申卡说卡捷琳娜很可爱，拿起她的手，要亲吻，忽然又中止，并说道：就让这事留为记忆，您吻了我的手，而我没有吻您的手。卡捷琳娜生气地站了起来，骂她是“厚颜无耻的女人”，“出卖肉体的荡妇”，叫她滚开。格鲁申卡回敬她：您自己为了钱也在傍晚到过男伴那里。卡捷琳娜叫喊起来，向她扑过去，被阿廖沙制止住。卡捷琳娜气昏了，骂格鲁申卡是“老虎”，应把她“送到断头台上”。这一幕是两个女人之间的一场决斗，一方是贵族小姐，另一方是沦落风尘之女，类似《白痴》中的阿格拉娅和娜斯塔西娅之间的关系。这显示陀氏在展开妇女问题时的一种民主主义倾向。阿廖沙从格鲁申卡的表情和目光上感受到淳朴和愉悦，也加强着小说的平民趣味。

小说第一天的故事直到阿廖沙夜晚回到修道院才告结束。他在路上碰到躲在柳树边的德米特里。他在那里等待阿廖沙回来，他曾想过吊死在柳树上，以免再玷污大地。他紧缩眉头地听阿廖沙讲述刚才的故事，却突然忍不住笑，说：没吻她的手就跑掉，格鲁申卡这“放肆无礼的女皇”整个儿就表现在这里，而卡捷琳娜太自信，以为能支配她。阿廖沙责备哥哥不该把卡捷琳娜前来借钱的往事告诉格鲁申卡。德米特里答道，那是在莫克罗耶喝醉酒时含着泪说起的，当时格鲁申卡也感动得哭泣，而现在却当作一把剑刺伤人心，不过，他本人确实卑鄙。他说，他正在考虑是否走出可怕的无耻的一步，一面又拍着自己的胸脯处（那里面好像藏着什么东西），说他或许能中途止步，还能还给卡捷琳娜一半的钱。陀氏对小说结构考虑得十分周密：这一段落为后来对德米特里案情的分析留下了一个线索。阿廖沙回到修道室，长老已病危，连每晚要在长老居室举行的兄弟们的忏悔也取消了。阿廖沙看完丽莎向他表爱的信后，一边祈祷，一边沉入梦乡。两年前，阿廖沙在莫斯科当过丽沙的家庭教师，相处得不错。至此，小说主要人物的轮廓已画出，卡拉马佐夫这个“偶合家庭”里的纠纷甚至在神圣的修道院那里都无法调停，而弑父的主题逐渐呈现出来。但是，陀氏还要进一步拓宽这场悲剧性冲突的深远思想背景，小说便进入第二部。

第二部第四册《心力交瘁》叙述在第二天里发生的故事。长老佐西马第二天清晨起来，说他可能活不过这一天了。他谆谆教诲阿廖沙和神父们说：要认识自己不仅比世上的人都要差，而且因为世上的罪孽、每个个人的罪孽，而在所有人面前有罪过，只有这样，人类联合的目的才能达到。这种罪孽意识就是僧侣以及每个人道路上的最高成就，我们的心会在无限的全宇宙的爱中深受感动。“那时，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以爱获得整个世界，以自己的眼泪洗涤世上的罪孽……”每个人都应贴近自己的心，不要在渺小的人面前骄傲，也不要在伟大的人面前骄傲；不要仇恨那些羞辱过你们、诽谤过你们的人；不要仇视无神论者和物质主义者。要不停地向民众讲解福音书，不要迷恋金银。长老这些话语是后来由阿廖沙记录下来的，小说在此简要地概括了长老佐西马所珍爱的宗教哲理观点（原罪论、博爱论等等）。

在小说中，陀氏试图现实主义地观照和探讨信仰与奇迹问题。小说描写，大家都在等待长老病故后会出现奇迹，修道院里已传开一个奇迹般的信息：昨天长老为之祈祷的富商夫人久无音信的儿子已写信来，正在从西伯利亚回家的路上。这信息是从霍赫拉科娃太太那里传出的，只不过严肃而多疑的派西神父认为此事也可能是偶然的巧合。小说描述，修道院里也有反对长老制的人，费拉蓬特神父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七十五岁的老神父，严格的持斋戒者，许愿保持缄默的隐修士，认为长老制是有害和轻浮的新事物，从来不到佐西马那里去。许多修士同情他，世俗社会的许多人尊敬他为伟大的遵守教规者和苦修者。他住在建于上个世纪的、几乎坍塌的木头修道室，那里有很多捐赠的圣像和长明灯，由他来看管和点燃。他饮食相当少，却往往整日跪着祈祷；他同来访者很少说话，有时说上几句奇特的、谜一般的话。“而在最蒙昧的人们当中有非常奇怪的传闻”说，他同天上的神灵有联络，同他们交谈，因而对人们保持沉默。他虽然瘦，但体格健壮，腰背挺直，脸色红润，灰色的、发亮的大眼睛瞪得很大。他穿着粗毛料外衣，腰系一根粗绳子，外衣里面带着30俄磅（1俄磅等于409.51克）的铁锁链。这天，费拉蓬特神父却打破沉默，同自鄂毕河附近奥布多尔斯克远道而来的小修士说了许多话，攻击不持斋的人是魔鬼缠身；说他亲眼看到他们身上魔鬼爬来爬去，有一次他还把一个魔鬼夹死在门缝里，等等。显然，作者是以怀疑的、不确定的笔调描述这些神秘主义事物的，同时也表现了长老佐西马临终前修道院里发生争论的气氛。佐西马主张积极的、现实的爱，所以叫阿廖沙回去看他的家人。派西神父祝福阿廖沙说：世间的科学将圣书分析得一无是处；然而，就是在无神论者身上也仍然保存着基督面貌的实质，因为迄今为止任何智慧和热忱都未能创造出比基督所指出的更高尚的人的形象来。阿廖沙在派西神父身上感受到了新的指导者。小说第二部在宗教哲学视角和人世间的纷争相交织中开了局。

阿廖沙首先来到父亲那里，父亲独坐在桌旁喝着咖啡，看着账本，精神好多了，但还显得疲倦和衰弱。伊凡出门了。有意思的是，费奥多尔没有抱怨德米特里，却诉说对伊凡不放心，说他竭力要夺走德米特里的未婚妻，才住到这里来。就在费奥多尔这样一个龌龊的小丑身上，陀氏也表现出他的某种“洞察力”。这是陀氏“完备的现实主义”的独特处。费奥多尔又说：他想尽可能长久地活在世上，因而每一个戈比对他都很需要。他现在五十五岁，还想当二十年男人，过污秽生活。“在污秽中更甜蜜：大家都咒骂它，却都生活在其中，只不过是偷偷地，而我是公开地。”他不在乎天堂，他死后有没有人追悼他，都无所谓，并说这就是他的哲学。这是他最后一段自白，表达了他那情欲第一的人生观和极端的颓废主义。他又说：伊凡并没有多少学问，只是吹牛家，他唆使德米特里娶格鲁申卡，以便从中渔利，太卑鄙；他（费奥多尔）可以因殴打父亲一事让德米特里去坐牢，但伊凡劝止了他。费奥多尔认为伊凡是他身边的间谍，盯着他会给格鲁申卡多少钱，他不是“我们的人”，是“扬起的尘土”。他又同阿廖沙商量，是否可以给德米特里一千卢布，叫他把格鲁申卡让出来；随后又舍不得这笔钱，收回这主意。阿廖沙说“您不是邪恶的人，而是毁坏了的人”，在告别时吻了吻他的肩膀。费奥多尔的一生正是陀氏在《一个荒唐人的梦》中所提到的“那种残酷的淫欲的冲动”的极端体现者。

在去霍赫拉科娃家的路上，阿廖沙在运河边遇到一些小学生。作者插叙说：“阿廖沙从来不能冷漠地走过孩子们身旁，在莫斯科时就是这样，而虽然他最喜欢三岁或三岁左右的孩子，然而他也非常喜欢十岁、十一岁的小学生。”这样就把小说的另一个中心主题——儿童的主题提了出来。这次阿廖沙在运河边遇到的是六个小学生，他们正在同对岸的一个小学生扔石头打架。正当阿廖沙劝阻时，对岸的孩子扔过来的石头打在他肩膀上。这边的孩子们明白了他是卡拉马佐夫，石头是瞄准他扔过来的。阿廖沙觉得事有蹊跷，便走到对岸问那瘦弱的孩子为什么要这样做?孩子不回答，阿廖沙只好走开，却在背后又挨了他扔过来的一块石头。阿廖沙只对这孩子说，“您不觉得可耻吗!”孩子却突然抓住他左手，猛咬他的中指头，直到流血。阿廖沙掏出手绢儿绑扎手指，一面问他为什么要这样。这孩子突然大声哭起来，跑开了。这是陀氏典型的谜一般的叙述方式，这孩子就是第一部第二册《不合时宜的聚会》中费奥多尔提及的因替他做事而当众遭德米特里羞辱、痛打的斯涅吉廖夫上尉之子。随后，阿廖沙来到本城最好、漂亮的二层楼房，霍赫拉科娃家。她在外省及莫斯科都拥有房产，数本城的房子最大，是祖传的，但她很少住到这里来。阿廖沙是在莫斯科认识她女儿丽莎的。丽莎看到阿廖沙手指受伤，用凉水给他清洗、治疗，但她歇斯底里地要求收回昨天那封表达爱情的信。阿廖沙说，长老佐西马死后，他必须离开修道院，继续上学，待到法定年龄，他要结婚，而丽莎就是他最好的妻子；长老吩咐过他应当结婚。

霍赫拉科娃太太告诉阿廖沙，卡捷琳娜和伊凡正在她家客厅里谈话，卡捷琳娜爱伊凡，但竭力要使自己相信是爱德米特里的。小说再次提出了“撒谎与讲真话”的主题。阿廖沙走进客厅时，看到卡捷琳娜很兴奋，伊凡脸色有些苍白。在这些场面的描写中，陀氏对阿廖沙的内心活动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并描绘了他的性格。直到昨天晚上，阿廖沙都相信卡捷琳娜是爱德米特里的，而霍赫拉科娃刚刚说出的话使阿廖沙震惊：卡捷琳娜爱的是伊凡，但由于某种游戏，由于“心力交瘁”，以假装的、对德米特里的爱来折磨着自己。在阿廖沙看来，卡捷琳娜需要的是主宰，只有德米特里才能受她支配，伊凡则不可能这样，这么说，或许她谁都不爱?要紧的是伊凡的态度，他昨天无意中说出“一只爬虫要吃掉另一只爬虫”，这意味着在他眼里德米特里早已是爬虫?阿廖沙觉得，他是爱两个哥哥的，但在这么可怕的矛盾中能祝愿他们每个个人什么呢?在此，小说勾画阿廖沙的性格，说：“在这种混乱中是可以使人惘然若失的，而阿廖沙的心不能忍受不明不白，因为他的爱的性格总是积极行动的。”

卡捷琳娜在同阿廖沙的对话中说道：“我甚至不知道，我现在是否爱他（指德米特里）。如果我爱过他，继续爱着他，那么或许不会像现在这样可怜他，而，相反，会恨他……”接着，小说以动作描写辅助她的话语，并描绘她给予阿廖沙的感触：“她的声音颤抖起来，而泪水闪烁在她的双眉间。阿廖沙内心打了冷颤，他想道：‘这个姑娘是实在的、真诚的，而……而她已不再爱德米特里!’”但是，她又说，她不会改变已做出的决定，她的“心胸开阔的”朋友伊凡也赞同这决定。她永远不会抛弃德米特里，即使他娶了格鲁申卡，她（卡捷琳娜）一生都要像妹妹那样爱护他，为之牺牲，成为他的上帝。这时，伊凡说，她由于履行自己的义务，实现自己坚定而高傲的意图，会感到满足。然而，在他的话里却含有讥笑的意味。霍赫拉科娃太太叫喊道：“哦，上帝，蛮不是那么回事!”伊凡还说起，明天他就要离开他们，返回莫斯科。在此，阿廖沙像《白痴》中的梅希金公爵，实话实说：“你们像是在戏院里演喜剧!”“在这里，谁也不愿意说真话……”，最好还是把德米特里找来，“让他来到这里，牵着您的手，然后牵着伊凡兄弟的手，把你们的手联结起来”。卡捷琳娜脸色苍白，嘴唇扭歪，说阿廖沙是“小疯修士”。伊凡替她圆场说，她从没有爱过他，只爱着德米特里。霍赫拉科娃却赞赏阿廖沙的言行有如天使；卡捷琳娜拿出二百卢布，请阿廖沙去找斯涅吉廖夫退役上尉，以她（德米特里未婚妻）的名义把这笔钱交给他，帮助他家的生活。卡捷琳娜歇斯底里发作，便在霍赫拉科娃家休息。在这一场面的描写中，我们看到阿廖沙具有敏锐的感觉和直爽的性格，敢于讲真话；作者将阿廖沙形象的塑造向前推进了一步。在这些段落中表现了很精细的对话和人物表情描写的艺术。

阿廖沙到湖畔街找到斯涅吉廖夫所租的小木屋，看到里面虽然宽敞，但摆满了家具和床，空气龌龊，感到“小木屋里心力交瘁”的情景。这与刚才卡捷琳娜在“客厅里的心力交瘁”成为鲜明对照。斯涅吉廖夫45岁的样子，凌乱的胡子像一把刷子，妻子多病，脚不便走路，两个女儿中的一个也有腿病，9岁的男孩叫做伊柳沙。斯涅吉廖夫曾替费奥多尔办过事，把德米特里的期票交给格鲁申卡，前几天，德米特里拽着这位退役上尉的胡子，把他从小酒店拉到广场上，并殴打了他。刚好有一群小学生目睹了此景，父亲受辱给小伊柳沙心中留下难以忍受的创伤，面对同学们的揶揄，他一个人对付大家，扔石头打架，还咬了阿廖沙的手指。伊柳沙请求父亲同德米特里决斗雪耻，而父亲须养家糊口，不能走这一步。在屋外“清净的空气”中交谈时，阿廖沙用好言好语劝斯涅吉廖夫接受来自卡捷琳娜的帮助，后者犹豫不决地接受了二百卢布。这笔钱不是小数目，可以为家人治病。但是，转眼间斯涅吉廖夫却把两张一百卢布纸币揉成团，扔在沙地上，踩了几脚后离去，说：他不会出卖自己的荣誉，况且拿了这笔钱，伊柳沙会怎么说呢?阿廖沙忧郁地看着他跑掉，心里明白：上尉在最后一刹那之前并没有想到自己会这样做，阿廖沙只好把纸币捡了回去。在陀氏的创作中经常出现这类走投无路的、歇斯底里的人物形象。斯涅吉廖夫和《罪与罚》中的马尔梅拉多夫就是一脉相承的。他们的生活悲剧，虽然是作为次要的情节线索，也烘托着小说中主要的悲剧性事件。小说第四册《心力交瘁》在节奏上比较舒缓，刚好搭配了下面紧张、激烈的自白、对白的急速节奏。

第五册《赞成与反对》逐渐将小说引向思想论争的一个高潮。阿廖沙回到霍赫拉科娃家时，卡捷琳娜还昏迷不醒。他对丽沙说，斯涅吉廖夫没有接受他急需的两百卢布，这再好不过了，因为他证明了自己的诚实，如果他接受了，会为自己的屈辱而难过得哭泣。阿廖沙还说，处在他的地位，他也会这样做，长老有一次告诉他：“对待人们应当毫无例外地像对待孩子们那样加以照料，对某些人应当像对待医院里的病人那样加以照料。”这也是陀氏的一句名言，既表达他对他的小说人物，特别是病态人物的关切的态度，又反映着他的小说的心理分析的特征。作者并不是居高临下地解剖人物心理，而是站在与人物平等的地位上描绘、分析和探讨其心灵活动的。这样，我们在陀氏许多人物的心理活动中都可以感受到作家心理的影子。阿廖沙还同丽莎谈到他们将来的婚姻，霍赫拉科娃告诉阿廖沙，这是不可能的。

阿廖沙一直担心发生家庭惨剧，急于寻找德米特里，便来到父亲家隔壁花园那亭子，听到斯梅尔佳科夫在弹吉他、唱小曲、同那家女房东的女儿玛丽娅说话的声音。斯梅尔佳科夫谈起：在莫斯科有人嘲笑他是由臭女人生的卑劣的人，他恨不得同他决斗；斯梅尔佳科夫觉得自己不如死在娘胎中，而不来到这世界上；俄罗斯农夫不可能对有教养的人们怀抱什么感情；他仇恨整个俄罗斯，认为如果1812年拿破仑征服了俄国，现在的秩序也就不同了，尽管那里也像这里那样堕落；人们错以为他会造反，其实只要有钱，他就要到莫斯科开一家咖啡馆—餐厅，他很会做肉汤。参照《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的注释，陀氏通过对斯梅尔佳科夫思想的描绘，批评了略知西欧文明一点皮毛的贵族仆人蔑视自己民族文化的现象。^[29]该注释还引用到1876年4月的《作家日记》在谈到俄国接受欧洲文化问题时所说的一段话：“然而，在此应当特别指出：正是这些很少教养的、但已经得以接受文化的人们，即使只是薄弱地和表面地接受了文化，最多不过是在自己的某些习惯、新的偏见、新的服装中接受了文化，——正是这些人总是从这样的事开始做起，那就是蔑视自己从前的环境、自己的民众，甚至是它的信仰，有时甚至蔑视到仇恨的地步。”^[30]这段话的论述十分深刻，指出了某些人对外国文明的盲目崇拜的弊病。这段话也加深了我们对斯梅尔佳科夫形象塑造的理解。

小说转入伊凡与阿廖沙的对话，主要是伊凡自白的精彩篇章。阿廖沙从斯梅尔佳科夫那里得知，伊凡约德米特里到广场上的“首都饭馆”吃饭，便赶往那里去。德米特里不在“首都饭馆”里，不过伊凡很高兴有机会同阿廖沙进行一场推心置腹的谈话。伊凡在本城已有三个多月，没有同弟弟好好交谈过，他欣赏弟弟坚定地走在自己的道路上。阿廖沙说，德米特里说伊凡是“坟墓”（即守口如瓶），而他自己认为伊凡是个谜，只是这天早上（即刚才在霍赫拉科娃家）才多少了解他：伊凡也是如同所有年轻人一样的黄口孺子。伊凡赞同这一评价，并且开始了关于自己、人类和世界的长篇自白，其中也有些对白。他说，即使他遭受混乱的、可诅咒的生活以及“人类失望的所有悲惨状态”的冲击，但他仍然渴望生活，不会放下拿起的酒杯。“然而，靠近三十岁时，大概会扔掉酒杯，即使还没有全都喝完，并离去……不知去往何处。但是，在三十岁之前，我确切地知道，我的青春会战胜一切——所有的失望，对生活的所有厌恶。”他不相信“事物的秩序”，但珍爱春天“黏黏的嫩叶”、蓝色的天空和某些人的功绩。他想到欧洲去，亲吻那些墓石，在它们下面躺着热爱过真理、建立过功勋的人们，他会为自己在那些墓石上面洒下的眼泪而感到幸福（看来，这里所讲的是对法国革命和启蒙学者的敬意和对其成果荡然无存的失望）。他已在同卡捷琳娜互相折磨的爱情中花费了三个月时间，刚才终于解脱，获得了自由。据《陀氏全集》第15卷，第550页的注释，“黏黏的嫩叶”引自普希金1828年咏叹早春生命的抒情诗《冷风还在吹》。而弗兰克在引用上述伊凡说在30岁前不会抛弃酒杯的话时说：“这样的话语唤起由于绝望而自杀的鬼影；然而对伊凡的青春活力和‘渴望生活’的强调提供了对其他可能性的希望。”^[31]这一段落是伊凡对自己最个性化的自白，表明他既爱青春的生命，又对整个生活抱着深深的怀疑，他是否能寻找到生命的意义仍是个未知数。

伊凡说，现在整个年轻的俄罗斯都在谈论永恒的问题，世界性问题：究竟有没有上帝和不朽?那些不相信上帝的人谈起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按新的体制改造整个人类，但上述问题依旧存在。所以，他可能接受上帝。有一个18世纪的老人（指伏尔泰）说过，如果没有上帝，就必须想出他来，这种想法很珍贵。至于上帝到底存不存在这问题，是只具有三维空间概念的人类智慧所够不着的，因而不必去想它。但是，他不接受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哪怕是永恒和谐的那一刻会到来，他也因人们的凶残行为所导致的流血而不能接受这个世界。这就是他的纲领。这时，阿廖沙请他解释为何不能接受这世界。这样，小说就很自然地转到伊凡对自己思想的阐述。

这就是小说中著名的“反叛”一节。伊凡说：他不能做到像基督那样爱自己的邻人，抽象地说是可以的，但实际上不能永远做到。人们在这世界上受苦难，说是由于他们的父辈吃了苹果而受处罚，这是来自另一世界的议论，不为这个地球上的人心所理解。没有罪过的人为何要替他人受难?特别是无辜的儿童为何要受难?人类的暴行太多、太残酷，说是“兽性的”残酷，这是对野兽的侮辱，它们不像人那样有技巧地残酷折磨他者。伊凡说，他喜欢从报刊上收集一些轶事，已积累成一本集子。五年前，日内瓦处死了一个杀人犯里沙尔。这人六岁时被父母抛弃给山上的牧民，受虐待，吃牲口饲料长大，最后因抢劫和杀死一老人而被捕；在监狱中人们教他福音书，他悔过、认罪，使民众很感动，当他被带到断头台上时，许多人来看他接受上天的恩赐。这件事是有民族特征的。在俄罗斯流行的是鞭打，就像涅克拉索夫一首诗里描写的，农夫鞭打驽马的眼睛，马车上装得太多，驽马拉不动，农夫却往死里打它（《罪与罚》中也曾描写过）。马就是该打，这是鞑靼人告诉我们的，他们还把鞭子作为礼物留给了我们。但是，为什么有教养的知识分子家庭也要鞭打五岁的亲生女儿呢?只不过因为她夜里尿床。而母亲还往她脸上抹屎，甚至强迫她吃屎^[32]。在19世纪初，俄罗斯有一个退休的将军，富有的地主，养了一大群猎狗。仆人家的一个8岁男孩在扔石头玩时，把将军喜爱的一支猎狗打瘸。将军竟然召集全体仆人，将那男孩的衣服脱光，在其母亲面前，放出所有猎狗，将孩子咬成碎片^[33]。

伊凡问阿廖沙：这样的人该不该枪毙?伊凡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接着说：在阿廖沙这苦行僧心中也有一个小鬼啊!世界是建立在荒唐上的，他不能同意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上，他要亲眼看到对暴行的惩罚，而不愿只是等待普遍和谐、彼此拥抱的那天到来。人间的所有宗教都是建立在对这种和谐的愿望上的，但是该如何对待人们，特别是儿童现实的苦难呢?已付出的苦难的代价太大了。所以，他要在自己还活在世上时就赶紧采取措施，把进入普遍和谐世界的入场券还回去。阿廖沙说，这是造反。伊凡反问：如果普遍幸福、和平与安宁的大厦要建筑在哪怕是一个孩子的苦难和眼泪上，你会同意成为这大厦的建筑师吗?阿廖沙说，他不会同意，但伊凡忘记了基督，基督宽恕了所有人和所有事，因为他为他们献出了自己无辜的血；只有靠着他，才能创建起大厦。在“反叛”这一节中，伊凡引用大量的事实，抨击了现实世界的暴虐行为，主张不能眼看人们的苦难，只是盼望着普遍和谐的时刻到来，这是对宗教乌托邦思想的强有力的批判。

关于《赞成与反对》这一册的写作，陀氏在1879年5月10日给柳比莫夫的信中说：“这第五册，在我的观点里，是小说的最高点，它应当特别细心地加以完成。它的思想，正如您在已送去的文本中已经看到的那样，在于描写极端的渎神行为和我们时代的破坏思想的种子，它存在于俄罗斯、在脱离了现实的青年们当中，而与渎神行为和无政府主义相并列的是——对它们的反驳，这正是我现在在小说人物之一，即将去世的佐西马的最后的话语中准备要做的。”接着，陀氏显然谈的是“反叛”这一节。他说：“在我现在寄走的上述文本中，我只是描写了小说主要人物之一的性格，这个人物表达了自己的基本信念。我认为，这些信念正是对现代俄罗斯无政府主义的综合。否定的不是上帝，而是上帝创造的意义。”“我的主人公选取的主题，在我看来，是无法反驳的：孩子们受苦难的荒谬性，并从中引出整个历史现实的荒唐。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写好，但知道我的主人公这个人物是极为高度现实的人物。（在《群魔》中有众多人物，由于他们我受到写了幻想性人物的责备，后来，您相信吗，所有这些人物都为现实所证实，也就是说，是被准确地猜到了的。例如，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曾经把有关被拘留的无政府主义者当中的两三种情形转告给我，他们与在《群魔》中被我描写的人物惊人地相似。）在寄给您的文本中，我的主人公所说的一切都基于现实。所有关于孩子们的轶事都曾经发生过，有过，被刊载在报刊上，而我能指出在哪里，并没有任何我的臆造。放犬咬死孩子的将军，整个事实都是真实的事件，似乎是今年冬天刊载于《档案》上，又在许多报刊上转载过。至于我的主人公的渎神行为，将在下面的（6月的）那一册中庄重地加以反驳，为这一册我现在带着恐惧、颤抖和景仰的心情在工作着，认为我的任务（摧毁无政府主义）是公民的功勋。”^[34]这封信之所以重要，在于陀氏指出了伊凡所表述的不能接受这个世界的观点，就是“现代俄罗斯无政府主义的综合”，也可以说是当时俄国一部分激进青年的思想；同时强调了伊凡所提出的孩子们受苦难的事实的真实性，认为他提出的主题是无法辩驳的。我们也看到对儿童苦难的关切这一主题一直就是陀氏创作的一个中心主题，在这一主题上陀氏显然与伊凡有强烈共鸣，但是，作者对于不接受这个世界的、具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伊凡是准备加以批判、剖析的。总之，陀氏对待伊凡的态度体现了他的小说的高度辩证法。

弗兰克对“反叛”这一节做了有趣的解读，他指出：“众多的评论者完全令人可以理解地强调了伊凡的人道主义的动人的怜悯心和他的长篇激烈演说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有的论者甚至认为陀氏“未能抑制自己对伊凡的激动的赞许”。“毫无疑问，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写这些篇页的时候，面对他所记录的可恶的事物，把他自己的、包括个人和社会双方的痛恨都倾泻于这些篇页中。但是假设他赋予伊凡的声音以如此压倒优势的反响只是由于缺少艺术的控制，那将是对他^[35]的才华的完整性和他的基督教非理性主义的深度和果敢的严重低估。伊凡体现了在高水准上的智力和道德的感受性，体现了在本册书的核心部分的理智和信仰的冲突的最高和最动人的戏剧化，而如果使他的言词和缓或削弱，那么这将同他的主题的目标前后矛盾。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希望使人感受到的信仰必须是完全纯粹的，是除了热爱基督的形象和范例之外没有其他支撑的一种奉献；因而理智用以反对它的论据应当被赋予其最充实的力量。”^[36]弗兰克深入地阐述了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陀氏对信仰的表达，确实，陀氏的信仰主要的是基于“热爱基督的形象和范例”的。同时，弗兰克所提出的关于陀氏艺术才华的完整性的见解，也是很有启发性的。

阿廖沙提出伊凡忘记了基督，作为对阿廖沙的回答，伊凡向阿廖沙讲述了在自己头脑里酝酿成熟的一部长诗，这就是整部小说的核心部分“宗教大法官”。它说明，伊凡对基督教信仰有着长期而复杂的思考。在讲述前，伊凡提到在鞑靼人统治时期，俄罗斯有一部译自希腊文的修道院长诗《圣母巡视苦难》。其内容是：圣母去造访地狱，天使长带领她去看罪人们遭受的苦难。她看到在火湖中受煎熬的罪人，他们并无游出火湖的希望，圣母说，“上帝已忘记他们”，她哭泣着跪在上帝宝座前，求上帝宽恕他们。上帝将她的儿子基督指给她看，看他那被钉子钉上的手脚，并说上帝怎能宽恕折磨他的人们呢!圣母请大家同她一起跪下，求上帝宽恕所有人。她终于使每个罪人在每年从耶稣受难日到圣三一主日期间免受苦难，由此地狱里的罪人都赞颂上帝。此篇颂扬“宽恕一切”的基督教的爱。

伊凡的《宗教大法官》与此迥然不同，描述的是宗教大法官对基督理想的抨击和对基督教导的篡改。故事发生在16世纪，自从基督许诺再次来到世界，已过去了15个世纪，人类仍以从前的信仰和感激等待着他。基督想起哪怕是在短时间内出现在民众中，便以他原来的面貌来到西班牙的塞维利亚。那正是宗教法庭最恐怖的时期，担任宗教大法官的红衣主教昨天下令在广场上烧死了成百个异教徒。在《陀氏全集》的注释中说：“西班牙的宗教法庭曾经以特别的残酷而闻名，它产生于13世纪，在15世纪末由于第一个‘宗教大法官’、多明我会修士托尔克马达（1420—1498）的活动而强化”。“在1480年在塞维利亚设立了宗教法官的法庭，从这时起有几千人被判刑，并被烧死在篝火上。”^[37]果戈理在《论中世纪》（1834）中也描绘了当时宗教法庭的可怕景象：“宗教法庭是怎么回事?这是多么阴森和恐怖的现象!宗教法庭凶残而盲目，掌握着修道院的无数拱门和地下室，除了他们的严刑拷打外，什么都不相信，在这些严刑拷打中人表现出地狱般的发明才能……”^[38]

伊凡的《宗教大法官》是高度幻想性和象征性的作品，伊凡称，其中有“无边的幻想”。伊凡叙述说，正当这宗教法庭最恐怖的时期，基督静悄悄地出现在那里，而大家都认出他。“民众以不可战胜的力量奔向他，围着他，周围的人愈来愈多，跟随着他。他带着无限同情的宁静微笑，默默地从他们当中走过。”他的双眼闪耀着光明、启蒙和力量的光芒，震荡人们的爱心，他向人们伸出手，给予祝福，他使盲目的老人恢复了光明。当他走到塞维利亚大教堂的台阶时，听到为7岁的独生女儿送葬的妇女的哀号声，他便使这小女孩复活，从白色的棺材中站立起来。正当人群中响起一片赞颂声时，担任宗教大法官的红衣主教走过那里。这是90岁左右的老人，笔挺的高个子，干瘪的脸，凹陷的双眼闪烁出火光，只穿着僧侣的长袍。他看到此景，皱起那灰色浓眉，目光里燃起不祥之火，命令其卫队逮捕基督。人群顺从地散开，并向大法官深鞠躬，卫队将基督关进宗教法庭阴暗的牢房里。此景描绘出宗教大法官掌握着无限权力，即使基督再现于世，也仍然被关进牢房里。

深夜，大法官提着灯来到牢房里，对基督说，你无需回答，保持沉默吧!因为你的话早已说完，没有权利再补充，你为什么要来妨碍我们?这样，伊凡的散文体长诗就构成了宗教大法官对沉默的基督的长篇“对白”（实际上是独白）的格局。大法官说，基督如果对以前说过的再做补充，就等于侵犯了他一千五百年前所珍视的人们信仰的自由，即干涉了罗马天主教会的所作所为；基督曾渴望使人们自由，而人们因这自由而折磨了15个世纪，只是到现在（即宗教法庭盛行期）才第一次约制自由而使人们感到幸福。我们抛弃了你的道路，所幸的是，你在离开的时候，把事业交给我们，给予我们“捆绑和释放”^[39]的权力，你现在不能剥夺我们的这个权力。这一段落好比《宗教大法官》的序言，强调罗马天主教教皇的无限权力，它甚至迫使基督保持沉默。这样，伊凡的叙述文体从一开始就具有了多义性，包含着对宗教法官言说的批判。在小说中处处是“赞成与反对”的不同声音，已经表达和尚未表达的对话声音，台词和潜台词。

在伊凡的长诗中，宗教大法官同基督论争的言论，围绕在《马太福音》第4章以及《路加福音》第4章中记载的魔鬼在旷野上对耶稣基督的三次试探展开，文学性地加以展开。伊凡所描绘的宗教大法官，称魔鬼为“可怕和聪明的精灵”，又说是“自我毁灭和非存在的精灵”，从双重视角看待魔鬼形象，既受到称赞，又加以否定。大法官认为：魔鬼在三次试探中所提出的三个问题中凝集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课题。“因为在这三个问题中所有往后的人类历史似乎都被聚集为一个整体，被预见到，并揭示了三个形象，在整个大地上人类本性中所有无法解决的历史矛盾都汇集在这三个形象上。”我们从小说中看到，对这三个问题的不同观点及其论争确实触及到人类历史和人类本性的一些根本性问题，也可以说，陀氏以其深刻的哲理思考和卓越的文学创造拓展了这三个问题的内涵。

“请自己判断，究竟谁正确：是你，还是当时询问你的那个?”宗教大法官以如此傲慢的口吻，从第一个问题开始反驳基督的理想。显然，大法官以自己的统治经验指出，如果基督把石头变成食物，那么人们会像羊群那样顺从地跟着他走，“虽然不时会发抖，担心你撒手，而你给他们的食物就不再有了”。“然而你不愿意剥夺人的自由而拒绝了建议，因为你认为以食物来收买听从，还有怎样的自由?”你提出了“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地上的精灵便以“地上的食物”的名义起来反叛你，人们就跟着走，要求先喂饱他们，然后再要求他们的美德。于是，你的神殿被摧毁，在其废墟上要建立新的巴比伦塔，为此又折磨了千年，并没有建成，最后来找我们。我们假借你基督的名义喂饱了他们，并将要建成巴比伦塔。他们不能自己喂饱自己，因为自由与充足的食物是不能两立的，他们永远不会自己进行分配。所以把自由交到我们脚下，接受我们的统治。即使有几千、几万的人跟随你去追求“天上的食物”（即精神的东西），仍有千千万万的人是无力为了“天上的食物”而轻慢“地上的食物”的。大法官强调物质主义的威力和吸引力，否定精神生活的意义。他说，如果基督接受了食物，那么人们就会信奉基督形象，也就解决了崇拜谁的问题，不必为此去争论，甚至互相残杀。而基督拒绝这样做，结果导致人们对基督及其真理的争议。基督留给人们“自由的选择”这个沉重负担，等于提供了摧毁自己王国的基础。从大法官的这些言说中可以看到，他的出发点是把民众看成“发抖的生物”和“蚂蚁窝”，他的形象正是陀氏从《罪与罚》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开始描绘的“超人思想”、“人神思想”的体现者。而从大法官多义性的叙述话语中，显然出其意料，却浮现出尊重人的自由、强调人的精神生活的基督形象来。

大法官为了取代基督所珍爱的自由，提出：“在世上只有三种力量，唯一的三种力量，能够永远战胜和俘获这些柔弱的造反者的良心，而这是为了他们的幸福，这些力量就是：奇迹、神秘和权威。”他接着说：在第二次试探中，“可怕而绝顶聪明的精灵”对基督说：你要是想知道你是否是上帝之子，就从殿顶上跳下，因为经上说，天使会托着他，使他不会摔下，这样便证明了你是上帝之子。基督拒绝这样做。大法官接着做了精彩的分析：“哦，你当时了解，如果仅仅迈出一步，仅仅做出要往下跳的动作，你立即就是试探了上帝，而丧失了对他的全部信仰，可能摔死在你前来拯救的大地上，而试探你的聪明的精灵将会高兴。”大法官推论基督思想的逻辑是：对上帝的信仰不可动摇，试探等于失去信仰，丧失信仰，就不可能有奇迹。这有如小说在第一册第五节中描述阿廖沙时所说：“在现实主义者那里信仰不是诞生于奇迹，而是奇迹诞生于信仰。”这样，基督相信人们会同上帝在一起，而不需要奇迹。宗教大法官强调，人们与其说是在寻找上帝，不如说是在寻找奇迹。如果没有（上帝的）奇迹，也会去崇拜巫医的奇迹和婆娘的巫术。人们曾叫基督走下十字架，基督没有这样做，这也是因为他不愿用奇迹来奴役人们，渴望给予“自由的信仰，而不是奇迹的信仰”，渴望“自由的爱”，而不是“奴隶们的激动”。但基督对人们估计过高，15个世纪的历史说明，人要软弱得多。基督对人们要求太严，所以能跟他走的只有几千人，如果是这样，那么这里面有我们所不能理解的神秘。而如果存在神秘，我们也有权鼓吹神秘，让人们盲目地，甚至是违心地服从它。“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改正了你的功绩，并将它建立在奇迹、神秘和权威的基础上。”

大法官在涉及魔鬼的第三次试探时说，基督拒绝了魔鬼向他展示的所有地上王国，而我们却从魔鬼那里“取得罗马和恺撒的剑，并宣称只有自己才是地上的帝王，唯一的帝王，虽然迄今尚未能使自己的事业完满的结束”。人们所寻求的是“普遍与和谐的蚂蚁窝”，渴望“全世界的联合”。大法官接着论述说：“因为要说是谁掌握了人们，那就只有那些掌握了他们良心，并手中握有他们食物的人们。”在此，大法官表明：掌握人们的思想、良心、物质和食物是他们统治的秘密（神秘），这种由主人公自我表白心灵的真实，向来就是陀氏得心应手的艺术手法。

大法官还说，甚至你（基督）的许多选民都会由于等待你太久而疲倦，于是举起你的“自由的旗子”来反对你。“哦，我们会让他们相信，他们只有为我们而拒绝自己的自由并服从我们，只有那时才能成为自由的人们。”他们会想起，你的自由把他们带到“多么可怕的奴役和慌乱”。“自由、自由的理智和科学把他们领到了这样的密林，把他们摆到这样的奇迹和不能解决的神秘面前，以致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不顺从的和凶暴的，会自我消灭，另一些人，不顺从的和力气薄弱的，会互相残杀，而剩下的第三种人，力气薄弱的人和不幸的人，会爬到我们脚下，向我们呼唤”，求教于我们。大法官的特点，如前所述，是蔑视民众，认为他们不会合理地享用“自由”，也不会自己分配食物。所以，他说：“他们从我们这里接受食物，当然会清楚地看到，我们是从他们那里拿走了他们的食物、他们的双手收获的粮食，为的是分配给他们，没有任何奇迹，他们将看到，我们没有把石头变成食物，但是他们从我们手里接到它，确实比接到食物本身更为高兴。”没有我们，他们收获的粮食在他们手里只是石头，当他们转向我们时，他们手里的石头就变成了食物。在这里，大法官对封建、专制的统治机器的“神秘和权威”做了形象化的、隐喻的描述。大法官还说：他们还会把良心中最受折磨的秘密告诉给我们，由我们去判断善与恶。这样，所有人都将幸福，“除了几十万管理他们的人们”。我们不难看到，大法官所说的所有人的幸福，正是“蚂蚁窝”的、没有自由的幸福。大法官却美化这种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图景，说：“将会有几十亿幸福的婴幼儿和十万受难者，他们承担着可诅咒的事：分辩善与恶。”“而我们将保存秘密，并为了他们的幸福将以天上的和永恒的奖赏引诱他们。”大法官还说，据说，你，基督，将带着自己的骄傲和强大的选民重新来到，但是，我们要说，这些选民拯救的只是他们自己，而我们拯救的是所有人。大法官说，他自己也曾在荒野上靠蝗虫和树根度日，想成为基督的选民，但后来清醒过来，加入那些改正基督道路的大群体，回到顺从的人们当中；“我对你说的事将会实现，而我们的王国将建立起来”。大法官还宣称明天将下令烧死基督。

阿廖沙一直默默地听着，快到结尾时，他突然激烈地说道：“然而……这是荒谬的!你的长诗是对耶稣的赞颂，而不是诽谤……如你所要的那种。而谁会相信你关于自由所说的呢?难道应当这样理解自由吗!”阿廖沙就宗教大法官指出：“他们简直就是为了未来的全世界王国的罗马军队，以皇帝—罗马教皇为首……这就是他们的理想，然而没有任何神秘和高尚的忧愁……最普通的对权力、地上的肮脏的财富和奴役的渴望……类似未来的农奴制，只不过将由他们当地主……”阿廖沙所以认为伊凡的长诗是对耶稣的颂扬，是因为其中谈到了基督的理想是人的自由和对上帝的信仰，尽管大法官将自由说成是人们不堪承担的重负。自由与奴役成为《宗教大法官》的中心主题。在《约翰福音》第8章中写道：“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也就是说，在基督看来，自由与真理相联系。我们可以由此推论说奴役与谎言相联系，而大法官的主导思想正是剥夺人们的自由，以谎言实行奴役、统治，他从魔鬼那里接受的“地上的食物”的旗子也好，他所概括的“奇迹、神秘和权威”的力量也好，只不过是他实行专制的幌子。法国学者勒南在著名的《耶稣的一生》一书中说：“基督教产生于一种完全自发的心灵运动，自诞生之日起就摆脱了一切教条的束缚，300年中一直为良心的自由而奋斗，因而，尽管有过种种挫折，它依然从其荣耀的源头收获出硕果。”“他^[40]那彻底的理想主义是完美无疵、合乎道义之人生的最高准则。”^[41]陀氏在写作《白痴》时就注意研读了勒南的这本著作，虽然两人观点并不相同，但是，以上引文，显然可以做为我们理解《宗教大法官》的参考。

伊凡为大法官辩护说，不能认为他们只追求“地上的肮脏的财富”，为什么他们当中就不可能出现受难者，为伟大的悲痛所折磨、并热爱人类的人呢?大法官也曾到过旷野，他的一生是热爱人类的，只是到了晚年才弄明白只有魔鬼的三个劝告才能给软弱无力的反叛者带来说得过去的秩序，使他们得到幸福。伊凡显然赞同大法官的观点，然而剥夺人们的自由，将自由与放纵任性混同起来，显然不能说是热爱人类。阿廖沙指出：大法官和伊凡都是不相信上帝的。“宗教大法官”的结尾是，这老人等待基督的反驳。然而，基督突然默默地走到老人那里，静悄悄地吻了他那90岁的没有血气的嘴巴。老人颤抖了，走过去开门，叫基督离开，不要再来。那一吻在老人心中燃烧，但他的思想依旧。阿廖沙听完结尾后感叹地说，伊凡怀着这种地狱般的思想（指他失去了基督的理想），将依据什么去生活，去爱“黏黏的嫩叶”、珍贵的墓石、可爱的女人呢?伊凡是会同他们（指大法官）走到一起去的，要不然就是自杀。伊凡回答说，卡拉马佐夫式的力量可以经得住这些。阿廖沙说，这么说是“一切都被允许的”吗?伊凡皱起了眉头，脸色突然发白。阿廖沙吻了伊凡的嘴唇，伊凡说阿廖沙进行了文学剽窃，但希望他不再提及这部长诗了，即使两兄弟此后会离别多年，伊凡也一定要再来看他，看他将成为什么样子。

宗教大法官曾说：“哦，我们会让他们相信，他们只有为我们而拒绝自己的自由并服从我们，只有那时才能成为自由的人们。”这是大法官的中心思想，而关于个性自由、自由意志正是陀氏小说从《地下室手记》、《罪与罚》以来不断探索的中心主题。陀氏辩证地看到，脱离基督的美德、人类爱而为所欲为的“自由”、“自由意志”导致“超人哲学”的暴力，或者斯塔甫洛金式的人性的崩溃。在《宗教大法官》的潜台词中，既否定了这样的自由，又提出基督期望于人类的那种精神的自由、信仰的自由是不可剥夺的，否则便会出现封建专制式的统治。

“宗教大法官”是小说中较难解读的一节。1879年6月11日，陀氏在完成小说第五册后写给柳比莫夫的信中说：“现代的否定者，其中最为狂热的，直接地宣称自己赞同魔鬼所劝告的东西，并论证这对人们的幸福比基督更可靠些。”伊凡·卡拉马佐夫“是真诚的人，他直接承认他同意《宗教大法官》对人类的观点，以及基督的信仰（似乎）把人提得远比其实际所站的地方要高得多。问题提得很紧迫：‘你们是轻蔑还是尊敬人类，你们，未来的人类的拯救者?’”“而所有这一切在他们那里似乎是以对人类的爱为名义的：‘基督的法则，据他们说，沉重而且抽象，对于弱小的人们来说难以忍受’——因而作为替代自由和启蒙的法则，带给他们锁链和用食物加以奴役的法则。”而将在下一册里描写长老佐西马逝世及他在逝世前的谈话。“如果能成功，那我就是做了好事：我要迫使人们意识到，纯洁的、理想的基督教徒——不是抽象的事情，而是生动现实的、可能的、清楚地摆在眼前的，而基督教是俄罗斯大地摆脱它的一切邪恶的唯一避难所。”^[42]从这几段话可以看到，“宗教大法官”和小说第六册《俄罗斯修士》是相互对照的，而所探讨的是人类爱的重大伦理和哲理课题。

紧接“宗教大法官”之后，小说有两节描写伊凡的篇章，显示陀氏在人物心理分析、精神分析和意识流描写上的探新。兄弟俩分手后，伊凡往父亲家走去，奇怪的是愈走近父亲家，一种莫名的忧愁就愈来愈使他难以忍受。伊凡左思右想，却弄不清使他忧愁的是什么：是因为明天他的生活又要急转弯，要离开本城，走向新的未知之路?是对父亲家的厌恶?还是因为刚才同阿廖沙的谈话?这些都不足以使他忧愁得感到恶心。小说描写这种感觉说：“在某个地方站立着某个生物或物体，类似于有时某个东西在眼前矗立了很久，由于事情或是热烈的交谈，许久都没有注意到它，然而想必使人恼火，几乎受到折磨，而终于猜想到要挪开无用之物，常常是非常无聊和可笑的东西，由于忘记而没有放回原处的某个东西，掉在地板上的一条头巾，没有收拾的书橱里的一本书，等等。”这指的就是使人不安，而又不清楚是什么不安的某种悬念。伊凡在这种最恶劣的情绪中走近父亲家门口，忽然猜出了折磨自己、使自己激动不安的是什么。那就是坐在大门边长凳上乘凉的斯梅尔佳科夫。这段描写揭示了人的潜意识和意识的过程。伊凡准备明天就要离开这个风雨飘摇的家，但在他的潜意识中总是感到自己有所牵连，却弄不清所牵连的是什么，直到看到了斯梅尔佳科夫，立即意识到悬念就在于这个仆人。小说以一种哲理、心理和文学的描述相融合的语言，将这些过程叙述得很精彩，这也可以说是陀氏文体的独创性：“刚才，还是从阿廖沙讲到他同斯梅尔佳科夫相遇的时候起，某种阴沉的和令人反感的东西突然钻入他的心，并在他身上立即引起相应的愤恨。然后，在交谈的时候，斯梅尔佳科夫暂时被遗忘，然而却留在他的心灵里，而当伊凡·费奥多罗维奇刚刚同阿廖沙分手，并独自往家走时，立即那被遗忘的感觉突然迅速地重又呈现出来。他以难忍的愤恨想道：‘难道这个糟糕的坏蛋能使我不安到这种程度吗!’”作者叙述说，伊凡在这次回父亲家的初期曾同这个仆人走得比较近，甚至还看到他很有独创性。他们在一起谈过一些哲学问题，然而伊凡并不喜欢斯梅尔佳科夫显出的一种被侮辱的自尊心。这个仆人还提出一些拐弯抹角、却显然是深思熟虑过的问题，而更使伊凡厌恶的是斯梅尔佳科夫愈来愈表现出对他的亲昵，好像他们之间在某件事上意见一致，有某种约定了的秘密似的。

小说很仔细地描写了伊凡与斯梅尔佳科夫的这次简短的交谈，进一步描绘了伊凡微妙的心理活动和意识流的过程。此时的伊凡以嫌恶和恼怒的心情，想默默地走进便门内，而斯梅尔佳科夫却从长凳上站起来，其目光好像在邀请他交谈。这一小段写得很精彩：“伊凡·费奥多罗维奇颤抖了一下：‘走开，坏蛋，我是你的什么伙伴，傻瓜!’——他差点说出这句话来，然而使他大为惊讶的是他说出了完全另外的话。”伊凡问他父亲睡了没有，并且还坐到长凳上。斯梅尔佳科夫问伊凡为什么不到切尔马什尼亚去（费奥多尔为了出让森林采伐权的事情，一直要伊凡到那个村镇去商谈），好离开这是非之地，因为德米特里和费奥多尔的争斗已白热化，而他预感到自己明天会有一场时间很长的癫痫病发作，并且他还把敲费奥多尔门的暗号（如果格鲁申卡来，费奥多尔会根据这暗号开门）告诉给了德米特里；明天晚上马尔法要用药酒给格里戈里搽腰治病，那时老两口都会喝掉剩下的药酒，睡得不省人事（意思是说，要是德米特里与其父发生冲突，将没人阻拦）。伊凡反驳说，癫痫病的发作是不能预知的，而且德米特里不会来抢钱，更不会来杀死父亲。斯梅尔佳科夫强调，德米特里很需要钱，只要费奥多尔没能娶格鲁申卡，他死后，他们兄弟都会得到四万卢布遗产。在这里，小说通过对话暗示了明天晚上可能出事。

小说这样形容伊凡此时的表情：“伊凡·费奥多罗维奇长时间地看着他”。本来，两人的交谈时间并不长，而说“长时间地看着他”，表现出了伊凡对斯梅尔佳科夫话语的惊奇，蕴含丰富的心理内容。然而，伊凡却说斯梅尔佳科夫是“胡说八道!”稍后，起身要走进便门，却又突然转过身来，浑身痉挛，咬着嘴唇，握紧拳头，好像要扑向斯梅尔佳科夫的样子，后者也发觉，并把身子往后挪了一下。瞬间过去，什么也没发生，伊凡犹豫不决地转向便门，恶狠狠地大声说：他明天一大早就到莫斯科去。斯梅尔佳科夫说，要是有什么事，会打电报到莫斯科给他。伊凡叫喊说，也可以从切尔马什尼叫回他，随后笑着走进便门内。伊凡这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动作以及话语表现出他性格的双重性：他一方面是骄傲的、自尊的，他对于斯梅尔佳科夫向他暗示家里要出事，感到是伤害了他的自尊心，另一方面他又是利己主义者，觉得自己还是脱身为妙，便宣布明天就去莫斯科；他的表情从刚才的“恶狠狠”转变为“笑”。(www.xing528.com)

伊凡走进了房内，便要上自己住的阁楼去，尽量不去看父亲；如此无礼，出乎费奥多尔的意料。伊凡折腾到半夜两点才躺下睡觉。很难表达他想了些什么，因为没有清晰的思想，而只是焦躁。他突然想去找斯梅尔佳科夫，将他狠揍一顿，自己却闹不清为什么，只是觉得他是可恨的、严重侮辱了他的人（一种解读：伊凡模糊地感到这仆人猜出了自己的心思）。另一方面又有某种莫名的、有损尊严的羞怯萦绕在他心中，使他感到无力（解读：下意识中的卑劣感?）他还走到楼梯，偷看下面父亲那里的动静，后来回想起来，觉得自己这个行为十分卑劣。小说描写的伊凡的这些意识活动都有一个“时间差”，也就是说，他的某一种感觉、想法，往往都是经过一些时间段之后才出现的。这也是人们意识流中常有的状态。这天夜晚伊凡下楼梯，“屏住呼吸，并带着怦怦跳的心”偷看父亲那里的动静，而且这种偷看进行了两次，小说就此写道：“这个‘行为’，他后来在自己整个一生中都称之为‘卑微的’，并在自己整个一生中深深地自省，在自己的灵魂深处认为是自己整个一生中最卑劣的行为。”在一个句子里重复使用“整个一生”三遍，可见作者多么想强调伊凡悔恨之深!那么，这行为动机必定是十分卑鄙的了。然而究竟是什么动机，陀氏没有明说，恐怕连伊凡自己也说不清，但无疑是十分卑鄙的。这正是陀氏独特的“明暗法”的叙述方式。它可以给读者提供想象的空间，一种解读是伊凡在临走的前夜想确认格鲁申卡没到父亲那里来，如此，伊凡对卡捷琳娜就仍然会有希望。

小说接着描述说，伊凡睡得很熟，连一个梦也没做，醒来时觉得精力充沛。他立即收拾行李，尽管入睡前没有想到要出发（描述伊凡的意识分裂、其双重性）。他告诉父亲，一小时后就要回到莫斯科去，请给他派马车。费奥多尔没有惜别儿子的样子，只是求他在去莫斯科的路上拐到切尔马什尼，同要买森林采伐权的商人商谈，讨个好价钱。当他坐进四轮马车时，斯梅尔佳科夫对他说：“同聪明的人交谈是有趣的”。伊凡在奔驰的马车上记起了仆人说过的这句话，而不知仆人这句话想要表达什么?他没有拐到切尔马什尼，而直接搭火车前往莫斯科去。在这里，陀氏描写了人们的某种观点、看法往往在经过一段时间，特别是在黑暗中的思索后突然出现的情形。小说写道：“傍晚七点，伊凡·费奥多罗维奇走进车厢，奔向莫斯科。‘所有从前的就让它一边去吧，与从前的世界永远了结了，为的是不从它那里得到消息，也不要反响；走进新世界、新地方，而不回头!’然而，取代激动而突然降临于他的心灵里的是这样的昏暗，在他心中开始隐隐作痛的是这样的悲痛，那种悲痛是他从前在整个自己的一生中从来都没有感觉到的。他思考了整个夜晚；列车在飞驰，而只是到了清晨，已经要驰入莫斯科，他似乎突然清醒过来，低声地自言自语道：‘我是卑劣的人!’”这一段描绘出伊凡是聪明的“理性主义者”，当他离开父亲那里时，本以为从此不管发生什么事，他都摆脱了道义上的责任，但是经过一夜在黑暗中的思想摸索，他明白了他的行为，少说也是袖手旁观，发现了自己是“卑劣的人”。

这样，小说仔细地描写了伊凡的潜意识、意识、言语和行为之间的微妙关系，拓展了文学中心理分析的许多新领域。伊凡在意识上认可他家人之间发生惨剧，说过“一只爬虫要吃掉另一只爬虫，活该!”觉得此事与自己毫无关系（同阿廖沙竭力想阻止惨剧发生，形成对照），但是在潜意识中对自己是否没有干系这一点没有把握，因而有某种莫名的忧愁；模糊地感到自己似乎与斯梅尔佳科夫有某种“联盟”。当阿廖沙提及伊凡所说的“一切都被允许”时，他脸色煞白。当斯梅尔佳科夫告诉他，家庭惨剧迫在眉睫，劝他离开时，他觉得这些话是对他的莫大侮辱。但是，“不在场”毕竟对他最有利，终于做出回莫斯科的决定，而在火车上一夜的思考才明白自己的卑劣。伊凡毕竟是极善于思考的人，同时，陀氏在这个形象上进一步探讨了双重人格问题。

陀氏又用设谜的手法，交代了伊凡走后费奥多尔那里的局势。刚刚过了两小时，传来了斯梅尔佳科夫掉进地窖的消息；马尔法正在院子里，没有亲眼看到他掉下去，却听见了他癫痫病发作的叫喊声。闹不清他是发病后掉下去的，还是掉下去后发病的。请来了医生给他仔细检查，医生认为这次的癫痫病很重。傍晚，格里戈里的腰完全不能动弹了，费奥多尔只能早早的锁上门，一个人在家里等待格鲁申卡到来，早上斯梅尔佳科夫曾保证过她会来。小说第五册的结尾，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第六册《俄罗斯修士》是与第五册《赞成与反对》相并行和相对照的、小说的另一个高潮，也是作者对基督教信仰和美德的最为系统的审美观照。陀氏在1879年5月19日写给波别多诺斯采夫的信中说：现在写完了《赞成与反对》，“这册书的意思是渎神行为和驳斥渎神行为。就渎神行为，已经写完，并寄出，而反驳只能寄给六月那一册。我选取的渎神行为，就像我自己感受到和理解到的那样，是较为强烈的，即正如它现在在我们这里，在我们的俄罗斯，在所有（几乎所有）上层阶层，而主要的是在青年那里发生的那样”；“这样，我因一种希望而感到自慰，这就是即使在如此抽象的主题中我也不违背现实主义。对它的反驳（不是直接的，即不是面对面的）出现在即将逝世的长老最后的话语里。许多批评家责备我，说我一般说来在我的小说里似乎选择了不是那么回事的主题，不现实的主题，等等。恰好相反，我不知道有什么比这些主题更加现实的……”^[43]在陀氏看来，不论是《赞成与反对》，还是《俄罗斯修士》的主题都是高度现实的，同时，在艺术上也是以“不违背现实主义”为原则的，尽管包含“无边的幻想性”。其次，在《俄罗斯修士》将要开展的对渎神行为的反驳“不是直接的，即不是面对面的”。我想，这是因为陀氏的小说向来都是为了引起读者思考，而不是要把某种观念强加给读者。

大约三个月后，陀氏完成了小说第六册，他在8月7日从埃姆斯写给柳比莫夫的信中说：“在此，赶紧给您寄去《卡拉马佐夫们》整个第六册，以便在《俄罗斯导报》第八期（八月号）里刊载。我称这第六册为《俄罗斯修士》——称呼是果敢的和挑战性的，因为所有不喜欢我们的批评家会叫嚷说：‘俄罗斯修士是这样的吗，怎么敢把他捧得这么高?’但，如果叫喊起来，更好，不是吗? （而我知道，他们已经忍不住了。）我认为，我没有犯违背现实的过错：不仅作为理想是公正的，而且作为现实也是公正的。”^[44]陀氏看到了对他所描写的佐西马形象，必定会有不同的，甚至是反驳的意见。然而，陀氏既是“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他便做到了“在完整的现实主义中”塑造出这位理想的僧侣形象。

在这封信中，陀氏对于他如何艺术地创造佐西马形象做了很有价值的说明：“我只是不知道，我是否顺利地完成了。我自己认为，我连我想表现的十分之一都没有表现出来。然而，我把这第六册看做小说的最高点。不言而喻，我的长老佐西马的许多教导（或者，更准确地说，它们的表现方式）是属于他这个人物的，即属于他的艺术形象的。我即使具有与他所表达的完全同样的那些思想，但是，如果由自己个人来表达它们，那么将会是在另外的形式中，并用另外的语言来表达它们的。而他不能用另外的语言，在另外的精神状态中表现出来，除非是在我所给予他的那种精神状态。否则艺术性人物就创造不出来。例如，长老关于何谓修士，或者关于仆人们和老爷们，或者关于是否可以成为审判他人的审判官的论断，等等，都是这样的。我从古代俄罗斯的修士和圣者那里撷取人物和形象：在深邃的谦逊中有着关于未来俄罗斯、关于她的道德使命，甚至是政治使命的天真的、无边无际的希望。圣·谢尔吉、彼得和阿列克谢都主教难道不是在这个意义上总是期待于俄罗斯吗?”^[45]陀氏把《俄罗斯修士》和《赞成与反对》并列地看做“小说的最高点”，同时表示对佐西马思想的赞同。陀氏指出，佐西马是他所塑造的艺术形象，而艺术形象的特点是在他的语言表达方式和精神状态中表现出来的。陀氏强调了艺术形象与其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精神状态的共存性，可以说，这是他对自己创作体验的深刻概括。陀氏依据古代俄罗斯的修士和圣者的形象和他们的言行，艺术地构成了佐西马形象，在这里也表现出陀氏艺术形象塑造的现实主义特征。根据《陀氏全集》第30卷的人名注释，圣·谢尔吉（约1315或1319—1392）是莫斯科附近的谢尔吉—圣三一大修道院的创建者。彼得（1326年逝世）奠定了克里姆林宫的安息大教堂的基础。阿列克谢（1293或1298—1378），俄罗斯都主教，学识渊博，辅佐了莫斯科大公德米特里。

陀氏接着请求柳比莫夫找可靠的人校对“关于长老佐西马生活中的《圣经》”那一章节的清样，说：“这一章是充满激情的和诗意的，范例取自季洪·扎顿斯基的某些教导，而叙述方式的天真烂漫——来自修士帕尔费尼的书。”^[46]这就是说，这一章的内容以及文体特色是参照陀氏尤其喜爱的这两位神职作家的著作的。据《陀氏全集》的注释，帕尔费尼的著作叫做《关于圣山的削发的修士帕尔费尼在俄罗斯、摩尔达维亚、土耳其和圣地的游历记》（1856年再版）。^[47]陀氏在写作《群魔》、《少年》时就相继地研读过他们的著作，在《俄罗斯修士》中就更能创造性地运用他们的文体了。可以说，陀氏将具有俄罗斯宗教文学特色的叙述方式引入以现代小说叙述方式为主的一部伟大作品之中。

第六册首先叙述了长老佐西马临终时的情景。昨天晚上，也就是阿廖沙与叙述过《宗教大法官》的伊凡分手，赶回修道室时，看到长老佐西马坐在沙发上同人们谈话，他是此前15分钟才从昏迷中醒过来的。派西神父等一直守在他身边，深信长老会醒过来，说出他心灵中最后的话。在那里的只有四个长老最喜爱的僧侣：除派西神父外，有修道司祭约瑟夫、掌管隐修区的神父米哈伊尔和曾经同长老一起游历过的老僧侣安菲姆。长老背诵了在《约翰福音》第12中记载的基督的一句话：“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整部《卡拉马佐夫兄弟》就是以这句话为题词的，看来，陀氏十分赞赏这句话里表达的深刻哲理：对生命的热爱和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的辩证统一。临终前的长老叫阿廖沙记住这句话，在离开修道院后，也要作为修士生活在世上。“生活会带给你许多不幸，但你将因它们而幸福，你既要祝福生活，也要迫使其他人祝福生活——这是最为重要的。”长老强调，生活中会有许多不幸、苦难，但人们应当祝福和热爱生活，去感受幸福，这正是他的“积极的爱”的宗教思想的精髓。长老还说，阿廖沙的脸一直使他想起17岁时死去的哥哥，没有他，或许他不会走上修士的道路。作品说，长老在这个晚上所讲的话是阿廖沙后来凭记忆写下来的，其中也加入了一些长老平时说过的话。这样，阿廖沙写成了一部由长老佐西马用第一人称叙述的“行传”。

长老佐西马的“行传”共分四个小节。在第一节中，长老说，他名叫济诺维，生于边远的北方省城B的普通贵族家庭，两岁丧父。但父亲给母亲留下了足够的遗产来养育他和比他大八岁的哥哥马克尔。据母亲回忆，哥哥爱发脾气，但善良，不大讲话，在中学里也没什么朋友。在他17岁那年结识了从莫斯科被流放来的一位大学里的著名哲学家，整个冬天的夜晚都呆在他那里，直到这个因自由思想被流放的学者被召回莫斯科。到了大斋期，马克尔不愿持斋，说并没有上帝，这使全家人惊愕。到了第六周，原来就不健康的马克尔突然生病，被诊断为急性肺结核病，活不了多久。母亲哭泣着，恳求他持斋、领圣餐。到了耶稣受难周，他终于去持斋，并说这是为了使母亲高兴。后来，他因病已不能去教堂，便躺在家里，听教诲，领圣餐。长老记得哥哥尽管病得很重，但总是露出快乐的笑容，他心中发生了奇妙的变化。马克尔以前不让在他屋里的圣像前点灯，现在不仅同意，而且还向上帝祈祷。他说出了一些令人惊叹、感动的话：生活就是天堂，只要大家明白，整个世界都会变成天堂；为什么要计算时日呢，只要有一天就可以知道全部的幸福；与其彼此争吵、夸耀，还不如大家一起走进花园，彼此相爱，祝福生活；他觉得自己比谁都有罪过，他还叫弟弟替他生活，长老在一生中多次含泪记起哥哥这些箴言和话语。哥哥在复活节后的第三周安静地离开了人世。在这里，陀氏编写出了一篇具有宗教文学色彩的故事。

第二小节“关于长老佐西马生活中的《圣经》”从他童年时代最珍贵的回忆，讲到《圣经》以及圣经故事对他的影响，这里面既包括陀氏的自传性成分和宗教文学体验，又带有向读者推荐宗教读物的意味。“行传”首先提到带有精美插图的《新旧约圣经故事一百零四则》，说它成为年幼的佐西马的识字课本，给他留下了珍贵的回忆，这本书迄今仍摆在他的书架上。我们都知道，陀氏童年正是以这本圣经故事集为课本读书识字的。长老重点叙述的是《旧约》中的《约伯记》。这正是陀氏十分重视的一篇圣经故事。他在1875年6月10日在埃姆斯疗养时写给妻子的信中说：“我在读《约伯记》，它使我感到病态的激动；我常常放下书，在房间里来回走一个钟头，几乎在哭泣……”“阿妮亚，很奇妙，这本书是在我的一生中最早使我震惊的书之一，当时我几乎还是个幼儿!”^[48]在“行传”中，长老佐西马叙述他在八岁时母亲曾带他到主的殿堂做日祷，上帝话语的第一颗种子播进了他的心田，那就是一个少年在诵经台朗读的《约伯记》。长老叙述了该书的一些故事，并做了解说。他说，约伯是个诚实、虔诚的人，有许多财富、骆驼、羊和驴。他的孩子们快活，约伯很喜爱他们，为他们祈祷，担心他们在戏耍时犯错。一天，魔鬼来到上帝身边说，他到过地上和地下。上帝问他，有没有看到过他的奴隶约伯，并夸赞约伯的圣贤。魔鬼对上帝的话冷冷一笑，说你把他交给我，就会看到他如何抱怨你，诅咒你的名字。上帝便把约伯交给魔鬼，后者击毙约伯的孩子们和牲畜，一下子摧毁他的财富。约伯撕裂自己的衣服，扑在地上，叫喊道：“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将赤身回归土地，赏赐的是上帝，收取的也是上帝。上帝的名字是应当永远称颂的!”长老说，他每次读这篇至圣的故事，总是禁不住泪汪汪。“这里面有许多伟大、神秘和不可思议的东西!”长老后来听到有人说，上帝为什么把自己喜爱的圣贤交给魔鬼，还让他身上长满溃疡创伤?只是为了在魔鬼面前夸耀自己吗?长老解释说，这就是伟大的秘密：地上的匆匆过客与永恒真理交接在一起，永恒的真实在地上的真实中实现。造物主就像创世的最初日子那样，每天都夸耀自己的创造物。约伯在称颂上帝的同时，也就是为上帝的一代代创造物服务。上帝后来恢复了约伯的财富，过了多年，约伯又有了新的孩子们，并很喜欢他们。长老对约伯能否喜欢这些新孩子们，做了肯定的回答，因为旧的痛苦会逐渐变成宁静的感动，温顺明晰的老年会取代年轻时沸腾的热血。长老自己即将结束生活，却感觉到自己在地上的生命与新的、未来的、无限的生命相交接。在《少年》中马卡尔老人也提到《约伯记》的故事，马卡尔老人对上帝的敬仰和对生命的整体意义的看法与佐西马长老的观念相接近。可见，在陀氏长期的宗教伦理探索中，《约伯记》起着重要的作用。长老佐西马还说：“《圣经》是怎样的书啊，它给予人类怎样的奇迹和怎样的力量!有如世界、人类以及人类性格的雕像，并且一切都被说到，永远地得到揭示。”这一看法显然反映着陀氏对《圣经》的崇高评价。

长老还就乡村神父对薪水微薄的抱怨说，不应当因此而怠慢自己的职责，哪怕一星期抽出一小时给民众讲讲《圣经》故事，例如《旧约·创世记》中亚伯拉罕和撒拉的故事等；其中，长老特别提到了约瑟夫被他的哥哥们卖给人家当奴隶，后来约瑟夫当了埃及宫廷的大臣，以及他如何想念和宽恕他们的故事。长老建议给民众读读《旧约·以斯帖记》中关于美好的以斯帖和傲慢的瓦实提的故事，《旧约·约拿书》中关于先知约拿被鲸鱼吞进肚里的奇妙故事，《新约·路加福音》的主的寓言故事以及《新约·使徒行传》中关与扫罗的事。在俄罗斯的《教堂月历书》中，长老推荐关于神人阿列克谢的圣徒传和伟大的苦行女马利亚（埃及的）的圣徒传。长老强调在民众心中播下的种子定能照亮他们的心灵生活，他们甚至会主动来帮助神父耕地。最后，长老讲到他在漫游期间曾给一个少年讲到：就是在鸟类、兽类那里也有基督的存在，所以它们才那么可爱。长老对《圣经》精神的领会，明显地具有哲理和文学的倾向，既赞美上帝的创造，又有宗教神秘主义。

“行传”的第三、四节的体裁，与中短篇小说类似，这样，由阿廖沙编写的“佐西马行传”便融合了宗教文学和世俗文学的体裁特征。第三节叙述济诺维，即后来的长老佐西马，到彼得堡士官学校后的生活以及精神转变。士官学校八年的生活淹没了他幼年的许多印象，虽然他并没有忘记这些记忆。陀氏在此概括出一个人从幼年到青少年时代常有的心理过程。济诺维养成了新习惯：上流社会的彬彬有礼，讲法文，把勤务兵看做牲畜，变得粗鲁而残酷。毕业后，当了军官，以酗酒、吵闹和豪爽为荣，加上有财产，更是追求无节制的享受。他也读书，却没有翻开过一直带在身边的《圣经》。四年后，他转到团部所在的K城，由于他生性快乐，很受那里的社会欢迎。不久，他爱上一个年轻、美丽的小姐，觉得她对自己也有好感，但他还没有向她明确表达过自己的爱情。他到外地出差两个月回来后，获悉她已同一个地主结了婚。其实，他以前也知道他们的关系，不过，由于过分的自尊心而加以忽略而已。这时却认为受到侮辱，便在大庭广众中借题嘲笑这个地主，迫使他提出同他决斗。决斗前夕，济诺维回到自己的住所，心情狂躁，无缘无故地把勤务兵阿法纳西打得鲜血直流。夜里，他睡不好觉，天蒙蒙亮时，起来打开窗户，看到美丽的晨曦，听到鸟语，引起了他的沉思。小说对济诺维沉思的描述，再次表现了陀氏小说对潜意识、意识过程描写的注重：“我在想，我在我心中感觉到的似乎是某种可耻和低劣的东西，这究竟是什么呢?是由于要去流血吗?不是，我想，似乎不是因为它。是由于害怕死亡、害怕被打死吗?不，完全不是，甚至完全不是……而突然立即就猜测到是怎么一回事：这就在于我从傍晚起毒打了阿法纳西!一切突然又在我面前浮现，好像再次的重复：他站在我面前，我使劲地直冲着他的脸打，他身体挺直，昂起头，像在队列中那样瞪着眼睛，每挨一次打都要哆嗦一下，然而甚至不敢抬起手来挡一挡，——人被弄到这样的地步，这就是人打人!这是犯罪!似乎有一根锐利的针穿透了我的整个心灵。”

陀氏通过勤务兵的遭遇和济诺维的悔悟，展开了他一贯的人道主义主题，同时从宗教观念上将践踏人道主义看做是罪孽、犯罪。此时的济诺维不禁泪流满面，在此，他想起了哥哥马克尔临终前对仆人们说过的话：“我的可爱的人们，亲爱的人们，为什么你们要为我服务，为什么爱我，我值得人们为我服务吗?”济诺维感受到自己也是不值得人们为他服务的；而如果人人知道了自己“在所有人面前、对于所有人都有罪过”，那么天堂就会立即出现。这时，他的决斗见证人来到，他坐上马车后，又下来跑回住所，向勤务兵深深地鞠躬，表示道歉。决斗时，对手先开了一枪，只擦了他一点脸颊。轮到他开枪时，他把手枪扔进树林里，并向对手道歉，请求原谅他这个愚蠢的年轻人，并讲了生活可以是天堂的道理。团里议论纷纷，有人觉得他侮辱了军官的荣誉，有人为他辩护说，他接受了第一枪的考验，并不胆怯。这时，他已提出辞呈，准备进修道院。城里的社会既笑他又爱他，他觉得他做了一件诚实的事，而大家好像把他看作疯癫的人。在一次聚会上，他原先的女友站出来说：她不仅不笑他，而且感谢他和尊敬他。此故事发生在1826年，当时俄罗斯贵族社会中决斗还是风尚，济诺维得以摆脱这习俗，或许可以说是例外的、罕见的事。年轻时代的佐西马所依托的是宗教的乌托邦思想，但故事情节仍被置放于现实社会生活环境中：大家对他既笑又爱，把他当作疯癫的人，只有少数人理解他。

“神秘的访客”是“行传”中相当精彩的篇章。决斗事件后，济诺维搬到一个老太太那里租借房间居住。一天晚上，有个在本城供职的五十来岁男子来访。他职位显要，受人尊敬，并且富裕，因从事慈善事业而闻名，他还秘密地捐助给养老院和孤儿院。他表情严肃，话语不多，将近十年前娶了年轻的妻子，有三个年幼的孩子。他说，他看到了济诺维在决斗事件中的坚强性格，很想了解他决定道歉时的想法。济诺维顿时对他产生了一种信任感和好奇心，感到他内心有某种特别的秘密。从此，“神秘的访客”几乎每天晚上都来造访。他是具有高度智慧的人，从他那里可以学到许多东西。他对生活是天堂，人在所有人面前有过错，也思考了很久，认为济诺维能拥抱这思想，天上的王国就不只是幻想，而是实际的了。为了重新改造世界，必须使人们在心理上转向另一条道路；在人们真正成为他人的兄弟之前，兄弟友爱是不会实现的，必须先结束人们彼此之间隔绝的时期；“个人的真正的保障不在于他个人孤立的努力之中，而在于人们的共同的整体性”，等等。在这些热烈的谈话中，济诺维感到访客心里正在准备完成某种伟业。在这些段落中，陀氏进一步表达了他关于“人们的整体性”的重要概念。

这样相处一个月后，访客终于在一天晚上说出他曾经杀死过人，并接连来了三个晚上说明了详细细节：14年前，他爱上了在本城拥有住宅的一个年轻、美好、富有的地主寡妇，向她表白爱情，希望能娶她为妻，但她另有心上人，那是个出身高贵，但职位不高的军人，当时正在行军中，即将返回，因此她拒绝了“神秘的访客”。然而，一天夜里，他潜入她的寝室，看到她在睡觉，便对着她的心脏猛刺一刀，她甚至没有叫喊一声就断了气。为使这凶杀看起来像仆人所为，他故意拿走钱包、金器，而留下贵重的细软物品，结果从来没有人怀疑他是凶手。刚好，她有一个仆人因为要被她送去当兵而怀恨她，两天前逃走，在酒馆里喝得烂醉，在她被杀后的第二天，在出城的路上被抓住，口袋里还带有一把刀。他遭逮捕，两天后得病而去世，大家都认为这仆人就是凶手。“神秘的访客”起初没有受到良心的谴责，仆人的被捕曾使他苦恼过，不过后来知道他因病而死，也就放下心来。他从她那里拿走的钱数目不大，他加上自己一笔数目可观的钱一起捐给了养老院。为了使心灵平静，他要求承担艰难的工作；这样过了两年，由于自己性格的坚强，几乎忘掉了此事。他热心于慈善事业，但终究没有能摆脱内心的折磨。他同一个美好、明理的姑娘结了婚，幻想能够摆脱旧的回忆，但结婚生子使他更加痛苦，觉得没有资格看孩子们天真的眼睛。后来，血淋淋的女子形象老在他眼前晃来晃去，他开始做恐怖的梦。社会上愈是尊敬他，他就愈不能忍受。两三年来，他已在幻想走到民众面前宣布自己杀了人，现在当着济诺维的面，他终于决定了，因为是济诺维的行为给了他推动力，只不过他可怜自己妻子儿女的处境。济诺维鼓励他说，一切都会过去，而真理会留下来。

但是，有那么两个星期，“神秘的访客”仍下不了决心。济诺维给他看了《约翰福音》那段“一粒麦子”的话，又让他读《希伯来书》第10章里“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那句话，他表示，明天他将摆脱14年来的痛苦，然后离去。济诺维看到他已下了决心，便跪在圣像前，泪流满面地为他祈祷。这时，“神秘的访客”又回来了一次，坐了一会儿，又走了。第二天是“神秘的访客”的生日，城里来了很多客人。午餐后，他走到房间中间，交给长官一份正式报告，请长官当众宣读。他在报告中坦白了全部罪行，并出示了从她那里拿走的两封信以及嵌有她未婚夫肖像的颈饰和十字架等物证。但是没有人相信他的坦白，觉得他是发疯了。五天后，他病倒，被送进医院，被诊断为心律紊乱和发疯。济诺维要去探望时，遭到病人妻子的责备和拒绝，许多人也谴责济诺维毁坏了他。但是他快咽气时却要求见济诺维，并告诉后者：上帝可怜他，要招他到身边；他感到心中的天堂，他可以爱他的子女了；人们都不相信他的话，他从中看到了上帝对他子女的怜悯；而那天晚上，他再次回到他那里，是因为突然恨起他来，想杀他，觉得要是第二天还下不了决心，怎样面对他呢?这是描写人们心理复杂性的惊人之笔。“神秘的访客”心灵中魔鬼和上帝的斗争一直持续到他已决定坦白罪行的前夜!他在一周后因病去世，葬礼时许多人敌视济诺维。不过，也有人开始相信“神秘的访客”的坦白，跑来询问济诺维，而他一直保持沉默，并在五个月后离开了那城市，走上了僧侣的宏伟道路，直到今天都在为“神秘的访客”祈祷。这个篇章可以说是《罪与罚》主旋律的一个变奏，在稍有良心的人当中，杀人这么大的罪过，即使过了14年，也是难以忘记的。它会一直折磨他，直到他向世人认罪。这再次论证了拉斯柯尔尼科夫起初所抱的幻想——以履行“对人类的人道义务”来弥补谋杀放高利贷老太婆的罪过——，是不可行的。

除“佐西马行传”外，小说主人公阿廖沙还编写了“长老佐西马谈话和教诲的摘抄”。可以说，这也是陀氏晚年对于俄罗斯正教伦理的研究体会。它首先论述了俄罗斯修士可能起的作用问题。长老佐西马说，在文明的现代，修士这个词愈来愈受到某些人的嘲笑，甚至谩骂。确实，在僧侣中有许多寄生虫、色鬼和厚颜无耻的流浪者，然而，在僧侣中也有许多在孤寂的生活中热烈祈祷的温顺的人。他们纯洁地保持着基督形象，从古代神父、使徒和苦行者那里继承了上帝的真理，在必要时会将它显示给世界。当今世俗社会排除了精神世界，结果他们的自由只是奴役和自杀。现在提出了扩大需求的权利，这导致富人与世隔绝和精神上的自杀，穷人的嫉妒和自杀，因为给予了权利，但未指出温饱的手段。如果把自由理解为满足需求，那就会产生许多毫无意义的、愚蠢的愿望、习惯和臆想，只是为嫉妒、纵欲和妄自尊大而生活。拥有马车、官位和奴仆，被认为是一种需求，为满足它不惜牺牲生活、诚实和爱心，如果得不到满足，甚至会自杀；穷人用酗酒来压制这些渴望。由此，为人类服务、兄弟友爱和“人们的整体性”的思想就日益消失；物品积累的愈多，欢乐变得愈来愈少。虔诚的修士却摆脱了物质的奴役，他们会起来从事伟大的事业。这一段落以宗教乌托邦思想对物欲横流的世界进行了批判。

第二点，长老论述老爷们和仆人们之间能否在精神上成为兄弟。他说，现在民众也开始彼此隔绝，出现了富农和吸血鬼，商人愈来愈追求荣耀，轻视古老习俗，以父辈的信仰为耻；在家庭中残酷地对待妻子儿女，十岁的男孩被送到工厂，染上恶习。长老呼吁修士们赶紧到民众中传道，因为民众还是相信真理，承认上帝的。长老说，他在游历时在K城遇到了八年前殴打过的勤务兵阿法纳西，后者很高兴地把他请到自己家。阿法纳西已退役，成了家，在市场上摆货摊，做小买卖，生活还可以。他看到以前的主人现在的样子，甚至哭起来；长老说，应当为他走上这条光明之路高兴才对。勤务兵听说他把财产都捐给修道院后，也拿出50戈比捐献，还给长老50戈比作为路费，主仆关系中发生了淳朴的统一。世上不可能没有仆人，但应当做到使仆人在精神上自由，主人也可以成为仆人的仆人，待他有如待自己的亲戚；在这基础上将会实现未来的壮丽的人类统一。这一段落同“佐西马行传”中的故事相呼应，突出地表现了老爷们和仆人们关系的主题。陀氏看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他所希望的是以宗教乌托邦的博爱、“人们的整体性”的思想来避免日益尖锐的阶级对抗。

第三点，长老谈到祷告、爱以及同另一世界的交往。他劝年轻人不要忘记祷告，因为每次真诚的祷告都会引起新的感情、思想，是一种教养；为那些离开人世的人们祷告，上帝会对他们更加疼爱。要爱一切人，即使他们有罪孽；爱每片树叶、每道光芒，爱上帝的一切创造物，这样就能领会上帝在诸事物中的秘密。人不应高高地处在动物之上，因为它们是无辜的。特别要爱孩子，因为他们有如天使，不要以自己丑恶的言行给孩子的心播下不好的种子。对待人们的罪孽，不要以力量、而要以爱加以克制；不是偶尔的爱，而是永远的爱，因为恶棍也会有偶尔的爱。不要像撒旦那样骄傲；对人们天性中的许多最强烈的感情和活动，我们在人世间时暂时还不能理解，因而在徘徊寻路，如果没有基督形象在我们面前，我们就会像洪水时期的人类那样迷路。世上许多东西对我们隐而不露，然而在我们心灵深处有一种同另一世界相联系的感觉，“我们的思想和感情的根源不在这里，而是在另一些世界”，因为上帝从另一些世界取来种子，播种在我们的世界。此段落强调的是博爱的重要性，并以宗教神秘主义观点提出人类世界与其他世界的关联问题。

第三点谈到：是否可以成为自己同类的审判官以及无止境的爱的问题。长老要人们记住不能成为任何人的审判官。因为只有认识到对犯人的罪过自己也有过错的人，才能成为审判官，这样他应为他而感到痛苦，不加谴责地释放他。如果法律使你当了审判官，你也要尽可能地按这个精神去做，犯人就会比你的法庭更严厉地审判自己。爱应当是无止境的，即使同充满愤恨的人谈话，也不要放弃希望；即使世上的人都走上邪路，只剩下你一人保持信仰，也仍然要赞美上帝。如果人们的凶恶行为激起你的愤慨，使你渴望复仇，这时你要为这感情而感到恐惧，因为你本应照亮他的道路而没有做到。遵守教规的人即使去世，他的光明仍会留给后人。不要惧怕权贵，要永远保持高度智慧。要不断地亲吻大地，不知餍足地去爱，用你欢乐的眼泪湿润大地。这一段落表达的是无边无际的爱定能征服人心的乌托邦幻想，是长老教诲中乌托邦色彩最浓厚的章节之一。陀氏长期地思考了人是否可以成为他人的审判官问题。在《罪与罚》中，具有正教观念的索尼娅就说过，要她当他人的审判官，这是不可能的问题。

第四点对地狱做了独特的解释。长老说，地狱就是由于不能再爱而产生的苦难：人作为一种精神的存在出现在无限的时空中，可以对自己说：“我存在，故我爱。”为了积极的、生动的爱的瞬间，只给予人一次生命，然而有的人却抛弃了这珍贵的天赋，没有去爱，就离开人世，未能在爱中建立功勋，“生命已不存在，时间不再有”。至于地狱之火（物质的火），长老说，他不研究这秘密，但是，据说在这火海的苦难中，能使人哪怕在瞬间忘记可怕的精神折磨。这些人即使被宽恕，也会因在人间未实行爱而备感痛苦。自杀者最为悲哀和不幸。长老说，他一生都为他们祷告。这个段落以对地狱的独特理解而引人注目，同时也阐述了长老的爱的哲学，它也是陀氏的爱的哲学。长老这天晚上谈话后，出人意料地忽然死去，死前快乐地亲吻了大地。

正如我们在前面引用的陀氏书信所说，第六册《俄罗斯修士》是对第五册《赞成与反对》中宗教大法官和伊凡的渎神行为的反驳。在1879年8月24日给波别多诺斯采夫的信中，陀氏又说道：“您关于已读到的《卡拉马佐夫们》的见解使我感到很荣幸（关于写成的东西的力量和魄力），但是您立即提出了最必要的问题：在我的作品中暂时没有对所有这些无神论论点的回答，而它是必须的。这也正是现在我的忧虑和我的全部不安的所在。因为按我的设想，正是这第六册《俄罗斯修士》将成为对所有这否定面的回答，这一册将于8月31日问世。而因此我在这种意义上为它而战战兢兢：它能否成为充足的回答。况且这回答又不是直接的，不是逐项针对从前（在‘宗教大法官’和之前）所表达过的论点，而只是间接的。在这里表现出某种与前面所表达的世界观正相反的事物，——然而仍然不是逐项表现，而是，这么说吧，在艺术图画中表现的。这正是使我不安的地方，即我是否能被理解，是否能达到哪怕是点滴的目的。而这里还要加上艺术性的需求：要求写出谦虚而庄重的人物，然而生活充满滑稽可笑的东西，而只是在其内在意义上才是庄重的，以致不由地为了艺术性的要求而被迫在我的修士的传记中也触及到最庸俗的一些方面，以便不损害艺术的现实主义。随后就是修士的若干教诲，对于这些教诲，人们直截了当地叫喊说，它们是荒谬的，因为太热情洋溢。当然，它们在通常意义上是荒谬的，然而在另一种的、内在的意义上似乎是公正的。”^[49]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到，陀氏在塑造俄罗斯修士佐西马形象时是很注重“艺术的现实主义”的。正如陀氏自己所说，他从古代俄罗斯的修士和圣者那里撷取形象，从季洪·扎顿斯基、帕尔费尼的宗教书籍那里汲取叙述方式等等，这就为他的形象塑造的现实主义奠定了基础。长老佐西马的生活与思想，在某些方面也反映着作者陀氏本人的经历、观念和宗教伦理探索，同时在表述长老的思想观念时还吸取了欧洲和俄罗斯哲人和神学家的一些观点。例如，据《陀氏全集》的注释，长老关于“我们的思想和感情的根源不在这里，而是在另一些世界”的观点来自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而关于地狱的叙述是来源于中世纪叙利亚神学家以撒的著作的。^[50]因此，佐西马形象是汲取若干著名的俄罗斯修士和圣者思想特证的、带有宗教哲理和伦理探索倾向的艺术创造。长老佐西马在临终前背诵《约翰福音》中的一段话：“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他还盛赞《约伯记》中的约伯在称颂上帝的同时，也就是为上帝的一代代创造物服务，等等。这样，长老佐西马主张“人们的整体性”，以兄弟友爱、“积极的爱”来改变物欲横流的世界，来消除老爷们和仆人们的隔阂。在陀氏的审美探索中，这些思想可以说是对“美可以拯救世界”的命题的一种答案。

小说第二部以《俄罗斯修士》结束，整部小说也刚好到了一半的篇幅。在小说第一、二部中，作者史诗般地展开了费奥多尔·卡拉马佐夫这个“偶合家庭”父与子之间的生活、激情和伦理的冲突，将“弑父”的主题逐步推到白热化的地步。同时，小说在描述卡拉马佐夫三兄弟时，分别使他们与时代和历史的种种思潮紧密相联，构成小说的思想、伦理厚度。在第三册《好色之徒》中，德米特里“热烈的心的忏悔”惊叹于某些高尚的人“从圣母马利亚的理想开始，而以所多玛的理想告终”的现代生活悲剧，提出了“在这里，魔鬼和上帝在斗争，而战场就是人的心灵”的著名观点。在第五册《赞成与反对》中，伊凡头脑中编写成就的“宗教大法官”的传说，以物质主义和专制统治的名义，反驳基督在“人活着不是单靠面包”中所提出的、对人的精神生活的尊重，等等。这些确实涉及历史和现代生活的重大课题。在第六册《俄罗斯修士》中，阿廖沙编写的“长老佐西马行传”等篇章，盛赞《圣经》的崇高力量，提出了“人们的整体性”和“积极的爱”等等的正教观念。这样，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结构特征就在于：让不同的思想观念充分展开，使其相互对照，进入对话性关系之中。这也就是巴赫金所提出的陀氏小说的“复调小说”的基本特征。同时，我们看到，陀氏在他的“复调小说”的每一种音调、旋律的构成中，都一再地强调着不能违背“艺术的现实主义”，这也正是陀氏小说的艺术生命力所在。陀氏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找到的分册写作的结构方式，刚好适合于他在创作构思中常出现多种方案、包容多部小说的特点。在相对独立的分册中，或者对修道院生活进行审美观照，或者展开对“宗教大法官”赞成与反对的大讨论。

【注释】

[1]《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6卷，第126页。

[2]原文为拉丁文。

[3]《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17卷，第14页。

[4]《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30卷，第1册，第12页。

[5]同上书，第27卷，第57页。

[6]同上书，第30卷，第1册，第23页。

[7]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回忆录》，第329页。

[8]《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30卷，第1册，第30页。

[9]《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与创作年谱》，第3卷，第280、291页。

[10]《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第30卷，第1册，第50页。

[11]同上书，第214页。

[12]《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与创作年谱》，第3卷，第357页。

[13]《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30卷，第1册，第57页。

[14]同上书，第109页。

[15]同上书，第121页。

[16]同上书，第132页。

[17]《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30卷，第1册，第330页。

[18]《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与创作年谱》，第3卷，第384页。

[19]《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30卷，第1册，第148页。

[20]即米乌索夫。

[21]指米乌索夫。

[22]《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15卷，第533页。

[23]弗兰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第5卷，第583页。

[24]《同时代人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第1卷，第78—79页。

[25]《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18卷，第94页。

[26]同上书，第101—102页。

[27]同上书，第15卷，第543页。

[28]《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15卷，第205页。

[29]《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15卷，第549、550页。

[30]同上书，第22卷，第115页。

[31]弗兰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第5卷，第602页。

[32]据《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15卷，第554页的注释，此事引自《呼声报》1879年第79、80、82期的报道。

[33]据《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同上卷页的注释，此事件曾刊载于《俄罗斯导报》1877年第9期。

[34]《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30卷，第1册，第63—64页。

[35]指陀思妥耶夫斯基。

[36]弗兰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第5卷，第607页。

[37]《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15卷，第557页。

[38]《果戈理七卷集》（第6卷），莫斯科，文学出版社，1967年，第39页。

[39]见《马太福音》第16章。

[40]指耶稣基督。

[41]勒南：《耶稣的一生》，梁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96页。

[42]《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30卷，第1册，第68页。

[43]《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30卷，第1册，第66页。

[44]《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30卷，第1册，第102页。

[45]《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30卷，第1册，第102页。

[46]《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30卷，第1册，第102页。

[47]同上书，第29卷，第2册，第352页。

[48]《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29卷，第2册，第43页。

[49]《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30卷，第1册，第121—122页。

[50]《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本），第15卷，第569—570页。